“汉奸”的诞生
－－作者：小戎在望
（“汉奸”鼻祖郭嵩焘）
1875年对中国百姓来说只不过是年复一年中乏善可呈的一岁，中国人并不在意象某种无性繁殖的作物一样，无休无止地复制上一代的生活方式。虽然中国人以香火延续作为头等大事，然而无性繁殖的结局是种群基因退化，无法适应文明竞争而被淘汰。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观点在19世纪最后30年盛行于欧美。那些热爱中国的人们想要引入新的基因，挽救这古老民族被历史无情淘汰的命运。
京师同文馆的西学教习丁韪良研习中国古籍时发现，开封住着一群犹太人！于是他兴冲冲赶往河南想探个究竟。捻乱过去才不久，一路人烟稀少，他奇怪的长相时不时引起人们的注意，问他是哪里人？花旗国在哪个省？是旗人还汉人？
他在肮脏的鸡毛小店里与人交谈，年关临近前，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中国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吗？”他问他们：“你觉得谁更有可能当上新皇帝？”人们用冷漠、略带轻蔑的眼神答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不想想吃饭的事？”
换谁当皇帝？和一顿饱饭哪个更重要？美国人难以理解中国人的生存逻辑，中国人则更难理解对方。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太平洋？白昼和黑夜？还是地球？
（丁韪良）
当丁韪良在寻找亚伯拉罕在中国的子孙时，有一个中国人也在北京寻找他。这人名叫郭松焘，是长沙一位著名的学者，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的先生。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疑惑却越来越多，特来向“丁冠西”求教。
他是曾国藩的亲家、学弟和挚友，湘军的缔造者之一。官做到过广东巡抚，因为被人弹劾只好回老家教书。曾国藩认为他只是个“著述之材”，并不适合做官，因为他太敏感，学不会城府。有时曾国藩很羡慕这位亲家，他俩原本是同一类人，但残酷的战争中曾国藩学会了城府和老辣，为此他时常隐隐作痛：城府于人是沉重的枷锁和负担而非财富，可世人却喜欢把它们颠倒过来。
郭松焘很喜欢美国人，他第一次见到美国人的时候便被这个国度征服，好像花旗国是他前生或者来世的故乡一样。美国人的出现好像唤醒了他穿越时空和轮回的记忆：十七年前，江南的梅雨已经连绵半月未歇，上海一带所有的码头都关闭了，郭松焘需要步行二百多里，穿越泥泞的野地到嘉兴去搭船。他又冷又饿又孤寂，狼狈不堪之际路遇两位“弥利坚国小夷目”，两位美国人热心地问他可有帮忙效命之处。“一面之缘而礼仪情义至此，内地人不能及。”
道德和情感是人类最珍贵的财富，是衡量文明最重要的尺度。郭松焘似乎从两位美国人眼中感受到了一种更高等级文明的存在，他将其理解为传说中“三代”的礼仪淳厚。
（光绪皇帝和醇亲王）
十七年后，这位被踢出官场的男人重返帝都。三岁的载湉被太后立为新君，新君登基要“向天下求官”。这场“求官”戏以其说是走过场，倒不如说是载湉之父醇亲王如今仗子得势，需要趁机发动一场官场洗牌。本次“求官”的主题是“洋务”，十几年通商开放之后，办洋务已经从烫手的山芋变成了肥差和美差，是足以同盐务、粮务相提并论的大好揩油机会。“洋务”一词，原本指的是涉及外洋的一切事务，非常笼统没有明确定义。从这时起，总理衙门给了这个词一个明确内涵，定下了它的调子：练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财、持久。
在总理大臣文祥的推荐下，郭松焘被皇帝“求”到总理衙门办理洋务，因为他是整个帝国士大夫中最热衷于这一事业的人。不过文祥这个后台并不硬，文祥自己也是醇亲王要洗牌的对象，郭松焘此时出山，下场可想而知。
他一到北京便上了道条呈议论海防，对“洋务”指手划脚，称那些事都应该交给商民自己去办，不应该由政府来办。商民自办因为攸关自己的利益，盈亏都是自已，就会想方设法把它办好；而政府来办，无非是负责的官员们借机捞一笔罢了。西洋列国俱是民办实业，政府保护通商；于是民自然支持政府，愿意为此纳税；如今政府要把这些好处都抢到自己手里来，不仅办不好，还与民争利大失民心。
（文祥也许是第一位对西洋立宪政体有所了解的中国高官，他极度清廉、节俭，身为一品大员却常年举家租住在一个肮脏狭窄的贫民院落。）
他的条呈很快在京城引发轩然大波，“都中有士大夫万人，莫不以诟毁洋人为能。”这是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正确”，而且诟毁得最厉害的人，同时也是对洋务最无知的人。郭松焘的条呈里通篇都“这事洋人是如何如何办的，那事洋人又是如何如何办的？”好象洋人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汉奸之名遂不请自来。而他遭到攻讦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是张口闭口洋人如何如何，而是上万人云集帝都求官，无非想分一杯办洋务的羹。而郭松焘不识好歹，居然称要让商民自办，能不犯了众怒？
未久，云南发生了马嘉礼事件，此事明显系某一级的中国政府授意，决非普通凶杀案。英国公使威妥玛勃然大怒，陈兵中缅边界要求清政府查办。朝野一片哗然，有人为洋人被杀暗自称快，有人痛骂威妥玛“要挟”。负责谈判的李鸿章焦头烂额，查案惩凶则要背“汉奸”骂名，不查则英国人不肯罢休。此时不识好歹的郭松焘又上一奏折，弹劾云南巡抚岺毓英，要求把岑毓英“交(刑)部查办”。弹劾一出，京师哗然，指责郭松焘里通英国之声骤起。
李鸿章与威妥玛几经谈判，几近陷于破裂开战，最终还是搭成和议，无外乎赔款、新增通商口岸。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遣使赴英国谢罪并常驻英国。
那么，谁来担任这一丢人现眼的苦差呢？在当时的官场文化中，出使外邦无异于充军发配。去可耻地“事夷”。于是人们想到了郭松焘这个讨厌的汉奸。“滇案移罪区区一身”。郭松焘很快被任命为“出使英吉利驻节大臣”，为了表示对英国的鄙夷，这个职位仅是四品。
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朝野对他一片谩骂和冷嘲热讽，尤以一副对子最为著名：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
同乡故旧们大多舍他而去，不来交往。不过，在北京一年多，他和“丁冠西”已结交至好，丁韪良口中所描述的西洋景象，既令他神往，更教他远远无法满足于道听途说，他正要亲赴英国，“考求一切”。
1876年秋天，郭松焘一行在冷冷清清中离开阴寒的北京城。他的后台文祥已在半年前死了，总理衙门仅派了一个“员弁”，在京津交界一带追上他们，说是“送行”。这对朝廷命官来说是莫大的羞辱，他“辞谢不受”，让那“员弁”回去，自顾向前。好在唐景星正在唐山筹办开平矿务局，闻讯早早前来迎接，并一路送到天津，多少舒解了一点凄凉的气氛。
这一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五十七岁的郭松焘在天津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航船。作为一位满腹经纶的士大夫，他已经到了广受尊重的年纪；但作为一位宪政派，这只是学步的婴儿，刚刚迈出人生第一脚。
转自《拾我折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