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0年3月3日 星期二 第十八篇 武汉人民作出巨大牺牲令人费解
阴天，阴冷。
自1月23日封城到今天，我们处于封闭隔绝状态已有一个多月。人们似乎已经习惯并认同了这样的生活。甚至有同事说，居民们每天吃饭睡觉看电视，也不需要工作还有什么好抱怨的。还有人认为，一些居民把自己当成了皇帝，成天要求这要求那，恨不能每天山珍野味供着。人与人总是如此不同，如果此刻有礼贤下士的政府官员坐在我们中间，看着我们一张张朴实简单的面孔和表情，他或许真的会以为一千多万江城市民正过着神仙般的悠闲日子。当然，现实中这么傻的官员并不多见，他们比我们精明。
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说，钟南山无非就是一个体制里的人，被神话了。其实，神化，一直是我们的传统。只要喜欢，我们可以将任何一个同类捧上神的位子，反过来也可以将他打入地狱。
常常有人说，你觉得某某做得不行，那你去试试。我觉得这话并没有错。体制是一种异常可怕的东西，是一架搅拌人的精神而不仅仅是肉体的无比庞大的机器，在这架机器中，任何一个人都只能依循它的规则去思想去翻滚。这与你是天才还是蠢材没多大关系。体制是权力的体现，只要在体制中你就只能是权力的傀儡，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可以真正做到掌控权力，希特勒不行，秦始皇也不行。从来都是权力掌控我们每一个人，掌握权力只是幻觉。
语言表达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非文明的程度。所谓武汉人民做出巨大牺牲的说法是很不吉利的也是令人费解的。牺牲从来都是自愿主动的行为，而不是被动的被命令的。主动的牺牲是高尚的，被牺牲则是悲惨的。从来都是一个地方出现灾难，人们千方百计去援助那里的人而不是想办法牺牲掉那里的人，这是人道主义最基本的含义。
钟南山先生的团队预测封闭需要维持到四月底，我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张文宏先生认为，不尽快复工，人口死亡率将高于新冠肺炎死亡率。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判断，虽然他依然是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说这番话的。封闭本身就是风险极大的举措，而封闭小区则是险中有险。对这一危险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没有充分的认识，必然举止失措无据，莽撞无理。集中所有的力量救治病毒患者而将其他病人的救治置之脑后，为防止疫情扩散而封闭城市和小区而将市民基本生活需求置之脑后，那么由此带来更加严重的次生灾害几乎难以避免。亡羊补牢只是在羊已经丢失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是在付出惨痛代价后的尽力挽救，而不是业绩更不是丰功伟业。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看法，更多的人其实还是认为应该先解决眼下的问题，以后的事以后再去想法子。
有很多外地滞留人员要求领取救济金，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的前提下，尽快地将他们送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不知道那些当地政府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为什么没有设置便捷的通道让他们安全地返回。
工资终于到账。
今天又接受到一些防疫物资，有口罩隔离服装等等，有点马后炮的感觉，亡羊补牢的感觉。
小区物业好像终于醒了，首次向业主免费发放蔬菜，但品质数量和种类都比社区所发放的要好很多。
有位业主要求社区帮助买猫粮，说他家的猫快要饿死了。一些同事觉得这业主很可笑。我觉得救猫也是救人，答应帮他打听购买。晚上业主打来电话，说猫粮已经从网上购得，表示非常感谢我对他们的理解。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确诊一线记者：除了狗，我全家都被感染了
1月29日，一条发布了文章《媒体不死！武汉一线记者口述实录》，获得了广泛关注，特别是武汉人敖慕麟，他作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在疫情爆发之际，第一时间在当地进行采访。
没想到，其实在文章发布前两天，敖慕麟一家三口就相继出现新冠肺炎的病症，患病早期，他们和大多数在武汉本地的患者一样，经历了看病难、确诊难、入院难的困境。而敖慕麟本人，也成为首位，从感染病毒到逐渐康复的一线新闻工作者。目前，慕麟和妈妈正在家中隔离，而爸爸仍然留在ICU病房。几天前，我们和敖慕麟取得联系，那天刚好是他父亲的生日，他说：“现在最希望是爸爸能够康复回家，之后给他补办一顿生日宴。”
自述敖慕麟编辑莫竣威
1月23日封城后，武汉天气冻得厉害。白天气温跌至接近零度，而且还不时下雨，这种湿冷下，体感的温度可能比零度还要低。
也就是这一天，我开始作为香港凤凰卫视的特约记者，为他们做了一段时间的前线采访报道，主要关注封城后，整个市面的各种情况。
我是武汉人，这里是我的家乡。其实我在2016年已经离开凤凰卫视了，这次武汉封城以后，是前同事联系我，希望我可以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协助他们做一些武汉市面的现场报道。
我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差不多10年，之前在台里做过港闻记者，后来担任新闻主编一职，主要负责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新闻节目策划和统筹。当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发生时，我们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协调前线记者和台里各部门，全方位地把新闻现场，第一时间呈现给观众。比如2011年本·拉登之死、2014年馬航MH370失踪事件、2015年的巴黎连环恐襲等等，我都参与过新闻节目的策划工作。
所以对于采访报道，我一点也不陌生。武汉封城后的前两天，都是我自己拿着自拍杆、手机，一个人在街上完成。之后几经周折，我联络到一位摄影师刘亦农，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报道小分队：我负责采访出镜，阿农负责摄影，我爸帮我开车。
我们主要关注武汉封城之初，市面交通和生活的状况。那天下着小雨，市面上人很少，当时连接江岸区和武昌区的长江隧道关闭了，我站在宽广的武汉大道，偶尔看到有车辆飞驰而过，路面有点湿滑，地面的反光映着几个大字：“出城通道封闭，敬请谅解”。这就是武汉大年除夕的傍晚。
另一个是去了解物资供应情况，我去了麦德龙超市，也去了几家药房，起初口罩药物还是相对充足的，我采访了药店的老板，他卖的一次性外科口罩50个/盒，50块，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这个价格肯定跟平时一样，我们关键的时候肯定不会“发国难财”。
武汉市已经出台了规定，所有市民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对于不听劝阻的人，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但我在药房看到还有极个别的市民是不愿意戴口罩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他排队的时候就没有戴口罩，在他旁边的人就不停地用武汉话劝她把口罩戴上，但是这个大叔就一直站在那儿不动。
总之，武汉这个城市，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
在特约记者这个身份之外，我只是个普通的武汉市民。我并不是专门过来武汉做采访的，仅有的外出防护装备就只有口罩，你说完全不担心自己会感染上新冠肺炎，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选定采访地点的时候，已经非常谨慎：不去医院，尽量选择人流不太密集、比较通风的地方，工作回家后第一时间进行全身消毒。
没想到这样，还是受到了感染。
“如何感染、在哪里感染，
我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1月26号天气依然不好，自己的身体特别冷，也感觉有点累。这几天，手机、电脑、电视等一切媒介，关于疫情的信息密集轰炸。我想每个在武汉的人，心里都会默默问自己，我得了吗？我有可能得吗？
母亲告诉我，她感觉自己有一点发热。用体温计测过体温发现超过了37度。我马上警觉了起来，当时我让他先服用了一些退烧药，回房间进行休息。
1月27日很多人响应微信群的号召，在家自发打开窗户，高唱国歌、高叫口号，一声声凄厉的叫喊“武汉加油”、“武汉加油”回荡在夜幕之下，悲壮又动容。后来这种行为是被劝止了，因为大家都对着室外大声呼喊，会增加受感染的风险。
当天凌晨，终于连我也开始出现发烧的症状。
我们有担心，但没有恐慌。初期，我和母亲的症状都比较轻，只有轻度的发烧。甚至有一天晚上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但测了一下体温依然是37度以上。鉴于我们知道武汉市的前线医疗非常紧张，任何一间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处于爆满状态，所以我们不敢贸贸然去医院，打算先自我在家隔离，一日三餐就由父亲负责。
对于如何感染、在哪里感染，我完全没有任何头绪。我试图回想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但始终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它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不完全清楚它的传播途径。
武汉封城后，与摄影师在武汉街头采访
冒着风险出去采访，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需要把信息传递出去，这是责任，然后就这么去做了。也不存在我有多么勇敢或者是怕不怕受感染。现在想起来，即便我不出去，待在家里，是不是也有可能因为购买日常物资，感染这个病毒呢？我觉得都有可能。
直到28号左右，我父亲也开始发热，并伴有肌肉酸痛和全身乏力这些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我开始变得非常担心。我无法判断，接下来的病情会如何发展？我们一家人会怎么样？
“没有床位、120救护车要等4小时，
我真的等不起”
父亲的情况比较严重，我需要想办法作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诊，但当时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有很大部分人因为对疫情不了解，心里恐慌，一旦出现任何病症，都跑去定点医院希望做个检查，多家大型医院的发热门诊，排队等待的人已经从室内排到室外。
而我记得在之前采访中曾经报道过一则这样的消息：为了缓解前线的医疗压力，武汉发动社区卫生院对发热市民进行筛查，如发现有新冠肺炎疑似或严重病例，才会转诊到上一级的定点医院进行收治。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先去街道的卫生院做检查。29号早上我们一家人开车过去，大概10分钟就到了。这里地方不大，就两层楼，但比起定点医院，这里排队的人不算多，我目测大概十几个左右吧，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已经穿上了防护服。
因为这是武汉肺炎爆发以来，我第一次进入医疗结构，可能出于职业的本能驱使，我还询问了一下护士们的工作状态和物资情况。她们当时回答说情况还好。
街道卫生院的医疗设备有限，我们只拍了X光，做了血常规的检测。因为人不多，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了结果，显示三人血常规的指标存在异常，我和我母亲的问题稍微轻一点，而我父亲当场就已经是被医生要求说，必须要作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按照标准的流程，我父亲这时候应该由街道卫生院安排，统一组织转送到定点医院接受诊治。但是医生直接告诉我：“医院转运的交通工具是120，因为运力不足，如果你们要等，起码4小时。”
我觉得我等不起，即便到了医院，也需要排队做检查，在不了解定点医院的情况下，我不想冒着交叉感染的风险去医院排队。所以我在卫生院开了一点奥司他韦，也就是达菲，一种流感的特效药，之后去药店买点阿莫西林、一些中成药，解毒胶囊之类的。然后先自行回家休息。
当天晚上，我父亲的情况不是很理想，身体变得虚弱。在我不断打听之下，终于了解到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可以做CT，人也不多。我家住在汉口，医院在武昌，当天晚上我们就开车，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去做检查。
晚上医院的人不算多，很快就轮到我们。我记得当时为我检查的医生，他的防护服上写了他的姓名和三个字：萌萌哒。也许是医护人员之间，在互相鼓舞士气的一种方式吧。
CT的结果显示我们一家三口肺部都有感染，父母是双肺感染，我是单肺感染。医生说父亲的情况必须马上入院治疗。但是他们这里没有床位，没办法收治。我们只能按照医生开的处方去买药、去吃药，按照医嘱三天后复诊。
从1月30日到2月1日这三天，一家人都待在家中自我隔离。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在家都戴着口罩。饭菜都是自己做自己的，然后各自端到房间里面自己吃，尽量避免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
这三天我也尝试去联系一些医院和朋友，看是能否为父亲争取到入院的床位。但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只做了CT，还没有确诊。因为按照当时的流程，只有核酸检测呈阳性，才能确诊为新型肺炎，才有资格住院。但各种消息都在告诉我们，做检测的资格很紧俏。
三天后也就是2月1日，我们再到医院复诊，照了CT也查了血。显示我和父亲的感染面积仍在扩大。医生还是要求我父亲马上住院，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床位，最后我们也就只能够接受输液治疗。
“从有希望到失望
我筋疲力尽，但没有绝望”
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到了这样一个无助的地步。
眼看父亲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尝试找原来的同事和朋友，跟他们讲了我自己的经历和情况。看能不能找到相关资源可以让父亲住进医院。
“医生建议我父亲因指标较危急，需住院。恳请领导联络有关医疗资源，安排我父亲入院，万分感谢。”
从2月1日当晚8点开始一直到半夜，我的求助信息一直被不同的人在朋友圈转发：有朋友、有老同学，还有网络上的大v账号，很多媒体同行把我的求助信息转发到微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港台媒体机构如《明报》、《HK01》、《中时电子报》在第二天的报刊中也转载了我的经历。
之后我的手机一直在响，打到都快没电了；微信上不停地有好友给我发来消息和慰问，也有很多人添加我好友，因为消息太多，连里面的新消息提示都不显示数字了，直接是三个点，根本回不过来。
朋友们很热心，给我发来了很多他们所知道的消息。不少人告诉我蔡甸区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刚刚完成新改造，有600-700张床位，专门收治肺炎病人，那边也可以做到核酸检测，还附上了联络电话。
我拨打了医院那边的座机，但根本没人接听。但眼下的情况，已经不容许我再等了。我决定第二天还是先去医院那边试一试。
2月2日，早上10点我们就到了那边。发热门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走道上密密麻麻全部是人，很多患者只能在室外进行输液，也有人在露天的环境下等待入院。那天武汉的气温大概8度左右，风很大。我亲眼看见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士，她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着几层很厚的被子，就在室外等着，可能在等待安排床位，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
要做核酸检测，就必须先挂号，但医院没有人工挂号窗口，只能通过自助挂号机去完成。我让爸妈先留在车里面等我，我一个人去排队。
发热门诊的自助挂号机就在室外门口处，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在我面前排队。但是，整条队就一直僵持着，根本没有动过。我也不敢走开，因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挂上号，哪怕做到核酸检测，已经算是一个进步了。
武汉某医院的候诊大厅（图片来源：向凯）
然而，我从早上10点多一直排到下午3点，超过四个小时，这个机器就没有一个号放出来。我身边全部是发热病人，他们都在那儿等着放号。排在我前面的人逐渐离开，直到我站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对夫妻后，他们两个人就这样轮流地，在机器面前不停地去点击屏幕，不断地刷新页面，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拿到号去看病。但四个小时，没有任何收获。
后来我了解到，因为病人太多，医院根本没办法消化，所以当日后续再也没有继续放号了。
虽然我没有绝望，就这样在户外白白折腾了一天，我没有拿到号，也没有得到确诊，更谈不上什么治疗。真的让我很沮丧，很彷徨。加上我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当时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筋疲力尽。
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想赶紧回家休息，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再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无奈之下，我只有再一次向朋友们寻求帮助。
当晚又再有新一轮的信息不断涌过来。但我实在太累了，已经接不动电话，后来我的大学同学帮我做对接。当中有很多朋友在外地发来消息，不过他们并不了解武汉的情况，就像今天的遭遇一样，那些医院是接诊的，但需要碰运气，需要等。很显然，我父亲当时的情况，已经不适合这样了。
庆幸的是，这天终于联系到比较明确的核酸检测和入院信息，2月3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医院做了检测。当时我父亲的检测结果是阳性，直接被收入院，而我和母亲是轻症，只需回家自我隔离，按时服药治疗。
我和母亲自行康复，
父亲却仍然在ICU接受治疗
就这样，这段时间我和母亲一直留在家里按时服药，正常生活。目前体温已经恢复正常并维持两个礼拜了。其他症状也慢慢消失。
2月15日，我们和她的最新核酸检测结果依然为阴性，证明呼吸道现在未监测到有病毒。不过湖北在12日改变了新冠肺炎的确诊标准，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所以根据CT复查结果，我是被确诊患上新型肺炎了。
最近，区里的相关部门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我家人的身体情况。每次打来都问同样的问题，我问做这些统计后续是否会有配套的支援安排？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三番五次同一个部门问同一个问题？
对方回答说：“会上报等上面安排，是上面领导让打的。”封城已经接近一个月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力资源花费在这样的统计上。
敖慕麟家窗外的风景，楼下是一排排停使的公交车
这段时间小区已经开始封闭管理了，外人不让进，居民要凭证出入，并且限制出行次数。购买物资很不方便。前几天通过微信，向菜贩订了一些蔬菜，无鱼无肉，148元，包括4元一斤的大白菜、15元一斤的葱蒜、10元一斤的小葱和青椒和1.5元一个的鸡蛋。价格都比平时至少翻了一番。街边小店一壶没有任何包装和生产信息的5斤装酒精售价138元。
非常时期，涨价可以理解，但若果这成为常态，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到的。
我家状态最好的是叫“中秋”的泰迪，她一如即往地爱恋她的球。只是不知道每天可怜巴巴蹲门口，似乎期待着我带他去楼下溜溜。
这段时间，我非常感谢老东家凤凰的领导和同事们提供的各种帮助和支援，以及母校人大的师长、校友和同学们的关心。就连在香港同居过三年没怎么正常讲过话的女室友，现在每天都给我发一大段信息，介绍香港抢厕纸的战况，给我鼓励为我祝福，真的很感动。我想那三年我们讲过的说话加起来，都没有这两周说得多。
今天是（2月18日），是我父亲59岁的生日。我祝他生日快乐，虽然他现在在病房里听不到，但我希望他能够度过这一个难关，回家后，我们一起吃饭，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依然天阴，有点冷嗖嗖的。我在郊区的邻居一早发给我照片。留言说，你家的海棠开花了，你的微信被封了。微信内容被封，我已习惯。但海棠开花却实在让人高兴。去年夏秋，一直大旱。树叶全枯并且掉光，我很担心这棵树会死掉。但是它的生命力竟是如此顽强，在早春时节，开出这样一树灿烂花朵。隔着屏，都能感觉到它怒放的兴奋。
今天的信息仍然有好有坏。在疫情问题上，医生朋友已经相当乐观了：武汉疫情明朗起来。在前天向好突破的基础上，昨天进一步好转。新增确诊和新增疑似加起来不足两百人。疑似病例也减少很多。这两天可能会进入到低位运行期即所有病例加起来都在一百以下。如此这般的话，疫情蔓延控制指日可待！现在，在巩固成绩的前提下，竭尽全力提高治疗效果，降低死亡率，尽可能缩短治愈住院时间。
是的，降低死亡率太重要了。可惜，死亡的信息，仍然传来。今天让人们心头震动的是：中心医院梅仲明医生今日去世，他是李文亮科室的副主任。五十七岁，一位技术高超的眼科大夫。他的专家门诊曾经相当火爆。消息传出，他治疗过的病人们，纷纷在网上致以怀念。我以前在电视台的同事说：他是我的邻居。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居民今天都在为梅医生祈祷。愿他安息。
在武汉，恐怕没有哪一家医院像中心医院这样惨烈。以地理位置而言，中心医院就在华南海鲜市场近旁，它应该是最早接受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第一拨病毒最强的病人恐怕多是先来这里治疗。在人们对此病一无所知时，中心医院的医生，几乎就是第一道人体防毒墙。直到他们感染并且成批倒下，人们（包括领导）才从满不在乎中恍然：这全新的病毒原来如此厉害。只是，迟了。
我小哥是这家医院的老病号，他说中心医院水平挺高，与以前的武汉二医院是一家。我嫂子的手术也是在这里动的。他这一说，我才知道，我年轻时经常去看病的南京路市二医院，原来改名为中心医院了。二医院的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有着140年历史。我的小说《水在时间之下》曾经还写过这家医院在战争中被日军轰炸的场景。老的市二医院仍在原处，它是中心医院的另一个院区。听说中心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多达二百多人，其中不少重症。全部是第一批被感染者。前些时，曾有一篇报道说，在李文亮被训诫后，“一月二日起，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时候口头提及。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们也只能讳莫如深。”
另一家媒体“楚天新传媒”亦有一篇关于中心医院的报道，其中转引了一张文字图片，上写着：“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是被感染的职工最多的医院之一。目前超过200名职工感染，三个副院长被感染，一个护理部主任感染，多个科室主任正在用ecmo维持；多个主任医师上呼吸机，多个一线医护经历了生死一线间。急诊科损失惨重，肿瘤科倒下近20个医护······不胜枚举。一次又一次惊恐，一次又一次撕心裂肺，我们心里清楚他们每一个中招的人可能就是下一个自己。”这个更加具体。我没有能力去中心医院确认，无论这一段是否确切，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伤亡惨重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承受了疫情之初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那么，我很自然会想到：明知有感染，仍然被感染。是所有医生都不具有防护设施，又或是迫不得已作“飞蛾扑火”之举？一家医院，造成如此之大的伤亡，会有人心怀内疚承担其责吗？比方，轻的引咎辞职？重的上级惩处？该不会以“这是新病毒，大家都缺乏认识”为理由而推它个一干二净吧？中国人不屑于忏悔，但在多条人命面前，有的人，需要我们站出来喊他忏悔：你们，就是你们，站出来忏悔吧！今天在网上还看到有人在呼吁，说应该让这家医院歇业一阵子，那么多自己的同事去世和病重，其他在岗医护人员所受心理创伤，恐怕会太沉重。
二十天的延误，二十天的隐瞒，带来的灾难当然不只是死亡一件事。封城已达四十余天，最危险的日子已然过去，但最困难的日子却不知在哪里候着。
今天的武汉人，依然显得很沉闷。另一位医生朋友说，在哀伤和抑郁的前提下，对未来没有确定感，容易导致人的内心极大地缺乏安全感。此外还有民生问题，普通百姓的经济来源无着，也没有确定感，即哪天可以出门，更没有方向感，即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在自己抓摸不着，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会导致最基本的安全感丧失。这时他要寻找点什么让自己踏实，他要抓住一点东西，比方说，想要有一个说法。在疫情紧急时，没有人顾及追责，也没时间调查，人们都以体谅之心，放下了所有纠结。而现在局势转缓，存放在心的问题，便会露头，就会想要解答。此外，看到有些事情，瞬间就有进展。比方出狱女人奔到北京的事，比方李跃华无证行医的事。同样在疫情之中，处理起来无比快速。可他们想要的回答呢？比方，李文亮的事，已经调查了这么久，说法呢？
是呀，李文亮的事，是一个结。其实，中心医院的伤亡，何尝不也是一个结。这一个一个的结，如不解开，武汉人的心结也是难以解开的。时间越久，这个结会越系越紧，越变越复杂，心头的创面和深度，也会越发扩大与加深。心理咨询专家说，随着危险的解除，真正的创伤，会浮出水面。变成简单的话，就是：你要给李文亮一个说法，给中心医院一个说法，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
写到这里，医生朋友突然发来一条信息：全世界第一支新冠状病毒疫苗，今天注射到发明人、陈薇院士左臂。专家组7名成员也一同注射了新冠状病毒疫苗。了不起的科学家，向他们致敬！（补充：此信息尚待确认）
出处：方方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