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未完成的告别
2月15日，武汉迎来了庚子鼠年的第一场雪。
这天上午，李悦（化名）的父亲因患新冠肺炎，在经历两个多小时的抢救无效后去世。
而就在一天前，作为早前新冠肺炎的康复者，李悦冒着严寒、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体，踩了一路共享单车重返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成为该院首位自愿捐献血浆的康复者。抱着一丝希望的她，想用自己的血浆去救父亲。
希望还是破灭了。这一个多月来，李悦就像做了无数场噩梦：先是癌症晚期的母亲病情恶化；接着疫情爆发后，自己和父亲先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在父亲离去后，母亲的治疗又一度陷入僵局，最终离去……
如今李悦独自守着空荡荡的屋子，无比希望这段记忆也一同被隔离尘封。
三口之家
这原本是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李悦的父亲67岁，退休后父亲喜欢宅在家里，摆弄相机、修图看电影；母亲63岁，热爱美食的她喜欢跳广场舞、打腰鼓，还和伙伴们到各地演出。
李悦的父亲和母亲受访者供图
他们的独女李悦从小就很优秀，北京大学毕业后，2016年她去到英国工作，未来一片光明。
初到英国的日子并不孤单，李悦时常都会和母亲视频聊天，隔着八小时的时差讲述着彼此的生活与见闻。
但2016年底开始，李悦慢慢发现母亲时常拒接视频电话、智能语音。问起来，母亲说自己在温泉休养，信号不佳。
感觉到异样的李悦开始到处询问亲人，但得到的回复都是没事，李悦之后想来，觉得应该是母亲给他们打了招呼，不让自己担心。
但母亲的病情终究还是被发现了。
2017年夏天，李悦假期回国后才知道，母亲已经是直肠癌晚期，而且做过了一轮化疗和手术。李悦瞬间崩溃了，她很难想象，母亲是如何瞒着她独自把病痛扛了下来。
李悦的父亲起初也是和李悦一样的反应，懵了好几天，在母亲的支撑和鼓励下才慢慢接受现实。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夫妻俩的爱好都停了。父亲每日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给母亲送饭、陪护、擦洗身体。由于直肠癌患者比较特殊，身上开了一个造口用于排泄，更换和清理工作也由父亲承包了。
在母亲患病后，李悦原本想要回国陪伴，但母亲不允许她这么做，去国外发展是她对女儿的期望。就连李悦回国后，母亲也不愿意她来医院，她不想女儿看到肿瘤科病人的痛苦。
从这时起，母女俩开始天天视频，起初母亲会说很多话，但随着病情的加重，她能说话的时间越来越短，画面中的母亲也越来越瘦。
“我妈妈是非常好强的一个人，就算疼，她也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有些病人会呻吟，会找护士，她只会用手紧紧地攥着枕头，眉头皱得很紧，一直忍着。问她是不是很疼。她会点头，但不吭声。”李悦说。
2019年12月，在第三轮治疗不见效果的情况下，日渐虚弱的母亲无法进食，开始靠打营养针维持生命。但一段时间后，母亲想要停针，和家人度过最后的日子。此时母亲每天要打45毫克吗啡，服用强效止痛药，但癌痛仍然让她备受折磨。
某天在视频的时候，父母告诉李悦，母亲已经写了不抢救声明：停针后出现任何需要急救的情况，希望医生不要采取任何急救措施。
李悦说，自己是不能接受这个决定的，但等她亲眼看到母亲有多痛苦时，她才明白，母亲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为了自己和父亲而活。
然而还没等到一家人做出最后决定给母亲停针，新冠肺炎爆发。另一场意外冲击了这个家庭，母亲必须坚持下去，她最爱和最爱她的人还在等待着她。
感染
2020年1月9日，母亲突然问李悦能否回国，李悦一听知道母亲可能时日无多，第二天就从伦敦飞回了武汉。
回国后医生告知她，必须24小时陪护。一是生活上的照料，二是母亲的情绪也要安抚。一位护士偷偷告诉她，母亲痛得一个人发脾气，担心会轻生。
李悦义无反顾地24小时待在医院病房，父亲中午坐着公交来送饭，一直到晚上7、8点再坐公交回家。
此时此刻，一家人全然不知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强。李悦说，从回国后，她只在室外戴口罩，在医院里并未做防护，回家后也未进行消毒措施。
直到1月19日，李悦注意到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开始戴起了两层口罩，里面N95、外面外科口罩；平时不戴帽子的医护人员开始戴起了两层帽子，把头发都收了进去。
一位医生把李悦叫了出去，告知她家属在病房时也要把口罩戴上，说外面的情况比想象的严重的多。
从这时开始，李悦真正警惕起来，匆匆抢了一盒口罩。然而最让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之后几天里，李悦一直觉得嗓子痒，想咳嗽。1月25日中午，她开始发烧和轻微咳嗽，她想着等一天看看，也许只是医院环境干燥，睡一觉可能就好了。
但第二天过来情况没有好转，她和父亲一起去了发热门诊，她的CT显示肺部有斑片状的磨玻璃影，父亲也是如此，检查结果符合新型肺炎特征。但因为没有进行核酸检测，他们还无法被确诊。
父亲（左）和李悦（右）的CT结果受访者供图
从1月27日开始，李悦和父亲没法继续留在医院陪护母亲，必须在家隔离，他们请了一位护工阿姨来照顾母亲。但母亲说自己一个人能行，去上厕所也不会麻烦别人，硬撑着自己去。
回家后的父亲一直挂念着母亲，提到母亲就哭，他懊恼自己无法陪在爱人身边，只能通过电话进行联系。
更让他懊恼和自责的，是这个时候让女儿回国，感染上了病毒。
几经周折后，父亲和李悦分别于1月30日和31日被收治到武汉市第八医院，两人在不同楼层的两个病房里。
实际上李悦在住院前就已经退烧，住院后她托人买了丙球蛋白给自己和父亲用上，加上抗病毒和消炎药，她的病情很快就稳定下来。
但父亲则情况不佳。他从1月31日凌晨开始发烧，体温39.5摄氏度，由于患者太多，他没有接受更多治疗，只是靠自带的退烧药强撑着。
医生也告诉李悦，此时第八医院只是临时安置病人的地方，连核酸检测都做不了。一天内父亲所在的楼层已经走了三个病人。
医生还告诉李悦，新冠肺炎需要靠自身免疫力来做斗争，但在医院，早饭、午饭是饺子，晚上是米饭和冬瓜，家里也没人可以给他们送饭，此时李悦甚至对住进医院萌生悔意。
她只能通过外卖来给自己和父亲补充营养，由于隔离，她始终无法见到父亲。直到2月3日，她得知被确诊新冠肺炎的父亲需要被转到金银潭医院。
在送父亲上救护车时，她发现父亲已经很虚弱，但她没能想到，这会成为永别。
等不到的血浆
李悦的父亲被转到金银潭医院后渐渐有了好转，能够自主呼吸，氧饱和度有所提升。但医生告知她，老人的炎症始终无法消除，一直在发烧。期间李悦三餐都会给父亲打电话，鼓励他吃东西。
2月5日，被确诊新冠肺炎的李悦也被转到了金银潭医院，期间第二次CT检查显示，她的肺部已经有了明显好转。在三次核酸检测为阴性之后，她于2月9日出院。
之后她回家静养，一边照顾着母亲的情绪，同时还要时刻揪心着父亲的情况。父亲告诉她，出院后就待在家里，母亲那边也不要去，保护好自己。
2月12日，她接到医生电话，得知父亲病情恶化，刚被抢救回来。医生告诉她，父亲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中西药都用过了，仍然没有好转。李悦除了着急和无奈，没有别的办法。
偶然的情况下，她看到新闻说江夏区有11个病人在接受了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的血浆后，治疗有了明显效果。她立马打电话给医生，询问自己是否可以捐献血浆，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向澎湃新闻介绍，一个人的血浆大概可以救两三个人。血浆疗法不能说输了血浆就保证病人百分之百存活，但是拥有血浆以后会给危重患者增加存活机会，也为医生救治提供时间。
2月14日，李悦毅然赶往金银潭医院。由于没有交通工具，社区也无法安排车辆，她只能和出院时一样，自己骑了六七公里的共享单车来到医院。
在献血的过程中，她有些紧张，一旁穿着防护服的医生不停地给她安慰和解释，“0.01秒，0.01秒的疼痛，就好了。”
抽血的过程很顺利，她被告知自己的血浆还需要被送到实验室进行病毒检测、灭活后检测抗体的成分，如果有效的话还要进行提取和加工，最后提供给患者。
等回家后，她开心地给父亲打去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献了血浆，让他再坚持几天，也许很快就会有“解药”用到他身上，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去看母亲了。
电话那头，父亲喘得非常厉害，说不了几句话。李悦并不确定，父亲是否听到了自己的鼓励。
李悦心里明白，血浆从抽血到用于治疗患者大约需要七天时间，父亲用上的可能性有些渺茫，但她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希望父亲能够再坚持一下。她说，“就算我爸爸用不上，其他的患者也可能可以用得上。”
希望只持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八点，李悦接到电话，父亲被送往ICU进行抢救；两个小时后，又一个电话打来，父亲去世了。
没有最后一面，没有遗言，李悦就这样“告别”了父亲。
所有的事后手续都在手机上办理，她添加了一个叫汉口殡仪馆的微信号，在发送了所有的证明后，当晚父亲的遗体就被火化。
2月15日那天，武汉下起了雪，医院让李悦尽快去医院领取父亲的遗物，但恶劣的天气加上悲伤的心情，李悦已经走不动一步路。
她缓了一天后，才在武汉志愿者的帮助下，找到一辆电动共享单车，迎着悲伤的雨雪，她又一次去了金银潭医院。
未完成的告别
“我觉得她心里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之前我爸爸都会跟她联系，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联系了。”李悦哽咽地说，自己还没把父亲过世的消息告诉母亲。
此前母亲想停掉营养针慢慢离去，但因为丈夫和女儿被感染隔离，她必须再坚持一段时间，再见上他们一面。
李悦自责地说，“我觉得这也挺自私的，我们想让她坚持到我们出去，能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在李悦捐献血浆后没多久，母亲所在医院的院区被征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医院护士告诉她，留在医院的非新冠肺炎患者会有交叉感染的风险，而且由于部分医护人员被调走，母亲的照料无法像之前周全，所以建议她把母亲接回家。
但李悦刚康复不久，在家也没法给母亲打针，只能将她继续留在医院。随后的日子里，母亲的营养针中断了，李悦给母亲打电话时，母亲的意识已不太清醒。
绝望的李悦一一给医生和护士打去电话，得到的都是无奈的回复，其他医院也无力收治癌症晚期病人。此时本应该一周更换一次的造口袋由于父亲的离去，已经两周无人更换，李悦更是心急如焚。
她只能到处求人，多次与医院沟通之后，医护人员2月17日深夜把母亲的止痛针打上。
2月18日，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最新消息，公布全市非新冠肺炎特殊患者医疗救治医院名单，李悦母亲所在的医院被列为恶性肿瘤定点救治医院，她的营养针终于在当天重新打上。
然而护工告诉李悦，母亲的精神状态很差，说话只能嗯嗯啊啊，她担心母亲撑不了多久。而她目前还处于隔离期，小区被封闭，无法正常进出，她甚至都开始担心是否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2月20日上午，医生给李悦打来电话，由于母亲的情况十分危急，医生向李悦确认，母亲之前签下的不抢救通知书是否还有效。
忍着悲痛，李悦表示尊重母亲的意愿，让母亲安稳地离去，她不希望母亲再遭受病痛的折磨。下午，医院的电话再次打来——在父亲离去5天之后，李悦又失去了母亲。
当天，李悦带着一件中国风外套、白色裙子以及鞋袜走到小区门口。生前母亲告诉她，这是自己旅游时穿的衣服，她希望自己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再穿上，就当是又出了一趟远门。
然而李悦的姑妈打来电话，老人在电话里哭着劝她不要再去医院，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太多，她不希望李悦再出任何一点事。虽然满是遗憾，李悦还是答应了，她将母亲的身后事交给了护工，独自回了家。
家里还是父母离开之前的样子。每天早上，李悦会做做广播操。经过复查，她已经没有新冠肺炎的症状，但仍在咳嗽，做操有助于她恢复。家里物资充足，她喜欢做饭，心情会好很多。
每当胡思乱想的念头袭来，她会看看电视，看看窗外的景色。关于已经发生的厄运，她劝自己不要去想。
她说，父母已经离去，她一个人要养好身体，这是父母生前所希望的，也是身边的亲友所关心的。她还在期待雪停的那一刻，这样她就能走出家门，感受到春日的阳光，再去和父母好好地告别。
请别对着我的被子浇水
接连四天，预测天气的软件显示，武汉将有持久的阴雨。然而，眼前的雨还没下时，高强住的地方就湿透了。
他住在武昌区一个地下通道。2月24日下午2点多，通道里来了十多个人，他们接上水管，冲洗了整个地面。
差不多一小时后，冲水的人走了，高强下去“抢救”他的行李。
他的行李全湿了，包括铺地上的床单、被子，还有在两天前，“红十字会送的棉大衣”。他舍不得棉大衣，拿出来晒在出入口的铁杆上。
通道里住了7个人，他们滞留在武汉，又交不起钱住旅馆。
冲水的时候，眼看着被盖衣物要被淋湿，但他们不敢上前，因为“来的人穿着执法人员的制服”。
高强说：“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这群人，哪怕在通道里住着，也比没有地方住在外乱跑要强啊”。
滞留武汉
高强在通道住了10天左右，他是来武汉务工的，在工地上做些零活。工地放假后，宿舍也清空了，但他不想回家。
做了一年，没挣到钱，他只想早点开工。
没想到，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下真回不去了”，高强苦笑说。
他先是住在小旅馆，一天收费30元，但是饭菜越来越贵，“每天最少用掉100块”。他很快就住不起了。
他想了两个办法，一是退了房，露宿街头，省下的一天房费，能多换一些泡面。二是找工作，他猜想，现在的武汉，肯定缺少劳动力。他从汉口开始走，一路见到社区就闯，问人需不需要临时工？在路上看见环卫工，他也会问有没有工作机会？
“没有。”
“不需要。”
他不知道怎么来到地下通道的。高强说，他只记得腿走肿了，因为躺在冰冷的地上，他的腰快直不起来，但还是撑着继续走。到了通道，别人看他可怜，给了他一张床垫。
他就这么住了下来。
黄鹤楼景区的照明依然充足，灯光包围的古式建筑群，在日暮淡薄时分外好看，只是不见一个游客。2月24日下午6点多，我到了通道下面，冲水过后3个小时，水依然在地上流淌，水管被丢在了阶梯上。通道就在黄鹤楼公园的西门边，马路对面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
通道是住不了了，他们只好在公园附近的小树林游荡。
方建“救”回了一个桶和一个包，那是他吃饭的东西，或者说“要饭”的工具。他是一个职业乞丐，从1998年开始乞讨。他是安徽阜阳人，今年37岁。
他右边的袖管空空荡荡，是在15岁那年，做手术截肢了的。医生说是里骨头坏死，“现在肯定能治了，但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也没有钱去治”，他说。
冲水的时候，方建在公园里游荡，不时凑上去看一眼，“他们那些人，接了水龙头，就对着被子冲”。
他的家当全在下面，但他不敢阻止，他说：“他们这群人，对我们做事，从来不讲理由。说实在的，我们都是下等人”。
另一个滞留者盛宽，和方建是安徽老乡。他也在武汉做临工生活，“封城”后无处可去。
老谭在这群人中年纪大些，经历也更曲折，他是在汕头打工，春节前要回到老家襄阳，但在经过武汉时被困住了。
老谭早先把钱都寄回了家，只按正常预计留下了一点盘缠，这下完全不够了。他给家人报平安时，家人说要给他打钱，但他拒绝了，“本来就没几个钱，自己能撑就撑过去”。
高强说，家里还不知道他在“流浪”，老家里有个70多岁的老母亲，幸好有亲哥哥照顾，但她知道了一定会担心。高强不忍对家里说。
可是，钱已经用完了。高强还问前工友借了200块，没过几天又花光了。他每天盼着武汉“解封”的消息，但在各种传闻中，日子一天天往后拖。
“再来一个月，我就真的撑不住了”，他说。
高强、方建和我交流时，老谭和盛宽拿着最后的泡面，去找医院接开水来泡，但在附近的医院，围起了路障，禁止他们进入。他们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在一家儿童医院接到开水。
高强和方建，则一包泡面也没有，饿了一整天了。
高强说，有个人开始在垃圾桶里找吃的，但是现在，只有医院的垃圾桶还有食物，“他捡了一份盒饭，别人只吃了一两口。我看菜色还不错”，高强说，但他不敢吃，因为害怕有病毒。
在垃圾桶找吃的这个人很年轻，今年27岁。他也在公园里，一个人远远坐在条凳上，他说自己去年9月来了武汉，一直没有工作，别的事他不愿意多说。
其实，他们很警惕外来的人。在我叫的5人份外卖送达时，老谭和盛宽却迟迟不来。我和方建转了一圈，在马路边找到他们，招呼他们趁热吃饭。但他们连连拒绝，说是吃过了。
盛宽吞吞吐吐讲出了原因，他担心又被拍照。他们遇见过几波人了，有的给他们留下点东西，立刻就狂拍照片，“我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正常工作，只是遇到困难时期，就给我们曝光出去，太丢人了”。
确定不拍照片后，他们才放心，把饭菜端起来吃。
高强对我说：“要不是碰上病毒，我们也不会住在通道，现在还被人追着撵了出来。我们也想早点开工，正常上班、赚钱吃饭，这不是没有办法了吗？”
救援
住的地方没有了，高强担心真的下雨，他们会更加困难。
吃的东西也快没了，有钱也买不到。管理严格，小商店大多没开，超市又不对个人开放。他们现在有的食物，还是前几天趁早买的，以及部分公益人士的赠予。
高强记得，前后大概来了3拨人。
“第二拨人是2月21日来的，自称是红十字会的人，他们给的东西最多”，高强说，来的人给了他们一人7个口罩，嘱咐说每天都要戴着，还给他们发了垫子、被子，以及棉大衣——就是在3天后被淋湿的那些。每人还得了10桶左右的泡面。
第三拨人是民间志愿者，来的那天是2月23日，给了他们每人两盒盒饭。高强吃了一盒，留着另一盒第二天吃。
为了节省开销，他们习惯了每天吃一顿，还都是在晚上吃。方建说，过道里不许生火，他们只好在晚上悄悄做，下面条。白天就在公园里走走，晒一天太阳。
每天早上八九点有固定的人员会来给他们量体温、发口罩。但他们说，这批人只是做做样子，来了就给最近的人量体温，旁边的人就拍照。泡面也只给一桶，给的时候又拍照，“表明做了工作，剩下的人就不管了”，方建说。
他们怀疑，对通道冲水的人，也是他们叫来的。
究竟是谁？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解决眼下的困难。
事情很快有了变化。
2月24日晚上10点，他们被人冲了水的消息，在一个志愿者群中传开。有人立刻组织起救援小队，在凌晨时分，六七人带着新的被子床单，赶到了黄鹤楼公园附近。
然而，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根据线索，志愿者在另一个通道找到了人，是方建和盛宽两位老乡。他们得了被子，有位独立纪录片导演提了一大袋零食，坚持让他们收下了。
下午才抱怨过拍照的盛宽，这次没有拒绝镜头，“我这个人分得清好坏，你们一片好心，我就无所谓了”，他解释道。
纪录片导演是个年轻女孩，她盘腿坐在过道，和他们面对着面。她准备了自己的床单，和他们一起，在通道里过了一夜。盛宽终于打开了话匣子，笑着讲述他的故事。沉默的时候，导演的一位男性同伴突然唱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盛宽很是捧场，拍手连叫“好，好”。
遗憾的是，高强、老谭等5人，始终没有找到。天黑以后，他们就收拾东西，各自找各自的“床”，没人知道在哪儿。
幸好，在这一晚，依然没有真的下雨。
一个安稳觉
第二天，2月25日下午，我在黄鹤楼公园找到了高强。他昨晚在桥下睡了一夜，还好天气暖和，他的外套勉强够用。后半夜时，路上的响动吵醒了他，他就去了一趟江边，把棉大衣重新洗了，预备晾干了穿。
“可惜呀！”他直叹气摇头，中午的时候他摸了下衣服，感觉快干了，就在桥下补了个觉。但睡醒起来，棉大衣不知被谁收走了。
他又是一天没吃饭，回到了公园闲逛，其他几个人也回来了。志愿者获得消息后，立刻开始找被子，把昨晚漏掉的4个人补上。
在这一天，官方发布了新政策，“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获得官方的救助。
只不过，政策暂时还没落实。方建说，他遇到过一次管理人员，但不是问他要不要救助，而是提醒他这里不能住，叫他走开。
就算政府给他安排地方住，他也不想去，作为职业乞丐，他很排斥接受救济，因为在2004年时，他在浙江被收容过。“关了我几天，吃吃不好，住住不好，还让我交了300块钱。”
老谭也遇到了管理人员，他回公园的路上，有3个穿制服的人叫住他，对他说现在有了收留场地，问他愿不愿意去。老谭回答说：“不用了”，赶紧离开了他们。他告诉我，他主要是担心收费问题，其次害怕去了被感染。
他们还是愿意在公园，可以散步、晒太阳，同时远离人群。只是住处不好找，早上10点左右，通道被人用铁栏围起了出入口，里面的东西都清空了。
这天下午，公园里又有新成员。他背着大包，提着一个袋子，穿得整齐干净，他是刚用完了钱，不能继续住酒店了，所以到公园里来。他从浙江过来，别的事也不愿意多说。
下午5点左右，我叫了一单7人份的外卖，过一个小时才送达，他们很快吃光了。然而，重新找的被子，需要志愿者一处一处拿。天黑了，气温明显下降。
晚上8点28分，志愿者魏哥到了公园，把被子给了他们。高强等人连连感谢，但他们的时间不多了，要赶紧找今晚的住处。没过一会儿，一群人就散了。
在公园附近的路口，我又遇见了那个翻垃圾箱的小伙，他带着全部行李，看起来非常疲惫。他说，他找了两个地方住，但都被人叫起来，把他撵走了。他不愿意再说话，朝着长江大桥的方向走去，路口一转不见了。
晚上9点过，高强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过道，他准备下去看看。其实，盛宽和方建就睡在这里，因为这个过道很偏，暂时没有被注意到。高强有些高兴，他说：“今晚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他下去后十多分钟，一个穿保安服的人来了，往地道里看了一眼，抽身走了上来。他对我抱怨说：“这群人叫也叫不走，又住到这儿了。现在明明有政府收留，包吃包住，他们还不愿意去。”
他是对面广场的工作人员，据他说，红十字会捐的物资，是他上报后送来的，前两天冲洗通道，也是因为他的上报反映。“没有办法，他们不愿意走，但过道不能住人，这是规定”，他说，这个通道还是不能住，等他明天再报上去。
（部分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