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冷小言
近日，中共应对武汉肺炎的铁腕施政再次震惊世界。封城、全面停工、瞬建医院，种种措施让世界叹为观止，一方面世界震惊于中共的铁腕政策有效的控制住了疫情的扩散；另一方面中共施政效率之高也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究竟是集权有效还是分权合理；现有西方制度是否是人类终极制度；人类的社会制度究竟在何方都深深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
社会制度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简单来说，就是人类被管理的方式，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人与人之间会产生矛盾并且需要一个力量来平衡这之间的关系，社会制度和政府便应运而生。而社会制度的内涵又包括选举制度、执政主体组成方式、社会管理体系等等多个方面，我们经常说的社会制度其实很狭隘指的就是以上三个制度。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西方现有制度是民主制度吗？是，但不成熟。西方现有制度严谨来说是分权制度，是逐渐迈向民主过程中的制度，但并未达到完全的成熟体。所谓民主，便是人民可以做主，理想的状态是将权力平均分化为每人一份，即每一个参与社会的公民都有均等的管理国家的权力。而事实证明，依赖于我们现有科技和社会水平无法达到。所以我们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政府，政府归根结底是民权的代理，代理公民管理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集权制度，即集民权为一体。而我们一般所说的集权是指政府在社会构成上凌驾于司法和立法，享有绝对的权力，与权力分立的概念相对应。所以说西方现有制度并非人类社会形式的终极存在，也就给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现在进入正题，中共的制度和西方制度的区别是什么？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选举，这也是一般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西方以美国为例，总统实行普选直选，而中国大陆的首脑是通过层级递进选举出来的。这些年我们所说的中共不民主便是基于这一点，中共的领导人不是每人一票直选出来的。按照中共的设计，由基层民众选举出代表，再有代表选举出国家主席。中共将国家主席称作一个机构，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个机构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从理论设计上来说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纳什教授在《博弈论》中详细的解释了现实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具体到中共的选举中，经过多层的信息传递，造成最上层和最底层民众之间信息相差巨大，这里暂不考虑选举作弊的因素。中共在这种设计下，社会逐渐把管理者从百姓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特有的精英阶层。他们掌握了中国大部分的资源和信息，再利用这些资源和信息进行社会的管理，这种模式我们暂且成为精英社会模式。西方的模式较中共的模式信息流失的少，然而问题在于政治寡头，政治寡头一旦出现，民众所获得的信息不是流失而是人为的范围缩小，这和我们购物时会经常挑选电视广告上看见的商品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民众还可以挑一挑。
中国大陆社会和西方社会之所以不同便基于此。
中共的精英模式，就如同人体的大脑一般，精准的控制着身体的每一个动作。大脑所作的决定，身体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次武汉疫情使这种模式的优势表现的淋漓尽致。从中共高层到社会底层，表现出来的执行力令许多西方首脑叹为观止。中共体制的特性确实决定了他们可以把社会资源化零为正，去做一些西方无法做也不会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中共特殊的体育运动员培养机制，再比如中共的高铁等等。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国家特有的资源集中体制（通常我们称之为藏富于国）就造成民众资源的被剥夺。大国企、央企和公务员被中国老百姓视为优秀就业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掌握了其他民运企业不可能掌握的资源。中共说要实现小康社会，实质上实现的年限可以提前，只不过中共的理念要求他们把大部分的资源集中在国家层面，而并非百姓身上。然而，这是不是民众所期待的呢？
我们上面说过，政府其实是公民意志的代理人，当代理人违反被代理人意志的时候，政府代表的是谁的意志。手脚当然不能反抗大脑，但是我们受伤的时候手脚也是会痛的。更可怕的是，当我们的身体无法负担运行的时候首先应该保障的是那一部分？有人会说是心脏，其实是大脑，手脚可以断，心脏可以换，然而大脑的位置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换句话说，其实就是集体主义中常说的局部利益要服从大局。这一点在中共应对疫情时也有所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前期的压制消息，造成了武汉人员的外流；训诫李文亮，造成了对疫情的误判；以及各地官员所做的不符合科学但符合政绩要求的措施，都是在牺牲局部利益来换取中共地位的不动摇。
实际上讲，中共的精英模式从设计上是很好的，效率传递的很快，节省了大量社会资源。这里要有两个保障，一个是在逐层的选举制度中不能有作弊行为，不能让被代表的民意产生偏差，另一个是人民要有改选的权力。就现在中国大陆情况来看，这两点是没有做到的，现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更像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阶级分化，把社会分为统治者、防卫者以及生产者。但是柏拉图对统治者有着极高的要求，这和中国的现实也比较像，社会的好坏太依赖于统治者的优良而非社会制度架构本身。这也是现在西方社会学和中共社会学本质的差别，即人是否是靠的住的。
西方社会制度与中共的设计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西方森严的分权制约的基础便是建立在对人性深深的不信任上。司法、立法、执政要分开，媒体要独立，军队要独立，但是老百姓我还是不信任你政府，怎么办？公民要求政府不能禁枪，即使在恐怖袭击严重的情况下也不行！为什么？政府要时刻保障百姓有推翻政府的能力！美国的执政政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战战兢兢办公的。那有没有美国人信任的领导人呢？当然有，美国的国父华盛顿执政的末期有人劝他继续担任总统一职。然而，这位国父断然拒绝了，国父说：“我可以保证我的英明，但是无法保证我接任者的英明，人民需要纠正错误执政的机会和时间。”这也为美国公民时刻保持对政府的警惕奠定了基础。
我不能说西方的制度能够像中共一样控制的住疫情，意大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民完全不听政府的政令，学生休学变成了上街狂欢······然而，西方制度一定不允许哪一个政府对社会情况有所隐瞒，除非你能瞒得住。西方的独立媒体嗅觉犹如猎犬，多少“门”是被记者发现的已经不用列举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还想隐瞒情况，那就真等着换届下台了。
然而，一旦爆发大规模事件，如同这次疫情，西方制度还是有弊端在的。层层的制约，层层的相互审查，可能人死了三分之一，政令还停在国会讨论了。效率真的是西方制度的一大硬伤。可能有些读者不知道，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是在钻制度空子来实行的政令，实际上那些政令没多少是正式通过的。
而另一大危机便是候选党相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执政期间的畏首畏尾。美国候选党之间不断的刺探诋毁已经看了太多了，在这上面浪费了太多的钱和经历，毋庸赘述。再有就是即使执政了，执政党必须争取选民来在下一个的选票，那怎么办？要么奉行稳妥的执政理念，要么放弃长远的计划做一些见效快符合大众民心的事情。而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两个任期能做到的，当长期利益与任期冲突时，美国公民将如何选择，这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