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年2月13日
胡伟航是大年初一驰援武汉的浙江省紧急医疗队中的一员。对口支援武汉四院。“每天我们都忐忑，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一转眼就救不回来了。”
以下内容为胡伟航口述，记者电话采访整理。
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
一转眼救不回来了
我们浙江第一批紧急医疗队，一共有130多个医护人员，年初二凌晨到达武汉。
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大家带着急迫而又担心的复杂心情，进入了武汉四院的隔离病房中。武汉四院共10个病区，一开始，我们接管2个，随着病人的增加，现在共接管了3个。
浙江医院来了4个医生，我，还有呼吸科和ICU的3个。一开始，我想200多号病人，我们这些精兵强将调出来，帮忙控制住了就好了，不承想确诊病人越来越多，现实远比我们想象中严峻，医务人员不够，隔离病房改造时间紧迫。
医护人员的压力也很大，像我这种本身在ICU的还好，其他医生看着病人一个接一个地病情转危重，甚至死亡，内心受到的打击还是蛮大的。
前两天我收治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虽然年纪大点，但来的时候生命体征都是好的，也没有基础疾病。家人说，就是买了个菜回来，感冒了，在社区挂了7天水，逐步逐步加重，这才送到了我们这里。中间我轮休一天，第三天再去查房，老太太已经没了。
这种无力感，对我们重症抢救团队来说，真的打击很大。每天我们都忐忑，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一转眼就救不回来了。
Thumbnail view only, Click to view original image. 胡伟航正在照顾病人
54岁阿姨担心一松手老天就收了她
临终前还拉着护士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作为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每天看着受病毒侵袭躺在病床上面色灰暗的病人，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一个54岁的阿姨，1月7日入院，氧饱和度70多，呼吸频率四五十次，喘不过气，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阿姨神志竟然还清楚，而且在这样濒死的边缘挣扎了两个星期。
她有很强的求生欲。她总是拉着我们护士或医生的手，只要拉着我们的手，她就觉得安心，一松手，我们一离开，她就觉得老天要收走她。
“医生救救我，我想活下去。”她努力地吸着氧气，紧紧拽住我们的手，拼了命说出这句话，灰暗的眼里只剩下对生命的渴望。
可惜的是，医院里没有插管的防护，没有呼吸机，没有氧源，我们也不敢给她转院，因为她的情况在转院路上随时会有风险。我们想方设法，给她拖了10多天，最终还是没有办法。
1月的最后一天，她走了。临终前，她还拉着护士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其实这样的患者有很多，病人看到我们，无力但很努力地抬一下手，眼里都是泪水。每一次我一步一步退到门口，轻轻开了门又轻轻关上门，直到看到病人闭目养神，才走向下一间病房。
这里的病人，大家都知道SARS，都经历过SARS，都怕死。虽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低于SARS，但重症病人们心里还是很清楚，他们只有两个结局：要么好了，要么死了。
“我的遗体捐国家”
在武汉四院工作了将近两周，我印象最深的患者，是一个47岁的男性。他在病房里20多天了，呼吸急促，氧饱和度才80多一点，正常人85以下就要死了。但是我们这里没有ECMO，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法缓解他的痛苦，得想办法给他转到金银潭医院。
非常幸运，金银潭那边正好空出一张床。我们跟他和他老婆实话实说，路上有风险，有可能因为缺氧而心跳停止。两人商量了五六分钟，同意一定要转过去。
做了这个决定后，这个病人在很缺氧的情况下，开始写类似遗书的纸条。白纸黑字，歪歪扭扭地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
我不知道那一刻他是怎么想的。我看了看他的资料，职业一栏只是显示在职。我完全没想到，在那样的时刻，他写的第一句话，是遗体捐献。
有人检测阳性后，整夜整夜睡不着
病房里，生离死别时时上演，大部分人是焦虑的。
早期试纸比较少，有些还没确诊的患者可能身体情况还可以，心里存着点侥幸，不至于崩溃。而一旦检测结果为阳性，很多病人就无法接受了，他们会觉得，啊我得这个毛病了，这个毛病是要死人的。
有一个37岁的男病人，确诊后就表现出不好好配合，坐立不安，在病房里走来走去。通常情况下我们要求病人在病房尽量少走动，病房门要关上，这位患者坚持要打开房门，还嫌戴口罩闷，不要戴口罩。一到晚上，整夜整夜不睡。
不少人的状态都跟这个患者差不多，我们护理人员和医生除了看病治疗，还有很大的精力要花在安抚病人上。
有些病人本身毛病不重，通过疏导，能够有一个较好的心态来对待病情。我们会跟病人说，他们的病情属于“普通型”，自身免疫力好转后能痊愈，不大可能留下后遗症；叮嘱他们晚上睡不好时，可以向医生要“安眠药”。有些病人求生欲望很强，尽管每天加重，但精神面貌没垮掉，慢慢也能稳定下来。
有的是阴性或者可疑阳性，会一个劲问：“大夫，检测结果阴性的，但吃药、输液都好几天了，还是发烧、咳嗽和拉肚子，我是不是新冠肺炎？”我们会耐心解释，核酸试剂检测本身有一定“阳性率”及咽拭子取样的误差，也有可能阴性就是病毒载量低，等症状消退、体温正常连续三天，核酸检测连续2次阴性，就可以出院了。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患者在听了我们的话后，长长松了口气，原先暗暗握紧的拳头小幅度甩了甩。
我还发现了一点，好像男性患者普遍比女性患者容易出现负面情绪。
把热盒饭省下给患者
医生自己吃泡面
特殊时期，医院限制家属探视，城市里的外卖也很少，盒饭成了紧俏的物资。医护人员好多都会把自己的热盒饭省下来给病人，然后自己偷偷吃泡面。
对于我们来说，病人如果主动说想吃什么，我们是非常开心的。生病后人食欲差，消耗大，营养很快会跟不上，有的重症病人连水都不要喝。当病人还有想吃的东西，这说明这个病人还有希望。我们的护士都会忘了传染的风险，靠近病人，询问他们有什么想吃想喝的，认真记下来，出去后打电话，一定想办法帮他们办到。大家千方百计增加病人的食欲，改善营养。
病魔无情人有情，武汉当地有些志愿者和本地的餐饮企业会给病人送些鸡汤、鸡蛋羹等可口且有营养的饭菜，这让我很感动。
50多岁高血压的科主任
最危险的事冲在最前面
我们浙江医疗队到了武汉，我听到武汉本院的医生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谢谢，你们到了以后，整个医院和战友都有希望了，你们把最好的人和物资带来了。
武汉四院内分泌科主任，年纪50多岁了，血压高，190/110，降压药都吃光了，也不肯下战场。他天天在医院，只要病房有事情，马上穿上衣服冲进去。
给病人采咽拭子去送检，是最危险的事情，这个时候病人嘴巴张开，呼气、咳嗽，病毒通过飞沫传播很厉害。我所在17楼的病区，所有咽拭子都是这个科主任自己去采，永远冲在最危险的一线。有天他实在头晕得站不住了，院领导死活都没把他拉下来。
医护人员感染中，首先倒下的是内科医生。所以他总是说，“我是唯一一个内科医生，我最有经验，我要先把外科的小朋友们教会了。”
是的，现实就是一个内科医生要带着一批外科医生冲锋陷阵，你知道你的感染风险比别人大一两百倍，但仍然要鼓足勇气去做。
出发前，听到消息的女儿哭出了声
我是年廿九接到要去武汉的通知。那天下午，我还想着，不要跟家里人讲了，就当是去出趟差。那天我跟浙一的好朋友郑霞通了电话，她说她已经要去了。
我上网看了新闻，想想应该是瞒不住家人的，下班回到家，跟妻子和女儿说了我要随着浙江医疗队去武汉。
女儿当场就哭了，她很害怕。她虽然只有9岁，但比一般的孩子懂事、早熟，那些天她看到了不少关于武汉的消息，我也跟她聊过冠状病毒，聊过SARS。她哭着说，“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很强，武汉好多人已经被感染了，感染人数越来越多。那里的医生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你稍有不小心，就有被传染的危险。”
那一刻我有些后悔。作为医生，我经常跟女儿讲一些抢救室的事，比如今天这个病人出现了什么感染，用了ECMO；哪天去抢救20岁的小孩；偶尔遇到救不过来的，我也会跟她说。怪我过早跟她讲了这些生死的事情，使她对我的担忧又多了几分。
我开玩笑哄她，你看爸爸这次还有充足的时间跟你告别，平常我深更半夜去医院，你第二天早上都见不到我。
这个假期，原本打算带着家人去南边温暖的地方转转。我的爽约，让女儿很失落。我和她妈妈跟她约定过，只要数学考得比期中考好，过年就带她出去玩，过去两个月她一直很努力，生活习惯也改了很多，就为了获得过年的奖励。
倒是我夫人还蛮平静的，这种突然的任务不是第一次了，她习以为常，只说了句：“东西给你准备好，自己保护好。”
我说，你衣服不要准备太多了，准备两套，一套穿一套换就行，进了疫区，以后都带不回来。拿着四五套换洗衣服的她，欲言又止。
今年的年夜饭，是最特殊的一顿，大家心里都藏着话，却什么也不说。那时还不知道年初一就要出发，结果初一早上7点接到电话，马上要走。匆匆告别，家里人说了多少遍“保重”，我不记得了。
天津宝坻：一场从百货大楼开始的病毒大追踪
最近，天津市宝坻区某百货大楼内部，相继出现多例新冠肺炎病例。
最先发现的几个病例都未曾有过近期湖北接触史，他们究竟是如何被感染，又如何相互传播？
天津疾控中心专家抽丝剥茧，揭开谜团。一个超乎想象的病毒传染链，为我们带来又一个深刻的警示！
天津市宝坻区处于京、津、唐三角地带，临近大厂回族自治县，距天津市区较远。宝坻百货大楼是一家有40年历史的商业场所，春节前夕，正值集中购买衣物、年货的重要时点，当地人基本都是选择本地的购物中心和商超购物。
Thumbnail view only, Click to view original image. 宝坻出现首个确诊病例后，病例不断增加。截至2月12日20点，天津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12例，其中，宝坻区报告43例。宝坻区百货大楼成为天津新冠肺炎疫情聚集性发生的重点地区之一。
Thumbnail view only, Click to view original image. 从2月11日18点开始，宝坻集中全区近3000名工作人员，成立917个工作组，连夜开展走访调查，累计摸排出超过2万人，并对这些人员实施居家隔离。
Thumbnail view only, Click to view original image.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海内外华人的反应呈现两极分化。当海外华人试图和国内亲人报告他们在互联网防火墙以外看到的信息时，却遭到家人的不理解甚至反目。
南加居民陈太太生日刚好在正月，往年在国内的父母和兄弟姊妹都会趁过年休息祝贺她生日快乐。今年却没任何人给她来信祝贺，“就想她们有多生我的气吧，感觉防我比防‘瘟神’还厉害”。
原来是因为陈太太“和国内家人讲疫情，我大年初二就被我爸发信骂了。过了几天，我先生在我娘家的家族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我弟弟和他来往了几句，说他传谣，最后他们直接就把我先生从群里踢了出来，一家人都对我没有好态度。我想他们可能真的承受不了这些现实，宁可相信这一切都是假的最好了。中共的宣传实在是深入骨髓呀！这些日子，我们心情一直都不好，心里一直有种悲凉的感觉。”
陈太太的老家是山东临沂，山东第一个封城的地方。
昨天又跟我爸吵了一架
北美华人e网论坛上一位网友说：“昨天又跟我爸吵了一架，这是冠状病毒流行以来的第二架。他还是坚持认为这次的病毒是美国的生化攻击，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坏的种族——明明自己境内流感已经肆虐到天怒人怨、哀嚎遍地了，死亡率比肺炎高多了，死的人比中国多多了，美国自己没执行力封城断航，一天到晚宣传中国的肺炎死了多少人，还有脸跟中国断航？还不给支援??”
“我说他消息闭塞。他说我被美国洗脑了，良心大大地坏，然后愤而挂电话了。”
“他是从内心深处相信党、相信政府，觉得坏事都是美国人做的。搞得我也疑惑了??也许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
表姐在微信给我说好自为之、各自安好——是啥意思？
另一位网友说：“加入了家里的群，包括我家人和姨妈家一家人。我和表姐们都很熟悉。她们都是机关普通干部。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群里，贴了华（春莹）的发言说美国对中国没有实质的支持。我贴了几张图，说明美国对中国是有很多帮助，美国是中国的朋友。结果，有人就说不要传谣，要相信党。”
“我退了群，觉得没啥意思。今天表姐发微信说，在美国不容易，你们要保重。我给她科普了一些共惨党的罪行和真相。结果她给我说，好自为之，各自安好。这是要跟我切割的意思吗？ 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跟她多费话了。”
“这次病毒事件，对家族群里的人，很失望。看见的全是人民日报的调调。”
精神科医生：中国社会患有群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纽约精神科医生杨景端认为，这种认知分裂现象起源于慢性“创伤后应激综合症”（PTSD）。
他在2005年一次极具前瞻性的演讲《中国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说：“你们海外的人可能都知道，当你跟大陆人讲一些你知道的消息时，他不爱听，甚至还跟你吵，还很生气。这叫认知分裂症——社会心理学上一个重要概念，描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面对两个互相对立的信息时，特别是当一个信息很残酷，他不舒服，很痛苦，又不能做什么，一做他的生命又有危险。他就必须要否定一个、进一步合理化另外一个。就看哪一个对他来讲更安全。所以他回避政治问题。一谈政治就害怕，这是慢性“创伤后应激综合症”（PTSD）。”
他说中国社会存在一种群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中共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师”：“它对生命的灭绝和对生存权利的剥夺，从建政一开始，每一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镇压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法轮功??它一次一次地告诉人们：我会毫不犹豫地对你下手。它又有给你小恩小惠的权力。它控制了你的所有生活资料，给你分房子、提级、给你平反，它让你得到好处，但是有一个前提，所有这些好处都是在恐怖的框架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最爱说一句话：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让你们时时刻刻感觉到：你的生存就在一念之间。”
除了时时刻刻的恐怖威胁加上小恩小惠，让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必须有另外一个条件：舆论控制。
杨景端说：“为什么中共千方百计地要控制笔杆子、控制舆论工具，就是让你的思想意识根本不会接受到第二种信息。除了它给你的，你不会相信任何人跟你说的话。这对它来讲就是生命线，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小就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有的舆论都告诉你：只有共产党能把中国管住。”
最后，当人们感到绝望、无路可逃、再努力也是徒劳时，就会产生匪夷所思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让中国人民反复受到创伤，反复感受恐怖，使得他们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永远得不到康复。
尽管如此，杨景端认为：“我们中国人既没有疯也没有病，只是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否则我为什么要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不就是为了活下来吗。只好认同共产党以求生存。”
为此，杨景端呼吁海外华人对大陆同胞要有耐心：“不管他现在对你的说法做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能够责备、嘲笑、谩骂、或者施加压力。我们要让他们始终感觉到，我们在支持他们，我们理解他们。我们千方百计地想要他们知道真相。至于说他愿意接受到什么程度，那应该是他自己有一点时间和空间来做。我们一定要揭露施暴者的邪恶和伪善。特别是伪善。让所有中国人知道：你（中共政府）给我发工资是应该的，那本来就是我的劳动所得。你没有权力来杀我。最残暴的人就是最虚弱的人。害怕的应该是暴君而不是我们。”
被国内家人踢出群的陈太太说：“现在国内亲戚都不理我们，我暂时也不想和他们联系，看看后面事态发展的情况再说吧，现在我们老家那只是封闭管理了，死的还没有那么多，也许只有事到临头了，他们才会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