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庚子国难”，其实都是不讲真话的恶果
作者 | 周淮安
壹
2020年初，农历庚子年，一场大疫席卷中国，举国震动。
焦虑、恐慌、无助、愤怒，甚至祈求上天，这都是人之为人的正常反应。
不少人对此深信不疑，还列举历史上每逢庚子年都发生“国难”作为例证。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体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情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但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回归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庚子年国泰民安的时候居多，近代以来的“庚子国难”与天干地支之间没有规律可循，跟老天更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们可以看下1840年以前，即近代以前的庚子年：
1780庚子年，乾隆四十五年，正是清朝鼎盛时期。
这个庚子年太平无事。当年正月，乾隆开始第五次南巡，其间江浙上演迎銮大戏，时人记载说：“一种雍熙气象，为千古所希有，真盛典也。”
1720庚子年，康熙五十九年，为清朝国力上升时期，文治武功均有建树。
这个庚子年没有大的天灾人祸，仅山左东三府（登州、莱州、青州）发生水灾，直隶保安、怀来及山西蔚州等处地震。
真正的大事件是，清朝第二次派兵入藏，驱逐了侵藏三年的准噶尔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
1660庚子年，顺治十七年，此时清朝统治基本稳固，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与清廷在东南沿海拉锯。
这个庚子年比较平淡无奇。对于清宫剧爱好者来讲，唯一的“大事件”是顺治爱妃董鄂氏病死，顺治痛不欲生，给穿越过去的现代女性提供了机会。
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追溯，证明所谓“每逢庚子出大事”完全是个伪定律。
贰
纵览1840年以来的庚子年大事件，其实与天没关系，都与人有关系，与不讲真话、不敢讲真话、不愿听真话的人有关系。
1840年庚子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教科书上的“国耻”。
历史学者茅海建在其代表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谎言的世界：整个鸦片战争中前方统帅没人讲真话，无人不撒谎，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其实是在谎言中作出决策的，就像自己跟自己的影子在战斗，而不是英国人。
被道光给予厚望的“靖逆将军”奕山，就是一个敢于撒弥天大谎的爱新觉罗子孙。
奕山抵达广州后，被英军打得一败涂地。最后从英军炮口下花6000万“赎”回广州城，并同意英国人全部条件，英方暂时停战。
这样的一场惨败，奕山却给道光报告：清军完胜，英军举白旗乞和，击沉、焚毁英国大兵船2艘、大舢板船4只、小艇舢板十余只，英军溺毙者不计其数。
实际情况是，奕山想学《三国演义》火烧赤壁，组织兵勇以火船夜袭英国舰队，结果还未靠近即被击溃，英军无人伤亡。
精彩的是，深谙“天朝上国”心理的奕山虚构了一个细节：英军头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
奕山把自己交的6000万“赎城费”说成是欠英国人货款的“商欠”，给自己解套，并称这是英国人被打服后的恳求。
道光皇帝的面子得到了极大满足，遂下令：既然性情跟犬羊一样的英国蛮夷已经服输，那就恩准通商同时赏还商欠吧，以显示我天朝的宽宏大量。
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紧接着上奏加个漂亮的尾巴,声称“英夷”听宣后，感恩戴德，“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
翻译成现代汉语相当于洋人竖大拇指说：厉害了，我的清！
虚构的“广州大捷”使奕山被朝廷封赏，广州的大小官员也跟着受赏或提拔，大家结成了一个“谎言共同体”。
因为奕山在奏报“战功”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最终，奕山的谎言因英国人进攻厦门被拆穿，道光大怒，将奕山停职治罪，圈禁在宗人府。
也许有人要说，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即使当时清朝官员不欺上瞒下，鸦片战争的结果也是战败。
结果虽然一样，但如果身处一线的官员都敢讲真话，睁眼看世界，清廷也许就能早点意识到：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的“英夷”是一个新型的海上帝国，与过去的所有对手都不同。
如果吃一堑长一智，那也算学费没有白交，但清廷后来始终在同一个坑里跌倒。
由于大家都不敢戳穿“天朝上国”面临的危机，直到第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清朝统治者才逐渐意识到这种变局，这一晃20年就过去了。
叁
第一次鸦片战争60年后，1900年庚子年是中国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后来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每个国民人均赔款一两，以示侮辱。
这起被称为“庚子国难”的重大事件，其“青萍之末”起于对一次群众运动的认识和判断。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19世纪末，一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至京城都陷入狂热。
整个华北大地上，中国历史上你能想到的怪力乱神都下凡了：从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孙悟空到关二爷、赵子龙……
义和团大师兄、二师兄四处设坛做法，“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
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队长”是来拯救大清的，准备横扫美国队长、蜘蛛侠、钢铁侠、超级赛亚人、奥特曼，干翻美帝、英帝、法帝、德帝、日帝等11个帝国主义。
此时，因废黜光绪未果，慈禧太后痛恨列强干涉内政，也想利用“爱国群众”找洋人出气。
于是，慈禧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真假。
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见识的官员，仅用了一天时间，赵舒翘就明白这些都是魔术一类的骗人把戏。
但是，大学士刚毅、端郡王载漪等重要人物都力主义和团“神功可恃”，不断给赵舒翘施加压力。
赵舒翘也明白慈禧本人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灭洋，于是他回京复命不敢讲真话，又不敢完全撒谎，只好含糊其辞，不敢明确表态，只是在慈禧面前表演义和团如何“发功”。
在刚毅等人影响下，慈禧认为赵舒翘的调查结果是义和团“可恃”，并下定决心。
在准备与西方列强开战前，历史还给了清廷一次纠错的机会，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战与和的问题。
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曾在法、德、奥、荷、俄任驻外公使多年，是一个懂世界、有见识的外交家。
当着慈禧、光绪的面，他强烈反对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声泪俱下地痛陈开战严重后果：
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过去办过。至于杀使臣，烧使馆，即使国际上亦罕见此种成案，不得不格外审慎。
忠言逆耳，慈禧已决心“与万国开战”，遂将敢于直言、反对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立山、联元、徐用仪处死。
开战的结果，清廷惨败。慈禧、光绪西逃途中下令镇压义和团，与西方乞和。
一年后，清廷为许景澄等五人平反，称之为“庚子五忠”。
此前，在西方列强的要求下，清廷已将支持义和团的主战大臣处斩的处斩，流放的流放，赵舒翘作为“祸首”之一被赐自尽。
谁讲真话谁先死，讲真话的比讲谎话的死得快，大清焉有不亡之理？
肆
距我们最近的一次庚子年是1960年。
我主要是读明清史的，现代史不擅长，所以那一年的情况就不细说了。
大家可以参考2011年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对这段曲折岁月有详述。
唐德刚曾经提出，中国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历史的三峡”，虽然大势所趋，却会反复曲折。
我们似乎总在三峡里打转，走不出某种循环。
回到眼下的“庚子之疫”，始发地正是长江冲出三峡后的江汉平原。
希望这是一个契机，走出“历史的三峡”的契机。
讲真话，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品质。
我们每撒一个谎，就欠真理一个债。
而这债，迟早是要还的。
许亿：实话实说的下场
不是跟风，昨晚上也在自己的社群里发了一句话：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无能为力，之所以怯弱，是因为心存侥幸。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足够代表我对这一刻混乱之所以发生，所能解释的唯一因果。没有人无辜的。因为大家都在将就！
好吧，还是谈别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注重家庭，所以讲人情。但凡事一讲人情，也就往往容易言不由衷。清代的时候，一个翰林好不容易放到地方做官，结果发现，他的上一任官员不但把银子都贪完了，还欠了很多积债给下任官员去还。这个翰林千里做官不谈只为发财，现在银子一毛拿不到，自己为做官欠下的亏空不但还不上了。还有官场上的那些孝敬还是一毛也少不了的。也是逼得急了。这个官员居然立刻回头告京状，要举报前任。这么一搞，全官场的人都视此人为敌。虽然是前任吃干抹净。但这位翰林更坏规矩。应该人人鼓而攻之。
前任做的不对。后任就应该另辟蹊径。就是不能破罐子破摔。一旦破罐子破摔，那所有的不对，就是后任一个人的不对。有人说，这位翰林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的寻求朝廷的制度，国家的法律解决问题。但这就不对啊。我记得吴思先生于是发明了潜规则这句词。潜规则才是天大的规则。
明规则是用来提防问题的发生，抑或用来解决问题。潜规则则恰恰相反，他是用来包容问题的。潜规则的哲学是，无论如何提防，问题总会发生，而且总不会得到妥善的解决。所以不如容纳问题，如何容纳问题呢，就是把问题放在哪里，不要去碰他，绕道前行。大部分时候，问题会自己解决。比如缴纳银税中发生的很客观的损耗问题，却形成了银耗这种明明白白的贪污。问题当然越来越大，但真要搞到大了，也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成为大家的共业。既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何况又不是现在的事情。又何必把自己搞的焦头烂额呢。等到洪水来的时候，淹死谁还不知道呢。
明明可以汇报的问题，却一再压制下来。不要一惊一乍，有城府的官员会以慢一拍的态度去看待事态发展。官场上历练，是讲究屁股能不能沉得下来的功夫的。所以我们去有些部门办事，看到办事人员慢悠悠的态度很恼火。可是对方倒未必是就想怠慢你，而是，人家在培养自己稳得住。
不幸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为着做官而去的。楚王好细腰，民间多饿死。领导影响这个社会的趋向。而知识分子影响这个社会的行为。所以这种文化，又几乎是全民的恶习。比如机关门口的保安，领导的司机，乃至一些为人父母。
可是中国文化明面上又是很讲诚信这些东西的。看上去似乎与潜规则很矛盾。但中国人就是很能耐，把这么多看上去很扭曲很纠结的东西都融合了起来。以致人们几乎是不以为意的。柏杨说的酱缸文化，过程很恶心，但结果很滋润。因为之后的滋润，也就忽略过程中的呕心。习惯下来，安之若素。
好吧，我读闲书读出来的感触，也是现读现写的。
周作人说他的祖父介孚公是一个奇葩。有多奇葩呢。从他身边人说起。
浙江乡试，因为介孚公与主考官在官场上有些相识。所以乡间亲友就凑了一笔银子妥介孚公送去主考，买通关节。介孚公就去苏州与主考见过一面后，让自己的随从徐福给送银子去。恰好那天，副主考也在。主考副主考都在一条船上谈事。主考识趣，碍于有人在场，接过夹着银票的信封后当下并不吱声也不打开。哪里晓得徐福这个奇葩。看大人不声不响，竟然大喊大叫起来，说你收我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
这么一喊，事情岂不穿帮。
介孚公于是落罪。
清代的科场案是很严重的罪过。但到晚清的时候，已经稍微松懈下来。于是负责审案的苏州府知府还想替介孚公谋脱罪之法。学得宋江江州那一出。说介孚公是一个神经病。
哪里知道介孚不答应，公堂上说自己不是神经病。还历数过去某某也是这么干的为什么没事情。自己不过是照例来一下而已。这么一说，事情也就无法缓解了。于是被判斩监侯。
送钱拿个回条倒也无可厚非，但好歹也要有个眼头见识。至于人家救你被说成神经病也该忍受下来将计就计。但这种内心的不羁容不得自己哪怕受到一时的委屈。甚至不惜咬前人以共罪。所以周介孚压根就不是官场上混的人。
周介孚不算正直的人，但一定算是诚实的人。但官场看中品行一点不是诚实，而是圆熟。因为传统政治中如何人浮于事才是真正有用的本事。绝不同于现代的责任政治。做不好就要负责。传统政治，让领导不快活，才是下台的首选要素。周的下人连眼头见识都没有，自己更是一点委屈也不能受，所以哪里是当官的材料。
当初，周介孚中进士，吉报一路敲锣打鼓穿城而过，喜气洋洋的到了周家。哪里知道，周介孚的母亲却在后堂里大哭。人问其故，她说这是一个“拆家者”（败家子）。
因为周母觉得呢，这个儿子不会当官，因为当官要赚钱。不会赚钱当然就要败家。
周后来买官纳妾，确实花钱不少。在京城做官，每逢节日托人送点火腿什么的送回家孝敬母亲。周老太太却骂，要这些作甚，不如寄回些银钱实在啊。
什么叫有用的诚实呢，我觉得周老太太才是。
倒是周家的子孙，比如鲁迅，真是有乃祖的做派。一个都不原谅。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他好在活在一个不需做官也能生活的时代。他表达意见又不需要在那个泥淖的历练。他不怕得罪同胞。那个时代的中国积弱之极，所以生怕不被得罪，因为不由此不足以自我警醒。
当然这种警醒有用吗，不见得有用！后来的人宁愿学鲁迅的刻薄，也不愿意深究他的洞察。何况，我们还突然的富裕起来。沧海桑田，不能自已。
于是呢。怀念只是一种状态。而思考却成了稀缺。以我们同胞的聪明，谁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眼看穿的东西，其实也就不必摆明了吧。
所以呢，虚拟世界的情绪是众志成城，现实中的作为却是以邻为壑。
何必这么自讨没趣呢。
好吧，作为结束，我为什么觉得周介孚是一个奇葩呢。
介孚公有一个忘恩负义的朋友,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介孚公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这次做梦之后,介孚公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是这位朋友报的恩。
周作人说鲁迅和乃祖很像，主要是滑稽这部分，他于是把这个故事讲给胡适听。胡适听后，觉得“这种滑稽,确有点象鲁迅。”鲁迅的幽默，总有一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快乐。
对于痛恨的人，我恨不得吃他的肉。
我能不能吃他的肉，当然不能。但梦里做做都是无妨的吧。
既然梦里都做了。我说说也是无妨的吧。
我说说而已，听众你一笑置之。
至于那个仇人，他安之若素，毫发无伤。
重要的是。
我们都相安无事，岁月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