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殡丧过程中的一些旧事
－－作者：散木
【一】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
随后，潘汉年当即将噩耗发电报给时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
当时，也正是全国以上海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趋于高涨之时，所以，参与筹备鲁迅治丧活动的冯雪峰（代表中共，但不公开出面）、宋庆龄（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沈钧儒（代表“救国会”）等拟通过鲁迅的丧仪发动一场向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性示威，进而把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中共秘密党员的胡愈之后来回忆说：当时冯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决定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公开出面组织，并嘱胡具体负责联系和组织（陈原先生也在《胡愈之》一书中提及胡生前曾回忆：鲁迅逝世后，“冯说由‘救国会’出面办鲁迅的丧事比较合适－－而胡愈老正是‘救国会’的中坚分子”）。胡遂与上海“救国会”领导人共同商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在国统区开展如此规模的公开活动，显然也是得到了当时苏区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当时仍是中共中央总Z书记的张闻天即于10月23日致电中共北方局刘少奇：“鲁迅的死对于中国民族是巨大的损失，必须立即进行公开追悼鲁迅的动员，中央关于追悼鲁迅的三个文件今日起广播，请接收。”
这里所提到的“三个文件”，即张闻天起草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电》这三个文件从10月28日起由红色中华新闻社全文广播，其中，电文中还通报了中共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提出对“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等的八项要求、苏区“在各地及红军部队举行追悼大会”等六项追悼办法等。
鲁迅逝世之时，也正是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之时，将追悼鲁迅的活动与抗日救亡相联系并借而发扬民族精神、造成“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群众救亡运动，以对国民党实施一定的政治压力，这是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做出的迅速决策，直接组织这项活动的，在华北是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等，在上海则是潘汉年、冯雪峰以及“救国会”领袖胡愈之（中共特别党员）等，这就是鲁迅葬仪的背景。
在商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之后（由冯雪峰提出人选，后冯于1972年12月北京鲁迅博物馆座谈时回忆说：“毛主席是我提的，宋庆龄也同意。”除毛泽东、宋庆龄、蔡元培、马相伯、许寿裳之外，名单中还有救国会的沈钧儒、胡愈之以及左翼文化人茅盾、萧三、曹靖华、胡风等，后者且多系鲁迅生前友人和弟子，当然还有鲁迅的亲属周作人、周建人以及外国友人内山完造、史沫特莱），委员会发布《讣告》，内称：“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
随即，上海殡仪馆开始接受群众瞻仰遗容，至于确定鲁迅的墓地，那是宋庆龄的建议，即选择在离宋家墓地不远的万国公墓安葬鲁迅。
【二】
此外，关于鲁迅的棺木，鲁迅的儿子海婴后来回忆说：“从母亲挑选棺木时和婶婶王蕴如（即周建人夫人）商量的判断，这棺木是自费购买的。”即许广平“反复巡视”，从原来打算购买一个中等价位、经济上能承受的，到犹豫再三，最后选定了大家公认的“一口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这在其他书籍中有其他的解释。
宋庆龄“考虑到中国和世界人民对鲁迅的爱戴；拿出自己的数千重金，帮助购得一具上面镶有玻璃的棺木，以便使广大群众得以最后一次瞻仰战斗了一生的鲁迅遗容”；爱泼斯坦则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中说冯雪峰由于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就由宋庆龄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且亲自前往选择墓地、偿付费用并参加守灵”；茅盾回忆则说：“鲁迅的西式棺材是孙夫人带了孔德沚从好多家外国百货公司中挑选的。”；而关键人物的冯雪峰也在回忆中说：“棺材是宋庆龄送的，价三千元。”；另一个关键人物胡愈之也回忆说：“灵柩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送的一具价值三千元的棺木。”
海婴回忆文章中说：“从冯雪峰生前历年的文章、讲话里，也没有看到他讲过鲁迅的棺木确实是我党付的款。”但海婴在书中出示的胡愈之回忆则以为这笔棺木钱“实际上可能由中共付钱的，因宋也没有很多钱”，虽然这里胡只是作了“可能”的回答，而海婴出示的其他两位证人梅志（当然她是通过胡风了解的）、黄源，也都没有肯定的回答。在没有更确切的史料出现前，还不能遽然推翻宋庆龄（或者实际由中共）置办鲁迅棺木的说法。
鲁迅逝世前《死》一文中披露的“遗嘱”，以及治丧委员会的《讣告》，都含有一层意思，即鲁迅因在“平日谈到别人的事情，知道这里还有他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防御的意思”。这“别人的事情”，很可能就是此前不久章太炎逝世后的情况，鲁迅以及他的友人们是无意也不愿让国民党出面来插手鲁迅的葬事的，所以，鲁迅听了冯雪峰对《死》的文章中关于“遗嘱”的意见后就表示完全接受，即“如果当作真的遗嘱，这第一条很要紧，国民党有所企图的话，先生（即许广平）也容易对付了，就是说根据遗嘱就是。
但是，这只是一面；假如革命的政权来办理丧事呢？那就不能根据遗嘱了”，于是，鲁迅加上了“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一句。有这一背景在，鲁迅的葬事接受中共（可能会以宋庆龄、“救国会”的名义）的帮助就有根据了。
关于丧仪上的其他费用，有“救国会”全力资助的旧说，海婴凭借母亲早年的叮咛和后来她从未记有有关的文字，断言此说不能成立，这也确实是一个谜，即何以许广平“历来对党感恩戴德”却从未写有中共或“救国会”有所资助的事？关于鲁迅的赙仪，冯雪峰明确说过：“我们党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送过一个花圈，也以党的名义送过五百元赙仪。”
也是在冯讲话的那次座谈会上，冯还回忆鲁迅曾送火腿和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给毛泽东、周恩来，后来笔者阅读《杨尚昆日记》，又意外得知鲁迅还曾送给毛泽东一条围巾，即见于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处陈列的那张毛泽东围着围巾写作的照片，杨回忆说：“是鲁迅托人送的，以前未送到，后来辗转才送到的。”是不是送到？就不知道了。又如，当时中共中央和苏区政府发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其中宣布设立“鲁迅文学资金基金”十万元。
海婴曾在回忆中开出的丧事费用支出，林林总总，其实也不是全部，比如内山先生《鲁迅先生》一文中说到的出殡时六千多人的队伍，“除了主治医生（即海婴所怀疑的杀人凶手须藤）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那么，冯雪峰所说的棺木三千元之外，墓地、殡仪馆、其他杂项又有多少呢？这在11月1日治丧委员会结束时由胡愈之、胡风报告了“治丧经过及丧费账略”，惜未能找到报告原件。
在后来许广平给周作人的信（1938年10月1日）中则开列如下：“丧葬费三千余元，及医药费等共欠五千余元”，为了北平鲁迅眷属的开销，“已从纪念金中借取九百元先后寄平”，由此，似鲁迅的丧事其他部分也可能取自各方捐款的“纪念金”而来？当时这笔基金已有3828元，其中包括了陶行知和林语堂在美国、王礼锡在英国、郁达夫在福建、洪深在港粤等地的募捐和筹措。
【三】
鲁迅生前有著名的“遗嘱”，其中提到死后“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所以，鲁迅死后只有一些友人和可能未及读到《死》的一些鲁迅的崇拜者致以赙金，据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丧仪文献和《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载：台静农125元、许寿裳100元、曹靖华100元、李霁野40元、李秉中20元、谢毅20元、张梓生10元、常晋升10元、山本初枝5元、宋竹升4元、蔡斐君（声明“我个人小数的捐款，极不愿在任何地方披露人名及款目”）、梁品清（与鲁迅在中山大学时相识，时远在山西平遥中学，鲁迅去世前与之有通信，鲁迅去世后他致信许广平，表示欲捐助丧事和海婴的教养费），等等。
鲁迅遗嘱不受赙金，但治丧委员会在结束时宣布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仍由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内山、许广平等组成），“募集办理纪念事业之资金”，负责有关纪念的捐款事宜，其公告由茅盾起草，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公告中还称“本会进行状况及收到捐款数目及捐助人台衔，当随时登报公布，以昭信实”，所以，不久，不时有社会上的捐款送达，如郁达夫从福建捐助的千余元、曹靖华在北平募集的500元、张悟修从新加坡募集到的149元、暹罗华侨文化联友社捐款249元、曹聚仁致送的稿酬等。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在许广平苦于拮据（前述其致周作人信中称：“大先生生时靠版税生活，但因为他自己境遇之故，不便露面多交涉，故常常饿肚皮做事，大病亦不敢住医院，免得花费，其所以死，经济也有关系。”）、“救国会”也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只好动用一点众人用于纪念的捐助呢？1936年10月23日，参加了鲁迅殡葬之后的吴慕鲁致许广平信中说：黄源等葬礼毕即返回殡仪馆商量丧葬费用和纪念事宜，前者，“他们主张应由治丧委员会全部负责”，吴以为“但不可由委员会公开募捐或用类此的筹款方法”，因为“问题是倘若委员会全部负责，他们都是周先生老友，理合受下。倘若公开募捐，则不相识者亦可加入，却不妥当了”，即违背了死者的遗愿，所以，吴慕鲁要许广平定夺。但后来究竟如何却不知晓。
鲁迅逝世一年后，许广平写有《周年祭》，内称：“过去这一年中，为了纪念你，各界人士和友好们设立了一个筹备会，募集了三千余元的文学奖金。”这笔钱和其上述丧葬花费的款额相当，尽管我们不知道上述每笔捐款的具体用途（可能大多用于后来《鲁迅全集》的出版），对于一切曾经伸出手来援助鲁迅的悼念和纪念的人们，我们应该铭记他们的名字。
【四】
鲁迅逝世四个月之前，恰逢鲁迅的精神导师章太炎逝世，当时其生前友好要求政府予以国葬，以表彰其功绩，于是国民党元老张继、居正、冯玉祥等出面提请国民政府讨论，当局终于做出“应予国葬，并受国民政府褒恤”的决定，且发表了“国葬令”，但局促于国事鱼烂，这项命令迟迟没有实施，只是拨款三千元用于治丧而已。
同样，鲁迅死后也有要求予以国葬的动议的呼声，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也致电国民党要求“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等，但根本没有得到回应，那也是说，对当局来说，鲁迅和章太炎是不一样的，如何不一样？我们从当局那里听不到，但可以从鲁迅生前所写的几篇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窥出一二，即“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后来，鲁迅在上海的出殡是国统区继李大钊在北平出殡之后，又一次公开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示威活动，但不同于先前国民党的公开镇压，慑于鲁迅世界性的文学地位和声望，这次鲁迅的出殡，国民党只派出了特务监视整个行程而已。但在扶柩抬棺时，在自己人中，却发生了意外的分歧：原定决定由“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四人扶柩，突然鲁迅弟子胡风、萧军等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我们都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又有国际地位的鲁迅扶柩”，因而主张“只能由文艺界来抬，在会上争得很厉害”，最后“救国会”领袖退让一步，“总算决定起灵的时候由文艺界来抬，安葬的时候由各界人士来抬”。
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鲁迅下葬时抬棺的人中有胡风、巴金、鹿地亘等的原因。而在此前，鲁迅生前曾与章乃器有一次会面，那是冯雪峰安排的，但章乃器回忆“会见的结果并不好”，这大概是基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的理解和“两个口号”的余波涟漪，使得鲁迅以及其弟子同周扬以及“救国会”领袖都不免有些隔阂，特别是周扬、夏衍等，晚年鲁迅和他们有严重的分歧，以至后来冯雪峰曾对人回忆说：鲁迅逝世时，“鲁迅派的几个青年闹得很凶，不许所谓周扬派的人参加吊唁活动，以致他不得不准备动起武来，对其中一个闹得较狠的作家说：‘你如果再胡闹，就得把你绑起来’。”不过，最后正是因为“救国会”公开主持了鲁迅的出殡活动，并公开批评了国民党对鲁迅的迫害，加上它积极呼吁“一致对外”，不久就引发出“七君子”事件的爆发，再后来，又由此连锁引发了“西安事变”。
还应该说明的是，晚年胡乔木曾致上海培明女子中学一封信，信中当年曾是该校英文教员的胡乔木回忆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为鲁迅先生送葬的队伍中，培明女中是人数参加得最多并一直坚持到底的单位。”这是因为有胡乔木这样的以教书为掩护的地下党员（还有罗叔章等）、“左联”成员组织领导的缘故了。
此外，如果说还有什么鲁迅出殡时的花絮，那就是当时报道送葬行列中的“蓝苹”。
后来江青对美国女作家魏特克讲述过这段经历，并有声有色地提及当年
“我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我们高歌除了《国际歌》之外几乎所有的革命歌曲”，
“我们四人一排，手挽手地前行”，等等。
在那本著名的《红都女皇》（似为伪书）的书中，江青还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的“蓝苹”－－
“她常常读一些鲁迅的杂文以及他在《申报》上发表的文学评论”，至于鲁迅，
她说有人说“鲁迅曾观看过她的表演”，不过“说这话时她脸红了”。
转自《老衲读史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