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北大往事
－－作者：徐天
在北大百年校庆上，季羡林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丁石孙是1983年至1989年的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力提拔年轻人，实行工资包干制，贯彻竞争机制，活跃学术空气，加强校生交流，允许学生转系……
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佳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然而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却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
1984年，丁石孙接待到北大访问的德国总理科尔
晚年的丁石孙，总是坐在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起居室里。他腿脚不便，十多年前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时，他已用上轮椅。后来，若非不得已，他很少出门。最近这些年，他视力下降得厉害，书报已不能看，起居室的电视机很大，但他仍看不清。
他总是坐在起居室的单人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沙发旁的小圆桌上，放着一杯浓浓的绿茶。他在上海长大，一直保持着喝绿茶的习惯。
夫人还在世时，会挨着他坐着，与他聊天。夫人病重后，他便独自坐着，听电视、听音乐。他喜欢贝多芬，尤其喜欢《欢乐颂》和《英雄交响曲》。
退下来11年了，常去看望他的人不多，妹妹丁永宁是其中之一。她刚走到起居室门口，竖着耳朵听声音的丁石孙就能从脚步声中分辨出她：“你来啦。”
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耳聪目不明，五体不由己，话也越来越少。但窗外的人和事，依然声声入耳。
妹妹丁永宁曾任新华社资深记者，离休后担任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常把国内外大事说给丁石孙听。丁石孙偶尔会发一两句议论。
民盟中央研究室主任刘圣宇曾担任丁石孙的秘书，他也常从网上搜集新闻，尤其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事，打印一摞，带去念给丁石孙听。
不过，丁石孙最喜欢听的，是有关北京大学的人和事。
刘圣宇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年便来到丁石孙身边工作。那时，丁石孙早已卸任北大校长，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不过，刘圣宇的老师们都曾与丁石孙在那方园子里共事。他从自己导师的近况说起，丁石孙便会接过话茬，回忆北大岁月。这些年来，他一直称呼丁石孙“丁校长”，他们俩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北大数学系原系主任李忠每年都会和一帮朋友去看丁石孙。
二三十个人，都是昔日师友，坐在丁石孙家六十余平方米的客厅里聊天。客厅里放满了来看他的人送的花。大家海阔天空地谈着，没什么目的，学校的大事，系里的小事，想到什么说什么。刘圣宇发现，这时候的丁石孙，仍然话少，但整个人的状态都放松了下来。
李忠和其他人都保留了当年的习惯，称呼丁石孙“老丁”。有工作人员不解，认为应该称呼“丁委员长”，李忠不肯，觉得别扭。
北京大学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常和李忠一起来。丁石孙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王义遒是教务长。看着眼前越来越沉默、笑容越来越少的丁石孙，王义遒常常想起近半个世纪前的他。
那时，丁石孙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瘦高的个子，穿着中山装，气度很好。王义遒是无线电系副系主任，常和丁石孙在学校的系主任会议上碰面。
“文革”刚刚结束，北大百废待兴，丁石孙发言时，有点慷慨激昂的样子，王义遒觉得，眼前这个刚刚年过半百的人，大约要做点什么了。
接手青黄不接的摊子
1983年，北京大学校领导到数学系，向党总支书记黄槐成了解丁石孙。学校对文革结束后数学系如何恢复正常教学工作很感兴趣，让他作汇报。
黄槐成回忆，文革后系里面对一大难题，教师队伍“断代”。文革前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人数不足，补充进来的工农兵学员教师，大多数业务能力不能满足教学需求，急需调整补充。
时任数学系副系主任的丁石孙很慎重，他自己在文革中挨过整，但觉得如果简单地赶人，会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他希望能给这批年轻人第二次机会。
丁石孙基本功扎实，课讲得好，在学生中名声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他在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甄别平反后，“文革”又开始了，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黑帮大院，下放干校，文革后才获得平反。他的名字早在学校里传开，无论从业务上还是人品上，都很受尊重。
最后系里商议决定，允许这批教师两年内不授课，并帮他们制定教学计划，重新进修。进修过程中，多数人跟不上，主动申请调走，少数人申请转为行政岗位，个别人最终考上了系里的研究生。这种豁达开明的处理方式，使数学系的工作早于全校步入正轨。
1980年，丁石孙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1982年末，他辞去系主任一职，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学珍回忆，1983年，北京大学校长面临换届选举，校领导们商量提拔哪个系主任进校领导班子，大家意见比较一致，都觉得丁石孙把数学系搞得好。
之后，北大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请大家填写校长人选，副处级以上的行政干部、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均可以参加。丁石孙是得票数最多的人。
随后，校方将意见上报教育部。1983年10月，在美国的丁石孙得知消息，自己即将被任命为北大校长。
有老友给丁石孙泼冷水，告诫他北大校长可不好当。姚曼华夫妇就持这样的观点。
姚曼华与丁石孙相识于1947年的上海大同大学，二人均是学生会干部，均参加了学生运动，丁石孙还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后来，二人同时被大同大学开除，进入上海大学生的黑名单，不可再入学。1948年，丁石孙考上清华大学。次年，姚曼华进入燕京大学。建国后，因院系调整，二人相聚于燕园。姚曼华在北京大学教党史，她的先生和丁石孙都在数学系教书，三人成为多年挚友。
姚曼华表示，他们夫妇觉得丁石孙有理想有信念也有能力，但担心他对困难估计不足，如果遭受挫折，可能会受到很大打击。丁石孙却踌躇满志。他预判到了困难，但相信自己可以做点事。回国前，他告诉友人：“回去我要战斗，不是一般地战斗，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
“他想在自己的任内把北大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发扬起来。”姚曼华说。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王学珍上任党委书记。
在就职讲话中，丁石孙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好像春天进入了心里”
新班子首先提拔了一批年轻人。学校做出规定，教师年满65岁必须退休，也不能参加学术委员会。如今，这批年轻人均已成为北大各个学科的带头人。
1985年2月，无线电系副系主任王义遒在美国访学结束，回到北大，被提拔为自然科学处处长，在教务长领导下，负责全校理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另有社会科学处负责文科）。
1986年，丁石孙问王义遒，觉得北大存在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目标。“不少人工作都得过且过，没有奔头。这样的集体没有朝气，没有凝聚力。”
王义遒说，当时市场经济刚起步，“脑体倒挂”现象严重，“读书无用论”冒头，各种海外新思潮又不断传进中国，北大内校风、学风有些混乱浮躁。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他还在中层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大张旗鼓推行改革措施。
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李忠对其中的一项改革措施极为赞赏，即工资包干制改革：各系根据教学任务确定应有的教师编制，学校据此确定工资总额，具体分配由系里决定。他回忆，有的系超编厉害，但工资总额就这么多，只能处理掉那些不上课、科研任务也完成不好的人员。
根据“分层管理、坚决放权”的规定，数学系自主制定了分配办法。分配向教学倾斜，不上课的教师只拿基本工资，不发奖金；教学中又向基础课倾斜，基础课的工作量乘以1.2~1.3的系数，奖金也更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
丁石孙也以身作则。虽然当了校长，却坚持给学生上高等代数这门基础课，除非不得已，从不耽误课时。
他还推动了北大的学科建设。北大历来以基础研究为主，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1980年代，基础研究面临着难以拿到国家课题和经费的困境。“学校决定，大船要转向，要增加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比重。”王义遒说。学校成立了5个交叉学科中心，陆续开设15个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加强了应用科学研究。
那些年，丁永宁常在星期天去北大看哥哥。
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丁永宁却在他脸上看到了难得的笑脸。
“以前，我很难看到哥哥的笑脸。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右倾，一会儿‘文革’，折腾极了。我看着他都觉得心疼。自从他当上了北大校长，我觉得他很阳光，意气风发，准备大干，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属于他的时代来了。”她回忆。
1987年2月，崔健在北京大学举办首次个人演唱会，演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大批学生为他倾倒
要让大家自由发展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丁校长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
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臭骂他一顿，让他自己去食堂尝尝。他并不恼，真的开始食堂改革。之前，北大各院系学生吃饭的食堂是固定的，他引进竞争机制，饭票在各食堂通用。食堂有了竞争压力，质量立刻提高。
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他告诉王义遒，自己年轻时参加学生运动，没有一门课是从头学到尾的，大多靠自学。他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教给学生基本的学科知识和学习方法，打下基础，培养素质。
1986年起任北大教务长的王义遒表示，教务处曾做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文革前的毕业生当时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并不多。他们由此意识到，大学不应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不想把时间都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学校应尊重其选择；如果想转系，学校也会同意。
丁石孙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
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佳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新生被学长们告知，要读《围城》《麦田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准读本”。“三角地”贴满了讲座海报。每到晚上、周末，各个教学楼里会有各式各样的讲座，从朦胧诗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派。
未名湖畔，五四文学社常常在那里讨论诗歌。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墙上，贴着原创或分享的作品，谁都可以“跟帖”，支持或批驳。北岛、多多、顾城三位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来电教报告厅座谈，学生们毫不客气地发表看法，其气势让三位诗人似乎都有些怯场。
1987年，崔健在北大开演唱会，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在此前后，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北大上映，北大成为这些导演检验新片、寻找知音的一个基地。
有一阵子，男生29楼每天晚饭时有个“笑林广播电台”的自治播音，三个播音员，分别叫氨基酸、维生素和半导体。每天播音大约半个小时，庄谐杂出。他们动不动就给隔壁31楼的女生献歌，于是几座楼间一阵欢呼。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中文系教授谢冕著文《永远的校园》，收入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的魅力》。
“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谢冕写道。
但在数年的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常感到力不从心，推动改革十分不易。
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已经干了4年，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辞职。“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他后来解释。
但辞职请求没有被接受。1989年春节后，教育部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主持北大工作，他同意了。他告诉王义遒，希望对方跟他一起酝酿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
但8月下旬，教育部领导再次找丁石孙谈话，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讲话中，他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离任第二天，丁石孙回到数学系，找到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他说，我来找你报到，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丁石孙空闲了许多，他常常和夫人骑着自行车，到香山、植物园玩儿。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在校园里默默地散步。
1990年，他左眼眼底出血，左眼视力基本丧失。
1993年，在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提议下，丁石孙调入民盟中央，由兼职副主席成为专职副主席。
调任前，丁石孙有些犹豫，他原本想在北大数学系安安心心地教书。李忠劝他：“你对我们普通知识分子很了解，你到那个地方，可以代表我们发言。”
调任后，丁石孙仍然定期到北大给数学系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
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年3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时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丁石孙到校出席纪念活动。介绍贵宾时，当他的名字被念出，全场响起了极为热烈的掌声。季羡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校庆期间，丁石孙被校友们包围了。学生们争相和他合影，纷纷请他到自己班里坐坐，为大家讲上一课。常常才出一个班，就被另一个班“架”走了。
但敏感的老友们也发现，学生运动出身、一辈子的命运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丁石孙，不再谈论政治。他们明白他的种种想法，只与他聊聊北大和往事。
丁石孙的腿脚逐渐不灵便，2001年，他和夫人到姚曼华夫妇的新家做客。他的腿已不能行走，靠两个警卫架着进门。看他身体这样差，老友们觉得，可能是在北大当校长期间累坏的。
2013年，丁石孙访谈录出版，取名《有话可说》。但在丁永宁眼里，晚年的哥哥似乎更喜欢倾听，常常处于沉默状态。
她想起少年时期，哥哥推荐自己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书是傅雷翻译的，傅雷在扉页后面，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她觉得，每个字都可以贴切地用在哥哥身上。
不再承担丁石孙秘书工作的刘圣宇，依然常常探望这位老领导。每每走进起居室，眼前的丁石孙就像一座山，沉默而坚定。
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
记者说，后来常常有人追忆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记者追问：“你的信心会因此失去吗？”丁石孙抬起手，放在领带上：“那就不是我能做的，我从历史上已经过去了。”
2016年1月底，北京大学86级学生派了几个代表，看望正在住院的丁石孙。
毕业于国际政治系的王佳已有多年没见过丁石孙。眼前这个瘦小的老者，与她记忆中风度翩翩的丁校长大不一样。
他们带了一束花、一张卡片和一首诗。卡片上说：“感谢您给了我们北大历史上最好的几年。”丁石孙看不见，他们就读给他听：
遥记当年初相见，
我正少年君英年。
五湖四海风云会，
一世之缘结燕园。
风度翩翩谆谆语，
当日风华如昨天。
可叹流年如水转，
一去经年改容颜。
千山万水追寻遍，
为觅梦境过千帆。
虽经九转而未悔，
犹抱初心何曾变。
长揖一拜谢师恩，
弟子沾巾不复言。
心香一瓣为君祈，
福寿安康复翩翩。
89岁的丁石孙已口不能言，却听得清学生说的每句话。几个女同学俯下身去，拉住他的手。
他睁着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
转自《特色文苑2》
黑帮大院
－－作者：丁石孙口述
丁石孙
访：1966年底，您被放回家后是不是就比较自由了？
丁：是的。因为学生都出去串联，没有人管我，我也不用到学校开会。记得1967年的春节，我们过得还比较愉快，买了很多菜，改善了伙食。那时工资还是照发的，钱并不缺。可是好景不长，1967年春季里有一天，系里来人通知我要继续去劳动。第二天我到系里，看到大概有十二个人参加劳动，其中有系总支书记陆元灼，还有程民德和几个右派。陆元灼是1961年陆平从铁道部带来的。她人品比较好，没有架子，经常找我谈谈话。我在前面讲过，她到数力系后对一些有问题的人进行了甄别，1962年恢复了我的党籍。有一段时间因为陆元灼生病，程民德代理过系总支书记。
访：参加劳动的右派有哪几位？你们的劳动任务是什么？
丁：一位叫程庆民，是党员，当过系总支宣传干事。他人比较好，书也教得不错。反右时，他参加了学生的一次会。后来有人揭发说他同情学生，帮助右派出谋划策。还有一个是我提到过的朱德威，跟桂琳琳在北大同届毕业。
我们这些人的劳动任务，就是拆洗被子和缝被子。外地很多学生串联到北大后，学校买了很多被子给他们用。这些用过的被子都要我们拆洗干净、缝好。被子真是很多，也睡得比较脏。一开始，我们都不会缝被，陆元灼教我们怎么缝。我就是那时学会缝被子的。文秦革以后很长时间，我们家的被子都由我来缝。我们劳动的地点在红二楼和红三楼之间的一个食堂里，这个食堂有口很大的锅，我们就在锅里洗被子，然后拿出去晒干、缝起来。那段时间过得也还算愉快，没有人管我们。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住在家里，在家里吃饭，到上班时间去干活。
访：文秦革期间，全国许多地方打派仗，北大也打派仗，这影响到你们劳动了吗？
丁：1967年1月发生上海风暴，造反派开始夺权，打派仗。北京的群众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是天派，另一个是地派。那时几乎所有的大学、机关单位都分成两派。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但实际上反映了长期积累的人事纠葛。北京的所有派别或属于天派，或属于地派。尽管它们并不都叫这两个名字，同一体系内的派别可能没有组织联系，但它们会互相支援。大概在1967年下半年，北大出现了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人数多的是新北大公社，属于天派，以聂元梓为首；井冈山属于地派，周培源被推为“寨主”。那时北大就比较乱了，造反派都忙于打派仗，没人管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了。等到1968年初串联停止后，我们也不用洗被子了。
访：据说，文秦革期间，北大造反派间的武斗很厉害。有时进攻的一派，举着门板往前冲，防守的一派用石头砸。这特别像古代的攻城。太可怕了！
丁：是这样的。还有的用皮带做弹弓。更厉害的是活活把人打死。有时打派仗也很滑稽。譬如晚上，一派在地上撒了很多黄豆，由于光线暗，看不见，另一派冲过来，就滑倒了。
访：到什么时候又有人管你们了？
丁：到1968年上半年，记得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第二天带铺盖卷到煤厂集合。煤厂就在现在校医院旁边，是烧锅炉堆煤的地方。第二天我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到了之后，首先看见的是一帮学生把朱光潜当作开玩笑的对象，让他背毛主席语录。他背不出来，学生就打了他几个耳光。当时朱光潜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看起来很可怜。等我们这些人都到齐后，被带到昌平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那儿是1965年历史系开门办学的地方，离200号不太远，有历史系盖的一些房子，还有一些地。我们就住在那儿种地。
访：种了多长时间的地？
丁：不到十天，又让我们回学校，但不让回家，而是把我们关进了黑帮大院。黑帮大院就是所谓的“牛棚”。这时北大已经有了“牛棚”，在民主楼和外文楼之间，以这两栋楼为两堵墙，再用泥巴把另外两边也垒了起来，里面有十几间平房。季羡林写的《牛棚杂记》的“牛棚”就在这里。这些平房是1950年代盖的。当时因为学生增加了很多，教室不够用，盖这些房子当作教室。我们就被关在这些平房里，每个房间差不多住二十几个人。
访：是谁搞的黑帮大院？里面总共关了多少人？你们在黑帮大院干什么？
丁：黑帮大院是新北大公社聂元梓他们搞的，大概关了200多人。我们在那里主要是劳动。陆平、彭珮云当时也都被关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管我们的人有工人、学生，还有“左派”教员。每天有人带我们排队出去，在校园里干各种活。吃饭就在黑帮大院里边，搭了席棚，有人从食堂里把饭送来。“牛棚”里的大部分人，有事可以给几个小时的假。比如让回家拿件衣服什么的，个别问题比较严重的不允许外出。
关在黑帮大院的人，一部分是文秦革初期被打倒的，还有一部分是打派仗时被抓住的井冈山派的人。管“牛棚”的人最痛恨这些俘虏，经常把他们拉出来打；对我们这些“死老虎”倒是不太管。我印象中，干的时间比较长的活是到仓库里把器材摆整齐，像钢管什么的。干这种活要两个人一组，和我一组的是当年清华同年级的同学汪永铨。他是无线电系的系主任，手比较巧，很会干活。负责管我们的工人，每天把要干什么活、怎么干讲了，就没事了。我们两个干活非常认真，跟那个工人的关系很好。仓库里的活不太重，干活时也比较自由。另外，我和汪永铨的铺位挨着，晚上睡觉时可以说点悄悄话。
在黑帮大院，各人的待遇不一样。陆平和彭珮云没吃很大的苦头，但有的人就不同了。管我们这些人的是生物系低年级的学生，虽然他们年龄很小，但在晚上收完工要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经常还要挑出一两个人来骂一顿。他们在管理黑帮大院时，像电影中集中营里的法西斯，跟你说话时满脸笑容，趁你不备突然打你几个耳光，或突然罚你跑几圈。
访：这就是当时改造人的方法？
丁：实际上，不管这种斗争搞得多么激烈，对人的思想、心灵并没有真正的触动。我们这些人在里边劳动时间长了，一切都习惯了。最有意思的是，居然有人在里边谈恋爱、搞婚外恋。所谓的“思想改造”是没有效果的。
访：在黑帮大院，除劳动之外，你们还干些什么？
丁：晚饭之后，有时要求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工人看你不顺眼，就打你几下。有的人被学生叫出去，挨一顿揍。
访：白天干完活，晚上还挨揍？
丁：对。被打的人还不敢说。当时我们都互相知道这一点。我在黑帮大院时，也经常被学生叫出去，但没挨过揍。这些学生是向我调查一些事情。记得有个叫周铎的人在黑帮大院被打得很厉害，遭遇很惨。在北大读书时，周铎是调干生，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反右时，他在西语系开了个控诉会，控诉所谓共产党监狱里的黑暗。可能因为他嘴巴比较硬，不认错，认为自己讲的是事实，就被打成极右分子。文秦革期间，我看见他时就发现他精神已经有了问题。因为他精神有问题，黑帮大院里负责管教的学生就老拿他开玩笑。他们问他问题，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也做不好。晚上，我们经常听见他被打得大喊大叫，后来就死掉了。周铎反右时被整得精神失常，文秦革期间被活活整死。
生物系的党总支书记胡寿文也挨了很多揍。他跟我同一届在清华毕业，是潘光旦的女婿。可能是因为他过去在群众运动中整过一些人，学生对他意见比较大。他后来告诉我，有一个晚上，学生在黑帮大院里宣布要处死他。两个红卫兵带了长矛，把他带到外头，说要一下捅死他。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但红卫兵并没有杀他，而是吓唬他，完了就放他回来了。
文秦革之后，他又做了生物系的总支书记，重新掌权。由于对文秦革中反对他的学生很反感，他下决心把其中留校的学生赶走。我劝他不要太怪学生，这些学生也是受害者，要对他们团结，对他们太厉害没好处。由于对文秦革中整过我的人，我都是团结的，有人说我的手太软。文秦革中，数力系曾有个低年级的学生打过我耳光。文秦革后，他的单位来调査。我说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打我，是可以理解的。
访：黑帮大院是什么时候解散的？里面死的人多吗？黑帮大院解散后，你们干什么去了？
丁：1968年十一前后，大约存在了半年时间。里面死的人很少。北大在文革中相比外地可能还算是文明的。黑帮大院解散后，我们回到各自的系里，集中住在一起，不准回家。当时我不知道已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数力系除了进过黑帮大院的人，又添了一个人，和我们关在一起。这个人叫卢崇飞，是我的学生。他一进来，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左”。卢崇飞的历史比较复杂，他爸爸是国民党军官。系里把他隔离起来审查，是有人看见他在毛泽东像上画了叉。因此，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清理阶级队伍时，北大的打击面相当大，死的人比较多。我们住在29楼时，数力系有个年轻教员，叫陈永和，从4楼跳楼自杀。他1952年考进北大，读专修科，两年毕业后和郭悦成一起留校，深受程民德赏识。记得陈永和喜欢打桥牌，打牌时常聊聊天，他随便说了点什么，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当时还死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叫董铁宝，是搞计算数学的，业务很强，英文也好。他在美国军事部门工作过，回国时带回来很多美国的机密材料，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国内搞计算数学的人都很重视他。但文秦革中，他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他想不通就自杀了。文秦革中，数力系教员中自杀的一共有4个人。刚才说了2个，还有前面提到过的董怀允。1965年北大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时，董怀允作为组织委员，是特邀“打手”，站在邓小平一边。文秦革中，邓小平挨批，董怀允不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经受不住打击，就自杀了。
另外，还有一个叫张景昭的女教师自杀。她是教外系课的，全系表扬过她课教得好。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她做过美军翻译，文秦革中就因为这点事把她打成了反革命。她想不通就自杀了。北大化学系有个副系主任，也是因为做过美军翻译而被打成反革命自杀的。这位副系主任死后第二天，他的夫人跳了北大校园内的红湖，也死了，很惨！北大才三千教员，受审查的就有一千人，自杀的人也太多了。
1969年初，上面决定把六十三军派的军宣队撤走，换了8341部队的人。这样北大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收缩了打击面。
8341部队的人来了之后，发现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查不出来任何问题，历史上的事情都做过结论。管数力系的大概就是个小排长。他发现我没什么问题，但也不敢给群众泼冷水，就暗示我做个深刻的检讨。管我的两个学生，老是问来问去，好像我还有什么问题没交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了解什么。他们实在不耐烦了，就告诉桂琳琳，说是想搞清楚卞国琨来北京时，我是否见过他。我这才明白。于是，我明确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卞国琨，卞国琨来时我已经没有自由了。这样，我就解放了。
访：卞国琨是您提到过的清华同学吗？
丁：是。他跟我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军事单位工作，后被开除军职，到西北工学院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有人说文秦革中他来找过我，可能是想要些粮票。但我未见着，因此时我已被看管。1969年上半年，于文秦革初期停止的党组织活动又恢复了，我们又有了正常的党员身份。以后这段时间比较平静，北大的武斗也停止了。
本文选自《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丁石孙／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
转自《私人史》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丁石孙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丁石孙于1984年3月至1989年8月任北大校长。沉痛悼念老校长！
//@猪窝屯村民: 从1958年就开始挨整，一直被整到一九七几年。
//@辽阔草原锡林郭勒: 他曾拒绝毛新宇进北大。 //@织梦作坊：他妹妹是新华社记者，当年勇敢披露一位乘专机出访罗马尼亚的副总理，把赶赛程想搭便机的中国女篮队员赶下飞机一事，引起轰动，迫使副总理公开做检讨。
@于建嵘
北大原校长丁石孙先生遗嘱。致敬。//@:北大人的精神，
——向不媚上，不惟上的丁校长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