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不白的微博
天启年间，桂林皇亲宗室好养恶犬，其家奴也越发骄横，竟当街放狗撕咬路人。
一次一个秀才被恶犬追咬，被一个屠户搭救，斩了恶犬，屠户却吃了官司，曹学佺审理此案，
判屠户无罪，而秀才却为了横财改了口供，曹学佺大怒，杖击秀才，使他吐露实情，
愤而写下"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千古佳句。
@稗官野记：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在浙江富阳，三岁丧父，九岁赋诗。
郁达夫一生坎坷：21岁结婚生子；
后来又杭州第一美女王映霞结婚生子，王映霞婚后为戴笠堕胎，又和官员许绍棣私通，两人离婚了；
美女主播李筱英出于崇拜和怜惜，主动和郁达夫同居。
后郁达夫避难至苏门答腊与何丽有结婚生子，直至48岁被暗杀。
@稗官野记：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开县，蜀军陆军将校学堂毕业后走上革命之路。
刘伯承18岁和程宜芝结婚生子，刘伯承不喜欢他们母子，38岁又和吴景春结婚，
两年后在苏区又和汪荣华结婚。程宜芝母子相依为命30年。
共和国初，刘伯承希望与程宜芝见一面，程知道刘伯承已有妻子，也捎去口信：
“你不要回来……
我擦，图片上的咬嘴男，自称九世灵童转世，劝一个女商人把全部资产给他，再给他当奴。
女商人从之，不但将全部家庭财产、三家企业、房产和汽车全部变现，倾家荡产后住进他家中，
心甘情愿当女佣为其提供跪式服务…… @神评姐
汪精卫解释自己为何要做汉奸
汪坚信抗战必亡国灭种，且认为自己同日本签的文件算不上卖国契
抗战期间，汪精卫在日军羽翼下，建立“伪国民政府”，名义上将除东北以外的各个伪政权统一在了一起。对此投敌之举，汪精卫有一套看起来“合情合理”的辩解，以掩饰自己的汉奸行径。
汪精卫投敌的最大理由，是所谓“战必大败”。而言和之事，“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汪精卫自谓，若“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但他又说，“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汪精卫遂从重庆出走，在1938年12月发表“艳电”，一步步成为汉奸。
汪精卫后来一再为自己的“主和”主张辩解，称“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因此“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就要“国亡灭种”。只有先“恢复中日和平”，再“确立东亚和平”，才能“复兴中国、复兴东亚”。
在汪精卫而言，他起初不仅不想做傀儡，甚至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但到了实际谈判时，他才发现日方殊无诚意。1939年12月“日汪密约”，规定中国“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皆“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陈公博看到密约后，对影佐祯昭说，这“简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国。”影佐也不讳言：“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公博将对话内容告知汪精卫后，汪回答：“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对此他并不自信，只是声称：“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汪口头上一再辩称欲为国家保存元气，但伪政权并没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汪精卫一再以“卖身救国”自我辩解。汪自称投敌的目的是，“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南京伪政权成立前，汪精卫又对追随者说，他们要“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赴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
但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助纣为虐，协助日军压制民众、征收物资，其基层官员还横征暴敛。仅举一例，伪县署规定办理“县民证”，收取纸张费用2角，“但官与吏上下交征，准伪县署以下区乡公所加收至每纸五角，而主办之伪员竟索至七角，最后送达差役则所取一元，如此交征，小费多于正费10倍，闭塞之乡领用‘县民证’者，更须二元三角”。如此盘剥，谈何保存“沦陷区人民之利益”？
汪精卫对组建伪政权的种种规划，乃是基于几个错误判断。其投敌前后，正是抗战最艰难时期。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美、英等国也没有开展全面援华的表示。这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相信，“日军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战争必不致发生”。而当时确实也有不少人主和，除了后来追随汪精卫投敌的一干人外，所谓“低调俱乐部”中还有胡适、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各界名流。
加之抗日会使中共坐大的观察，汪精卫很自然地认为，主和是大势所趋，要保存中国，就只有同日本和谈。谈判时，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以为登高一呼，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就会群起响应，到时不愁没有与日本谈判的筹码。然而汪精卫的大多数判断都错了，汪伪政权没能招降到任何实力派人物，其建立一年多后，非但重庆等后方城市没有被占领，太平洋战争又复爆发。蒋介石“苦撑待变”的战略成功了。
汪精卫因死于日本战败前，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自白书。但1964年突然有一篇相当于汪精卫遗嘱的文章——《最后的心情》在香港发表。对于此文真伪，至今尚存争议，然其内容实不失为汪精卫的一个“自辩”。尤其“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一句，很鲜明地表现了汪精卫对中日战事的看法，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发生了根本改变。其投敌正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