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漂作家决定回到县城
32岁之际,远子辞去北京的工作,离开熟悉的文学圈子,回到家乡湖北红安的县城和农村生活,在年租金1800元的廉租房里继续写作。这是一种在时代潮流面前的妥协退守,还是体现了更艰难的勇气、更深的信念?
这次回村路上,王基胜和妻子瓶子轮流抱着新生的女儿,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北京几家书店拿作家肖像做周边合不合法的问题。邻里亲疏、腌菜酿酒,瓶子熟稔,离京前她在北京库布里克书店做采购。刚回红安时她想找工作,一问书店,店员月薪1500,作罢。
北京,文学沙龙还是一场接着一场。怎么非得回村里呢?在北京时,夫妇俩月入三万多,来往朋友也都搞创作,生活其实不错。有作家在沙龙上开玩笑,讲到小镇的文学青年都应该到北京来,不来不行,“除了远子,远子回湖北了。”
“我觉得我和这里有距离,和北京也有距离。我现在都还在接受我回来的这件事啊!”回村前一天,远子开电动车载我在县里狂奔穿过大桥时吼道。晚六点,县里路上陆陆续续空了,街边有人开音响唱《红尘情歌》。他与妻女从村里搬到了县城南郊一间廉租房住,屋里放满了卡夫卡、赫拉巴尔,还有唱片和电影碟片。
他偶尔也燃起对大城市的乡愁,北京十年里渗进他身体的嘈杂、外卖、地铁没了,而他长大的乡村和县城也早已在他离乡十多年后大翻新。在哪儿,他都是个陌生人。
失去了凝视苦难的能力
图 | 远子
出第一本书是因为2013年初一篇文章火了。我在豆瓣写以前在国贸三期一家书店的工作经历,标题叫《商场的地下王国》。这个工作要懂英文,又要读书,要能和顾客介绍,还得干体力活,然后工资2000多。
我知道我们县长的名字吗?不知道,我爸可能知道。没那么可怕。大家很怕回到小地方,觉得一回到村里大家都在注视你,我小说也写到了一点,就是其实大家没那么关心你。
不过别人一问我一年挣多少钱?就会露出你那种微笑,感觉“原来才挣这一点”。又问,你写本书挣多少钱? 我就说一两万。他说要写多久,我说我可能要写一年了。他说我在武汉工地上打工,一个月都能挣一万。
今年我一直住村里,家里两层楼,我和我老婆住在楼上,爸妈住楼下。前几天我们才搬到县城的廉租房,这里的房租一年只要1800块,毫无压力。因为我的稿费收入其实很少,做翻译收入相对稳定一些。
不过今年我用大半年时间、花了很大精力译完了乔治·斯坦纳的《思想之诗》,本想指着它打出翻译的名气,因为一些原因书出不来了,也没稿费。我现在翻译的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相对简单点,图书公司给的稿费也还挺高的。上半年一直都在做翻译,9月份孩子出生了,时间也就不太够用了。
去年刚回来的时候,我高中时的好朋友来我家吃饭,想要我跟他一起在县里开个培训机构,说一定挣钱。他也特别喜欢写诗,他一直有个念头想先挣一笔钱,再写作看书,刚去北京时我也有这种想法,但我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挺害人的,首先这样想就挣不到钱,而且你很容易迷失自己。
写作其实就跟练乐器一样,你必须得每天都写,你如果几年不写的话,我觉得很难重新捡起来。
刚回来时很不适应,我状态最差时想,算了,要不还是去武汉找份工作。我老婆当时在北京上班也觉得很累,这一种生活感觉没有尽头,刚回来时她经常情绪崩溃,每个月都要大哭一场,但是现在会好很多,虽然挣的稿费不多,但是也能勉强维持生活。等小孩大一点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如果到时候经济情况没有更多改观,可能还是得上班。
图 | 屋前晒的红薯干和萝卜
我今年回来最大的感觉就是回到乡村离死亡很近,我在北京待那么多年,一次葬礼没有见过,那些人好像悄无声息就走了。好像只能看到生,看不到死。
回到村里,生死的界限就没有那么遥远。我回来之后葬礼就参加了五六场,都是村里老人过世,也有骨灰从外地回来的。骨灰也土葬,我们有一座坟山,村里的人死了都会去那个山。
有个人不知道算不算远房亲戚,他今年得了肺癌,五十多岁,他是我们当地黑社会般的人物,坐过好几次牢,认识黑白两道很多人。他把我们村附近好多田都种景观树去卖,也不给村民钱,有人在他园子旁贴抗议“再不付钱我就去省里举报你”。但他很聪明,能找到是谁写的,去那家给点钱,就给摆平了。他抽烟很凶,肺癌晚期的时候,请道士看他家祖宅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发现附近人家有人新修了个厕所,他就特别生气,硬让人家把厕所给拆了。
上个月他的追悼会上有人总结他的一生,把他说成了圣人的一生。
很神奇,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且我发现很多新鲜的事情,比如中国人身体语言其实挺多的,但是我们这一代丢失了很多。那些老人吵架的时候,就像在跳舞一样,有那种节奏,我一看看半天。
我跟爸妈聊天都不多。我爸特别爱看新闻联播和抗日神剧。我觉得他们已经习惯那种沉默了。我小时候好像没有“尴尬”这种情绪,大家坐着聊天,有时候沉默三四分钟,过一会儿想到什么再说。那种状态是人和人相处比较自然的状态,但在城市里,好像我们都必须不停聊天,不停找话题。
十年或者更早前,农村的结构其实已经被破坏了。以前突然哪家有喜事有丧事,全村都出动了,很强的集结感觉,就像犹太人或者吉普赛部落的感觉。但现在就完全跟世界连通了,都修了水泥路,也不种田了,都盖特别丑的楼房。但这种破坏只有外面的人会觉得有点可惜,从农村走出去的人会觉得特别好。
有时候我会升起对大城市的那种乡愁,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后,城市已经成为你的身体,非常习惯那种嘈杂,外卖网购渗入到你生活方式里。在北京,大家虽然不一定完全理解你,但是朋友们共同话题还是挺多的。但是回到村里、回到县城,我觉得我和周围人都是彼此隔绝的,他们在一个世界,我跟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交集。
图 | 远子的狗,饭后熟练地走到屋前,睡觉,砖头是他的枕头
整个村的景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外地人来承包土地种无花果,承包前三年免土地税,三年过后,这个人就消失了。现在我屋前都是无花果树,小时候我根本没见过这种植物,房子也都是新建的,我觉得这是别人的村子。
我小时候很喜欢拿蛇皮袋去山上捡松果、采蘑菇,用弹弓打野兔。现在农村人变少了,看起来绿化好了,其实环境变差了,因为以前农药用得太多了。我今年可能就看见了两三只萤火虫,小时候夏天经常一大团好几千只萤火虫在水面飞,我弄一个大玻璃瓶,把萤火虫捉进去,像灯一样。
我特别不愿意去保留这种美化,把它当一个途径去写。确实农村有很多动人的东西,但是给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是那种贫穷。很多人写农村是在写田园诗,这对我来说是在遮蔽一些真相。很多80后去大城市其实是一种逃离,上世纪90年代的农民是特别苦的,很多人没钱交税用粮食抵了之后自己都不够吃。干旱时得花钱请机器抽水。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家种了一年的田,结果还亏了钱,我父母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说我下辈子投胎一定不要是农民。
很多人愿意写农村的生活,特别是他儿时的回忆,那个东西沉淀很多年后其实已经修改得非常文学化。我也想写农村,但是我不想按他们的套路去写。因为我觉得中国农村的现状好像还没人写过,莫言他们老一辈的作家写的农村跟我体验的农村完全不一样,还有那种建构出来的反应大时代背景下农村人心理变化的那种文学,我觉得这和现状也非常不一样。
现在农村一方面很现代化,通网了、跳广场舞,我在村里逛的时候,常有人喊我说“我手机抖音怎么放不了?你看看”,另一方面他们思想特别传统、特别闭塞,包括葬礼婚礼都是非常传统的仪式。所以这种极端的对比,给我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都是一个陌生人,我没有一种身份和归属感。不是说我回村里世外桃源隐居了,接触村里其他人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会形成撞击。我手上的长篇写的是两个回到村里的年轻人,才写了两万字,结构和人物已经想好了,但感觉越写越差,可能有些东西还是需要沉淀。我之前在村里离得太近了,现在我到县城里就会好一些。再沉淀一下。
失败者之歌
“基胜的三本书我都读了,写的都是他自己读书和工作的事情,我觉得写得蛮好。”回村这天午后,王基胜的爸爸喝完湖藕排骨汤,喝茶时再次讲起他曾在1978年去过北京。那年他从内蒙退伍回红安后,一直在当地水利局上班,退休后回村修了座两层小楼房。他建议,儿子还是考县里的公务员比较好。
“我是一个编辑,也就是说,我每天至少要读十万字的文字垃圾。”因为《白日漫游》第一篇写到编辑的工作,又因为我以前在豆瓣阅读当编辑。所以之前工作有联系的很多作者都很生气,有两三个作者在微信上和我说,原来你以前都是骗我的。我就会解释这是小说啊,有的人也不听。有一位女性朋友直接说,没想到你这么龌龊,内心这么阴暗。
有位前同事的评价还让我挺伤心的,他说我看你这个书,我觉得你跟街上随便一个想发财的年轻人没什么区别,他说以为我看了那么多书,不会再去思考这些很现实的问题。我在微信和他解释,我想反映一个年轻人的真实心理状态,那些文学青年也不是生活在孤岛,一切还是会刺激到他。反正我也没办法说服他。
《白日漫游》在豆瓣上评价不高,很多人打一星两星,有的人说很丧,有的人说我自己生活已经很苦,为什么还要看你大吐苦水。我觉得是不是阅读量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会写悲剧,很多世界名著其实就都是很苦的。这些人可能平时就看娱乐节目,偶尔翻翻大冰、张嘉佳。可能鸡汤也是一种时代需要,人们少了真正的热情,所以需要补充大量的注过水的、虚假的热情。
现在我在把手上一个新的中篇集写出来,可能明年出这本,还是城市的故事。现在有了孩子,我特别想写一个童话,因为我特别喜欢王尔德的童话故事,我也特别喜欢《小王子》,我读了很多遍。
图 | 远子
我见到女儿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我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溺爱她。有了女儿之后,我对女性的看法都变了。以前在街上走,看到女性一般都是雄性动物的视角,更多从性或爱的角度。但是现在我看到一些姑娘,就会从父亲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忽然之间发现,我好像对全世界的女孩都有一种父爱。
最开始,我在高中写诗是因为孤独。写作有时候是一种解脱,把你的一些痛苦和绝望写出来,反而是一种治愈了。红安在黄冈市,我们高中时高考压力很大,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自杀的阴影。一位学弟写诗很好,我高三时,他自杀了,这件事让我很触动,感觉这么年轻、诗也写得挺好,默默无闻就死了。
读高中时,我和关系最好的同学都给新概念作文大赛投过稿。那时候韩寒很火,他的成长轨迹在这代人里面还是有代表性的:年轻时特别愤怒,在博客里评论很多社会事件,后来突然转向,双手拥抱资本。他和郭敬明真的是时代的弄潮儿,紧跟时代潮流,一开始做杂志,后来唱歌,唱片一衰落,就开始拍电影。
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很容易受到诱惑,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很多人其实和韩寒一样,很聪明,也有天赋,知道干什么能挣钱,他就去干。其实聪明人是做不了艺术的,大艺术家反而需要一种愚拙。当然,和他们相比,我是一个失败者,但我又会想,我们这一代人难道都要像他们那样紧紧追赶时代,真的没有别的路可走?整个社会会越来越没意思、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整齐划一。这是一种更广义的政治,它规定什么是对、什么是落后,当它用很多负面的词来界定另一种生活方式,就挺可怕的,我一定不能再次陷入到在北京那种绝望之中。
我想写很多东西,其实带有一点报复的意思,就觉得我要提供另一种可能性。我虽然回村回家里,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件比较伤感或者悲惨的事情,但是我偏要活出一种生命的质量出来。想要证明给别人看,我也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比你们更好,但是这种好不是从物质层面去衡量的。
回来这一年,很多东西会比以前想得更清楚,会更平静。我现在看问题,经常用五年、十年这样的长度去衡量,这其实不太容易焦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年轻人这种焦虑可能是因为想要的太多,你又想让父母满意,又想让自我得到好发展。你又想要农村那种安静,又要大城市的便利。就像我很多写作的朋友,他们又想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又想要卖版权。
你想活得自在一点,尤其在中国,你必须成为一个不孝子,你必须得接受你父母和你亲人的失望。我就告诉他,我一本书就只能挣个一两万,我以前可能还会编造一些谎言,现在你看不起就看不起,只要我是在过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必须让他们也接受这种失望,他慢慢习惯了。我爸说你应该考个公务员,说空余时间写作没问题,说你应该想办法加入作协,我就沉默。
从北京回到县里,对我心灵上的冲击其实没那么大。康德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们家乡小镇,通过看书去了解世界各地的细节。当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这也只是一种安慰,我还是挺想出去走走看看。我自己的理想状态是一年能翻译一本书,写一本书,如果不行,就两年写一本书。每年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不在县里,而在别的地方走着看着。但是这几年估计实现不了。
我说得太多了,我应该写作。远子是高中时候起的笔名,海子的一首诗,我特别喜欢那一句,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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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靳锦
配图 | 远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