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因心脏病卧床 期间，我曾跑遍全市各大医院进行考察。三十多年前，也存在看病难的问题。病人住院，头几天住的不是病房而是走廊，要等有人出院了,走廓里的病人才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转入病房。病人24小时的护理也全由家人完成。其实，那时的医院并不少，各大厂矿、学校都有自己的医院，而且规模不小，可还是人满为患。相比市医院，各大单位职工医院的条件要好得多。
职工医院只收治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职工免费，家属半费。三十多年前也存在医患矛盾。但矛盾的焦点不是钱。既然医院是工厂、学校自己的，就不存在挣工人、学生钱的问题。但与现在医生想留住病人相反，医生普遍不愿意给人看病,更不愿开药,巴不得没人来。我在工厂和学校时找医生看病，十有八次不给开药。我一个同学就曾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医生这种作风，是我拿着糨糊帮她贴在医院大门口的。
十八九岁时，我热爱科学，推崇西医，且血气方刚，对母亲有很强的责任感。那时没有贫富差距，可我还是认为社会不公，因为母亲没有工作，住不进医疗条件比较好的“职工医院”。虽然我把责任归咎于她自己不该丢了工作，但还是接受不了母亲得不到现代治疗的现实。于是，铤而走险，我借了一本《家属证》，冒充家属，不容母亲分说，强行将她送进我市最好的医院——铁路医院。
如愿以偿地，我让母亲作心电图、拍X光片、打强心剂……享受了现代医疗。时值文革末期，我的身份还是“黑五类”子女。看我在医院里招摇撞骗，理直气壮地讨医要药，如同吃了豹子胆，母亲吓得不敢作声，闭上眼任我摆布。住了二十多天院，出院时结账，总共花了十元钱。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三十几元，看来当年的医疗费确实不贵。
当地医院的措施用尽了，治不了母亲的病。母亲的心脏病是器质性的，非药物能治，唯有做人工心脏瓣膜更换手术。那时做这种手术的，比现做换心术的还少。可依我看来，为了生命，为了科学，便是技术不成熟、风险很大的手术也应当做。一旦寻找到机会，我会毫不犹豫，不惜任何代价送母亲上手术台。
我的想法和做法给母亲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看到为了给她治病我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这令她非常担心；看到我又忙工作，又忙照顾她，每天就睡三个小时，她十分心疼；看到我为照顾她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这些在我看来无所谓的问题，在母亲看来却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生活。母亲无法说服我。治病，用尽方法给母亲治病，难道不是做儿女应做的事吗？生命，用尽所有办法保住亲人的生命不是最值得做的事么？对于母亲采取的自一杀性反抗，我很久不能释怀。
关于生命价值的问题在今天是如此地受重视，不仅被世界人权组织提出，被《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美国文化提出，被涉及死刑的法律提出，也被医学提出。生命的价值在学者的讨论中变得越来越至高无上。变得一个与八个不能相比；罪犯与工程师不能相比；母亲与孩子不能相比。至于金钱，就更不能与生命相比了。
我一位生病的同学为了治病，把房子卖了，把儿子的结婚钱花光了，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他认为，为了挽救生命，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劝他为儿子考虑一下。他说，难道有钱人的命是命，我因为钱少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了吗？
我知道他说的对，便是在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中法律也要求“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为了活着的人的利益牺牲他人的生命是不人道的。我这位同学活下去了，每天找朋友打麻将。而他的儿子三十好几，连女朋友也没有，整天闷闷不乐。
如果没有母亲的做法在先，如果不是身为母亲，如果不是上了年纪，我会完全同意关于生命价值的主流说法。可如今，我能否倾家荡产做心脏手术连女儿上学钱也花光呢？便是我真有几百万，我能否用来治病让我女儿由富人变成穷人呢？
有人说我把钱看得太重了，钱是什么东西？是符号，千金散尽还复来，而生命却只有一次，不能复来。我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生活方式问题。
现在的心脏手术技术很成熟了，但是，问题仍然很多。价格高昂不说，换人工心脏瓣膜，容易造成血栓，需终生服用抗血栓药；使用生物心脏瓣膜，容易老化，需要一再进行开胸手术更换新的瓣膜。我能否为了生命，为了科学，接受这种延续生命的方式呢？
钱，对我来说不是符号。无论人们折腾钱把人们的观念折腾得怎样乱，可我还是看得见钱所代表的资源。看病贵，看病难的实质还是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钱，做为符号可以崩盘，它所代表的资源不会危机？当我们以金钱的形式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可以视资源如粪土？
在为患白血病朋友筹集捐款时，我知道这病是个无底洞，三十万是最低手术费用。我对她说：“只捐三十万，就用这些钱赌一下，如果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就不治了，请你死时闭上眼睛”。这种破釜沉舟的治疗方针居然产生了奇迹。
在学者们还在探讨生命的价值问题时，许多母亲却在用牺牲解决这一问题。看一部日本影片。讲的是古时候，，一个儿子按村里的规矩把上了年纪的母亲背到山上抛弃。与母亲告别时，儿子把身上带的饭一团一 给母亲留下，母亲又给他塞了回来。资源是宝贵的，那怕是一个饭一团一 也要给儿子留下；生命可以复来，儿子就是母亲生命的再现。地球上的资源没有多到把牺牲这个词从人类字典中抹去。
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资源互补。西医可以是饭团 ，中医是青菜，如果饭菜搭配可以填饱肚子，为什么只为饭团 太少分配不均而吵架，就不许搭配点青菜？
我试探地问女儿，将来她怎样处置病入膏肓的我？她说，如果我得了需要一再开胸手术的病就不治了。如果成植物人了，她会给我实施安乐死。我听了顿感轻松，同时自责地想，如果当年我有女儿这态度，母亲又何必急于自我了断呢？
朋友向我哭诉儿子学习 不好，不肯用功,“什么道理都讲了，什么方法都用尽了，毫无效果……”。我说男孩子开窍较晚，很可能后发制人，劝她沉住气不要绝望。她问其中的道理。我说可能与男孩的肾气是否蓄足有关。在肾气不足时，他们懵懵憧憧的，别说妈妈哭劝，便是抹脖子死谏，也不为所动。可忽然有一天，你发现他开始懂事了，听得进大人话，学习 也开窍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孩子有后劲。
近几年，高考成绩一公布，多是女生当状元。几位当老师的朋友感到困惑，这男生怎么了,后劲哪去了？有的说是女孩子变聪明了,有的说是现在的课程不适合男孩子学习 ，还有的说是阴盛阳衰。我说这是打小逼男孩子用功学习 的结果。肾气不足时逼孩子学习 如同水库有点水就用，水蓄不到量，怎会有学习 上的势如破竹？男孩子用神多而养神不足，精气神无法达到天然储量，其结果是让我们得到了人才，失去了天才。
不仅当中医的母亲强调让孩子养精蓄锐，便是我奶奶也常说：“人有精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生长期用神太过，不仅使许多神童长大后江 郞才尽，也使后代遗传不足。都说现代人的精子质量在大幅下滑，可别三五十年后研究出是因为早期教育过度造成的。
我为朋友的儿子说情, 争取孩子能出去踢会球。摆了半天道理，朋友说体能与智能没什么直接关系, 举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例子就把我的请求给否了。我奇怪他不仅没有中医的养生观念，竟连西方的健康观念也没树立起来。这种只承认一对一的直接关系的认识方法如果导致21世纪中国人又成了“东亚病夫”，我们还会怪罪谁呢？
一对一的思维有如多米诺骨牌，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科学的，一味推倒没商量。科学卫士还以为不尊重科学的现象是传统文化作怪，时常错拿中医这类传统文化开刀惩戒群下，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间接作用，恰恰能够有效阻断多米诺效应。
例如科学没有揭示出同性恋的机理，但不妨碍人们开明地表示理解, 不仅影视文学追捧同性恋题材，各国也争先以颁布同性婚姻法来标榜文明和进步。这种多米诺效应先是把爱情弄得没了性别之分，接着又把友谊彻底摧毁，继而促人产生自我怀疑，最后还要改写历史。大学里追求时尚的女孩子搂脖抱腰，三五成群地招摇过市，得意地向男孩子们宣称她们是同性恋者，看到男孩们嫉恨的目光，，她们感到酷极了；
研究人员审查历史人物,一个个套用，连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友谊也遭到质疑；一个朋友认定我是同性恋，证据是我不和女人计较。我让她正视我结婚生子这一事实，她说，那你就是双性恋。我反问：“那你呢？”她那表情，一望就知陷入自我怀疑有些日子了；一个年轻人想当然地同情文革时期的同性恋者，说他们受到了迫害。
我说那时我家附近就有一对女护一士 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她俩“不结婚，永远在一起”的誓言，没人去管她们的事。男同性恋之所以受到了打扰，是因为他们搞到了家外头。相对于通奸、婚外恋等，同性恋在当时所受到的惩罚是最轻的。而同一时期的外国并不见得比我们宽容。如果说我们对同性恋确曾存在过所谓的偏见和误解，那也是从西方舶来的。
李银河抱怨人们曲解了她的意思，可她怎么也说不清自己的意思，或者说人们怎么也不理解她的意思。人们认定她提倡同性恋、一夜 情、婚外恋等，而她却极力否认，在多米诺的世界里她一再伸辩自己只推倒了一块骨牌。
人本是一个天然定位系统，不仅时时需要知道自己所处的时间和方位，也需要了解自己在历史、社会中的位置。而身不由己的现代人难以定位。都说现代人浮燥，飘浮不定的人想不焦燥也难。所以，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儒学、宗教还有信徒，不是由于愚昧，而是人的定位要求使然。
如果手头没有高精度的定位仪，我不会拒绝使用指南针；科学不能解释同性恋，我不会拒绝使用阴阳图解释。
总之，我不能任由自己随风倒伏。母亲曾用阴阳图解释男女的存在状态。
代表女人和男人的阴阳鱼，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母亲说，靠近鱼尾的颜色应该是渐灰，
表示阴阳强弱程度的变化。在这幅图中，不仅男女相恋，便是同性相求也无不符合阴阳理论。
从阴阳图上看,李银河所争取的主要是鱼眼睛这部分人的权益，并不是要改变阴阳鱼的颜色。
在这幅图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黑鱼的腹部，
这个位置与其它各部位的阴阳电差都很平均，排斥性小，所以友谊成分重，但爱情火花小，
不是能扛得起爱情大戏的角。
基于图中所显示的多种阴阳组合方式,我在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时会避开是非评价，而力促各种家庭模式的形成。
在妇联工作时，有一次一个男人来求助：“老婆打我，你管管吧”。
我笑了。且不说他的要求是否在我职权范围，单就他找妇联求助这点就说明他在心理上已把自己定位为女人了。
这时帮这男人振兴阳刚之气就不如促成阴阳互补的家庭模式形成来得实际。
我们理解的夫妻性格互补，何尝不是阴阳互补？
出于对阴阳图的理解，2000年修改婚姻法时，
我曾上书国务院要求不要把成年男女从家庭责任的担子下“解放”出来。
因为在国家还没有能力负担老人和孩子时，不能轻易放弃婚姻家庭的社会功用。
这次上书虽然失败了，但我也坦然接受性关系从社会束缚下解放出来，
因为我知道历史的卡尺正从阴阳图上黑白分明的一端移向灰色地带。
正因这一移动，一夜 情、婚外恋、同性恋开始走出冬季，而婚姻进入冬季。
这里没有什么进步与落后之别，只有此一时与彼一时之分。
因此，当听到李银河为同性恋争取同性婚姻时，我觉得她的做法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反季节行事。
因为婚姻本是社会性的，在社会性正从婚姻中退出之时，争取同性婚姻的意义何在呢？
岂不是光了一冬天膀子的流浪汉在春天来到后坚决要求穿上棉袄？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