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晴雯病中被王夫人逐出大观园，贾宝玉悄悄去探视。
晴雯自知时日无多，对宝玉说出如下一番话语：
“……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
弥留之际，晴雯所能做的大胆举动，不过是，铰下指甲，脱下贴身小袄，交给宝玉；
同时，让宝玉脱下他的小袄，自己穿上。
像贾宝玉跟晴雯主仆这样你有情我有意、没有发生实质性关系、留下无限遗憾的青年男女，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
贾宝玉、晴雯的悲剧，文学史家大抵会把原因归结于封建时代，归结于礼教束缚。
但实际上，情况决非如此简单。并非封建时代、没有礼教束缚的其他时代，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悲剧。
例如，当代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跟一位名叫杨广芹的农村姑娘，就有过跟贾宝玉、晴雯类似的情感经历。
凑巧的是，刘绍棠不但曾经说过杨广芹“你真是《红楼梦》里的晴雯，率真可爱”的话，而且在预感到他们之间的爱情“看不到曙光”“遥遥无期”时写给杨广芹的信中，引用贾宝玉、晴雯的悲剧故事，勉励较为怯懦的对方：“…让我们不要轻言放弃，并要抓紧时间，爱得更心明，爱得更情深。以免最后像晴雯死前对贾宝玉的哭诉：早知如此，何必——空担个虚名。”（括弧内文字均引自《心安是归处——我和刘绍棠》一书）
杨广芹口述、沱沱记录的《心安是归处——我和刘绍棠》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出版），较为完整地披露了刘绍棠和农村姑娘杨广芹保持了近三十年的“精神夫妻”关系的爱情故事。口述者性格（比较理性、善良）、口述时间（刘绍棠已经不在人世）等原因，该书语言平和朴实，所讲述二人之间情感关系真实可信，叙事态度诚恳坦率。总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刘绍棠跟杨广芹虽然不是主仆关系，但他们相识相恋的故事，跟贾宝玉、晴雯的故事还是有不少相似性的：都受到环境的压迫，身份上都有不利因素，都得不到旁人的支持和祝福，都有人性层面的合理性，都以私密的方式进行，都能得到后世（来）读者的理解和同情，等等。贾、晴爱情剖白的当天，便因女主人公的病逝，阴阳相隔，戛然而止，根本没有品味的时间。而刘、杨的爱情，却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男女主人公均有充分的时间品味爱情的酸甜苦辣，男主人公更是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创作灵感，获益良多。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刘绍棠杨广芹爱情是贾宝玉晴雯爱情的一种延伸。
贾、晴环境的压迫，主要是礼教和家长。贾府真正的女主人、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是贾、晴爱情的天敌，她绝不允许他们的爱情滋生、成长、开花、结果。刘、杨环境的压迫，主要来自政治。刘绍棠1956、1957两年里发表了《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和《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两篇论文，《田野落霞》和《西苑草》等小说，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均遭剥夺。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又因为发表小说《县报记者》遭到批判，再次被剥夺写作和发表权利。这种情况下，已经结婚生子的刘绍棠独自回到出生地通县儒林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思想。
就是这一期间，比刘绍棠小15岁、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杨广芹，以其善良、率真的品格性情，打动了“大乱还乡”的刘绍棠，使刘绍棠深深地爱上了她。从此，在刘绍棠的积极主导、掌控下，他们避人耳目，以男女恋人和精神夫妻的关系相处。杨广芹尽力保护刘绍棠，使其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没有受到红卫兵和群众的批斗，鼓励并支持刘绍棠进行文学创作。刘绍棠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文学事业并未因为政治运动、“十年浩劫”而荒废。
贾宝玉已经有王夫人决定的候补之妾——袭人，晴雯没有机会取而代之。杨广芹跟刘绍棠相恋的时候，刘绍棠已是有妇之夫——他夫人是他高中同学曾彩美，杨广芹本人显然也没有破坏刘绍棠婚姻的强烈念头，她对刘绍棠妻子曾彩美抱有同情的态度。
贾晴、刘杨都是秘密恋情，在他们各自的环境里，都得不到旁人的支持。不要说王夫人、袭人会坚决阻击贾晴之爱，就连贾宝玉的知心之人、素日待晴雯“甚厚”的林黛玉，也不会支持他。林黛玉对妻妾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晴雯死后，贾宝玉作《芙蓉诔》，几经推敲，将“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垄中，女儿命薄”改成了“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黛玉听了，当时就“忡然变色”，心中“有无限的狐疑乱拟”，为了掩饰，催贾宝玉快去干正经事。其实，就是有利益关系的晴雯的嫂子，灯姑娘也并不支持晴雯跟宝玉的恋情。
刘、杨爱情，直接受害者刘绍棠的妻子曾彩美不必说，就是原本同情刘绍棠遭遇的杨广芹的母亲（是刘绍棠心目中、作品里的知心大姐，跟刘绍棠关系不错），也不支持自己女儿跟刘绍棠恋爱、结婚，她不允许女儿破坏刘绍棠的家庭。当时包括公社领导、大队书记在内的上级领导，可以理解杨广芹帮助、保护刘绍棠的行为，但想让他们批准她跟刘绍棠结婚，实在难以想象。
就是杨广芹本人，她可以为了保护刘绍棠，牺牲自己三次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她心里很难接受刘绍棠抛弃并无过错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行为。在刘绍棠准备回家跟妻子离婚时，杨广芹说：“我不同意，三个孩子，她一个人含辛茹苦，你对得住她？”因此，在刘绍棠命运彻底好转之后，她便毅然嫁给附近村子的一个农民，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刘绍棠在认识到跟杨广芹结婚无望之时，也能说出如下一番话：“你离开我，嫁给其他男人，如果那个男人待你还好，我的痛苦或许减轻一些，如果那个男人待你恶劣，我的心将痛苦得流血。”
跳出他们的时代和环境，从今天的眼光看，无论是贾晴还是刘杨，这两对男女之间的爱情，都会得到人们相当程度的理解、支持和祝福。因为，他们的爱，都是纯洁的，真挚的，跟色相金钱没有关系，没有始乱终弃，没有你死我活。
如果要概括一下，刘杨的爱情，可以说是发乎性情，止乎现实。难能可贵的是，刘绍棠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否极泰来之后，并没有被鲜花、掌声和名位迷失方向，依然一往情深地爱着农村姑娘杨广芹，始终没有放弃跟她组成家庭的愿望。刘绍棠关于跟杨广芹结婚后的理想生活，听起来也颇合乎情理：“……运河边上，几间明亮的小房，一座干净的院落，院里花木葱茏，藤萝架绿荫如伞。我们一同劳动、读书、写作、休息、娱乐，生儿育女，你是我每一部作品和每一篇文字的第一读者，在家庭生活中，我要做一个很会心疼你的丈夫，你要做一个温柔明理的妻子，过一个科学、文明、卫生和现代的田园生活。”刘绍棠没忘了在他的田园梦想前边加一个“我是自由之身”的假设前提。这说明在跟原配妻子离婚一事上，刘绍棠也是不忍心的，态度并不坚决。
刘杨的爱情故事，是典型的中国式爱情故事。情之所起，在男方有崇尚纯真、向往自由、获取理解与支持等诉求，女方则有同情、爱才、成人之美等因素（回首往事，杨广芹说到刘绍棠日后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多次表示，“帮这个人没白帮”）。但是，过程和结果，自愿接受传统道德的约束，尊重他人的利益，接受他人的安排，最终委曲求全地得到一个伤害、破坏相对较小的结果。
若是西方国家，或者八十年代以后深受西方婚姻观影响、社会相对开放、更加注重个人利益的我国，刘绍棠早就跟原配妻子曾彩美离婚，跟杨广芹从精神的夫妻转变为合法的夫妻了。由此可见，西方观念是爱情悲剧的真正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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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贾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