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中医不分科，但我预言女儿将来的发展方向还是妇儿科，因为一个男人要是得了性病是不太可能找女医生医治的。
我母亲治男科病就不是很多。有一个小伙子和妻子行房时因外人突然入室受惊吓得了病，
是被他妈押着到母亲这看病的，却一直不肯抬头。还有的男人有病是先由妻子来询问，然后再由妻子领着来看病。
邻里间的男孩肯就与性有关的身心问题向我母亲求教，成年男人极少有单个来看生殖方面疾病的。
所以，病人对医生的选择也可以决定医生的发展方向。
西医的科学性一直在扭转人们的性别意识。西医虽然分科，但不强调医生和病人性别。
妇产科有男医生给女人做检查和接生，而男病房的护士 多是女的，给男病人插尿管也没听说要换男护士 来做。
虽然社会生活中男女有别，然而科学无禁区，在医院里只有生理上的男女，没有心理上的男女。
只有外貌上的男女，没有实质上的男女。也就是说，医生和病人双方无论是谁看谁都得无性别才行。
这对医生来说也许不难做到，对病人来说却不一定都能做到。
职业性做到无性别感还因职业不同各有侧重，往往不是职业之外的人能做到的，
便是可以给裸体的女人做手术的男医生，让其用语言叙述性交 过程也不一定能行。
有一次开庭审理一宗强奸案。犯罪嫌疑人吞吞吐吐不肯叙述犯罪过程，法官说他认罪态度不好。
一开始我也奇怪，这事都做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可一看庭上的人我就明白了，虽说是涉及隐私的案子，不公开开庭，
但庭上的法官、公诉人、书记员甚至连辩护人都是女的，一群女人坐一圈让一个男人讲叙强奸过程，
难怪他张不开口。于是，我不得不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做比喻，告诉他克服心理障碍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
有近四十年的时间，我们这里最好的妇产科医生一直是个男的。我与这个男妇产科医生接触比较多，
亲朋好友遇到生产、流产、上环等一系列女性问题问到我时，我经常要领到男医生这里来寻求帮助。
他医术高，退休后病人随他拥到他家里，致使医院的妇产科没了病源。
在他七十岁时，一个新上任的年轻院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聘他回医院出任妇产科主任。
我的一个侄子就是在他家出生的。侄子出生时难产，，男医生写了张纸条让我拿到医院去找他的女弟子过来帮忙。
女医生叫上两个年轻的男医生一道过来。我悄悄问女医生为什么叫两个男的来。
女医生告诉我接生是一件力气活，一般女医生的体力吃不消，她就曾累昏过。
他们来后，给产妇打上催产素，两个男医生轮流推胎儿往下走，直到把我侄子推出来。
我领朋友到男医生这看病，在需要做内诊时如果她们有心理障碍，迟疑着不肯脱衣 服，我往往喝斥道：
“脱！医生只看病看不到你这个人”。
当我自己遇到问题时也要到男医生这里来咨询。他经常是一边给我解答一边戴手套，要给我做内诊，我就问他做内诊要诊查那些情况？当他一一告诉我之后，我就说“好，请你等一会。” 然后就跑去找女医生做内诊，告诉女医生需要诊查的内容，检查完了再跑回来告诉男医生检查结果。
男医生从没有为我的这一举动而生气，总是尽力帮助我。可朋友们却指责我对人对已不一样。我也的确说不清我为什么不能把医生和他的性别分开，不能做到让自己没有性别感。
我曾好奇地问过男医生是怎么当上妇科医生的。他说当兵后任连卫生员。后来有了分科进修当医生的机会，有几个科是大家抢着去的，他太老实抢不过别人，就被分到没人愿意去的妇科了。我听了有些感慨，看来，如果医生真能做到眼里无性别就不会出现妇产科男医生少这种现象了。
在医患纠纷中有些是涉嫌性骚扰的。我倒并不认为这完全是由患者心理障碍导致的精神过敏引起的，因为我就遇到过做腹诊的男医生摸起来没完的事。所以，我也曾怀疑让一个有性别的人做到没性别即便是为了科学是否完全可能？即使做到了，这对医生本人的人性有没有影响？我给人做媒时几次遇到有人提出不要医院工作的。说他们的羞耻心淡薄，作风比较随便。对此，我们可以笑世人愚昧，但科学让搞科学的人有些异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奶给我讲过她见到的一个笑话。上个世纪初，有一天，我奶奶到她朋友家做客。朋友的丈夫是中国的早期西医，婆婆却会旧式的接生。来一个人急急地要找老太太去接生。不巧，老太太没在家。西医拿起药箱对来人说：“走吧，我去接生。”来人一楞，看着医生说：“大夫啊，生孩子的是个女的！”医生说：“哦？生孩子的原来是个女的呀！”放下药箱又坐下了。这个医生我小时见过，我叫他金姨爷，他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奶奶说，那时中医比西医多，他开一家西医诊所，要想让西医能在中国立足他必须有过硬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才行。诊所旁一家姑娘痴情于他，日日站在诊所的窗下看他，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病恹恹的身。金姨爷是西医，对科学宗教般的情感使他能做到有定力，却不可能象我母亲那样动员姑娘妈给姑娘找婆家，害得情窦初开的姑娘无以释放竟自己到红灯区做妓女去了。我奶说这事我完全相信，因为我金姨爷长得比他弟弟还帅，他弟弟是中国最早的影帝———金焰。
金姨爷的父亲是一百多年前朝鲜最早的西医。据说现在汉城医科大学校园内还矗立着他的铜像。金姨爷的母亲曾向我奶奶描叙丈夫当了医学博士后骑着高头大马，官府的人鸣锣开道，用桥子抬着博士夫人游街三天的情景，感到十分荣耀。从中我知道一百多年前朝鲜对西医有多么重视，而那时的中国无论是对中医还是西医好象都没有给予过这般重视过。
我毫不怀疑对科学怀有宗教情感的人可以让自己超越性别。可让一个把医生做为普通职业为了谋碗饭吃的人超越性别是不是不太现实？如果能够超越是不是也就超越了人性？对于一个超越了人性的人我们指责他对生命淡漠是不是指责不当？
(八十四)
小时候受到惊吓时，母亲会把手插入我头发中抚弄说：“摸摸毛，不吓，不吓……”我往往就定下神来。这种安慰小孩子的方法被一代代地沿用下来。我是这样哄女儿的，将来也这么哄外孙子。这种用在孩子身上的“哄”法，人们认为对成一人 不适用，更不会承认这也是一种医疗方法。
一个年轻人最近睡眠不好，我让他母亲“哄哄”他，因为他刚刚参与一次死刑执行，我认为他内在受了惊吓，为此，年轻人笑我缺乏理性。首先，他不承认自己受了惊吓，这有他的沉着、镇静为证。再者，便是受了惊吓，他又不是小孩子，妈妈哄哄就能哄好？不管这个年轻人怎么认为，他母亲完全接受我的建议。
一位朋友，四十多岁了，路遇一起交 通事故，他很有效率地报警、救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事后，他病了，厌食、无力、失眠……到医院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吃药、打针也不见效。看他一脸倦容，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他妻子很着急，认定他得了大病没有被检查出来，领着他到各医院查来查去，弄得他很有精神压力。
一天，他乡下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来看他。母亲一见他就问：“你鼻梁发青，受什么惊吓了？”他和妻子都觉得好笑，一个成年人，便是遇到和处理一些非常事件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理性的支撑，怎么可能受到惊吓呢？可他母亲坚持说他受了惊吓，得叫叫魂。
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屋外象他小时候喊他回来吃饭那样呼唤他的名子，又象对待小孩子一样捋着他的头发给他吟唱“安魂曲”。看着母亲那么投入，他也就乐得撒娇，任由母亲摆布了。我们再见他时，他又恢复到先前精神焕发的样子了。朋友们问他是怎么把病治好的？听了他的讲述后大家又不得不惊叹他母亲精神安慰作用的神奇。
有理性的保护，非常事件在我们身上不以惊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不等于我们的精神没有受到冲击。我在非常事件面前往往表现得从容冷静，但事后那些在事发时惊慌失措的、当场昏倒的、一时精神措乱的人都恢复了常态，我却一天比一天倦怠直至犯心脏病。
“母亲”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母亲”能揭去覆盖在我们身上的理性外衣，直接抚慰我们的心灵。理性可以充当“父亲”，但不能替代“母亲”。不管“父亲”如何“教育”我们，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还是需要来自“母亲”的安慰。因此，“哄”这种对待小孩子的小技俩在某些时候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见过母亲治疗因受惊吓而精神出偏的病人。母亲一边飞快地点刺针灸，一边“哄”着病人。当病人最终无力地伏在母亲怀里哭出来后，情绪就渐渐趋于平稳了。
母亲治病用的往往都是小技。小时候，我闲时会按母亲的吩咐买几根四分粗细的竹子，一节节锯开，制做许多一寸半高的小竹罐。用中药把做好的竹罐煮上，母亲按穴位扎上针，我用镊子从锅里夹出竹罐甩一下水，趁热扣在针上……母亲还让我用艾叶象卷烟一样卷成一支支“雪茄烟”整齐地码放在盒子里。有来诉称胃疼、肚子疼、叉气、打隔的，拿出一支点燃，灸灸肚子或小腿上的“足三里”、“三阴交 ”等穴位，往往不用吃药就好了。
有一年，大弟弟得了急性阑尾炎。一听西医说得开刀，他一下子滚下床 捂着肚子就逃出了医院。母亲急了，，让我捉他要给他针灸，可弟弟爬上房，我也捉不到。那时还没有糖衣药片，想哄弟弟吃药也难，全家只能坐等他穿孔从房上掉下来。我和弟弟反复商量，他只接受一个治法———灸，而且只能是我给他灸。弟弟到底没做手术，没吃药，也没扎针，连我也不相信阑尾炎能灸好。
中医治病的方式都可以归入小技类，能用小技治好的病当然不能算是大病，从这点上说中医治的病是小病我也不反对。在心理上，我们有时希望自己得的是大病，我那位被割去一侧肺子的同事后来对我说，她之所以没有听从我的劝阻而做了手术是想用做手术向人们证实她得了大病，为的是堵说她装病之人的嘴，开胸手术当然是大病。可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自己得大病，比如，患上需要换肝、换肾、换骨髓这样的病。因为在真得了大病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面对的可能不是病而是更难面对的东西————人性。
我一个做了大手术的同事求我给当地报纸写篇稿子赞美一下他的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我笑他作秀，两口子之间用得着这样吗？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间看到很多被配偶抛弃的病人。在病房内，当守护病人的常常是父母、兄弟姐妹，而配偶根本不露面时，就说明病人被配偶抛弃了，而被抛弃对人的打击往往比患病的打击更大。我给同事写了这篇表扬稿，同时感到些许悲哀，现代科技在许多方面把人性放入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中。
在我一个朋友急需几十万元手术费时，他的家人却沉寂了。我一个个“捉拿”他们，逼迫他们拿钱。被我逼得没法，他的父母说：“你能向我们保证手术成功么？不能，那你这不是让我家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么？你有什么权力来逼我们？你先拿出几万元来，然后再来逼我们要。”我从来没有向朋友学说他父母这番话，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感情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医疗考验，我们又怎能要求配偶、兄弟姐妹做得更好？
有一天我接到医院电话，说有一个住院老太太的儿女们因承担不了医疗费，纷纷弃老人而去，让我这个维护妇女权益的人管一管。我费了好大劲把老人的儿女们找到一处，连哄带吓要来钱送到医院。老太太没有因我为她拿来医疗费而高兴，而是拒绝进食而死。这让我感到如果“治病”这事要是弄得过大，大得让爱情、亲情承受不了，我想，死亡的幻灭感也可能是由某些失望引起的。虽然这不干医学啥事，但很有做一些调节的必要，我们应如何调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