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兽医院看到许多中药，感到有些奇怪，兽医告诉我，他在好几个养殖场当技术顾问，养殖场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他的积极性给他算了技术股份。这样一来，他的挣钱方式就发生了变化，由从前挣治病的零碎小钱，变现在挣股份大钱。工作重心也由原来的治病变为现在的防病。于是，除了疫苗外中药就成了他的首选，因为他要算经济账。
我问，虽说同是动物，可这鸡与人可相差太多了，这中药如何用呢？兽医说，怎么不能用？和人同理啊。上了秋，天一转凉，这鸡的肺子也会有不适，用点中药粉拌在食中喂了，也就不发大病了。春天，采些苦苦菜喂上，对防止春瘟也有很好的效果。如果等有了病再治，就算鸡不死也影响产蛋，经济上受损失不是？西医除了疫苗哪有防病的药？再说西药也太贵了。
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地笑了，我想，如果把社会比做鸡场当然不合适，但谋划医改的人如果能参考办鸡场模式，那么中医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体现出来。所以，中西医之争的产生与其说是学术冲突，我看不如说是经济模式的滞后。
母亲之所以在大杂院内外致力于防病和治小病在于一旦让小病酿成大病，不是中医不能治，而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放弃治疗。仅仅十二元钱，那个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跟我同岁的女孩就因她妈妈没有给她抓药就死了。女孩死时母亲掉泪了，母亲说这付药贵在“羚羊角”上了，但治这病不能不用这味药。母亲深为不能用更经济的方法治女孩的病而自责。中医一开始就没有发展成高成本，高风险医学的条件。华佗如果不想治大病可能也不会掉脑袋。
中西医的结合在我看首先不要急于医术上的结合，而是社会资源分配上的结合。当然这要取决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治国方向了。在人类的前进方向上，古人说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而我们说 “改天换地”。事实上，我们没有亡，天地也没有换。但逆天的成本太大这一点却是明摆着的，难道我们就不能与天地搞好关系么？
天、地、人的关系铸就人的生理和心理规范，认识和把握这一规范并将其转化为医学就是中医。当然，我认为也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学。
中医是中国人的集体创作。母亲给人诊脉时，一屋子的病人在看、在听，病人是主考官，掌握着主动权，医生是参谋，医生得不到病人的认可就不成其为医生。母亲年轻时行医肯定是医术不高的，但在为病人当好参谋的过程中，与病人的良性互动使她的医术不断提高。因此，中医是一种人民医学，，如今我们轻易地否定这一集体智慧。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层这么大的一“面”，之下还有厚厚的沉积层。“面”是脸，沉积层是身，脸是现代的，身却要求贴近天地。人类的身首异处来自现代的只要“脸”不要“身”的“斩首行动”，其结果是造成身和首的相互呼唤——焦虑。
相对西医来说中医的“术”显得“空”些，可中医在“术”之外的学习 内容却要比西医大得多，而掌握天、地、人的关系正是把握中医的前提。
中医的“空”，正是中医这个“器”的盛装作用。我们用 “器”来盛装个人的东西。医院的规范排斥个性，母亲正因为有太多自己的东西，才不见容于医院。
相对于西医，中医看上去很简单，好象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就象中国的大衫比之西服。
我的业余爱好是制作服装。我对朋友们说，除了西服我几乎什么服装都能做。朋友们笑说，还是技术不行吧，不然怎么做不了西装呢？我说，西装的每一道工序几乎都需要科技支持，西装的“型”不是手工制作出来的，而是在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塑型机中高温 、高压 塑出来的，我手工怎么能办得到？
小时候，我家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病人，他微微一动，衣摺就递次展开，不动，周边也轻起微澜，整个人如同从一首诗中走出来，儒雅至极。我围着他转了好几圈，考察他的魅力来源。
经过一番理性研究后，我认定他的魅力来自他穿的对襟中式便装。
自小在大杂院以懂事著称的我，从不与人攀比吃穿。这次，我一反常态，向母亲郑重提出，要一件中式便装。母亲也没含糊，很快，一件平纹布做的蓝褂子就给我穿上了。
虽然我穿上了蓝褂子，却没得到丝毫诗意。同学们说我象只灰老鼠。我也不知我这件做工颇精细的褂子为什么穿上了不好看。
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我这件衣服用的是西式立体裁剪法和工艺，板整，合体，没有摺，穿起来不仅没有中式服装的飘逸，也没有西式服装的挺拔。而那位病人的衣服是他妈妈手工制作的，用的是平面剪裁、连袖，领口要向后深挖些，在装领子时，不能等份缝制，要确定三四个点缝深，这样一来，衣服前撅后翘，自身不平衡，又不停地在自己找平衡，人不动而衣也动，出来一种裙装效果。
所以，看着2001年在中国举办的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 穿的“唐装”也和我当年穿的一样死板，我就很想与各国领导人 解释说 “唐装”不是他们穿的这样的。一个西式上袖就足以把中式服装的韵味搞没了，可是包括服装设计师在内，有人觉得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 穿的“唐装”有什么缺陷吗？
（七十六）
我的一个朋友，当他得知自己患了肝癌后，让妻子给我打电话要见我。
我捧了一束花去医院，他向我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他是否还有必要与疾病抗争？
看着他以每天掉三斤体重的速度刀削般瘦下去的身体和他胸前吐血留下的斑斑血迹，
我狠下心来告诉他，不争了。
他听后吩咐家人，把朋友刚送来的一只甲鱼放生。他说，既然它不能救我，我何苦还要它的命。
第二个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好人不长寿？”。
我一时不好回答，只好反问道：“这个世界不那么好吧？”
当天夜里他就死了。
我这个朋友是个很有灵性的人。
有一次说到跳舞，我说每一个与我跳舞的男士都变跳舞为给我上辅导课，可我最终还是没有学会跳舞。
他听后笑了，邀请我跳了一次舞。那次我成了舞会的皇后，如同穿上了“红舞鞋”，跳舞成了我的天才表演。
此后，我还是不会跳舞，但当男士们再给我上辅导课时，我的态度就不再是谦虚好学了，
因为我已认定不是我不会而是对方不会。
他临死时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价值的，我不能说人的好坏与寿命毫无关系。
我没有真正回答他的问题，让他带着哀怨走了。
其实我承认好人不长寿的事实存在，知道这算得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曾有一个罪犯，在审问他的犯罪动机时，他说当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没有几天可活了时，
他就决定犯罪“痛快”一回。调出他的病历一看，诊断的确是癌，按医生的诊断他应该活不到审判结束。
为此，法医押着这名罪犯到医院复查，结果却没发现癌细胞。
罪犯生气了，要求医生解释，医生说只能解释为误诊了。
罪犯不因自己没了癌症而高兴反为自己坐牢而怒骂医生。
我想，医院误诊的可能性不大，多半是罪犯的“痛快”化解了肿瘤。
当好人让他得了癌，当坏人却治了他的病，这不是对好人无长寿的注解？
当好人受压抑甚至损害健康，说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市场。
我的朋友临死时提出的这一问题反映出他做人的困惑，当我们崇尚竞争、斗争等争强好胜行为时，
象我朋友这样心性的人怎能不压抑？
他能让一个不会跳舞的人感到自己是跳舞天才，说明他致力于让他人的能力得以发挥而不是表现自己，
这是多么难得的品质？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同龄人中，，我从事的职业算是比较多的，每当单位搞竞聘上岗，末位淘汰时，我就受不了同事们看我的眼神。
我会对同事们说：“我反对竞聘上岗，主张有能力的人离开，我还能找到饭碗，我走。”
我不会在竞争的胜利中感到喜悦的。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是反对计划生育的。
文章说，中国人是多，可多的是孩子吗？然而我们计划掉的却是孩子。
读罢，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感到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挤占了孩子的生存空间。
如此说来母亲师傅的行为真是很自觉，没什么不可理解。也许好人本不应该长寿的。
可是，做坏人坏事能够让人心情舒畅本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因为社会不是这么建立的。
我对道德并不另眼相待，我对女儿说，道德不是什么美好的东西，谈不上虚伪与否，
一群强盗想要在世上活过三天也得建立和我们一样的道德。
做不遵守道德的坏人却能痛快和长寿，支出的是他人的健康和生命成本，其受损的不仅是好人，
还有社会，这个大医学账不能不算。
人类社会的奖励机制离人的自然本性越来越远，当人的本性要求回归时，往往走上的是犯罪道路。
比如，盗窃和贪污可能比工作挣钱更能让人找到原始人采集的乐趣。
有一个贪官，家里并不缺钱，可他却贪污受贿不止。
蹲了监狱后，我以为他会精神崩溃，有一次我们搞法制教育，有人提议让他现身说法，讲讲他的犯罪心理，
我说他不会做这种丢面子的事，没想到他却很痛快地答应了。
在监狱里，我看到他还象从前做官时一样精神抖擞，他计算给我看他挣的分最多，减刑最快，
监狱的奖励机制让他找到了与贪污受贿一样直接的快乐。
可是在社会中，我们却很难从工作中获得“采集”和“猎取”的原始快乐，
往往只承受社会压力而不得舒展人的本性，身体怎么能不出问题？
但是，如果让好人违背社会原则去做坏人的话，同样也会让好人付出身体代价，
这样一来，不把人类生活规则理顺得使其与人的身心逻辑一致，好人想长寿是有些难了。
女儿跟我说，和尚们也看病，她摸了一些和尚的脉，皆诊断为虚证。
女儿说，这说明出家当和尚的做法是违背自然的，人还是要正常饮食，适当吃些肉类才对。
我说，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要红烧肉吃？
多是在写完文章和打了胜仗之后。
如今的出家人，难离红尘，好多和尚上网、甚至炒股。一动心神就是消耗，这时再一味素食，身体怎能不虚？
所以，不是和尚的生活方式违反自然，而是和尚的现代生活脱离了原来的的轨道。
如果站在当代的时空点上判断和尚的生活是否合理，那么和尚不仅应该吃肉，还应该娶老婆，
这样一来也就无所谓和尚了。
我们太需要站在其它时空点上审视一下当下的时空位置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调整。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事事用今天的眼光横看世界纵看历史，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要把握“今天的历史”还要能够把握“历史的今天”，这正是历史在今天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