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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末春初的夜晚，将近11点，我正在哄孩子睡觉。一岁多的宝宝，第一次手术后出院不久，情绪还不稳定，会因为伤口的阵阵不适而哭闹。就在我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之时，听见手机在振动。拿起一看，是舅舅打来的，顿时睡意全无。犹豫着，害怕着，没有去接。他走过来看了看说：“这么晚，舅舅打来的，什么事儿啊？”我装作镇定：“没事儿，不接了”。“还是接一下吧”。我拿起手机走到另外的房间，明显感到自己的手有些微微发抖，听到手机那头说到：“你妈把自己手砍了，你姨叫了救护车，现在我们在***医院，你赶紧过来吧！路上小心，别太着急！”我不知道怎么挂断电话的，也顾不上刚刚入睡，还未断奶的孩子。一边换着衣服，一边对老公说：“我妈那边出了点儿事儿，我得去看看。”“严重吗？到底怎么了？”“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回头再说。”

难道我不知道么？我是知道的！孩子住院期间，我就听家人说妈妈的状态不对。孩子一出院，我马上抽空儿去看望。她的状态，确实不好。我再熟悉不过那样的情况了——双眼无神，走路摇晃，说话不清。我问她有没有按时吃药睡觉，她说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有人监视她，要害她，后来索性自己加大了药量，药吃多了，所以说话口齿不清……

精分，这两个字如此组合所代表的意思，第一次还是从老公那里知道的。无意中看了一部相关的电影——“疯癫世界”，令我心有余悸。而我对这种问题——精神分裂症，再熟悉不过。因为，我的妈妈就是精分患者。

实在想不起，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妈妈有这种疾病的。印象中，只有姥姥有时候会单独跟我强调的：“别拿你妈当正常人，她和好人不一样，千万别让她累着！”然而我并没有觉得妈妈和其他人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她爱唱爱跳，能歌善舞。虽然现在流行的歌曲舞蹈，基本不太会，但是以前的很多老歌，她都会，而且唱得很不错。可是，我也知道，她确实和其他妈妈不一样。别人的妈妈能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儿，从早high到晚。而我的妈妈，陪我多半天，并没有做什么剧烈的活动，回家后都可能感觉很累，情绪不好，或许第二天就要睡上一整天来恢复。此外，我从小就知道，妈妈每天都要吃药，吃一大把药那种。

有人说，得这种病的人，都是心眼儿小，心思重。起初，我也这样认为。姥姥告诉我，妈妈赶上了上山下乡去离家并不太远的远郊区县“插队”。她算得上当时队里的文艺份子。返城时，很多年轻人都被分配了工作，而她却迟迟等不到消息。在经历着一段看似漫长的等待之时，队里的同事就发现妈妈出现了异常，把她送回了家。姥姥姥爷带着去了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那一年，妈妈应该是19岁。真的难以想象当时姥姥姥爷是怎样的心情。此后，这个闺女，也就成了他们一辈子最放不下的牵挂。

病情稳定后，姥姥托人，给妈妈安排了离家很近，可以发挥她唱唱跳跳爱好的工作。只不过，这个工作并没有她期待得那么好，只是一个街道单位而已。

人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转眼，妈妈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用妈妈的话说，她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自身条件，所以，挑来挑去，思前想后，选择了我的父亲——一个据说很英俊很上进，但是个子不高，家庭传统的男人。

婚后的生活很幸福，爸爸是个心思细腻，很会过日子的帅哥。时间飞逝，妈妈在而立之年，生下一个小公主——也就是我。一家人其乐融融，日子就这样平淡却也幸福地走下去吧。

如果说，妈妈患上精分，是上天开的一个玩笑。那么，老天对我们全家还开了更多的玩笑，以至于，我自认为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是在妈妈经历了那么多坎坷之后，我也信命了。

一家三口，原本过着平淡的日子，无奇却不乏甜蜜。造化弄人，在我3岁时，爸爸因为煤气中毒，不省人事，成为了“植物人”。听说，除了妈妈，包括我在内，任何人他都不认得。妈妈迫于生活的压力，和爸爸离婚了。当时，我奶奶还在责怪妈妈，为什么没在家陪爸爸，这样也可以多吸吸煤气，不会让爸爸严重到如此程度。长大后的我知道这些，也只能呵呵了。果真儿媳妇是外人，生活在帝都，还能有这种想法，也真是不能理解。爷爷奶奶拼命想把我留在他们身边，虽然他们不太喜欢女孩。家里除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孙女，二老一直盼望有个孙子，但并未能得偿所愿。我最终还是跟了妈妈，在那个年代，大家都穷，哪里有什么财产可分？妈妈唯一想要的财产就是我。最终，妈妈带着我，回到了姥姥家。

姥姥心疼自己闺女，希望帮她重组一个新家，一来可以有人帮助抚养我，二来两人也可以相互扶持，度过余生。毕竟，那时候，妈妈还那么年轻。

如今，网络发达，人们有更多的途径寻找伴侣。时光倒退三十年，那时候有“婚姻介绍所”，姥姥就去那里留下了妈妈的个人信息，同时也经常过去，在众多资料中寻找合适的我的那个“继父”。

年轻时的妈妈，称不上绝世美人，但也绝对是一个标志的女子。当时，有几个男性对妈妈展开了追求。她想想自己：离异，并且还带着年幼的孩子，另外自己还患有精神上的疾病。妈妈不得不考虑得更多：对方太帅的，她觉得“驾驭”不了；也带着孩子的，妈妈怕在一起之后，对方会忽视我。就这样，挑来选去，差不多在我刚上小学时，最后确定了我的“继父”——一个让我姥爷很看不上的男人——很爱抽烟，也有些轻微精神疾病，离异，孩子归对方抚养。

之于我，压根儿就不太能接受他，或者说任何一个男人成为我的父亲，即便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没有一点儿的印象。对方也能够感受到我的这种抗拒，会刻意地对我好一些。不过，年幼的我并不买账。妈妈夹在中间，自然难做。隐约记得，妈妈曾与我谈心，希望我能对他好一些，叫他“爸爸”，让他开心一点。这个道理，姥姥也跟我说过。可是，这两个字似乎有千斤重，让我难以启齿。没有办法，后来，我只是在每次见面时，礼貌性地叫一声：“老爸”，或者是不伦不类地快速喊一句：“老爹”。

妈妈再婚后的日子，过得并不理想。婚后才知道，虽然对方的女儿归前妻，但其实，他们住得很近，只隔一条街。因为压抑不住对自己孩子的想念，他频频去探望，不断地给钱。在那个每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块的年代，他一出手就要给几十。单就这一点，妈妈就极其不能忍受。为此，各种的吵吵打打。我不愿去回那个家，那不是我的家，而是他的家。在形式上，我是有父亲的人，他每个月给我们200～300，最多400块钱的抚养费——这也是妈妈再婚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孩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重复着地溜走了。绝大多数时间，我住在姥姥这里。我是个乖巧的孩子，学习不错，各方面不会让家人着急。

大概是小学四年级，姥姥家赶上了拆迁。二十多年前的拆迁，和今天的拆迁完全不同。我也实在不知道回迁的政策是什么，唯一隐约知道的一点就是：当时妈妈手里只有8000多块钱，距离一套4万多块钱（大概是这个数字，也或者更少）小两居的房子，还隔着天文数字的距离。姥姥呢，因为照顾瘫痪在床的姥爷，无暇顾及，也没有那么多钱去考虑房子的事情。最后，舅妈家那边，在享受了姥姥和姥爷一些工龄上的优惠后，出钱买下了这套房子。而我们，就算是寄居者吧。

一步错，之后步步错。如果非要列举人生中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后来很多事情的纠葛，我想，房子这件事，一定榜上有名。

过了几年，继父的房子也拆迁了，政府征地改作他用。他的亲戚帮忙，在郊区买了一套小产权的一居室。而妈妈呢，心心念念想在市区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又无奈于没有那么多钱。她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妈妈的日子，依然是在和继父的吵吵嚷嚷中度过的。而我，一天天地都在傻学习。对的，因为我并不聪明，也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就只能是自己和自己较劲。

我初三那年，妈妈就病退不上班了，每天的事情就是买买菜，做做饭，陪姥姥遛弯，或者回“自己家”。高一的那个暑假，妈妈被查出乳腺癌。这让我们措手不及。原本只以为是增生，或者纤维瘤，只需要一个小小的门诊手术，连住院的东西都没有准备齐全。我不记得当时自己是怎样的心情，只记得自己在医院陪着妈妈住了一宿。妈妈怕影响我的身体和学习，让继父过来照顾她。虽然他的照料并不理想，可是，毕竟是有家人在。这一点，妈妈一直很感激。

接下来的日子，化疗，还有打什么针。那一针就是8000多块钱，好像一共要五针。那时候医保还未全覆盖，妈妈所在的街道单位也几乎不给报销。对于妈妈，平日里那么节俭的一个人，突然要拿出这么多钱来治病，我能感受到，她的心都在滴血啊。好在有家里亲戚帮忙，再加上之前的一点积蓄。不过，最终妈妈也没有按照医院的要求完成所有疗程。我清楚地记得化疗之后，妈妈大把大把地脱发，最后头发都掉光了，还是我去小商品批发市场给买了一顶假发。

转眼，我考上了大学，擦着一本线去了一所本地的大学，因为妈妈不愿意我离开她，即使去外地大学会有降分的优惠政策。我没有什么大的开销，加上当家教挣些钱，每个月几乎不会向家里伸手要钱。我们的生活，怎么说呢，没有低到低保线，但也确实不高。印象最深的是，04年上大学，系里统计同学们的家庭状况，那个时候，我们这“一家三口”的人均月收入为600元。

大学时光，充实地流逝。大三的后半学期，大家纷纷做出了选择。有的打算考研，报了补习班，有的打算出国，有的为工作开始忙碌。那时候的我，其实是想继续读书的。跟妈妈表明此意，她似乎并不支持，而是希望我能够参加工作。那时候的我，或许真的是年轻气盛，妄自尊大，有着不可一世的劲头儿，却被现实狠狠打压。那时候的妈妈，开始了和继父的冷战。她受不了继父日夜思念自己的亲生女儿，每月的工资，除了给他女儿之外，自己差不多都花光了。她也受不了继父生活的恶习——抽烟、不爱干净。妈妈有时会提起我的亲生父亲——一个细腻的帅哥。这两个男人，真的是天壤之别，这或许也是妈妈总是看不惯继父的原因之一吧。妈妈把自己的东西搬回了姥姥家。当初姥姥帮助她找这个“伴侣”，是希望自己倘若有一天不在了，他们两个可以相互扶持。她作为母亲，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女儿了。但是事与愿违，她和他之间的婚姻，结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妈妈的生活重心，基本也就是我了。

不管怎么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一份事业单位的稳定工作。虽然起初自己并不满意，甚至是沮丧，感觉与理想中每天坐在写字楼中的白领相去甚远，但是妈妈总是以我为傲。在她眼里，我是个长相甜美，细腻懂事，又有着一份很不错工作的小仙女。

人们常说：养儿一百岁，常忧九十九。工作的事情解决了，家里又开始操心我的感情生活。刚毕业时，用时下的话讲，我就是个母胎solo。原因有很多：一来身边男生少，二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总给别人一种“高冷”的感觉，实则我不擅长人际交往，这也真是对我的一种误解。就这样，毕业之后，我就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其中，几乎所有的男孩儿都是因为我认为不合适而主动中断了联系。我的亲戚们，也曾经或明或暗地“提示”过我：“要实际一点，眼睛不要长在头顶。毕竟，你没有爸爸，还有个精神有问题的妈妈，你们甚至连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对，没错，虽然大家说得很含蓄，但本意就是如此，这并非我多想或者心重。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样似乎能够弥补我家庭上的缺憾。我当然更希望能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孩，这样也能让我的妈妈没有后顾之忧。有时候，我甚至会想，我只要求找一个有钱的，能够给我妈妈毫不犹豫地在帝都的市区买套房子的人，其他的方面，我都不在乎。可是，我终究没有这么去做。两个我在相互纠结，那个想要寻找真爱的我，对那个只看重金钱的我嗤之以鼻。或许，困扰其他单身女孩儿的，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男生。而我，则更多地自卑于自己的家庭。确切地说，是害怕，我害怕哪一天，遇到了一个心仪的男孩，可他却因为我的家庭不能接受我。毕竟，在婚姻里，很多人还是默认“门当户对”的，谁也不想受到对方家庭的过多拖累。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刺猬，等待着那个他来触碰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却时刻树立着身上的刺，害怕别人的靠近。

在相亲大概十多个，感觉经历了很多闹剧后，邻居介绍了一个和我住得很近，且是同一届的男孩。或许是因为同龄人，有着更多相同的学习经历，更能聊到一起，所以我们慢慢展开了交往。我悉心地守护着这份迟到的“初恋”。有人说，一个男人爱你，一定舍得给你花钱。这话不全对，但也绝对有道理。面对着买盒饼干都要算计半天的他，我总是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个不乱花钱，以后一定会顾家的男孩子。或许，他也想进一步发展，继而询问了我一直很抵触、很敏感的问题——既然我主要跟姥姥住在一起，那这套房子的房主是谁呢。我不想骗他，实话实说，他也终于在得知原来我在市区没有房子，母亲和继父只是在郊区有套小房子之后，人间蒸发了。我没有责怪任何人的意思，只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小丑，很滑稽，自以为是地维护着一段根本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感情”。

我没有告诉妈妈实情，只是说我们三观不合。而多心的妈妈，怕是邻居们告知男孩她有精神问题，才导致我们分开。这段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的联系，对，是联系，还谈不上感情，成为了妈妈再一次发病的导火索。

应该是我工作的第二年，需要出差4天。有那么两次，妈妈给我打电话，我没能及时接听。后来回拨家里电话，总是姥姥接的，问到妈妈，说是累了在睡觉。当时，我心里就划过一丝不安。回家以后，妈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非常兴奋地迎接我，而是依然在睡觉，只是有时会起来上厕所，走路也不稳，跌跌撞撞，说话不清。我知道，这种状态非常不好。姥姥通知了舅舅，我和舅舅一起把妈妈送到了专科医院。到了那里，医生询问病情，我才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知道了这三十多年妈妈的病情，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精神病医院。

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是周中一次，周末两天都可以。我基本保证每周都去医院两次，因为我不想其他病人都和家人团聚，妈妈却只能在病房里守望。时间一天天流逝，最开始的三、四个月，妈妈的情况总是反反复复。从冬天到夏天，半年过去了。按照医生的诊断，妈妈已经可以出院回家了，但是我仍然觉得她有时候还是会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医生很明确地指出：妈妈这个问题，即使经过治疗，也不可能完全和正常人一样。接回家慢慢调养吧。妈妈因为在医院做了类似“电击”的治疗，导致部分记忆丧失，也不再提及她怀疑因为那个男孩知道她患病才使得我们分开的事情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没多久，继父那边的亲戚过来，以他们两个人长期冷战分居为由，提出离婚。我以妈妈代理人的身份，作为被告，第一次走进了法院。也是从那一刻起，我似乎意识到，自己真的长大了。而更多感受到的是：从法律上讲，妈妈是无行为能力人。姥姥年事已高，以后我要成为妈妈的监护人。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份一下子转变了。或许，长大就是这一瞬间而已。

法庭上的情景，并非TVB里演的那般唇枪舌战。这只不过是普通的民事纠纷。离婚是已成定局。之所以要来到法庭，无非涉及到财产分割。比较遗憾，双方都不是什么有钱人，所牵扯的，无非是郊区的那套小产权的房子。因为是由对方房子的拆迁款所买，所以，房子归他们。而我们，经过协商，得到了市值的少一半，十几万，对，那应该是继父退休后领的住房公积金的数目。

房子，在国人眼中，有时候可以与“家”划等号。之后，我和妈妈，就算是彻底的“无家可归”了。妈妈虽然嘴上很少提及，但是我知道，这永远是她心中的一个结，她只有在心情不好时，才会自责当初没有砸锅卖铁买房子。我开始四处打听，去中介咨询，找朋友询问，目的只有一个：尽我所能，在我们世代生活的地方，在帝都，这个我毕业后房价疯涨的城市，不管什么位置，当然最好是靠近市区的地方，买一套小房子，让妈妈可以安心。我若无其事地试探妈妈：想拿出之前自己存的钱，付首付，剩下的贷款慢慢还。不过，很遗憾，她完全不同意。你可以说她是“守财奴”，一辈子辛辛苦苦，才舍不得一下子拿出几十万。她也是“女儿奴”，她不希望我背上一身的债，生活得那么辛苦。房子，钱，太敏感的两个话题。我不敢跟妈妈过多地说，也不敢擅自做主拿出我放在她那里的钱。就这样，这个结，被我假装看不到地忽略了。

我继续在工作之余不抱任何希望却也怀有侥幸心理地相亲。相亲对象的数量也即将突破半百。在我看似“高冷”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自卑又害怕的内心。终于，有另外一个男孩，只见到第一面时，我就觉得可以有继续交往下去的感觉，也终于，他问到了我极其敏感其实却再普通不过的一个问题：你平时和谁住在一起啊？在经历了上一次拖沓很久的说明之后，我决定当机立断，实话实说。又一次，说完之后，断了联系。其实，我并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或许，他们认为，这样默默地离开，是一种不会伤及到我自尊的最好方式吧。我伤心的只是，这恰恰证实了我的害怕与担忧。

这是第二次。

索性，经历了这两次之后，我变得坦然了，更能够“悦纳”自己了。悦纳自己的不完美，悦纳自己家庭的缺憾。有什么可遮遮掩掩的呢？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难道我要因此而低人一等吗？

现在的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很幸运，在所谓第二次因为我的家庭而“拒绝”我的男孩之后，遇到了一个真正懂我的人。在他想确定我们的男女朋友关系前，我终于放下了“自卑”，通过短信很明确地直接告诉他：“我没有爸爸，只是和妈妈、姥姥住在一起。可以说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女孩。如果你觉得没什么，也请问问你的父母，看看他们是否介意。”最终，我们很顺利地在一起，并且结婚。可以说，他是我理想中的那个人。如果从经济条件上讲，基本也算是所有相亲男中最好的。不知道这是否算得上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有时候，这颗巧克力，是你喜爱的口味；有时候，则正好相反。

老大出生时，才发现有先天的缺陷，这在产检中并未查出。不算什么大手术，难度却不小。为了不让妈妈担心，我并没有告诉她实情，只是说我们一家准备出去玩儿几天。在我因为照顾一岁多的孩子而疲惫不堪时，得知妈妈那边出了点儿状况：姥姥年纪大了，身体上难免出现一些问题，时不时地哼哼唧唧，而妈妈则为此着急睡不好觉。家人为了缓解此种情况，把姥姥接到了姨家调养一阵。这样，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人了。或许是因为缺少了陪伴，深感孤独，她开始胡思乱想。此时的我，深感独生子女的痛，因为照顾孩子太过劳累，我也病倒了。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孩子，两个至亲，而我实在是分身乏术。好在，得知此情况大约2、3天后，孩子出院回家了。但是，我却不太可能把妈妈接来同住，否则她看到孩子躺在床上哭闹，难免更会多想。所以，我每天抽出一段时间，回去照看妈妈。

她每天都在说好的那个时间，出来迎接我。而我，看到妈妈的状态，也确实惶恐。和七年前类似，同样的状况。那一段时间，我的头脑几乎一片空白。家中亲戚得知此情，过来帮忙照看妈妈，才让我暂时松了一口气。

我依旧是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回去看望妈妈，和她聊天，给她开导。直到，那一天深夜，接到了舅舅的电话。

在去往医院的路上，我的脑海中闪现的是电影里出现的种种桥段：手被砍了。这是怎样一种场景？到了医院，医生跟我介绍了情况，我没有听清对方在说什么，只理解了大意：情况很不乐观。我胡乱地抹着脸上的泪水，不敢却又不甘心地走近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瞪大双眼，眼珠一动不动。至今，我都不大能准确地描述当时的情况，似乎有意地抹去了关于当时的种种记忆。我瘫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竟然说出了一句：如果手接不好，能不能实行安乐死？

入院手续办好后，需要准备住院的用品。那个穿着羽绒服的深夜，家人把我送回去拿东西。我打开门，顺着门口的血迹，看到厨房地上的“血海”。竟然佩服自己能够淡定地跨过去找东西。

手术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大约持续了五个小时。正如之前所说，情况不乐观。主刀医生再一次告知：因为病人下手太狠，而且连续砍了好几刀，肌腱断裂成三节，整个左手可以说丧失了功能。我看着尚不清醒的母亲，不知道待她精神状况好转后，要如何跟她解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由于病人情况特殊，医院要求，除了雇佣护工外，必须要有家人24小时陪护。这时候，就体现出兄弟姐妹多的好处了。感谢此刻家人们的支持。但是，我也深知，不能总麻烦大家。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五天之后，埋怨声接踵而至。我知道，虽然我的孩子尚未恢复，还在不断哭闹，另一边，妈妈的事情，我也要完全自己扛下来，尤其是夜里的陪护，不能总打扰其他家人的正常生活。

怎么和我公公婆婆说明这件事？曾经有篇文章说过：“精神病，这三个字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在中国文化中带有很深的耻辱烙印。它不但影响患者本人，还将耻辱带给整个家族。一旦贴上这类疾病的标签，不但可能累及子女的婚嫁，还危及家族的社会名声和地位。”妈妈非常不愿意其他人知道她患有此病。我也不想过多地解释什么。家中的孩子已经够让公婆忙活了。最终，每晚等公婆回家后，我哄睡完孩子，让老公守着，自己跑到医院陪护，替代家人。那段日子，很难熬。每一晚，妈妈的状态都不同。有时候昏睡，有时候不停地胡言乱语，有时候大声嚎叫。后来，医院单间有病人出院，我们就住了进去，以免影响其他病人。

妈妈的左手缠着绷带，24小时不间断地烤灯消肿。医生每次给换药时，我都没有勇气去看。住院快两个星期时，医生找到我，告知手部问题基本已解决，希望家属能够尽快办理出院转到精神专科医院进行治疗。

又要把妈妈送进那家医院了。而此时，却和七年前的情况大为不同：精神病专科医院不能接收有外伤且尚未痊愈的病人，并且妈妈的岁数需要住老年病房，但是已无床位。无奈，托关系，辗转送到了另外一家较远的专科医院。那是妈妈更早以前住过的一家，因为医生花费了很长时间查到了当时尚未应用计算机联网的妈妈的病历号。

最开始的一段时期，妈妈不吃不喝，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每天，护士给她伤口上简单地换药。由于她不能行走，所以我破例被允许可以到病房去探望。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精神病医院的病房，而非探视区。那是一个混合病区，一道大铁门，将里面的病房与外面的世界隔开。每次的探视时间去到那里，需要按门铃，等待护士开门。大门一开，扑面而来的竟是一股厕所的骚气。我也有些奇怪，为何一个三甲医院，卫生条件会至于此。里面十几间病房分在筒道两侧，有男病房，也有女病房。有一间比较大的活动室，里面有桌椅和电视。这种医院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点吧，就是病房内的设施极其简单，以防病人有自伤行为。秩序井然，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可怕。或者说，病情严重的，应该都不在这个病区吧。

因为母亲不省人事，医院规定需要雇佣一对一的护工。有时我在想，把妈妈送到这里，感觉并不人道，然而，这却是我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医生更专业。住院的第一周，也是我被医生“召唤”最多的时期。因为情况太特殊，所以需要我在各种免责声明上签字画押。

在医生的治疗中，妈妈渐渐恢复了意识。我一直都在发愁，等妈妈清醒一些，要怎么跟她解释手上的伤。不过，出乎意料地，她并没有对自己的手有太多的关注。医生也曾询问过她手部受伤的原因。她回答说是当时只是觉得那是一块塑料布，想用刀子把它弄开，一次不行，就又试了几次。我，不寒而栗。也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种疾病的可怕。原来，妈妈发起病来，并非如姥姥所述，就是叨叨地说个不停，或者不说话。从第一次发病至今，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她是会有过激行为的。发现异常，我应该早点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的，这是我的错！

之后每一周的探视，俨然成为了我的梦魇。妈妈总是一次次“逼迫”我，让我接她出院，因为她认为医院里有太多的人想要害她。我不知道怎么去答复她、安抚她。一切的语言都是徒劳。因为医院距家较远，不堵车的情况下往返差不多3个小时。周末，如果我爱人正好休息，前一天，我就会约好顺风车，准备好要带的各种食物、用品。通常，那一晚，我都会紧张地睡不太好。早上5点多起，给孩子准备些简单的早餐，我随便吃吃，7点半准时出发。这样，能在9点左右到医院。陪着妈妈聊聊天，到楼外活动活动，给她按摩手——她左手的五根手指，已经不能伸开，我撒谎告诉她，病好之后去做做康复训练就能逐渐恢复了。

每次，妈妈问我，什么时候接她回家。在我回答要听医生的安排之后，她都会非常生气，并且自嘲似的表示，她哪里有家。她知道自己还是有幻觉，希望医生能给她进行“电击”治疗。七年前，妈妈住院时，就用过这种方法。在治疗前，家属会被要求签署注意事项，其中有一点是，病人可能会丧失部分记忆。事实确实如此。那次住院之前，她怀疑那个男孩儿因为知道了她的病，而选择和我分手，妈妈说她看了我写的日记，等等等等。出院之后，这些事情妈妈再也没提过，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冬去春来，转眼又到盛夏。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拷问”中，五个月过去了。这期间，我也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妈妈不可能总在医院住着，出院后，到底要怎么办？这种状态，肯定是不能和姥姥同住了。否则，到底是谁照顾谁？接来和我们同住？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或许是我自私吧。公婆每天过来帮忙照看孩子。倘若妈妈住进来，一家人如何相处？到外面租房，雇保姆？为保姆负责，是否要事先交代妈妈左手受伤的真实原因？那么有没有人愿意来照顾？又是否真的安全？另外，我们的经济实力还没能达到不需要考虑房租和请人两项费用的水平。住养老院？所有的养老院，不接收精神有问题的患者。在彷徨中，医生又找到我，说明病情也只能控制到此，建议我们转到其他地方，总这么住下去也不是办法。出于好意，医生也坦言，每天200元，逢节日双倍的护工工资，对大多数家庭，也着实不是一笔小支出，希望我能综合考虑，尽早找到其它更合适的，能让母亲安度晚年的地方。

从距离的角度考虑，医院离家不近，每周探望，待的时间也不多。之后，我和爱人商量，我们又托朋友，找到了离家稍近些的另一家精神病医院，希望能再让妈妈调养一段时间。

这是一所二甲医院，没有上一家的三甲大。由于老年病房环境不太好，朋友把妈妈安置在了她所在的病区。然而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那里没有护工。医院也不可能因为我们而破例设置。所以在吃饭穿衣等一些活动上，妈妈存在很大不便。不过，医生进行了综合的考虑，建议我们可以做“电击”治疗，这样对妈妈的被害妄想也有一定的控制效果。就在我期待着妈妈能有更大的好转时，转院不到一周，我接到了医生打来的电话。对方比较着急，告知：“电击”治疗进行前，给妈妈做体检，以便确定她的身体能够接受。但是，医院发现她有大量的胸腔积液。不但治疗做不了，还需要马上再转院做进一步检查。

这让我如何是好？妈妈一直怀疑，不给她做“电击治疗”，是有人想害她。在上一家三甲医院没有做，这里又不给做。这样的精神状态，又怎么去进行身体检查？

医生以朋友的角度，告诉了我一家医院，可以接收身体上有疾病的精神病人。这也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唯一一家能够接收这类特殊病人的医院。无奈之下，我们办理了出院，从城市的南边，奔向城市北部，一家比之前那家三甲更远的医院。到达之后，挂了精神科，我向医生描述了妈妈的情况。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因为医生不能确定胸腔积液是否是由于肺结核造成的，所以要求我们先去结核病专科医院做诊断。以妈妈当时的情况，她已经不是很配合了，再辗转其它医院，大费周折，之后我们要如何保证她的安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挂了急诊，说妈妈感觉胸闷，请医生帮忙检查。照过胸片之后，我在楼道的椅子上安抚妈妈，我爱人被叫到诊疗室。似乎过了很久，他才出来。我知道，情况并不乐观。确定不是肺结核后，妈妈被医院的分院收治，我们开车把她送了过去。

依然像以前一样，询问病情，签署各种免责声明。为了让病人适应环境，一周后，才允许探视。因为比之前的那家三甲医院还要远，单程三十多公里。每周，我只能周末去一次。大约前两个月，妈妈和之前无恙，依然是有被害妄想。不同的是，由于妈妈的身体原因，医生不允许外出活动，所以，每周探视，她也只是从铁门里的病房，到铁门外的探视间。

两个多月后的某一次探望，她却是坐在轮椅上，被护工阿姨推出病房的。当时，我的心脏，就像是被人紧紧攥住，似乎呼吸也成为了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我还要故作镇静，听妈妈说着，她只是拿东西不小心抻了一下腰，就导致腰疼得站不起来了。我安慰她，过两天就会好的。

她依旧总是问我，什么时候接她回家。我仍然答复说，和医生商量，看看什么时候做“电击”治疗，做完就可以出院了。她将信将疑，听完有时候不再追问，有时候会大发雷霆。只不过，她已经没有那么大力气了，坐在轮椅上，或许只是说话的语气不好，脸色很差。

接下来的日子，我还在侥幸地希望，妈妈的腰尽快恢复。但是，现实却是，除了有一次有所好转，没有坐轮椅，其它的时候，都是被护工推出来的，而且，我发现，她的眼睛、脸，也开始肿。护工为了照顾方便，给她剪了短发。事实上，在第一个医院，就是这样子。医院为了保证病人的安全，镜子之类的物品，是不允许出现在病房中的。所以，爱美的妈妈，这么久，都没有照过镜子。她只是会问我，是不是自己的脸很肿？她感觉挺难受的。我则是看着她，一遍遍地说着谎话。

这期间，医院也给妈妈做过检查，怀疑是肺癌。但是因为并非肿瘤方面的专科医院，条件有限，不能确诊。妈妈的状态也依然如故。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年底，妈妈连坐轮椅都费劲了，只能躺在床上。我又一次破例被允许到病房去探视。她仍然觉得因为捡了个东西导致剧烈腰痛，真是不可思议，还在期盼着早点儿做了“电击”治疗后，出院找其他医生看看腰的问题。虽然我不愿承认，但是医生找到我，说明了情况很糟糕。我似乎还在抱有一丝幻想，当医院没能出示确切的诊断证明时，我可以装作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或许有人会说我不孝，已经知道自己的母亲病得如此严重了，为什么不赶快找专科医院进行治疗？我曾经和爱人商讨过此事。十五年前，妈妈做了乳腺癌手术。八年前，妈妈住进精神病院治疗期间，医生曾发现她肺部有个阴影，但是不能确诊。鉴于当时母亲的精神状况，我和家人商量，并没有进一步检查治疗。如今，此种情况，妈妈精神状态并不稳定，左手还基本丧失了功能。我们不想再一次次地“折腾”她了。我们都清楚，妈妈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如果，非要给自己找个借口的话，我想，倘若妈妈没有精神问题，我一定会带她尽早做检查治疗的。至于别人怎么说，由你们去吧。

冬去春来，这个春节，过得索然无味。医生已经催促过很多次，希望我能尽快转院。我也明白医生的处境。看看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我也感到跑这么远来看望妈妈，越来越不方便了。最终，我们又托关系，把妈妈转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

单间，一对一的护工。我深知，妈妈希望我能亲自照顾她。或许我在给自己找理由吧，家里有个还未上幼儿园的孩子，自己又是个孕妇，面对着意外到来的小生命，舍不得让Ta离开，而为了每个月给医院和护工的费用，我又不能不上班。这或许是独生子女的又一痛处吧。我能保证的只是，每天下班后，去医院探望。

由于胸腔积液过多，妈妈时常感觉憋闷，所以总是大喊大叫来发泄。精神状态没有好转的情况下，身体也越来越差。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常常昏睡，我去看望的时候，她醒着的时间很少。我竟然幼稚地怀疑，是因为妈妈之前总是吵嚷，影响了护工大姐休息，所以她给妈妈吃了更大剂量的安眠药导致的。之后我才后知后觉——妈妈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原来，死亡有时候很可怕。它让你的全身疼痛，让你的容貌和身体扭曲，让你逐渐丧失意识。

这时候的妈妈，脸还是肿肿的，身上却真的是只剩下了一把骨头。她几乎什么也吃不下了。从来到这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下楼晒晒太阳。我却只能搪塞她。多少次，我在医生跟我描述母亲的病情时，泪如雨下。

最后的一个星期，妈妈几乎完全处于昏睡状态，清醒的时候很少了。这或许能够减轻她身体上的病痛。曾经爱唱爱跳的妈妈，就这样走了。她没能看到我第二个孩子的出生，那仅仅相隔了十天而已。我也知道，即使妈妈熬过了这些天，她也不会清醒地知道。这已经非常棒了：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一般能坚持3～6个月，而妈妈在我的“欺骗”下，挺过了10个月。

只是，过了这么久，我都没能完成妈妈那个能有个自己的“家”的梦。那真的成了一个梦。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能力在市区给妈妈买一套房子，哪怕是小小的一间。我自责自己缺少勇气。这是妈妈的一个心结，也是我的一个心结。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前，我还曾经认为，自己是个“扫把星”，因为我的存在，才让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都历经磨难。

妈妈，我上班后，您生病住院的那次，您说看过了我写的日记，知道了那个男孩为什么就突然不联系我了。当时我只是装作不知道。我不清楚，您到底是如何发现我的日记本的，也或许，您根本就没找到，只是单纯地着急吧。是的，在自己不开心或者有不愿意对别人讲的事情时，我会趁您不注意，写写日记。从高中毕业那年开始，大大小小的本子，也有个六七本了。您和继父吵架闹离婚的那段日子，我还曾经给电台的一档深夜情感类的节目写过信，不过，它仍然躺在我的日记本里，未被寄出。结婚后的我，已经再没有深夜收听广播的习惯了，那档节目，也不知是否还有。一本本的日记，静静地躺在书柜的角落里，我想着，或许有一天，我从头再读一遍，感受年轻时自己当时的心境，写出篇文章来纪念一下吧。

妈妈，您辛辛苦苦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买菜几乎都买最便宜的一堆儿一堆儿的菜；买件百八十块的衣服，都要犹豫好久。这几十万块钱，真的是您从牙缝儿里省出来的。您这辈子，年轻的时候，没有好的条件，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一直都没能坐次飞机，甚至连高铁都没有坐过。我曾经很多次想带您出去转转，但是看到您因为坐几站公交车来陪我看会儿孩子之后，都累得要休息一两天，就打消了一起远行的念头。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妈妈，我觉得自己是个嫉妒心很强的人。虽然我可能并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说没有那么明显。以前，我很怕过节、怕去别人家，因为每当我看到别人都是一家人其乐融融，有说有笑，而您因为身体原因，即使在大年三十儿，也要早休息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有一种很大的失落。我不愿意带同学来家里，“我们家”是没有任何装修的样子：水泥地、最原始的白色墙面，稍微一碰，就会划出个印儿，更何况，那还不是我们的家。都说中国人爱买房，我想，这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有时，我也会话里话外地自嘲，但是说完之后，自己会后悔，懊恼为什么要去揭您的伤疤。直至现在，在和一位同学聊起天来，听到他随口说出的一句：“土著家里，至少有一套房子吧，至少我认识的人里面都是这样。”我的内心还是会有波澜。

我常常会扪心自问，是否够孝顺，也无奈于命运对我们的捉弄。他安慰我说，至少您还有我。很多精神病患者，一生都没能成家有孩子，他们的处境更加悲痛。不知这样的想法，是不是自欺欺人。

现在的我，一切都好。虽然还是会遇到各种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但是我相信，自己能够处理好。您放心吧！

妈妈，愿您离开时没有痛苦！天堂没有病痛。保重！

一位精分患者女儿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