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荆树

愿与年华凋敝罄

 

 

一

       我又回到了出生之地，时间大概是在1996年上半年，跟随父母回到四川老家。在这之前，我去过很多地方，到过许多城市。母亲把这看作是四处务工，养家糊口，而对于年幼的我来说，是举家流浪。如今回到故里，是为了参加一个人的葬礼，这个人就是我的外祖母。

        外祖母是一位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劳动女性。她的面容我早已忘却，只有模糊的记忆里隐约看到的一袭长发，如同母亲年轻时候一样的长发。只不过外祖母的长发并没有像母亲那样极致的黑，或者说纯粹的黑。在整个九十年代农村医疗和卫生条件尚不完备，人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年代，外祖母的因病辞世是很普遍的现象。至于外祖父，我还没出生，他就已不在人世。

        葬礼上，望着涕泪交加的姨妈，还有母亲和舅舅，我没有流眼泪，我甚至感觉不到悲伤。也许是因为我不知道何谓死亡，也无法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也不至于蠢到认为外祖母只是累了，睡着了之类的荒唐地步。多年以后，当我明白死亡是一切的终结。诸如理想、信念、坚守、信仰、生前所作所为，以及这一生对不起谁之类的，都将烟消云散，使我真正对死亡产生敬畏之情的时候，却是另一个生命的消逝之时。

        葬礼之后，我回到了父系大家庭中。如果不是两三岁的时候，我穿过姐姐的裙子，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个姐姐——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女人的衣服，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记得如此清楚。这一个又一个的时间节点发生的事情，仿佛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毕生不忘。好在我的脑细胞信息储存容量足够大，不至于挤破脑袋。第一次穿女人的衣服，并不觉得十分羞耻，我记得那是一件淡绿色的连衣裙，穿上它我还“优雅”地转了几个圈。

        我并非第一次见我的祖父和祖母，只是我和二老之间的关系，从这一刻开始紧密相连。按照我们四川老家当地的称谓，我应该称呼祖父为阿公，称呼祖母为阿婆。结束了数年的“流浪之旅”，现在总算是稳定下来了，就像是漂泊无根的小鸟终于找到可以栖息的陆地，不再振翅远方了。

二

        故事中的“我”出生于1990年，农历庚午年，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的前一天晚上。这一年，中国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但是国际社会风云变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年以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宣布解体。苏联解体分裂成十五个国家，冷战结束，另一个国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我的出生并没有为这个大家庭带来过多的喜悦，因为我是超生的。隐忍而又坚强的母亲给我取名“超”，不知是戏谑之意，还是隐忍的背后对这生存现状的有声抗议，反正作为一个人的符号，我的名字就这么来了。因为我是家里超生的男孩，所以在缴纳高额的罚款，也就是社会抚养费之前，我是不能上户口的，俗称“黑户”，在农业税尚未取消的年代，我也是无法分配到耕种土地的。在祖父的努力中，各方筹措，又卖掉了家里仅剩的两头老母猪，足额缴纳了三千多元的超生罚款。在两头母猪的“献祭”之下，我总算获得了一个合格的公民身份。

        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上学，幼儿园学前教育班。我清楚地记得，和其他跟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挤在一个教室，熙熙攘攘的场景，令我甚是欣喜。不过第一天上学，我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年幼的我也许患有阅读和书写障碍，课堂上老师分发了方格作业本，让我书写出黑板上的“分”字。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写出来。

      沮丧，彷徨，无助，焦虑，然后是哭泣。

      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挫折，也是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无能。如果读书上学是如此困难的事情，那我该怎么办？我只能在角落里默默地哭泣，毫无办法。

      在如此众多的小朋友当中，老师终于发现了我的窘境，她来到我的身边，温柔地轻抚，拭去我的泪水。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老师，这个字我不会写......”

      “我以前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今天是第一天上课吗？”

      “恩......”

      “别哭了，老师给你换个字，你就能写了。”

      于是，她蹲在我的旁边，拿起被我的泪水浸湿的铅笔，轻柔地在第一行，左起第一格里写下一个“人”字，并示意我写写看。我内心窃喜，因为我终于成功地写下第一个汉字。只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个“人”字，我要再花二十年，甚至是一生的时间去书写它，写好它。

      放学的午后，牵着母亲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阳光和熙，野花飘香，如沐春风，稍早之前的阴霾和沮丧早已抛诸脑后，只存轻松的步伐和欢欣。穿过标志性的丘陵地带，有稻田和潺潺流水，有辗转迂回的山间小路。有袅袅炊烟，也有落日余晖下的耕牛吟唱。这条山路不长，约莫1.5公里左右。不过我想我应该熟记它，因为在往后的八年里，我都要来来回回地去行走和丈量，这条风雨上学路。

      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其复杂的组成，祖父有三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三个女儿早已远嫁。三个儿子那时还在祖父的身边，我的父亲排行第二，所以我有一个大伯和叔叔。如果此等光景是在今天，那祖父祖母早已安享天伦。可那时是一穷二白的年代，每个家庭成员都还挣扎在温饱线，或许早已没有过多的精力去维持亲情，亲情变成了一种奢望。由此衍生出一种畸形的现状，那就是“分家”的文化。所谓分家，就是在子女都成家立室之后，祖父把家庭成员都召集起来，分割财产及生产资料。所有的房屋、粮食、家具、牲畜等等，全部变为可待价而沽的“商品”。这一个个商品被均匀地码放在祖父那一杆代表公平与公正的天平上，平均分配。待这些个琳琅满目的商品被分割完毕之后，最后的亲情纽带似乎在此刻分崩离析了。果断也好，绝情也罢，从此各自谋生，江湖两相忘。大伯家分到了两间不错的土坯房，事实上每个家庭分到的都是两间土坯房。所谓土坯房，就是用黄土及粘合剂夯实的土墙，墙体中穿插进竹子编结的“骨骼”，类似于今天建筑所用的钢筋混泥土结构，屋顶则铺以青瓦。这种简陋的墙体结构，却能够坚持数十年不倒。历经日晒雨淋，风摧霜冻，它自岿然不动，毅然庇护着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代又一代。

       分家之后，父亲和叔叔各自分得的两间土坯房因为是一排并列的四件房屋，无法切割。所以两个家庭之间互通有无的唯一通道，墙体中间的那道门，在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那道门上了一把锁，而这把锁用钥匙是打不开的，因为那是人的内心上了锁。自此那道门两边的人们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人把那道门破开了。

三

      在幼儿园学前教育班学习了大半年的时间，我终于克服了阅读和书写障碍。父亲和母亲在家陪伴我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因为大家发现，即使分家了，还是没有找到生存下去的路。大人们都很迷茫，在家种地和去生产队打零工，似乎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直到1997年，这一年，我即将就读小学一年级。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1日，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一百多年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举国欢庆！虽然当时的传媒及通讯并不是十分发达，但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祖国大地山川的每一个角落，人们脸上洋溢的不再只是欢笑，更像是一种呐喊，一种自豪的呐喊！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回家后，向我展示学校发放的圆形别针。那一枚小小的别针上印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就像是一面正在迎风招展的旗帜，也是一枚胸前的勋章！幼年的我只感到心底的一阵激扬，久久不能平复。

      在香港回归不久，时值改革开放已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沿海城市发展迅速，劳动力市场短缺，大伯以及父亲率先提出外出到沿海城市务工的想法。身为家族大家长的祖父再次召集各个家庭成员，他并不反对父亲他们三人外出务工的打算，他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三兄弟必须齐心在一起，不能分离！也许是众人屈服于祖父的权威，亦或者在生存的本质问题上，父亲等人明白团结才是最强大的力量，所以众人一致同意祖父的观点。整个大家庭又再次拧成了一股绳。曾经，在我出生时，为了躲避罚款，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去远方流浪。而如今回到故土，父亲和母亲又要踏上离家的路途漂泊他乡。那条曲折的山路我还没有独自一个人走过，跳过田垄间的流水浪花时我还心存忐忑，我也没有准备好一个人独自迎接途中的黄昏和晚霞。可是不舍又能怎么样，此时我的母亲仿佛面对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当她两手抱起砖头时，她就无法再腾出任何一只手来抱我；而当她放下手中的砖头，选择拥抱我时，她却无法再养活我。这也许就是9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甚至是现如今绝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我们并不是被抛弃的人，我们只是变成了独自守望在鸟巢中，盼望亲鸟归巢的雏鸟。

      留守儿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的境遇。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时间的洪流从不因我们的意志而改变。

      1997年，我从幼儿园学前教育班升至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又遇到一件十分令我懊恼的事情。开学第一天，因为入学的小家伙实在太多了，我竟然找不到我的教室在哪！当我错误地进入了小学二年级的领地，被教课老师赶出教室之后，我再也没有勇气踏入任何一间别的教室。半个小时以前还人头攒动的走廊里，只剩一个不知所措的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又成了那个哭成泪人的懦弱者。我记得开学那天并没有下雨，但是我的内心早已是倾盆大雨，只是还没听到打雷声。

      阴暗中，走近一人，身着黑色的上衣。上苍又一次在我彷徨无助的时候派一位虔诚的布道者来解救我，这位布道者有着阳光般的清秀短发，浓眉大眼，宽阔的脸颊上浅浅的微笑，给人以温暖和安详，拨开阴霾和乌云，重见光辉。

      “小娃娃，有什么老师可以帮你的吗？”

      “我......我找不到我的教室了......”

      “给我看看你的学号是多少。”

我把书包递给他，他仔细翻找了下，找到了我的学号编码，欣然地说道：“跟我走吧！你是一年级二班的。”

      于是，我跟在这名布道者身后，腼腆地走进了西边的教室。

      “李老师，这是你们二班的新生，我给你带来了。”

      “嗯？”老者扶了扶眼睛，不解地问道。

      “这孩子没找到自己的教室，我看了他的学号，是你们班的。”

      “哦！是这样，谢谢你了，向老师！”老者感谢道。

      “不用谢，那就交给你了，我走了！”

      我第一次跟我的同学们见面，没想到是以这样的出场方式。由于当时一个班的人数超过60个人，课桌和凳子数量不足，我被安排进三人一桌的座位上，跟我同桌的是另外两个女孩子。至于解救我的那位布道者，我只记得他姓向，至于名字就再也记不起来了。

      经过这段小小的插曲，我总算是顺利入学了。不过对于年幼的我来说，真正的“劫难”才刚刚开始。

四

       在我的家乡，生长着一种落叶灌木，名叫黄荆树。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山野之间，草木从中，沟壑林间，都有它的身影。向着阳光，肆意摇曳着它旺盛的生命力。它的根茎可入药，不过老家的人们似乎只执着于它的其他用途，例如砍下黄荆树的枝丫，晒干以后当做柴火做饭烧菜——或者，掰掉它多余的分叉和树叶，用来“管教”自家不听话的小孩。

       法国有一部电影，名叫《四百击》，据说相关的有一句法国谚语——对于一个淘气顽皮的孩子，要挨四百下打才能消除灾难，祛除恶魔，变成健康听话的儿童。两个相隔半个地球的国度，且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对于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却又出奇的一致。不知这是历史的必然巧合，还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开学后第一次升旗仪式，尊敬的校长就告诉我们，红领巾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惜它。校长是一位容光焕发，眼神犀利，说话总是义正言辞。尤其是给我们全校开会时，批评不良风气和不文明现象时，法令纹像两条沟壑一样深嵌在他的鼻梁两旁。两眼目光如炬，审视着台下的每一个人，给人以怒目金刚的庄严。面对这样一位老人，我十分尊敬他，所以他说的话我都坚信不疑。

        红领巾并不是免费发放，在当时是需要交纳1元5角的费用的，那个时候夏天的一个棒冰只需要5分钱，校门口好几个小卖部所售卖的零食价格大都在5分钱到5角钱左右。

        由于大人们都出门务工，只剩下三个家庭留下来读书的小孩，以及两位60几岁的老人。祖父以及祖母变成了三个家庭，七个小孩的实际监护人。原有的隔阂在此刻瓦解，无论你来自哪个家庭，此时此刻都聚在一张桌子上吃大锅饭。原来隔绝两个家庭之间的那道门，被祖父悄然打开。亲情纽带重新凝聚，而祖父和祖母正主导着这一切。

        有一天晚上，当我们围在一张桌子上吃完饭时，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姐姐说道：“阿公，我们学校要发新的红领巾，需要交费1元5角。”

       “恩，既然学校说要交，那我们就交钱吧。”祖父平静地说道。

       “小的那个也读一年级了吧，是不是也要交钱的，明天早上把钱一起给他们俩姐弟。”祖母接着说道。

        于是第二天，我和姐姐两人分别拿到了1元5角钱，姐姐自然把钱交给了他们班主任老师。而我并没有顺利地把钱交给老师，因为当天我的班主任老师，李老师出差了，这笔钱就放在了我的书包里。

        下课后，同学们都冲向了校门口的小卖部，买各种零食，辣条。望着他们大快朵颐的样子，我很嫉妒，生理反应自然是吞口水。我想动用1元5角钱去买这些好吃的，非常想。但是我又想起当日校长在台上说的那番话——红领巾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我们一定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惜它。一想到这里，我再也没有胆量去用这笔钱了。

五

        原本第二天李老师回来之后，我应该把这笔钱交给老师的，李老师也在上课时宣布了收取红领巾费用的通 知，同学们先后都上交了。可是我翻遍了书包的里里外外，却再也找不到那1元5角钱，我的钱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我忐忑地回到家中，祖母问我钱交给老师了吗，我没有告诉她实情，我也不敢告诉她，我没有领到红领巾。我只是低声地说了“恩！”

        说谎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很快，该来的惩罚还是来了。由于我没有交费，也就意味着脖子上没有系上鲜艳的红领巾。星期一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到学校时，门口多出了两位高年级的同学在站岗检查，脖子上系有红领巾的被允许进入校内，而我被拦截在校门口。就像是我没有入场券，被门卫拒绝在公园的门口，禁止入内！

        这个时候上课铃响了，我还是不被允许进入教室。校长从办公室走出来，看到我在门口被罚站。问及缘由，知晓原因后，便对我说：“这位同学 ，你怎么没有戴红领巾呢？”

       “我没有交钱，老师没有发我红领巾......”

       “这样啊，先进教室上课吧，回去跟你父母说一下。明天把钱交上。”

       我以为眼前的长者会批评我，与他对视时甚至已经吓得战战兢兢，没想到他竟然没有像在台上跟我们讲话时那样的严厉，真是万幸。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我没有红领巾，被拦截在校门口的事情便很快传到了祖父祖母耳朵里，只是我不会想到，究竟是怎样的暴风雨在等待着我......

       那一天的黄昏特别漫长，天边的落霞迟迟不愿隐没在黑夜中，空气也躁动不安，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抑。我看到家庭成员脸上异样的神情，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此等异样。在昏暗老旧的煤油灯照耀下，家庭成员吃完了晚饭，撤去四方桌上的碗筷。祖母从门外进来，双手背在身后，摇曳的烛火中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能感觉到气氛不对。

       “说！家里给你的钱是不是拿去买零食了！？”祖母怒道。

       “我没有......我放在书包里，后来发现不见了，我也不晓得去哪里了......”我低声哀求地说道。

       “这么小就知道好吃懒做了，长大了还得了，简直就是跟你老汉儿一模一样，都是一个耳屎铲下来的！打死都不承认！”

       “我真的没有用钱，就是不知道怎么弄丢了！”我啜泣道。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畜生！我现在就替你老汉儿好生教育教育你！黄荆棍下出好人！”祖母怒斥道。

       没等我再说话，祖母早已从背后抽出一根棍子。是的，我已经被吓愣了。昏暗中我只注意到那根棍子只比我的身高矮了一截。捆子抽打在我身上时，大概延迟了1到2秒的时间，痛的感觉才接踵而至。那种痛是真正意义上的剧痛，痛到你无法说话。空气凝滞了几秒钟，一种水坝决堤的哭喊声才响彻整个房间，那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哭喊，整个脑子里只有这种痛苦的哭喊，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掩盖他的存在。不停歇的鞭打中，只有受刑之人发出的声响可以淹没鞭打的声音。

        我看得很清楚，房间里面有七个人，大伯家两个年龄稍大的堂哥，一个堂姐；叔叔家年龄较小的堂妹和堂弟；以及我的姐姐和正在施刑的人，一共是十四只眼睛在注释着我。这些眼睛我看起来是如此陌生，是那样的冷漠，没有温度，没有丝毫的同情。瞳孔中充斥着审判的色彩，以及受刑者罪有应得，在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的痛快淋漓。

        我不记得整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只知道祖父从屋外走进来，阻止了这一切。事件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似乎存在于腿上，后背上，亦或者隐藏在别的地方。大概十年以后，另一个人也用类似的方式在我脸上留下过一道月牙型的疤痕。时间可以冲淡很多东西，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唯一留下的就是记忆，因为记忆是时间无法抹去的，因为他太过深刻，现在，或者曾经太过刺痛。人的记忆总是被安放在脑中的一个一个排列整理的小房间中，被标记上日期，编码，被潜意识囚禁了起来。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迫使你无法忘却。

        这就是我与黄荆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自此以后，我便开始对其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因为我一犯错，就会受到黄荆树的惩罚。不知道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法国的孩子，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

六

        好在我终于领到了我的红领巾，不再被拦截在教室之外，还是有些许的安慰，毕竟，我已经得到我“应有”的惩罚了。

        新的红领巾是丝质的，重量非常轻盈，鲜红的颜色也更深。而高年级的同学穿戴的都是老旧的布质红领巾，时间久了便开始褪色，起褶皱。系在脖子上十分的难看。

        戴着新的红领巾参加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内心满是自豪。看着高年级的同学四人举着国旗，从人群中沿着石梯缓缓走上升旗台，小心翼翼地系在升旗滑轮组上。而后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所有人面对国旗敬礼，高唱着国歌。国歌结束时，飘扬的国旗刚好升至最顶端。多少次，我都幻想着能够有一天可以成为光荣的升旗手，穿着整齐的衣裳，换上洁白的胶底鞋，迈着坚实的步伐举着国旗，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升起五星红旗。只是这小小的愿望在6年的小学时光里，从未实现。

        校门口的小卖部每天都是孩子们的聚集地，就算没钱买，也要去凑个热闹，那是一个魂牵梦萦的地方，不仅有好吃的，更有好玩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葫芦娃，西游记等动画角色均被印刷在一寸不到的小卡片之上。还有五颜六色的玻璃弹珠，而这些都是80，90年代男孩子心中那瑰丽多彩，缤纷斑斓的梦......

        有一天放学后，我和小伙伴经过其中的一个小卖部的摊位，这个摊位是尤老师家开设的，因为他们家就住学校旁边。三年后，这位尤老师成为了我的班主任。小伙伴提议请我吃棒冰，五分钱的棒冰，制作方法就是用塑料模具装上白糖水，放进冰箱冷冻成型后取出。虽然简陋，但是我们都吃的津津有味。突然，我仿佛看到了一抹红色的东西在颤动。定眼一看，在数量众多的棒棒糖和包装袋中间，有一盒弹珠压着的东西，分明是同我脖子上并无二致的红领巾，据说已经降价为7角钱一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和我的同学们逐一认识。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和我同桌的都是女孩子。第一天因为找不到教室，被向老师领进教室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同桌。她的名字叫丹，跟我姐姐的名字一样。一米多一点的课桌一开始坐着三个小家伙，后来学校添置了新的课桌以后，每两个人可以共享一张课桌，不再像以前那样三个人挤在一起。我依然和丹是同桌关系，只是小小的年纪早已明白男女有别，保持距离。课桌上的分界线，像一条三八线一样拦腰斩断了课桌，左边归她，右边归我。谁要是越线了，必定要引发一场“战争”，这种战争通常情况下是被铅笔轻轻地戳一下。不过有些男同学比较倒霉，女生下手太重，直接戳进了医院——当然，我从没有拿铅笔伤害过丹。

        父亲和母亲在外打工时，每个月会定时往家里寄钱，包含生活费，学杂费之类的。由于家庭困难，整个大家庭有九口人需要养活，所以我们是没什么零花钱的，偶尔会有1毛钱，2毛钱左右的零花钱。

        每天清晨固定的早餐是一大锅红薯或白薯粥，配老坛咸菜。中午回家吃的正餐才是米饭和蔬菜，蒸米饭的过程中也会加入红薯和白薯。晚餐还是惯例的红薯粥。在困难的年代，红薯和白薯似乎快要超越大米成为我们的主食了，正是靠着这廉价而又普遍的食物，才养活了我们所有的家庭成员。因为红薯粥吃了很快就会饿，所以当时的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那就是暴饮暴食，我想我的肠胃就是在那时被撑大的。

七

        祖父是家里的权威，也是大多数时候的决策者，同时，他也是人群当中最特别，鹤立鸡群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祖父右脸上生长着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圆滚滚的肿瘤遮住了半张脸，压迫着脸部皮肤和牙齿。祖父在年轻时，在县里任职，算是体制内干部。所以那时有去泸州医院里做过一次手术，切除了脸上的肿瘤。但是后来切掉的肿瘤又重新长出来。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医生不敢再继续手术了。直至多年以后，当肿瘤再次威胁到祖父的生命时，在更先进的医疗技术下，才彻底切除。当一个人脸上顶着这么大一个肿瘤时，我想心理压力远远大于生理压力吧。每次祖父出门去集市，周遭的人都会投来异样的眼光。都说人言可畏，这等歧视的目光又何尝不是？我至今很难想象，几十年的时间里，祖父究竟是凭借怎样的精神意志去战胜这些来自他人的精神攻击，到底需要怎样强大的内心才可以泰然处之。也许是对命运的妥协，也许是生命另一种豁达。恐怕只有最真实，最纯粹的人性才能如此吧。这就是我的祖父，我一生最尊敬的人，从某种程度来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才是我真正的“父亲”。

        祖父年轻时上过中学，有一定的文化，写的一手毛笔字，更是苍劲有力，笔锋坚韧，似有风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祖父开始为乡里，镇里那些去世的人撰写祭文，内容多为哀悼、祷祝、叙述死者生平之事，歌颂他的德行，有时还会在死者灵堂前诵读。在乡镇间颇有声望，每有丧事，求取者甚多，祖父几乎都是无偿为其撰写祭文。只有大奸大恶，声名狼藉之徒，祖父才会断然拒绝家属的请求。

        有一次，见祖父独自一人在堂屋内专心致志地写着祭文，我闲来无事，便走上前去看。在写有死者生平的众多宣纸中间，我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奠”字单独书写在一张正方形的宣纸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写这个字用的毛笔非常粗。时值晚秋，落叶萧萧，门窗在秋风的吹拂下发出阵阵晃动的响声。木门一时掩盖不住，吹进一股强劲的乱流，桌上的宣纸由于没有重物压着，散落一地。那个“奠”字翻转过来，掉在满是灰尘和杂屑的地上。我急忙弯腰捡起来，由于墨迹未干，“奠”字被灰尘和杂屑彻底弄脏了。

        “阿公，这张纸这么脏了，丢掉，重新写一张吧”我遗憾地说道。

        “不行！一个字代表着一条命，重新写，你难道还想再死一个人吗！？拿过来。”

        “哦”我诺诺地说道，把“奠”字默默交给了祖父。

        祖父耐心地祛除较大的污渍和杂屑，之后在葬礼的灵堂之上，就有了一张有污渍的宣纸，写着一个行书的“奠”。

        有时候，祖父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写着，忽而停留片刻，似乎若有所思。肿瘤占据了他半张脸的空间，以致于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看不见悲伤，也看不见喜悦，大部分时候只是一种安详的恬静。

        白色的宣纸染以黑色的墨，黑白对比之间，代表一个鲜活的生命以他应有的，或者不该有的形式走到了终点，死生无常。

        我喜欢晴天，不仅仅是因为晴天下的明媚阳光给人以温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我极其讨厌下雨天，甚至是厌恶。每当下雨的时候，对于上学路上的我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山间小路因为是黄泥路，一遇下雨天便会变得异常泥泞，有些低洼处甚至会形成泥潭，雨靴一旦踏入，就会难以自拔。如果没有雨靴，那就得脱下鞋子，光脚步行去上学。每次下雨的时候，仿佛都能听到空气中弥漫着哭泣的声音，那哭声似是无可奈何，又像是宣泄着愤恨和不满。

八

        大概是在1998年的时候，20世纪的末尾，村里通了电，装上了电灯。这种泛着黄光的灯泡彻底终结了昏暗老旧的煤油灯时代，开启了全新的纪元。千禧之年，即将到来。

        中国人常说，一阴一阳谓之道，我想这句话说的大抵是没有错的。祖父和祖母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念。祖父坚信公平与正义的存在，坚守原则与底线。祖母目不识丁，但是对于棍棒之下出孝子的理念从来没有改变过。

        祖母很有持家之道。在我的四川老家，不仅生长着茂盛的黄荆树，还有另一种不知名的低洼灌木。这种植物看着并不起眼，但是拨下它的树皮，用水浸泡数日。再用铁质刮刀挂去多余的皮质和粗糙的部分，留下一种富含纤维的白色物质，晒干后，这便是可以搓成麻绳的原料。手工搓成麻绳以后，可以用来制作一种布鞋。祖母找来各种破布，或者不能再穿的衣物，剪切成块。用浆糊一层一层粘连，平铺在木板上。等浆糊干透了以后，制成布鞋的鞋底材料，名为“千层底”。之后用麻绳作线，依靠顶针。一针一线地纳成千层底布鞋。

        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双祖母做的布鞋，虽然祖母不太喜欢我——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祖母还是仔细给我制作了一双千层底。每年的某个时候，都能见到祖母坐在门口的石墩上，一针一针地做着手上的活计。衰老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同样衰老的眼镜，嘟囔着其中只剩数颗牙齿的嘴唇，像是在喃喃自语。时不时用硕大的针线在她那黑白相间的头发中掠过，借助头皮分泌的油脂润滑，使得针线可以更好的穿过千层底。

        祖母干练的持家之道还体现在许多别的地方，由于家里的生活开支基本靠外出打工的大人们维系，祖母需要开辟一条自力更生的生财之道。自从猪圈里圈养的猪仔被人偷走后，祖母再也没有养过猪。她也不敢把猪圈改造成鸭舍，因为害怕再次被盗。思来想去，只有在土坯房内腾挪出一处两平米不到的空间，用竹制栅栏围起来，改造成为鸭舍。与鸡鸭的呼噜声中一同入眠，在次日准时的鸡鸣中苏醒，倒不失为一种乐趣。

        有的人天生就不会做乖孩子，被固定在模具当中，成长为模具中被设计成的样子，或者批量生产，变成别人所希望的样子。因为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叛逆的血液和对自由的向往。

        每当天际落下黑色的帷幕，祖母就放开她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儿，朝着田地里，竹林中觅食的鸡鸭们大声呐喊，召唤它们回巢。在祖母的“权威”之下，自然没有鸡鸭敢于无视。

        有人制定了规则，就一定有人试图去打破规则。制定规则的人与其挑战者的战争自然而然就爆发了。

        和小伙伴玩的时间太长，忘记回家了，回家时就会受到严厉的惩戒。偷窃乡亲们树上的柑橘，必然会受到“黄荆树”的惩罚。甚至于感冒发烧生病，来自祖母的训诫总是要早于医生的治疗。

        尽管祖父与祖母同时作为监护人的教育方式与方法存在诸多不同意见，祖父总是对我们进行说服教育，就像他以德服人的原则一样。而祖母却总是诉诸武力，绝不多废话一句。也许祖母对我们父辈的教育模式便是一贯如此，所以祖父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了妥协。

九

        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经常打针吃药，直到10岁的时候一次生病，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段时间是梅雨天气，如果之前很多的下雨天一样，我依然讨厌那几日好似下不完的雨。因为淋湿了衣裳，我又再次感冒了，浑身发烧，但是我不敢告诉祖父和祖母，因为我害怕见到祖母发怒的模样，以及她脸上令人生畏的表情。下课后我无神地游荡在学校的角落，感冒发烧的身体令我很是难过，全身乏力。在经过一条排水渠时，混沌之中一头栽了下去。昏迷中有一只手把我从水中拉起，有两个人扒拉着浑身上下都已湿透的我，就像是拖拽着一条可怜的落水狗，抖落掉毛发上的水渍。当天从诊所回来时，由于衣服已被弄脏，且散发着一股恶臭。现任班主任尤老师把我带到她的家里，让我脱去散发恶臭的衣服，让我换上一身女生的衣服。我人生当中第二次穿上女人的衣服，是那种鲜艳的大红色，坦白说，我不喜欢红色，但总比没有衣服穿要好。穿着这一套格格不入的“奇装异服”，我步行回家，沿途遇到的陌生人，熟悉的人，无不投来忍俊不禁，以及嘲笑的目光。我发誓我恨死这些红色衣服了，恨不能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又过了几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那一天并没有下雨，乌云却遮蔽了阳光。尤老师在台上用她那标准的四川话讲解着数学课本，尽管学校要求我们使用普通话，但我们却都习惯了多数老师在台上用四川方言讲课。略显肥胖的她在黑板上不停书写着清秀的，美丽的粉笔字，令人赏心悦目。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感觉一股暖流从鼻孔当中涌出，当时不以为意，以为是只是鼻涕而已。

        直至旁边的同桌惊讶地大喊：“超，你怎么流鼻血了！”

        我用手指擦了擦嘴唇，方知那是鲜红的血液，正不停地喷涌而出。

        众人大惊，老师迅速将我送到诊所医治，鼻血并没有及时止住。往后的半个月时间，我都无法再次回到学校上课。由于无法遏制的流鼻血，祖父祖母带着我去镇上的名医寻求医治，路途当中给予我一条毛巾，但还未到达镇上，整条毛巾早已被我的血液染成了鲜红色......

        很遗憾，镇上的名医也束手无策，他只能建议祖母带我去县里的大医院寻求医治的办法。当天回到家里，鼻血暂时止住了，因为两个鼻孔都被凝固的血液，或是别的分泌物完全堵塞，我只能张嘴呼吸。房间外，祖父与村里的其他大人们正商议着什么。

        第二天清晨，祖母带着我，踏上老式的运货三轮车，前往县里的医院。望着身后逐渐远去的蜿蜒公路，我仿佛看到了死亡在向我缓缓靠近。耳边似乎再也听不见引擎的轰鸣声，以及沿途颠簸的震动。这时，我看到了祖母，我第一次见到这张凶巴巴的脸上颤抖的泪珠，滴滴滚落在充满褶皱的脸上，她用同样充满皱纹的手，轻轻拭去泪水——我看到的，分明是一张慈祥而又温和的脸庞。

        在县医院住院治疗的一个星期里，似乎是少有的、安逸的一段时光，祖母不再训斥我，也不再责骂我，更不曾见到黄荆树藤的影子。啊！要是往后的日子里都像现在这样平和，那该有多好啊！

        为期七天的“豁免期”很快过去，回到家继续调养的我由于面黄肌瘦，食欲不振，浑身乏力。祖母不放心，又带我回医院做了一遍检查，检查的结果犹如一道落雷劈了下来。

十

        我患上了一种慢性疾病——乙型肝炎。在当时，人们认知有限，基本是谈肝色变，避之不及，只知道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慢性疾病，我的世界发生了巨变......

        人们内心的瘟疫远比真实的疾病更加可怕，传播的速度也更快。祖母开始隔离我与这个家庭的各种接触。原本与所有人一起吃大锅饭的我被排除在外，似乎我再也没有坐在那张四方桌上吃饭的资格。祖母分配给我两个瓷质小碗，一双筷子，仿佛也被贴上特有的标识，这标识被永远地刻在了心里。医生嘱咐，乙肝患者，忌烟忌酒忌辛辣。从此，我的饭菜里不再有一丁点辣椒。

        一夕之间，仿佛与这个世界彻底隔绝了，中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主宰和操纵着这一切。这一种无形的力量像是一把枷锁，一副桎梏，把我囚禁在一处荒野。当我向这个世界求助时，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仿佛早已被这个世界舍弃。

        世界上有一种敌人，是你永远无法战胜的，那就是孤独。但在多数时候，孤独却变成了一种朋友，一种如影随形，共生的朋友。他像一只幽灵，游荡在黑夜的角落里，静谧的空气中，无所不在。他的存在只是提醒我，我还活着，卑微地活着。

        忍受孤独的同时，还要忍受中草药的苦涩。祖父听闻邻近的镇子有一位老中医很有名，据说对治疗乙型肝炎甚有手段。祖父带我来到该中医馆，排队的人络绎不绝，经过许久的排队等候，老中医示意我伸出右手给他把脉。一盏茶的功夫过后，老中医并没有做过多的说明，只是写出一张药方，着药房按方开药，并嘱咐祖父如何熬制。

        祖父将熬好的中草药放在桌上，我尝了一口，这令人作呕的味道实在难以下咽。但迫于祖母的威严，以及她手中的黄荆棍，我只能捏着鼻子强忍苦涩吞了下去。时间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中草药的味道。

        与祖父独处的时间，我鼓起勇气问了他一个我一直很疑惑的问题。

        “阿公，这么多年，你脸上的瘤子，别人怎么看，你一点都不在乎吗？”

        “在乎又能怎么样？别人怎么想，你又无可奈何，悠悠众口，随他们去说好了。”

        “......”

        相顾无言，不过这番话似乎给了我莫大的勇气，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做，活在自己的世界  里，又有何不可？

        在家里我变成了一个异类，但是在同龄的小伙伴眼里，却又是另外一幅光景。儿童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也许与小伙伴儿玩耍的时光里，我才能感受到那一份稍有的温存与信任。但回家晚了，亦或是晚上留在小伙伴家里看电视，忘记了时间，回到家时，免不了一顿“家法伺候”。

        其实当时我心里很清楚，中草药是无法治疗病毒性肝炎的。因为数个疗程的治疗，复查的结果都是一样，并没有丝毫的进展。只是我和祖父都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药，是能够治愈我的疾病的。

        我决定报复这个老中医，或者说在当时的我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骗钱的庸医。在一次诊疗排队的间隙，  我偷偷溜进抓药的药房，见柜子上有一个圆盘，装着各种面值的零钱，有5元的，有10元的。我抓起一把塞进我的裤兜，再偷偷地跑了出来。这不是我第一次行窃，虽不是那么的驾轻就熟，但内心在当时却没有原本应该有的羞耻和惭愧。我拿着偷盗的钱财来到祖父的面前，告知我的行径。祖父生平第一次大声的训斥了我。

        “做人要有骨气，小偷小摸有什么出息！把钱送回去！”

        “......”

        事情的结果是，我并没有乖乖地送回盗窃的钱，祖父也没有强迫我去给人赔礼道歉。他只是接过我手中的一把零钱，回到中医馆。至于期间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无从得知。

        做人要有骨气——这句话似乎还言犹在耳，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去为我年少时所犯下的错误去道歉。

        祖父既是公理与正义的坚守者，也是顽固者。有一次因田地琐事与人争执，那人理屈词穷之际，竟向祖父扔来锄头，狠狠地砸在了祖父的腮帮子上面。祖父顶着肿胀的腮帮子回到家中，祖母埋怨祖父的偏执，只会让自己吃亏。祖父义正言辞地说道：

        “凡事总有个是非曲直吧！?动手的都是莽夫！”

         祖母不再说话，众人也都保持着沉默。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对于我和祖母之间的“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一次，我在小伙伴家看电视，回到家时已是深夜。我敲击着紧闭的大门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答复，便坐在石凳上默默等待。许久，房间亮起了灯光，大门开了。只见祖母怒气腾腾地站在门口直视着我，我小心翼翼地步入堂屋，只听砰的一声，大门关上。祖母亮出了她那标志性的黄荆棍，像棒打一只落水狗一样追打我，。此时我已经年满14周岁，已经具备逃跑的能力。围绕着四方桌的战争追逃战爆发了，面对祖母无情的追打，我只有不停地闪避，不停地逃。一边追打，一边歇斯底里的咒骂着。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我怒吼道：

        “你这个老太婆，你怎么不早点去死啊！”

        这不是气话，而是长期压抑下的轰然爆发，这是来自心底深处最真实的呐喊，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祖母愣住了，也许是她不敢相信眼前一个不足1.5米的小个子能够说出这等所谓大逆不道的话，也许是她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中，还没有遇到过一个敢于挑战她威信的人。在祖母惊诧之际，我冲出了房门，一路狂奔，径直奔跑到水田对面的山坳草垛上，我停住了。

        愤怒！仇视！憎恨！悲伤！绝望！

        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我不明白,她的暴怒为何如此狂热？她的面目为何如此可憎?她为何要用如此的手段迫害她的亲孙子？为何一个人要用如此强硬的方式把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事物强加给世界上的另一个人？为什么生而为人的一个生命要受到如此的践踏！？黑夜的宁静无法平息愤懑，晚风吹拂的稻香也无法风干悲伤。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独自一人倚靠在草垛之上发呆。我也曾问过祖父——为什么身边的人都害怕我，远离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我。祖父说，那是因为人们内心害怕疾病，更惧怕死亡，而疾病会带来可怕的死亡。

        不！杀死我的既不是罹患的乙型肝炎，也不是未知的死亡。而是那一双双冷漠的眼，从那眼中迸发出的鄙夷，以及难以名状的厌恶，像是一颗颗子弹，洞穿了早已伤痕累累的躯壳。

        自此，我不再与祖母说话。没过多久，祖父与母亲通了电话，商议之后，决定让我前往父母打工的城市学习和生活。几天后，由同乡的人带着我，踏上了前往金华的火车，经过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旅程，到达金华之后又转坐长途汽车，抵达了目的地，浙江沿海地区。从此翻开新的一页书卷，这一页没有歧视，没有暴怒，没有伤悲......

        十年后，我再次回到故乡，祖父早已因癌症复发去世，而我却没有参加葬礼。望着墙上的遗像，还有坟冢上盛开的野花，以及野花丛中那几枝坚韧挺拔的黄荆树，我想起祖父题写的祭文。祭文中满是铮铮铁骨，如同现今迎风矗立在坟冢之上的黄荆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