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住在我家的疯女人
（一）
“爸，我今年暑假不回家了。”
大二假期，我鼓起勇气给家里打电话。父亲欲言又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过来，应该是他在拿着手机往外走。然而，电话那头声嘶力竭的叫喊声还是清楚地传到了我的耳膜，“我就知道！你们姓穆的就是联起手来欺负我，你们一大家子人合起伙来骗我的钱！”父亲叹了口气，呐呐的说，“不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你就在学校安生待着。” 我合上手机，我知道，母亲大概是又发疯了。
（二）
其实母亲不是疯子。
事实上，她是我们县上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很受学生和家长爱戴，在外人面前正常的很，只有家里人才知道她的古怪之处。比如说，她脾气十分暴戾，经常动怒，会因为一点小事莫名其妙地冲我和弟弟破口大骂；比如说，某些时候她会表现得很反常，眼皮沉重的耷拉着，记忆出现紊乱，像一个老太婆，一句话重复许多次，会突然抓着我们讲一些古怪的话，也有些时候她经常会一个人自言自语，恍若看不到身边的人。每每这种时候，我和弟弟就悄悄说，母亲又疯了。
（三）
母亲出生在我们县上的富裕家庭。外公在世时，是我们县不小的官，总是穿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胸口插着一支钢笔，外公官位大，事又做的好，县里的人都很敬重他。外婆当老师，一辈子教书育人，脾性很好，把家里安顿的很妥帖。母亲是家里的小女儿，从小被宠着长大，上学时踩着锃亮的黑皮靴，穿一条喇叭裤。在那个时候，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打扮了。
父亲和母亲算是早恋。据母亲说，当时她考上了大学，其实有很多更好的男孩子追求她，但父亲总是骑一辆破摩托车，从县中跑到城里看她。她觉得不能辜负父亲，便这样嫁进了父亲家。父亲家里是世代的农民，没什么人上过大学，文化程度不高。
爷爷奶奶因为彩礼问题对母亲甚是不满，又嫌弃母亲不会干农活，母亲进门的第一年就受尽了刁难。当时山西煤炭正发展的火热，父亲跟着一个开洗煤厂的亲戚干活，每天早出晚归。母亲不会做饭，因为执意要嫁给父亲跟娘家人闹得很僵，爷爷奶奶又不给她饭吃。母亲只好挺着大肚子，每天晚上坐在院门口等着父亲回家。
我两岁那年，外公外婆相继过世。母亲当时在城中教书，没能见上外婆最后一面。据人说，外婆等着见母亲一面，迟迟不肯合眼。最后拉着大姨的手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劝住母亲，没有给她找个好人家。母亲伤心过度，两个星期没有去上班，而奶奶则每天在院子里面指桑骂槐，说母亲是吃白饭的，催她赶紧去工作。
母亲的“疯病”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暴戾仿佛一条寄生虫潜伏在她体内，无声无息，但总在某个时机突然爆发，凶猛又顽固。她越来越看不惯父亲频繁的把工资打给爷爷奶奶，父亲则对母亲的干涉勃然大怒。父母开始长期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互相拆台、恶言恶语像家常便饭。
好在那个时候山西的煤炭事业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的金库，父亲在洗煤厂的工作步入正轨，钱像滚雪球一样赚起来。父亲初高中的狐朋狗友们不断地向父亲借钱，父亲往往都出手很慷慨。期间，母亲时常提起想搬离这个大院，一家人买一套单元楼单独住，都被父亲以不习惯住楼房回绝了。
（四）
好景不长。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山西开始严查非法黑煤窑，下岗大潮席卷了这个煤炭大省，父亲的洗煤厂也倒闭了。亲戚卷钱跑了，留下作为副厂长的父亲和欠下的一屁股债。树倒猢狲散，当初父亲得势时凑在父亲身边的一众兄弟全都跑得没影，不说施以援手，就连之前借出去的钱也很少能讨回来。母亲气的直抖，催父亲去讨债，父亲面皮薄，几个电话打过去被回绝，也就不想再打。父亲一蹶不振，家里的经济情况再次陷入低谷。
母亲没有办法，除了上班又开始做家教，周末办补习班，燃烧自己支撑一家四口的开支。上课时对学生耐心教导，学生走后则变得愈加暴躁，父亲做饭多放了盐或者我和弟弟作业写错一道题，都会招致破口大骂，母亲指着我们的鼻子，愤怒的指责我们一家人不争气。
每每这个时候，父亲就会沉默着抽烟，弟弟则躲在我身后哭。脾气更加暴躁的同时，母亲的身形也开始走样，头发稀少，脸上的皮肤松弛，像一只脱水的橘子，眉毛倒竖冲我们发火的时候显得十分凶戾。父亲有时会暗骂她是疯婆娘，我和弟弟对这个疯女人也是又恨又怕。
有次母亲发现父亲还在偷偷往爷爷奶奶打钱，她彻底爆发了，那一架吵得特别大，杯子家具碎了一地。父亲梗着脖子，“那是我爸妈！你能让我不认我爸妈吗！”母亲眼睛血红，声嘶力竭，“你们一家人就是吸血鬼！你们把我的血吸完算了！我死了行不行！” 那一架之后，母亲疯魔的更加严重，常常哭诉自己的不易，说父亲窝囊没本事，开始的时候是抓着我和弟弟说，说多了我们开始嫌她烦，觉得她像个怨妇。
后来她甚至对来家串门的亲戚邻居说，邻居们往往是表面握着母亲的手安抚她，一出门就把母亲的话当成街坊里外的笑谈。我知道，邻居们大概也觉得母亲是半个疯子。母亲犯了偏头痛，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常常半夜惊醒，会听见母亲翻来覆去的叹气声。
（五）
我上高二那年，母亲终于攒够钱住上了楼房，搬离了她经常争吵的那个大院。可是她的精神并没有好起来，她不再那样频繁的发脾气，可是整个人开始迅速地衰老下去，像一只被扎破地气球，精气神衰减的很快。四十岁出头仿佛已经到了五六十的年纪，她总是翻看以前的相册，自己大学时候的照片、和父亲的结婚照、我小时候的照片，还有洗煤厂没倒闭之前我们家的合照，再之后就没有了。
煤场倒闭后的那些年，我们家再也没去拍过照片。母亲兴致好的时候会拉着我一起看，给我看她大学时候的样子，骄傲的说曾经是班上的一枝花。我低头看，确实很漂亮，母亲那时候留着长发，带着天蓝色的发卡，穿着长裙，眼睛又大又水灵，笑得落落大方。
我恍惚了一下，一时间竟无法把眼前这个衰老、疲惫的女人和照片里岁月静好的模样联系起来。偶尔母亲会叫我用手机给她拍张照，“你们年轻人不是会修图吗，也给我修修。”我给母亲加了美颜滤镜，修了皱纹瘦了脸。母亲喜滋滋地拿过去看，端详很久又觉得不甚满意，反复几次最终作罢。
搬到楼房的第一个新年，母亲执意要在除夕夜放鞭炮。那时城里已经开始禁燃烟火爆竹，加上楼下那片空地被用作了停车场，邻居们放鞭炮的很少，父亲一边做年夜饭一边说，“你看看人家没有放的嘛！你非要放啥子。”母亲不依，“过年咋能不放炮的嘛！放炮是辞旧迎新的意思，是把一年来的晦气都吓走了！”父亲不吃这一套，自顾自切着菜。
母亲却再次爆发了，说父亲是个窝囊废，挣不来钱也算了，什么都干不成，从他们结婚那时的彩礼纠纷一直说到那些还没讨回来的债，絮絮叨叨，桩桩件件数的清楚。父亲忍无可忍，“放！我去放！行吗！”父亲扔下菜刀，叼着烟去了楼下。
没过多久，鞭炮声劈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我家是整个单元楼放鞭炮的头一家。我看着楼下停放的那些车，有点担心父亲放炮不安全，便凑在窗户上往下看，无意中发现母亲居然也在看，她盯着楼下那片闪烁的火光，听着鞭炮声有点痴痴的，仔细一看，原来母亲是在流泪，瘪着嘴，泪珠从松弛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六）
后来母亲好像正常了很多，除了依旧睡不好觉，偶尔会说些胡话之外，没有再发过疯了。只一次，我在自己房间里看书，听到外面母亲响亮的歌声，唱的是那首《当爱已成往事》。“不要问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会相逢，不要问我是否言不由衷。”母亲在房间里大声的跟唱，后来我听到了她颤抖的哭声。
她哽咽着，越唱越大声，隐忍又歇斯底里。我悄悄去她门口看，她举着手机，像一个虾米一样蜷缩在床上，背影单薄又无助。弟弟在隔壁写作业，探出头来悄悄问我，是不是母亲又疯了。我突然觉得心里酸涩得很，没有搭腔，只是默默关上了他的房门。
母亲此生积怨颇多，贫困、卑微、辛劳和冷漠使她无从舒展，父亲的蠢笨令她失望，我和弟弟的不思进取又让她紧张暴躁，她日益敏感易怒，神经如履薄冰，微薄小事便轻易令她发作。她这一辈子吃了不少苦，很年轻的时候就没了爹娘，后来也没有什么人理解她。就连我和弟弟也都把她当作会不定时发疯的怪物。可是没人能否认，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口中的“疯婆娘”，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着，拼尽了力气养起了这个家。
高考以后我选了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大学，母亲有时会跟我打电话，除了念叨学习，也开始试探着问我，有没有交男朋友，有没有心仪的对象。每每提起总会说，一定要找个山西本地人，让我毕业后回家工作，说离家远没有人照顾会很可怜。我一旦反驳，她就会着急的喊，“老人说的话总没错的！你要听爸妈的话！”然后又搬出那一套“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理论教育我。我不愿意听，一边吃面一边敷衍着她。
无意间我注意到了母亲的微信头像，她换成了她年轻时候的照片，眉清目秀的，眼睛弯弯，笑得真好看。我愣住了，看着碗里的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小时候，那时弟弟还未出生，洗煤厂也还没有倒闭，父亲常常在厂里加班，回家时间少得可怜，但每次都会给我们母女带回来很多零食和一些新奇的玩意儿，带我们下馆子，我们一家三口去吃砂锅面，面条筋道，酥肉又香又嫩。那时父母感情还很好，母亲笑得很温柔。
“怎么不说话了？记住我的话，晓得不？”母亲在电话那头催我回话。我一边吃面一边含糊地应着，大口大口地吞下面条，被辣椒呛得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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