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文盲
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个人都是地地道道来自农村的文盲，他们两个人加起来只上了四年学。我的母亲最头疼的就是工作人员让她签自己的名字。而我初中毕业后就成了父亲各种技能考试的助手，替他抄各种考试的答案，帮他准备去考场打小抄的纸条。就是这样两个文盲，在那个全国上下流行上中专的情况下，在周围众多认为女儿读书无用的包围下，培养出了我这个“不走寻常路”的女博士。
1、蒲家院子
父亲出生在绵阳石洞河公社的蒲家院子，全村人除了外来的媳妇儿和上门的女婿，都姓蒲。按照蒲家的辈分，爷爷属于“玉”字辈，父亲属于“洪”字，而我们这一辈应该是属于“恩”字。村子处于绵阳和德阳交界处的山区，对面大约三四公里远处就是天池山，在见惯了陕西秦岭和青藏高原崇山峻岭的我的眼里，那山并不比后来的金川矿山的尾矿坝高大，村子周围是比较平坦的耕地。父亲家里兄弟五人，还有两个姐姐都比父亲大。父亲在男孩子中排行老三。因此，我有两个伯伯---大爸和二爸，两个叔叔---四爸和幺爸，两个姑姑---大嬢嬢和二嬢嬢。大爸年龄比我父亲大很多，家里孩子很多，其中一个在我家迁往河北时过继给了我家成为我哥哥，因为他们家是蒲家的长房长孙，所以他们家的我这一辈孩子名字都含有蒲家的“恩”，我们其他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名字却很随意。
大爸老实，大妈却有些糊涂。二爸家两口子都是非常精明的，二伯结婚时占用了我奶奶家最大的房子，所以父母结婚的时候就只有一处我后来住过的破旧的小房子。四爸和最小的幺爸是他们家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四爸小学毕业，幺爸读书时父亲已经工作挣钱了，所以幺爸读到了初中毕业。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初中毕业已经是很高的文化水平了。四爸比我父亲小两三岁，幺爸则要比父亲小十多岁。四爸好攀比，娶了一个富农家庭出身的女儿，白白净净的，家境也比我母亲好得多，所以很看不起我父母。幺爸娶亲则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父亲小时候一直不说话，等到了上学年龄还是被人怀疑是哑巴，好不容易过了十岁以后才开始讲话，家里觉得他可以上学了，可是因为当时家里太贫穷，只上完一年级就被迫辍学了。
我的母亲出生在四川德阳的一个小山村，很偏的一座山旁边，叫金家庙。母亲说他们家应该算是当年湖广填四川时移居过去的广东人，所以他们家的称呼里都有“阿”，比如“阿妈”“阿婆”“阿爸”等，我叫我外婆“阿婆”。我不记得阿婆的样子，母亲说阿婆长得很白，可母亲却像她父亲我阿公，属于两广地区那种典型的棕色皮肤。我阿公早早过世，只留下阿婆、阿舅和我母亲，三人相依为命。母亲只上了三年小学，阿公去世了，她家就再也供不起她继续读书了。正赶上全国性的大灾荒，而且又是大炼钢铁如火如荼的时期，实行大锅饭，个人家里不能开火。一家人经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母亲正值能吃死一头牛的生长期，天天饿得头昏眼花。有一天，阿婆从外面回到家里，手里拿着一块黄色的饼状东西，母亲以为是烧饼，饿得头昏眼花时，顾不得体面，冲上前去，一把从阿婆手中夺过去，张开嘴大咬了一口，才发现是胰子（后来叫肥皂），吐得连本来就不多的胃液都吐出来了。少年时长期的饥饿使得母亲一辈子都受罪于萎缩性胃炎。
成年后的母亲身高一米五，长脸，粗骨骼，棕色皮肤，还有些龅牙，有点象十年前用各种手段在网上博取注意力的“凤姐”，连清秀都谈不上。好在眼睛大，还是双眼皮。在她小的时候与同村的另外三个女孩关系好。有一天四个女孩子在一起去黄鹿镇上赶集。途中她们遇到了一个会看相的老太太。老太太看了他们几个人，指着我母亲和另外一个也长得不好看的女孩子对另外两个自认为长得漂亮的女孩子说：“别看你们两个长得比他们两个女娃儿好，但将来他们两个娃儿却比你们俩要有福气得多，因为她们两个心地善良，尤其是那个女娃儿，她的福分最大，她还能享受到娃儿的福。”她指了一下我母亲，被说的两个女孩子很不以为然。老太太并没有要钱，她们也不好说老太太靠歪理邪说骗她们的钱。
那时候穷人家娶亲很难，换亲是经常的，所以阿舅娶了我二嬢嬢（二姑），成了我姑父，二嬢嬢也是我舅妈，而母亲嫁给了我父亲，这后来造成了我好长时间替父亲给老家写信时称呼上的困扰。
2、征兵入伍
母亲嫁给了我父亲一年左右，父亲就顺利被征兵入伍了。那时候，部队入伍是非常光荣和划算的事情，当兵不但有饭吃，不会饿死，每个月还会有补助，即使只有几块钱，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年代，也已经很让人眼红了。而且，这种好事情肯定必须得是根正苗红的家庭出身才行，才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是肯定不行的。征兵时要通过非常严格的政审，清查三族三代，父族、母族、妻族，三代为祖辈、父辈和同辈的兄弟姊妹，三族三代之中只要有一人在划分成分时被定义为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或者右派，就会被取消当兵资格。母亲家里已经几代贫农，绝对是根正苗红的贫农成分，父亲家的成分也没有问题。
当传出即将要征兵的消息时，四爸还没有娶四妈入门。四妈家在解放初划定成分时为富农，而且家族中出了一个亲戚是坏分子。当时，二爸、父亲、四爸正好都处于征兵的年龄范围之内。得到消息后，父亲马上告诉四爸，让他暂缓结婚，等征兵的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再娶四妈入门，以免耽误征兵，影响一辈子。四爸却自认为比父亲文化高，口才好，又贪恋四妈年轻漂亮，觉得父亲是妒忌他，所以他不但没有缓办婚事，反而说当上兵会耽误结婚，把婚期提前，以最快的速度娶了四妈入门。
过了几个月，果真开始征兵，二爸和父亲顺利通过政审，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而四爸果真因为四妈家族的政治审核没有通过被取消了征兵资格。从此，三兄弟的命运天差地别，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二爸是汽车兵，父亲则被征去了二炮在河南的一个部队。
父亲年轻时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小鲜肉”，皮肤白净，唇红齿白，细长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1.78米的个子使得在他在身材娇小的四川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父亲额头右边鬓角处有个明显的黑痣，黑而透亮，一点也不影响美观。他一次去慧觉铺镇赶集时看见有人挂着祛痣的招牌，他走过去要求把额头黑痣去掉，结果祛痣的老人家端详了他一阵子：“娃儿，你这颗痣不能祛，我也不能造这个孽，你这一辈子的福气就在这颗痣上。可惜啦，若是你有文化，这辈子你不得了啊！”说完，老人家遗憾地冲他摇了摇头。父亲笑了笑走了，但从此再不提了。
颜值高果然机会多。父亲一去部队，一个首长就看中了他，要调他当自己的警卫员。但他觉得自己没有文化，不识字，首长的警卫员经常需要处理一些和文字相关的工作，不适合干警卫员。首长也没有难为他，还笑着让自己选择做什么工作。他选择了最苦最累的基层炮兵工作。
部队就是个很好的大熔炉，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暑热寒冬，每天的拉练和学习都是必不可少的。父亲在部队学习了好些文化，比我母亲的文化程度高了很多，至少比我母亲会写的字多很多。他说部队的生活很苦很累，有时他在拉练的过程中都能一边跑一边小睡一阵子，但伙食却比在山村老家好得多，至少能吃饱。他在部队得到了充分的营养，身体得到了锻炼，又长了一些个子。而且，因为在炮兵部队学习了一些机械方面的知识，他后来在机械等方面的动手能力很强。八五年他从井队回到后勤，与我们一起生活后，他居然在我家平房顶上装了一个最原始版的太阳能热水器。他从单位拿回来一个废弃的大汽油铁皮桶，在桶外刷了两层黑色油漆，晒干，在一端和周边各开上一个圆孔，装上进出水管道，进出水管道上各装有一个阀门，早晨打开上水阀门，把水上满。春天、夏天、秋天三季居然能在下午和晚上放出热水洗澡冲凉。过了十多年后，当太阳能热水器慢慢开始流行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父亲是如此聪明，若他有初高中以上的文化，若他懂得知识产权的话，他可以成为太阳能热水器的发明者或是最早的制造商。
几年的军旅生活很快就要结束。若此时没有地方需要人，则退伍的同时就相当于失业，只能回家务农。比父亲早的很多兵退伍后就回家当农民去了。父亲当然不希望就这么回到那贫穷的山村---蒲家院子。他正郁闷时，幸运之神再次降临。连长找到了他：“蒲洪金，现在沙市油田需要二十个人去，给了我们连四个指标，你是愿意回你老家还是去沙市？那里离你家可很远，不怕到时候你婆娘不乐意？”“不怕，我愿意去沙市！谢谢连长！”父亲激动地冲连长打了一个标准的充满敬意的军礼。二十个能当油田工人的名额对于他们那批要退伍的二百多人来说太有限了，大多数人都得打包回老家当农民，他真心地感谢连长对他的眷顾。之前几个月的心底阴霾一扫而空。直到几十年后，父亲想起那时的幸运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与此同时，二爸退伍前也得到了当工人的机会，他选择回到绵阳市当长途汽车司机，后来成为绵阳市的公交车司机。
3、转业初孕
父亲很快到沙市油田报到上班，因为没有文化，他只能当一个钻井工人，每月有了二十多元的工资。二十元在当年这可是笔巨款，至少相当于现在的月薪上万元。我后来的婆婆在同一时代因为给了浙江老家亲戚五元钱，而被那家人感激了几十年。而十多年后的八四年，我父亲的战友姚富星两口子仅仅因为十元钱就抛下三个孩子离了婚。可见十元还是笔不小的钱。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周末、还有探亲假、事假、高温假等各种假期，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为了能更多地见到我母亲，也为了后代着想，我父亲把母亲接到沙市去住了大概一年左右。在他们井队里，母亲遇到了父亲四川老乡于贵民和姚富星，三人的老家都很近。于贵民的老婆也姓蒲，叫蒲玉秀，同样也是绵阳附近的，两家离得很近，于是蒲玉秀认父亲为哥哥。我这干姑姑与同为家属的干嫂子---我母亲，还有姚富星的老婆田珍三人关系很好，男人们上班的时候，她们要么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做纳鞋底，要么一起约好去逛沙市。反正大家的铁皮帐篷房离得很近，一起行动安全又方便互相照应。三对夫妻在简单而快乐的日子中过了大半年，田珍和我干姑姑蒲玉秀先后怀孕，有了孕期反应，离开了井队。母亲没有了伙伴，唯一的女性生活在一群大老爷们儿中间，不方便，也在几个月后回到了蒲家院子那个小山村的破土房子里生活。
母亲那时月信不太规则，也没有多少人教授这些知识，大家都很避讳。只有自己的母性长辈讳若莫深地给自己很快传一些这方面的基本常识。她有两个月没有来例假，人又瘦，骨架大，也没有别的不适，就以为自己只是例假不调，跑到石洞河的一个诊所去打了黄体酮的屁股针催例假。打了好几针也没有催来例假，大夫只好让她观察一段时间，才发现渐渐有了孕期反应。七个月后，阳历二月中旬，父亲那时并未在家。年前二十九的早上七点左右，天刚蒙蒙亮，还没有吃早饭，挺着大肚子的母亲就已经在地里干着活，突然她感到肚子胀痛，赶紧回到家里待产，没有多久，我很快生了出来，变成了只占一天的猪尾巴尖尖。那时母亲只有二十一岁，父亲二十四岁。那一年没有三十，我生出来的第二天就是鼠年初一，所以很多年我都没有过生日。父亲说过年本来就食品丰盛，比平常过生日东西多很多，而且全国人民都在为我庆祝生日，就不必刻意庆祝了。
4、弱女多病
我出生后身体一直不好，母亲认为她打黄体酮催例假实际上相当于在对我进行打胎，而我因为命硬才活了下来，这才导致我身体不好。她为此一直很自责。我有哮喘、肺炎、咳嗽，脑袋后面还长有大脓疮，发烧更是经常的事情，似乎随时随地我都可能随风而去，那种揪心只有做过母亲的人才能体会。我还有软骨病，一岁半之前腿软得根本站不起来，也一直不说话，我甚至一度被怀疑是哑巴（这一点应该是遗传我父亲）。
父亲在千里之外的井队上班，要回来需要好几天。那时，没有电话，只能写信。我母亲又没有文化，很难写信。当时最奢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拍电报，但即使拍电报通知到他，也至少一个星期过去了。所以她只能一个人，背着我到处求医问药，周边的石洞河、慧觉铺、黄鹿镇、玉皇镇，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大夫，就把我用布带往背上一绑，背着我走数十里的山路冒着雨雪都要去找大夫看病。
有一次，我喘得太厉害，脸已经都憋紫了。别人都说我没救了，劝我母亲算了，这样子的我似乎根本养不活，不如放我早日投生。母亲却不肯。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说吴家镇有个当年被打成地主的老大夫医术好，但很少有人敢找去，怕被说是与地富反坏右勾连。母亲听说这个消息，问清了地址之后，马上把我背上，翻山越岭，一路小跑了半天多，问了好多村民，才找到老大夫家里。母亲跪在老大夫家里不起来，哭着求他救救我。老大夫被她感动，给我检查之后，在家翻腾了好长时间，找到了压在箱底的一些药，给我打了一针，又开了些药给母亲带回去给我喂。我居然挺了过来，不久后连脖子后面的大脓疮都消了。
但是，我还是各种病不断。每次夜里当我了无生气地躺在她怀里时，母亲总是抱着我哭，不知道那些漫漫长夜里母亲流了多少泪水。她总觉得我随时都可能离她而去。母亲生了我之后，被我连累得四处奔波求医问药，吃尽了苦头，白天还要面对四爸四妈对她和我的冷嘲热讽。我却仍然半死不活，甚至连哭都没有力气。
我满了一岁两个月时，身体稍微好些，母亲决定给我断奶。我婆婆（四川话中的奶奶）的孙子孙女多，关系复杂，而且婆婆住的地方太近，对断奶效果不好。母亲和阿舅从小关系好，就把我送到了金家庙的阿舅家里，放下了两斤大米，就硬着心肠回了蒲家院子。我不见了熟悉的母亲，又没有了母乳吃，自然是不肯喝稀饭米汤作为替代的，啼哭不止。阿舅把我抱着，耐心地哄着，等我饿了，才一点点把米汤喂给我。当时的穷人根本没有听说过奶粉，能有稀饭米汤喝就很不错了。我第一次听说有人喝奶粉是十二年之后的事情，即使到了那时，当我听说我们班的戴晓丽平常有奶粉冲水喝的时候，我还是用一种极为艳羡到怀疑人生的目光看着她，感觉自己这一辈子也奢侈不到那种地步。那种惊讶程度绝对不亚于三十五年之后我在杭州西湖边上被逼着喝燕窝，第一次听说一碗象红糖水似的燕窝粥居然要四百元，而当时我的月工资只有不到一千五百元。
我身体不好，但却认人，只要醒着，别人抱就哭，只有在阿舅怀里才会安静。我在阿舅家呆了十天，阿舅基本上抱了我十天。阿舅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有亏，在我两个表姐、一个表妹出生后，在我五六岁时就过世了。我的智力开发很晚，还没有摆脱懵懂状态就随父母去了几千公里之外的北方生活，所以对阿舅没有任何印象。大约在我四十岁左右时，一天晚上我睡觉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青年男子很亲切慈爱地看着我，问我还记得他吗，他甚至还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脸。他个子基本与我等高，小圆脸，五官端正，皮肤白净，衣着是笔挺的白色长袍，看起来布料光泽度很好，头戴白色圆口帽。我问他是谁，为什么认得我，他说他是我阿舅，我小时候他经常抱我。还说他现在是一个官员，至于分管什么可能因为官位体制的差异我没有听懂也没有记下。我醒来后打电话问母亲，母亲说那长相应该是阿舅。他这辈子没有享到任何福分，希望他真的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幸福愉快。
大约在我过了一岁半时，我这个又笨又哑的肉墩墩终于能站起来。有一天我成功地喊出了一声妈，母亲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终于向全村尤其是我那好攀比又多嘴刻薄的四爸四妈证明了我是能讲话的，不是他们说的哑巴。他们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比我大的女孩冰娃子，和一个比我小的男孩子，都很健康聪明。父亲每月有工资，总给爷爷婆婆和母亲寄钱，他们两口子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羡慕嫉妒恨，对外说父亲当年能去当兵是他们让出的名额，没有四爸的谦让就没有父亲的工作，现在父亲挣了工资却不给他这兄弟花，是忘恩负义，是白眼狼。而且说正是因为父亲不知道感他这兄弟的谦让之恩，所以母亲生不出男孩子，好不容易生了个女娃，还是个病怏怏的哑巴。这些刻薄的话语让独自在老家带孩子种地的母亲很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抱着我流泪。虽然我还是没有健康活泼，少有欢声笑语，能站立、能说话也让我母亲着实高兴了好长时间。
我慢慢地能自己扶着墙走路了。老话儿说福祸总是相伴相随的，我能走路证明了我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这之后出了一件事情，促使父亲将我带到湖北抚养。那是冬季的一天上午，母亲告诉婆婆一声就去地里干农活了。我自己在家里，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的我探索欲和好奇心比较重，或许那时就显示出我不走寻常路的潜在本性。我穿着厚厚的背带式棉衣棉裤，双手扶着各种东西颤颤巍巍地走着，最后我竟然扶着农村旱厕的墙，在粪坑那一面走着，试图扶着旱厕的墙走到另外一边去，刚好被过来照看我的婆婆看见。
当时婆婆身体已经不好，大约六七年后她就过世了。相比较其他孩子的贫困和二爸的精明计较来说，父亲这个三儿子对她和爷爷最为孝顺。父亲给母亲寄钱、寄东西从来都有爷爷婆婆的一份，还给爷爷、婆婆各买了一件羊皮坎肩。那个时代，一件羊皮坎肩对四川农村来说可是相当贵重的礼物。所以，当四爸四妈两口子欺负母亲和我时，婆婆经常会维护我们娘俩，她也会经常帮着照看我。婆婆当时腿脚已经不灵便，而且人很瘦弱矮小。几年前的一晚上，我梦中感觉自己飞进了一个坟墓里，看到一个几乎是皮包骨头的瘦小老太太，体重不过五十斤的样子，她用爆栗子敲我的头，我问她为什么打我，她说我还是象小时候一样笨，她把我带大，我却连她都不认得，该打，她是我婆婆。我想那应该就是那时候的婆婆，常年的疾病已经瘦得脱相了。
婆婆还没走到我跟前，我就因为没有扶稳厕所的墙掉进了粪坑。四川的冬天气温很少低于零度，因此粪坑是不上冻的。婆婆趴在粪坑外沿上，用手提着我的棉裤背带把我提起来之前，我的棉衣棉裤已经浸了尿液，沉了许多。婆婆拼命用手把我提着离开屎尿的液面，避免我被淹死，但她的手却没有更多的力气将我彻底捞出粪坑。她之前看见四爸就在附近，她拼命地大声喊他过来帮忙：“洪福！洪福！快过来啊！”
四爸和四妈总怨老太太偏心眼儿，所以他此时装作没有听见，不搭理老太太。婆婆求救的声音一声比一声急切，四爸却充耳不闻。在一边看见这一切的如二爷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走到四爸跟前：“福娃子，你妈喊了你几十声了，你哪个就是不动，也太不像话了。她一定有什么急事。你还不动？万一她真出什么事情，你个龟儿子哪里去找后悔药去喔！”说着自己先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如二爷应该是算我的祖爷爷辈分，我父母亲称呼他做“如二爷”。四爸眼看着不去是不行了，才不情不愿地跟着如二爷走了过来。当时婆婆已经支撑不住我的重量了，祖孙俩都摇摇欲坠地处在最危险的状态，若再没有其他人救助，婆婆不松开我，她就得自己也掉下去。如二爷吓坏了，赶紧催着四爸与他一起把我和婆婆从粪坑边摇摇欲坠的状态里救了出来。
四爸见死不救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全村，被人从地里喊回来的母亲看着差点淹死的我心有余悸，于是每次去地里干活，就把我带到身边放着。反正我活力不强，也走不到哪里去，过一会儿喊我一嗓子，我总会在她不远处答应她一声，倒也让她放心许多。
2009年当我随父亲回老家探亲，见到四爸四妈时，四爸居然对我说：“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把我家冰娃子推进粪坑差点淹死的事情吗？”我直接懵了，我这辈子觉得自己虽然无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但不管如何我都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只助人，从不害人，我真的不知道何时自己竟这么顽劣了，即使后来害我考核高分状态下被免职的某集团公司董事长的“老蜜”，我也没有选择报复。我看向父亲，准备反驳，但父亲摇了摇头。原来为了多从我这外出归来的侄女要些钱，竟然把他的见死不救改变成我的“恶毒杀人”。好在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然没准儿他有可能打官司让我为当年的“恶行”做出赔偿也未可知。反正我这当年的半傻子侄女应该早不记得了，张冠李戴又如何？
5、江汉看病
父亲回家探亲，看我仍然病怏怏的，哮喘时不时地发作，母亲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还要照顾家里的农田，实在太累。而且农村医疗和营养都很差，关键是父亲也从村里其他人嘴里知道我掉粪坑的事情。他决定让当时身体还好的爷爷带着我与他一起去沙市井队上生活一段时间，顺便看病。于是我小小年纪便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异地长途迁徙和生活。
父亲让我骑在他脖子上，让我的双手抓着他两边的耳朵，我父亲一手扶着摇摇欲坠的我，一手拎着一个当时比较时髦的装行李的长条形绿色帆布包。那时的商品质量真的很过硬，这个帆布包在我们家放了好多年，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送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用了那个蓝绿色长帆布手提行李包。父亲一直舍不得扔掉它，说它见证了我的成长史。我爷爷拎着比较轻的两个小包跟在后面。爷爷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父亲只有二十七八岁。脚上的绿色军用胶鞋表明他曾经当过兵，那种鞋适合长途步行。他还带着婴儿肥的圆脸，本来在川人中就比较高大魁梧的身材，加上脖子上还有一个孩子，就更加显眼。我们一家三口走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
2009年父亲带我回去时，我二爸的大儿子，比我略小一点的凯娃开车把我从绵阳车站附近他家里送回蒲家大院的时候，道路已经是非常平整的沥青路，即便这样，汽车在山间曲里拐弯、绕来绕去地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可想而知七十年代初的老少三代，扛人拎包地全靠步行几十公里山路，怎么也得走上将近一天，才能到达绵阳市区，找到为数不多的公交车，坐到长途汽车站。由绵阳长途车站坐车到成都，转火车到重庆，再由重庆坐轮船沿长江顺流到宜昌，由宜昌再转车到沙市，这样仅去沙市就需要三四天时间。享受惯了高铁和飞机的现代孩子是无法体会当时的父亲往返家中的舟车劳顿之苦的，尤其是还带了一个病怏怏的孩子和一个老年人。
我身体弱，不能长时间骑在父亲脖子上保持直立的姿势，过一阵子还需要把我放下来抱在怀里休息一阵子。但横抱在怀中很影响行走速度，于是过一阵子，父亲用他在部队发的行军背包带从我的后背和胳膊之下担住，再绕过自己的胸前，返回到我两腿膝盖弯弯绕一下，最后在他肚子前方系成活扣，把我背在背上，他半弯着身子，这样又可以快速行走了，同时他的两手就都可以腾出来拎行李了。我犯困时也可以趴在他身上睡觉。相比较我在九岁到三十八岁之间的聒噪和得势不饶人，小时候的我很少说话，即使病痛也不爱哭，这种性格往往使得大人更为心疼和担心。父亲不敢以一种姿势携带我这个最碍事的累赘，过一段时间就要换种姿势，以免我难受。
那时候的绿皮火车速度慢，见站就停，准点率低，但在当时，已经算承载量大而且快速平稳的高档交通工具了。人很多，好多是逃票上车的，线路少，座少，人满为患，厕所、过道到处是人。也没有现在的排队秩序上车，从火车车门挤上车已经算很守规矩的人了，从窗口爬进去的也常见。相比较现在网上流传的某佛国的火车，除了没有挂票，人不允许挂在车外之外，其他的都有。好在成都那时是起点站，人多，但还能抢着座位。列车员堵在车门口，还没有放行，车门口已经挤得人山人海。
父亲带着一老一少，还有三件行李，同其他人一样去硬挤肯定是没有优势可言的。他脑子转得快，左右看了一下，火车的窗户开着的。他把我往爷爷的怀里一塞，同时拿上爷爷手中的行李，避开人群，垫着脚，把三件行李从窗口塞进车里，放在两个相对的长条座上。那节车厢的列车员看到了他的动作，转眼看了一眼恨不能把自己挤成肉饼的人群，他不仅没有指责父亲的不走寻常路，反而投过来一丝赞赏的眼光。
后来的人受到了启示，也去效仿父亲的做法，却被车下站台上的乘警恶狠狠地拦住了。乘警看到了父亲怀里抱着才两岁的我，身边还有一个老人，出于同情，并没有去纠正父亲的违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容忍这种行为继续发生，毕竟是在省会城市，又是列车始发站，表面上的秩序维持还是必要的。在人群稍微少一点的时候，父亲还是抱着我凭着自己的大个子硬挤上了车。因为若是晚了，行李会被没有抢着座位的人拿开强行就坐，打架要回座位显然对一个带孩子出行的人总是不明智的，父亲也不是那种蛮横之人。
父亲挤到我们行李占的座位旁边，把两件行李占的长座上的行李放上行李架，把我往座位上放倒，说了声：“睡觉！”我就听话地乖乖闭上眼睛，一副呼呼大睡的架势。旁边找座位的人心里不满，嫌他用孩子占座位，父亲说了句：“我娃儿病了，坐不住，需要躺着睡觉，对不住了！麻烦帮我看一下娃儿，我老海儿还在车下没有上来，我去接一下！”老海儿就是四川话中的父亲。那时的人总体上还是很善良，也还没有听说有拐卖孩子的现象，听说我有病，也就不好意思跟我这个病孩子抢座位了，还帮忙照看着我。父亲赶紧挤下车厢，去站台上拉着还没有上车的爷爷，一边用身体开路一手拉着爷爷上了车，找到了乖乖躺在长条座上的我，另外一个放行李的长条座已经被别人占了。好在有我这个占位神器，我们老少三代人有了两个座位，爷爷和父亲两人轮流抱着我，总算顺利地挨到了重庆。之后的轮船因为有舱位，虽然我表现有些晕船，但总体还算省心。总之，历经千辛万苦，父亲总算把爷爷和我接到沙市的钻井队上生活了。
刚开始父亲让爷爷带着我，自己去钻井倒班，轮休的时候就带着我和爷爷去沙市城里找大夫看病。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旅游产业存在，作为古战场的荆州因为“破四旧”，没有人敢强调它的地位。沙市因为有油田存在，地位和条件比荆州要好得多。那个时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末，那三四十年间，有油田存在的地方各项基础建设比其他没有油田的地方要强得多，沙市油田的医疗条件自然比老家的山村和乡镇要好得多。我不但得到了比较好的药物治疗，父亲还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小孩疾病的食疗方法。比如对于我的哮喘根治，实际上是父亲从周边农村收过来的槐花土蜂蜜，每天让爷爷少量多次地喂给我吃，吃了一年多，我的哮喘渐渐不再发作了。而且由于当时的土蜂蜜浓厚，不掺水，我的营养也跟上去了。治好了哮喘的同时蜂蜜也很好地为我补充了成长所需要的钙质、糖分和各种微量元素，居然有了红润的婴儿肥脸，腿脚也硬朗了起来，渐渐可以跑起来了，个子迅速窜了起来。我的性格活泼了许多，也渐渐能多说些话了。
我家里到现在墙上的老相框里还压着一张我那时候和爷爷的黑白合影照，只有上半身。应该是爷爷抱着我照的，我长得胖乎乎的，吹弹可破的婴儿脸，似乎有红晕，有点皱着眉头，不知在思考什么人生大事。我的头发被理成了短短的小子头，加上我大眼睛、大鼻子、大脸、大嘴、高额头，活脱脱一个男孩子相。父亲和爷爷都不会给我扎小辫。我从小头发又细又黄，索性为了省事，理短还不用天天麻烦。爷爷精神不错，慈祥地微笑着，爷爷脸很长，脸上没有多少肉，从两双相似的大眼睛就能看出我们是祖孙俩。那应该是在冬天拍的，爷爷头上戴着当时井队劳保上发的翻沿大毛帽。我没有戴帽子，但衣服穿得很厚实，圆滚滚的。实际上，那是爷爷跟我的唯一一张照片，爷爷在沙市的钻井队照顾了我一年，就随着父亲的同乡战友回家探亲回到了家乡，过了五六年他就过世了。
6、独自带女
钻井队一般都在离城市几十里的野外，周围几公里有个乡下村庄就算不错了，去城里更不方便。当时沙市油田钻井队上除了钻井队长和技术员是专业的钻探人员之外，基本上都是各个部队上转业过来的老兵。这些人能吃苦，善良，但都比较捣蛋，没有家属陪同，当时又没有电视、手机之类的娱乐消遣时间，公众的娱乐和消息来源就是每天早、中、晚饭时间的钻井队广播室外面的大喇叭播放的新闻广播和偶尔的歌曲。
当时最大众的娱乐方式就是看露天电影放映。大约一两个月才会由油田上级钻探公司派过来一个专门的放映队露天放映一到两个影片。这种大众性的娱乐方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才渐渐趋于消亡。一般在较宽敞的马路或是小广场上，两个相距十米左右的立式管道上用绳子将一块长方形的投影布四个角展开系牢，一个大约一个成年人高的老式电影放映机，还有两个音箱。刚开始是用手摇胶片轮，后来就用电控制。放片子的时候机器会发出吱吱声，镜头前投射出光线柱，引来一些小飞虫，在光圈里飞舞。冬天需要穿很厚实的棉衣棉裤，戴着大棉帽，夏天则需要拿着大蒲扇扇风和驱赶蚊虫，但这些一点也不影响观众的热情。每次放电影就像大型集会一样热闹，大家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甚至等待放电影的前期都是幸福的，这时候往往还是各种信息交流的重要时刻。有的人为了占据有利地形，可以提前一个小时就搬上凳子去占座位了。那时父亲通常会抱着我拿着长条凳去露天放映场看电影，那时候的电影题材多为解放战争的片子，而我通常没有看完就在父亲的怀里伴随着隆隆的枪炮声睡着了。
除了放电影，钻井工人彼此之间为了自娱自乐，常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当时是钻井队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孩子之一，而且因为又笨又憨，不爱说话，自然也是他们逗乐的玩具。爷爷走后，父亲上班，我就在他的帐篷房里呆着，或在铁皮帐篷外面玩泥巴。他们中间有轮休的人也会偶尔带带我。那时，井队上有个家伙发明了针对我的游戏。他们趁父亲不在的时候，用树枝在我站的地方画一个圆圈，并且恶狠狠地对我说：“老老实实站在圈里面，我不让你出来，你就不许出来，听到没有？”我往往就会听话地站在圈里面，真的能一站一上午，什么也不做，不哭不闹。我不知道唐三藏被孙悟空画个圆圈圈起来的时候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是否真的在背诵佛经或是和猪八戒、沙和尚聊天以消磨时间，那时候的我绝对背诵不出佛经，三岁多的我才刚刚治好了软骨病和哮喘不久，独自一人却能不声不响、淡定地站一上午，甚至不会要求去撒尿。即使他们像耍猴似的看着我傻乎乎地站着，在旁边不停笑话我，我也不会哭闹或求饶。直到我父亲发现了，才把我解放出来。
他们试过在其他孩子身上玩这种游戏，但那些孩子要么哭闹不停，迅速惹来围观和孩子父母的痛骂，要么直接就跑出圈外，根本圈不住。只有我乖乖地待在圈里一声不吭。后来这个游戏居然在一群捣蛋鬼中流行开来，直到父亲找到其中最爱玩这个游戏的家伙，把他当着大家的面臭骂了一顿，才渐渐刹住了这种不正之风。这些人一直认为我很笨，呆板，不像其他孩子灵性，他们经常用我这个事情笑话父亲养了一个瓜娃娃。
后来十几年过去了，他们去我家做客吃饭，还会经常提起那时的事情，笑话我小时候的愚笨。这种思维定势即使在我已经成为农场中学少先队的大队长，年级当之无愧的第一名，他们的孩子成绩根本无法望我之项背的时候也没有改变。父亲却认为，沙市到处是河流、池塘和水坑，当时爷爷回老家了，父亲要上班，幼儿园和托儿所是十年之后才开始有的事物。若我真的像其他孩子那么灵性好动，没人看护的情况下只怕不知要淹死多少回。在那种环境下，我的笨拙不是缺点，反而是保持我生命无恙的最大优点。
父亲的人缘是不错的，自从知道父亲很讨厌这种圈禁我的游戏后，渐渐地，他不在的时候，其他和他关系好而且恰好轮休的人就会帮他带着我，不让那些坏小子逗弄我。这个游戏玩不成了，不甘寂寞无聊的他们就玩起了新的游戏，但游戏玩过了头，玩出了人命。
钻井队附近有个村庄，村里某家死了个人，正在办丧事，中国丧事的规矩是过了头七天盛着尸体的棺材才能上钉下葬。钻井队的几个年轻人晚上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不知怎么就聊上了村庄死人的话题。其中有两个二愣子年轻人罗卫红和张爱民抬上了杠。
罗卫红说：“我才不怕死人呢，在老家给死人换衣服我都做过。”
张爱民说：“我不信，我听说人死后七天之内有可能诈尸，你真的胆子大，你敢去给死人喂饭吗？”
“那有什么不敢？去就去！我今晚就去村里给刚死的那个人喂饭。”
“好，明天早上我们几个一起去看那死人嘴边有没有饭饭粒。没饭的话你就算输，你就给我五十块钱；如果有饭的话，我给你五十块钱！”
“好，说话算数！你们三个人明天去给我做个见证！” 当时的五十元至少要有两月半月的工资，是一个不小的诱惑。罗卫红没能经得住高额赌金的诱惑，当场拍了板，其他在场的三个人也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主儿，也表示一起做见证，并一起商量好了如何给丧家找理由检查尸体，并且当场准备好了小半碗白米饭和一个铝勺子。那时只有井队的才可能这么浪费米饭，私人家除了过年过节，哪可能有纯米饭吃？
当时的中国物资极其匮乏，为了突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石油封锁，钻井队是当时最得国家重视的单位，因此在物资供应上是国家的宠儿。即使这样，整个钻井队四五十号人，尚且只有一个柴油发电机，发着电供钻井设备运转和他们各自宿舍中极其有限的白炽灯照明，工人住的铁皮房里的灯泡经常会因为设备的耗电过大而变得昏暗。村庄根本没有照明设备，私人家里能有几根蜡烛就算不错的，村里的村长之类的实权人物家里因为跟钻井队能打上交道的才能有一两盏煤油灯。天一黑，大家就进屋睡觉了。到处除了晴天的夜晚有点月亮和星星的亮光照照路，遇上阴天那根本伸手不见五指，不像现在到处霓虹灯闪耀，路灯连着路灯。
那天，还算不错，有点月光照路，大约十点多以后，估计村里的住户都睡觉了。罗卫红拿着半碗米饭借着月光照明悄悄摸到了丧户家里，从停尸房间的窗户爬了进去。里面停着一个棺材，到处白幡飘扬，即使亮着灯，一般人也会觉得瘆得慌，别说根本没有照明。罗卫红的心里其实也害怕，但牛皮吹出去了，还有五十元赌金，不，一出一入是一百元，将近半年的收入差距实在是个不小的诱惑。那时候玻璃是非常稀罕的，有钱都难买到，所以村里的窗户都是木头框架上蒙着麦秆做成透明度很低的廉价纸。外面的月光透过他爬进的半开的窗户，给屋内微弱的可见度。因为窗户半开，时不时进来的风把屋内白幡吹得响起的声音更令人头皮发麻。
罗卫红借着那点月光，摸到了棺材旁，轻轻地把棺材盖子打开。借着昏暗的光线，他找到了尸体的头部，用勺子挖出一勺饭，往尸体的嘴唇送去。勺子碰着尸体嘴唇的时候，他的心里真的害怕，但他想：没关系，死人也不会张嘴吃饭。本想撬开尸体的嘴灌下半勺，即使把饭洒在棺材内的尸体旁，明天只要检查到饭粒他就算赢了。他正准备倾斜勺子倒掉饭粒的时候，尸体突然张开了嘴，主动把勺子咬住。罗卫红吓得魂飞魄散，松了勺子，扔掉碗，以最快速度从窗户里爬出去，夺路而逃。
第二天，人们在钻井队与村庄之间的半路上发现了罗卫红的尸体，经过调查，他是惊恐过度、心脏负荷过重导致的突然死亡。经过调查，原来是张爱民怕罗卫红赢了赌局，就提前潜到丧家停尸房。他把尸体偷偷挪出了棺材，自己换上尸体的外衣，又用了些面粉把自己的脸涂得瘆人的白，躺了进去，等着罗卫红上钩。本想吓唬吓唬罗红心，赢个五十元钱。只是没想到，号称大胆的罗卫红被这种恶作剧吓死了。当然因为出了人命，张爱民不但没有拿到钱，还被井队开除了。在场的其他几个人没有被开除，但都被罚了款，用于给罗卫红的家里办丧事。
自从出了这个事情，钻井队的队长因为监管不严也受到了处分，队长于是对父亲强调了我的安全重要性，以免因为这群不知轻重的小子对我造成伤害。几个月后，已满四岁的我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胖了好多，父亲便又请了假，长途跋涉地将我送回到了母亲的身旁，同时把在井队发的夏季降温白砂糖带了回去，给我作为零食。
母亲说她永远忘不了那天我和父亲步行进村的情景，父亲一手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绿色的长提包，一手往胸前压着我的双腿，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胖胖的小手抱着父亲的头，格格地笑着，半个村子的人像看西洋景一样看着我俩，一边和父亲打着招呼，那种隆重一点不亚于人们欢迎海外留学归来的“海归”。
我的身体不再孱弱，反而比大爸、二爸、四爸的孩子们都要高大。实际上我后来的哥哥比我大了三岁，他的个子也是到了河北之后才逐渐赶上我的。父亲住了不到一个月，又离开我和母亲回湖北工作了。我成了母亲的跟屁虫。母亲在地里干活时，就会同时给我背上一个小背篓，让我捡田埂上树木掉落的残枝，回去当柴烧。我每次都能捡满一背篓，捡满后就跑过去跟她报喜，从不会偷懒。
7、父亲的桃花运
这期间，时年二十八岁的父亲遇到了他平生最大的桃花事件。他们井队来了一个年轻的未婚女技术员，是父亲当时所在的石油公司处级干部的女儿，漂亮时髦，有文化，知书达理。要知道那时井队技术员是技术高层，知识分子，加上又是油田的官二代，队上没有结婚的年轻男子都跃跃欲试，但那女技术人员却一门心思地看上了父亲这个大老粗。即使知道了父亲在农村老家已经有老婆孩子还是紧追不舍，一定要父亲离婚娶她，并且保证她会对他已经有的孩子（我）好。这为父亲引发了很多同龄男人的妒忌，这种妒忌直到十多年后我还在他老战友喝醉了酒时阴阳怪气的话中听得出来。
父亲被追得有些犹豫了，他请假回了一趟老家，回去后却坚决地拒绝了女技术员的追求。女技术员伤心失望地调离了他们井队。后来我们长大后，有一次我母亲无意间说出来这件事情我们才知道年轻时的父亲竟然是个魅力无穷的招桃花体质。如果选择了那位阿姨，他后来的大半辈子一定走得容易得多。他说他回家时看到了冲着他跑过来的我，看到我冲他格格地笑着，他说，如果当时没有我，他可能就真的离婚再娶了，但是看见了我之后，他就迟疑了。他明白，再好的后妈也不会有孩子亲妈对孩子好，他怕我未来受委屈。妹妹小桐曾经不懂事地埋怨父亲没有给她找上那个有文化、有家庭背景的后妈，说那样自己会过得好很多。父亲说：“如果那个后妈真好的话，享福的也只有你姐姐，而你根本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你应该感谢你姐姐！”我的存在使他放弃了这次桃花运的继续发展。
又过了一年多，父亲又回来了，母亲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床边的柜子上放了一个大大的搪瓷碗，那碗比现在的牛肉面碗要大，里面放着剥了外壳的白水煮鸡蛋，一大碗，堆得像座小山。父亲非要我先吃鸡蛋。这个情景我是记得的，因为印象太深刻了，后来才知道我母亲生了我妹妹小桐，正在坐月子。父亲把我们全村的鸡蛋都用五分钱一斤买了回来，市场上当时卖两分半一斤，所以村里人觉得占了大便宜，有鸡蛋就往我们家送。父亲心善，总是来者不拒，而且马上把钱给送鸡蛋的村民，绝不拖欠。我父母也许是觉得我在农村亏了营养，每次母亲吃前，都会先逼着我使劲吃鸡蛋，我实在吃不下去了，母亲才开始吃。这种日子持续了好长时间，以至于我三十岁之前，听说鸡蛋和炒鸡蛋就过敏反胃，坚决不吃，我甚至觉得爱吃鸡蛋的人都不正常。
8、红薯稀饭
农村的米还是很少，即便我们家当时在村里算是有钱人，也买不到，因为粮食大多都交公了。但四川有的是红薯，于是大米不够红薯凑，就天天顿顿是红薯稀饭。把红薯削掉外皮，砍成小块，加上一点点米，熬成稀饭。红薯占了主体，米粒很少。现在的人觉得这么吃很健康美味。但当时没有菜、没有其他粮食的情况下，经常加进去的并不是现在的红瓤或是黄瓤的甜味红薯，大多数时候是发干发面的没有多少味道的白薯。那种白薯只有掺进稀饭中才能勉强下咽，不至于把人噎着。天天这么吃，又不象现在吃稀饭都有美味小菜或炒菜就着，单吃红薯稀饭寡淡无味不说，还容易造成胃酸过多，谁都不会觉得美味。我也不想吃红薯，但我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听父母的话。母亲对我说：“把红薯吃了，那样对头发好！”这是个哄孩子的借口，我从小吃了很多的红薯，但头发一直介于黄与黑之间，发质又细又软，数量还少。不过因为母亲说了，我虽然不爱吃，还是会乖乖地吃完。
我妹妹小桐却不然。她出生后，父亲给她用竹子做了个小童车，她可以坐在里面，面前还有个台台可以供她放碗吃饭，她的腿放在台台下面。妹妹从小就比我聪明伶俐得多，自己可以吃饭的时候，就学会了用勺子在小碗里转着圈把米汤里的米粒挑着吃完，红薯却一块都不动。她一岁四个月时，正值盛夏，天热，母亲还在地里干活，幺爸煮好了红薯稀饭，让我和妹妹先吃。我很听话地自己端着碗先吃起来。幺爸刚刚把她的稀饭放在小同的童车上，她就习惯性地拿起勺子在稀饭中搅动转圈，挑稀饭中的米粒。搪瓷碗的底座前不久被她摔在地上掉了，一有转圈的外力，碗就会转圈。她人小，把握不好手上的力道，可能一下子用力过猛，饭碗转着圈向着她身体方向摔了下去。滚烫的米汤洒在她的光腿上，她娇嫩的大腿上立刻红了。幺爸当时也才十七八岁，没有经验，他对妹妹烫伤的第一反应是迅速给她泼了瓢凉水，没想到她腿上立刻出现了好几个透明的大水泡，她疼得嚎啕大哭。母亲回来后看到妹妹腿上的水泡，心疼地哭了一场。但她并没有埋怨年轻的幺爸应对失当。这些水泡一直治疗了半个多月才好。
9、山村苦乐
妹妹稍大一些后，我就变成了妹妹的专业袋鼠。妹妹除了坐在童车中吃饭和在床上睡觉，基本上都在我的怀里或者背上。刚开始是用背篓，后来大了些，我直接反手背着她，我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母亲说，我虽然笨，但是为姐则刚，我天天把她带在身上，成了她的保护者。
有一天我刚把妹妹从我背上放下来，站在地上，我正在整理从她身上解下的绑绳。四爸的大女儿冰娃不知为何，从远处跑过来就打了妹妹一下，然后直接用力把我妹妹推倒在地上。我气急了，立即爆发了小宇宙，把妹妹扶起来立稳后，冲过去把冰娃一把推倒在地，骑在她身上用拳头结结实实地把她揍了一顿，一边打一边嘴里还念叨着：“让你龟儿子打我妹妹。我让你打，让你再打！你还打不打？再打我就再打你！老子打不死你！”直到她保证不打直求饶，我才松开了她。
冰娃子哭着爬起来找四妈去了。我虽然比她小半岁，但因为在沙市我父亲的钻井队生活了两年，我的个子比她大得多，也有力气。后来同龄的男孩子打我妹妹，我都把那男孩子打哭了，作为农村女孩子的冰娃子当然更不是我的对手。几分钟后，四妈气势汹汹地拉着冰娃子过来。她一边拉着我用爆栗子敲打我的头，用巴掌打我的身上，一边大声骂着：“你个短命娃娃，敢打我冰娃子。你个祸害，害病害了那么多年，哪个就是不去死？你老海儿不管教你，老子今天替他管教你！”我那时虽然仍有些痴傻，但却不愿吃哑巴亏，挨打的同时也用手去推打她，还不忘用脚踢她的腿，不但不哭，反而和她大声对骂：“冰娃子打我妹，我就要打她。你都不去死，哪个轮到我去死？”。
妹妹和冰娃都在旁边大哭，喧闹引来了很多村民，围观的人群不断在壮大。如二爷也过来了，他让人赶紧把我和四妈拉开，把我护在身后。他对我四妈说：“罗福英诶，你个长辈，哪个好意思掺乎娃儿的争斗？还和你侄女子对骂这么长时间？你也是够啰！”母亲被人叫了回来，四妈又开始骂母亲：“金秀琴，你个挨千刀的，生不出个男娃儿也就算了，好不容易生出个半傻子，还恁地凶神恶煞！看把我们冰娃子打得！”她把冰娃一把抓过来，自以为有理地展示我的罪证。母亲却把我和妹妹揽过去，先看了我的伤势：“你注啥子打冰娃子？”我此时有了撑腰的，也哇地哭了出来：“冰娃打小桐我才打的她，不是我先动的手！四妈一来就打我，还骂我是个短命娃娃！还说我当初就是个病秧子，恁个就是不去死？”母亲虽然没有四妈胖，但因为她长年干农活，手掌粗糙而厚大，手劲很足，而四妈却是不做任何农活的，真打起来，四妈占不到丝毫便宜。四妈只能逞逞口舌之利：“冰娃子打一下小桐娃又咋的啦？一个又一个的女娃儿，就算老三挣再多的钱，你生不出男娃子来也莫得人享受！”
“莫得人享受也轮不上你家娃儿享受！你冰娃子打我小桐娃，我银娃儿打回去也是应当应份的。你不问青红皂白打我银娃儿，那我是不是该再替我银娃儿找你打回去？来嘛，我们来试一下嘛！不行喊你男人来，你们两口子一起上，老子也不怕你们！”母亲护犊的气势一点也不弱。旁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在旁边指指点点的。四妈的气势渐渐弱了下去，四爸此时也过来了。他被知道了此事的爷爷婆婆叫去骂了一顿。他也嫌他婆娘丢人现眼，又不能真上场帮自己的婆娘打自己的三嫂，过来把他家母女俩叫了回去。幺爸受爷爷婆婆指派也过来帮母亲把我和妹妹接过去一起吃饭。
长大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当初四妈那么恶毒咒骂我和母亲的原因。妹妹小桐出生后，四妈就跑过来要求用她家军娃和妹妹小桐对换。理由是，我们家都是女儿，将来父亲挣的钱会落入外人手里，那还不如给她家军娃子。父亲和母亲坚决不同意，认为别人的儿子再好也不如自己的亲骨肉好，才招致了她时不时在发生争吵时就诅咒父亲挣的家产没有儿子继承。也不知道是不是世上真的有报应，四妈骂了母亲生不出儿子，家产没有人享受，之后没到两年，他们家的二儿子军娃就病死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栗儿娃，也似乎不太正常，上学不好，没有工作不说，还至今没有找男人。
后来幺爸就经常在母亲去干农活时帮着照看我和妹妹，农活实在忙时，还会帮母亲去地里干些活，所以我们家父亲、母亲和我这几十年来一直记得幺爸的好处。大爸家孩子太多，自顾不暇。二爸自顾小家，盖起了自家的新房子，不管我爷爷婆婆和幺爸。他们总是以工资比父亲少为由从来不给爷爷婆婆钱物，当然除了偶尔嘀咕些小话儿，也很少与我家娘儿仨发生大的争执。四爸四妈总是在惦记我们家父亲的工资和父亲寄给爷爷、婆婆、幺爸三人的东西而不得，自然不会帮助我们。他们家时不时和我妈吵架，要么就是鼓动冰娃找我和妹妹小桐的茬儿，可是因为我母亲和我的强悍，她们家始终没有占到便宜。
虽然我们家的钱一直被别人惦记着，但我们家一直破破烂烂，根本起不到遮风挡雨的作用。有一天，母亲在地里干活，我背着妹妹回家，发现家里的椽子上居然缠着一条长长的蛇，把我吓坏了。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吓得手足无措，而是迅速背着妹妹拔腿跑了出去，把幺爸喊了过来。幺爸拿了根棍子，把蛇挑了下来，送到了野外。还有一次夏天下雨的夜里，房外大雨房内小雨，家里的土地地面已经潮湿。空地上，母亲放了好几个父亲从很远地方带回来的好看的塑料盆，就听到盆中此起彼伏滴答滴答的水声。我们的床上蚊帐上方的屋顶也在漏雨，水滴在蚊帐上方密集的帐顶布上，集中到中间的低点处，雨水一滴一滴地快速滴到我们睡的土床中间。母亲把父亲带回来的老式黑防水布大雨伞撑开，斜放着支撑着，使床中间集中滴下的雨水顺着伞散开到床的边缘，让我们能够在还不太湿的前半个床凑合着睡一晚上。母亲一手搂着妹妹，一手搂着我。我紧紧地抱着母亲，紧张地听着嘀嗒嘀嗒的滴雨声音，盼着它结束。我不知道自己当晚是怎么睡着的。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让我很多年对于农村的居住环境有种深深的恐惧。
我六岁多了，该上学的年龄了，母亲并没有让我随同龄孩子一起去上学。后来才知道是我父亲早已前往河北的华北油田打大会战去了，而且我们家也要走了，所以不让我上学，也没有整修房子的打算。我仍然天天背着妹妹在村庄周围转悠，有时候用背篓，有时候直接让妹妹扶着我的肩膀，我双手从腰间绕到背后，抓着她分开的双腿。妹妹小时候挑食，她出生最初几年，四川农村只有红薯稀饭天天吃，所以她人很瘦，两条小细腿耷拉在我双腿边，随着我的走动一甩一甩地荡着。
村庄的田埂上有一棵大大的桑树，每当有桑葚的时候，都是孩子们常去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孩子们可以打打牙祭、换换口味，吃吃红薯稀饭以外的味道。到了那里，我把妹妹放在地上站着，我自己去摘桑葚。能直接用手摘到的矮处的都是青桑葚，太酸，尝一口就被酸得直皱眉头，眉毛、眼睛皱得往一处挤，一边吐一边拿手使劲扇风，妄图去掉些酸味，夸张的动作会逗得妹妹咯咯笑。最高的地方是大多数人即使爬树也很难摘到的，都熟透了，甚至有的已经开始发蔫，已经完全变成紫黑色，不酸，甜甜的，但是太软，有些已经失去了部分水分，也不好吃。我看着其他男孩子的动作，双手抓着高处的枝桠，两腿紧紧夹住树干，手抓牢时双腿往上移上十公分左右的高度，然后腿脚夹紧树干支撑住身体，抬头，上引身体，同时伸手抓取更高的枝桠，就这样我逐渐学会了爬树，就可以摘取高处的桑葚，递给站在树下的妹妹。对孩子们来说，果鲜红尚未完全变紫的最受欢迎，不软，脆甜中稍带一点宜人的淡淡酸味。我也会往衣服的荷包里装一些带回去给母亲吃，母亲看着我变成紫红色的衣服兜，吃着没被挤坏的桑葚，也会欣慰地笑着骂我，之后让我把衣服脱下来去洗。
10、随迁风波
一天，父亲回来了。之后的几天里，父亲和母亲都很忙，收拾东西，见不同的人。大家里只有爷爷、婆婆和幺爸三人一起生活，其他的孩子都早已分家出去过活了。那一年父亲三十二岁，幺爸那时大概二十岁，因为常年在农村生活，虽然与父亲很像，但比父亲黑瘦，相比较而言，父亲更为高大，肤白。那几天，父亲和母亲都在同婆婆、同二爸二妈为了什么不断争执。我听不懂，仍然傻傻地坚持当我的袋鼠，背着妹妹四处转悠。
某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就被强行摇醒，妹妹还在妈妈怀里睡着。我被叫到婆婆房里的桌前，那里婆婆、幺爸、大爸、大妈都已经在那里，父亲催着我赶紧把一碗白水面条吃完，同时我大妈正在喂一个眼睛还没有睁开的哥哥，不断往他嘴里塞面条，并时不时敲他一下，催他动嘴嚼面条。吃完后，父亲、母亲、我、妹妹还有那个身高比我低了将近一头的哥哥一起被爷爷婆婆、大爸大妈送出了门，父亲、母亲还有送我们去绵阳的幺爸都拿着行李，父亲背着妹妹，一手还牵着没有完全睡醒的哥哥，我被妈妈牵着。幺爸一直把我们送到了绵阳车站的火车上才回去，似乎不高兴，父亲和母亲有时抱怨，有时又安慰他几句。那时候我的身体可能因为天天背着妹妹，无意中得到了锻炼，比起妹妹和我哥哥要强得多，所以火车跑了好几天才到河北，我也没有感觉多累。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华北油田刚刚成立，正是从各油田抽调人员打“会战”的时期，当时修建的著名的“会战大道”至今仍然平整。那时大量缺人，于是出台政策，将职工的配偶和子女户口迁至河北，为了解决员工缺乏的问题，当时允许迁配偶、子女的同时，还可以再迁一个未成家的兄弟和姊妹，但子弟只有随着配偶和子女一同迁移的一次机会。子女身份的不论个数，全部随迁。姚富星负责父亲他们井队的户口迁移管理，他一次性用足了自己名下的户口迁移指标，把自己的老婆田珍和两个儿子迁至河北的同时，把他自己两个亲生兄弟也迁到了河北，成为油田职工。等我父亲回去迁移我们家的户口时，他要求我父亲把他的小堂弟户口以子女身份插到我们家作为老大，不然他就不给我家办理户口准迁手续。父亲觉得是老战友加领导，自己又只有两个女儿，帮就帮吧。这样我们家除了母亲的配偶指标就只有三个指标了。
我是长女，当然无可置疑，妹妹小桐的指标着实让人眼热。四爸剩下活着的孩子也是两个女娃，加上多年来与我和母亲关系不好，他们家眼热也没敢再提。这关键时刻二爸却动上了脑筋。我们家两个女孩，没有男孩，他们家两个男孩，没有女孩，他希望把我妹妹小桐和他家二小子小军对调，他们诅咒发誓要对我妹妹好。实际上是父亲的油田待遇比二爸待遇好得多，随迁至油田的子女将来肯定会成为吃商品粮的工人。二爸他们直到九十年代才开始有家眷迁往绵阳城市的政策。他家希望自己家小儿子换到我们家，不但可以将来吃商品粮，还可以继承父亲的家产。妹妹是个女孩子，不用管，将来找个人嫁了还可以要笔嫁妆。那简直是算盘珠子扒拉得震天响啊，别提多精明了。我父母态度坚决地驳回了二爸二妈的痴心妄想。
于是，还剩一个指标，可以是子女，也可以是子弟。父亲没有主意。母亲的意思是，幺爸年轻，不能守着爷爷婆婆在农村里圈一辈子，而且幺爸初中毕业，在当时文盲漫天飞的时代算是知识分子，长相也不错，口才也好，去油田后好直接安排工作。况且我们母女三人受了幺爸多年的帮助，我们家应该报恩。婆婆却不干，那是她的幺子，疼爱是其他子女无法比的，她就希望他能守在自己身边，为她养老送终。至于那个指标，婆婆倒也没想浪费，大爸家孩子众多，生活困难，婆婆心疼大儿子，要求父亲把大爸家其中一个儿子过继过来，随迁至河北。母亲嫌我大爸大妈两人人懒，子女已经长大的也不成器，不愿意带，坚决要求幺爸随迁。
父亲孝顺，母亲有主见，当然她就是恶人，于是婆媳俩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婆婆最后下了通牒：若我父母不从大爸家迁走一个男孩，我们母女三人也别想迁走，都呆在农村里。幺爸当然想随迁，外面的世界对于一个刚刚二十岁、从未出过山村的小伙子来说，那种诱惑是巨大的。可是面对婆婆的强势，为了我们姐妹俩的将来，父亲最后还是顺从了婆婆的意思，同意过继比我大三岁的哥哥，他不是最小，也还没有被宠坏。母亲很生气，但终究她还是孝顺的，她学不会四妈那种动不动满地打滚、扯着嗓子干嚎的撒泼方式，选择顺了老太太的意。
因为父亲回家时没有带够足够返回河北的路费，他拍电报跟单位同事借路费钱。于是给婆婆说这回返回河北的路费不知道够不够，就先不给爷爷婆婆钱了，等返回河北单位上，发了工资，再给婆婆寄钱。从来不给爷爷婆婆家家用钱的二爸二妈因为儿子换不到我家，又在婆婆家里吵闹了一通，指责父亲，说父亲赖着不给婆婆钱，是不想给婆婆爷爷养老，留着钱只给自己婆娘娃儿花。最后还是婆婆说了句：“穷家富路，老三孝顺，就是这次不给我钱我也饿不着。不是还有你们吗？老二，你也是工人，老三的钱没带够。你给我的钱呢？”二爸二妈才灰溜溜地走了。
11、年龄困扰
到河北后，我们先随着父亲在井队住了半年，当时父亲的井队在雄县，父亲已经由钻井一线改成井队的炊事员，专门给他们钻井队做饭、炒菜、卖饭。母亲专心带着才两岁的妹妹，我和哥哥在井队周围四处跑着玩，太阳大的时候就在食堂里玩。父亲会在工作之余，教我和哥哥一些简单的算数，同时教一些他自己会写的简单汉字。河北的气候四季分明，夏日酷暑，冬日极寒。钻井队的条件是不错的，当时父亲食堂已经有了大冰柜，比父亲的个头还要高一些。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情节时，七九年夏季的一天，我随着父亲同事隋叔叔去开冰柜取中午要用的食材。隋叔叔与父亲同岁，但他老婆张阿姨体寒，总是保不住孩子，所以不管什么时候看着我总是很喜欢。他递给我一个冷藏过的西红柿让我吃，那种冰凉爽甜的滋味令我记忆深刻，这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吃到那么美味的西红柿。而因为哥哥用金属丝去捅电闸刀的孔，我在旁边看着，我和哥哥还挨了父亲一顿胖揍。
半年后勘探二公司的柿庄农场腾出来了，有些平房，可以住几百户人家。父亲只是军人转业的普通工人，不是干部，也不是知识分子，在二公司的机关分不了房，于是我们全家搬到了柿庄农场居住。父亲仍在井队工作，井队离柿庄农场还有几十公里，那时公交车很不方便，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农场居住。为了赚取一些微薄收入，还能每年有些粮食，母亲到了农场的大田队做一个集体制的农民。
因为插了姚家的堂弟作为长子，考虑到父亲的年龄，于是姚家堂弟改成我们家的姓，同时年龄变成了我哥哥的六九年出生，哥哥、我和妹妹的年龄都依次往后推了两三岁，我的年龄变成了七四年十二月份（四川人生日按阴历算），妹妹则变成了七九年，也就是刚出生就随迁。这种年龄上的插错改变使得在教育界没有亲戚的我家后来受到了很大的困扰。按照户口本上的七四年十二月份，七九年我是肯定上不了学的。到了八零年九月，哥哥因为在四川就已经上过两年多学了，柿庄基地小学接收了他，让他留一级上了二年级。当时的我按户口本离六岁还差四个月，别说那时要求七岁上学了。但是我实际已经九岁了，再不上学就耽误太多了。
柿庄基地小学的教务处王处长是个极其讲原则的人，看着父亲拿去的户口本上我的信息死活不给我报名，让父亲带着我赶紧离开，说户口本上差一天都不能上学，别说还不满六岁。父亲不肯走，又是递烟，又是抄着带有严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苦苦哀求与解释，说明迁移户口时造成的差错。说我的真实年龄早已经超过上学年龄两三岁了，再不上学孩子就废了。我比周围其他来报名上学的孩子高出一个头。周围的其他老师看着我说：“这孩子这身高不象还不到六岁的小孩，看样子这位师傅说的是真的。王老师，要不，咱们考一下这孩子的反应能力再说，咱不能耽误人家孩子啊。”
王处长看着周围一堆的家长和其他老师在那里议论纷纷，他只好当场测试了我的反应能力。他问我：“你告诉我，二加三等于几？”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五。”在井队住那半年，父亲会抽空教一些我最简单的算数。他又接着问：“那三加二等于几呢？”我当时懵了，张着嘴没有回答。王处长正要再次拒绝我入学时，另外一个老师抢先开口了：“行了，傻孩子，那不还是五吗？三加二和二加三有什么区别呢？王处长给你开玩笑呢。我看这孩子挺好的，先让她试着读上一学期吧。”别的孩子并没有口头考试这一项。其他还有两个老师在场也帮着说话。
王处长才极不情愿地把我的名字记在名单里，并通知我父亲让我两天后七点钟准时上学。因为王处长北方人听不懂父亲的四川口音，把我名字的“小银”写成了“小英”。于是我特别有幸地与王处长七五年六月出生的侄女王丽丽成为了同班同学，并在半学期后成了年级考试的第一名，然后稀里糊涂地成了班长，王丽丽是学习委员。
我的成绩很好。并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我每次上课时特别专注，眼睛总是随着教课的老师，生怕漏掉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是以最快最好的质量完成。除此以外，并没有特别用功地去做其他有关学习的事情。因为母亲在大田队干农活，我回到家里后写完作业，就开始干家里的事情。
父亲和母亲对于我们家三个孩子的做家务的理论是：女孩子将来肯定是要做家务的，所以家务活我必须做，哥哥可干可不干。而妹妹是家里最小，所以也可以不做。只有身为女孩又是夹心饼干的我必须做家务活。洗衣服、做饭、洗碗、洗菜、切菜，打猪草、挑水浇菜，我都需要去做。那时候一天的时间感觉特别长，又没有什么娱乐方式，放学后我的作业不到一小时就全部完成了，即使我再去进行我擅长的打沙包、跳皮筋游戏，也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做家务我倒没有太大的怨言。
12、共用水管
那时候的柿庄基地平房为每排房五户，屋里有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大房，大房南面是五六平方米的小厨房，小厨房再往南的是储藏室，大概也有五六平方米。大房的东面最北面是个十二平方米左右的小室，外面是个十平方米的饭厅，我们家是我哥哥的住房。从厅门出来是个水泥地板的露天院子，大约二十平方米左右。院子外面是与前面一排平房之间的空地，原来给了每家圈了二十平方米的菜园子，中间留出了红砖铺成的通道。河北夏秋两季雨水丰富，一旦下雨犹如龙王在天空中倒水，因此屋顶是中间高，南北各往低走。尤其是向南面，大屋、厨房和储藏室的屋顶依次向低倾斜，方便雨水大部分顺流到每家的菜园中。后来菜园前面的大杨树经常在夏天的暴雨狂风中被连根拔起，于是农场允许各家把门前的大树处理掉，留出来的空间又都被各家圈进了菜园子，只在前排平房的屋檐下留下来一米五左右的砖铺成的通道。于是原有每家的屋前菜园面积就扩大了一倍多。每十户一个户外供水管，用于各家挑水、洗米和洗衣服。
每天水管周围都是交流各种信息的时刻，大家有的洗衣服、有的洗碗、有的等着挑水，我的政治老师住在我们家相邻的一排，于是水管旁经常是我问她问题的地方。我们家经常都是我在水管洗衣服、洗碗。对面平房的第一家可以看见水管的情况，那家的魏阿姨与我母亲同一个大田队干活。有一天，她对我母亲说他们家男人很看不上我做家务活，说我洗碗、洗衣服的动作很慢。实际上，那人是个大男子主义，他家三个孩子和他自己都不干活，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忙前忙后。我母亲听说他对我干活的挑剔，淡淡地说了句：“没关系，我的丫头我自己喜欢就好，别人如何看她我不在乎。她再慢但她一直在努力做，总比很多孩子要强得多。更何况她的成绩也比那些孩子强太多。动动嘴皮子挑剔别人总是最容易的。”我听说以后，很不屑地说：“我的动作还慢啊。而且我从来不影响别人啊。他家魏阿姨洗衣服，接着长流水冲着衣服就是不让水管，不紧不慢地搓着。别人四五个都站在周围干等着，她也不理。十户人家一个水管，别人都在旁边欣赏他们家的衣服多么丰富多彩。他们全家五口人，就魏阿姨一个人该死，伺候他们全家老少，谁都不帮帮忙，还好意思挑剔我！快拉倒吧，他敢当我面说说看。我损不死他？他想挑剔我，先让他们家的某一个孩子比我学习好再说话。我成绩好，还天天干各种家务活，他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3、争强好胜
二年级时，班里的一个男孩子在下课时聚集了一群捣蛋孩子，对我说：“蒲小英，你现在成绩好有什么用？等过几年你的第一名终究会让给我们男生的，毕竟男生要比女生聪明得多。大家说是不是？”其他男生都附和他。我气坏了：“凭什么说男生比女生聪明？咱们比比看，我看你们有哪个男生能超过我的成绩？”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让我一直保持着学习专注。努力维持着我在全年级的绝对超前成绩。
八四年我上四年级时，当时的班主任刘伟辰特别宠爱我和另外两个成绩好的学生。他有一次对着我们三个问你：“你们三个说一下以后你们想上什么学？”那两个孩子一个说想上技校，一个说想上中专，因为那是他们姐姐或哥哥的志向。刘老师高兴地点头夸他们有志气。然后他问我是想上中专还是技校。我有点懵，那时候的我既不知道什么是中专，也不知道什么是技校，我的家庭里没有人对此有过丝毫概念和提及。我问他们：“什么是中专？什么是技校？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没有兴趣。我想上大学。”那两个伙伴以一种白痴似的眼光看着我。刘老师问我：“你怎么知道有大学？”我想也不想，脱口而出：“没有人给我说过有没有大学。但是刘老师，我想，我们现在是小学，以后小学毕业会上中学，有小学、中学，那就该有大学！既然该有大学，我为什么要上中专？”刘老师一下子激动起来，沉默了几分钟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蒲小英，好好学，记住，你这么小就有很强地逻辑思维能力，未来的你前途不可限量！”那一天开始，我才知道真的有大学，只是我所在的家庭和生活环境不会给我们这种影响罢了。从那天开始，我知道了我的未来目标是上大学，而且确实有大学存在，只是极少数人能考上。
14、幺爸的人生
我上学后，妹妹也上了就在我家屋后的幼儿园。家里要供养三个孩子，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家里的粮票根本不够用。而且爷爷婆婆去世后全是父亲出的丧葬费用。才二十多岁的幺爸成了父母不在，兄嫂不管的孤儿。他不愿意待在四川山村里，就写信给父亲，要求来河北。父亲同意了，他在我家吃住，等了半年。父亲多方托人，给他在沧州找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是个火柴厂，当然刚开始试用期在一线当生产工人。他嫌工作累，干了几个月就再也不愿意干了。他认为父亲没有给他尽力，就赌气跑回四川老家了。他的来回路费和回去后的一部分费用当然也是父亲必须给的。
我们也大了，家里只有两室，原本父亲母亲带着妹妹住大房，我和哥哥原来住上下铺，但这时的我已经十二岁，开始有生理期了。不能再和哥哥住在一起，也不能住在外厅，于是父亲让我和妹妹住在里间小房的上下铺。哥哥住在厅里的小床上。再没有多余的房间。
幺爸跑回四川呆了半年，还是觉得农村太苦，又要求到河北去。父亲又同意了。给他寄了路费。他来以后，父亲又开始托人给他找工作，一打听他原来工作的火柴厂里坚持留下来的跟幺爸一样身份的子弟都已经转成正式工了，他已经再也进不去了。父亲又给了找了一份预制板厂的工作。这个劳动强度更大。幺爸只干了不到两个月就坚决地不干了，又回到四川农村，找了一个媳妇结了婚。没想到媳妇儿无生育能力，领养了一个女孩，那女孩没有两年就得肺炎死了。父亲坚持每年给他寄些钱和劳保衣服、手套、棉衣、工鞋、洗衣粉、肥皂，还有我父母自己很少穿的旧衣物，都打成包寄给他，希望能改善一下自己这个幺弟的生活。没有想到的是我幺婶是现在网上流传的标准的伏（扶）地（弟）魔，她把我家寄回去的钱财、衣物、用品全都给了自己的亲弟弟，幺爸根本见不着，理由是她自己没有生孩子，而她弟弟生了个男孩。
而所有那些年幺爸的来回折腾、吃住、找工作托人、甚至他回老家后的娶妻等各种费用都是靠着父亲每月几百元支付的。母亲每个月刚开始只有十元、二十元，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涨到了每月一百元，只是补贴一下家用，另外在年底会分回来一些粮食。老家时不时的有人出来打工什么的都要求父亲给他们出往返路费，回去还要再带回去一些他们看中的我家的东西。父亲都给了，母亲虽然有意见，但都最终同意。
15、养猪种菜
为了能够周转，而且还能保证处在生长期的三个孩子肉食不断，生活质量不下降。父亲和母亲给各家圈起来的二十多平方米的菜地种满了蔬菜之外，还嫌不够。又在当时的河沟边上开垦了几处荒地，种上茄子、豇豆、四季豆、青椒、小辣椒、冬瓜、蛾眉豆、丝瓜、苦瓜、南瓜等各种蔬菜，这些蔬菜吃不完时，给没有种菜的朋友家送一些，卖掉一些。或者晒成干菜，储存到冬天没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吃。他们还在小院中养了两头猪，为了养猪，父亲将他的二八自行车的后座两边各焊上一个钢筋架子，可以各挂上一个大桶，底下还有底座支撑。每天父亲都要在下班时从任丘的一些饭馆中拉回来两大桶潲水，加上我们去外面打回来的灰灰菜、蒲公英、荠荠菜等野菜，冬天则是用买回来的那二百斤半人高的天津独立青大白菜的菜帮子，切碎，加入到潲水中煮熟以后给猪吃。
养猪种菜实际上是循环经济。猪长得很快，猪粪用于自家院前和开荒的菜地里浇菜肥地，吃不完的菜黄叶子都可以用于喂猪。而且吃野菜长大的猪肉特别香，过年前杀了拉到柿庄农场大门前的市场上卖，特别受欢迎。因为父亲绝不在猪肉中注水，更不会缺斤短两，他也不会把排骨上的肉剔得特别干净。他总是很体贴买家，说谁家买肉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吃好些。每次卖肉卖菜时，我总是负责去算账收钱的。因为我不觉得卖肉丢人，而且我是整个基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学霸，当我在那里卖肉收钱时，有些家长出于羡慕，有些出于同情，有些则是出于看热闹的心理，很多都会去看。当然，最后发现和市场其他职业肉贩相比，区别挺大的。于是后来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就有认识的家长过来打听我家什么时候杀猪，预约给他家留多少猪肉。最快的一次，我家杀了一头四百多斤的大猪，我们拉到大门前不到两个小时，肉就卖了七八成。父亲只好让赶紧撤摊，因为再卖下去，连给熟人留的都不够了，更别说自己过年还有五张嘴要吃肉呢。
这样，父亲、母亲除了上班、倒班之外，几乎是连轴转地在菜地、养猪、拉潲水上干活，经常我们都睡熟了，他们还在煮猪食。那时候，柿庄基地还有养马厂，还得上交干马草（芦苇）换取工分。每到农忙季节，无论是插秧、割麦、玉米地除草，母亲所在的大田队由于面积大，农民少，都会把全部的土地分到个人头上，我们全家还要帮着母亲去完成农活的任务。父亲母亲不到四十就有些驼背了。
15、女儿学骑车
尽管经济如此紧张，父亲和母亲都十分辛苦劳累，但是为了我们的各种学习，他却不惜代价提供各种支持。那时候自行车是中国家庭三大件之一，也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基本上要花去他一个月的工资。所以我父亲在八二年左右买了第一辆二八式自行车，他十分宝贝那车。他在下班后想教会我们兄妹三人。妹妹还小，哥哥当时也不敢上，我成了他第一个教学试验品。他把车扶住，让我先坐到车座上，自己在后面扶着后座，让我蹬脚踏板。当时我们的腿根本不够长，坐在车座上够不着脚踏板，更掌不住车把。为了能够着脚踏板，只能强迫自己的臀部左右下沉，增加腿长，但身体也随着左右摇晃，更不能保持平衡，只要他一松手就摔跤。他试了一周时间，我也没有任何进步。他还没有失去耐心，我已经不愿意再接受他的培训了。但我却真的象小时候那样不走寻常路。我趁着他在家里给鸡或者猪准备吃食的时候，就当着他的面把他的爱车推出去，说：“爸，我先自己去练练车，你一会儿忙完了去晒场找我。”他同意了。
我把车推到当时农场的水泥晒场，没有人扶着，我就自己先试着学父亲，左脚踏着左边的脚踏板，右脚在身后蹬着地，靠摩擦力把车和身体往前送。左右手使劲抓着两个车把，努力保持车子靠近自己的身体而且不摔倒。刚开始，一蹬就摔跤，后来是车一跑起来就摔跤。崭新的自行车摔得我都心疼，但是吃一堑长一智，我渐渐可以多蹬几下了，而且我上不去车座，我就学着溜车，把车溜起来后又学习左腿立在左面脚蹬上，右腿紧贴左腿在前行的自行车上保持直立，看看自己能把车溜出多远。当看到自己能以直立姿势保持人车一体向前行驶三四十米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上车座了。于是使劲用右腿蹬了好几下水泥地，给够车轮足够的前行惯性后，我想象父亲那样把右腿直接跨过车座坐上去，没有想到的是右腿上提时被车座挂住，既上不去又撤不下来，车速又很快，一紧张车人直接向右前方倒下去，把我甩了出去，车子也狠狠地砸在水泥地板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车子的链条盖甩出去很远。父亲正好过来，看见了这一幕。他过来，把我扶起来，检查了一下发现腿擦破皮了。那时候的孩子并不金贵，擦破点皮不会做任何处理。他问我疼不疼，我说没事，车子别坏了。他把车子扶起来，链条掉了，链条盒盖也掉了，右边的脚蹬轴也弯了。我想：“完了，这下还不把我骂死，以后再也不会让我自己骑车了。”父亲却根本没有骂我，他说：“没事，今天骑不成了。回去吧，天黑了。”就让我拿上链条盒盖，他把车子扛起来回家了。回去后我洗漱完，就悄悄地上床睡觉了。他却叮叮当当地在院子里修车，修了将近一小时，才弄好。他第二天还需要骑车十公里去上班呢。
第二天吃完晚饭，我厚着脸皮小心翼翼地问父亲：“爸，我能去练会儿车吗？”我以为他会回答不行，那我的学车历程至少会后推一年以上。没有想到，父亲没有任何犹豫：“去吧，别把你自己摔得断胳膊断腿就行。车子摔坏了可以修好。”我心里很感动，父亲居然没有因为我摔坏车子而指责我。再次去练车的我吸取了教训，在溜车的时候又加长了练习，而且有意在溜车的时候把车把左拐右斜地，练习自己在失去平衡后如何恢复平衡，或者如何用右脚从车横梁下方伸过去踏在地上，减慢车速，也尽量使自己和车子不摔倒在地。那一晚上我的进步很明显，我居然学会了两脚在横梁下方站在两个踏板上交错蹬三十度，把车骑走而且保持平衡不摔跤。父亲过来的时候，看到我把车子能骑走了几圈都不摔跤，很高兴。他说这样骑会很累，蹬满圈就不需要频繁地蹬脚踏板。他扶在车后，我试着用自己学会的把车子滑行起来后，迅速踩在脚踏板轴承上提高臀位，上到车座上，但是腿还是不够长。不过因为这时候我的车把平衡性好多了，他又在后面扶着，我试着等脚踏板转到最高点时，使劲往前踩一下，左右脚交替，居然能连续蹬满圈了。父亲没有告诉我，悄悄松开了手，只是跟着车跑，等我骑了几圈，准备下来时，才把手又扶在了后座上。我下来后，他告诉我他基本没有扶，我完全可以自己骑满圈。我很高兴自己的进步，对学车的兴趣更加浓厚。
之后的几天，他完全不管我，让我自己学累了把车推回家。几天后我就能熟练地骑在车子上，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过了几个月，为了解决我腿不够长的问题，他给我买了一辆二六的新自行车，看着我顺利地骑着新车，他一点也不在乎自己那被我摔得伤痕累累的坐骑。在哥哥还没有开始学车的情况下，我就学会了各种骑车姿势。后来为了显摆，居然还学会了从右边上车的骑法。
我学会骑车后，父亲就经常带我去各种地方接触人，给我各种锻炼，让我学会跟各种人打交道。而且有了两辆自行车后，父亲带上母亲和妹妹，我带上哥哥，我们全家就可以一起去任丘县赶集，元宵节去看花灯。父亲还喜欢带我去白鹅坟村的梨园中去买鸭梨。白鹅坟村离我们柿庄农场基地大约五六公里路程，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后座左右两边带上两个钢筋焊成的框，可以放两麻袋东西。我只需要骑我自己的二六车与他同行。那时油田的人对当地百姓是蔑视的，因为他们总赖着油田给他们出钱修路，不同意就把我们基地围起来，几个大门一锁，不让职工出门去上班。我接触的人多了，嘴学得甜了。到了村民的鸭梨园中，见面就大叔长大叔短的问候，那村民知道我学习成绩好，也很喜欢我，他从树上摘下一个鸭梨，递给我：“丫头，快吃，在这里你吃多少梨都行，大叔管你吃饱。不给你爸算钱。等大叔把这梨拉到你们那里卖，一个就要几毛钱哟！”那时候物价还是按分和毛计算，一毛钱能买四五根冰棍。河北的鸭梨又大又甜，一个至少一斤多，刚摘下的成熟鸭梨水分很大，脆脆的，我总能连着吃了两三个。他还教会了我怎么从树上选择好吃的梨。那时候父亲每年都会去拉上几麻袋给我们吃。
16、请客与婚姻
父亲是个十分感恩的人，对待他的父母、姊妹、子侄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一辈子没有少花钱。他还招待了姚富星一家子长达三十年，因为他帮我们家迁了户口，尽管那本是他的本职工作，而且他借着我们家还把他堂弟弟的户口迁移到了河北。但是，姚富星一直以我们家恩人自居。每年只要有个借口，比如初二的拜年、父亲的生日、母亲的生日，或者我们家杀了猪，他都会给我父亲通知，以庆祝为名，带上他们家的另外三个兄弟及其家眷、子女，带上两包酥饼，骑自行车拖家带口，浩浩荡荡来到我们家。我父亲都会事先准备好各种肉食，因为他会说好长时间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什么什么菜了。
父亲在井队当过炊事员，在菜肴烹制上相当擅长，学得很好，也善于创新。川菜中的典型菜肴比如夹沙肉、扣肉、拔丝土豆（苹果）、糖醋里脊、爆炒腰花、糖醋鱼、醋辣鱼、清蒸鱼、松鼠桂鱼、溜肉片、溜肥肠、夫妻肺片、五香带鱼、八宝饭、皮冻、藕夹等等都是他的拿手菜，当然他们也是每次都要求吃的，炸麻花、炸小油糕也是每次必备的零食。加上我们家菜地里各种蔬菜，荤素搭配极好。很多人吃了后赞不绝口，都建议我父亲去开饭馆。但父亲终究还是舍不得体制的好处，没有走出创业的那一步。
我们家的长豇豆、丝瓜、茄子和苦瓜产量很大，吃不及。那个时代因为物资并不丰富，人民对生活质量高低的评价是吃肉量的多少，还没有认识到丝瓜、茄子和苦瓜等蔬菜的保健作用。父亲用丝瓜做溜肉片汤里的配菜，丝瓜的丝滑清香和溜肉片的光滑美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父亲的夹沙肉是用自己种的绿豆磨成粉。扣肉则是采用自产的长豇豆晒干后，放在扣肉底部吸油用，往往干豆角比扣肉消耗还快。冬天吃完了晒干的干豆角之后，就用晒干的大白菜。
为了更好地消耗那时候人们并不看好的茄子和苦瓜，父亲创造了茄盒子和苦瓜肉段的做法。将茄子刮掉外皮，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块，用鸡蛋、调料、面粉和水调好，将茄块放入调料面汁中，用手搅拌均匀，使得每个面上都浸湿，放置半小时左右入味后，捞出置于清油中烧热炸制微黄，捞出控干油，放凉即可食用，外脆里嫩，很受欢迎。四川人那时也不知道苦瓜，母亲是跟我们家对着那一排的广西人魏阿姨学着种苦瓜、吃苦瓜的。苦瓜很苦，那时候一般人不喜欢，父亲将苦瓜洗后，从一端切口，把里面的瓜子和瓜瓤用勺子掏出，用搅碎的肉调上调料和鸡蛋搅匀，把肉馅塞进苦瓜里填满，上笼屉蒸熟后，切成小段，肉馅的香味侵入苦瓜肉，加上蒸熟的苦瓜苦味淡了许多，肉也不腻，夏天苦瓜还有清凉作用。
父亲的油条一直炸得不好，但是他的麻花和小油糕却是非常畅销的，又甜又脆。每次那些叔叔阿姨走的时候都要带走很多。为了应付请客当天和临走送客人的需要，光炸麻花和油糕都需要整整一天的时候，我也要帮着和面、拿料、翻油锅中的麻花，最后收拾炸完麻花的锅碗瓢盆。小时候吃多了不觉得稀奇，现在每次看到街上的油糕，我总要买上尝尝，看是不是小时候父亲做的油糕香味，多数时候总是很失望。
为了替每次请客做准备，我从小就要负责洗菜、洗鱼，我们家几个孩子至今都有熟练的切均匀土豆丝的刀工。因为总要招待，所以我们家总是保留有大量的碗筷、各式盘碟。要待客当天，我总是不能出门，从上午八点钟就开始各种的洗菜、切菜，打下手。
他们一般上午十点半左右来，来前父亲就得把带鱼、牛肉、鲤鱼等各类菜肴的准备工作做完。人一来，他们围坐在几张桌子前喝茶、打牌、聊天、吃零食，看着我家贴满了我和哥哥的各类奖状，嘲笑我小时候的愚笨。父亲、我和哥哥忙得臭死。我洗菜，哥哥切菜，父亲做菜，母亲摆碗碟勺筷。菜上齐后，父亲去男桌，母亲去女桌，我则上孩子桌负责陪客。他们一般要吃到下午五六点钟，才会带上麻花心满意足地告辞离去。有时喝多了，还会耍一阵子酒疯才走。如果是夏、秋两季，我们家菜园里丝瓜、苦瓜、南瓜丰盛的时候，还会直接摘一些带走。
之后父亲还要陪近处没有走的客人继续聊天。收拾洗涮就成了我和母亲的工作。大量的锅碗瓢盆、勺筷杯子需要清洗。那时候还没有洗洁精，荤菜居多，油水很大，所以为了洗干净，需要把水烧得很热，先把油渍烫下来，再用凉水清洗干净。为了彻底清洗干净，往往需要洗三到四遍。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我和母亲两人合作洗到了夜里十一点才完成全部收尾工作。这种请客经常弄得全家人筋疲力尽。所以那时候每年我最烦的时候就是他们家的集体来做客。
这种做客方式让我见证了姚富星老婆的更换。第一任妻子田珍和他生了两儿一女，他俩离婚的起因却仅仅是因为他大儿子拿了十元钱去买两分五一根的冰棍。卖冰棍的阿姨心好，一看小孩子拿“巨款”买冰棍，一定是父母不知情的，不但白送了孩子一根冰棍，还连钱带孩子给他俩送了回去。送回去时他俩正在为这不见的十元钱打架。他很能利用职务赚钱，十元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他嫌弃第一任老婆的借口而已。两人后来在我们家吃席的场合上还吵了起来，他的第一任老婆在席上就哭了起来。
之后过了半年再来我家吃席的就是年轻的第二任妻子白阿姨，来我们家吃席都好像我们欠他家钱似的，冷冰冰地，我喊她时也是带搭不理地。这任夫人给她生了两个孩子后，就拿了姚富星的存折，占了他的房子，让自己的三个兄弟和堂兄弟过来，逼着姚富星签下孩子养到二十岁前的费用全由他支付的保证书，把他赶出了房门，净身出户，他不同意就朝死里打。
第三任老婆孙阿姨是少见的大学毕业生，精明能干，她很快发现了老公姚富星的花心，于是把钱死死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在对待前两任老婆的孩子上面，孙阿姨绝不小气，该给的绝不拖欠和克扣，让姚富星和他的家人都挑不出理来。在我家的酒席桌上，第三任妻子孙阿姨明显比第一任妻子田珍精明大气，比第二任妻子白阿姨温柔和蔼。在孙阿姨的严密管控下，姚富星没有理由也没有财力再去寻找新的候选老婆。
姚富星的其他三个兄弟这期间也都换过了两任以上的老婆，他们总是嘲笑父亲的古板和守旧，在我家的酒桌上还嘲笑过我父亲年轻时长得那么帅气，一辈子却只能跟一个老婆过。新世纪过了十年以后，我基本上除了出差到北京回去看一下父母之后，很少回河北了。父亲得了糖尿病，体力无法支撑这种大体力活动，母亲明确拒绝接待，他们才渐渐不再来家里骚扰。听母亲说，姚富星退休后恶习不改，总是找这些老战友，让这些人陪他去洗头房找“小姐”要“特殊服务”。几次找父亲陪同都被拒绝了，还很不高兴。
17、中专大学的抉择
我虽然小时候很愚笨，但是自从开始上学后，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小学和初中绝对算得上并不用功的学霸级学生。初三毕业时，成绩在全年级四百多学生排名第一，总分五百六十多分，比第二名高出了三十多分。那个时代，全国最流行的是上中专。八八年华北油田所有初中的中考共有六百二十多学生总分超过了五百分，最后五百多人都上了中专，只有100人左右上了高中。当然这是我上华油一中之后才知道的数据，因为我也处在抉择的关键时期。按照当时中专招分，我的分数无论上哪个中专专业都是绰绰有余的。当时华北油田的团泊洼中专最好的仪表自动化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也才五百二十分。我哥哥前一年就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进了那个专业。父母亲当然也希望我也能上这个专业。
那时代做这种选择是有充足理由的，当时的政策导向并不支持孩子选择上高中。考入中专，不但没有学费要求，而且户口马上转成工业户口，还马上开始有每月将近三十元的补贴。毕业后包分配工作，关键还有一点工作一定是在油田内部。其实相当于初中毕业那时就开始享受油田职工待遇。在两千零五年之前，油田工资一直比地方工资高。
考上高中呢？农业户口仍然是农业户，油田上的农业户还不象农村，带有土地和宅基地，油田上的农业户口你啥都没有，甚至连当待业青年的资格都没有，待业青年必须是工业户口。上高中时父母仍然需要付各种费用，不会有任何补贴。还有最要命的是，当时高中进入大学（包括大专）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也就是说一百个人中有八十多人根本考不上大学。
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对不起，只有复读再考，直到你战胜那千军万马通过独木桥，否则你连待业资格都没有。要么你就和比你小三四岁的初中毕业生一起再去上中专。考上了大学呢？毕业后油田并不欢迎，当时油田只要自己培养的中专生，你得去地方其他企业去。我之前四年的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后，想回油田，父母居然花了三万多元送礼，才回来，而且当时回来后工资并不比中专生高，因为人家已经工作四五年了。
对于父亲这样的文盲来说，子女能顺利地进入中专成为油田职工就是最大的愿望，那时这样的家庭和孩子都不多，是家里的荣耀。于是他动员了几乎他所有能跟我说话的老战友劝我稳稳当当地选择上中专，从此父母就不用那么劳累了，而且我就马上可以变成职工。至于上大学的愿望嘛，就让比我聪明的妹妹小桐未来替我实现就好了。
我的老师们除了我的英语老师陈秦生之外，其余也都希望我上中专，因为当时初中的毕业生考上中专是重要指标，而考上高中的人数不算业绩指标。我的英语老师陈秦生却不以为然，我是他的英语课代表，他从一开始就发现我上他的课很轻松，他说他每天布置的英语作业，别人需要一个小时完成，我可能不到十五分钟就完成了。于是他每天要求我完成别人作业之外的其他一些试卷和英语小说的阅读。中考英语百分试卷，我得了九十八点五分，而且还表示客观题我绝对没有错。他说：“我告诉你，蒲小英，我见过了这么多学生，你是上我的课最轻松的，而你谈不上用功。你的潜力绝不仅仅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如果你按照老师和家长的意愿选择这条对你过于轻松的道路，早晚你会后悔的。”
我最终选择了听陈老师一个人的话，坚持走上高中考大学这条充满荆棘的未知道路。父亲和母亲很不高兴，但是他们还是最终同意我去上。当我考上高中后，甚至周围没有一个人说句好话，他们总是对父亲母亲泼着冷水，说我考上大学的希望很小，当时柿庄基地还没有出一个大学生。还有的说女孩子有份工作，能嫁出去就行了，反正也是婆家的人，可我父母还惯着我让我上学，纯属自讨苦吃。那时候我的选择在很多家长那里都是一个笑话，让父亲和母亲背负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我考上高中、甚至后来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我父亲的战友们居然都没有一个人向父亲道贺，甚至最好吃的姚氏兄弟四人都没有主动提出为我庆贺。
18、永远的后盾
我上高中住校期间，父亲怕我在学校吃不好，每隔两三天，总会给我用搪瓷罐带来满满一罐做好的荤菜，青豆炒肉末，猪蹄，排骨之类的。还让我在学校不要省钱，身体要紧。每到周六下午，他总是等我坐他的自行车回家。我并没有如那些流言的愿，三年后我顺利地考上了一类大学。这时我当初上中专的同学已经拿着每月一千多工资了，我每月还需要父亲给我支付三百元各种费用。周围笑话父亲和母亲的怪话更多了。父亲仍然坚持上班的同时养猪、开荒种菜。杀完猪卖完肉给我寄钱。
父亲四十八岁那年，我又成为了我们本科班第一个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幸运儿，我们那一届扩招后全系才有十个硕士，现在某些导师一个人的博士生都不止十个。这下，农场那些孩子没有上高中的家长已经吃香的喝辣的七八年了，看我又考上研究生，攻击父亲和母亲的阴阳怪气的话更多了。有些人还会给父亲和母亲计算他们多吃了多少年苦，少吃了多少肉。那时候，高校的自杀现象开始多起来。但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我继续上下去。他说：“只要你愿意上学，我就是要饭也会供你上下去。不要听别人说那些。你能走多高就尽量去努力。人的一辈子是走给自己看的。你记住，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挺下去。你是父母的骄傲！父母是你永远的后盾！”
当父亲五十一岁、母亲四十八岁，我终于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大学开始工作。尽管硕士毕业的我最初几个月只有四百元工资，但他们却很高兴。几年后，因为我所在的大学提出未来的正教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我又被迫去东部名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父亲和母亲又开始为我带孩子。农场已经不在了，但原来那些邻居们又是各种读书无用的议论。父亲却很高兴，他对母亲说：“随便他们说去吧，有本事他们也让孩子读出个博士来。我根本没想到我们两口子文盲也能养出个博士。他们那是妒忌。小银现在上博士一个月的补助都比他们孩子全天工作的工资都高，他们有啥子高兴的？不就是多替她待几年孩子嘛，等她毕业后不就好了吗？这算什么吃苦。就算让我把孩子带到她再去做完博士后都没有关系。我不怕累。”
之后，当我终于熬过了那几年高校研究生跳楼的时髦，战胜了几次跳玄武湖的冲动，顺利从博士阶段博士毕业后，我成了一个有着数万人大型冶金企业的处级干部。当我享受众星捧月、烈火喷油的待遇时，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来享受过一天。那时，他们始终牵念的是学业、职业、婚姻都不顺的妹妹，替她带孩子，心甘情愿地养着他们全家。有段时间，我始终觉得父母总是偏心最小的妹妹，而我只是他们实现个人面子的“工具”。当我从仕途上跌落后，才发现原来我一直都在我文盲父母的心底深处牵挂着，从来没有忘记过。
随着通讯的日渐发达，我发现每当我遇到坎坷或是心情郁闷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总会在千里之外感应到，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我不愿意屈从女性职场潜规则，被董事长的情妇陷害，免去了处级干部岗位。我那时的丈夫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但不安慰我，居然打电话来埋怨我没有本事，连个处级干部岗位都保不住。我的精神压力大到几乎崩溃，连着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有一天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小银，你怎么啦？你妈昨晚梦到你跳楼啦。出了什么事？你记住，你若想不开，最高兴的是你的敌人，而我和你妈就活不下去了。你是我和你妈的骄傲，熬下去，最后好过的一定是你。但人死了，一切都没有了希望。”我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原来，最关心我的始终是我的文盲父亲和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后盾。愿他们永远长寿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