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中国》讲了一个很文艺的农民。
脸上坑坑洼洼像牛犁过的糙汉子，在太阳光照进门槛的时候，用毛笔蘸着脸盆里的水写字。
他说，光影投在地上像金黄的宣纸，笔走龙蛇的时候，世间的所有烦恼都忘了。
这句话如果从一个艺术家口里说出来，我会起鸡皮疙瘩，
但它从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口里说出来，我有点震动。
六十岁的时候，这位农民翻出从前成摞成摞的手稿，一一排在桌子上，说：
“现在看太幼稚了。实际上那时候也确实废寝忘食花了不少功夫。
农民种地，咱鼓捣这些东西是相当艰难的，也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搞创作的故事让我想起我爸。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搞过文学创作。
发了工资就去邮局买文学杂志，一本一本地投稿。稿子基本上投去就没音信了。
极偶尔的时候，被采用了，激动得睡不着觉。我读大学之前，也是这样的。
看见杂志上有什么征文比赛，就写了文章寄去。我比我爸差劲得多，文章没有一篇发表的。
那时候也不好意思，投了稿还生怕人家知道，藏着掖着不敢示人。
如果收到回信，被同学看到，会羞得满脸通红。
的确收到过几次回复，但不是稿子发表，而是人家说看我是可造之材，
邀请我加入什么协会，把会费汇入指定地址什么的。
我没那么傻，从来没寄过一毛钱。
我比我爸幸运的地方就在于，赶上了一个恰逢其时的年代。
不说人人都可以发声，至少有了网络，微弱的声音有被遥远的人听见的可能。
我在写作方面没有天赋，仅有的是热情。小学的时候，看我爸写的东西，感到遥不可及；
到了高中，我爸多年不写，我觉得可能已经超过他了，又恰好翻到他从前两篇回忆性质的东西，
一看，完了，更遥不可及了。在这种挫败中，唯有淡淡的兴趣支撑我一直写下去。
七八年后，出了第一本书，才慢慢有读者，写得慢慢像样一点。
一座没有台阶的山峰，坡路很滑，虽然不高，也没法上去。
另一座山峰虽然高点，但有台阶，就有踏足的地方。
我的幸运就在于面前展开的是一条有台阶的路。
而我爸和纪录片里的农民杜深忠，面前是没有路的。
我常想，假如杜深忠不是生活在农村，或者即便生活在农村，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
境遇也会完全不同。这个基因里带着对艺术的敏锐嗅觉的人，七岁时第一次听到琵琶，
就震撼了，觉得是无上圣乐，是天籁。并萌发了想要一张琵琶的梦想。
实现梦想的时候，他六十岁，花了690块。六百多块钱的东西，他等了五十多年。
就这样，他还怕老婆嫌贵，少报了两百块，但老婆还是觉得太贵了。
在那样的土地上，杜深忠的文艺热情燃燃不息，求知道路却无以为继。
他每天沿着铁轨捡火车上扔下的报纸，捡回家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每天守在电视前看新闻联播。
在想法上，他和村子里的人很不同。但所有这些不同，根本不足以改变他生活的一分一毫，
他一样要上苹果树上摘果子。自家的苹果没别人的好，老婆说：
“果子树随人，随杜深忠，俺俩懒，果子树也懒。”
一年丰收七千多斤，卖了一万六，扣掉投入，挣的不到一万块。
杜深忠的女儿退学了，为了供弟弟读书。
姑娘和农村许许多多家庭的女孩一样，这是她们的宿命。有了男孩，她们的学就没法上下去了。
但她们中的好多人，没有一点怨怒，并不因为这种不平等而对父母对家庭起嗔恨和抱怨。
我见过许多农村女孩，她们真的心甘情愿扮演这样的角色。就像杜深忠的女儿一样。
她当了许多年服务员，终于订婚了，杜深忠和她并排坐在床边，拿两沓钱递给她，说你要走了，
我得表示表示。女儿哭着不要。杜深忠说，你不拿我心里不是个事儿。
女儿说，拿一半吧。杜深忠把钱都塞过去，女儿说，养我这么大了，还得搭上钱。
小地方的家庭，许许多多是这个样子。
在我的家乡，人们普遍对高学历有一种崇拜，尤其是在农村。因为读书实在太不容易了。
前些年，乡下哪家有孩子考上大学，会放电影。拉一块幕布在两棵树中间，
用过时的卡带投影在上面，片子多是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武打片，模糊得看不清人脸。
我读高中的时候，一个班一百多人，一人上厕所要一堆人让路。
因为教学楼不够，在危楼上听了一个学期课。整个高中三年，没有做过一次实验，
实验室好像是有的，但从来没有开放过。考英语时，机读卡是学校自己印的，
老师改卷是把答案在一张白纸上挖了空，覆在“机读卡”上改。
因为真的机读卡太贵了。
今天北京这边好的中学，学生无论对什么感兴趣，都可以找到指导教师。
他们可以阅读极其珍贵的文献，全世界各处搞比赛参加活动。
当然，他们一年学费十万块，而我读高中时才一千块。
因此，我家乡那边的家长，才对高学历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敬畏。
他们才不管招聘会上丢个馒头都能砸伤一堆博士。
高中时候，学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篇要求背诵，最常考的就是这两句。但我从来没有品味出这两句的好处来。
我觉得它带着文人的矫情。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是不谈“爱”这个字眼儿的。
子女父母之间，亲人之间，很少说“爱”这个字。说出来大概会觉得肉麻吧。
《乡村里的中国》里，杜深忠对他儿子说：
“有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海龙我跟你说，实际上一开始我就对这个土地没有一点感情。
咱就是没办法，无奈，这个土地不养人。”
导演焦波接受凤凰视频采访时说，“我就是从那片土地上逃离出来的，我说我厌恶这片土地，丢人吗？不丢人。”焦波现在的身份是摄影家，在国务院新闻办工作。不过，焦波随后又加了一句，“实际上他是太喜欢那片土地了，太爱了，他才太恨了。”
这就有点做节目的味道了。说爱还是恨，有意义吗？
过去的农村，你和一个人结了婚，无论你是爱他还是恨他，都得跟他一起生活一辈子。
你往后所有的年月，都要跟他有扯不清的关系。你所有的经历，都要以他为背景展开。
谈不上爱，也谈不上不爱，二者就这样永远捆绑在一起，血肉模糊地撕扯不开。
杜深忠和土地的关系，也是这样。许多人这一世，理想永远都要被命运捆绑。
对着儿子杜海龙，杜深忠说：
“我和你说，咱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我失败了一辈子，今年六十了，一事无成。
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血的，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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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 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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