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写的案子多了，看得案子也多了。如今对我来说，很多看似神秘的事件，其实在知道了背景和有关人物之后，情况也就能够猜出个80%左右的程度了。所以每次当我在写一个新的案子的时候，总是在心里反复地问着自己：
“人为什么总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呢？”
而今天的案子，相信很多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会产生“这种故事我好像在哪儿看过”的感觉。没错，这种似乎会出现在《故事会》上的故事，却总会在现实的世界中找到它的影子。
从今天开始，在春节的这七天假期中，我会每天更新一篇文章。目前已经列在写作列表中的案件有：
《和歌山剧毒咖喱案》
《野崎幸助神秘死亡案》
《夕张保险金连续杀人案》
《世越号游轮沉没事件》
《金嬉老事件》
敬请期待。
野崎幸助，在日本被称为“纪州的唐璜”。纪州是日本对于和歌山县的古称，而唐璜（Don Juan）是西班牙传说中的一名好色的贵族。在西班牙的传说中，他四处采花，最后在霸占了另外一名贵族唐费尔南德的女儿后，把唐费尔南德杀死并埋葬了他。一天，当他走过唐费尔南德的坟墓边时，看到了坟墓旁耸立的唐费尔南德的雕像，一半是为了好玩，另一半是为了羞辱曾经阻止他寻欢的这位对手，于是他举办了宴会，并把这尊石像也搬到了宴会现场进行“招待”。未曾想到的是，当晚这座石像上覆盖的布被揭开的时候，唐费尔南德的幽灵突然出现了，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唐璜一把抓住，拖到了石像下面，将他也带到了地狱。
野崎尚且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被日本媒体称作“纪州的唐璜”，虽然更多的是在比喻野崎幸助的好色放荡，但似乎也预示了他最后离奇的结局。
2018年5月24日夜间，野崎幸助在家中突然去世。在分析他的死因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下野崎幸助的一生。
野崎幸助，出生于1941年和歌山县的田边市，家中原本是一家酿酒的小工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由于日本国内粮食紧缺，因此家中的酿酒厂长期无法获得用来酿酒的大米、酒曲等材料，被迫停业。野崎幸助的家中总共有7个孩子，他是男孩中最小的一名，因此就理所应当地受到了母亲最多的宠爱。在他14岁时，野崎有了第一次的性经验，对方是村中的一名30多岁的寡妇，据说也是在他母亲的安排之下，这名寡妇才答应了给野崎最初的性启蒙。
自这次性经验之后，野崎幸助便对性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正是50年代中期，日本各地的重建工作已经大规模开始，但作为工业必需品的各种原材料都相当紧缺。已经成为一名中学生的野崎，为了获得“用来买女人身体的钱”，于是便在课余干起了“捡废铁”的差事，将各种废弃军事设施、轰炸后留在地里的炸弹壳等等都拼命收集起来。每当攒到一定的金额，他就拿着钱跑到附近的镇子上去找妓女。
16岁的野崎，在初中毕业之前便选择了退学。由于有家中在酿酒行业的关系，他被介绍到了名古屋的一家烧酒制造工厂，在那边当上了学徒工。学徒工的工作基本就是每天上街，去各个酒馆、旅店回收酒瓶，运回厂里清洗，然后再将当天的新酒送去各家店里。因为工钱不多，而且平时也没有什么时间去挣外快，因此寂寞难耐的野崎幸助，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开始偷偷将工厂里的酒偷出来，然后再低价卖给从工厂订酒的主顾们。就这样，在2年时间里，野崎幸助逐渐攒下了一笔钱。
1958年前后，野崎在一条酒吧街外面送货时，突然注意到了在街边的下水道里，漂浮着几个白色的物体。凑近了一看，原来是用过的安全套。野崎虽然也听说过“安全套”这种东西，但是亲眼看到还是头一次。于是，他找到了出售安全套的药店，询问了一下价格。
在当时的日本，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是1.5万日元，而12只装的安全套，售价就高达1200日元 —— 因为日本战后对于很多物资尚未放开供应，安全套的原料橡胶也是在国家管制之内的物资，所有市面上的安全套都是进口货。如此高昂的价格，为了防止被盗，在药店里也是摆在柜台背后的位置的。野崎想到，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很多家庭并不像以前那样没有计划性地生育孩子。尤其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更是积极地采取避孕的手段。然而，那些平时来买药品的太太小姐们，肯定不好意思对店员说出“要买安全套”的想法，所以他便觉得有利可图。他从店里批发来一些盒装安全套后，便挨门挨户地在名古屋市里上门推销，而且可以零散出售。
果不其然，野崎幸助的“零售安全套”的生意，很快就帮他赚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而野崎幸助也就乐在其中，有了更多的钱，就可以出更多的钱，找到更漂亮的女人。在这样单纯而简单的动力驱使之下，他积极地扩大了自己的业务覆盖范围，最后直接辞去了酒厂的学徒工工作，专心经营自己的安全套生意。
零售安全套的生意，主顾们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类是追求生活品质，不想太早、太多生养孩子的年轻夫妇，而另一类就是出得起高价钱的风尘女子。无论哪种人，一来在日本各个地方的城市都在迅速增加，二来这样的消费往往是重复性的。因此，野崎幸助的生意越做越大。
尽管在今天的我们看起来，这种生意简直原始到不值一提的程度，然而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因为社会的高速成长和人们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的大幅变化，使得几乎任何业务都有着生长的土壤。60年代初，野崎便已经通过上门兜售的关系，认识了一批中产阶级人群，其中有很多人对野崎的这种生意表示出了兴趣。于是，野崎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批投资，开始雇佣几名员工，拥有了一个零售安全套的团队。
与此同时，凭借他的社交关系，他也发现了另外一块有利可图的空间：在社会经济快速增长期里，有很多年轻人都不甘居于人下，而想要独立出来开一家小公司，自主创业。而另外一边，在战前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地主、小资本家们，又希望能够在这个时代里找到最能让资产保值的渠道，想要通过投资、放贷的形式，来增加自己的财富。恰好，这两类人在野崎的顾客群中都存在，于是他便开始做起了“放高利贷”的生意。
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并未开始对“民间借贷”进行限制，也没有关于“法定利息”的规定，因此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野崎幸助对贷款人提供了年息25%的高利贷，而在金主那边，他也许诺了15%的年化利润。这样算下来，他每年可以获得的毛利就达到了10%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在6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正常化，尤其是印尼的苏哈托政权上台以后，大量的橡胶原料开始源源不断地出口往日本，于是日本政府解除了橡胶原料的政府控制。大批的日本厂商开始投资生产安全套，安全套的日本国内市场价格迅速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野崎幸助放弃了安全套生意，开始专心经营放贷业务。
与我们现在所想的“黑社会放高利贷”的形象不同，在日本60年代中后期的快速发展期里，高利贷其实大多是由一些像野崎幸助这样的“信息灵通”的人，通过比较正常的手段放出。然而，随着房贷业务的扩展，回收贷款就变成了一种“劳动密集型”行业。野崎幸助在回收各处的贷款时，也开始遇到了一些麻烦，于是，他便开始求助于黑社会，以“讨债”为由，开始有计划地雇佣黑社会为他的高利贷公司服务。
1972年，野崎幸助的生意已经扩大到了名古屋和大阪两地，而市场上的高利贷行情也随着需求的增多而水涨船高。也是在这一时期里，野崎幸助开始涉足房地产业，尝试性地开始收购一些城市周边地带的土地。
70年代末，随着日元对美元的逐渐升值，市场上对于日元的需求开始增多。由于从事着高利贷这一行，野崎幸助对于资金需求的变化，有着相当高的敏感度。预感到政府将要对日元汇率进行调整的他，开始了积极的准备，有计划性地开始将手中的现金购置成地产、股票和债券。最终，从1985年起，日本政府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广场协议”，日元开始大幅升值。尽管没有进行过太多的海外投资，但野崎幸助依靠着手中的资产，也逃过了日元升值所带来的风险。
进入90年代，随着消费者金融（小额借贷）行业不断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也开始积极控制小额信贷行业的发展，并且对现存的高利贷公司进行了管控。在国税局的调查中，野崎幸助的公司被发现存有“明暗账本”，其公司的实际经营所得，在呈报国税局的记账资料中被大幅缩水，存在着偷税漏税的现象。作为惩罚，国税局向野崎幸助开出了巨额罚单，否则就要将他送入监狱。
在缴纳了罚款之后，元气大伤的野崎幸助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将家乡的酿酒厂重新经营，并且还开办了一个制作盐渍梅干的小工厂。尽管这两家工厂并不盈利，但从账面上，就更方便野崎来处理借贷公司的税务问题：将放贷获得的利润“过渡”给另外两家工厂，就可以避免每年缴纳高额的税金。
就这样，直到2000年前后，野崎幸助的生意起起伏伏，最终为他积攒下了高达30亿日元的个人资产，包括他名下的地产、有价证券等等。而以公司资产形式存在的财富，也达到了接近30亿日元的水平。
一口气讲完了野崎幸助的发家史，不难看出，野崎幸助是个聪明人，或者至少运气非常好，总是能够在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策略。不难想象的是，在他财富积累的过程中，野崎幸助的身边也从没断过女人。据他当时的司机回忆，几乎每晚野崎幸助都会在大阪、东京的酒廊街上，一家店一家店地消磨着时间。差不多整条街的店家，都知道他“大金主”的身份。每当店里来了新的陪酒姑娘，总会第一时间将他请来“过目”。
而野崎幸助在这方面，也从不遮遮掩掩。对于他看着中意的女孩，见面礼基本上就是大几十万日元，并且会直接提出：“要不要跟我睡觉？一晚上100万起。”
他甚至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挣了这么多钱，就是为了跟美女睡觉》
据他自己声称：“日本的有钱人很多，但没有像我这样愿意给女人花钱的。”“一生睡过4000名以上的美女，花掉了30亿日元。”
野崎这样放荡的私生活，身边自然也聚集了一帮“皮条客”。他们帮野崎物色符合他口味的女孩，并对对方提出“有大富豪想跟你睡觉，如果想挣快钱的话就联系我”。据一名曾经多次和野崎发生过关系的女性披露，野崎经常会在晚上通过这些人给女孩打去电话，如果对方同意的话，就马上派车去接送。每次野崎都会拿出40-50万日元的现金，在事后拿给女孩。
然而，无论野崎幸助和多少女性发生过关系，但他却没有任何的子嗣。究竟是为何没有孩子，他本人没有谈及过，也没有任何女性声称“怀上了他的孩子”。据他身边的一些朋友说，野崎曾经笑称自己是“无籽西瓜”，患有无精症。
另一方面，野崎幸助无论给女孩多少钱，都会在事后“要求女方写下收据”，以此作为公司抵账的凭据... 可以说，这位老人也是滴水不漏的。
与如此之多的女性有染的野崎幸助，也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经历。第一任妻子，是野崎幸助在90年代常常光顾的一家小酒廊的妈妈桑，比他小30岁。两人结婚后很快就陷入了分居的状态，原因是这名女性觉得野崎幸助“有近乎变态的控制欲”，要求她除了自己带她出去之外，几乎不许私自外出。然而出身于花街柳巷的她，尽管对自己看上野崎的财力这一点直言不讳，但也无法忍受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于是在婚后仅仅三年，便向野崎幸助提出了离婚。
野崎幸助虽然花心，但对于每一个身边的女人，却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著心。他和第一位妻子的离婚进行的非常不顺利，经过了3年时间才最终被法院判决离婚。
在2013年，72岁的野崎幸助又遇到了一名比他小50岁，出生于1991年的22岁女孩。这名女孩身材高挑，有173cm的身高，一头长发，是一名白天上学，平时当平面模特打零工，晚上在酒廊陪酒挣钱的女大学生。据当时和野崎幸助一起去这家酒廊的朋友说，野崎幸助一见到这个女孩，当即就拉住了她的手不放开，并且对她说：
“我能让你的人生立即变成粉红色，给你8亿日元，跟我结婚。”
女孩当即同意。
野崎的这次婚姻，结束于2016年年中。两人在分手之前，已经长期处于分居状态，并且传出了“妻子提出分手”的传言。2016年2月，这名女性趁野崎幸助在外养病期间，来到了位于和歌山县田边市的野崎家中，将价值6000万日元的钻石、珠宝、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一气卷走，并且下落不明。
野崎得知这件事后，当即向警方提出了“家中被盗”。在警察介入调查当天，就搞清了拿走这些东西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当时尚未离婚的妻子。于是，野崎撤销了报案，通过私人侦探搞清了女孩在东京的住址之后，迅速赶到了东京，连续几天时间一直在尾随自己的妻子。在妻子报案之后，警方对野崎幸助下达了“禁止令”，阻止他继续这种跟踪狂的行为，野崎幸助才不得已，同意了女方的离婚请求。而这6000万的贵重物品，就算做了“分手费”。
就这样，野崎幸助在75岁时再次恢复了单身。很多综艺节目此时也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够在节目里聊聊自己的传奇经历。一名叫做“桃知玲奈”的综艺女星，在节目里也提到了她在刚出道的时候，曾经被野崎幸助在六本木的一家酒廊里“求婚”。
当然，对野崎幸助的品味，我就不加以评价了...
2018年2月，已经77岁的野崎幸助，突然宣布了再婚的消息。对方是一名比他小55岁的女孩，同样还是22岁。一时间媒体哗然。
婚后，野崎幸助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来，他经常高调地带着新婚妻子四处露面，而人们也才通过这些机会，了解到了这位新媳妇的信息。
须藤早贵，1996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身高167cm，自称D罩杯。职业自称是模特，但很快被网民扒出曾经在2016年出演过两部AV。在遇到野崎之前，她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被他人包养经历。
就在她与野崎在2018年2月底结婚之后，不到三个月，野崎幸助就在自己的家中一命呜呼，享年77岁。
而根据司法解剖的结果显示，野崎幸助死于“过量服用毒品”。这种突然而意外的死法，确实也再次印证了他“唐璜”的称号。
那么，野崎幸助的死，是否与这位新妻子有关呢？
下期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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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名女伴，30亿资产，一名富豪的神秘死亡（下）
野崎幸助的尸体，发现的时间是2018年5月24日夜里22：30，地点是他在田边市家中的客厅中。现场第一发现者是野崎家的女佣竹田纯代。
野崎幸助仰面躺在沙发上，全身赤裸，头无力地垂在一边，身边没有任何东西。竹田纯代慌忙叫来了野崎的妻子须藤早贵，两人商议了一下之后拨通了110。
（是的，日本的报警电话也是110，不用每次都在评论里问我一次了。顺便说一句，日本的火警也是119。）
警方到达现场后，首先确定野崎幸助确实已经死亡，死亡时间为21：30 - 22：30之间。在最初的判断里，野崎幸助的死状符合心脏病突发的症状。然而在司法解剖之后，警方却在野崎的血液里，找到了大量的安非他命成分。
安非他命的化学成分是苯丙胺，具有强烈的促进兴奋的作用，其本身是摇头丸的主要成分，也是制造冰毒的原料。一次性服用超过200毫克，就会引发脑出血和心脏骤停。在日本，安非他命被列作违禁药物，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搞到手。然而，在夜店、地下黑市中，这种毒品还是相当流行的。
说句题外话，由于安非他命具有促进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的作用，能够抑制食欲，促进排汗，因此曾经错误地被当作减肥药来使用。几年前在微商里非常流行的“泰国减肥神药”中，就含有安非他命的成分，一些使用者在服用后经常将“吃了就不饿了”、“体重飞快地下降”当作“神药有效”的证明，但实际上却让很多不知情的人患上了肝肾功能损伤，以及永久性的心脏瓣膜疾病，甚至导致了几起死亡事件。
在检查了野崎的尸体后，法医没有发现任何的注射针孔，因此推断导致野崎死亡的安非他命成分，是通过口服的形式进入体内的。
在上一次住宅被盗事件之后，由于担心自己的财产，野崎幸助在住宅外部设置了8个监视摄像头。警方调取了事发当天的录像，发现这一天进出野崎家的人，只有女佣竹田春代和妻子须藤早贵两个人。也就是说，野崎吃下的安非他命，如果不是他自己吃下的话，就一定是这两个人让他服用的。
警方的初步调查结论是毒品摄入过量死亡，而调查方向，此时已经确定为两个：野崎幸助自己服用导致的事故，或是由另外两人导致的他杀。
通过对野崎身边的朋友，以及女佣竹田的问询，警方得到了一个线索：野崎从未有过吸毒的过往。在2015年发生中风之后，野崎甚至完全戒除了烟酒。2017年过生日的时候，他还说过：
“我要活到120岁。”
而对他在2018年年初迎娶的这位22岁的新妻子，野崎也不止一次地开心地说：“她给了我青春的活力，让我想要活得更久。”
而竹田更是说出了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关于野崎幸助的秘密：
“自从中风之后，野崎就开始大小便失禁，24小时都要带着纸尿裤。”
野崎是个非常要面子的人，不希望自己任何的尴尬情况被别人看到。因此无论何时外出，他总会带上竹田，为他按时更换纸尿裤。尽管如此，在他自己的卧室里，由于他中风后减少了外出，几乎都呆在卧室里的缘故，那里也常年弥漫着一股排泄物的味道。
竹田告诉警察，尽管结婚后时间还很短，但须藤早贵已经非常嫌弃野崎了，甚至经常搬到外面去住，两人实际也进入了分居状态。在5月初，须藤才再次回到了田边市的野田家。而现场发现的野崎的尸体下，当时并未铺着纸尿裤，这也是让竹田感觉到事情不对劲的地方之一。
在问及出事当天，她是否给野崎幸助服用过什么东西的时候，她告诉警察，因为当时家中有须藤早贵在，她觉得自己很碍眼，于是在晚饭前便做好了乌冬面，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之后就去忙别的事情了。
在野崎的胃中，也确实找到了尚未消化完的乌冬面。
对于竹田反映的这些情况，警方在找到须藤核实的时候，她也毫不避讳，承认了这些事情。“那么脏臭的地方，我怎么可能过去陪他住啊！”
须藤早贵对警察的问询，表示出一种强烈的不耐烦感，一边玩着手机，一边不耐烦地回答着警察提出的问题。在问及了她和野崎幸助的关系时，她也直言不讳地说：“我其实早就厌烦了，想过离开他，但是还没说出口。”
对于“家中是否有安非他命”这一问题，须藤表示从未听说过。“也许是他自己想自杀，所以就搞来吃了吧？”须藤这样回答警方。
然而对于同样的问题，女佣竹田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在二层的抽屉里，可能有这种药。”警察们立刻追问她，是怎么知道的。而竹田的回答是：
“我在收拾二层房间的时候，曾经听到须藤拉开过那个抽屉的声音。之后没有多久，野崎先生就死了。”
警方当晚便对野崎家进行了搜查，但并未找到任何毒品。
通过还原野崎当晚的晚餐内容，警方了解到他除了吃下竹田准备的乌冬面之外，还吃了一些渍菜，并且喝了一罐啤酒。当即野崎家冰箱中的渍菜，以及厨余垃圾都被送往了化验室进行检验。在野崎家的储藏室里，警方找到了堆放在一起的近2000个啤酒罐。
考虑到安非他命中毒可能并不只是这一次，而有可能是长期投毒的结果，于是警方将这2000个啤酒罐都统一送往了化验室。
寻找毒物的来源，似乎陷入了僵局：在当晚的食物中，警方并未发现安非他命的踪迹；而对于那2000个啤酒罐，由于分析方法需要大量时间的缘故，全部分析完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警方只得一边等待结果，一边对 a. 野崎幸助自杀说 b. 须藤早贵他杀说 c. 竹田纯代他杀说 进行进一步的侦查。
说到这里，介绍一下野崎家的女佣竹田纯代。
竹田纯代66岁，比野崎小11岁，70年代末开始在六本木的酒馆中陪酒。与野崎的相遇，正是她即将年满30岁，想要独立单干的时候。野崎当时也对她很满意，于是挖她来做自己的秘书。然而毕竟陪酒和商务秘书这两个行当区别太大，竹田无法胜任秘书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便提出了向野崎借钱，自己要开一家酒廊。
1985年，野崎资助的这家酒廊开业，然而不久之后就因为经营不善而关张。因为偿还不上野崎的投资，竹田便提出了“用身体来还债”。从那时起，竹田便成为了野崎的“生活助理”，在他身前身后照顾他，充当他家的女佣。她也曾自豪地说，“野崎身边的女人，只有我是最得到他的信任的。”
野崎在生前也曾经说过，在自己死后，会给竹田留下一笔钱。
谈到野崎在死前的生活状态时，竹田说：
“其实从2011年，他70岁前后的时候，野崎就已经几乎失去了男性的性功能。不但有严重的阳痿，而且身体状况也让他根本无力完成性行为。他也想过吃伟哥，但是他有高血压等等疾病，不能吃药。”
如果说竹田的这番话属实的话（我相信是真的），那么对已经步入晚年的野崎幸助来说，其实他对身边女孩的感觉，大概已经变成了一种依赖，或是说一种习惯。如果我们结合野崎幸助的那种高调又爱面子的性格来看，那么也不难发现，正是在他丧失了性功能的时候，他才更需要身边有一名年轻的女性，来表明他依然“雄风未老”。这恐怕是他作为男人，要硬撑下去的最后的尊严。
而对于这样一名“强撑尊严”的老人来说，赤身裸体服毒自尽的死法，显然是有失体面、毫无尊严的。所以，野崎的自杀说，从动机来说也其实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随着摸清了野崎在去世前的社会关系，警方了解到，野崎在生前不具备机会能够拿到安非他命。况且对于如此庞大一笔家产，野崎也没有在家中留下任何的遗书。因此对于野崎的自杀怀疑，也逐渐淡化了下来。但在女佣竹田，和妻子须藤之间，究竟是谁策划了这起毒杀呢？
毫无疑问，把须藤早贵认作是以“拿到遗产”为目的，毒杀高龄丈夫的妙龄女子，这似乎是一种最简单，也逻辑上最说的通的想法。
在案件调查还在进行之中，甚至警方还没能拿出“意外事故”还是“他杀事件”的初步结论之时，野崎幸助的兄弟姐妹们找上了门来。他们提出的只有一个诉求：
将野崎幸助留下的遗产，尽早进行分配。
经过野崎幸助律师的确认，野崎留下的遗产中，私人财产除了约10亿日元的存款和有价证券之外，还另有5亿日元左右的收藏艺术品、首饰和贵金属，10亿左右的私人房产、地产；其他25亿左右为野崎名下的公司资产。遗产的总价值超过50亿。
由于在家中并未找到野崎留下的遗书，依照遗产继承的规定，在各方都与野崎的死因无关的情况之下，财产的分割情况是：在野崎幸助的25亿私人财产中，妻子须藤早贵分得30%，其余70%归各亲戚分割；公司资产将根据公司法，在野崎死亡后召开董事会，商议财产的分配。
遗产分割的事情，似乎对野崎的亲戚们非常不利。这样的情形，我们在电视里各种“黄昏恋”而导致的家庭纠纷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寡居多年的老头无人照顾，最后跟小保姆结婚后突然死亡，遗产一半都归小保姆所有。于是各种亲属们纷纷跳出来，指责是小保姆杀害了老人...
2018年5月29日，野崎幸助的葬礼在田边市举行。当晚，“丧主”须藤早贵穿着一身丧服，在简单地向到来的宾客们致辞之后，就按照规矩，跪坐在灵堂的一侧，等待来客的上香。
按照规矩，丧主在宾客来上香时，一定要鞠躬还礼。野崎的其他兄弟姐妹，只能作为“遗族”，位列下位。但是现场的气氛，由于牵扯到了遗产分配的问题，显得格外尴尬。
须藤早贵也许是觉得实在无聊的原因，在葬礼刚开始不久，便开始哈欠连连，让坐在边上的亲属们频频侧目。到了一半，她竟然开始玩起了手机。身边的亲属们站起身来，指着她破口大骂，葬礼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纪州唐璜的人生最终谢幕，却闹得如此不堪。
亲戚们对于须藤早贵的怒火，其实也是非常实际的：一旦可以证明须藤早贵对野崎幸助的死负有责任，那么分配遗产的斗争中，就直接减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于是一时间，在日本的媒体上，都弥漫着一种“年轻女孩图财害命”的气氛。
而女佣竹田纯代，此时也站在了野崎家属的一方，频频在电视前露面，坚称自己对于野崎的死因，“绝对不可能是自杀，而且我发誓不是我杀了他！”
2018年8月，就在此时，一封“宫本来信”，让原本就纷纷乱乱的“遗产大战”，出现了新的变局。
宫本来信，是长期在信贷公司里担任野崎幸助的副手的宫本先生，拿出来的一封信。信件是在2014年2月8日，野崎尚未与须藤早贵结婚之前，由野崎亲手写下寄给他的，内容如下：
“遗言：我个人的全部财产，在身过之后全部捐献给田边市。公司的清算，也拜托你来负责。 平成25年2月8日 野崎幸助”
“全部捐献”？！
宫本先生所保留的这封信，迅速被交给遗产律师，进行相关的笔迹鉴定和有效性认定。如果这封信被确认属实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在这场遗产争夺战中，将有很多人直接出局。
2018年9月底，经过一个月的鉴定之后，这封遗书的真实性得到了确认：确实是野崎幸助的笔迹，而且还盖上了他的印章。在问及宫本先生，野崎当时是为何留下了这样的遗书时，宫本表示：
“当时野崎刚刚和前妻离婚，和我在一起，连续聊了很长时间关于人生的话题。在那之后一周，他就写了这封信给我。我收到信后，还打电话问了他，这个真的要当作他的遗书吗？他回答说，人生一世，最后总应该留下一些什么。万一他去世，就让我在合适的时候，把这封信拿出来。”
那么，“全部捐献”如果成立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所有人都拿不到一分钱遗产了？
答案是否定的。按照日本的遗产继承法，作为死者的第一直系亲属，是可以有权提出，对遗产进行“遗留处理”的。也就是说，如果须藤早贵最终被证明，与野崎的死并无关系的话，她就可以提出进行“财产遗留”。而财产遗留的比例，最高可以达到50%。
换句话说，随着这封遗书的公布，须藤早贵可能可以分配到的遗产，将从大约33亿降为12.5亿；与此同时，所有其他野崎的亲属，将注定空手而归。
退一步讲，如果须藤早贵被证明“对野崎的死负责”，那么申请“财产遗留”的人，将换成野崎幸助的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分配这12.5亿资产。
从原本的“人家拿大头儿，我们分小头儿”的模式，一瞬间变成了“赢了的人通吃，输了的人一分没有”。宫本信件的面世，所带来的并不是遗产争夺的终焉，而是更加白热化的开始。
既然眼下已经到了必须撕破脸的程度，那么野崎幸助的亲戚们，也就自然开始了对须藤的更加积极的调查。
很快，野崎的亲戚们便发现，须藤在野崎死前约一个月的时候，已经通过野崎幸助的安排，让自己成为了他公司中的一名董事，并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了须藤。也就是说，在野崎死后的财产分配中，公司资产的分配，将由须藤带领董事会做出决定。毫无疑问，有着野崎的股权加持的情况之下，须藤早贵自然能够在公司资产的分配中大赚一票。
“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野崎的亲属们联合起来，开始了对须藤早贵的调查。这一调查不要紧，他们直接发现了更奇怪的事情：
第一，野崎幸助对须藤早贵的股份转让，只发生在两人之间，并无任何他人见证，而且没有通过董事会的决议。从公司法上来说，这样的股权转让是无效的。
第二，在野崎幸助死前半个月，须藤以公司大股东的名义，让酿酒公司将账面上的一亿现金划到了自己的名下账户。对于这笔资金的名目，须藤说“是野崎提出要给我的奖励”。这笔资金的支出，经过公司出纳的核实，是在野崎幸助的签字下生效的。
似乎一切都显得，须藤早贵对于侵吞野崎幸助的财产，已经早早开始动手了。
而警方此时，却又将调查的重点，从须藤早贵转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人身上。
这就是“女佣”竹田纯代。
通过警方的调研发现，竹田纯代在为野崎幸助担任生活助理期间，曾经接过一次婚。这场婚姻维持了10年之久，对方是一名“运输业工人”，然而在警方的档案中显示，此人的真实身份是著名黑社会“山口组”的一名成员。早在20年前，他就曾经留下过一次敲诈勒索的案底：他伙同他人非法侵入了一名社长的家中，在逼迫对方服用下大量安非他命之后，以要求对方说出银行账户的密码为条件，将这名社长送入医院急救。事发后，他们确实从银行中提走了200万日元的现金，在大约半年后被捕。
尽管安非他命是一种相对常见的毒品，但从作案手段来看，似乎又与野崎之死，具有着一定的关联。
而与此同时，竹田纯代的真实一面，也开始被媒体们翻了出来：尽管名义上是“女佣”，但竹田纯代并不住在野崎所居住的和歌山县田边市，而是在东京的六本木有着一间高级公寓，月租金高达40万日元。每周三天，竹田纯代都开着自己的进口轿车，从六本木赶往田边市，单程要花费6小时以上。尽管如此，在野崎幸助和须藤早贵结婚之后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节奏。
她如此频繁地往来于东京和田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对于野崎幸助之死的调查，据警方透露，需要等到今年夏天才能够有初步的结论。在此之前，恐怕媒体上对于竹田纯代、须藤早贵“究竟谁是凶手”，又或是“两人合谋杀害”的争论，恐怕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而在野崎幸助死后，他所留下的巨额遗产的争斗，也必然会在今年夏天，迎来一个突如其来的结局。
让我们静候这一切的发生。
明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和歌山剧毒咖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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