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贫穷，我们被限制的想象力 | 印度三章之一
题记：
2018年12月到2019年1月期间，我在印度闲逛了一个月，上至喜马拉雅山脚，下至阿拉伯海岸，也算是跋山涉水走南闯北。这是个如此丰富的国家，每一张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条巷道中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座庙宇里的每一个飞檐，每一样美食里的每一种香料，每一首歌谣里的每一个和声，背后都有一本书也写不完的故事。作为游客，一个月的时间甚至不能算触及了皮毛。但我想即使这些流于表面的浮光掠影拍案惊奇，对于一个远远未被世人所认识，甚至背负着太多误解的国家来说多少也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在接下来的三篇文章中，我会试着以一个地方，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为主题给你讲讲我看到的印度。今天先说说这个地方：Dhobi Ghat--孟买的人肉洗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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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女孩走过来跟我搭话的时候，我正站在孟买马哈拉西米火车站旁边的过街天桥上，俯看下面这片叫做“Dhobi Ghat”的地方晒出的那一大片密密匝匝花花绿绿，一眼望不到边的床单被罩和衣服，心里激烈的跟自己辩论着到底要不要下去。是她让我做出了决定。
Dhobi Ghat是个景点，一个所有关于孟买的旅游指南都会提到的地方，作为景点，它其实是相当诱人的。“dhobi” 在印度语里是洗衣工的意思，“ghat”是洗台。事实上，在多水的印度，所有的河湖边上都散落着很多洗台，石板铺成，经年累月浸着水搓磨，泛着青黑色润滑的光泽。每个洗台从早到晚都聚着人，洗衣或洗澡，边洗边聊，消磨岁月。很多洗台都有名有姓，兼着地标的功能，叫个人力车，你说出要去的旅店的名字车夫可能会一脸懵圈，你要说去旅店附近的某某洗台，车夫马上就能应一声印式“得嘞”，然后准确无误的把你送到地方。
恒河沿岸上那些比较宽敞的洗台，往往还是举行宗教仪典的会场，很多洗台边每天傍晚都有穿着橘红色长袍的印度教僧侣们排成一排，手举火把齐声颂唱，火光映在河面迷离闪烁，人声借着流水婉转悠扬如天籁。
但Dhobi Ghat不是这样的洗台，它不近河湖，没有神秘而浪漫的宗教仪式洗涤心灵，也看不到丝毫恬淡悠闲慢生活的影子，生活在这里赤裸裸的露着獠牙，一脸逮谁灭谁的凶相。这是孟买700多个贫民窟中的一个，方圆15英亩的范围，两万人挤在4000多个窝棚里。从1890年成型开始，这里的人们一直以洗衣为生，代代相传。今天这里仍然有7000多名洗衣工，每天泡在自家窝棚前水泥砌成的洗池里的化学洗涤剂中轮番作业18到20个小时。他们接收全孟买的医院、酒店、洗衣店送来的活计。除了个别稍微富裕的洗工家里投资买了洗衣机之外，这里的操作九成以上全靠手工。
外面洗衣店价格一般是一件50卢比，高档酒店更标价100卢比一件，而处于生物链最底端的洗衣工洗一件衣服只挣五卢比。每天在这里晾出的衣物超过百万件，2011年，Dhobi Ghat的中心地带作为“世界最大人肉洗衣场”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同年，印度导演Kiran Rao的故事片处女作《孟买日记》一炮而红，几个不同背景阶层的印度青年，纠结在谁跟谁也成不了的几段错综复杂的感情之中，主角之一就是在洗衣场长大却爱上了“金凤凰”的洗工“木纳”。
在此之后，洗衣场声名远播，成了很多游客来孟买打卡的必到之处，但大部分游客只是站在过街天桥上远远的看个全景，走下去的不多。
这其中部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印度治安不靖恶名远播，洗衣场里面九曲回肠有如迷宫，周边又有当地烂仔向游客收入场费，更增加一层令人怯步的不安因素。除此之外，这里的衣物来路不明混杂堆放，人也稠密杂居，又都借着洗衣池洗澡刷牙。《孟买日记》里，从美国回来的印度女摄影师跟她的富商老爸说她去了洗衣场拍摄，老爸一脸担心的说：“可别告诉你妈，你知道她会怎么说。”摄影师撇撇嘴说：“是啊，她会要我去打疫苗。”
《孟买日记》剧照但我担心的并不是这些，这时候我已经在印度闯荡了两个多星期，跟怀着各种心思的陌生人聊天、吃那些据说会让人拉死的路边摊，破了所有旅游指南警告过的安全禁忌，自认已是百毒不侵。况且我的好奇心远远大过对潜在危险的顾虑，我只是对参观贫穷这件事有点心理障碍。
世界上很多穷国都有这种陈设，穷人敞开大门让游客参观。游客们匆匆路过，惊鸿一瞥，友邦惊诧，乐此不疲。这也可以理解，对于来自富裕国家的人来说，贫穷是一种景致，具有抚慰心灵的功能——我们捐出无济于事的仨瓜俩枣，构建一下自己乐善好施的人设，扼腕感叹提醒自己珍惜幸福生活，然后又可以毫发无损的轻松转身离开泥潭，去继续自己观光购物吃喝玩乐的带薪年假，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安排啊。
而他们呢？今天的印度仍然有7000万人活在每天1.9美元的联合国标准赤贫线以下，贫穷在这里不是个四处游荡的幽灵，它根本就是扑面而来的洪水猛兽。大城市的路边、桥下，小城市的庙宇门前、社区广场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拖儿带女向路人摊开枯瘦的手掌，他们脸就是一部书，一生的苦楚都写在上面。
泰戈尔的那句“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流传甚广，但诗人能有如此浪漫的想象大概也是因为，作为生在福窝里的婆罗门种姓，他老人家和那些去参观贫穷的大部分游客一样，并没有真正被生活以痛吻过。对于这些或许一辈子都逃不出这个地方、这种生活的人，你让他们如何“报之以歌”？当你面对挣扎中的同类又帮不到他们的时候，消费贫穷就是一种恶，至少在天桥上遇到那个女孩和她的小伙伴之前，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这女孩并不是洗衣工子弟，她住在洗衣场边上，父母和全家都是小商品贩子，天桥是他们的工作场所，在天桥上远观洗衣场的游客们是他们的目标客户。
但她一开始并没有向我兜售什么，而是带着一脸羞涩的笑容跟我拉家常。“你从哪儿来？”她问。“你的国家冷不冷？”“我来自罗切斯坦（印度一个邦）。” “孟买对我来说有点冷。”......
就这么聊了一会儿后，她才把手臂伸到我眼前，上面挂满了塑料珠穿成的项链：“你知道，我是在这里卖东西的，你买一串项链吧，就一串就行，我给你最好的价格。”
那些项链看上去又丑又廉价，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但我喜欢这女孩，她长着一双大眼睛，看上去有点像当年希望工程招贴画里那个大眼睛女孩。我买了一串项链，她欢天喜地的走了。
正当我为帮到了一个穷人家的苦孩子而暗自欣慰的时候，又过来一个女孩，个子稍矮一点，“你从哪儿来？”她问我。接下来的对话和前面那段一模一样，只不过她卖的是冰箱贴。
至此我已经明白她们看似自然亲切的问话其实都是套路，她们俩，一个是10岁，一个8岁，已经是经过统一培训、经验老道的推销员。我开始觉得自己之前对参观贫困的犹豫，和那些游客举着相机去参观贫困然后对此津津乐道并没有区别——一样是满足了自己对贫穷有限甚至扭曲的想象，一样都是抚慰了自己渴望做个好人的心灵。
穷人不缺智慧，他们往往比生活在优渥环境中的人更聪明，更懂生存之道。游客在消费贫困的同时其实也被贫困消费着，这只不过是一个互相依存的生态圈，看不到这一点一味的悲天悯人和觉得自己捐了点钱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一样幼稚可笑。
经过跟门口烂仔的讨价还价，我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些遮天蔽日晾晒着的被单衣服下面，看到了隐藏在这片飘飘荡荡的万国旗中的那些鲜活面孔。他们都在忙活着，洗衣的洗衣、刷牙的刷牙、做饭的做饭，一个男人在逗弄他的鹦鹉，一个老人在有太阳的墙角坐着发呆，一个年轻人在一片高挂着的白色床单下面打着手机，一幅运筹帷幄的样子，几个孩子在衣服堆里跳来跳去，这是他们的游戏。有人对我和善的微笑，我也以微笑回报，有个疯子气势汹汹追着我跑，我躲在一堆衣服后面才把他甩掉。
但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因为我的出现做出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表情，这是他们祖祖辈辈每天如一的日子，他们过得驾轻就熟按部就班，步调不会轻易被谁打乱。他们的生活看上去杂乱无章，但其实却肯定是乱中有序，不然你就无法解释，这个洗衣场洗上800万件衣物才会送错一件的差错率。只不过这种秩序是一个游客在走马观花中根本无法洞悉的，就像我确知在那些黑漆漆的窝棚里一定有着丰富的人间悲喜，却永远都不会知道是谁家的孩子逗笑了谁家的老人，谁家的婆娘勾引了谁家的汉子，谁家跟谁家商量着结亲，谁家跟谁家为争抢太阳地儿里的晾衣绳势不两立。我也不知道门口收费的烂仔跟里面的工人有着怎样的利益分配，甚至把他们称作烂仔也是我想当然的推测，他们可能只是一些稍有商业头脑的当地人，利用有限的资源赚点外快，谁又能肯定他们将来不会是印度经济腾飞中先富起来的一批？生活的细节作为外人根本无法靠想象补全，穷人的生活也是如此，而我们对贫穷的想象，无论出于多么善良的意图，大多是跟现实相去甚远的自以为是。
但我相信有一点无可辩驳：就算大人们可以在贫困中安贫乐道与世无争，孩子们对贫穷的习以为常和对别样生活的缺乏了解是比贫困更可怕的东西。这其实就是洗衣场能接连运作130年的原因，是贫困最后、也是最难被攻破的堡垒，是它传宗接代的命脉。
走出洗衣场回到天桥上，那两个女孩还在，站在别的游客身边，问“你从哪来？” 这次，我主动过去跟她们搭话，我问她们将来想做什么，一个说想当医生，另一个想做警察。这大概已经出了他们培训手册的范围，所以没有统一答案，这可能也是她们跟我说的话里唯一出于本心的部分。
梦想真实存在，但她们显然并没有走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这是个周四，上午10点半的光景，她们没有在教室里而是在天桥上，她们告诉我她们的名字，但都不会拼写。
我在郁闷的心情中离开天桥，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感沮丧。在挤得人透不过气、很多乘客扒着门挂在车厢外面的孟买火车上，我突然开始后悔，我不该买她们的小物件，孟买有无数这样的卖货女孩，我买一条项链根本无济于事，但我应该可以做些别的什么。我想，帮助贫困中的人可能和解救落水的人有相似之处，最好的办法并不是给他他眼下最需要的东西，而是先给他一些他并不那么想要的东西，比如把他打晕，让他从对眼前迫切需求的关注中暂时脱开，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获救又不会拖死去救他的人。
在贫困的上下文中，怎样才算”把他打晕“？
我想起印度作家Aravind Adiga在他2008年获得曼波克奖的小说《白虎》中通过一个来自底层的司机之口所说的：“你看到世界上美的东西那一刻，你就不再是个奴隶了......如果你可以教每个印度穷孩子画画，那富人在印度颐指气使的时代就结束了。”（关于这本书和它超写实的虚构故事将会在下篇中有更多提及）
我不能教穷孩子画画，但我至少可以在手机上向她们展示一些美丽的图画，或者一段医生、警察工作中的视频，甚至一些设计优雅的项链。我给她们的货款肯定会悉数落入她们的培训者囊中，但这些画面可能会留在她们脑子里。
看到生活的多种可能，或许能激活她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这愿望就像种子，只要能在她们心里生根发芽，就能在贫困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上挤出裂缝来。
如果能这样，不管洗衣场晾出的衣服有多么遮天蔽日，正如Leonard Cohen所唱到的：”这就是光照进去的地方。“
【注】本文除特别标注外，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我干一辈子就为了给女儿攒嫁妆 | 大家
题记：
2018年12月到2019年1月期间，我在印度闲逛了一个月，上至喜马拉雅山脚，下至阿拉伯海岸，也算是跋山涉水走南闯北。这是个如此丰富的国家，每一张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条巷道中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座庙宇里的每一个飞檐，每一样美食里的每一种香料，每一首歌谣里的每一个和声，背后都有一本书也写不完的故事。作为游客，一个月的时间甚至不能算触及了皮毛。但我想即使这些流于表面的浮光掠影拍案惊奇，对于一个远远未被世人所认识，甚至背负着太多误解的国家来说多少也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在接下来的三篇文章中，我会试着以一个地方，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为主题给你讲讲我看到的印度。
今天来说说这个人：阿萨夫。
我第一次见到阿萨夫的时候，他迟到了。他本应手里拿个写着我名字的纸牌站在德里机场出口处等着，但当我拖着箱子出了关，把等在门口那一大排接站的人逐个打量了好几遍以后，不仅没看到我的名字，还看到好几个人长得跟我曾经见过的照片上的阿萨夫几乎一模一样。
“你是阿萨夫吗？”我壮起胆问了其中的一个。
“啊，我不叫阿萨夫，但我有出租车，你要坐吗？”
我心里一哆嗦，多亏这位还算老实人。
作为外国人初到贵地犯一下脸盲症或许很正常，但根据网上流传的那些关于印度治安的骇人传说判断，在德里机场外面犯这个病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又正巧我当时身上既没有电话也没有一分印度钱，除了站在这些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目不转睛盯着我看的疑似阿萨夫们中间干等着也别无选择。
幸好，这时候阿萨夫真身举着名牌从马路对面一路小跑直冲到我面前——作为方圆几里地唯一一张东亚脸，我大概好认到不用对名牌了。
“对不起，Madam，我在那边停车。”他满脸堆笑连声道歉。
我老公被公司派驻德里几个月，阿萨夫是他在当地雇的全职司机。我以探亲为名前来游山玩水，老公当天有要事在身，派了阿萨夫来接我 。阿萨夫浓眉大眼，样貌周正，那天他穿一件米黄色西装，显然是便宜的材质，背上袖子上全是褶皱，走起路来挂在身上直逛荡，裤子是一件磨白的牛仔裤，脚上一双泛着灰黄色的白旅游鞋。他的头发修剪整齐，却打着绺，靠近脖子的地方向外髭扎着，应该有好几天没洗了。虽然身处天竺，阿萨夫却让我想起贾樟柯早年电影里那些汾阳的小镇青年。
阿萨夫帮我拉着行李箱来到停车场，我以为接下来就可以一路无话直奔住地了，没想到戏剧化情节才刚开了个头。
我们的车经过一条九曲回肠的机场公路，到达出口后，出口处的栏杆却没放行。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和阿萨夫开始用印度语叽里呱啦。说着说着阿萨夫从兜里套出一张100卢比的票子递出窗外，对方看了一眼，但没有接。两人继续叽里呱啦，大约五分钟以后，阿萨夫无奈的掉头又开回了停车场。“对不起，Madam，我没有收据他们不让我出去，你在车里稍等一会儿，我去搞定收据的事。”说完他一甩车门，在车流和人群里躲闪腾挪，几下就没影了，把我扔在车里独自等了半个小时。
我本来因为时差眼皮正在打架，这下子却来了精神，下定决心利用路上的时间搞明白阿萨夫这是唱的哪出。在我假装漫不经心又穷追不舍的提问中，阿萨夫很不情愿的透露出了一些零碎的信息：那个停车场是Uber专用车场，Uber车不收费，其他车一小时150卢比。他说自己把收据丢了，在门口想要给工作人员100卢比做贿赂，请求放行，但对方要求他给500。他回到停车场，搞了张收据才得以开出来。但我总觉得这个故事逻辑上有点不大对。
终于到了家，老公已经等着急了，“今天堵车看来非常严重啊。”他说。
我确定阿萨夫已经离开了，才说：“你是不是会给他报销停车费？”“是不是一般不问他要收据？”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终于理顺了阿萨夫的心思，他应该是一开始就算计好，不领收据只靠100卢比的贿赂出关，然后找我老公报销150卢比或更多，赚取中间的差价。
为相当于7毛美金的50卢比投资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或许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但印度有随处可见的证据表明我并非在妄自猜度。比如在孟买，市内火车售票处的自动售票机出售10卢比一张的站台票，窗口人工售票5卢比一张，即使上下班高峰期窗口前面都排着长队，售票机前却几乎空无一人。
而德里的司机们算计起雇主更是人人身怀绝技，在印度作家Aravind Adiga的获奖小说《白虎》中，来自底层的司机巴雷姆曾列出过一张《一个有商业头脑的司机如何多赚点钱》的秘笈清单，其中包括：趁雇主不在的时候从车里偷汽油出去卖；修车时贿赂车行要一张高额收据找雇主报销；把雇主留在车里的进口酒酒瓶拿去卖；趁雇主不用车的时候偷偷开出去拉私活。
“雇主”是我的翻译，书里用的词是“主人” （master）。在阶级观念根深蒂固、主仆关系等级森严的印度，“雇主”的确享受着“主人”的待遇。
那次接机，为了表示对阿萨夫的尊重，我坐在了副驾驶的位子，这对他显然是出乎意料，他手忙脚乱的用袖子把本来也不脏的座位擦了一遍，一路上都显得窘迫困惑不知所措。在称呼上，尽管我和老公反复强调对我们直呼其名就可以了，他仍然每次都小心翼翼的加上Sir和Madam这样的繁文缛节。他坚持把自己当作仆人看待，尽忠职守。他熟知德里的大街小巷，作为司机无可挑剔。尽管他像众多德里司机一样算计“主人”，但这并没有让我们动怒，这点钱对我们来说根本无关痛痒，但对他却能顶上大用，他需要钱。《白虎》里面的司机在需要钱的时候把主人杀了，带着主人的一袋子现金远走高飞。只要阿萨夫没动这样的坏心眼，我们就当他是个好人。
并不是我牵强附会的非要把阿萨夫和《白虎》扯上关系，实在是因为那本书简直就像照着他写的。书里的主人公巴雷姆是个穷乡僻壤长大的孩子，父亲靠拉人力车为生。他小时候父亲得了肺结核，被送到镇上的公立医院，但医院没有医生，因为医生领了政府的薪水之后就出去接私活挣外快了。几位病人都在冷冰冰的地上铺着报纸，席地而坐等医生，但看门的小工并不知道医生是当天晚上、第二天、还是几天以后才会回来。巴雷姆的父亲没等到，死了。家里十来口子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巴雷姆就跟着表哥来到城里打工，学开车、到富人家当司机，穿着司机的制服回家探亲时，引得全村艳羡。
我曾经觉得巴雷姆父亲的那种死法编的太过离谱，故事发生在当代印度，那种医疗状况听上去匪夷所思。但认识了阿萨夫之后我才知道，这一点也不稀奇。阿萨夫出生在德里以外几十里地的一个小村子，他小时候，父亲一直在孟买卖雨伞挣家用。有一次父亲感冒发烧，去医务所打退烧针，针头上细菌引起臀部感染。那是1990年，整个孟买没有能治感染的医院，只能来德里治疗。火车路远耽误了时间，等来到德里感染已经扩散至全身，医生说如果锯掉一条腿，还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康复。阿萨夫的父亲不想锯腿，家人把他从医院抬回家，第二天就死了。
阿萨夫那年12岁，他是家中的长子，下面还有七个弟妹。他只好辍学去打工，捡垃圾、挤牛奶什么都干过。15年前，在德里使馆区打工的表哥介绍他来这里给外国人开车，他在跟雇主的交流中硬是自己学会了说英语。有一次他开车带我去泰姬陵，在摆放着帝后二人石棺的厅里，他告诉我其实二人的尸体并没有在棺材里，而是放在地下密室。然后他指了指石棺前的地下通风口旁边摆放的牌子说，上面写着呢，你自己看吧。我定睛一看，牌子上的英语写的是：“此处禁止逗留。”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不认字。
但作为司机，会说已经足够了，这些年来阿萨夫专门服务外国雇主，过上了令家乡人艳羡的生活。我坐他的车出门时，他最热衷的就是炫耀他对使馆区的“门清”，一会指着前面的车说，看，那个牌照是美国使馆的，一会又说他以前的雇主是欧盟使节，回到欧洲会帮他在那边找份工作。但阿萨夫是不会去欧洲的，他们村出来的人大多去孟买打工，而他却留在了德里，就是因为这里离家近，有事时可以随时回家去照应，比如上次接到电话说家里的羊被车撞成了骨折，他连夜就赶了回去。他是个顾家的人。
作为“德漂”，阿萨夫收入不低，德里人平均收入大约在两万卢比，而他每月能挣到六万。但就像中国很多高收入”北漂“一样，阿萨夫也觉得他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去年他为了工作方便买了辆新车，每月的工资中有三万要用来还车贷。剩下三万，一万寄回去家用，一万用于他自己在德里的房租和吃喝，还有一万可以攒下来，但如果遇上朋友来访，社交聚会，这一万很快也就烟消云散。要说这样的日子也不算太坏，但阿萨夫整天愁眉不展，因为他家里有一大堆女儿等着嫁人，而他又不是皇帝。
印度人的面子全都表现在婚礼上，再穷的人家，婚礼也得大操大办，连闹好几天。而相关的经济负担几乎全在女方，从嫁妆到婚礼费用，少说也得5000美金。穷困的老爸因为拿不出钱嫁女，羞愧自杀的事儿时有所闻。
印度大街上的女生。作者供图
阿萨夫有六个孩子，除了老三都是女儿。我曾经不解他已经得了儿子之后，为什么又接着生了三个女儿。但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的宗教不讲究避孕，况且他很爱他的老婆，这大概就是原因。
阿萨夫17岁的时候，妈妈给他和弟弟说下了一家人的两个姐妹。印度的包办婚姻有严格的程式，男女青年婚前基本上不得见面。但阿萨夫从朋友那儿听说女方长相有点磕碜，坚决要求退婚。在此之后母亲帮他找到了现在的妻子，结婚前他的母亲、妹妹们轮番去鉴定，结论都是美艳如花。阿萨夫放了心，他对准岳父说，只要你女儿长得美我可以不要你的嫁妆。
他跟我讲这个故事时，我忍不住插嘴：“你没担心过万一她脾性人品有问题吗？” 阿萨夫很不解的看着我说：“当然不了，那些问题都是婚后我可以‘修正’她的啊。” “修正”这个词，他用的是听上去让人不寒而栗的“correct”（关于印度男人是如何“correct”他们看不顺眼的女人，媒体报道已经很多，有兴趣的自己去查吧）。多亏，阿萨夫的老婆不仅人美性格也温柔，让他省了心。他的宗教允许一夫多妻，但阿萨夫说他不打算再娶，他只爱她一个人。
但女儿们的婚事可省不了心。大女儿和二女儿读完了初中，高中在五公里以外的地方，阿萨夫觉得太远不安全，女儿们就不再上学，全职在家帮妈妈操持家务，如今两人分别是20岁和18岁，再不嫁人就成了剩女。去年阿萨夫曾经帮大女儿相了个女婿，条件不错，但对方的老爸知道阿萨夫在城里“挣大钱”，彩礼开价直接就是一台拖拉机。光是拖拉机价值就超过了5000美金，这还不算婚礼费用，阿萨夫出不起，也因此鄙视对方的为人，这单婚事就算告吹了。现在他又看上了一家子的两兄弟，打算分别说给两个女儿，婚礼一起搞，说不定还能省点钱。
我问阿萨夫，女儿们万一自己有了意中人他会允许吗？或者她们如果不喜欢老爸帮她们找的对象，能像他当年一样退婚吗？或者她们能嫁给非穆斯林吗？阿萨夫尽力保持着职业化的谦卑和礼貌说：“当然不可以啦。”但他脸上的表情透露了他心里的想法：“我的‘主人’怎么找了这么个*****的女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给他一点时间消化一下心中的恐慌。然后问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你希望你的孩子们长大以后做什么？”
阿萨夫说：“我没想过我的女儿，但我的儿子，我要供他上大学，希望他成为医生。”
“那你自己呢？你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又问。
“我没有打算，我大概得这样干一辈子才能攒够女儿们的嫁妆。我这辈子就是给她们攒嫁妆用的。”
这段对话对我来说似曾相识，三年前我去中国福州的亭江镇采访时，曾经问过帮我开车的尹师傅同样的问题。亭江是移民乡，本地的青壮年大多在八九十年代的偷渡潮中来了美国，现在亭江的大小活计都是由从云贵川等地涌来的务工人员承担的。尹师傅就是这样的务工人员之一，他在亭江住了15年，先是做装修，钱不少却累坏了腰腿，干不动了才转行做司机。他的女儿在他来亭江那年出生，如今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我问尹师傅对女儿有什么期望，他说希望攒够了钱将来送她出国留学，“我们同村来打工的好几个四川人，孩子都去留学了。”他说。而他自己则希望将来告老还乡，在家乡四川开个小卖铺，悠闲度日。
走在印度的街上放眼一望，你很难不为这个国家和中国，特别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中国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感叹——人口众多、年轻化、人口增长速度快、劳动力成本低的痕迹比比皆是。但印度经济水平为什么至今仍与中国相去甚远，也成了困扰很多印度人的话题。这当然有复杂的原因（详情请见下篇分解），但我想阿萨夫和尹师傅的强烈对比提供了其中的一个侧面：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年中国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达到61%，而印度只有27%。尹师傅的女儿将来有可能成为改善全家生活境况的主力，而阿萨夫的女儿们则可能像她们的妈妈一样，一辈子呆在厨房里。
其实，不管国家制度、大政方针如何，也不管是男是女，人如果没了梦想，难免世世代代都做咸鱼。
电影《摔跤吧！爸爸》的故事，因为发生在印度更显得更加励志
原标题：《我干一辈子就为了给女儿攒嫁妆 | 印度三章之二》
印度，20年后又是一个中国 | 印度三章之三
中国曾经令世人艳羡的人口红利存量正在急剧下降，而印度的人口红利不仅储备丰富，而且至今还没怎么被支取过。
题记：
12月到一月期间，我在印度闲逛了一个月，上至喜马拉雅山脚，下至阿拉伯海岸，也算是跋山涉水走南闯北。这是个如此丰富的国家，每一张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条巷道中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座庙宇里的每一个飞檐，每一样美食里的每一种香料，每一首歌谣里的每一个和声，背后都有一本书也写不完的故事。作为游客，一个月的时间甚至不能算触及了皮毛。但我想即使这些流于表面的浮光掠影拍案惊奇，对于一个远远未被世人所认识，甚至背负着太多误解的国家来说多少也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在连续三篇印度游记中，我试着以一个地方，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为主题给你讲讲我看到的印度。
今天是最后一篇，说说这个国。
科钦的中国渔网--------------------------------------------------
我从德里飞到科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这个小桥流水椰林树影的南印水乡，是我印度之行的最后一站。我孤身一人，安全起见从酒店叫了司机接机。
一上车，这位微胖的中年大叔司机先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中国。” 这算不上是最准确的答案，这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住了近二十年，但除了故国情深的因素之外，还因为我相信这是最讨巧的答案。虽然印度政府对中国心有芥蒂，前面二十多天周游印度的经历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我，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不仅友善而且还有些许崇拜，况且中国游客素以精明警觉著称于世，一般骗子不敢轻易近身。
果然，司机一听马上绽放出一脸灿烂的笑容。
科钦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一站，那时候传过来的架式中国渔网，如今在这里的海岸湖畔还随处可见。但这位司机大叔见到我不亦乐乎不光是因为历史渊源。
“中国，共产主义中国！”他激动的叫出来，好像两支革命队伍胜利会师。
科钦所属的卡拉拉邦自1957年建邦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是共产党执政，虽然选举产生的坐庄党派时有交替，但这些党派大都是共产党衍生出来的自家兄弟。今天，作为资本主义印度的唯一一个共产党执政邦，卡拉拉以全国最高的受教育程度（文盲只占6%），最高平均寿命（74岁）和第二低贫困率（7.05%) 傲视群雄，这里的人对他们执政党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
这位司机充分表现出了克拉拉人的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文化水准，不仅英文流利，一路上还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印度政府的贪腐聊到原油价格对美元和印度卢比的冲击，最后结语是：“我相信有一天欧美定会退出国际舞台，咱们黄皮肤和棕皮肤的人会执掌天下。”——从知识储备到远大理想，水平都直逼北京的哥。
司机的激动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他见到来自“共产主义中国”游客的机会太少了。近些年来中国游客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异军突起，在很多国家，甚至成为人数最多的游客群。但印度这个隔壁邻居却似乎没有从中国游客大潮中分到几勺羹，我在印度一个月期间见到的中国游客屈指可数，在恒河上游风景如画的小城瑞诗凯诗，一个当地导游告诉我，他做导游七年，算上我只见过五个中国游客。
即使住在美国的中国人说起印度也大都会皱眉头。我启程前，好几个纽约的中国朋友曾经不解的问：“你上那儿干嘛去？”还有朋友特意约我吃了一顿壮行饭，“因为你就要去第三世界国家受苦了。” 她说。
我也说不出来自己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了想去印度的心思，或许是印度菜里那种浓郁又细密的滋味，或许是印度电影里那些浓烈绚烂的色彩，总之我相信一个如此善用香料和颜色的国家一定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
去年秋天，当我老公得了个派驻印度的机会时，我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把他送上了前线，也为我自己的印度之行找了个无法推脱的借口。印度没有让我失望，这里的历史、人文、庙宇、美食，甚至嘈杂、混乱、无处不在的潜伏危机，以及规避风险、拨开乱像最终得见珍宝的喜悦都让我着迷——她比我想象的更加丰富。
但我从没想到，我会在印度看到中国，那个很久以前我曾经熟悉的中国。
“尘土和汽车尾气到处飘飞，我可以看到一层层的尘土落在那些包子上，包子上连层盖布都没有，人们就那么买来吃。我记得我当时就想，尘土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为什么这些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和小孩们都不在意呢？”
这段话出自最近一期《纽约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用来形容我在印度的所见几乎严丝合缝，但这是一个香港人关于80年代中期她九岁时第一次到访中国大陆的记忆。
卡拉拉的政治制度在印度是特例，不能用来做参照，但政治制度之外，走在印度的街头，这个国家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相似之处简直是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那些路边摊上裹着油垢的装食物的坛坛罐罐，那些被卖家直接用指甲里嵌着黑泥的手捧起来包在报纸里递给你的小吃，那些混杂在一起、有事没事都拼命按着喇叭、风驰电掣见缝就插的汽车、摩托车、三轮车和不看交通灯横冲直撞过马路的行人，那些标牌显眼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那些挤在一块儿的卖汽车配件、运动鞋、牛仔裤、手机贴膜的小店，还有飞扬的尘土；甚至那些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用真皮的价格兜售人造革皮带，推说钱找不开多收你一二十卢比车钱，或假装热心指路把你引到宰人黑店的小伎俩；甚至那种对“外宾”目不转睛盯着看的眼神或跑上来要求合影的勇气，都像是来自我沉睡多年的记忆深处。
路边摊说实话，对于像我老公这样在“发达国家”长大的人，面对这些很容易手足无措，甚至内心恐慌。
他看我在印度胡吃海塞却不拉肚子、在纷乱车流中过马路如闲庭信步、砍价时通常以原价的两成为标准、还能轻松识破街头流行的各种骗术，吃惊的以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他隐瞒了自己身怀绝技百毒不侵的事实，其实这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底子打得好——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到成年的70后，无他，唯手熟尔。
印度和过往中国在视觉听觉和生活节奏上的高度合拍，甚至让我有一次在徒步穿行一个小城的一条小街时经历到了传说中的穿越。
德里老城当时正值黄昏，小街上熙熙攘攘，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放学路上三三两两站在小卖铺门口，掏出兜里的零钱买汽水、泡泡糖或者画片；有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的人在下班路上停在小摊前，身不离坐只用一只脚撑在地上，买些糕饼蔬菜带回家做晚饭；货郎货娘们卖力的吆喝着，空气里飘着烙饼和炸货的味道。
我几乎就可以确定，很多很多年前我曾经置身过这样的一条小街，看到过这样的人气蒸腾，闻到过这样的烟火滋味，像这些孩子们一样嚼着泡泡糖和小伙伴在街上逡巡，等待着“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温暖声音。
就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突然被某种东西击中，一下子泪盈双眼。虽然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我准确的知道，击中我的竟是乡愁，不是对地理概念上那个故乡的思念，而更像是缅怀那些早已逝去的平常日子，那个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老照片：80年代的中国但最像的不是景物，是人。
印度人和中国人在样貌服饰上当然有明显区别，但街上摩肩擦踵望不到边的人山人海，和经济加速初期人群里涌动着的那种对财富急切的渴望、几个世纪里积攒下来的能量喷薄欲出的躁动、睁大眼睛不放过一切赚钱机会的警醒、挖空心思却只求眼前短利让人哭笑不得的狡黠，和现代与传统剧烈冲撞更迭带来的困惑，都足以让你把印度和那时的中国混在一起。但与滥情怀旧的游客不同，印度人更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国家像不像二十年前的中国，而是二十年后他们的国家能不能成为另一个中国。
人和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是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原动力，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成功的中国经验。而整个亚洲除了印度，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人口上跟中国比肩。随着生育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涨和人口老化加速，中国曾经令世人艳羡的人口红利存量正在急剧下降，而印度的人口红利不仅储备丰富，而且至今还没怎么被支取过。
总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中国仍然以14亿坐着头把交椅。但印度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是1.1%, 而中国只有0.4%，照这个趋势五年以后，印度就会从中国手中接棒第一人口大国的位子。印度人中位年龄是26.7岁，比中国人年轻十岁。
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劳动力便宜到令人难以置信。我老公在德里租住的公寓小区不同方向开有五个大门，每个门前一个站岗门卫。然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查验访客身份，这个工作由各家门前自己的门卫负责，大门门卫只负责人来车往时，手动拉起门口的栏杆，为他们放行。在德里的超市，不仅货架前通常站着一大排推销员向你推销各种摆在架上的货品；每台收款机旁配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收款，一个打包；门口还站两名保安，一一检查每位出门的顾客手中的收据和他们包里的物品是否相符。
小区门口的门卫就连骗子也丝毫不在乎劳力成本。德里商业中心有个非常流行的把戏，穿皮鞋到访的人几乎都会遇到：一个人趁你不注意把一坨屎丢在你鞋上，几分钟后第二个人再过来提醒你鞋上有屎，再过几分钟一个鞋匠恰到好处的从天而降问你要不要擦鞋。为了赚到这20卢比（相当于不到三毛美金）的擦鞋费，竟劳动三个人出演一部长达15分钟的情景剧，这种奢侈别的国家大概只有羡慕的份儿。
即使在人力上如此铺张，根据一份最近被国际媒体挖出来的印度官方统计，印度目前的失业率已经达到45年以来最高的6.1%。
国际商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馅饼，去年四月《印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对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贝恩” （Bain & Company）全球董事合伙人马西达（Manny Maceda）的专访，谈到机器人对传统行业的冲击，马西达说印度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即使使用机器人生产，一小时的成本也需要4块美金，而普通印度工人一小时的工资还不到两块美金。你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发展制造业。”
事实上，近几年来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的迅速上涨和中美对谈等因素，很多国际公司已经开始考虑把他们的制造厂从中国搬向亚洲其他国家，印度正是他们打量着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孟买晚高峰挤车的人印度政府看似也已经下了足够的决心，穆迪总理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定下目标将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16%提升到25%，到2020年底将印度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大制造业中心，到2022年增加一亿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蓝图如此宏伟，道路却难免曲折。那位科钦的司机大叔在路上曾经指着一座看似被遗弃的高架桥跟我说：“你看，12年前印度政府计划铺设一个全国铁路网，那时候中国也正在计划建设高铁。现在中国的高铁已经遍布全国，印度的铁路网还只是个桥墩子，所以我们这里有一句话：‘中国做事，印度做梦’。”
我在印度听到了太多这样的叹息，跟中国的比较是印度人心里的一根刺，别说将来，在他们看来同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印度，现在经济仍大比分落后于中国都已经是件令人抬不起头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印度人各有各的说法。前两篇中提到的那本小说《白虎》的作者，通过书中本地财主从美国回来的儿子之口不动声色的夹带出自己的观点：“议会民主制，老爸，就凭这一条我们永远都赶不上中国。”
2017年底，《福布斯》杂志转载了印度知名初创企业老板维斯万纳森（Balaji Viswanathan）在Quora上发的一条流传甚广的贴文，这篇题为《为什么在印度制造生产比在中国贵》的文章，从基础设施落后、电力供给常掉链子、政府官僚、工人技能有限、性别不平等等方面分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印度未能像中国一样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
上回书说到的司机阿萨夫，我也曾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有点答非所问的说：“印度最严重的四大问题是谋杀、抢劫、强奸和政府贪腐。”
关于谋杀，他进一步做了详细的解释：“很多谋杀都是因为牛，比如我阿萨夫，我是个穆斯林，如果我在村里买一头牛，明明我只想用来挤牛奶，印度教的人却会散布谣言说我是为了杀他们的神牛来吃肉，然后我就会被他们杀掉。”
神牛当道汽车也奈何不得我相信，这个恐怖故事从印度教的视角来讲肯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他们是受害人，对方是凶手。事实上，宗教众多的印度，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有史以来就没停息过，特别是印度教和穆斯林这两个最大宗教之间的恩怨简直就像美国的黑白族裔冲突一样，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中不仅丝毫未减，反而冤冤相报，变成了一本错综纠缠，理不清冤头和债主的糊涂账。所以我想，阿萨夫或许在不经意间也道出了印度人口红利尚未发挥出效力的一条原因——人口再多增长再快也抵不过仇恨难平带来的巨大内耗。
恒河边祭拜的人如果要我也说出一条的话，我觉得是雾霾。世界卫生组织去年五月公布的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九个都在印度。我在德里期间，那里的PM2.5从来没下过400，我离开印度的那天，德里国际机场附近实时监测显示出的数值是999。我相信这个看上去像检测仪器出了故障的数据其实没有丝毫夸张，德里的空气无时无刻不在以颜色、气味、质地和形状等各种方式刷着它的存在感，大部分时候它会让你觉得只要你伸出手去在空中捏两下就能捏出一只黄褐色的鸟来。
中国人对雾霾当然也不陌生，但中国出霾的时候经济已经攀上了高峰（这两件事当然也是互为因果），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一丝不苟的追求生活质量，对雾霾不愿放任和容忍，政府铁腕治污，雾霾很快也就得到了控制。德里机场附近PM2.5测出999的惊人数值时，我顺手查了一下纽约和北京，分别是18和65。
对于经济起飞初期的印度，如此严重的雾霾对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至少在引进外资方面会成为一大障碍，很多国际公司现在都会因此向派驻印度的员工发放“损伤补贴”，单这一样额外的花销或许已经足够使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失去魅力。
但萨夫列出的印度四大症结中，雾霾根本不在其列；戴着口罩出现在德里街头的也十有八九都是“老外”。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雾霾尚未进入他们担心的范围之内，因为他们还有太多更紧迫的关乎生存的问题需要去担心。
而作为外国游客中的特例，我上街也从不戴口罩这种劳什子。我相信在印度吸的霾至少让我减了几个月的寿，但在这样一个深刻复杂魅力无穷的国家，呆一个月已经像是活过了几辈子，所以，也算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