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困境源于拒绝“深度无聊”

现代困境源于拒绝“深度无聊”

 

2019年07月14日 选自《倦怠社会》一书的《深度无聊》和《积极生活》。 作者：（德）韩炳哲

 

深度无聊，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

 

过度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

 

作为一种时间和注意力的管理技术——多工作，并不代表文明的进步。确切地说，它代表了一种倒退，一种荒野求生技能。

正在进食的动物必须同时处理几项任务：阻止敌人靠近自己的捕获物；小心自己在进食的同时被吃掉；守护自己的后代和伴侣……它不能专心、沉浸于任何活动之中。

 

除了多工作业，电脑游戏也会形成一种宽广但肤浅的注意力。

最近的社会发展以及注意力的结构转变，促使人类社会越来越类似于自然捕猎区。过去人们关心如何拥有美好的生活，如今人们则只考虑如何存活下去。

 

人类的文化成就，归功于我们拥有深刻、专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许深度注意力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如今，这种深度注意力却日益边缘化，让位于另一种注意力——超注意力。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由于这种注意力不能容忍一丝无聊，绝不接受一种深度无聊，而这种深度无聊恰恰对于创造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瓦尔特·本雅明把这种深度无聊称作“梦之飞鸟，孵化经验之蛋”。

睡眠是身体放松的最高形式，深度无聊则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

一味的忙碌不会产生新事物。它只会重复或加速业已存在的事物。

 

本雅明哀叹，由休息和时间构筑的梦之鸟的巢穴在现代社会日渐消失。再没有“编织和结网”的活动。

无聊是一块“温暖、灰暗的布，里面却有耀眼夺目、五彩缤纷的内衬”，“当我们在做梦时，我们便包裹在其中”。我们置身于“它内衬上的阿拉伯式花纹上，感到熟悉而惬意”。

 

没有了放松和休息，我们便失去了“倾听的能力”，也便不存在“倾听的群体”。他们同我们这个过度积极的社会是直接对立的。

 

“倾听的能力”恰恰以沉思的专注力为基础，而过度积极的主体无法抵达这一领域。

 

如果一个人在行走时感到无聊，又没有办法忍受无聊的话，他会焦虑、烦躁地转来转去，并且急切地寻找各式各样的活动。而那些对无聊更有耐心的人，将在忍耐了片刻之后意识到，也许是这种行走的方式令他感到无聊。这促使他去发明新的行走方式。跑步并不是新的行走方式，它只是加快速度的行走。舞蹈或漂移则是全新的运动方式。

 

也许他在行走时体会到一种深度的无聊，并在此激发下，将行走步伐改为舞步。

然而同线型、笔直的走路相比较，动作花哨的舞蹈完全不符合效绩原则的要求。

 

只有深度专注力，才能约束“飘忽不定的双眼”

 

在谈论“沉思的生活”时，必须突破那种经验：美和真理永恒不变、遥不可及。沉思的能力并非固化。相反，只有沉思的专注力才能解读悬浮不定之物，隐蔽或飘忽即逝之物。沉思才能进入悠长、从容的状态。

 

保罗·塞尚是沉思专注方面的大师，他曾表示能够观看到事物的芬芳。将气味转化为视觉印象，这需要一种深度注意力。在沉思状态中，人能够从自身出离，沉浸于事物之中。

 

只有深度专注力才能约束“飘忽不定的双眼”，由此产生一种“聚精会神”。如果缺少这种聚精会神，目光迷乱，无法呈现出任何事物。艺术是一种“表达行为”。尼采也认为，如果把一切悠闲沉思去除，人类将终结于致命的超积极性之中。

 

汉娜·阿伦特试图重新阐释积极生活，使它摆脱传统上低于沉思生活的地位。按照她的观点，积极生活被不公正地贬低为焦虑不安、劳碌繁忙。阿伦特将行动被置于首要地位。同她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信奉一种英雄式的行动主义。

 

然而，海德格尔早年以死亡作为行动的导向。死亡为行动设置了限度，并最终导向了自由。不再是信仰，而是行动产生了奇迹。行动因此获得了一种近乎宗教的维度。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社会是劳动社会，人类被降格为劳作的动物，也因此丧失了产生上述（英雄主义）行动的可能性。现代人类被动地陷入一种去个性化的生命过程之中。思想也被简化为大脑的计算功能。一切积极生活的形式，都被降格到劳作的层面。阿伦特认为，新时代起初激发了人类的一切潜能，却终结于一片死寂的消极被动之中。

 

阿伦特关于劳作动物终将获胜的阐释并不适用。她认为，现代社会个体的生活“完全沉浸在由社群种属控制的生活洪流之中”，个人只能“放弃自我，舍弃自己的个性”，以便更好地履行“功能”。

 

阿伦特已经观察到危险的信号：“人类将可能把自身转变成动物”。她认定，如果从宇宙中一个距离地球足够远的视角进行观察，人类的一切行为都称不上行动，而只是生理活动。人类的发展如同一种生物的突变，像蜗牛、细菌一样。

 

但是，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绝没有抛弃他的个性和自我，也没有陷入变成生物种类的去个性化进程。劳动社会将自身进化为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被赋予了自我，这种自我一直扩张到近乎分裂瓦解的程度，不存在任何被动属性。更确切地说，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完全不同于动物，因为他是过度活跃、过度神经质的。

 

现代晚期的自我孤立无援，过度活跃

 

现代的信仰缺失，不仅针对上帝，甚至包括现实本身。这使人类生活变得极为短暂易逝。不仅人类生活，甚至连世界也是短暂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长久持存。“存在”的匮乏引发了紧张和烦躁不安。现代晚期的自我是孤立无援的。过去，宗教信仰能够平息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并带来一种永久持存的感受，如今也失效了。

 

世界进入普遍的去叙事化进程，更增强了人的飘忽即逝之感。这种转变揭去了人类生活的遮蔽，使其呈现出赤裸的状态。赤裸的工作适应于赤裸的生活。纯粹的工作和纯粹的生活，二者互为条件。由于缺少宗教信仰，因此产生了一种强制性要求：赤裸的生命必须保持健康。尼采预言，在上帝死后，健康便将成为一个新的上帝。如果人类的视域能超越纯粹的生命界限，健康的价值就不会如此绝对化。

 

相较于“神圣人”的生活，如今的人类生活更加赤裸。所谓“神圣人”是由于犯下罪行而遭到社会驱逐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杀死“神圣人”。被阿甘本描述为神圣人的群体包括：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无身份证件的人，在一个不受法律制约的空间内等待被遣返的难民，以及奄奄一息的病人。

 

现代晚期的功绩社会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降低为赤裸的生活，那么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了神圣人。然而他们不是绝对可被杀死的对象。在这里，sacer一词不再表示“受诅咒的”，而是“神圣的”。如今，赤裸、纯粹的生活本身即是神圣的，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

 

在赤裸的、极为易逝的生活刺激下，人类变得过度活跃，歇斯底里的投入工作。工作的加速也和存在的匮乏相关联。工作社会和效绩社会并不是自由的社会，它产生了新的强制手段。在一个劳动社会里，主人也成了工作的奴隶。每个人都身处自己的劳动营。一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类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剥削。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剥削也能照常进行。那些身患抑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的人群，和囚犯的症状十分相似。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怀疑，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身患种种精神疾病，与囚犯的区别在于营养很好，不乏身材肥胖者。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最后一章中论述了劳作动物的胜利，然而她没有替代方案，仅无可奈何地指出，目前只有少数人拥有行动的能力。最后，阿伦特重提思想的重要性。在消极的社会中，思想受到的影响和伤害最小。在积极生活的各项行动中，思想是最富有行动力的，它超越了其余一切行动。那些富有思考经验的人，当他表面看来无所作为时最为活跃，当他独自一人时最不孤独。

 

西塞罗呼吁读者远离“集会”和“熙攘的人群”，回归一种孤独的沉思生活。西塞罗特别赞颂了沉思生活的意义：并非积极的生活，而是沉思的生活，才能使人类获得其应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