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别无选择的父亲
父亲在疯狂的年代里被关进监狱，出狱后变得古怪，亲属们都怨恨他，直到他死后，女儿的怨恨还没有终止。
引子
其实我写过好几个版本的关于我的父亲。写的时候，痛心疾首，我恨他，怨他。可是，当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我又想念他。
对于这个父亲，我既熟悉又陌生，虽则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可是写出来又觉得似是而非，我为自己不能把他完整的描述出来而懊恼。
我的父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父爱如山的父亲。都说舐犊之情是动物的本能，可是我觉得父亲连这种本能都没有。
在我看来，他勉强算是贴上父亲标签的父亲，但这种描述也不准确，他确是我的生身父亲。
因为我的身上有他的遗传密码，我的性格也带有他懦弱的痕迹。
一度，我为我拥有这样一个父亲，感到委屈，难过。我常想，我如果能够选择，我绝不要他做我的父亲。
这样一个父亲，不能给我温暖和幸福，也不能给我带来人生的引导。
以至于我觉得，我不快乐，我忧郁寡欢。
我在怨恨中度过了童年、青春，以至于我成家立业，生了女儿，我还怨恨他。
一直到他死，一直到把他埋到土里，我的怨恨还没有终止。
但是，对于这样的父亲，我别无选择，亦无法逃避，因为我的命运与他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扯不断理还乱。
有时候我想写点东西，可是写着写着就写到了父亲，父亲是绕不过去的火焰山。
一
夜晚张开了黑色的翅膀，裹挟着我，横渡时空，穿山越岭，最后把我抛掷到松花湖畔的冰雪小镇。
我终于找到看见那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掩映在皑皑白雪之中，我眼热心跳，亲人啊，你们在哪？我迫切地推开房门，里面空无一人，突然轰的一声，大雪把房子压倒了，我瞥见母亲的影子，一闪不见了。不一会儿，父亲从废墟中爬出来，满身血污。我想大声喊，可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勒住了，我朝他张了张嘴问：妈妈呢？父亲眼泪簌簌地流了一脸说：你妈妈疯了，飞到天上去了，我正要去找她。“都是你害的！”我愤怒地责怪他。父亲羞愧难当，发出一声哀嚎：怎么能全怪我？一闪也不见了。我懵了，我的心像有无数个小锥子在扎，我痛苦地哭喊：爸爸啊，带上我。
我终于醒了，枕边湿了一大片。
是的，这是一个梦。人生如梦，梦是隐秘的现实，支离破碎的现实总能在梦境中找到对应。
千百次梦里回归，徘徊复徘徊：总是那个小镇。
小镇不大，名气却不小，有一个大坝，远近闻名。当年小日本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强征中国二十万劳工，修建了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丰满大坝。
大坝将浩浩汤汤的松花江拦腰截断，坝上便形成了烟波浩渺、水域辽阔的人工湖，号称东北第一大湖——松花湖。冬天蔚为壮观的湖面，整个儿地冰冻起来，呈现出一派千里冰封的豪迈气象。坝下，松花江逶迤千里，向下游奔去,一年四季长流不止，即便是冬季也不封冻，沿江树木成林，风景秀丽，堪比漓江。寒冬腊月，那似雪非雪、似雾非雾的雾凇，烟笼梦绕般地凝结在岸边的树枝上，洁白晶莹，玲珑剔透，仿佛人间仙境。
跨江有一座石桥，当地人叫它江桥，与大坝遥相呼应。江的东面主要有丰满发电厂和丰满技校这两大家国营单位，还有一个小火车站。小火车站是当年小日本修的，把这里丰富的煤炭、木材、矿藏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小镇四面环山，景色优美，主要生活区在江桥的西边，包括街里、山上以及更往西称为“西头儿”的居民区。所谓山上，背靠南山，紧邻大坝，依着山坡分布着若干片居民区，都是一排排的平房，每排三五户人家。街里集中了小镇的繁华，沿街有商店、粮店、杂食店、银行、俱乐部、书店以及医院等。
1965年我在这山拥水佑的小镇降生了。
我见过我与父母唯一的合影。照片中，一个娃娃坐在一对年轻俊美的夫妇中间，天真的大眼睛，又黑又亮。毛茸茸的短发，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那个娃娃就是我。可惜这张唯一的全家福照片，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剪了，先是剪去了父亲，再后来这张残照也不见了。
小镇也并不总是童话世界。
在我三岁那年，童话嘠然而止，噩梦开始了：一夜之间，父亲成了“反革命”,游街、批斗，高音喇叭刺耳的声音在小镇上空响起：打倒现行反革命李某某！父亲被判刑十二年，关进了监狱。父亲入狱后，母亲的工作也被剥夺了，同时被剥夺的，还有我们家的房子。
母亲带着我住到了姥姥家，姥姥的家境也不好，姥爷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工资降级，接受劳动改造。
姥姥家本来住在街里的小洋房，小洋房是小日本撤离后留下的。后来受父亲牵连，被勒令搬到“山上”的小平房去。小平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冬天靠烧土炕取暖。
一面土炕，勉强睡三个大人加上一个我，寒冷的冬天里，姥爷把炕头让给了我们母女。
姥爷总是天不亮就上山捡柴去了，回来把大的劈开锯短，然后再去上班。天寒地坼的隆冬，我们的小屋总是暖暖的，炕头总是热乎乎的。
那时候粮油、副食都是定量供应，日常主食不是高粱米就是苞米茬子，要么就是黑面馒头或玉米面窝窝头，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大米饭或白面包的饺子。为了填饱肚子，姥爷从大榆树上撸榆树钱和在玉米面煮粥。榆树钱就是榆树的花，一串串，嫩嫩的绿色，中间凸起，成熟落地，似一枚枚古钱。然而，就是榆树钱也不是总能撸到，过了开花季就没有了。
母亲从前是爱笑的，一笑俩酒窝儿，若隐若现地浮现在她那白皙的脸颊上。她是镇上出名的美人，弯弯的柳叶眉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她打小儿学习就好，深得姥姥姥爷喜爱，一心想培养她上大学。她如愿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高考成绩优秀，却被大学拒之门外，因为外公是“右派”。她后来在技校当代课老师，教语文。那时候母亲有许多追求者，她眼光高，谁也看不上，直到遇到父亲。
父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长相英俊，剑眉星眸，乌黑的头发带着点自来卷，足球排球篮球乒乓球无一不精，还会拉小提琴。他重庆大学毕业，本来分配到东北电力学院工作，后来被丰满水电技术学校的校长挖了来。一来就挑大梁，很快成为技校的教学骨干，任电气专业教研组组长。论起才艺，父亲名列技校的“四大才子”之冠。
新婚燕尔，他们住的是小镇人羡慕的楼房，有自来水，有暖气，有卫生间。父亲享受大学毕业生的待遇，每月有五十六元工资，可谓不低。他们除了置办基本的生活设施，还买了自行车、“戏匣子”和小提琴。每天父亲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带着母亲一同去学校上课。湖光山色映衬着他们的珠联璧合的身影。可是，晴天一个霹雳，父亲一夜间成了阶下囚，母亲成了反革命家属。
为了补贴家用，失去工作的母亲在我稍微大一点撇下我，外出打零工，偶尔才回来，也不知她遭受怎样的苦，一次比一次消瘦。有一天竟是被人抬回来的,已奄奄一息，说她大口吐血，病倒工棚了。
我听见姥爷与姥姥在灶台边悲悲切切地嘀咕：怕是不中用了，如果熬不过这个冬天，就把我的棺材板给她用吧。
我不明白什么是棺材板，有一天，趁姥姥到院子里抱柴禾，赶紧跟了出来。
“哪个是棺材板？”我拉着姥姥的衣襟问。
“你这孩子。”她怜爱地看了我一眼，朝柴禾垛底下一指。我看见几块厚厚的木板，有点失望，不过是平常木头，怎么叫棺材板呢？姥姥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可要懂事，不惹妈妈生气，没有了妈妈，你就成了苦孩子了。”
母亲没有用上姥爷的棺材板。
姥姥想尽一切方法为母亲治病，还到医院要胎盘为她补养身体，但是母亲却再也恢复不到从前了，整天卧在炕上，喀喀地咳，有时还咳一两口血。无论姥姥怎么努力，母亲的病总不见起色。
姥姥说，母亲的肺结核是读高中时得的，当时并不严重，很快就好了，现在一劳累就复发了。
印象里母亲很少说话，除了咳嗽，她总是静静的。还记得，有一次姥姥要带我出去，她让姥姥给她的茶缸里倒上水，姥姥倒了水递给她，她喝了一口，说味道不对，姥姥又重倒，她还说不对，姥姥说，就这个了，你凑合吧。然后，我们就走了。
我之所以回忆这件事，是觉得那时候，母亲还能表达一点小要求。再后来，她好像什么要求也没有提过。
有一次赶上两个姨妈一起回来，这实在难得，因为二姨在富拉尔基，老姨在吉林市，也不知她们怎么凑在一起的。
姥爷被打成“右派”那阵，她们三姊妹都还在读书，因为家里没钱，只同意母亲读高中。二姨选择读中专，因为中专免学费和食宿费。二姨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富拉尔基工作，在那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老姨初中没毕业就工作了，十九岁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干部，丈夫是二婚还带着三个孩子。
一家人盘在炕上，你一句我一句唠家常。姥爷把烟叶揉碎了，用一小条废纸卷了一根烟儿，慢慢地抽起来。我贴着姥姥坐着，饶有兴味地听着。
从大人的谈话中，我知道了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事。红卫兵来抄家，在灶台边找到的一卷旧稿纸。有一张稿纸上是父亲一边哄我玩一边随手写的流行语，红卫兵硬是拼出了所谓反动标语。
说到母亲的病情、父亲的刑期，大家神色黯然。
“万一……，”母亲突然猛烈咳嗽了一阵，颤声对两个姨妈说：“万一我不行了，你们可要帮我照顾这个孩子。”
母亲声音有点不对劲儿，眼圈红了，眼角有泪缓缓地往下流。我的心就像有什么被揪住一样的难受，躲到姥姥背后偷偷抹起眼泪。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母女连心，她心里的痛楚，好像传染似的，就到我心里了。
姥姥把我搂在怀里，姥爷狠命地抽着烟，烟雾笼着一家人的愁绪。
姥爷掐灭了烟头，压低声音对老姨说：“听说你姐夫在狱中一直不服，不断上诉。你不妨打听打听，看看能不能找人帮忙让他早点出来。”
渐渐母亲有了变化，由沉默不语转为自言自语。起初，谁也没在意，直到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表情生动地对着空气说话，姥爷才起了疑心，让老姨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精神分裂症。
有一天，母亲不知为何竟和邻居冲突起来，还舞起了菜刀。邻居告到街里的派出所，说母亲持刀行凶。
派出所来了几个人，硬是把母亲拖起来。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他们押母亲，出了姥姥家的小院，往派出所走。我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母亲一点力气也没有，根本走不了路。她踉踉跄跄，摔倒了好几次，苦苦哀求：背背我，背背我。
已是深秋，嗖嗖的风，吹得人透骨的寒。
痩削单薄的母亲，佝偻着身子，瑟瑟抖着，一步一挪。
看热闹的小孩儿，高声学母亲“背背我”，“背背我”，拖着长长的尾音。
我难堪，气愤，泪流满面。
下了坡，过了河，才能到街里的派出所。派出所那几个人呵斥我：不要跟着了。
姥爷下班回来，看见我在哭，知道了这件事，就去派出所要人。可是他们说：“谁知道她是真疯还是假疯，等医学鉴定结果出来，才能决定怎么办。”
两天后，派出所通知去领人。
从此，我一出门，那些可恶的孩子不是骂我“反革命狗崽子”，就是骂我 “小疯子”，还嘻嘻哈哈地跟在我后面学母亲“背背我”、“背背我”。
姥姥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后，赶紧从老姨家回来了。姥姥说，我生了十一个孩子，死了八个，就剩这姐儿三个，最疼的就是你妈。要不是嫁给你父亲，怎么会这个样子。姥姥开始茹素，祈求老天保佑母亲快点好起来。
二
我九岁那年，父亲提前出狱了。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出现在姥姥家，我分辨不出哪个是父亲。姥爷指着其中一个人让我喊爸。陌生感使我张不开嘴，那个被称作我父亲的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木呆呆地看着我。
母亲的脸上有了笑容，对着空气说：他回来了，回来了。
陪父亲来的同事，寒暄几句就走了。
第二天母亲破天荒地下了炕，和面，剁馅，为父亲包饺子。煮好了，端上小炕桌，让父亲吃。父亲也没招呼姥爷，就自顾自地吃起来。我喊，姥爷快来吃饺子。姥爷冲我摆摆手说，你们吃吧。姥姥从老姨家回来听说此事，说母亲，自己都病成那样了，还给人家包饺子。
父亲出狱后，单位暂时还没有给他安排住房。他白天上班，晚上就住在姥姥家。家里那面小炕不够睡，姥爷就在外屋的灶台上铺几块木板将就着睡。第二天天还没亮，姥爷把灶台收拾妥，依旧上山拾柴。日复一日，木板搬进搬出，父亲就像没看见似的。他回来的这些日子，除了吃饭睡觉，也不说话，也不干家务活，也不给生活费。终于有一天姥爷向父亲下了逐客令：你赶快找单位要房子搬家吧，我睡得腰酸背痛，实在熬不住了。我感到羞愧，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姥爷睡灶台的辛苦呢？我从心里怪父亲麻木。
一个月后，父亲的单位才在小镇的西边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小平房。
离开姥姥家的第一年冬天，因为父亲不会烧火炕，我和母亲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母亲整天裹着被子蜷缩在炕上，这个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以至于多少次梦里寻她，总是她蜷缩着的样子。
以前我们在姥姥家，他们心疼母亲，从不让母亲做事，现在她不得不挣扎着做点家务了。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小平房没有自来水，她要去共用水龙头处淘米，每次都把米淘了又淘，淘的雪白雪白的，一边淘米一边跟空气说话。邻居在旁边等急了，就催她让开，我常为此感到难堪。
那时父亲每月只给母亲五元钱，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五元钱也不肯给了，俩人争执起来，父亲一擀面杖打在母亲的太阳穴上，顿时起了一个大包，有鸽子蛋那大。
父亲也打过我，因为我把李子核吐到了地上，他劈手一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上。我只觉得轰的一声，脑袋嗡嗡直响。我怔住了，半晌才反过劲儿来，眼泪哗哗下来。从小到大，姥姥姥爷疼我，连句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可是，这个从监狱里冒出来的家伙，竟然对我下狠手！我哭的那么伤心，他不但不心疼，还骂我：滚一边去。
一年后，我们搬到父亲单位新盖的平房，这回家里有自来水了。我家住东边第二户，里间一面炕占据一半的空间，外间是厨房，厨房外面搭一个小棚子用来放杂物。除了锅碗瓢盆，衣服被褥，什么家具也没有，连饭桌也没有，吃饭就捧在手上。只有一张能折叠的木头椅子，父亲下班回来就坐在上面。
一年到头，我都穿着旧衣服。有时候我穿着张着嘴的鞋去上学，课间操时，碰到老师怜悯的目光，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下雨天，没有胶鞋，父亲居然给我买了一双男式黑胶鞋，足足比我的脚大两码。我心里不高兴，也不敢说出来。
我就像一个生长在旧社会的苦孩子。
是我们家穷么？父亲拿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每月五十六元。隔壁两口子是工人，两人工资加起来也不比父亲的多多少。他们家有三个孩子，穿得都很好，可我家只有我一个。而且，落实政策单位还补发了父亲两千块钱。
印象里我家的三餐，从来都是对付的。中午放学回来，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回来，他有时带回来几根麻花，有时是几块月饼，有时也许是几个面包……总之，从来不是什么正常饭菜。我整天都觉得肚子空空的，一有机会就跑到姥姥家蹭饭。
姥姥唉声叹气：“你可以往我这儿跑，你妈妈怎么办，她有病啊，没有营养怎么行？”
姥爷气得发火：“这是什么日子？他留那么多钱干什么？”
母亲起初还能勉强做点家务，渐渐下不了炕，也就不做了，连药也不肯吃了。姥姥绞尽脑汁，甚至把药放到饺子里，送来连哄带骗让母亲吃。但凡打听到什么偏方，只要能治母亲的病，她总设法弄来，可是母亲并不好好配合。
有段时间母亲又吐血了，几天水米没粘牙，父亲也不管。我只好跑到姥姥家哭诉。
姥姥本来就对父亲有怨，这下怨气更大了。
怨恨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就四处飘散，姥姥就是那风！
姥姥想到从前那么漂漂亮亮的女儿，不但身子垮了，还成了疯子。女婿犹如一块木头，冷漠，无情，既不带女儿看病，也不好好照顾她，还动手打人，现在女儿连饭也不能吃了……新愁旧怨涌向心头，怨女儿当初昏了头，当年那么多追求者，单单选了这么一个人。她盘腿坐在炕上，老泪纵横。姥爷长叹一声说，从前念他是知书达理的大学生，才把女儿嫁给他，哪成想会这样？
蒲公英怨恨的种子，继续在空中飘。
老姨接到消息，风风火火地来了，带着他丈夫与前妻生的半大小子，找父亲算账。我亲眼看见那个男孩子，追着父亲，一棍子打下去，父亲的头就出血了。
在老姨的督促下，父亲才把母亲送到肺结核病医院接受治疗。一个月下来，母亲明显见好，可是住院期间父亲只来看过一次，却没有给足费用，母亲只好出院回家。
姥爷来我家，看到母亲还是病怏怏的，长叹一声说，没看好就回来了，也不是没有钱，难道蹲监狱把人性也蹲没了？
三
1978年我升入初中，被分到快班，开始用功读书。
有一次学校开秋季运动会，同学们都搬了凳子围在操场边观看。我独自倚在后面的一棵树上，想心事。一个女老师走过来，她说，她认识我父亲，她丈夫跟父亲是一个单位的，也挨过整。我好像找到了知音，忍不住向她诉说父亲的总总不好。她沉吟了一会儿，悄声说：当初整你爸的人，特别妒忌他的才能，目前这个人还在台上，还在欺负你爸，不给他上课，只让他带学生实习。我想，难怪我爸整天穿着一身蓝工作服，还经常带着油污。她继续说，你爸一介书生，又是外地来的，哪能搞的过这些地头蛇，被他们整到牢里吃苦受罪不说，你妈又病成那样，你爸精神上受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你做女儿的应该体谅他。我低头不语。她忽然伏在我耳边压低声音说，听说你爸并没有彻底平反，还带着一个政治错误的帽子呢。我瞪大了眼睛，好像那顶帽子也飞到我头上，我也低人一等似的。她扶着我的肩膀同情地说，你爸原来是很活跃的，出狱后完全变了，变得不爱说话，也不愿跟人打交道。我们都很同情他。
听了老师的一席话，我像是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
有一阵子，我发现父亲嘴角总会浮现一缕微笑，若有若无，稍纵即逝。不久我发现家里出现了几封信，趁父亲不在，我就偷偷地看了起来。
其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
“长期以来消息断绝，长久悬念的心一直放不下。八弟，你是我们的亲兄弟，为什么和我们这样疏远？盼望你能够利用假期回成都与我们团聚。希望你一定回信，再不要让我们伤心挂念了。”
落款是二姐。
原来他不是孤儿啊，我还以为他什么亲人也没有。这一发现非同小可，随着我渐渐长大，父亲背后非同寻常的家世也渐渐明朗。
父亲本是成都李公馆的第八个公子。祖父是留日的建筑学博士，学成归来，在成都有相当的产业，洋房、商铺、别墅、果园、客栈等，春熙路半条街都是他的商铺，此外还开了两家电影院。
李公馆是祖父的杰作，三层洋楼，钢筋水泥结构取代了传统砖木结构，造型独特，豪华气派，屋顶覆盖着熠熠生辉的大红单瓦，是成都当时唯一的花园式洋楼，一时成为上流社会交际的主要场所。祖父母，一生恩爱，育有十个子女，他们在解放前夕相继去世。解放后，李家财产全部充公，李公馆成为用来接待政府官员的高级宾馆。
第二年暑假父亲回成都探亲，回来时，父亲背着一个竹篓子，里面装满了成都亲人送的礼物：有给我们的新衣服，有成都特产，还有一大桶雪白的猪油。那时候，一碗大米饭、一勺猪油，再加上一勺酱油，就美极了。
那段日子，我常看见父亲伏在炕沿儿上写东西，一页又一页。趁他不在，我又偷偷地看起来，原来是上诉书，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经常考虑，以前对我的判刑定性实属冤屈，既然我的问题不构成‘反革命’，就应给予彻底平反，不应留有‘政治错误’的尾巴。不使‘四人帮’带给我灾难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我及我的家属。”
不久，父亲终于彻底平反了。那顶“政治错误”的帽子飞走了，我心里也轻松了起来，天空是多么的蓝。
四
母亲就一直那么病着。她一声不响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慢慢地耗着，耗着，越来越瘦，瘦得皮包骨了。她整天佝偻着蹲在炕上，到了后来，她连睡觉也蹲着，谁也不知道她是无法躺下了。父亲上班，我上学，我们都把她的病当成一个“常态”。
一天夜里，我被父亲的呼喊声惊醒。
母亲昏死过去了。
父亲拍打着母亲的后背，一边拍一边喊，醒醒，醒醒，半晌母亲才醒过来。
第二天，父亲把母亲送到了医院。
我和姥姥去看母亲。医院走廊光线幽暗，阴森森的。我感到恐惧，两腿直打哆嗦。我紧紧拉着姥姥的手，我发现她的手冰凉冰凉的，也抖个不停。我不敢跟着姥姥进急救室，只隔着门望着蜷缩在病床上的母亲。医生对姥姥说：没救了，还是带回家吧。
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母亲不仅患有肺结核，她还患有胸膜炎、腹膜炎等多种疾病，她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从来不提任何要求的母亲在临终前一天，想吃冻柿子。可是，四月份了，哪还能有冻柿子？可怜的母亲，她人生的最后一个要求也无法得到满足。
弥留之际，母亲非常安静。
空气里满是忧伤。
我们围在母亲身边。
姥姥轻声呼唤母亲，声音哽咽而嘶哑：“翠文啊，再看一眼你的孩子吧。”
母亲气若游丝，半天没有反应。
我可怜巴巴地望着母亲。
突然，母亲睁开了双眼，直直地向我凝望，眼圈红了，已说不出话来。
曾经秋水一般的眼睛，此刻已黯淡无光，在她极端痩削的脸上，像两个骇人的黑洞。
我不敢再看母亲，泪水直往外涌。
没等母亲咽气，我就被姥姥拖走了，姥姥怕我受刺激。
等到半夜，姥爷才跌跌撞撞地回来，轻轻吐出两个字：没了。
我和姥姥嚎啕大哭。
姥爷仰天哀嚎：命孤啊。
从此，我便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孤儿。
那一年，我十六岁！
我听说，焚化时因为她身体依然蜷缩着，以至于无法放进焚化炉里。
母亲二十四岁嫁给父亲，四十一岁离世。她与父亲的好时光还不到四年，而后的十三年，她饱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直至离世。
母亲去世那一年我正好要中考，我就住到了姥姥家。偶尔回去看看父亲，如果在父亲那儿呆久了，姥姥就会气哼哼地把我找回去。我知道姥姥怨恨父亲，她把母亲之死，一股脑儿归罪于他，归罪于他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我打小听惯了姥姥对父亲的怨恨，这怨恨随着母亲病情加重而剧增，随着母亲病逝而达到顶点。
五
在姥姥姥爷的精心照顾下，我以小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年母亲就读的那所重点高中，而后又考到南京上大学。父亲没有再娶，随后也调到南京工作。独留母亲一座孤坟，在松花湖畔的小山静寂。
我只是一味地要强，工作后考取硕士，硕士后在N大学边教学边攻读博士，尽管如此，我的内心始终充满着忧伤，我总是形单影只，有社交恐惧症，害怕跟人打交道。读博第二年，我突然腹泻便血，经检查我患上号称是世界医学难题的怪异肠病，特点是迁延难愈，被称为“慢性癌症”。
那一年我三十二岁，面无血色，瘦得像一根枯草，一阵风就能把我吹起来。
可是，父亲对于我的病情却不闻不问，就像当年对母亲一样。我常想，倘若母亲当初不嫁给父亲，她或许还能活着。一想到母亲的悲惨结局，我就抑郁悲伤，就怨恨父亲，多年的积怨便涌上心头，难以排解。有人说抑郁的情绪得不到舒展，就会以疾病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人说我的肠病，与情志失调有很大关系，劝我想开一点。怎么想开？没有母亲的孩子注定是忧伤的。思前想后，我倍感凄凉，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父亲，有什么不同。
我的病始终不见好转，挣扎了六年才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与父亲虽然同处一个城市，却相隔甚远，我住城东，他住江北，来往一趟需要坐长途车，过长江大桥，差不多穿越大半个南京城。我成家后，有了女儿，丈夫一直在外地工作，我们两地分居。父亲退休后，几乎每个双休日都来我这里。
每到周六中午，只要听到钥匙扭动门锁，我就喊：快，姥爷来了。女儿就扑向门口，姥爷姥爷地叫，然后小大人似的督促姥爷洗手洗澡把脏衣服放到指定的地方。
坦率说，我对父亲除了怨恨，还嫌弃，嫌他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和他一起出去，别人很难想像他会是我的父亲，他的衣服总是油渍麻花的。
父亲每次来总是背着一个硕大的双肩包，里面有老花镜、书籍、碟片、药品等，有修理家用电器的工具，有时也有给女儿的玩具。
有一次，他从包里拿出一对木制的陀螺，教女儿抽陀螺。爷孙俩就在客厅里比赛，看谁抽得好。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陀螺，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不停地旋转。
去医院，专家看着我的肠镜报告，向我发出警告：肠子大面积溃疡而且狭窄变形，最好住院治疗。我说，孩子没人带，还要上课带研究生……。专家说：地球没有你，照样转。可是拖着不治，你就转不了了。
医生的话，我不是听不懂。
可是，没有人帮我挑起我肩上的重担。我含着眼泪回到家里，继续挣扎。
父亲来了，从不主动帮我做事。走了，也不打招呼。他不关心我，我反倒要对他操一份心。
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从早到晚直到深夜也联系不上。想到他有高血压，我焦灼不安，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我起个大早，安置好孩子，就去江北找他。当时我还发着高烧，折腾了两小时，终于来到父亲的家。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却打不开门，我心急如焚，担心父亲发生了意外。邻居听说情况，就从他家阳台翻到我家，出来告诉我，家里没有人。我六神无主。邻居提议带我去单位医院看看。路上跟我说，你父亲好人一个，就是不爱说话。我们这里谁家的电器坏了，都找他帮忙修，他从不推脱，有时他还要搭零件，修好了，也不求回报。
到医院一查，父亲果然在，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见到我，父亲吃了一惊，说，你不用来看我，我只是做了个痔疮手术。他真是个老糊涂，谁知道他手术了，也不问问我为什么来的。我委屈得掉下眼泪。
那次手术后，我感觉他的精神大不如从前了，饭量也少了。晚饭后，他坐在藤椅上打起盹儿来，白发苍苍的脑袋，耷拉在胸前，一顿一顿的。我看了，有一种苍凉的感觉。
父亲虽不与我交流，却与女儿玩得很好。他们一起笑，笑得捧腹，笑得诡秘，有时又一起嘟着嘴，好像都生了气。可是，没一会儿，俩人又好起来了。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隔代亲”吧。他陆续给女儿带来的玩具，除了木制的陀螺，还有自制的弹弓，电动的青蛙，会叫“妈妈”的娃娃等。
因着女儿的缘故，我和父亲僵硬的关系有所缓和。
我觉得父亲就像一个“机器人”，得输入指令才能行动。而我实在需要帮手，只好向他“发布指令”，比如“去交电视费”，“带孩子去学网球”，“去买东西”等等。他接到“指令”就去执行，一点也不含糊。
有人问，你父亲为什么不搬来与你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谁说不是呢。
可是，他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活，好像他那里有什么宝贝得回去守着。
他七十岁时身体还算硬朗的，而我总以为他的身体要比我强，也就随他去了。
六
2009年暑假我带着女儿回东北与丈夫团聚。
7月25日，8:40，父亲给我发短信：我现不在家，因不想进食，不排便，腹胀痛，在南钢医院内科301室3号住院，不必担心。你在吉林安好，多保重。
不祥之感使我瞬间瘫软，立即委托朋友去探望。
下午两点，朋友告知，已看到父亲了，状况还好，只是处境凄凉，偌大一个病房三张床，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一点人气都没有。他穿着一件白色长袖衬衣，敞着胸膛，胡子拉碴，一脸病容。陪伴他的只有头上的电风扇，呼啦呼啦，有气无力地转着。
听了朋友的介绍，我舒了一口气，南京那几天正处于“夺命高温”，好多人中暑，父亲也许是肠胃紊乱，况且医院里有医生护士看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晚上不到八点，一个陌生电话把我惊醒：“我是管床医生，3号床病危，请家属速来。”
“我在东北，一时赶不过来，请尽力抢救。”我吓得魂飞魄散。
我连忙和先生商量对策，还不到半个小时，医生又打来电话：抢救无效，是心源心脏病导致的猝死。
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我反复看着父亲的绝笔短信，一时无法接受这冰冷的现实。
再次见到“父亲”，他已化成骨灰装在一个金丝楠木的骨灰盒里。
先生念我身体不好，连夜带人开车替我回南京料理后事， 并把他带了回来。
我捧着“父亲”，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只剩下一个空壳儿，连日的悲痛消耗着我，我摇摇晃晃，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母亲去世时后,无论谁给父亲介绍对象，他都不应，总嫌人家长得不够好看。不了解的人问他为什么总是一个人，他就编瞎话，说他的妻子在东北呢。
是啊，在松花湖畔的小山上静寂了二十八年的母亲，终于等来了父亲。
从母亲去世起，每次上坟我都忍不住哭泣，如今父亲也不在了，我更加悲痛，为什么你们都撇下我不管了？
周围树木葱茏，一片静寂，间或有几声鸟鸣。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碎影。一阵风吹过，树影晃动，使人恍惚。
七
父亲的猝然离世，犹如雪上加霜，使我的病情更加严重，我不但腹泻便血，还经常发烧，彻夜难眠。
夜晚梦回与父母共度的时光，回到我们仨共同生活的那个小平房，母亲依稀还在病中，却不见了父亲。转而又梦见父亲江北的家，房门黑洞洞敞开着……
这个梦，让我惴惴不安，父亲离世两月了，我还没有回去看过。尽管体力不支，我还是挣扎着去了。
卧室、卫生间、厨房，每打开一道门，都是杂物横陈，根本无法下脚。
卧室里，一个粗糙的大床靠着窗户，一顶帐子歪歪扭扭地吊着，床上只有容人躺下的一席之地是空的，周围全被杂物包围着。床下也塞得满满的。
逼仄的卫生间里，电线铁丝结成天网，上面滴里嘟噜地吊着小电风扇、小筐子、拖鞋等等，地面的角角落落也塞满了东西。
厨房更令人头疼，到处都油腻腻的，锅不像锅，碗不像碗，油盐酱醋杂乱无章。地下的米袋里散发着霉味儿。
收拾父亲的房子，使我受到很大刺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做梦，梦里有数不清的房间，房间里有数不清的东西需要处理，没完没了，纠缠不休。
在父亲的遗物中，一叠父亲撰写的申述书引了我的注意，其中一段写道：
“1968年5月12日，刘某某等逼我交侍和校内外人员的反革命活动，交待不出，一名同学揪住头发住后扯，另一个往前猛踢我的腿，跌倒之后，拉起来，扒掉外衣，用拳头猛击头部腹部。除了拳打脚踢，他们还用鞭子抽我，直打得我头昏脑胀口鼻出血浑身青紫。之后，抄家、游街、批斗、关押，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十二年。1974年平反了，还留有政治错误的尾巴，使我背着沉重包袱。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原本清晰的思维被搞得混乱不堪，做梦还迷迷糊糊地思考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怎么交代呢？”
“我爱人原是正常人，在我投入监狱期间，被歧视，生活无着落，忧愁，得了精神病和肺结核，才三十来岁背就驼了，牙齿也脱落一大半，卧床不起，咳嗽，甚至吐血，还整天自言自语叨咕不停。我孩子精神也受到刺激，也感染肺结核，常叫前胸疼。一个正常的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
看了这份申述书，我总算捕捉到父亲的些许情感。多年来，我认为父亲就是个闷葫芦，沉浸在一个封闭世界里，终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他在狱中受过哪些惩罚和毒打，做过哪些苦力，精神上受过怎样的折磨，我们无从了解。至于母亲和我受过怎样的歧视和欺侮，他也从不过问。他的一切的一切，都藏在那个闷葫芦里。而我又是多么渴望父亲的表达，哪怕一点点。
曾经他也表达过一点点。
在我和他相处的最后几年里，他曾跟我说过，在他关押期间母亲带我去看他的情景。
父亲说，那天你妈带着你来到了关押我的地方，还隔着一条马路呢，造反派就不让大人靠近了。我从窗口看见你妈妈附在你耳边说了什么，你就一摇一摆地过来了，我一把抱住你，趁他们不注意，偷偷往你手里塞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我可能出不去了。你紧紧地握着，转身就跑回你妈妈身边了。我当时非常紧张，万一你过马路时来了一辆车子撞了你怎么办？你才三岁啊。
父亲难得跟我说这么一点点，而我总以为日后还能再听他多说一点点，可是他却突然走了。
在立柜的上方杂物掩埋的角落里，我发现父亲的皮箱。打我记事起，就看见过这只墨绿色皮箱，如今斑驳不堪，挂着一只与皮箱不相称的大锁。
砸开锁，发现了几本存折，用破旧的图纸包着，图纸上记录了账号和密码。我按图索骥，陆续取出二十来万。
这突然冒出的二十多万，让我感到痛心，凭他那点工资，他要怎样的省吃俭用才能积攒到这个数目，这里面想必还包括他出狱时单位补发的两千块钱。要是当年父亲肯用那两千块钱给母亲治病，母亲何至于死。
我拿着这钱，如同捏着两条命，心如刀绞。
八
假如还有来世，假如我能够选择，我绝不愿他做我的父亲。
假如别无选择，我想我会好好与他相处，因为我似乎已找到了与他相处的钥匙。但是，谁知道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周六中午我会出现幻听，隐约间听到父亲用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我竖起耳朵等待着，等待着……。父亲再也不会出现在了，我的心一阵痉挛。
有时候，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像父亲，我就停下脚步望，半天也缓不过神。
有一次梦里去机场为父亲送行，不知为什么，我非要看他上飞机。经过重重阻碍，我终于赶到了他要登机的那个地方。我流着眼泪乞求他留下，不要去那陌生的地方。他也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他说，下次不走了。可他挥挥手，还走了。独留我啜泣。
醒来，泪痕犹在。父亲已离世十年了。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愁眉不展，就不能快乐一点么？其实我的愁眉不展与快乐不快乐无关，我从小就是一副忧郁的样子，也许跟我父母的遭遇有关，到底为什么，我也搞不清。而且多年来我总是抱怨父亲，却从未思考过父亲让我抱怨的原因。直到有一天我读到记者范承刚关于“寻找文革隐伤者”的一篇文章，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文章大意如下：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至今仍在生疼，化脓，如同体内发炎的脓肿，会不断地影响机体。这是大多数文革亲历者未曾意识却始终承担着的梦靥。大量研究表明，“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地影响着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幸存者的孩子生活在两个现实中，一个是自己的现实，另一个是由父母的创伤史构成的现实。
作者简介
李绪蓉，笔名絮容，籍贯成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工科博士。著有《朱梧槚传》，2014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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