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回家过年
题记：写下这些，几番犹豫，总觉得除了对于自己，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最终决定写下来，原因很简单，就是想要完整地记录一次家里的春节——关于团圆，关于变迁，关于亲情。当然，所谓“完整”也只是相对的，有些细节不便公开，有些伤痛也不适合在这里提起。只是如果不记录，这一年和任何一年，不会有分别；有一些细节和温情，未来也可能不再被记起。人许多时候是由记忆和希望两根柱子支撑起来的，文字所做的，就是让记忆的柱子撑得更久一些。
1
我家所在的镇子在湘潭县的西北部，有个挺好听的名字，叫云湖桥镇。据说是因一座飞架在云湖河上的桥而得名。该桥于明成化8年（1472年）始建，桥长七十米。又据史志记载：“古云沿湖受鸟石48象，灌田4000余亩，四山环绕。潴水不浅，间云气滨蒙，故云云湖”，镇因此而得名。在古代，云湖桥镇位于从湘潭到湘乡的驿道上，十里一铺，五里一亭，设有驿站，故境内的一些地名至今带有“铺”字，如七里铺，石井铺等。
桥下的云湖河同时也是水路，绵延十几公里。以前有号称“云湖驳子”的小船通行，当地人曾有民谚：“云湖驳子两头尖，有水上得天”。河水源自韶山，经银田、楠竹山等村镇最终汇入涟水。驿道和水路交错处，一些码头繁衍成老街和集市。上世纪五十年代云湖桥开始修建公路、铁路，陆路渐繁，加上河道淤积，水路便逐渐衰落。
我家便处在从云湖桥通往韶山的公路边上。大学暑假从省道坐大巴回家，隔一段路便看到车窗外一亩一亩的荷花。现在的云湖桥镇，下辖21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总人口62817人，共20769户，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2018年，全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9152元。约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赴外就业，其中省外和省内就业约各占一半（据《云湖桥镇2018年年鉴》）。
回家前，我从我妈口中得到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我从小长大的村子——栗山村，名字从镇里“消失”了，变成了现在的“向红村”。
那我快递回家的话地址是写栗山村还是向红村呢？我问。
当然是向红村了，栗山村已经没有了。我妈答。
为什么呢？
几个村合并成一个，自然有些就除名了。已经好几年了，没跟你说而已。再说，合并的也不止我们这一个。
我妈说得轻描淡写，我还是感到惊讶。最原始的出生地几年前就发生了改变，而我竟毫无知觉。索性打开电脑，想查个明白。找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栗山村早在2016年便已与相邻的建东村合并，成为了“向红村”。而这一变化，确实像我妈说的，并不是偶然的——2016年，整个云湖桥镇缩减了17个行政村，由38个变成了21个。
不光是云湖桥镇的行政村在减少，实际上这一轮行政村的调整合并与湖南省2015年开展的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工作密切相关。根据《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工作的意见》（湘发〔2015〕15号，以下简称《意见》），2016年，全省的目标任务是合并乡镇500个以上，减幅约25％；合并建制村16000个以上，减幅约39％。《意见》还对任务指标进行了分解，其中湘潭市合并撤销乡镇的任务指标为8个；建制村合并后，村委会由原有的1513个调整为1013个，减少量为500个，调整比例33.05%。这个比例在全省尚处于中游。调整幅度最高的岳阳市，减少量为1686个，比例高达54.44%。根据《意见》，调整后的全省平均每个建制村人口预期规模为2500人，其中，平原湖区建制村人口2500—3500人；丘陵区建制村人口2000—3000人；半山半丘区建制村人口1500—2500人；山区建制村人口1000—2000人。合并建制村工作需在2016年底前完成。
向红村是在2016年建制的，原有的栗山村和建东村都属丘陵地区，合并后人口规模约在2400人左右，在云湖桥镇属于中等水平（据《云湖桥镇2016年年鉴》）。但早在2014年，湘潭市便已开展行政村调整合并，全市行政村数量减少了299个。据相关媒体报道，“这是湘潭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开展的行政村调整合并工作。” （《长沙晚报》）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幅度的调整呢？结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道，许多乡镇、行政村因规模小、资源分散、经济实力弱、基础设施差等原因，难以吸引企业进行规模投资，行政村的运转经费偏高，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改善，选出来的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不利于农村工作的开展。撤销合并后，可以节省行政成本，完善基础设施，加大相关产业投资力度，选出更合适的人才来加强农村社会治理。
为此，《意见》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和措施，内容涉及乡镇、村的交通网络、电力、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为鼓励全省建制村合并，还设置了奖补标准，即每合并1个建制村，奖补4万元， “主要用于改善和提升乡镇、村公共服务能力，同时可以用于化解乡镇、村历史债务”。（《湖南省乡镇区划调整改革配套政策与措施》）
在和我妈聊到为什么要并村的时候，我问，是不是因为现在村里人口少了？
没感觉少多少啊。我妈答。
比如到城里买房的，老人去世，小孩少了……
可能少一些吧，也不太明显——再说，人到城里去，户口还在这儿，又没迁走，还是算人头的。毕竟有田有土的，万一征收了呢。
那……并村后有什么变化吗？
没啥变化，该怎么过怎么过。
原来的两个村也没闹矛盾？比如推选村长之类？
没有，没听说过。
我又想了想，问，并村之前，总征求过你们的意见吧？开个村民大会、投个票之类的。
这个，不就是一声招呼，并了啊，哦，我们就知道并了。
但实际上，根据《意见》的规定，合村工作是有相关的规定和流程的，先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具体合村方案，需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建制村的命名也是要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后，再连同并村方案报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
我妈说：你管那么多呢，上头的事情，咱也管不着，我们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我回道，这是你的权利，难道你不要吗？
就我要有什么用？你看看别人要吗？要就一定给吗？给了我们说话管用吗？我妈一连几个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从熟悉的栗山村到新建的向红村，虽然风土人物均无改变，但名称的变化，寄送地址的变化，还是让我惆怅了半天。
2
黄昏至家，爸已在站口等待。家在马路的另一侧。穿过马路，穿过水塘，第一栋楼房便是。去年十一回来，水塘边小路两侧，草木异常繁茂，犹如两堵绿墙。芦苇、樟树、苦枥、竹子，还有比人高的灌木、杂草等，蓬勃错杂，兀自生长。妈说，年年隔一阵就得砍掉些，否则路都看不见了。冬天则显得衰败很多。
路已不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水塘的那一头是柏油马路，这一头，则是三户人家，呈品字形。“品”的上头那一户，另有出口，并不从这条小路过。而下头的两户，我家，还有隔壁邻居家，天天从小路出入，直通马路那边的小卖部、麻将馆，再由马路乘车去附近的市镇。去年两家合力，将泥土路覆上层水泥，雨雪天气走过也就鞋干袜净。
为什么不索性拓宽了，让汽车也能直接进来？去年回来时我问妈——现在的路不过一米多宽，车只能停在对面马路边。
后面山上修了驾校，你也看到了，他们愿意出钱修路，方便车子出进。但鱼塘那边不同意，拓宽路面要占鱼塘的面积。妈答。
这能占多少——半米？这么大的鱼塘。路面这么窄，不怕哪天路基垮了，鱼跑了？
讲不通，要四万的补偿费，驾校哪肯干，明明是帮忙免费修路嘛，不要你出钱，还倒贴？妈摇头。
所以你们就自己铺水泥？
去年公路维修，我们去工程队问，能不能帮忙把这五六十米路也修好了，回说不行，但可以提供免费水泥。我们和隔壁一共四个人，去搬水泥，又是拌，又是抹，忙了一整天，腰酸背痛。
我笑，其实呢，两家人凑钱叫人弄，也花不了多少。
说得是……只是你晓得，这里只要涉及到两户人家就不好弄，你近了他远了，你多了他少了，路没修好，尽扯皮了。还不是钱的问题。
我笑道，光出力不出钱，才弄好了——怎么不算算各自出了多少力气呢？数一数，都流了几滴汗。
谁算那个，妈也笑：越讲越离谱了。
沿着水塘，立了一架枯了的丝瓜棚。以前那旁边有一棵合抱粗的老柳树，树干低低斜向水面。小时候我经常爬到树上去，坐在枝桠间，垂下两条腿来。如今树不见了，树桩裸露出断口。
当时我妈见我脚踏树桩打转，道，那是驾校说要修路时砍的——这边三家都同意了，鱼塘队上说不肯，就放下了，白白砍了这树。冬天里原可挡挡北风，现在好了，呼呼对着直吹。
驾校是四五年前建起来的，就在三户左边的小山上。山地推平，接着又建了个敬老院。水塘边的三户都很开心。动工了，挖土了，建楼了，车道修起来了，还养了几只狼狗——山坡上的一举一动，人们密切关注，口口相传。大家都认为驾校的出口必然是水塘边的这条小路，因为最直，也最近。小路太小，驾校的人自然会修成宽敞的大路；路宽了，来往的人就多了，学车的，养老的，经过的，参观的……接下来，还会有工厂，有集市，有繁华热闹的一切。
驾校老板，也颇爽快，修路可以，只有一个要求，沿途各户须在征求意见书上签字同意。三户碰头开会，均无意见，签好字，又做通鱼塘承包人的工作，以为事情已定，便张罗除草，砍树，将路边的菜园填了填，只等设施材料到位。
承包水塘的，人称“林桶子”，五十来岁，人黑瘦，眯眯眼，常背着手围着鱼塘转，有时是打鱼草，喂鱼食，有时是巡视检查，看是否有人偷鱼。 鱼塘周围，有人喜用竹叉细网，支起车轮大，放上油渣饭粒，垫块石头，一早沉到水底去。隔一两小时起网，便有指头大小的细鱼，一条条在网里挣扎跳跃。若网起得勤，一天下来，便能收获二三斤小鱼，回家择净，用火焙了，便是一道小菜，火焙鱼。煮饭时蒸一小把鱼干，放上油盐剁椒，格外鲜香。
细网最多的时候，约有七八张。隐在瓜架下，草丛中，大树底。林桶子背着手一路查看，边收网边大声咒骂：前世没整过鱼吗，尽是些臭不要脸的……“整”是 “吃”的意思，在当地是极粗鲁的用词。多数时候，他会踩断竹叉，撕烂渔网，脚在地上来回搓揉，竹叉于是碎成渣子，渔网片片在地。
等着收鱼的人隔远听到他咒，私下痛骂他死抠鬼。
林桶子同意修路，不少人感到意外。什么时候这样大方过？
不到三天，传来消息，路不能修。隔壁萝卜塘大队的人不同意。鱼塘是萝卜塘大队集体所有，修路要占鱼塘面积，占了鱼塘面积就侵害了队上所有村民的利益，侵害了利益就要补偿，补偿就得拿钱，村民一合计，4万块钱，几十户平分。队上大会一致通过，合情合理，有根有据。林桶子是个什么东西，承包户而已，有什么资格同意？
三户的人立刻明白了，林桶子早知内情，不过做了个顺水人情。他们向萝卜塘队来的人质问：“你们不从这条路过吗，哪个洗洗刷刷不在这塘边上？哪个每天不走一两来回到对面马路搓麻将？烂路狭路泥巴路，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
“靠得最近的是你们呀，用得最多的是你们呀，我们住在后头呢，不走这边还有别的路，就你们……” 萝卜塘队的人嗤笑。又道：“跟我嚷没用，大家举手通过的，不要为难我一个。”
三户又去找驾校。老板摊手：“修路已经免费了，还要另出钱，做人是不是太贪得无厌。我们也可另外找出口，远就远点。”
过段时间，驾校将这侧的开口封死。大石块、枯竹枝、空塑料瓶、生活垃圾，都堆起来，单方面宣示了“绝交”。朝另一个方向再修一条长三百米、宽两米的水泥路，直通省道。三户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一切经营谋划，都成泡影。那口渔塘，好多年前便在那里，他们几乎忘了，它的所有、承包以及修补调整的权利，属于另一个生产大队，不在自己手里。
村村通路，户户到家，到这似乎就差五六十米。夏季大雨滂沱，烂路成泥，人人踮脚走，一面恼怒 “哎呀，哎呀”，一面看泥浆糊满裤腿。隔壁邻居家几年前买了车子，绕三四圈才到自家院子，时常懒得绕了，将车停在水塘对面的马路上。
有人考证，萝卜塘大队的得名，来自这口水塘——萝卜塘。鱼塘的名字，据说有个故事：
很久以前，这里住了个吝啬的老太婆。老太婆死后去见阎王。阎王打开功过簿一看，此人在世时很吝啬，从不施钱舍米，只在一次水灾中，施舍了别人一个萝卜，救了条性命。
阎王叫人拿来萝卜，对老太婆说：“你一生只做了这么一件好事。现在还你萝卜，让它带你升天吧。”
老太婆于是骑着萝卜，冉冉升空。飞到半空，碰上个瞎子。瞎子的手触到她的腰带，一把攥住，和老太婆一起飞。飞着，飞着，又遇到一个瘸子。瘸子单脚一跳，双手抱住瞎子的脚，同他们一起飞向天堂。
萝卜带着三个人，很快到了南天门口。那里鼓乐喧天，仙女手挽花篮，仙童托着仙果，迎候在那里。
老太婆一见天宫如此美好，心里飘飘然。正要进去时，她向后一望，瞎子和瘸子跟着，便想：“这两人哪配上天堂？切莫让人笑话。”顿时，吝啬老病复发，将身上腰带一提，想把瞎子和瘸子甩下去。 瞎子和瘸子苦苦哀求老太婆带自己上天堂，承诺以后一定知恩酬报。
老太婆无动于衷，大声呵斥道：“不识相的东西，滚开！萝卜是我施舍的，它只带我去！”
她使劲抖动飘带，不料用力过猛，将萝卜一同甩掉了。“扑通”一声，三个人一起从天上跌下来。萝卜跌落的地方，下陷成一口两亩的水塘。后人便把这口塘叫做“萝卜塘”。
雨天经过，不堪路扰的外人质问道：短短一截路，怎么就搞不好呢？
你没听过么，萝卜塘这地方人呀，咬唣得很。三户的人笑道。有人反复想几遍，又觉得路不修也好：省得车子来来去去的，老人小孩不安全，灰尘又多。
萝卜塘大队的人似乎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他们雨天拎着脚从小路上走过，晴天再拎着桶到鱼塘码头上来搓洗衣服。
3
下车时，我才发现同下的还有几人。是住在我家坡后的一户人家，儿子在北京念书，父亲和姐姐出来接他。我离家读书时，他还只是个拖鼻涕的小孩，现在长大了，模样改变，走在路上恐不认识。说起来，就我家附近这十来户人家，靠读书走出农村的，勉强像样的，刚好分布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回来时都有点荣归故里的意思。不过，以我的体会，恐怕也不过是各有各的挣扎罢了。
爸将我们的行李先用摩托车载回家。 我和丈夫阿同两人走路。短短一百米的距离，外婆走到塘边小道来接。她隔老远便觑了好久，像是视力不好，将走在前面的那家人当作是我和阿同。我连忙迎上去，叫“外婆”，她才回过神来，将两手伸出，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是凉的，手背上褪了皮。
冷不冷啊，我问，又拍拍她身上的衣服。
不冷，不冷。她一叠声地说。又问我们累不累。
不累。
阿同悄声问我，刚那家人居然也走这条小路，怎么没见我们打招呼，是不是不认识。我说认识啊，下车时我冲他们笑了一笑。
他觉得不可思议——你们不是邻居吗？
没说不是啊，打招呼一定得搭个讪做个揖么？我说。
他摇摇头。南方人，尤其是当地人的这种淡淡相交，在他看来有点难以想象。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呢，我已记不清楚。按道理，我和从北京回来的那个小伙子，应该称呼彼此的父亲为“叔叔”或者“伯伯”，但下车时，两个人都没有开口。关系本不亲近，加上离家多年，人似乎愈加生疏矜持，也不知如何开口。在豪爽热络的东北人看来，这应该过于冷淡了吧。
路边塘里的水已经抽干，露出底部红色的淤泥。中央还汪着一滩水，几只鸟在上面盘旋。我问爸，今年塘里的鱼多不多？
多。鱼也好吃。爸答。
没人偷么？我问。农村里鱼塘被偷是常事。
团团四转都是人家，这么多双眼睛盯着，谁敢偷。
哦。
林桶子曾因我家鸭子在水里啄鱼上门吵过两回。这口塘他承包十多年了，几间砖房也沿马路直接搭在鱼塘上面。阿同曾把我家楼房的照片拍给他母亲看，婆婆问我，门口就有塘，打鱼时也会一家分几条么？
我说，从来没有过。
怎么这样呢，她惊讶道，要在我们这儿，打上鱼来，都给邻居送两条。
我笑，一时解释不清为什么不送——大概有的人家慷慨就送，有的人家就不送吧。但人们似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到家，发现铁门和围栏均已装好。狗拴在门边上。地坪一侧散落各种花盆。两缸荷叶（也不开花），都已枯萎；一株海棠，冒出小芽。红色的脚盆里是睡莲。
妈在厨房做饭。饭锅上冒出腾腾热气。看到我们，满脸的笑，问冷不冷，饿不饿，又让我们累的话赶紧休息。过一会儿，端出一碗肉丸来，说是自己做的，让我和阿同先吃吃垫垫肚子。爸在一边打趣说，哪是什么肉丸啊，就是面粉坨子，你妈的创意。那天刚在锅里炸好，童童（妹妹的儿子）就吃了四个。
听到这里，我问，童童呢？
床上睡觉呢，睡得像个小猪仔。爸答。
走进房里去，果然，还打着轻轻的鼾呢。这么小的人居然会打鼾，鼻翼还轻轻翕动。半年前妈带他来上海，还不到两岁，话都不会说，因为淘气被阿同狠狠揍了一顿。事后我说给妹妹听，她回说反正隔得远，没看见，也就不知道心疼了。
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已经改造过。原来的灶台缩短，只留两口灶眼，腾出来的空间，刚好够一家人坐在厨房里吃饭。料理台用了乳白大理石，橱柜也是乳白的，看上去清爽，却不耐脏，妈说要勤擦。台子上一大一小两个池子，一个洗菜，一个洗碗。老式摇水泵已经除掉，楼顶装上水塔，定期从井里抽水，基本就可以保障一家人用上自来水，不必天天手摇了。液化气灶摆在原来放摇水泵的地方，再装两个抽油烟风扇，无论烧火还是用气，都不会浓烟呛人了。
当时我曾觉得除掉摇水泵可惜，说安在外面也好，万一哪天需要呢。妈笑道，你出去看看，现在谁家还用这东西，都装水塔了。一两年不回来，我的想法还停留在从前。农村居住环境的变化，若非自己家里改造，有时难以察觉。有了自来水，洗衣机也可以运转起来。原来所谓的全自动，因为少了进水口，只好当甩干机，到黄梅天才用用，平日总闲在那里。
卫生间的改造，则将厕所和洗澡间分开，又加了一个洗衣池子——这样就有了三个出水口，化粪池和洗澡水、洗衣水不再混在一起。父母曾纳闷，菜地明明浇粪很勤，为什么菜长得不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原来的出水口只有一个，肥皂水影响了菜的生长。
我和阿同仍住楼上。搬东西上楼时，我看到厨房上方的平顶挂了很多香肠。爸妈从不爱吃香肠，嫌里面有甜味，但阿同爱吃，又方便切炒，这几年便年年做一些。楼上的房间原来都很空，只有一些父母结婚时的老式大红漆家具，立柜，电视柜、书桌等等。现在则通通搬到外屋，里屋是新做的衣柜、床、床头柜和书柜。我和阿同结婚时的红囍字仍未摘掉，贴在雪白的墙上。东西安置好，我四周看了看，问阿同，怎样？
感觉似乎比上海还要好一点。他答。
我笑，是因为地方大吧。
的确。上海的楼房一幢连一幢，所住的房子又狭长，呆久了似乎也习惯，但一到乡下，地方一下空阔起来，再回想原来的住处，便难免觉得逼仄。楼房大了，站在屋子里大声说话，有时能听到隐隐的回音——又似乎过于大了些。
站在二楼往楼下看，妈在地坪前种的桂花树、银杏树和油茶树都长高了好些。两棵桂花树，一棵粗壮，一棵瘦弱——据说瘦的这株打枝时伤到了，后来便长得慢。旁边还有好些花，围着一圈竹篱笆，也是妈自己砍了竹子围起来的。可惜的是，年初我寄回来的树苗，成活的不多，只有一株腊梅长势不错，种在了菜园门口。
晚上妹妹和妹夫回来。妹妹一进门就跟放鞭炮一样，满屋子都是她的笑声和说话声。一会说冷了，一会说饿了，一会儿又说起今天店里的生意，叽叽呱呱，热闹非凡。妹夫比原来略胖，话不多，和阿同相互寒暄着。小沁毛（妹妹的女儿）仍在湘乡奶奶家，和幼儿园小伙伴玩得开心，她说自己“在楠竹山过得一点也不幸福”，不愿过来。
片刻间，饭菜已备。一家人围桌而坐 。桌子中间是鱼汤火锅，盖子一掀，热气腾腾。爸说煮的是雄鱼，一大早去姨父家鱼塘里打的。
今年他家鱼多么？我问。
多什么呀，都偷光了。就零星几条。家里经常没人，怎么看得住。我还问你姨父，年前放鱼苗没有，他说放了，还放不少呢——也不知是真是假。爸答。
饭吃到一半，我再去夹鱼，只剩一副鱼骨架。我说肉呢，这么快就吃完了？
爸用勺子一捞，说都到底下了，火锅一煮，鱼肉散到汤底了，赶紧吃。他唠叨，这么大一条鱼，还不够你吃的？
剩下的鱼汤烫青菜苔。在汤的鲜辣中，又加入了菜的脆嫩清甜，连放两篮都一抢而光。我跟阿同说，多吃青菜，上海可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青菜。他边吃边点头。
爸笑道，哪有这样劝的，要劝也劝吃肉，谁劝吃菜。
你不知道，菜比肉好吃。我说。
吃惯大棚菜的人，偶尔吃上一顿自然生长的青菜，便可明白，菜里那种阳光和雨露的味道，是任何一种化肥也催生不出来的。而平日在城市，肉鱼易得，要吃上一顿所谓的有机蔬菜，却不那么容易。这使我每次回家，几乎都产生出一种对青菜的“狂热”。
陶渊明辞官归家时，“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的狂喜心情，恐怕只有真正热爱田园和自然的人才能体会。所以啊，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4
去年，家里发生的大事，是妹妹在镇上买了个门面，用作美容美发店。买之前她几番犹豫，一直定不下来，一会说要租，一会又想出去打工。打工是家里极力反对的——抛下两个小孩，想让他们当留守儿童么？再说，打工一年了一年 ，何时是个头？她想买门面，在湘乡市看过，又在我家附近的镇上看过，总嫌贵。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动辄几十万的门面费，不止要将全部家底掏空，还得背上欠账。
最后下决定的是我妈：买吧，现在踮踮脚，还够得着。再说靠手艺吃饭，赚得一分是一分，也是个靠望。
我也支持——小沁毛要上小学了，难道让她在农村上么，质量太差了。镇上好歹属于市里，相对会好一点。
妹夫一家开始有点犹豫，后来实地看一圈，也同意了。小两口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再问两边的父母和姐姐、姐夫各借了钱，花费五十几万元，费时两三个月，终于买下并装修完毕，年中开了张。头几个月生意清淡，有时一天的收入只有十几块。妹妹急于挣钱还账，反被人骗了五千块钱，气得嚎啕大哭。好在她手艺不错，又热心，肯钻研，回头客较多，到年底生意渐有起色，不像最初那么艰难了。
我和阿同回家后的第二天，便到她的店里去。近些年，镇上国营工厂的职工学校，扩建为一所专科大学，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等拔地而起。原先不起眼的小路而今成为柏油大路，起名“学院路”，两侧民房均已拆毁重建，发展成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在路上，爸说，店铺的地址稍微有点偏。
我问，为什么不在商业街上选一家呢，离学校近，面积大，价格还便宜。
爸答，这些都是老百姓自己建的，没有房产证——万一哪天说是违章建筑，说拆就拆了，本钱都回不来。现在买的这个，地段差一点， 但是房产公司开发的，有证在手，贵就贵一点吧。
想想也是。对于妹妹一家来说，掏空家底买的门面，风险规避和挣钱营生同样重要。等到了店里，才发现是位于商业街斜岔开的一条路上，上面是居民楼，底下商铺有饭店和修车铺，生意都还不错的样子。
门面层高五六米，分前后两段，前面开店，后面隔做两层，楼下厨房和卫生间，楼上两个卧室。爸说很多人看了，都挺赞赏这个设计。当时买完门面，预算不够了，装修都是家人自己弄的。爸和妹夫的父亲两个人，架隔板，做家具，贴瓷片等等，足足忙了近两个月，才大功告成。店铺开张后，小沁毛也顺利到镇上的小学读书，电动车开过去五分钟的路程。妹妹笑说自己成为了“八路军”——每天接送小孩，上中下午各两趟，有时还要回我妈家或她婆婆家，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跑八趟。除了路上奔波的时间，就是做生意，陪小孩做作业，倒也兼顾过来了。
中午爸妈和外婆过来，刚好小舅、姨父也路过，便在店里开饭。做饭的间隙，阿同与妹夫聊天，听说他还在建筑工地干活，便絮絮说道——等以后有点余钱了，买个车，送送货接接客什么的也挺好。不要总在工地上，又辛苦，又危险，不是长久之计。更何况，在镇上，客流量较乡下总是多一点，哪怕摆个摊做点小生意也是好的——对于农村人而言，若非外出打工，这应该也算是比较妥当的安排了吧？
妹夫在一旁洗菜切菜，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童童跑上跑下，不知从哪翻出一堆玩具来，散了一地。上午理发店生意清淡，大家便坐着七嘴八舌地聊天。天气阴沉，飘着细雨，温度很低，我冷得直跺脚，妹妹将一个电烤炉打开，递给我。
为什么不开空调啊，人家进来理发，岂不得冻死。我问。
你知道一天的电费是多少钱吗？商业用电，比民用的贵得多。我有时理一个头，只够一天的电费钱。她回答得理直气壮。
空调又费不了几个钱。
还有两个电热水器啊，耗电可厉害了。
该开也得开，总不能活活挨冻。
不开不开，你要冷，就烤烤这个好了。她踢踢脚下的电烤炉。
这个不一样耗电？我反问。
这个只开一阵，空调得一直开，怎么会一样。
我不说话了。当家方知柴米贵，是这个道理。以前的她，哪懂得这些？现在能省一点是一点了。吃饭时，我们刚吃到一半，便有人进来洗头，她便放下碗筷去忙。据她说，年前的生意还不错，有几天忙到深夜，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所入最高也达到过日均四五百元。
我说，要是一直这样倒也不错。
怎么可能？现在外地打工的人都回来过年了，所以生意还可以。年后人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样了。她有些发愁。
没关系，只要手艺过硬，总会有人来的。我安慰。
饭后，我和阿同无聊，便去镇上转了转。这个镇子名叫楠竹山镇，行政区划上属于市里，是一个原名叫江南机器厂的军工企业所在地。该厂于上世纪50年代建立，是"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拥有职工数千人，建有配套的厂房、职工住房、医院、学校、公园、汽车站等。在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小镇依托此厂规模渐大，商肆日繁，成为远近闻名的农贸产品集散地，附近的农民常来此地卖菜，购买各种生活用品，并从这里搭三块钱的公交车去往湘潭市区。阿同问我，小镇上的主干道命名为“汉阳路”，是否说明最早的一批工人是湖北人？我回说不知道——对于小镇的历史，我所知甚少。后来求证于母亲，她说是的，当年建厂，很多人都从湖北迁来。在江南机器厂的简介中，至今有“公司源于1890年创立的汉阳兵工厂”的说法。
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厂里人”是一个很光鲜的身份。班里同学说起楠竹山，也常以一种 “城市”的眼光来看待，无形中比农村高上一级。但现在看去，这只是一个走路不到一小时就可以逛遍中心区域的小镇，那些曾经高大的职工住宅，已在几十年里变得老旧残破，外墙灰扑扑的。我们走到江南机器厂的前门——它现在已经更名为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除了生产军工用品，还拓展了民用业务，主要包括灶具、机床、模具等。
门前的广场空阔无人。旁边的体育场是后来建的，绿色网栏隔着，空荡荡的。路的另一侧，则是一排的KTV，白天人也不多。据说，现在的楠竹山，生意最红火的，都是饭店、KTV还有茶楼这样的休闲娱乐场所。厂里人，还有附近乡民，请客娱乐基本首选这里。最大的超市步步高还在丁字路口，放着喜气洋洋的音乐，门口摆几个卖烧烤的摊子。原来的菜市场，现在起了一溜商业楼，挨着一家新开的大热门超市。
我和阿同去超市里逛了逛。他比较了一番此地大米和上海大米的价格，得出结论——差不多。岂止是大米，全国的超市，走进去，估计都差不多，商品差不多，风格差不多，价钱多半也差不多。这种同一化自然便于市场流通，但看多了就让人觉得单调乏味，没有多逛的欲望，我们买了一串挂在门上的福袋，就出来了。
回到店里，洗头的人已走，爸妈和舅舅、姨父去麻将馆打牌了，我便和妹妹坐下来闲聊。
除了回头客，过来的熟人多吗？我问。毕竟，家里离这边，骑个电动车，也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
还行，有一些。妹妹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
那你有没有优惠一点？
她笑，第一次来一般都会便宜点，后面就看情况了——我本来收费也不高嘛。顿了顿，又说，说起来好笑，一次我有个同学跑到这里来，看了一阵跟我讲，没想到我居然还是村里几个同学中混得比较好的，有人后悔年轻时没有学门手艺——我还在想，难道我这样就算混得好么？
我忙打住她：你可千万别出去炫——这才到哪儿，欠一屁股帐，怎么能说好呢。
她嘴一撇道，你以为我是小孩子么，这点道理都不懂。我只想着，怎么早日还清欠账，多赚点钱，以后供沁毛坨他们读书。
以前在学校念书时，妹妹成绩不好，长得又瘦弱，常受老师和同学欺负，现在居然被归为所谓“混得好”的这一类，她心里难免感慨。在农村，若是身无长技，谋生相对比较艰难。除了外出打工，就是种田种地，前者得背井离乡，抛家别子，后者呢，又所入菲薄，难供一家所需。在妹妹的同学看来，也许她是暂时找到出路了，但从长远来看，她和妹夫要走的路还很长，他们的小孩要争取到更好的生存和教育环境还很难，还需不断努力才行。
5
大年三十早上，我还留恋着热被窝不肯起床，一睁眼便看到阿同坐在书桌边数钱。他看我醒了，问我，今年的红包怎么给？
爸妈一个，妹妹一个，外婆一个，小孩再给点压岁钱。
那爸妈给多少呢？
还跟往年一样——要么加一千？我今年好歹多了点收入。我试探地说。
他沉吟一下，说，再加两千吧。
我笑道，你可想好了，给了这次以后只能多不能少，要么就维持原状。
加两千吧，以后就按这个数。他痛快地说。
我听了一时心里很感动。倒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而是他这份慷慨、孝顺的心。印象中，从结婚以来，我和他很少在钱上吵架， 而且越来越不吵架，似乎是个性、习惯等渐渐磨合到一定阶段，已经吵不起来了。当然，婚姻中并非没有问题，有时也会感到不可跨越。这时只能希望，最终也能平稳度过吧。
早上吃的是饺子，为了照顾阿同的东北胃。饺子是妈事先包好的，在冰箱里冻了一大袋。饭后阿同和我给远在东北的家里打电话。今年东北天气暖和，父母都在老舅家过年。一家的团圆，常常意味着另一家的付出——也许父母的期盼、孤独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但此时此刻，又能怎样呢？
问好平安后，爸和阿同开始贴对联和福字。一个踩着木梯，一个递胶布和剪刀。整个大门贴得红彤彤的，门框上又挂了两串福袋——这似乎也是阿同来我家后才开始的。在我印象中，小时候家里过年，几乎从未贴过对联。不像东北，走到街上去，许多店里都铺满对联和灯笼，几乎成为红色的海洋。
中午妈做了十个菜，取十全十美的意思。荤素搭配，浅浅一碗。我推推阿同道，是不是太“抠门”了。他笑笑，光吃不作声。第一次来我家时，他事后就说——太不成样子了，一点不像待客之道。换了我去东北，就感到太热情了，太实诚了，也太浪费了。
饭后还没收碗筷，趁全家人都在，我嚷着要拍全家福。妹妹跳起来表示同意，爸也开始挪桌子，摆椅子。唯独妈不作声。她嘴动了动，似乎嘟哝了一句什么，便拿着碗筷往厨房里去了。我追上去，拉住她，说拍，一定要拍，正好外婆也在。她擦擦手道，拍什么呀。我说不管，你听我安排就好。
椅子放好，爸妈抱了沁沁、童童坐前面，外婆坐中间，我和阿同、妹妹妹夫四个人站后面。阿同先在前面的桌子上设置好手机延迟拍照，大家再集体看向镜头。拍了几次，终于拍到满意的效果，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这是我家的第一张全家福，即使是不那么完美的全家福。有总比没有好，笑总比不笑好——如果以前的每一年都像今年一样拍上一张，会不会遗憾少一点？过去几年妈总不肯拍，我和阿同拉也拉不过来，今年大概看外婆在，总算同意了。妈这么坚持自有她的道理，到了下午一家人打麻将时，我们都在开心玩耍，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拿着平板电脑，在玩游戏。我问她为什么不去一起玩？
你们人够了嘛。我这样也挺好的。她说。
我看她没什么异样，便走开了。麻将桌是年前买的，当时我还在怪她和爸，买什么不好，非得买这个。浪费钱不说，家里有小孩，大人天天打麻将，像什么样子。她说，等你们回来玩啊。
我说，阿同不会。是为了你们自己玩吧。
不会可以学呀。这么简单，他肯定一学就会。你不知道，家里来客人，没有麻将桌，没什么人气，冷冷清清的。
奇怪——去麻将馆啊，人又多，又方便，干嘛一定要在家里。再说了，照你这么讲，难道家家都有？
大过年的，麻将馆也不一定开。再方便也没家里方便。现在家家都买了，我们还算买得迟的。
听她这么说，我带了些讽刺：这些人就是闲的，拿打麻将的劲头放到读书啊挣钱啊上面，早就不在农村了。
她笑道，要晓得这些，哪个还去打麻将？就是没什么别的好干，才有人天天打嘛。
后面几天的事实证明，麻将确实已经成为村里人主要的娱乐方式。哗啦啦的洗牌出牌声，此起彼伏。男人一边抽烟一边打，女人呢，一边嗑瓜子一边打，你胡一炮，我放一手，麻将桌上的人们比平常放得开，就跟谈生意一定要在饭局上是一个道理。而且，村里人赌得也并不小，五元一炮，或者十元一炮，还打所谓的“奖励鸟”，三五局下来，输赢少则几十，多则上千。五百块左右的进出是牌桌上稀松平常的数字。
据云湖桥镇年鉴的统计，2018年向红村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17880元。而一个农村青壮年的日均收入，未必能超过三百。有的人，甚至不到一百块。哪里有这样的底气来天天摸牌呢，总不能天天赢。阿同初学，几把下来，居然赢了一两百块钱，便有些恋桌，不愿下来。后来赢的钱全让我输了。我输到自己钱包里的两百块也掏出的时候，便说不打了。大家也就散了桌。
妈问我，输不少吧？
两百多一点。输这么多我就不打了。我说。
她笑，要赢你的钱可不易。
拿这钱干什么不好，买个衣服也有件衣服在那里，打这个一声响都没得，就出去了。我摇头。
但村里似乎人人都这么打。几乎发展成产业，麻将馆层出不穷，麻将桌也畅销不衰。据我妈说，现在农民都懒了，不少田地都荒掉，剩下的这些，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手耕脚种，都是机械，种几亩口粮和菜地就拉倒。再说，也得年轻人愿意啊，种田收入少，又辛苦，他们更倾向于年年外出打工，有能力的挣了钱在城里安家，没能力的呢，老得干不动了再回农村。平日留在村里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那些五六十岁的人，外出打工力不从心，留下来除了农忙时无事可干，不打牌怎么消磨时间？
但是，打麻将成为填补日常空虚的方式，又岂止是农村呢。在上海，岂非也到处都是棋牌室——在我们小区，有时半夜还能听到清脆的洗牌声。我的质问似乎毫无道理。人们大概也并不需要所谓更好的消遣方式，开心就好。
晚上，牌局散后，我、阿同、妹妹、妹夫还有两个小孩打算去高速路口商店买几只小烟花，沿公路走过去一刻钟左右。农村的夜晚总是显得格外幽静。山坡、田野、水塘、竹林都笼在一片黑暗中。路边人家挂着的红灯笼，投射出柔和的光芒。我和阿同走前面，妹妹牵小沁毛走中间，妹夫抱童童在最后。好几次远处倏地腾起巨大的烟花，像把伞一样撑开在夜空，我们都停住脚步，转头去看，看完了又继续往前走。实际上从下午开始，烟花和爆竹就响起来了，比往年早很多，一直断断续续响到晚上。真正的高潮应该在半夜12点。
路口商店位于省道韶山高速的楠竹山出口处，距离上瑞高速公路（国道G60，上海至云南瑞丽，潭邵段）非常近。随着省道（2008年）和国道（2011年）相继通车，周围的村民依托路口的方位优势，开超市，做饭店，设加油站，生意非常红火。其中有户人家看中商机，准备建宾馆，光是买村里的地皮就花了三十多万 。
商店的东西并不便宜。问价格时，我随口说出普通话，结果一个小烟花需要25块。
妹妹一听，冲卖货的小伙子吼道：哪要这么贵呢，当我们外地人哦，别的地方都卖15块！便宜点！
她一口土话又冲又直，小伙子瞪了她几秒，讪讪道，你还价就还价撒，恶做么子！——恶是凶的意思。
本来就是嘛！屋门口的人，搞这么贵！妹妹回道。
最终20块买下来，又买了些其他的。回来路上，妹妹拉着我道：你说你，一口洋腔洋调，装外地人给他宰哦？晓得啵，一包槟榔八块十块，给外地人在这里要卖十五块！
我笑，在外面讲惯了一时转不过弯来。他要宰也就这一回，下次不来就是。
放烟花时最开心的是小孩。拿着鞭子样的烟火绕圈圈，整个人都罩在光焰里，小脸红通通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我和妹妹的童年，因家里条件不好，就是这样简单的快乐也不可得，最多只买几个花炮玩玩。现在的小孩，比起那时，幸福多了。除了我们买的小烟花，爸也将先前买的大烟花也点燃，八十八响，没几分钟就放完了。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我几乎一眼没看，到十点，寒气透骨，便睡觉去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近十二点，四面八方的爆竹、礼花响起来，惊天动地。楼下守岁的爸爸也在堂屋点燃鞭炮，噼里啪啦，震得楼板嗡嗡颤动。接下来一直到三四点钟，鞭炮声音此起彼伏，吵得人难以入眠，五六点才慢慢落下去，人已困极，也不知何时睡着的。
后来大家形容放鞭炮的阵势，就跟开锅“煮粥”一样的。农村生活条件好了，谁都图个热闹，放起来几无节制。若在城里，就不大可能了。
6
不知是否大量烟花鞭炮造成的空气污染，第二天，也就是初一起了大雾。乳白色雾气飘荡在山坡和菜地上，近中午才散。
干涸的水塘引来一群白鹭，大概有十来只的样子。它们细脚伶仃地站在淤泥里，低头寻找食物。妈看塘洼处积了不少水，便将围在竹林里的鸭子放出来，让它们去水里觅食。四五只鸭子摇摇摆摆地从塘基下去，片刻间便游在了水面上，十分快活。有几只鸡也想出来，却被我妈赶回了竹林。我去帮忙赶时，其中一只不逃不跑，反而屁股一坐，抖抖瑟瑟蹲在地上。
咦，它怎么不跑呢？我惊讶。
快别说了，就因为这样，只要出来一只，就被人偷了。外面买的仔鸡，都是笼子里养大的，又木又蠢，不像家里孵出的，一直散养，飞打飞跳的。妈说。
这也太好捉了吧。我伸手去抓那鸡的翅膀，它猛地反应过来，跑开了。
其实想想，人和鸡，岂不也一样。天生天长的农村小孩，无形中有一股野性，四处奔跑打闹，无拘无束；而城里长大的小孩，大都文静秀气，说话做事就跟小大人似的。从生命力而言，孰优孰劣真未可知。难怪小沁毛一去她妈妈的店里，便说自己“一点也不幸福”，一到乡下，便像脱缰的小马似的。
白天依然有人在放烟花。蓬蓬几声巨响，枯树上的一群麻雀慌不择路地逃出，叽叽喳喳，迅疾扇动翅膀飞远。水塘里的白鹭也吓得够呛，急忙展翅腾空，盘旋了好几圈才又落下。
接下来的几天里，基本都是和亲戚团聚，吃饭，聊天、打牌，互相说说一年来的工作、生活与见闻。大家的生活都相对平稳，日子也越过越好，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但在聊天中，在观察中，我还是感觉到老家的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家门口的菜园子。记得小时候，附近种菜的人家常为几畦菜地争长论短，谁家过界了，谁家菜被鸡吃了，谁家瓜又被偷了，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也能闹得沸沸扬扬。但不管怎样，每一家都仔细耕作，一年四季蔬菜不断，即便冬天，地里也总是绿意盎然。现在呢，不少老人去世，年轻人外出打工，很多菜地都荒下来，长了一人高的杂草。我家地坪正对菜园门口，最近的几畦地，以前是邻家老头的“宝贝”，离得近，又靠水，省时又省力。现在老头搬去大儿子家，地无人打理，杂草丛生，几乎下不去脚。
我问妈，就不能把那地买过来或者租下来吗，种点果树啊，搭个瓜棚什么的也好啊。
她沉吟一下道，是啊，就在眼皮底下，荒了太可惜。
你去隔壁家谈谈，看多少钱。
她想了想，道，还是算了。本来荒在那里不值钱，你一旦问起，就像动了人家的老本，没个高价肯定下不来的。若是租的话，咱家也不是没地，没那个必要。
也是。村里人的想法，地荒着不要紧，总归在手上，等闲不肯给人——万一哪天修高速，建厂子，征收了呢？岂不因小失大？正因为这样，诺大的菜园子，荒了近一半。有的地方， 田也荒了，双季稻改成一季，若还不愿种，就租给外地人种西瓜，一两亩田得个一千多块钱。
为什么自己不种呢？我问妈。
懒——现在谁愿意下苦力啊？都困在麻将桌上。再说，西瓜不光种了就行，还要懂技术，有销路，一下租个几百亩，到时成本收不回，怎么办？那些浙江人都是做惯了的，本地人竞争不过。
我默然。本地人说起赚钱的门道，邵阳老几开了砖厂，韶山人开了敬老院，衡阳人或者哪里人开了茶场，极少说到自己。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关系门路，各种理由。年年外出打工，挣点小钱，过点小日子。
不过这些年，村里的房子的确越修越漂亮了，再建个大围墙把楼房附近的土地都圈进来，从外面看去挺气派。里头种树养花栽菜，也算怡然自在。许多人家买了车，停在家门口，经过的人一看，嗬，混得可以。
车子多了，路也修起来。乡间公路，渠边马路，政府补助一部分，乡民集资一部分，各家再出工出力，共同把路修好。 讲究一点的村子还修了路灯，不像过去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按说房子、车子、道路都比过去好了，种地也不像从前那么辛苦，幸福感应该提升很多。但几日了解下来，我发现并不如想象中那样。
村里年轻人的离婚率高得吓人。巴掌大的地方，随便一数，便有十来个。有一家的母亲，因为两个女儿都离婚，曾喝农药自杀，还好发现得及时，抢救了回来。老人着急，年轻人反而无所谓，离便离了，各过各的。离婚的理由也不复杂，家庭矛盾，性格合不来，或者打工时带回来的外地媳妇又跑了等等。若是女方，一般都不愿要孩子，怕带了不好再嫁。若是男方，娶本地媳妇成本太高，光是彩礼就得十几万，多的高达三十万，还不包括楼房（若是两个儿子，必须要两栋楼），车子，以及装修、办酒的费用。少数条件高的，还会要求在城里买房。
我问妈，怎么会要这么多彩礼？
女的少了呀！男的太多。都不愁嫁，挑挑选选，条件自然就高了。
我笑道，看吧，你们那个年代个个要生儿子，现在怎样？——据我所知，村里我这一辈的女孩子，小时候因为父母重男轻女被送走的不乏其人。
那时哪想到现在——如今女的金贵了。家里没钱没车的，根本没人来。
没结婚的愁，结了婚的也愁。小孩生出来，开销大了，出去打工吧，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不打工吧，又挣不到钱。等到上学了，农村的学校环境、师资、教学质量等等，处处堪忧。稍微好的老师一般都去城里了。再加上这些年，农村生育率降低，小孩少了，许多学校都已关停并转，留下的那一两个，离家十里八里，没有多少人愿意去。
我妹当时下定决心买门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小孩上学。好歹在镇上，人口相对集中，她可以一边做生意一边照顾小孩。据她说，许多农村的小孩都送到了楠竹山镇的江南小学，一年级开了五个班。而原来对口的农村小学，只勉强开了一个班。此外，镇上还开设少儿跳舞、弹琴、绘画等培训班，对小孩的全面培养也有益，这在农村就不太可能了。与此相应的，镇上的花销也会相对高一点——来回的交通费、小孩中午的寄餐费、各类培训费，全部加起来也要数千。
教育、婚嫁成本的提高，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有些年轻人不太愿意生孩子了。家中有一个男孩的，不愿意生养第二个；即便第一个是女孩，也有的不愿再生了，嫌累。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几乎销声匿迹——勉强算是一个善果。
生活环境的改善是否带来了精神上的变化，也是值得探究的。农忙或节假日之外，村里人不多，不少人家门户紧闭。我和阿同有年国庆节回来，绕村走了半圈，中间只遇到一个老人，出来帮我们赶走吠叫的大狗。据我妈说，人最集中的地方是麻将馆，生意兴隆，远远近近十几里的人都会汇聚过来，男女老少，抽烟喝茶，从早搓到晚。
传统乡村的仁义礼信似乎也难体现。最眼热的，无非谁家发了财，买了房，买了车，儿子女儿如何孝顺，如何有出息。相互吹嘘一番，攀比一番。而偷东摸西的行径也常有耳闻。鱼塘里的鱼自是不说，鸡丢了，狗丢了，自留山上的树被砍了，也是常有的事。我妈种在地里的一棵金桔树，因今年雨水多，秋天结了黄澄澄一树的果子。想着等熟几日再摘，外面搓完一圈麻将回来，就剩了三五颗，也不知是谁干的。
一回聊天中，妈说起我家前面公路百来米远的青石岭，现在已经变成“快活岭”了。
啥叫快活岭？我问。
以前那个地方就是招“鸡”的，你不知道？有二三十年了吧。
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家开杂货店，经常有个胖胖的年轻姑娘过来借座机打电话——打一分钟一块钱，别人都说她是“鸡”，我还特地留意过几次。只记得她涂脂抹粉，穿着很时髦。
现在还有？我惊讶。
开了三四家呢。外面都看不出来的，只有本地人晓得。
没人管吗？都是哪里的人？去的又有谁呢？
谁管啊，人家又没挂牌，又不声张。怪就怪在人人都晓得——镇上好多厂里人也来，附近也有人去。我妈说。
附近？谁呢？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也不清楚。以前跟那老板娘子打牌，私下好耍问过两回，人家说，这能讲得的么，生意不想做了，忌讳得很呢。
什么老板，就是老鸨呗。我冲口而出。
要不怎么叫它快活岭呢。
7
家里出乎意料地冷。床上已经垫了两床厚棉被，又盖了一床十二斤的新被，晚上风仍从床板底下飕飕地吹过来，次日一早起来人便腰疼。白天呢，整栋楼房四壁漏风，竟似墙上有缝似的，寒意刺骨。开始我还以为自己身子弱，忒娇气，没想到几天下来，阿同也开始嗞溜嗞溜流鼻涕，整个人都缩在我爸给他的蓝色棉大衣里，戴顶帽子，双手插入袖筒，像个小老头。
太冷了，太冷了，他一边跺脚一边说。面前一个电火炉，人坐在跟前感觉不到热气。
就是啊，怎么这么冷。我答，心里想着东北的炕，这时候要往上面一坐，可太舒服了。
你们这是湿冷，墙又薄，不挡风，冷得透骨。阿同分析道。
我看看我爸、我妈，还有我妹，穿得并不多，他们床上的被子还不及我俩的一半厚，怎么没听他们叫冷？
习惯了呗！咱俩刚回，哪扛过这个，真是冷得刻骨铭心。他说。
使人暖和的东西也不是没有——灶下烧火，可以就火；燃红的木炭压实在一个铝盆里，可以捂手；电火炉时刻开着……可还是冷。些微的热量瞬间就消散了，前边热了，后边凉了。家里有空调，居然没人想到要开，活生生冻着。到晚上，我拿一个电暖垫子插上，总算睡热了。
回家也睡不好，你说在哪里睡的好？辗转反侧中，阿同向我埋怨。
就是啊，也不知怎么了。我只好自我催眠，到凌晨两三点，才勉强睡去。
回来的头几日外婆住在家里。在上海时，我常想着，八十多岁的外婆，是一本活历史，哪天回家了，一定要听外婆讲讲往事。初一晚上，外婆坐在卧室的床上，我便挨过去，和她 慢慢聊。阿同在一旁看电视。我将手机录音功能打开。原来我还担心外婆未必愿意说起从前，毕竟那时苦日子多，伤痛肯定也多。没想到一问，她很愿讲，讲到自己的父母，讲到如何嫁人，如何抚育儿女。
原来外婆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人，曾经见过日本人。十岁左右，日本人来搜村，为了不被抓走，她和村里其他女人一起，把自己抹得灰头土脸，躲在暗处。日本人抓走一些男人，女人们躲了很久才出来。外婆父亲去世早，母亲是大跃进时期饿死的。她十五岁便嫁给了外公，自己读书不多，却非常敬重读书人。公社时期，村里吃大锅饭，家家出工，缺劳力，大舅要去外面读书，外公不肯，是外婆一再坚持，大舅才上的大学，当的老师。又让小舅学门手艺，有了一技之长。为了贴补家用，外婆曾长期在外给人煮饭，挣回来的钱买工分，足够一个壮劳力一年所得。六十多岁了，还经常骑自行车去镇上卖菜，直到干不动了为止……
外婆说的内容太多，东一麟，西一爪，有的话我记下了，有的没记下。后来回到自己房中，想再将录音翻出来重听一遍，却发现不知为何竟没录上，心里非常懊恼。尤其想到前几日，妈妈和外婆闲谈，言及两个舅舅家事，外婆连说两句“那就是多余我这个人了”，“活得太久了”，听得让人心酸。住在我家，她总是心里不安，又怕给我妈添麻烦，又担心家中客来，担心买下的油米鱼肉会变质等等，老嚷着要回去。我和妈轮番劝解，还是劝不住。
想起读高中时，有次周末我和爸在镇上闲逛，发现外婆在马路边摆摊卖菜。那时我一月回家一次，外婆很久没见我了，非要将卖菜的钱塞给我。我不肯要，两个人推来搡去，结果风一吹，钱散了一地，都是小票子，一毛，两毛，五毛，一块，是外婆一斤斤菜卖出来的。我连忙去捡，最后犟不过，还是收下了。外婆抽烟，又舍不得买好烟，我爸便将自己兜中抽剩的半包烟塞给她，她推辞两下接受了。这幅场景，多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
中学以后，每回从外婆家回来，她都偷偷塞钱给我。十块，二十块。那时我还以为在所有的孙辈中，她最疼我。后来才慢慢知道，与其说是疼我，不如说外婆看重的是知识，是文化，是我所上的学，所念的书。想想，在饭都吃不饱的日子里，她能力排众议，供舅舅读书，作为老辈的农村妇女而言，极不容易了——在农村，即使是我妈这一辈的女人，有这样见识的也并不多。外婆自己识字少，但她说，我只要看见读书人就喜欢，读书是最有出息的。
大年初三，外婆坐表哥的车子回了家。初四，我和家人去外公的坟上拜年。天空下着小雨，潮湿阴冷，树枝上、竹叶上挂着细碎的水珠。大家爬上山，在坟前挨个跪下，跟外公说“给您拜年啦”。轮到阿同时，爸爸在一旁介绍，这是您的外孙女婿。阿同嘟哝一句，前年我来拜过的。言下之意，这不是第一次啦，外公应该认得他。拜完了，我们依次下山，我爸在后点燃爆竹，满山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对于生者来说，年自然是重大的节日。那么亡者呢？也有属于他们的节日吗？清明、祭日，说到底，是为了寄托生者的哀思，对于亡者自己而言，恐怕并不那么重要。那么七月半呢，鬼节，中元节，在我的家乡，每年都有一套专门的仪式，俗称“接客”——家家有迎有送，摆桌宴，写封包，烧纸钱，磕头跪拜，庄严而肃穆。哪怕是路边的孤魂野鬼，沿路的人家也会烧上一两个封包来作为祭奠和安慰。但亡者是否真的有灵有知？能像外出已久的“客人”一样，找到自己的家，看见自己的亲人吗？能吃到这些餐宴，收到这些“礼物”吗？能听到后世子孙的祝祷和祈求吗？更多时候，怕是渺渺孤魂，上天下地，无处寻觅了吧。
返程前一天晚上，妈拉着我和阿同外出散步。我问她，是沿着公路一直往前走吗？她说不，我们往渠道边去吧。她给出的理由是，前两天她去做媒的那户人家刚好在这个方向。但又并不打算到人家家里去。到了渠道边上，只见山影沉沉，黑夜中亮几盏灯光。身边不时有车子疾驰而过。
三个人站了一会，她说，我们回去吧。于是我们又一起往回走。走到一个下坡时，我终于忍不住，问，要不要去看看弟弟？——我已经好几年没去看他了。
妈说，不用。以后少念起。他已经托梦，说自己转世投胎了。
我便不再作声。
回来后，我跟阿同说，从来不往那边去散步的，今天是怎么了。
阿同道，都在同一个方向，拉我俩特地在附近转一下，就当是看过了。
我默然。那为何不干脆祭奠一番呢？人虽未至，心里总要挂念的。也许妈不愿大家伤心；也许真如她所说，生者的留恋只会让死者徒增挂碍；也许阴阳永隔，两下相安，对彼此都好……八年了。她说“以后少念起”，自己心里翻来覆去，不知思量了多少遍。逝者已矣，人世的悲伤，曷其有极？
8
快要返程了。我爸砍回来几根松树枝，先是剥去树皮，摩挲成一根光滑的长棍，大约两尺长。后来又将一根粗的松树干锯成几块，用锉刀一点点削，锉圆成一个木榔头。我早上起来看见，问做这个干嘛？
问你妈。他头也不抬，修饰着榔头两边的尖角。
妈笑道，给你捶背用的。
这……也太重了吧，带不下。
好呢，这个好得很。我在网上看来的，说有户人家的儿子要去当兵了，爷娘给他准备一根棍子，天天捶打筋骨，保证不生毛病。我们特地选的松柏枝，试过几次，不伤人。
我妈说着，随手拿过他们先前做好的一个木榔头，敲了敲背，又咚一下敲在我胳膊上，重而不痛，确实舒服。
你看看你，平常坐办公室，经络肯定不通，经常亚健康，用这个多敲敲，就当是保养了。
也好，等爸弄好我们带到上海去。
我爸仍一下一下锉着那个榔头。又用电钻在榔头里打个洞，想将手柄插进去，结果用力过猛，木榔头从中裂开了。我妈看得心急，埋怨道，只晓得用蛮力，你慢慢插嘛，好不容易削出一个……
没办法，只能找第二块木头重削。最后削成的这个，榔头光滑溜圆，一根毛刺也无，轻重适宜，用来敲背捶腿，十分趁手。我把它和松树棍一起塞在箱子底下，准备带走。
回程前又去了一趟楠竹山，一是问车票，二则买一些路上吃的东西。在店里，妹妹给我和阿同理了发。她帮我俩洗头时，将袖子撸高，露出半截胳膊。室内将近零度，空调又不开，我妈在一旁让她赶紧将袖子放下，别着凉，又担心每次她给人洗头时不注意，以后寒气侵入体内，成为积疾。
理发时，我头发湿淋淋的，冻得发抖，只能咬牙挨着。真是奇怪，来她店里的客人也不抱怨，难道都不冷么？为了省十来块的电费钱，何必呢？——也许她又要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看她左一刀右一剪，熟练已极的样子，像是手艺比从前要好。当时刚开店，她担心自己的手艺跟不上，专门去市里报了个培训班。为省五十元一晚的住宿费，天天市里乡下两头跑。结业时，班上学员比赛，她得了第二名，老师夸她剪得好，就是造型还需继续努力。她回来得意地说，读书时都没有过这么好的成绩。
等到终于闲下来，她嚷着让我陪她逛街。其实楠竹山哪有什么街好逛？横平竖直两条马路，服装店开了不少，但从呆惯城市的人看去，依旧寒碜。我们姊妹俩，因为聚少离多，一起逛街的次数五根手指数得过来。走到超市旁边的一家服装店，她看中一件三百多的棉服，嫩黄色，掐腰修身，穿上去整个人鲜亮不少。她试了又试，还是脱下。
挺好的呀。我说。
太贵了。又不经脏，粘点灰就显出印子来了。她摇头，去摸另一件黑色棉大衣。
我拦住她：也就三百多嘛。年纪轻轻的，不要总穿暗色。
她头一侧，撇撇嘴道，不要。我要既能穿出门又能干活的。
店里的服务员一个劲地劝，穿上身漂亮啦，现在打折啦，同样的款式就剩这一件啦，她都不为所动。最终还是没买，两手空空地走了出来。
走了一段，她说，哈，回去跟我老公说，让他出钱买。
你出他出不都一样？要不我帮你买了吧。我说。
不要不要，我还不是特别喜欢呢。改天再去湘潭看看别的式样。
瞧她一本正经的样子，也不知是真是假。只知后来湘潭也没去，衣服到底没买成。一个女孩子，自己当家立业了，有了儿女了，用钱会仔细很多，为生计所付出的努力也会更多，这种衡量与责任，是做闺中女儿时很难想象的。
到了回程这天，妈一样一样地将让我们带走的东西拿出来。大都是一些吃的，茶油，猪油，香肠，腊肉，鲜鱼，腊鱼，香酥鸭，鸡蛋，豆酱，萝卜皮……香酥鸭是头晚我妈做的，先用盐、辣椒、香料煮透，再油炸成金黄色，做好包成一包，让我们回沪后赶紧吃掉。鸡蛋放在一个小桶里，将近一百多个（妈说，都是家里的草鸡蛋呢，现在买都买不到）。而油呢，结婚以后，我和阿同吃的全是家里带过去的食用油。为了打茶油，菜地里种了几十棵油茶树，年年等着挂果。那些土特产，看起来既不起眼，也不值钱，初时只觉沉、烦，懒得带，但在外久了，往往是这些东西，熨平一个人的思乡之情。
我们带回来两个箱子，一大一小，大的装吃的，小的装衣服，都塞得满满当当。大箱子沉得我两手提不起来。走的时候，阿同一手拖箱，一手拎油，我呢，拖着小箱子，还提一桶鸡蛋。车来得晚，我俩，还有父母、妹妹在寒风中等了近半小时，最后终于安置妥当。
下午三点多，车子开动了。我抹抹起雾的车窗，看到父母和妹妹在窗外摇手作别。随着车子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雾气重又上来，车窗水濛濛的，我只看见外面模模糊糊的楼房和树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