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后与一群90后的故事——我的支教回忆
晁若愚
题记：2010年7月，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了支教计划。在南方山区小镇的初中，我体验了农村教育，体验了初为人师的酸甜苦辣，这是一个80后与一群90后的故事。现在，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的走向社会，有的在上大学。这次支教，不能说自己改变了世界，显然是世界在慢慢改变自己。它让一直呆在校园书本里的我认识到了世界的复杂性。也许，我可能改变了一点点世界，包括写作这篇非虚构文学作品。
1：为什么支教
我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面临找工作的问题。经过一番颇为痛苦的权衡，我决定参加广东省三支一扶计划，去附近的HZ支教。
那是2010年5月的事情，距离现在已经整整九年了。
首先是我的父母很不理解。母亲在电话里说：“我们好不容易送你离开农村了，现在又要回到农村去吗？”我说：“只是暂时的。随时可以离开的。只是去体验一下。”父亲说：“你在农村长大，还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好体验的？”
我知道，和父母沟通有时候很困难。尤其我和父亲脾气都不好，有时候会吵起来，以致挂电话。
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我还问询了四位和我关系比较亲密的大学老师，主要是以打电话的方式。这种关系亲密，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如果不上他们的课、不主动去找老师，一个学期也难见一面，更不要说一对一地促膝长谈了。
我问的第一个老师是我的文学院的一位教授。他50多岁，跟我的父亲年龄相仿。其学问和为人，我比较喜欢的。我在毕业的那一年，曾报考过本校的研究生，当时就希望选他做我的导师。不过，因为我的考分差了十三分，落榜了。他很支持我的想法，在电话里说到：“其实我也想去农村做一些调查，就像当年的费孝通那样。况且，现在我们招研究生也希望招一些经历比较特殊、有社会经验的。你是一个读书的料，你以后还可以考研究生嘛。”
我又问询了文学院的另一位老师。这个老师年纪较轻，30多岁。当时我正在痛苦的犹豫之中。他说：“你有这个爱心很好。如果你觉得现在有困难，可以先找工作，等到在城市里扎下根了，以后还是有机会的嘛。现在不是有很多城乡教师交流的活动嘛。”
我问询的第三位老师是来自传播学院的一位老教师。他60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他曾是下乡知青，下乡地点就在我的家乡陕西宝鸡一个名叫蔡家坡的小镇。我曾经旁听了他的《城市文化研究》。他喜欢上课，讲课生动，在学生中很受欢迎。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很少。很多老师的课则味同嚼蜡、枯燥乏味。我旁听了整整一个学期，一节课也没落下。他讲到了理想主义，还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已经变成了职业教育，人文精神十分淡薄”。能在课堂上听见老师讲这样的话，这让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仿佛在沙漠里遇见了绿洲。期末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道：“你不为学分而来。我很感动。”
他一开始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如果参加西部计划，从深圳市到其对口支援的新疆喀什市支教一年后，深圳市便会把我安置在其公办学校里。他说：“这样也不错。算是‘曲线救国’。年轻人还是要敢闯。”等到我说明支教完后是不包安置工作的后，他对我表示了歉意，说道：“对不起，我一开始没明白你的意思。既然是这样，那就完全可以否决掉了。”我不无学生腔地说道：“那我觉得总得有点牺牲精神啊。”他说：“咱牺牲不起啊。你父母要是大款，咱不缺钱，想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最后，他似乎有什么事情，匆匆地和我道别，挂掉了电话。
我还问询了一位我以前在经济学院的老师。我当时选修了他的《市场营销》，居然在期末考试的时候还得了A。不过，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清楚市场营销是什么，只是模糊地感到是帮别人卖东西的。他对学生却十分友好热情。我拨通了他的电话。我们约定了面谈的时间地点。在学校食堂的餐桌上，我们边吃边谈。老师说：“我赞成你去农村。你可以把那里的见闻写成文字。现在的城里人就喜欢看这些东西。你有作家的潜质。我建议你现在就开始动笔写。”最后，我又和他谈了一些话题，比如是在异地发展好还是在家乡发展好，是在大城市发展好还是在中小城市发展好甚或是在农村发展好。饭后，老师说他还有事，便匆匆地告别了。
（大学时期的我，在深圳高交会上做义工。多么青涩。）
当一些同学知道我要去支教的时候，他们提到了“高尚”这个词。我知道，我没那么高尚。
在这种反复权衡中，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斤斤计较的小人。
现在，重新来看曾经面临的选择，其实是那么简单。想去就去吧。现在还有些后悔，应该去的更加远一些。当时深圳对口支援新疆喀什。那里位于边疆，可以去体验一些边疆风情。
我一直问自己：你为什么去支教？我想，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想去看看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样子。自己在农村长大，成长的过程充满了很多烦恼酸楚，我觉得农村教育的问题很多。大学期间，我曾写了自己的第一个小说《娃娃王》，就是以自己在农村上小学和初中的经历写的。在这篇小说里，我批评了那些动不动就打骂学生的农村教师。一些农村教师的简单粗暴给我带来了伤害。我在一篇教育随笔《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中这样结尾：农村教师素质堪忧，农村教育堪忧！路漫漫其修远兮，而睡将为之上下求索呢？
我从高中开始就喜欢读书，尤其是人文类的，当然是课外书，不是教科书。大学更是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书可以看。这些书读下来，多多少少使得我有点理想主义的情怀。
当然，还有一点，我还没有说，那就是我因为在大四上学期要准备考研，所以没有参加专业实习——去中小学学校。所以借这次支教去弥补一些工作经验。农村长大、生性内向的我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有点不知所措。
为什么去支教？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个高调我唱不了。）去基层锻炼锻炼？去体验一段时间然后离开？去为自己镀一层“金”？（这也不算什么金。）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支教这回事？也许是因为一些地方缺少教师，为了吸引大学生去那里工作。但频繁地来了又走，这似乎不太好。
（支教学校的主教学楼）
2 报到：从市里到县里再到镇里
（本文写于2011年1月。去事不远，保留了很多细节。现略作删改，保留至此。）
2010年7月13日，是广东省三支一扶志愿者报到的日子。
在那个炎热的季节里，我等了一个多月，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当我准备行李的时候，我才发现在大学四年里，我积攒的东西是多么得多：衣服、被褥、各种杂物等等等等，还有那么多我想要看却似乎从来没有时间看的书籍。于是，能扔的扔，能送的送。最后我把我的大行李箱装满了，大书包也塞满了，还是有很多想拿的东西装不下，于是我又赶紧去买了一个大的编织袋，将它们一股脑地装进去。就是这样，也还有很多东西拿不走。比如，我还有一大包衣服，还有那条被子，还有一箱杂物，还有那么一大箱的书，这可怎么办呢？只能先存放在老师或者同学那里了。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老乡师弟，把这些东西搬到了他的宿舍里。“至于这些衣架、水壶、盆子、水桶……你想要就随便拿吧。”好了，只能这样了。我一手拉着行李箱，一只手拎着编织袋，背上还背着大书包，就这样，左摇右晃，一步一挪地，我上了从S市开往H市的汽车。
我想，我的大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而我似乎庸碌无为，在上课与考试之间疲于应付，也没有交到女朋友，连一次恋爱也没有谈过。繁华的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深圳市，我还没有来得及体验你的酸甜苦辣，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我坐在车上，听着MP3里的音乐，看着窗外这南方特有的亚热带风景，一会儿繁华的闹市区，一会儿偏僻的荒山野岭，忽然有些忧伤。直到后来，每当我听到当时反复听的音乐，便会想起那时的炎热和那样的情愫。
我紧赶慢赶，已经迟了。H市人才交流中心打电话问我：“还来报到吗？如果不来了，这个名额就取消了。”我说：“我正在车上往这里赶呢。请再等一下。”出了汽车站，马上有几个摩的围过来问我：“去哪里？”我说：“人才交流中心。”一个摩的师傅说：“十块钱。”还没等我同意，他已经拿着我的行李往他的摩托车上叠，我说：“我行李太多，做摩托车恐怕有点危险。”他说：“没事，三个人都载得了。”我还是让他把我的行李取下来。他有些气愤，在一旁不停地说我，他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我隐约听见他说我“小气，十块钱都舍不得。”最后我搭了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人才交流中心处于一个不是很繁华的地方。这里有各种摆地摊的，还有一条街好像专门是卖菜的。当我正从三轮车上往下搬行李的时候，站在门口的工作人员已经看到我了。他走过来，问我：“是参加三支一扶的大学生吗？”我兴奋地说：“是是是。”他便帮我把行李搬了进去。我交验了身份证学位证，做了简单的登记之后，他交给我一张房卡，说：“你和另外一个男生住在一起。”于是，他又帮我把行李搬到入住的酒店去。一路上，我叫他“大叔”。他说：“别这么叫我，显得我年龄很大似的。”他人很热情，也很壮实，一手啃着玉米棒，一手帮我扛着大行李箱。我说：“这箱子太重了，你放下来拉吧。”他说：“不碍事。”过马路的时候，他并没有走斑马线，而是横穿。我也只好跟着他走，提着大编织袋，背着大书包，在H市的车水马龙里左顾右盼。
政府为我们预定的大酒店确实不小。我们穿过大理石地板的大厅，乘坐电梯上到6楼。拿出房卡一刷，房门便开了。里面有大彩电、空调，床单和被套洁白无瑕。桌子上的瓶子里插了一朵鲜红欲滴的玫瑰，忽然给人一种温馨的气氛，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假的。夜晚睡觉的时候，空调开得似乎大了，把我冷醒了。卫生间里的洗浴设备我们不会用，我研究了半天，也不会用。
和我同住的男生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他是本地人。他的家乡就是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被贬的地方，HZ博罗县。现在那里修建了苏东坡纪念馆，作为一处旅游景点。苏东坡那首著名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是在那里写下的。后来，他就被分配到了自己家乡的一所初中支教。我有些羡慕。我们互相交流了一下。他是毕业于广州一所专科学校，专业是会计学。当他得知我毕业于S大学时，问道：“S大找工作应该不难吧？”我笑着说：“我想来这里体验一下。”
大约七年后，我早已经离开那里，漂在深圳阴暗潮湿的农民房里。他还在家乡教书。他问我，如何写教育论文。我说，要多看一些教育书籍。
晚餐是十人一桌，大约摆了十几个桌子。大家互相聊了一下，比如：你是哪里人，你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别人问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回答完之后便回问人家，往往对方会说：“不好，只是一个专科。”大家似乎比较尴尬。我以后便不再问这个问题了。席间，我忽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咱们都说说为什么来参加三支一扶这个活动。”话音刚落，一片沉默。我忽然感到我不应该问这个话，后悔不已。不一会儿，一个胖胖的女生说：“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只是不想说出来罢了。”于是，大家又开始各自聊各自的，边聊边吃，盘子里的大鱼大肉在慢慢地变少。
在晚餐结束的时候，那位被我称为大叔的工作人员大声地做通知：“明天早上7点起床，来这里吃早餐，然后统一坐车去市政府开电视电话会议。”次日的早餐结束的时候，这位“大叔”又大声地做通知：“现在出去坐车。没有吃饱的同学可以往兜里揣几个鸡蛋，在路上吃。”大家笑了一下，没有人揣鸡蛋。大家都已经吃饱了。
市政府的所在地比较整洁和气派。政府大楼看上去历经岁月，很简朴。会议室里的座椅都是崭新的。前面坐着市里的以及各县区来的领导。上面的大屏幕显示的是省里的会议现场。有大学生志愿者代表发言，有领导讲话。省里的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便是市里的会议。只记得说是报名想来HZ市参加三支一扶计划的人数是130多人，实际报到的100多人，领导说：“也许这30多同学找到了工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在这些来H市的100多大学生志愿者里，本科生10来个，研究生一名，其余都是专科生。外省人十多人，其他都是本省人。领导说：“无论从学历上还是地域上，比起往年来都有所突破。”我查了一下当初的HZ市基层岗位需求信息表，原本计划招收本科生72人，大专生75人，共147人。
领导又讲了市里是如何重视这项工作，如何重视大学生志愿者，并说：“我们的重视程度是在省里排前列的，受到了省里的表扬。”我们这些志愿者的工资，省里每个月给1200元，一月一发；市里每个月又给400元，三月一发。另外，政府给我们每个人办理了社保，每年还有1200元的交通费。在元旦的时候，市里又发了600元的过节费。
我还记得会议上，专门介绍了一个女大学生志愿者的先进事迹，号召大家向她学习，扎根基层，开拓创新。说是这位女大学生志愿者发明了一种英语教学法，使得全班的成绩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全市的排名一跃为第二名。后来她在生病住院期间，也不忘给学生布置作业、批改作业。领导对我们给予了厚望，表达了关心和信心之后，又说：“在基层要虚心学习，不要指手画脚、自以为是。”直到后来，我还想起这些话。有时候我会思考：到底什么是开拓创新什么才是指手画脚？开拓创新与指手画脚之间是什么关系？
会议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从8点多一直开到12点多。我的肚子已经开始响了。领导的讲话很多我现在已经忘了。坐在我旁边的男生有些不耐烦，把头凑过来，小声地对我说：“真没劲。”我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会后，大家又坐车离开市政府，去吃午餐。在午餐快结束的时候，市里的领导端着酒杯和大家一一碰杯。这是最后的聚餐。下午，大家就要被分配到HZ市的不同地方。
下午的培训2点多开始。在酒店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前面坐了来自市教育局的一位领导，还有一位负责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领导们大致介绍了一下市里的各自方面基本状况，还有一些政策，尤其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个人发展的一些政策。比如，要想进入当地在编的教师队伍，要参加什么考试，当地政府是如何重视教育，对教师的发展制定了哪些新的政策。在提问环节，我提了一个问题：“刚才听老师一直在讲我们市里升学率的情况，我也承认升学率很重要，但一些教育专家说不能用升学率、分数作为衡量老师、学生的唯一标准。针对应试教育，不知道我们市里在素质教育这方面，有哪些措施？”这位教育局的领导似乎对我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准备，他的回答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他似乎谈了一下市里的一些学校搞了一些艺术特长班、课外兴趣小组。我问旁边的一位女生：“我刚才没听清楚，他都说了些什么？”这个女生说：“我也没听清楚，我觉得他没回答你的问题。”还有一个男生问道：“听说一些往年的志愿者的工资政府没有按时发放，不知道我们今年的工资会怎么样？”
讲卫生医疗方面的那位老师也很和蔼。他说：“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我就想到了我的女儿，她也和你们一样大。我很赞成你们去基层锻炼。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没有什么的。”这位老师的话比较多，坐在旁边的那位教育局的老师有些不满意，眼睛斜着看了他一下。
直到后来，当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时，我会想到当初我和那位教育局官员的问答。我觉得一切都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小镇上，河边的风景挺美。）
就这样，短暂的培训算是结束了。然后开始公布分配的县区。我仔细地听着每一个名字。心脏开始不知不觉地强烈跳动。我终于听到领导念到：“兆若愚。”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了。我被分配到了龙门县。旁边一个女生兴奋地对我说：“L县是H市最落后的县。那里是山区。不过，那里的温泉很有名。以后我们去泡温泉，你可要请客啊。”山区？到底有多落后？我忽然想象自己住在山沟里，有一个简陋的小房子，四面环绕着群山，看不到几个人影。我开始有些不安。忽然，我又想：我来这里不就是锻炼来了嘛，怕什么，别人能吃苦我也能。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可笑，那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落后。
龙门县的领导给我发了一张报到证。我被分配到了MZ镇的MZ中学。我急切地问领导：“MZ中学是高中还是初中？”领导说：“是初中。”我最想教高中，但我想：初中也可以，都是教书嘛，也许人家高中根本不缺老师。从市里坐车去县里需要一二个小时。车窗外开始是比较平整的土地，南方的人们似乎刚收割了水稻，不时地会看见燃烧着的秸秆堆，一缕烟在大地上升起，燃烧的气味偶尔飘进车里，这气味如此熟悉，它让我想起我的北方的家乡，还有麦田。小麦秸秆燃烧的气味也是这样。我坐在轻微摇晃的车厢里，睡着了。
到县里的时候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在饭桌前，县领导问我：“深大在你们省是二A 还是二B？”提到深大的这个问题，我还有些委屈。S大在省外是一本，有些年份分数还很高，起码要高出二十多分才有可能被录取，而一些热门专业则要高出四十多分。我当初就是高出一本线四十四分才考上了热门的金融学专业。但它在省内却是一个二本。刚入大学时，听到这个情况，让我颇有些失落。面对县领导的问话，我答道：“S大在我们省是一本，而且分数还很高。”当我这样说了之后，我发现领导和其他志愿者沉默了很久，气氛有些尴尬。我也许不应该这么说。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县城的广场。这个县的农民画很有名。）
饭后，县领导打电话帮我联系到MZ中学的一位副校长。这位副校长当时正在县里面。见到副校长后，他把我安排在附近一个小旅馆里。他说：“我们明天早上回学校，到时候我来找你。”我买了一张本地手机卡，说好明天电话联系。手机卡上的光头葛优竖着大拇指朝我笑。
小旅馆的墙壁上挂了好几个钟表。每个钟表的下面写着不同的城市名字。有北京、纽约、伦敦、悉尼等等。我仔细看了一下，每个钟表的秒针都在走，显示着不同的时间，也不知道这些时间准不准，只有北京的不走。在狭小的空间里，放着一个电视机，播放的新闻联播正在报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一天是2010年7月14日。我支教报到的第二天。
房间里的床单被套没有市里大酒店那么洁白，是淡青色的，看上去还算卫生。里面也有大彩电和空调。我看到墙壁上贴着好几张纸，其中有一张大致是这样写的：乱丢烟头、烧坏地板，一个烟头罚款二百元。这张纸用塑料封着，看到下面的日期，让我吃了一惊：1999年。由于这几天的忙碌的报到，我感觉浑身不适，决定一定要洗个澡，用当地人的说法是：冲凉。卫生间有洗浴设备，热水用煤气罐烧。看着这些复杂的线路，我不知道如何操作。幸好墙上贴着使用说明。我实验了几次，热水终于来了。但是这热水似乎不好控制，一会儿水便烫得厉害。我颇为丧气，于是决定洗冷水澡算了。洗完澡后，我面对着电视机，决定出去看看。
第二天醒来，看见被子上有好几处血斑。我想：这是蚊子的血还是我的血？我又想：蚊子的血也是我的血。昨晚睡得并不好。蚊子的叫声在耳边此起彼伏，把我吵醒了。我知道，如果我起来，开灯，去抓蚊子，蚊子一定会飞走的。我不想打草惊蛇，也懒得起来。于是我决定一边睡觉一边打蚊子。我把手掌抬起来，听见蚊子就在我的右耳边，于是我猛地朝我的右耳搧去。我不知道我搧了自己几个耳光，才安然睡去的。第二天我忽然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的右边额头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青春痘，表明我正值青春。
早上，我在街边的饭店吃了两个肠粉，买了一瓶水。又去附近转转。跳舞者已经不在，留下广场空荡荡。路边有不少老年人在南方的大树下下象棋、打麻将，他们似乎还赌一点钱，玩得十分投入，目不斜视，聚精会神。我看到不远处有个新华书店，便过去了。书店的门口有个纸牌子，上面写着本书店的畅销书，有健康养生的，有考公务员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小学教辅书。书店比较小。读者也比较少。有一个清秀的女子坐在文学书架旁认真地看一本书，她低着头，长发垂下来。大概转了一下，便出来了。
这时，副校长打来了电话。和副校长一起的还有一个老师，副校长给我介绍：“这是政教处主任何主任。”我说：“老师好。”何主任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何主任就是后面要说到的何老师。我上楼搬行李，何主任就站在一旁看我一个人一遍一遍地把行李搬下来。副校长帮我把行李放进汽车里。人比较多，座位不够，我便夹在汽车后面的座位中间。汽车行驶在七拐八弯的山区公路上。副校长问我：“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我说：“师范类汉语言文学。”副校长想了一会儿，忽然说：“我们学校不缺语文老师啊。最缺物理老师，让你教物理怎么样？”我有些惊讶：“啊？我的专业就是培养语文老师，让我教物理，教是可以教，但恐怕教得不是很好吧。”旁边的何主任看我有些为难，说道：“我们副校长也是本科毕业，他现在教的是历史！”我想：教什么不教什么和学历有什么关系呢？
汽车在陌生的南方乡村道路上行使。忽然看见大大的广告牌上光头葛优梳着大拇指朝我笑，我感到不再陌生了，知道自己还在地球上，还在中国。
汽车在镇上停了下来。一条热闹的街出现在我的面前。街上有很多店铺，街边有很多地摊。在我的脚下是卖荔枝的。荔枝皮被扔了一地，上面飞着很多苍蝇。这是南方小镇的街道。虽然在我的家乡的小镇上也随处可见这种脏乱差的街道，但这南方特有的气息依旧使我感到稀奇。不过，很快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地熟悉了这一切。现在回想，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3 程老师
MZ镇除了街道有点烂（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在修了），其实风景挺美的。旁边有一条大河流过，水很清澈。我的学生说，夏天他们会站在桥上往河里跳。那个桥很高啊！
这里是南方的丘陵地形。学校建在一个山丘下面。早上，太阳还没有从山丘上爬上来，可以看见山丘前弥漫着雾气，下面是校园里的学生在做操活动。翻过这个小山丘，可以看到山丘后面是一大片相连的河流湖泊，水面平静，竹林倒影，有一个小渔船轻轻划过，荡起波纹，真是如画境一般。后来，我确实用自己的画笔画下来了，感觉还不错。
（学校后面的山水很漂亮）
（2015年秋天我画的）
程老师说，曾经有一个开发商，想在这里建一个水上乐园，但最后没有谈成。
程老师是河南人，他来这里教书已经快二十年了。他说，当初这里的学校去南方招教师，于是他就被骗来了。后来他的妻子也来了。现在，他们住在学校的教师住宅楼里。他的儿子在镇上上小学。我说，你现在也不错啊，房子电视冰箱空调都有。程老师说，那是我奋斗了几十年换来的。
程老师还租了地。其他老师开玩笑说，程老师现在是地主了。有一次，程老师骑着摩托车带我去看他的地。那是丘陵上修的梯田，种的是年桔和橡树。年桔收获了一般被卖到北方去。橡树长几年成才了就被砍掉了。路边，就能看到很多木材加工。
程老师回去的时候，摘了一个很大的南瓜，绑在摩托车的后面。他坐在前面开车。我则被挤在中间。太阳已经下山，天快黑了，程老师骑得很快。风很大。我的眼镜挂在鼻尖，快要掉下去了。但我不敢用手去扶，我的手紧紧抓着程老师。程老师说，抓稳了。等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感觉自己快要散架了。这是一段相当遥远的路途，大约骑摩托车需要一两个小时。
程老师很热情。看到我总是乐呵呵地和我打招呼我：“晁老师！”也许他看见我就想起当年的自己了。
有时候他会邀请我去楼上的他家吃面，他做的老家的河南面。我记得那面清淡可口。程老师教英语。因为教得好，所以这几年一直教毕业班。
教师节的时候，镇长邀请全体教师去镇上开会吃饭。在会上，镇长说了很多。他说他看见各位老师就感到很激动，油然而生一股尊敬。他说，学校要发展好，还是要提高升学率。我那时候觉得一谈升学率就又要加强应试教育，所以很反感别人动不动就提升学率。会后，我要了镇长的邮箱，决定给他写封信谈谈我的一点观点。后来我真的写了一封信并且发给了他。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我想去镇政府问问他有没有收到。最后想想还是算了。这算不算指手画脚？
镇长很年轻，大约三十来岁。据说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当地人。
我给程老师说，我觉得镇长过于重视升学率，评价一个学校不能光看升学率。程老师大笑着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现在都是这样，不这样，他们怎么升官呢？
程老师又小声说，校长也还不是谁给教育局的钱多就让谁当？全国哪里都一样！
我不知说什么，呆呆地坐在那里。
（归去的农人）
4隔壁有病的老师
7月份，学校已经放假了。学校老师为了安排了一间小房子。这是一栋楼房，大约有五六层。程老师就住在二楼。我住在一楼。隔壁是S老师，教生物的。S老师也很年轻，单身，比我大几岁。听说他之前在县城一个中学教书，后来教育局让他来这里教书，他似乎不太高兴。一些老师说，他脑子有点那个。我想，是哪个呢？
开学很久了才见到S老师，他说他有病，去看病了。好像是精神心理类的。平时他比较沉默寡言，看上去对周围的人和事不感兴趣。
一楼阳台那里有个路由器，很多老师都用这个网络。老师们拉一根长长的网线到自己的房子里。S老师也是这样。我嫌拉网线麻烦，就买了一个无线路由器。结果自己不会设置这玩意。最后还是拉网线。S老师说，你有买路由器的钱，不知道可以买多少网线，把整栋楼都可以缠好几圈。我想也是，有些后悔。我想，S老师可能没有什么病，很可能是有些心理抑郁吧，调整一下就会没事的。但似乎很可惜，关于教师的心理辅导跟不上，很多人包括老师根本没有这个意识。我后来在这里教书，也慢慢有点心理抑郁了，害怕进教室去给那群学生上课！
S老师的隔壁住着另外一个年轻的老师。这位老师我一直没有看见过，岁已经忘了他的姓。我们暂且称他为Q老师。Q老师也是来支教的。听说Q老师也生病了。不过听程老师私下给我说，他哪里是生病，他是不想来，他在这里请假照拿工资，在外面可能找了另外一份工作，他父亲在深圳打工，他有可能就在深圳。又听初三的一个学生说，Q老师告诉他们，他是没有办法才来支教的。这个学生又说，我们这种地方可能太穷了，留不住好老师。学生又问我，老师，你也是没有找到好工作才来这里的吗？这个学生老实憨厚地笑着问我。我说，我不是，我也是农村长大的，我想来看看我们农村的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想，其实这里并不很穷，倒是这里的人很淳朴。我感到除了气候饮食方言不同外，这里的人和我北方农村的人没有太多的变化。不过也是，大家都是汉族，都是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几千年的。这里的客家人就是古代从北方迁徙过去的。现在像我这样的，算是新客家人。
学期末，当我决定退出支教、离开这里的时候，程老师说我：“期末绩效工资那么多，你不要吗？你为什么不等找到好的工作了再来辞职？晁老师，你真傻！”
（我和学校山坡上的年桔）
5我和其他生物
很多时候，我一个人住在一楼这个套房里，这其实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我们三个年轻的男老师住在三个小卧室里，客厅则是楼上老师们的摩托车的停放场地。给我安排宿舍的D老师建议我，你们现在联合抗议，不让他们把这些摩托车停在客厅，这样你们就有很多地方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也就没有联合抗议。不过，很多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因为其他两个老师都在生病。
这里除了住着我这个生物，还住着其他生物。比如厕所有一只很大的蜘蛛。他晚上的时候会出来。我上厕所的时候，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大家彼此相安无事。因为彼此不是同类，所以我不介意她看我上厕所。
阳台外面住着一群猫。有时候它们还会进来客厅做客。但它们显然把自己当成了主人，不过也是，它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比我长。记得一次早上，我被外面的猫叫吵醒了。我出去查看，看见一群猫在客厅嬉戏打架，我命令它们：“出去！”它们不仅不出去，还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倒把我吓得退回到房子里。我关好门，害怕这畜生过来抓我。最后还是算了，它们玩一会也就离开了。
有一次在阳台外面的草丛里看见一只母猫和一群小猫在晒太阳。我觉得很温馨。于是拿出我的手机凑过去想要拍照，为了拍得更加清楚一点，我把手机尽量靠近它们。这时候母猫警觉地发现了，又对我露出狰狞的面孔。我赶紧缩回来。
有时候猫看见我就会钻进水沟里。我想，我们之间还没有建立信任。也许我应该给它们喂点食物，但我似乎对它们兴趣不大。
（我的宿舍里的桌椅）
（窗外，云雾。）
6学生镱
学生镱是一个胖胖的女生。她上课看漫画书被我没收了。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顺手拿着漫画书看了看，觉得挺有意思的，忍不住笑了。第二天上课，学生说，老师你今天好像没有精神啊！我笑着说，是啊，昨天晚上看了一夜的阿衰。学生都笑了。镱夸张地笑着：“哈哈哈，看来都是我的阿衰搞的！”
我想起我初中的时候上课看书被老师没收的经历。不过我看的是《三国演义》。后来我把书还给了镱，并告诉她，上课不要看这些书，要看了下课看。
可能因为我上课比较生动活泼，所以学生比较喜欢我，包括学生镱。她在作文里写道，我现在有点喜欢这个龅牙老师了。我的门牙有点大，微朝外，有点像孔子——我有意把自己和名人类比。
有一次他们上体育课，学生镱跑到我的房间外，站在窗户外面和我说话，一边戳我的窗纱。这个窗纱是我自己装的，装的不好，边沿漏缝。我说，你别戳了，要不然蚊子都飞进来了。这时候男生峰过来，说：“哇！语文老师泡妞啊！”我生气地冲出去，说：“我泡你妈！”他已经跑远了。回头一想，刚才自己骂的这句话也不对啊！
有一段时间，学生镱上课很活跃，不停地说话，乃至于影响到我讲课。或者说，她说话影响到我说话了。当我想说话的时候，我不希望她说话。我告诉她，不要说话了，以免影响我讲课。但是没有效果。说了好几次，我没有耐心了，过去拿起她的语文课本朝她的头上打去。她哭了。
她以后不再理我了。
看着即将破裂的师生关系，我感到很郁闷。
她的班主任D老师说，我这一段时间也感到镱上课很吵，现在被你扇了一下，安静多了。D老师说，镱喜欢炫耀，比如说：“我们家保姆……”就是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家有保姆。她家也住在镇上。D老师说想去她家家访。我说，去的时候叫上我，我也想去。后来D老师没有通知我，不知道去了没去。
（体育课，学生和我照相）
7我既然也打学生了
我不光打了镱，还打了其他好几个学生。具体细节我已经无法完整回忆了。任何回忆也难免主观。我只记得，在我多次劝说或者告诫无效的时候，我的耐心达到了极限，于是我开始发飙。一般会用书扇他们的后脑勺。有一次我把学生的书扔到了楼下。还有一次，我踹了学生的桌子。
五六年后，我问当初的一个学生。她已经工作了，在附近城市里，一个体育用品店里。她已经长大成人，和当初的十一二岁判若两人。她说只记得我当时很凶。我说，是的，我的脾气不太好，现在慢慢再改，好多了。我当时就是把她和她的同桌的书扔到楼下的。我还记得她们捡了书，沮丧地回到四楼教室走廊的情景。她的同桌把语文课本撕烂了。后来，她说她的同桌已经结婚生子了，应该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现在想，我为什么要把她们的书扔出去呢？也许是她们上课说话又超出了我的忍耐极限。
我站在讲台上批评一些学生，尤其是坐在后面的一些男生，在黑板上写下顽童两个字。下课后，他们在黑板上写下顽师两个字，气得我哭笑不得。
有老师说，我在实践什么“开放课堂”，我不知道这个新名词。我只知道我当学生的时候厌恶过于严肃、一本正经的课堂，我希望我现在做了教师可以使学生上课更加活泼更加有趣。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也许是我的经验能力还不足？也许是一些学生太顽劣？也许是语文课本里的一些课文本身很乏味？也许是因为班级人数太多？也许……也许都有吧。
我是希望我的课堂是民主的活泼的自由的宽松的，我厌恶那种把学生管得太严像机器人一样一动不动的。比如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忽然有一只大黄蜂飞进来了。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我也看着。男生L跑过去用书搧打，我说，别打死它，让它飞走。结果这个学生还是打死了黄蜂。我感到惋惜。过去和学生看看这个黄蜂长什么样。
后来，我让他们写对我的意见建议。有一个女生就以此事件为例，认为我太随意，要是其他老师一定不会去和学生一起看黄蜂的，会严厉训斥看黄蜂的学生，来维持课堂教学秩序。对于课堂或者说课程的理解，我也不认为照本宣科一定就是课堂、随机应变看黄蜂就不是课堂。
也许是我给学生留下了宽松自由的印象，于是学生越来越“放肆”，于是我开始无法忍受他们的行为，于是我开始发飙，开始又变得严厉乃至暴力。我厌恶教师对学生的暴力，但我现在似乎也是这样了。我感到很痛苦。一开始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贱。后来当我看到美国人戈登博士写的《教师效能训练手册》时，才知道这是缺乏对于沟通的深入理解和一定的技巧。那已经是2016年了。但之前，我一直痛苦地徘徊在民主自由与专制暴力之间。因为教育，也使得我对于国家治理层面多了一些理解。一个班级，一个学校，都很难管理，更不要说偌大国家了！
显然我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只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显得稚嫩。
我也向一些老教师请教。他们说：一开始都是这样，有一个适应期；学生吵的话，你就不讲了，等他们说完了再讲。有个老师很喜欢开玩笑：你今天晚上和他睡在一起，他就会把教育真传传给你。这样的玩笑只能使人生厌。开这个玩笑的老师是我们年级语文组组长，一个年龄大约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我们这个七年级语文组总共三个老师。当然，也有一些老师会认真地回答我。有时候，我和老师们在探讨教育话题，有老师便开玩笑说，看看，晁老师讲理念了，你们不懂了吧。旁边坐的是体育老师。体育老师有些尴尬，我也有些尴尬。爱开玩笑，似乎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有段时间，我害怕去上课，乃至于一听见上课铃，都有点心理抑郁了。
现在想来，其实学校应该建立一项制度，那就是让老教师带新教师。明确责任分工，这样才更名正言顺，也有利于新教师更好地融入工作。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所工作的城市学校就是这么做的。
（重点班的桌椅比其他班要好。课间。）
8“你把烟灭掉！”
我尽量把课上的有趣。我在课堂上用我的小电脑和小音箱给他们播放贝多芬的音乐。学到曹操的诗歌《观沧海》，我带学生去电教室上课，观看电视剧《三国演义》相关片段。
男生B坐在前面，居然还拿出了一支烟。我说你做到座位上去，不要坐这么前。他不愿去。我说，就算老师求你了。于是他去了。一会儿他又把烟点着了，和旁边的女生S有说有笑。我觉得我作为老师的尊严被他冒犯了，我走过去，说：“你把烟灭掉，要么你出去。”他像个小痞子一样看着我，就是不灭。我推他出去，他也用力推我。其他的学生不看前面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了，都在看我和这个男生推来推去。我感到斯文扫地，甩了门，生气地离开了电教室。我在校园里冷静了一会，我想，扔下学生在里面也不妥当。我回去，看见有个老师进来，为学生播放电视剧《三国》。我关掉，说，都回教室去吧。
后来听男生A说，男生B在一次早读的时候想打我，后来被他拦住了。
男生A有时候会坐在四楼高高的阳台上朝下看。他说，如果有人敢打他，他就杀了这个人，不管这个人是谁。我说，那你会坐牢的。他说，我坐牢我还活着，但他已经躺在坟墓里了。
有一次晚上，看见D老师拿着棍子往学校门口冲。我问，拿棍子干什么？他没有回答我。后来我才明白了，大概是几个学生或者已经毕业的青年仔往学校扔东西。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北方农村的初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学生，或者社会混混，会来骚扰学校，甚至把教师宿舍的窗户玻璃砸碎。师生关系的紧张，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不听话就打，棍棒底下并没有出孝子反而出来逆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有句话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一开始也很赞成这句话，后来，我不那么赞成了。我想，确实有些学生很顽劣很难教育好，那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而老师要面对很多学生，有时候无能无力。
现在我想，为什么学生B要和我对抗、要挑衅我的权威呢？也许就是因为那次他和女生S上课说话吃瓜子，被我用课本搧了一下。我现在似乎还依稀记得他愤怒地看着我的眼神，这是其他学生所没有的。正如一些老教师所说，课后我应该找他心平气和地交谈一下，消除隔阂。但当时的我没有。
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的“好”学生听话但没有创造力，而“差”学生有创造力但不听话。
（住校的学生上晚自习，我所带的班。）
9不再联系的“好”学生
女生C是标准的好学生。每个农村的学校都有这样的学生。她安静内敛，小心翼翼，皮肤黑黑的——很可能是因为干农活太阳晒的。她学习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如果不是第一，那她就觉得是退步了。她写的字很工整，作业一丝不苟。我还记得她的一篇作文，写的是自己上山去干活，好像是拾柴火。她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她拼命地抓住草，最后慢慢地爬起来，发现自己的手划伤了。语言规范，明显地受到课文范文的影响。虽然很好，我给的分数也一般很高，但我还是觉得作文要表现作者的个性，语言风格要与自己的年龄相符。
相比之下，她的同桌女生D的作文就显得要活波很多。这也许和不同的生活环境有关。女生D和父母本来生活在附近的城市里。但因为上初中了，她的户籍在镇上，于是才回到这里来上学。她说，在市里上学要交很多借读费。女生C的家在农村，离镇上也比较远，所以她们都住校。周末的时候会回家。
周五下午，学校门口会有很多家长来接学生。学校门口停了很多摩托车面包车小汽车。我有一次看见女生D在门口，我准备和她打招呼，但她转过身去。我看见旁边有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是她的爷爷骑着摩托车来接她。我想，她可能不愿在这个时候和我打招呼。
我一直想去她们的家里看看，但都遭到了她们坚定的拒绝。她们似乎很不欢迎我去她们家做客。
当我最后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去教室看他们上晚自习，我和我曾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学生合拍了一些照片。当我经过我带过的另一个班时，也就是那个重点班时，我没有进去，只是朝里面看了一眼。学生都在埋头写作业。一向颇有心机的女生D偷偷朝我瞄了一眼。她不敢直视我。她可能知道我要走了。
做老师的都喜欢学习好、聪明认真的好学生，老师也对这样的好学生寄予厚望，花了很多精力，也自认为关系更加密切。但往往就是这些老师看重的好学生在日后却很可能不再和老师联系，似乎把老师忘了。我在一些老教师那里也得到了类似的印证。这是很可悲的。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女生C和女生D就是这样，她们后来都没有和我联系过。倒是当初比较调皮的学生、我没有怎么关注的学生，和我还联系着。
不过也是，我只是教他们不到一个学期。在他们漫长的求学道路上，我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
（桌子上刻着字：我一定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10周末和学生一起玩儿
周末的时候，我会去学生的家里。有时候会和一些学生一起玩。当然，主要是男生。我们一起烤红薯。他们教我烧竹筒饭。这里竹子很多，随便砍。
我和学生走在山间田野，我们一起拍照玩水，阳关照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小土丘，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小孔。学生说这是蚁穴，这种蚂蚁很厉害，有毒，能把人咬死，老师你千万不要碰。我们在果园里摘了一些杨桃吃。这样的时光很惬意。要是没有上课多好啊！或者上课换一种方式。
学生多是留守儿童。家里偶有爷爷奶奶。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学生给我做了简单的饭菜。米饭配上腌鱼干和咸菜，再喝点白开水，算是别有一番风味。
天快黑的时候，我告别了学生的家，回到学校的住处。也许是听说老师来过，学生的爸爸打来了电话，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不好意思，我们不在家，没有好好招待你。我说，没事的，我和学生玩的很开心。
有一次周末，我去学校后面的湖泊河流边散步，遇见一个大男孩手里拿着一根甘蔗。他问我，你是学校的老师吗？我说是的。他把甘蔗从中间砍断，给我一根，说，你去河边洗一洗就可以了。我想，他可能是初三的学生，在学校看见过我。
这里的水域颇大。水面平静，竹林倒影，远处的树林山峦全部清楚地倒影在水面上。偶有渔船、水牛、农人点缀其间，确有一种乡野趣味。桥头有颗高大的橄榄树，据说有几百年了。
一年后，当我回来取我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看见这里的桥边新刷了两行标语：公猪饲料性欲强精子好，母猪饲料奶水足产子多。我和同学看见后都大笑不已，感叹农民的直白实在，语言的简洁工整。
（和学生做竹筒饭，比较失败。）
（山野的老房子，很少有人住了）
11去学生Q家里
女生Q走路有点跛。她说，她上小学的时候，被一个同学推倒了，从楼梯上摔了下去，然后就成这样了。那个男生她也没看清楚是谁。
她已经上初一了，还老是流鼻涕、用袖子揩。学生都嫌弃她。有个男生告诉我，她有点那个……就是弱智。我半信半疑。看她说话确实不如一些学生那么精明，但可以看出她的老实善良，这可能是那些变得精明的学生所遗失的。我想起了电影《阿甘》。那时候我正在大学里等待支教报道的通知，坐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完了这部电影。每当我心情低沉的时候就想起阿甘。
女生Q多次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她说，如果我能去，她的爸爸妈妈奶奶一定会很高兴的。她是唯一一个主动邀请我去她家的学生。我答应了。在一个周五放学后，我跟着她去她的家。太阳西斜，树影拉长，我们走在公路边，一开始有很多学生，最后越来越少。她的家有点远，我们走了很久。
终于到了。简陋的房屋，有一个小院落。一间屋子堆了很多东西，好像是仓库。她的爸爸妈妈不在家，都外出打工了。奶奶在家。我看见墙上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兼爱”“非攻”。我很惊讶。我问，这是谁写的？学生说是他弟弟写的。原来他弟弟也在上初一。弟弟是一个腼腆的小男孩。我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些话？他说，我是从电视动画片里看的。你是哪个班的？哦，今天我还去你们班听课了。
我们坐在一起简单地吃了晚饭。这时候天已经很黑了。我告辞了，又开始原路往回走。在路上遇见一个男生，他也很调皮，被我批评过，看见我在这里，惊讶而腼腆地问我去哪儿。我说，去一个学生家里，现在回学校去。他说，从这里走回去挺远的。我说，没事，我慢慢走。一会儿他父亲骑着摩托车过来，一定要送我回去。我于是坐上了摩托车。
他的父亲一边骑车一边问我，孩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我说，还好，就是感觉有些厌学，不过现在很多学生都是这样。他父亲说，恩，我准备让他下学期不上学了，回家帮我做事。我说，那九年义务教育还是要接受完吧。他说，上不上都那样。
（和学生走在放学的路上。）
12一些零碎的细节
课间，女生S站在其他班教室的门口。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她说，我在扣仔。我笑了。她后来初中毕业去市里读技校，人长得越来越漂亮，打扮的很成熟的样子。
女生S上课吃瓜子，和男生嬉笑，被我用书搧了。我叫她到教师外面的阳台上谈话，她哭得很大声。虽然现在她上课安静多了，但师生关系却僵化了。为了缓和关系，我最后给她写了一封“道歉信”。她笑着说，老师，你写这么长啊。我感到郁闷，老师既然要向学生道歉。
小镇上有一些路边桌球，我喜欢打桌球，有时候会去玩一会。有时候和学生打，有时候和一些社会青年玩。这里打桌球不是按时间收费的，而是按局数收费的，打完一局，就在旁边的小黑板上写“正”字。
有老师给我说，听说你经常去打桌球，其实打桌球也没什么，关键是我们这里的人总觉得打桌球的人都是一些不良青年。后来我便不去街边打桌球了，而是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打桌球。那是学生带我去的，在一个小巷子的尽头，那里临近河边。
有个初二的小个子男生，听说我打得也不错，一定要来挑战一下我，他确实打得很好，挺有天赋的。
（和学生打桌球，放学后。）
（去另一个更隐蔽的地方打桌球。）
做操的时候，我看见男生F穿的很单薄。我说，你这么很容易感冒啊。那时候我已经被停课，有很多闲时间。我回到宿舍，找到我那件比较短小的没怎么穿的外套，拿给男生F。我让他穿上，稍稍有点大，不过还可以。等他再长一两年就可以了。他一开始不要，说他有衣服。但我还是给他了。后来他读完初中去学美术，我在他的QQ空间看到他画的素描，画的很好。我说，没想到你有绘画天分，他说他也没想到。
有一次在楼道看见一群男生在抽烟。是其他班的男生。这些男生把自己打扮得也与众不同，很撒马特。我想起了我上初中的时候，不也是喜欢弄自己发型、也偷偷抽烟吗？但还没有在楼道里抽过烟，尤其看见老师了都会四散而去。我不知道给他们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他们可能发现我这个老师不凶，一个男生还夸张地朝我吐了一口烟。
有一次我站在操场上晒太阳。忽然身后“啪”的一声。我转身，看见一个瓶子掉在地上，地上有一些水，我的裤子上也溅了一些水。我看见楼上阳台那里有人头忽然缩了下去。我知道又是那些男生搞恶作剧。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宿舍，看见简陋的宿舍铁门上写着诸如“精子”“卵子”之类的话。后来我听我的学生说那些男生会把尿撒在瓶子里，然后到处乱扔。我想，难道那天我裤子上溅到的不是水？
南方潮湿，住校的学生下午放学后会去冲凉房冲凉，也就是洗澡。有学生说，有人居然把屎拉在了冲凉房。冲凉完，也会洗衣服。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洗衣服有一种简便的方法，那就是把衣服放进桶里，然后倒上洗衣粉，用脚踩一踩，就可以了。后来，当我住在深圳的农民房里的时候，我也学会了学生教给我的这种方法。简单方便，适合懒人。
一次周一开大会，领导在前面评述了上周学校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说是有几个初三的男生闯到了女生宿舍，校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给予这些学生警告并留校察看，并将这种行为定义为“流氓行径”。
女生L像很多学生一样，一开始我们师生关系很融洽，但后来因为她上课太吵我搧了她，于是她不大理我了。后来，我在批改他们作文的时候，看到她的作文写得很真实感人。大意是说她是黑户，父亲因为贩毒被警察打死了，她现在帮妈妈做很多农活。我用红笔在后面写了大段的“批语”，大意是说我们农村的孩子要吃很多苦，但只要努力还是可以成才的（前半句还可以，后半句就有点说教了）。自从当了教师，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说教了。也许这样才符合人们对于教师这一社会角色的认知，否则就不是一个正经老师。我作为教师，已经很不正经了。
也许是因为在这个作文本上，我们之间进行了心灵的沟通。她对我不在那么排斥了。有一次周末，有人敲我的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她。她给我送了几根甘蔗，然后就走了。她说她是翻过学校后面的山丘过来的。我送她又消失在山丘竹林里。等我回到宿舍，我有些后悔，应该送她回家的，顺便去她家坐坐看看。那个下午我本来计划要去理发，但理发可以推迟啊。
有些学生告诉我，那些被我批评过的学生会用本地话骂我，我听不懂，还在那里傻笑。他们建议我要学会本地话。
我去附近城里买了一些书。有些是给学生买的，比如《鲁宾逊漂流记》。有些是给我自己买的，比如《如何做好班主任》。学生很喜欢给他们买的书。有学生看到我自己的书，以为这些书是教老师如何严厉对待学生的，赶紧抢过去说：“老师你不要看这些书，这些书没用的！”我哭笑不得。
一次我走出学校，路上一个小女孩问我：“老师好。”我说：“你好。”我看她年龄比较小，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老师。”她说：“我看见你从学校出来，应该就是老师。”我笑着问：“你在这个学校上学吗？”她说：“我还没有上初中，我在镇上小学。”小女孩比较腼腆，像很多农村的孩子，也像我北方家乡的孩子。
（周五放学后，会有很多家长来接学生，学校停满了摩托车面包车。）
13吃饭问题
学校有食堂。我去吃过一次，便不想再去了。老师基本不去学校食堂吃饭。打饭的阿姨看见我是老师，便给我打了很多菜。其实我吃不了这么多，最后还是倒掉。关键是这些菜很不好吃。炒豆芽，炒黄瓜，还有一些类似肉丸火腿肠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现在想来，可能是油放少了，厨师的手艺也很差。有时候还有鸡翅，但我咬了一口就想吐，一是没有味道，二是上面还有鸡毛。
学生在食堂里坐的满满的。我问我的学生，饭菜好吃吗？有的回答好吃。有的反问我：你说呢？有的说，有的吃就不错了。有的，不说话。
我有时候去外面的小饭馆吃饭，那里只有云吞吃。我遇到几个初三的学生。他们也来这里吃饭。他们说，学校食堂的饭菜哪里能吃，他们吃几口就倒掉了。
学校食堂承包给了别人，好像是外省人。老板曾请我们老师吃过饭。
这里也有好吃的，我觉得南方人做的面食实在不如我们北方人，但他们做的米饭还是很好吃的。镇上有一些卖米饭的小饭馆。我去吃过几次。炒的菜里有鸡蛋、青菜、猪肉，味道不错。大约需要十元，这在小镇上算是比较贵的了。饭店老板的孩子在初中上学，似乎认出我是学校老师，于是给我加多了一个鸡蛋。我有些不好意思，后来也不经常去。
现在我想，那时候我是怎么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呢？早上可能会简单冲点麦片之类喝喝。中午可能会去外面小饭馆买饭带回来吃。晚上可能会吃泡面。那时候我买了一箱方便面。程老师看见我扛着一箱方便面，说：哎呀，晁老师，买了这么多好吃的，要记得请我哦！我苦笑。我请你吃方便面？
我没有锅。方便面煮着比泡着更好吃点。我于是决定用烧水壶来煮方便面。当我煮好方便面，想要倒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困难。这时候我想起了一句俗话：壶里煮饺子——有就是倒不出来。我是壶里煮方便面——有就是不好倒。
在这里，吃饭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那时候的我对吃饭问题不是很在意，只要吃饱了就行。包括上学时期也是这样。这导致我体重一直只有九十多斤。直到后来体重才有点正常。
（学校食堂的饭菜，没有味道，我加了豆瓣酱。）
14听课
老师们开玩笑说：我们学校讲求推门听课，就是直接推门进去听课，不用打招呼的。我想，听课，还是要提前打招呼的，这是起码的礼貌。教师之间互相听课讨论学习，这是必要的，但这样的氛围却很难形成。
我们初一年级组的老师们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初一的语文老师总共三个。初一语文教学组组长是一个喜欢开玩笑、很少说正经话的女老教师，说老也不老，也就四十来岁，比起我和另外一个年轻的女老师，算是老的。
我去听过她们两位的课。只记得年长的老师在讲《皇帝的新装》，她对学生说：读了这篇课文，你们就知道撒谎是多么愚蠢，想想你们是不是对老师撒过谎？
年轻女老师的课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上课很严肃。我后来看到一本教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觉得写得很好，推荐给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女老师看。她说，看这些文章没什么用的，还是要实践。也许我觉得那篇文章正好针对的是她的课出现的问题。但这似乎让她很不高兴，于是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过了几日，她说，晁老师，你们班的学生怎么把“吾日三省（xing）吾身”读成“吾日三省（sheng）吾身”了？我说，是吗？我没有这么教他们啊！她说，这些疑难点你要强调给学生啊！旁边的语文组长也说，是啊，我们这种地方的学生说不好普通话的。
我有些生气，去班里问学生。有些学生说我是这么念的，有些学生则不肯定。学生说，早读课的时候隔壁班的语文老师专门进来给我们纠正。我听到后更加生气了。
后来我没有再去听过她们的课，也没有尝试进行一些教学问题的讨论。也许，有时候我确实显得有点自命不凡、指手画脚。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教师罢了。我只是来这里体验农村教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谁和你认真呢？
组长写的教案很详细，她有一本教案书，我想借来看看。她说，写的这些教案都是应付领导检查的，上课讲课不按这个讲的。
年轻女语文教师是本省外市人，她有一次在办公室大声说，哎呀，没想到MZ这个地方这么穷？有些本地的老师也附和：是啊，这个地方太穷了。
据老师说，这里本来是属于广州的，因为太穷划给了HZ，这里是鸟不拉屎的地方。老师笑着对我是，你知道什么是鸟不拉屎吗，就是鸟飞过去都不会拉屎在这里。
一些学生也说这里穷，学校太烂。
镇上有个文化广场，这里的人自嘲：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文化所以才叫文化广场。
小地方的人往往朴实而幽默，这幽默里带有一点自卑自嘲。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说，我也是小地方长大的，也是农村出身的。
现在想来，这地方其实没那么穷。我离开没几年，学校就新修了塑胶跑道操场。那是我在程老师的空间相册里看到的。学校正在组织运动会。
（校园黑板报上这段话很有意思。）
我还去听过初三的语文老师的课。语文老师问我，你是要听实战的还是表演的？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他笑着给我解释，实战的就是平时上课的样子，是为了考试分数；表演的是为了花哨为了给领导们检查评比的。后来我在电教室听了他一节表演课。确实很花哨很吸引人。老师先拿出一张人民币来让学生看……
我还给初三的学生上了一节课，我上的是《范进中举》，我发现语文课本里还是有一些好文章的，就像这篇，它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存在了。正是这些文章，才使得我们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得以薪火相传。多年后重读，我觉得这不仅讽刺了科举制度，也讽刺了世态的炎凉。
我在课上对故事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划分了段落大意。然后主要评析了世态炎凉。我想，一个有文化的人不应该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势利眼。分析完后，有些学生面露难色，很尖锐地问我，老师那你会是这样的人吗？我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的炎凉和势利。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回答的，我只记得我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因为这个问题对当时年轻的我有些突然，我没有想好。现在我会这么回答：目光短浅、趋炎附势这是人性的弱点，每个人都难以避免，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才能摆脱，我愿意向这方面努力。
老师们说我的基本功很好，也许指的是我的概括能力、书写努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有一个老师说，你知道吗，那些发问的学生都是平时学习比较差、喜欢捣乱的。
在另一个班我也讲了同样的课。因为没有老师旁听，我讲得更加随意。我把古代科举制度和现在的高考应试制度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学生大多听得比较认真，我讲得也比较痛快。
之所以不敢当老师们的面给学生讲这些，是害怕一些老师担心我把学生“引歪了”：既然高考制度是另一种形式的科举，那我们是不是都很可笑？学生的厌学就有了理由？我们如何让他们努力考学？
（课间操后来改成学生自由活动，老师和学生一起跳绳踢毽子。不错。）
15停课
前面写到了，有一段时间，我的课堂纪律很差。我不希望自己太严肃太一本正经，我希望我的课堂活波有趣一点。这样，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学生，尤其是那些调皮的学生，还是在那里不停地说说笑笑，甚至打打闹闹。因为他们知道我不凶，不怕我。
这使得我无法上课。我站在上面说话要吼，吼了几下嗓子就哑了。我专门买了嗓子喉宝，嗓子哑了就含一颗。学生说，老师你上课还吃糖啊！我苦笑。一些老师上课腰上挂着一个小喇叭，嘴边有一个小话筒，声音很大。我一度也想给自己买一个这样的小喇叭。这时候我想起大学的课堂，大学老师坐在上面，有话筒，教室有大音箱。大学生也一般不会影响老师讲课。这时候我很羡慕我的大学老师。
学生还是很吵，我除了大声吼、发脾气、打学生，似乎没有好办法。我说，我感觉我的课堂快要失控了。老师说，已经失控了。
后来领导找到我，说是让数学老师林老师代我做班主任，我做副班主任。我只能答应。说是副班主任，其实只是为了好听，和普通老师没有区别。不做班主任倒也轻松很多。
但我还是要去上课。我的课堂还是乱糟糟的。我开始害怕去上课了。为了“教训”一下这些“顽童”，我决定不去上课。让他们自己在教室里体验一下没有老师的滋味。
还没等体验结束，领导打来电话，问我怎么没有去上课。我说，为了让学生体验一下没有老师的课堂是什么样，让他们知道把老师气跑的结果。领导说，晁老师，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是严重的教学事故，万一学生发生意外怎么办？怎么能没有老师呢？我说，哪有那么多的万一，他们不会有事故的。
负责教学的领导和校长可能商量了，最后由校长做出决定，晁老师停课反思，语文课改由Q老师代。教学主任通知我的，说是让我休息一下。
校长说，小晁啊，你在这里的表现合格不合格，最后要由我给你做出评判。我知道，校长见我有些桀骜不驯，拿这话来压我。我想，我桀骜不驯了吗？我为什么桀骜不驯？年轻的新老师遇到困难很正常，作为领导，应该想办法引导帮助，而不是简单地换班主任、停课来解决。
但我明显感到学校领导对我的不喜欢。可能我也确实太理想化太书生气乃至于自以为是、指手画脚？
现在，我彻底清闲了。
我去听Q老师的语文课。Q老师像很多老师一样很严肃、不苟言笑。他教导我说，如果有学生捣乱破坏纪律，你就不要讲课了，就停下来抓纪律。确实，严肃的Q老师的课堂纪律很好，但我觉得这样的课堂实在很无趣，就像我小时候上课的情形一样。一些学生跑来给我诉苦水：老师你快来给我们上课吧，新来的语文老师太严了，我们小声说几句话他就要把我们骂半天。我苦笑，心想：活该你们，谁叫你们不听我的话！
（我带的班，住校的学生上晚自习。）
16 退出支教
我大约停课反思了一两周，觉得自己反思得差不多了，于是去找教学主任。教学主任要我找校长。我进入校长办公室。那是上午九十点。校长正在泡方便面。对我显得很冷淡，不像刚来的时候。校长没有招呼我坐下，我站了一会，自己坐下了。他依旧在不急不缓地泡方便面。我说，校长，我觉得自己反思好了，也向其他的一些老师请教了，现在想去上课。
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老师，因为我喜欢上课。但是，遇到厌学调皮的学生，我真是有些头疼。
校长半天了才说话。校长并没有答应我的请求，说是我还需要再反思。现在想来，也许是当时的我又表现得有些桀骜不驯？不过，对于校长的这种简单停课的做法，我实在有些意见。这次他还说了“我们这里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当我把这话转述给新语文老师，新语文老师很惊讶，他问我：“校长真的是这么说的？”我说：“是的。”他又惊讶地说：“他这么给你说话啊！”他之前一直催促我去给校长说要上课的事情，他说他不想上课。我很好奇，他作为老师，没有其他的课上，如果不上课他做什么事情？当我问他：“你有什么事情要忙？”他说：“这你不要管。”
程老师遇见我，笑着说：“晁老师，我们现在都很羡慕你啊，不用上课！”我苦笑。
闲着，总得找点事干，否则很无聊。
那段时间我都干了什么呢？可能有时候会偷偷出去打一会桌球。周末去学生家里玩。课间操或者体育课和学生一起玩跳绳之类。
晚自习的时候，我有时会跑到初三的教室里，和学生聊聊，有时候帮他们解答一些练习题。这时候教室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学生。他们往往住校，教室里没有老师看管。当我为学生解答了一道数学题时，这个学生给我竖起大拇指，说：“老师你真有料！”他可能觉得一个语文老师会做初三数学题，很了不起。我笑笑，满意地朝宿舍走去。
我还去了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有很多藏书，但并不对学生开放。很多书都是旧书，上面落满灰尘。管理图书室的老师不是很懂这些书，我帮她对一些书籍进行了分类。她那天把图书室的桌椅擦的很干净。我说，没人来看书，擦这个干什么？她说，过几天有领导来检查。
图书室还是有不少好书。我挑选了一些适合初中生看的书，借了大约上百本。然后转接给学生看。其中主要是初三学生。我还把自己写的一个非虚构小说打印出来，给初三学生看。这个非虚构小说写的就是我所接受的农村教育。我对简单粗暴的农村教育农村教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批判。一个学生看完后，惊讶地问我，你的老师打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投诉？我无言以对。我想，那时候的农村人脑子里没有投诉的概念。他们认为老师打学生是教育的方法之一，很正常。一位老家北方的老师说，北方的老师确实有打学生的习惯。
后来，初三的老师把这些书和我的小说都没收了。理由是影响学生考学。校长知道后让我把这些书还给图书室。我只能照做。
有一天上午，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校园。学生老师都在教室里上课。迎面走来一位老师，我礼貌性地打个招呼。对方显得有些不自然，给我轻轻点点头。我看重空荡荡的校园，忽然感到自己似乎是多余的。也许我应该离开了。也许学校是以这张方式让我走。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会这么早，会以这样的方式。
我给市里打电话。市里让我给县里打，说是一层层上报。我于是给县里打。县里的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找到合适的工作了。我说没有，是自己不适合这里的工作。对方说你给校长写个申请书就可以了。
我写好退出支教申请书，在一个周末下午交给校长。校长看后有些惊讶。他可能并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做。他可能只是想让我反思一下，想要教训一下我。他这时候放下了校长的架子，目光变得慈善，拍拍地面的水泥台阶，招呼我坐下说话。他说很多话，我只记得有这么一句：“每一代人都是不同的，就想你们年轻人喜欢听那个什么周杰伦，我们就是不喜欢听。”记得有一次我去县里参加活动，顺路搭乘校长的车，校长开车很稳，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他车里放的音乐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离开没几年，听说换了校长，管理很严，学生进出校门都要带校牌。
后来，随着我的社会经验与阅读经验的丰富，我明白，对于一些老人，转变观念是不可能的，只有等到新人成长起来。但新人怎么才能成长起来，也是一个问题。鲁迅说，年轻人也有睡着的。
（校园里的一颗大榕树，树上至少有七个鸟巢。我数了很多遍。）
17 补记一些回忆细节
刚来报道的时候，校长邀请我和其他一些领导老师在镇里的小饭馆吃饭。席间，觥筹交错，校长和老师们都给我倒酒，给我高帽戴，说我是从大城市来的，要为MZ中学的教育做贡献。说的我很不适应。那时候的我初入社会，交际经验少，忽然想到应该向校长敬酒，并说：“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还需要校长指教。”
晚上学校会有值班老师夜巡，主要是看看学生不要出事。有一次我无聊，拿着夜巡老师的手电筒，对着黑黑的运动场照。这位老师可能也是无聊，说，你不妨去看看，可能会有什么新发现。我拿着手电筒朝黑黑的运动场走去。我隐约感到会有一些谈恋爱的男女学生。我看到两个女生在黑暗中散步。这个运动场三面都是山丘，感觉是挖山而建。我没有凶巴巴地训斥她们，而是温和地说：“这里这么黑，很危险，不要在这里了。”其实这是没话找话，对于农村长大的孩子，这里哪里危险了？我真是多事！
一次中午，我停课无聊，又去初三教师闲逛。我为什么喜欢去初三呢，也许是因为初三的学生比较成熟了，可能和他们进行更多的思想交流。还有一点就是初三教室在一楼，很近。有一次我打篮球扭伤脚，走楼梯很疼。却说那次中午，我去一个初三教室，只看见两个学生坐在里面。学生看我进来，处于礼貌问我，然后就不说话了。女生低着头害羞样子。我转了转，觉得无聊，就走了。也许学生都去午休了。这两个学生一男一女，女生漂亮，男生帅气，可能在谈恋爱。
在程老师的家里，和另一个老教师聊天。这位老教师说，中国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腐败，二是垄断。他接着说，这不是我说的，是吴敬琏说的，吴敬琏你知道吗？我点点头。程老师说，你考不倒晁老师的，他什么都知道！
一老师开始对我很热情，说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就是学校的一个年轻女老师。说是如果我可以，在整个县里干什么都没人管，只要不杀人。我问，这女老师什么来历？他说，这你先不要问，你就说你愿意吗？我只能如实相告，自己无意长居此地，只是体验。果然，应了我父亲的劝告，老师们不再对我那么热情了。
临走之前，我想去附近的南昆山森林公园看看。一个人去有些无聊，我叫上了调皮的学生建。因为其他的乖学生都不去。这里竹海苍苍。山谷里修建一个个独立的房子，可供游人住宿。我们经过，看见一对年轻情侣从里面出来。我问这里的保安，在这样的房子住一晚多钱。保安说，一千八。我当时的月工资是一千六。我以为我听错了，又问了一边。没错，就是一晚一千八。我听后大为恼火。我工作一个月还无法在这里住一晚！
经过一个旅游大巴的时候，大巴司机用鄙夷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我想，我们哪里做的不对了吗？是因为我们穿的太好还是穿的太差了？
回去的路上，为了省钱，我们骑着摩托车下山的。下雨了，雨水打湿了头发，顺着脸留下了。摩托车司机骑得很快。我很担心出事。幸好没有出事。
一路上，我用我的父辈教导我的话教导他这个九零后：“你还不好好读书，你看看这他妈住宿费这么高！”我不停地在我的学生面前用到“他妈的”这个词。我不管这样说话是不是符合一个教师的标准。
后来，我在城市的工作经验似乎也告诉我，想我这样的农村子弟，就是好好读书，也不见得一定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关于这以后的工作经历，那是另一篇非虚构作品需要讲述的了。
2018年5月初稿
2019年5月完成
晁若愚，1985年出生，祖籍陕西宝鸡。2006年从西北农村考入深圳大学。大学期间有文学作品发表。
2010年大学毕业。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体验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公办学校，民办学校，
课外培训机构，体制外私塾学堂。好为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