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躁郁症的前后人生
一
我出生于八十年代中期，老家在西南丘陵山区的一个村子里。母亲生我时难产，用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父母一结婚就和爷爷奶奶分了家，十来平的土屋卧房和一个稍小的“灶屋”，卧房有两个门，一个连着共用的堂屋及灶屋，另一个连着小叔叔的房间。奶奶坐在两间房连接门槛上笑，这是我母亲多年后跟我说的。
一个月后，母亲没了乳汁，吸允出来的是鲜血。外公偷偷拿来了白糖，我开始喝米浆和糖的混合物，直到现在，看见甜食就本能地排斥。父母分家时，得到了一只小猪和一小挑稻谷，平时做饭，红薯和米的比例是9:1。养了一年的猪，屠夫齐叔叔一个人，一条腿顶着猪的前肩就杀了。父亲意识到，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就跟着齐叔叔去水库学打鱼。冬天的水，寒冷刺骨，有时候还要去休耕的水田里抓鳝鱼。母亲用沙罐煮鱼，用纱布过滤，做适合婴儿喝的肉糊糊。
三四岁的时候，大夏天里，父亲光着膀子，边摇棕扇边喝稀饭，我照着他的样子学。可能身体抵抗力的原因吧，终究还是大病了一场。四十度的体温，父母想尽了可能想的办法，找村里的赤脚医生，以及更远处的赤脚医生。母亲找来了远房的大姨，她是一名巫婆，做法事需要祭品，我们家唯一拿得出手的，是一只刚成年的公鸡。家禽慌乱的逃窜，几个人满屋追捕。鸡头被反压在交叉相叠的翅膀下面，铁质菜刀的白亮部分深深割入年轻公鸡的脖子，圆眼睛外面的眼膜慢慢封锁眼球，接着做临死的挣扎。等到鲜血喷撒得差不多的时候，巫婆果断的拎起刚死去的贡献者，把脖子伤口的余血抹在堂屋的木制门槛上。酒水浸透纸钱后散发出独特的味道，满地鸡毛，仪式结束。
高烧还是没有消退，我躺在床上胡言乱语，警察叔叔、警笛声和动物叫声，母亲吓得一直哭，父亲也不知所措的来回走动。我梦到了从未见过的外婆，她被一群人用轿子抬起，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轿子的帐篷由透明的纱布围城，也是白色的。我看不清她的面容是和蔼的，严肃的还是没有表情的。他们行走在屋后山坡，来往于我家跟外公家的石板路上，像是在风中舞蹈。
最后还是送到了县城医院治疗，往后也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生病。那段时时光仅有的记忆里，有一半是躺在床上和母亲带着我到处求医的背上。
黄昏的时候，我望着渐渐变暗的木格窗外，成片的竹叶已难展示出本来的绿色。布谷鸟的叫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斑鸠在院子旁边的田埂上一行桉树间来回嬉戏，山坡上放牛少年打闹的声音渐渐消退。一进入夜幕，院子开始变得短暂的热闹。邻里之间会相互打几声招呼，即使没人搭理谁，他们也会改变在回家路上的沉默状态，打骂家畜，这样彼此就不会因为找不到话茬而尴尬对视。
母亲回到家会先摸摸我的脸和额头，然后点亮一盏煤油灯放在离床十几厘米的大红柜子上。柜子里装着稻谷，最上面还有鸡蛋和串门用的礼品和鞭炮。桌子上面，靠墙放着随手可拿的日用品，煤油灯散着几米范围橘红色的光。
到约定的时候，母亲会背着我去来回大约十公里的地方打针。赤脚医生是巫婆大姨的儿子，就住在外公后山背的小山坳里，他报的费用会有些优惠。母亲用一根背带交叉系在腰间，我双手缠绕在她的肩膀上。头顶被衣服盖着，旁边留着一个缝隙，以便我呼吸和观察外边的事物。没有责备，没有埋怨，除了隔着衣服的心跳声，偶尔能听到她和路人热情地打着招呼。
那是个春天，母亲背着我一步步爬着石头阶梯，首先要经过离家不远的坟岗，我赶紧把头埋进衣服里。坡下面的杨婆婆一家都聚在一起拔秧苗。旁边的溪水哗哗的流淌，秧苗根部翻出来的淤泥和着小溪散发出来的鱼腥味，强化着初春的兴奋。他们大声的说话，其乐融融。
经过三爷爷的院子，一大片庄稼地和另一个同姓的生产队，母亲背着我来到了山脊梁的石板路上。这是以前的驿道，也是我梦见外婆的地方。没有山湾遮挡，凉风吹起了她年轻的头发，我躲在搭盖的花格子衣服里，偷偷的看着旁边宽广的沟壑。还未耕过的水田里，清澈的田水里长满一簇挨一簇的青丝，偶尔有深蓝和白色相交的水鸟掠过，消失在一排排青翠的柏树林中。
大姨的儿子叫简娃，技术并不好，我的屁股被交换着扎针，肿得很厉害。母亲很害怕，一边埋怨简叔叔的技术，一边用帕子热敷肿起来的扎口，一边埋怨简叔叔的技术。直到现在，右边屁股还有一个小窝，但我不确定这个和扎针之间有必然关系。
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到处都在想办法提高农业收入，村里组织各种统一下种、育苗和采购的生产。成片的油桐、桑树和柑橘，有勤劳的农户还会在水田里养鱼，屋前屋后种满各种果树。一到春天，燕子来回穿梭在绿油油的成片麦田上空。靠近河沟的地方大多是油菜地，蜜蜂发出悦耳的嗡嗡声，不管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它们都在忙碌的采集花粉。黄色的油菜花，间红的油桐花，白色的梨花和李子花，粉红的桃花，应有尽有。
那时候还有集体孕育谷苗的习惯，大家一起在屠夫齐叔叔的家门口收集采来的野草，压种生温。我开始有了羞耻感，却不太会表达。
孕种空地的旁边是一个大水库，因为内急，跑到水库边上，两只手拉着半伸向水库的树枝大便。渐渐地，身体快要失去平衡了，已经有半只脚浸进了水里。我觉得不能让别人知道，但又忍不住在那里难受和害怕的发出“哼哼”声，幸好及时被大人发现。从那时候起，我被在场的三爷爷取了一个“哈孙崽”的绰号。直到很多年后，三爷爷可能觉得年龄变大，会有失我的尊严，就渐渐没这么叫了。
我小时候很调皮，这是可以肯定的。院子里另外一个杨婆婆种了一块田的黄瓜苗，挨个掐断，还向众人展示自己的技能。杨婆婆心疼之余，忍不住数了被掐的瓜苗，总共有两百多根，在田里大声的叫骂。母亲忍受不住这样的耻辱，把我绑在门前的老核桃树上，打断了几根黄荆树条。可这段记忆里，我没有痛苦，只有一丝丝隐约的画面。
父亲和母亲结婚都挺早，一个二十一岁，一个二十岁。他们都有着相同的身高，一米五左右，放现在就像是俩小孩。父亲错过了最佳长身体的时间，六七十年代很少能有人吃饱，他在集体的土地里偷了一根红薯，被打得半死。他上过初中，当过民兵，靶打得不错，小时候还跟着姨公练过气功，体质一直挺好。母亲小时候本来上过学，只是后来大病了一场，眼看着实不行了，外公绝望的任由自己的女儿躺在院坝里，蓬乱的头发连着泪水和汗水，苍蝇不时萦绕。转折出现在一位路过的兽医，他抱着孩子已死的心态来医治，具体过程早已不知其二，却因此活了下来。遗憾的是，母亲从此忘掉了之前所学知识，从头再来既是负担，也会打击自己的信心，她便做了一个割草放牛和做简单饭菜的孩子。
外婆有严重的胃病，每天在痛苦的呻吟中度过，去世的时候，母亲还是个少女。这件事对母亲的影响很大，后来一遇到伤心事就撕心裂肺的叫妈妈。
刚结婚那会儿，父亲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换过来。母亲有任性的一面，嘴里藏不住事，他们经常打架，不论庄稼地，还是家里。那时候父亲虽然分家了，爷爷奶奶讨厌母亲，父亲也觉得应该教训一下自己的婆娘。打得最狠的一次，被子和席子揭开，把母亲抵在有一排排镂空的床板上打，打晕过好几次。大舅叫了几个亲朋拿着菜刀到家里来调和，一度剑拔弩张。渐渐地，母亲不再硬碰硬，嘴上碎的时候更多点，父亲也慢慢收敛了许多。
在我生命最开始那几年，父母努力想改变一家三口的现状，屋后面的土里种满了各种可以卖钱的蔬菜。记得最清楚的是胡萝卜，以致我后来很多年里一看到那片土地，脑子里想的都是葱葱郁郁的胡萝卜叶，泥土夹杂着清香的味道，以及父母拔萝卜时的场景。
有的田土很远，东一片，西一块，每家都是如此。农忙的时候，父母把我放在竹蔸里，塞满了棉絮和衣服，这样可以更舒适。在竹蔸里没法活动，就用自己的视角观察着眼前勤劳父母。他们时而有说有笑，时而彼此沉默。除草是个细致活，大豆苗和花生苗间隔的生长，彼此整齐的排列着，延伸到小山坡的尽头。天蓝得醉人，几朵白云慢慢地游走，辽阔怡人。想必视线以外的景象更美好，也更令人好奇。我半眯着眼睛享受这一切，嘴里的舌头搅拌着唾液，手里扯着被扒了一个洞的棉絮，后来发展成了恋毛癖。
父亲带着我走家串门，很是欣喜，特别是外公和舅舅家。父亲大概率会让我骑在他的肩上，一路上教我唱歌，比如“帽儿破，鞋儿破，身上的袈裟破”。我当时只是觉得父亲唱的是“猫儿坡”和“西（边）儿坡，脑海里闪着这些画面，满意的抱住父亲的头，看着眼前的景象一点点的移动，充满淡淡的欢喜和惊奇。
我有三个舅舅，大舅很早分了家，二舅早年在云南买衣服，偶尔过年要回家。我生病时农活太忙，都是十几岁的幺舅帮忙插秧，有时候实在太累了，叫趴在田埂上踹气。大舅和二舅的脾气都很躁，经常因为琐事，彼此看不上眼而抄凳子和桌子，但我的记忆也只停留在这一画面。席间，父亲会和他们划拳，席间弥漫着酒和烟的味道。临走时，大舅红着眼睛，握着父亲的手，会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内容大概是关于他们家的，我们家的，关系的对与错，怎么好好过日子，然后会借着酒意同行一两里路。
一次，父亲在返回的路上，还是照样让我坐马马肩，借着酒劲一路狂奔。在一个下坡的坎上，因为弯腰惯性，我整个头栽向了石头路面，父亲急忙中一把抓住脚，让我的背缓缓落地。父亲被着实吓了一跳，在后面的灶屋被母亲数落了很久，一直没说话。
我在村里上过一小段学，几乎没有印象了。发育缓慢，反应也有些迟钝，就没有再去学校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外面去“闯荡”，父母也跟着同乡去了浙江打工。可能是我母亲和爷爷奶奶关系的原因，我跟着外公待了一段时间。
外公在舅舅和母亲眼里，脾气很大，在我仅有的记忆里，他看起来确实那么慈祥。我经常在外公屋后面光滑的大石头上打滚，到处乱跑。偶尔在外公门前的土坎上看山谷下面行驶的汽车，邻居告诉我这是班车，我却深深的理解成了“扳车”。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乘坐大客车颠簸时，我习惯性的用自己的力气去扭转车子行驶的状态，并深感荣耀。外公到处呼唤我，他样子严肃却不生气，一直保留在我的脑海里。现在，这个模样留在了他的遗照里，我偶尔会翻来看看。
1993年初春，母亲回到老家，要带我去浙江。离别的那天早晨，是大舅送行，那个把我屁股扎肿的简叔也与我们同行。薄雾笼罩着还未明亮的山谷，鸟儿已喳喳的在叫了。一片片梨树开满了花朵，花香和着潮湿的泥土味道，隐隐可见，也隐隐可闻。
当汽车进入重庆时，远处的半山腰，一条泥土色的长龙，一节连着一节，从未见过的景象。母亲告诉我这是火车，车头冒着烟，轰隆隆的进入山洞，感觉空前的兴奋。在途中，想小便，车不能停，母亲抱着我把下身露出窗外。一个年轻女人抓住我的双腿，嘴巴里说着要帮我尿尿。母亲大声的呼叫，我眼见着不对，用力蹬女人的头。母亲经常提起这件事，说我差点就被人贩子给抢走了，语气里透着侥幸和得意。
在候车室里，我喜欢吃推车上售卖的盒饭，以前没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甚至连一次性饭盒都觉得是香的。母亲买了一只卤猪蹄在啃，我眼巴巴的望着她，闹着也想要吃。母亲一边推着我，一边笑着说，小孩不能吃猪脚叉叉，以后老婆会被叉掉。我心里默默觉得，明明猪脚好吃，母亲不过是找了一个借口而已。
火车上人挤人，卫生间和座椅下面都没有空隙。简叔就躺在列车桌子下面，那是乘客放脚的地方。他在车站被小偷划了口袋，没钱买票，为了不被查到，在一个小站提前下了车。后来我再也没看到他，很多年后，母亲说他疯掉了。
二
到了湖州一个叫三合乡八字桥的村庄，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汽车尾气的味道特别好闻，到处都是河流，轮船时不时响着汽笛，还第一次见到了带鱼，这是我从未见过的鱼类。母亲拎着打包和我到了父亲的住处，是一栋二层的旧式单间楼房。墙壁上用木炭写着一个人字和一个伞字，阳台上用砖块搭建着简易灶具。父亲在矿里用双手给拖拉机装石头，完全的体力活，我并不能感受这样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只迫不及待的想到周围去探究一下这个新世界。
早些年，老家专门有人挨家挨户的去游购废纸、废铁和废塑料。走到马路边的小房子前，发现大把短小的细铁棍，惊喜的觉得自己发现了财富，后来才知道这是用过的焊条。一个穿着白布鞋的小姑娘手插在腰上，脸的颜色比较深，对我充满了异样的眼神。她叫严光辉，父亲也在这里“捧石头”，就住我隔壁的隔壁。
很快，父亲带我到了最近的中心小学报了幼儿园班。我们一起上学的还有三个同是外地的，一个是严光辉，一个是的张立，另外一个小女孩，我忘了她的书名。记得她小名叫丽丽，很小没了母亲，很乖巧，喜欢和我一起玩。幼儿园除了教数数和辨识简单的aeo字母，基本上就是玩积木游戏和做手工。
母亲在周围县镇打短工，比如摘茶叶，去新市镇的玻璃厂做流水线，我偶尔也会跟着去玩。楼下是一个寺庙，每当有丧事，就会响起令我不太愉悦的音乐，甚至感觉有些恐惧。旁边有一块空地，有人在上面种满了红薯，土的边缘有很多肥嫩的折耳根，当地人并不喜欢这种野菜。有时候，母亲会去偷菱角、嫩黄豆和眉豆，我好奇和紧张地跟在后面打下手。
上一年级时，我对新书很是欢喜，有股特别的味道，所有插图都是彩色的。教室的墙上有一张印象深刻的蓝色照片，那是中国登山队珠峰登顶的合照纪念，眼睛是白色的，既好奇又害怕。我的数学特别差，不知道一加一为什么等于几，也就没法写出答案，虽然老师反复讲。父亲了解以后，没有骂我笨，而是耐心的把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形象的合起来。我清晰的记得父亲脸上的爱和温暖，很快如鱼得水，次次考试都一百分，或者接近一百分。
有一次，我在床脚捡到50元钱，总觉得床下和床上的钱是有差别的，上学时在路边买了两个梅菜鲜包，味道好极了。晚上父亲问我是不是捡到钱了，只好如实回答。父亲并没有让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很清晰的告诉我，无论遇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先要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获得，允不允许获得。从此，家里放再多的钱，我都不会悄悄地去拿，需要钱就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影响了我对所有钱财和利益的准则，即使自己有时候也会偷偷摸摸。
一次我在运河边上抓小鱼，那天父亲休息，在旁边安静的看我跳来跳去。屋里煮着饭，父亲就先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这里的鱼不好抓，我就飞快跑到对面一里外的小河沟去了。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用塑料袋子装着小鱼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父亲的脸铁青，穿着内裤，浑身湿淋淋的。他问抓了多少鱼，我感觉气氛不太对，疑惑的提着袋子给他看，父亲没有表情的让我把鱼给生吃了。这时候旁边的人才告诉我，到了对面小河沟后，父亲问了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去哪里了。他以为我滑到了河里，脱了衣服就下去打捞，还几次呛水，差点起不来。
回到家，我被罚跪了，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父亲让我写检讨，要具体，要深刻。检讨贴在了墙上，同学到我家来玩，也可以看到，父亲让我当着同学的面解释写检讨的事。这件事并没有让我觉得耻辱，除了调皮，性格反倒变得开朗了起来。
林波和苏红是当地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林波有很多可以买零食的钱，有时候会买两份，我们一人一份。他经常喜欢和我学着电视里的样子比试武功，从教室到校园围墙的月季花栏边。苏红和我同桌，喜欢打闹，还在新华字典叠加的纸业边缘写下了我的名字。严光辉上课喜欢偷吃花生糖，深色的嘴唇上沾满了糖由，格外引人注意。丽丽内向而乖巧，喜欢对人笑，也时常一个人发呆。张立成绩不怎么样，爱在众人面前调皮捣蛋。他曾教我去偷饭店后院的空酒瓶子换钱，还分到了十几块，立马跑去买我心中琼浆玉露般印象的雪碧。剩余的钱藏在了一个废墙壁的砖缝里，到现在都还是秘密。
浙江的冬天是要下雪的，家乡是很难看到雪景，白皑皑的一片，令人惊喜万分。我还喜欢八字桥的春天，满山的映山红，高兴的时候会在各种花丛里打滚。秋天更能让人兴奋，漫山遍野金灿灿的树叶，可以到处去采摘诸如板栗和柿子之类的野果子，也可以去追赶同样在秋收的小动物。
1994年秋天，母亲收到了大舅的来信，外公去世了。那时候交通的效率和现实情况，不足以让我们马上回去。初冬，母亲想了又想，学校借读费偏高，也急切的想要回去看看外公，哪怕是见见那一方坟堆。走的时候，前一天还在正常上课，连招呼都没跟老师和同学打。这是我很不理解的地方，心里一直藏着愧意。
回老家的时候经过县城，时空一下子把我拉到了熟悉而破旧的现实里。狭窄的街道，棕灰色的土楼房，大家背着背篼没有秩序的人挤人，回家的交通工具大半还是手摇柴油发动机的三轮车。
走到村里山湾处，吴婆婆依然嘟着嘴给牛皮菜除草，我大声的呼喊，她好像没有认出我是谁。母亲借着刚从沿海发达城市回来的大方劲帮我补充，吴婆婆一向老实内敛，迟疑了好久才略带不好意思的呼应了我。根据对母亲的观察，这样的人一般就打个招呼而已，她更多的是要培养我的胆子和交流的能力，而我当时是不能理解这些的。
以前被我掐断过瓜苗的杨婆婆则是笑脸相迎，一个劲夸我比以前可爱活泼了。爷爷奶奶看见我，也是喜出望外，虽然他们不和母亲有正面的语言交流。杀鸡，煮好肉，晚上美餐一顿是少不了的。
过年的时候去了大舅家。进屋之前，先要给外公烧纸钱。撕纸的间隙，大舅开始讲述外公从生病到下葬的整个过程，手里掏出十元纸币去挨个印记每张黄纸，眼角止不住就流出了眼泪。母亲趴在地上，一直说自己怎么不好，没能见上老人家一面。当大舅说外公念着自己女儿名字才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母亲开始嚎啕大哭。我跪在地上，并不是很伤心，脑海里一直想着外公过去怎么对我的好。
大舅虽然比我父母都大，但他的长子很早夭折了，两个老表都比我小。他们对我很是客气，大舅娘嘴比较硬，俩表弟总是私下做鬼脸。表弟带我离自己学校不愿远的小河沟边玩耍，他们同校不同班的几个小孩想要欺负我们，我用气势和争辩让小孩们知难而退。母亲考虑让我跟着舅舅和舅娘生活，在这边上学，毕竟交通和各方面都很便利。我明确拒绝了，表示自己不喜欢大舅家压抑的环境，也不喜欢这边自以为是的孩子，这不包括两个表弟。
年后，母亲决定回到父亲那边，给我买了手枪玩具。临走时，我哭泣的望着母亲从对面的石梯上一步步远离。过了一会儿，母亲绕过山梁经过一个旱堰塘的堤坝上，太远，只能看见身影。她走几步，再停下来往我的方向看，几经反复，直到完全从视线里消失。
三
按道理，我应该继续上二年级，可村上只有一个一年级可读。本来年龄已经很大了，却不得不重新从一年级下册开始。我穿着在三合乡读书时红黄白相间的校服去报到，和之前的环境相比，相差甚远。学校是土瓦房，地面是压平的泥土，如果遇到下雨漏水，大家只能赤脚进出。课桌大多很破旧，桌面被小刀刻着各种规则和不规则的图案，坑坑洼洼。桌面下没有书箱，只有四只桌腿。如果想放书，需要自己去采集棕树叶子，结成绳索密集的缠绕桌腿之间而形成编制平面。这些都不在老师管辖范围，得自己想办法。如果愿意，把书全部放桌上或地下，也是可以的。
老师没有介绍我是谁，只是说了班上来了两位新同学，让大家课后各自认识一下。另一个新来的同学叫尹海，他比我还大一岁，也是降级生。我与干弟弟大军也在同一个班，小时候经常生病，而且调皮，所以父母给我拜给了干爹娘。章全和章国为两兄弟，是我们老师的孙子，章国因为太小，所以显得特别腼腆，不爱说话。
有几个女同学喜欢模仿电视里多情和妩媚的样子，她们面无表情的在操场上时而面无表情的站立，时而追着被吸引的男生打闹，也是假装没有表情。
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女生，特别的内向，开始都不怎么说话，大多时候是我主动找她聊天。很多同学还流行划界线，彼此不能跨过线条，特别是男生跟女生之间。渐渐熟络以后呢，同桌女生就会经常带一些自家的水果给我吃。
新学期需要一百根小木棍做算数，老师布置作业，让大家去找。我和尹海没有照做，因为都已经学过，比较自信。章老师觉得我们没有完成他布置的作业，不管我们会不会做，都应该认真完成这一流程，于是上课的时候就让我们自己到外面去找。我俩很高兴，心里升起一种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到外面去瞎逛游玩。我们随便凑数目，长的短的，扁的方的，任何可以用来算数的都收集起来。
我因为成绩好，头脑灵活，被老师选为班长。每次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去乡学校领新书，他都带着我一同前往。乡中心小学旁边的供销社里，老师和几个不同村的老师叫了一些小吃，一起喝酒，讨论着课件。老师会买一些适合我吃的东西，比如豆腐干和卤肉，然后似懂非懂地听他们讨论。
偶尔新书没有到齐，需要再次去补领的时候，老师就会给十块钱，叫我一个人去中心学校。村学校离乡中心小学有十多里路程，我特别享受一个人走路的感觉。可以抄小路，可以沿着水库绕弯去看各种风景。我买来干拌方便面和火腿肠，边吃边走，怡然自得。
老师曾在课堂上跟我们普及了一个科学知识。他说地球南北极上下有两根轴，因为绕着轴承自转，现在两根轴承被磨损了，地球就自然变斜了。当时，我觉得老师的言论很奇怪，但又没有可以参考的知识进行疑问，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心底。
记得一次数学课，有一个典型的思考题，全班同学都卡在了上面。题目是：三个人困在荒岛上，体重分别为40kg、50kg和60kg。他们造了一个木筏，最多只能载90kg，三人该怎么回到陆地。老师首先开始解题，他突发奇想的说，60kg那个人可以先回到陆地，找根绳索接在船上。到了岛上又回去，后面两个人再把船拉回来就可以一起离开了。当时，有的同学都傻眼了，明知有漏洞却不知道该怎么解，纷纷把书盖住头悄悄讨论，避免尴尬。
我突然灵光一闪，大声地喊着我知道我知道。老师的态度一下子变成了学生模样，好奇着我该怎么解。我详尽的说完解题方法后，听懂了的同学立马跟着应和了起来，老师揭开帽子，鼓着眼睛挠了挠头，脸上露出了不好意思。他没有夸我聪明，也没有用难堪的表情刺激我，连忙笑嘻嘻的说对，自己怎么没想到呢。
村上的老师都是一个人带一个班，包括语文、数学、自然、体育和音乐。乡中心小学要举办年度文艺活动，我们村要出一个集体的歌唱节目。老师会识简谱，我们的主题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唱一遍谱，再教我们唱一遍歌曲，令我很是崇敬。
文艺委员叫李小梦，她做领唱，歌声洪亮，又有着童声特有的穿透力，很是羡慕。她非常可爱，也很开朗。我们放学的时候经常在学校背后的一棵油桐树下做“打架"游戏，男生和女生各一边，尹海比我们个子都大，自然占优。女生比男生多，尹海没法顾及所有人，我经常被围攻。因为发育较为迟缓，李小梦的力气比我大，穿着厚厚的棉袄，使劲的把压在身下，有种窒息的感觉。她满脸笑容的看着我痛苦的表情，有时候还假装可怜的朝我做鬼脸。
我并不理解什么是喜欢，只是她开朗又温暖，觉得和别的女同学不一样，直到一次放学分路的时候。很多同学在一起玩闹，她用平时不一样的眼神悄悄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我回家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类似电视剧里的情话，比如相爱和情感。我还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当时正吃着橘子，手不停的发抖。
第二天上学时，我没有回应，她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找她说话也会刻意回避。这种尴尬没维持多久，我们又像以前一样的打闹。
班上有个男同学叫文武，大家给他起的外号叫双全。我们男生“打架”也分两派，文武因为总是笑嘻嘻的，大家喜欢一起围殴他。有时候我看他顶不住了，会下手轻一些。突然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他的父亲告诉自己，在学校至少应该有一个好朋友。他明亮的眼睛看着我说，希望我能做他的朋友，我愉快的答应了。
我经常到干爹娘那里去蹭饭吃，他们家离学校只有二三百米。放五一假的时候，我特意在竹林里选了一根较直的斑竹做鱼竿。没有零花钱买渔具，我把草帽上的化学织线拆了下来，鱼钩用订书针制作。这时候正是农忙，爷爷要趁着雨季把所有旱田翻一遍，准备插秧。爷爷不要求我帮他做什么，我也做不了什么具体的农活，于是邀上干弟弟和其他几位同学沿着水库边一直走，边走边钓白条。那时水库的水可真清澈，能见度得有一两米，各种鱼在水里游弋。我们累了就躺在麦田旁的草地里，享受这快乐的时光。
有一个现象，很多同学在低年级的时候成绩并不出色，越往后，就慢慢开始崭露头角了。王敏就是如此，后来被老师选为副班长。王敏因为进步很快，让老师喜开笑颜，反倒对我越来越严肃。就在节前的班干部选举上，因为有点怄气，我带头把三好学生的称号投给了副班长，而自己只得了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五一结束后，老师要让班干部带头，念之前布置过的主题作文。首先抽到的是王敏，结果她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在老师的逼问下，才知道没有写，哭得很伤心。我也没写，也怕老师点到名，可还是轮到了我。本来也想坦白的，但看到王敏哭得那么伤心，也担心老师生气，我决定边想边念出来。
我拿着本子，假装是照着已写内容念的，语速和前后结构掌握得还可以。老师果然着重的表扬了我，还一个劲拿王敏之前刚得过奖的事情进行敲打，她反而哭得更厉害了。我心里得意得不行，觉得终于打开心里因为嫉妒产生的结了。王敏在家里有个弟弟，农活基本上是她一个人干，难免会忘记，或者压根忙不过来。想到这里，心又马上软了，没能得“三好学生”这个事就在心里慢慢淡化了。
那时候是真有勇气，隔壁低年级的一个熊孩子因为目中无人和我争执起来。他用滚铁环的柄打了我的脚，按照当时的想法，必须果断还手。放学的路上，他的母亲找过来，说要教训我。我一边讲道理一边抹眼泪的和她周旋了一个中午，到最后，她却给我道了歉。从那以后，她儿子特别尊敬我，还去她家里蹭过几次饭。
或许，正是我的勇气和果断，面对问题的时候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选择，同时也是尽可能合理的。这样，我对以后的生活和学习更加充满了期待。
三
1997年春天，我十二岁，父母从浙江回到了老家。母亲从裤子的内壁边缘拆出一叠百元纸币，共八千元，这是父母这几年的所有积蓄。也是这些钱，让父亲觉得，我们可以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一家三口的新房了。
院子杨婆婆有现成的七千青砖，如果要建楼房，还远远不够。我们家门前有一块长长的稻田，由于之前学过手工制砖，父亲在田里把泥土搅匀，狠狠地砸进木模盒里。整个夏天，原来的水田被挖掉了厚厚一层，稻田四周都是一排排整齐叠放的泥砖。
除了犁田和挑粪，大多的家务和农活自然落在了母亲肩上。屋后的土里都种满了蔬菜，还养了一头黄牛和四五头猪。父亲制砖和烧砖，忙着指导铺石头打地基，联系各个亲朋好友帮忙干活。那时候，除了重要的工序，打杂帮忙一般不计报酬，只管饭，相互帮忙。母亲就负责家里的杂事，但加起来的量就非常大了。
有一次，母亲在灶屋做饭，做着做着就开始流起了眼泪。她觉得建新房好困难，什么都要用双手去做。奶奶几乎不帮忙，又突然想起过去爷爷奶奶对她的样子，就开始哭出了声来，我抱着母亲也跟着哭了起来。母亲嘴里念叨爷爷早些年很讨厌她，经常怂恿父亲过来暴打自己，有次甚至穿着内裤，亲自拿起大扁担来刺杀。
我知道爷爷奶奶喜欢小叔，甚至都延续到我这一代了。在父母还没回老家的时候，堂弟在情急之下就会说出一些这个屋子是他们家的话，让我滚，还把铺盖面甩到我的额头。奶奶总是觉得堂弟小，要我让着他。但是说心里话，爷爷奶奶平时也并没有在吃喝上虐待我。只是他们生活很随意，我养成了不太爱卫生和整洁的习惯，甚至一个冬天都不洗澡。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母亲说的爷爷奶奶和我实际相处的不一样。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家的楼房终于盖起来了。母亲如释重负，可身体也垮了，情绪越来越失控。后来还流过一次产，情绪波动非常大，也引发了她的慢性胃病。经常回忆痛苦的过去，觉得父亲如论从细节，还是对未来的判断，都没有真正关心过自己。母亲好的时候特别温柔，不好的时候就像天要塌下来了一样。
上完小学五年级，老师到了退休的年龄，乡中心小学也决定把村上在读的同年级学生全部汇集在一起。尹海因为年龄有些大了，觉得自己一个高个子不好意思站在一堆小朋友中间，就不没有再读了。李小梦也没有跟我们一起去乡里上学，她母亲就得这孩子太成熟，什么都懂，在乡里读书就可能完全变野了。
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三爷爷屋背后的大片旱田里。她很喜欢唱歌，以前每次路过我对面的山湾时，总会响起她的歌声，都是当时的流行歌。那天，她牵着一头大水牛，不再像上学时那么精灵古怪，那么爱笑。她默默看着我，手里拿着扑克教我玩刚学会的纸牌游戏，我看得出她眼神里的失落和羡慕，或许还有其它。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忘了。只知道我离开的时候，她一个人站在那儿望了很久。傍晚的风吹着她稚嫩的头发，散乱的拍打在红通通的脸蛋上。
去乡里上学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家里学校有十公里的样子，小学的课程并不繁重，也没觉得多累。我们和另外一个村的同年级学生合编成了一个班，大概八九十人，挤满了教室。班主任叫刘建清，不苟言笑，讲课的时候习惯一边讲课本一边望天上看。她的女儿在小学部三四百米外的初中部，偶尔看到过一次，喜欢做出一副谁都不理又看起来很多情的样子。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被选为了副班长。刘建清喜欢在课堂上搞一些活动，比如朗读课文和谈个人感受。到了这里，每一门课都有专门的老师，和我们原来有所不同。
到了这里，大家都放开了手脚玩耍。中午的休息大概有两个多钟的休息时间，班里的几个活跃分子到处游玩，一次因为偷橘子被主人追到了学校，几个同学的衣服都被扯烂了。我喜欢端着饭盒边走边吃到初中部去玩耍，那边的校园更新更大。洗碗的时候遇到一个姐姐，是校长的女儿，递给我了一瓶洗洁精。她眼睛很明亮，也很美。她让我一定要洗干净，不要残留。
在体育器具的地方，餐盒掉了，两个学生用语言挑衅我。我们争执了几个来回，他俩让我等着。一会儿，来了十几个不认识但大致同龄的学生把我堵在门口，要让我赔礼道歉。
领头的似曾相识，红黄白相间的校服。我记起来了，这是以前在三合乡一起上过学的张立。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与他相认，是没有勇气还是出于厌恶，他也没有跟我打招呼。或许，他忘了。或许，他和我一样，开始给自己设置一些不明的界限了。他不断向我抡拳头，我不停地用手抵挡，没有一次防守失败，反倒是他的手背让我的指甲刮出了血。从校园门口一直到操场中心，旁边教师宿舍有两个戴着眼镜的老师就这么望着，没说一句话。过了一小会儿，同年级不同班的亲戚同学带着另外一群学生赶过来帮忙，结果两边都认识他，这件事也就作罢了。这位亲戚叫王松，家就在小学部的边上，他安慰我说没事，大家都认识，以后好好相处。
王松经常到我们班里来玩，那段时间《神雕侠侣》的电视剧很火，他很是推崇我写关于杨过与小龙女的“打油诗",可能叫顺口溜更准确。整个学校的食堂都在我们教室旁边，每到吃饭的地方，总有几个同学趴在门口看谁长得漂亮。有一个高年级的女孩，穿着非常合身的牛仔裤，拿的饭盒也同别人的不一样。她有着过肩的漂亮头发，面目清秀，被大家称为小龙女。围观的同学虽然有些躁动，但从来没人敢去邂逅。
渐渐地，我们周围开始出现追女孩的情圣或情种，这是让我感觉到新鲜的名词。王松班的有一个男生，喜欢穿西装梳中分，天天下课时跑到窗户边来跟我们班上的一个女生打招呼。有时候拿着一朵花，有时候拿着情书。我当时还不太理解什么是爱情，但又对电视上的男欢女爱感到好奇。我把当时所能知道的所有明星，按照自己的喜好给他们配对，每一对都写了一两句的剧情，名字叫“完美的爱情”。数学老师悄悄的走到我的身后，快速拿起我的笔记本，轻轻的敲了一下头，又把本子扔了回来。我当时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羞耻的用双手把头抱住，那样的姿态保持了很久。
班上有个叫张林的同学，有一段时间，我们走得很近。一天早上下大雨，我沿着对面水库去上学，遇到了张林。因为久旱甘霖，水库边上有很多河虾搁浅了，我们一路的捡虾抓鱼。期间还碰到一条被人放暗线勾住的乌鱼，我们偷偷把鱼线砸断，抱着鱼就跑，心里既害怕又惊喜。到了学校以后，满满一口袋，我开始矛盾，心中填满了收获感，但又想独自占有。到最后，我被心底的自私占据了，至始至终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而张林也没有向我索要。往后，看到他我都会有一丝尴尬，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化解。
还有一个同学，印象特别深刻，却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大家叫他小白。这位同学非常喜欢吃零食，教室门口小卖摊的麻花是他的最爱。平时很少看见他的身影，他也不在意自己有没有朋友，对人很有礼貌。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班主任语文老师刘建清把我们几个班干部叫到他的小屋里，商量明天考试的时候怎么让全班的同学都及格，或者好者更好。
第二天，每门考试开始到一半的时候，班干部们陆续地按照约定请假上厕所，我也去了。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和自然老师都悄悄的把答案塞过来，我心里百般滋味。回到教室，我挣扎了一小会儿，决定自己不看答案，然后把小纸片传递给了身后的同学。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不想被老师当做是怪胎，这或许是让自己内心平衡，最可行的处理方式了吧。
发小学毕业证和成绩揭晓那天，在刘建清的带头下，全班弥漫着一种遗憾。全班除了一个人没有及格，全部都在60分以上，这个人就是小白。很多同学平时根本及不了格，在这个时候也开始维护起集体荣誉，嘴里还轻声地指责这位拖后腿的同学。只是小学毕业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小白，也不知道关于他后来的一切。
离开学校那天下午，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去水库游了一会泳。是庆祝，是释放，也算是一种告别。回到家，我和往常一样，牵着家里的黄牛去山上吃草。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实在是太困，除了偶尔半睁着眼睛看看牛有没有跑远，我就站着睡了几小时。
四
初中开学交学费那天，班主任李华和每一个同学都有简单交流，她问我考了多少分。语文91，自然89，数学90，平均90，我如实回答。李华了解我平时做家务农活多，伶牙俐齿，但毕业成绩一般，便让我当劳动委员。就这样，我的班干部任职在还未正式开学以前就确认了。
初中的生活完全不同，学习难度和学业量都有了很大的升级，上学路上耽搁的时间大大压缩了学习时间。母亲的胃病犯了，家里建新房欠了几千块钱，父亲只能到县城的一个砖窑里去夹砖装车。母亲不能摸冷水，也不能生气，我就每天四五点就起床，把饭和猪食做好再出发。
在新房建好后不久，远远地望见家对面的菜地里有一只少年的黄色小狗，我好奇它为什么在那里一。动不动，就疯跑过去看个究竟。小黄狗的腿受伤了，斜着眼睛看着我。轻轻的走过去，它的头却转向我的怀抱，小心翼翼地摇着尾巴。这只小狗就在我家住下了，母亲认为这是新房进财，非常好的兆头。它开始一直不叫，我以为这是只哑巴狗。等到小黄渐渐成年，一天晚上，在门前的柴堆里居然开口嚎叫了，我高兴的连蹦带跳。半年后，小黄变成了大黄，生了两只小狗，一只灰的，一只花的。因为黄狗的主人找上门来索要，父亲就把小灰狗送给了原来的主人。为此，我在小灰狗被抱走的时候撒泼打滚了很久。
父亲一般两三天回家一次，为了省钱，经常步行回家，每次回来都很晚了。父亲有时候会讲他们工友在半夜行路的时候遇见长头发女鬼的故事，我确信他没有骗我，但信息的真实性就无从考察了。母亲是个虔诚的世俗佛教信仰者，她信神，信鬼，还给我说她遇鬼的经历。从小听她的各种描述，声情并茂，我一度都不敢路过坟地，也不敢看与死亡有关的一切信息。所以我特别怕黑暗，父亲虽然胆子很大，但总是担心他会出什么意外。
每次父亲该回家的晚上，我总是眼巴巴的望着对面旱堰塘的堤坝，希望早点有电筒的光亮移动，出现电筒光了又会想这是不是父亲。当父亲的灯光摇晃到家对面的梯子路时，那颗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来。如果那些灯光不是来自父亲，如果他很晚了还没回来，我会把楼下的小花狗抱到被窝里，这样就像个绒绒球一样，可以给我一些温暖和安慰。
小花狗的妈妈大黄，特别温顺，有人来了叫几声就行了。我一招呼，她就乖乖地躺在地上。一次放学回家，听到屋前竹林里有惨烈的狗叫声，大黄不知道在哪里吃到了老鼠药，在地上垂死挣扎。我当时就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求父亲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心爱的大黄。父亲用手掰开它紧咬着的牙齿，母亲灌了洗衣粉和生豆浆，还是无济于事。在苦苦挣扎中，大黄还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父亲说他已经尽力了，过了一会儿，就把狗的尸体扛到了坝子里，准备剥皮煮肉。我坚决不同意，希望看在这一年多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份上，把大黄找个地方安葬了。父亲一边用刀在大黄脚上划口子，一边告诉我，大黄生前是只狗，我们可以对它好一些，但它毕竟是只狗，死了就得吃了它的肉。
我当时什么都不顾了，使劲的哭，使劲的在地上打滚。一方面希望父亲能尊重我的想法或者有所触动，另一方面则是表达我的极度不满和愤怒。但最后，事情并未没有往我希望的方向发展，大黄被炖成了一大锅肉。晚饭的时候，我一口没吃。饭后，母亲给盛了一碗肉，望着碗里的肉想了很久，用筷子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想起了大黄生前的样子，我开始作呕，眼泪又刷的出来了。这一大锅的肉，除了给爷爷奶奶和杨奶奶一家端去一些外，还可以吃几顿。那晚以后，我再未吃一口。
因为经常早上学和晚放学，母亲把狗尾巴留下，放在了我的裤子口袋里，说这样可以驱邪，可时间久了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我很厌恶这样的行为，有时候母亲还会在我脖子上挂一个三角“荷包”，我经常悄悄的把这些东西扔掉，包括那只狗尾巴。
我也挺怕走夜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是一个慢性子女生，她是第一个让我有些懵懂情感的女孩。我经常在背课文的时候磨蹭，很多课文明明看两三遍就能背诵，为了和她多说话，就假装记不住。所以很多时候，刚出学校就能听到新闻联播开始的声音。
一路上要经过很多坟堆，因为沿着水库，以前很多淹死或者病死的孩子都埋在水边。再想起母亲给我讲的那些鬼故事，就开始在脑海里涌出很多害怕的画面。为了给自己壮胆，经常两三米的坡坎都随便跳，目的就是通过高强度的动作和疼痛让自己能分神而减少恐惧。经过坟地，还用大声唱歌来屏蔽我认为可能会出现的可怕声音。有时候太晚或者下雨，我就厚着脸到干爹家去住，现在想想，还是挺感激他老人家的。
每次到家，基本就是九点多了，再把作业弄弄，早上天没亮就出发。即使这样，上课还是经常迟到，一到下午就打瞌睡，非常煎熬。一般情况下，下午要么是英语课，要么就是代数。渐渐地，数学成了我的噩梦，英语也一直不好。
一年级的时候，稍微还好一些，上课也比较活跃，不止一个老师都直言我聪明。政治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校园环境的文章。我想了很久，无论从老师的角度，学生的角度，还是具体到每一个细节，都力争全面而详尽。政治老师对我的文章非常满意，觉得我连老师的行为都敢于批评，于是就传给了校长。不久后的校园早会，学校让我们的班长，拿着我的稿子朗诵。事实上，全校几百人，班长念稿的时候没有用扩音设备，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在念什么。事后，似乎也没有人知道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包括我们班的同学。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的身心状态开始恶化了，胃病和情绪失控交互作用。她开始回忆过去无尽的痛苦，觉得这个家庭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会永不原谅。最开始的时候，父亲会觉得委屈，因为母亲不仅会抱怨，会骂很难听的话，还要动手打人。父亲牙齿咬得紧紧的，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会扬起起拳头。虽然并没打到母亲，但在她的眼里，已经和实实在在的殴打没有区别了。于是就越想越气，越气就会导致胃病发作。最严重的时候，母亲会疼到在地上打滚，老远就能听到病痛的呻吟。
父亲彻底的心软了，他也觉得以前打母亲太狠，伤她的心过度，就通过隐忍来弥补以前对母亲的伤害。事实上，他的隐忍和退让并没有让母亲满足，反倒让她用自己的恨和情绪左右了整个家庭的状态。整整三年，我和父亲都是围绕着母亲喜怒哀乐的急速转换而生活的。
有一次过年，亲朋好友都来了，席间大家都聊得很开心。年饭准备得特别丰盛，母亲也在一旁陪着有说有笑。当所有人都离开的后，她却开始回想父亲在席间所说话的细节了。其实都是些非常正常的聊天内容，可母亲就觉得父亲是在针对他，父亲当然想通过讲道理说事实来化解她的疑虑。事实证明，这是完全没用的努力。
母亲最后完全陷入了她对整个事情的自圆其说，又开始回溯家庭历史。父亲和爷爷奶奶多么的卑鄙无耻，父亲多么配不上自己，是个多么没用的男人，逮着什么用什么打父亲。那一刻，我真的忍无可忍了，开始加入和母亲的争论。这对母亲而言，是很大的打击，是自己在家庭地位的一种失败，但她不能接受被批评，哪怕是对自己有一丁点不利的看法。于是就拿出了她的杀手锏，断绝关系，断绝夫妻关系，断绝和我的母子关系。无论是表情、动作和语言，都是毫无回旋的余地，绝情到空气可以凝固。
热战过后就是冷战，只要她不高兴，谁都甭想高兴。狠狠地摔东西，锅碗勺盆，甩出吓人的声音，冷不伶仃的会从自言自语数落我们父子的一切罪过变成大声的吼骂。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惊恐和压抑令自己踹不过气，就一个人跑到屋后山顶的一个岩洞里哭泣。我身体蜷伏成一团，开始厌恶身上的一切，母亲买的鞋子、衣服和裤子，我多么希望跟这一切脱离关系。
远处半山腰，同一条沟里的人家，他们的家庭条件比我们家差多了。土房子的烟囱冒着缕缕青烟，俩孩子一边放鞭炮，一边相互大声的打闹。这种打闹明显的是带着自己对父母的争宠心意，又不时发出欢笑声。以前的小花狗已经成了大花狗，跑到了岩洞里，它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咬着尾巴用头靠近我的身体，发出嘶嘶的叫声。顿时又是泪流满面，我不发出声的张开嘴，近乎歇斯底里的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家到底怎么了。我多么希望回到家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哪怕回到以前相对和睦的场景。
然而，事实是冰冷的。我们直到初三才住校，每到节假日或回到家里，除了较为繁重的家务，母亲不允许我出去和别动同龄孩子玩耍。每次院子里杨婆婆家的亲戚孩子来了，我只能呆坐在家里听他们嬉戏玩耍，即使对方叫我，母亲只会让我假装高兴的答应。母亲把我无形绑在家里的目的是诉说自己以前的苦，我几乎可以把她说的话倒背如流了，但就是止不住被反复灌输。我挺同情母亲，但更多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她了。
在家里，她开心起来像个孩子，特别细腻和温暖，甜蜜得让人无法直视。如果因为一些小事触发到她怀疑和痛苦的记忆时，母亲则像个魔鬼。但很多时候，我们家又充满着别人孩子没有的平等。无论大小事，家里的决定，母亲都会把事情的经过进行分析来争取我的意见，即使最后不被采纳。当吃饭的时候，她自己内心有一个不一定会表达出来的标准，如果拣好的吃，会指责我们只顾自己。如果因为心情愉悦，她又会把最好的东西往我碗里夹。当她情绪处于平和状态时，会表现出极大的善意，不管对家人、朋友和邻居，还是花花草草和小动物。
在这样的情况，我慢慢觉得自己没法去面对母亲，更没法面对周围的人。我没法从一个极端快速转向另外一个极端，也没法找到于自己，于这个家庭，于这个狭小世界的位置。父亲除了自救，也没法给予我足够的保护。我开始怀疑，开始自我否定，开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开始恐惧当下。我也开始幻想自己早点长大，好摆脱目前的处境，幻想美好的愿景来缓释自己伤口带来的疼痛。
面对母亲，我不能逃跑，不能反抗，不能熟视无睹，因为她的身体和心灵太脆弱。我开始变得像父亲那样隐忍，但我无法做到像父亲那样坚强和自我排解。我开始变得优柔寡断和顺从，内心又充满了愤怒、悲伤、抗拒和孤寂，却不能把这些内心深处的嘶喊与挣扎表达出来。
在稍早的时候，我还保留这一点开朗和活跃的余光，沟里的孩子都喜欢找我玩。因为农活繁重，他们愿意帮我早点干完，这样就能一起去放牛或者割草。母亲看到后，觉得我是在“偷奸耍滑”，这么小就知道指手画脚地让别人干活了，大了肯定会“飞上天”。父亲对于这个观点持中立态度，直到一次语文老师王华的日记评语，彻底让父亲倒向了母亲这一边。
我把自己的痛苦用含蓄的方式写进日记，也一些满怀想象的追求。王华在我的日记作业评语里写了很长一段，核心意思是劝我我不要抱怨，要脚踏实地，而不是像水里的浮萍。父亲把这句话完全地听进去了，结合之前小伙伴帮我干活的事，以及近段时间的各种变化，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开始为我的将来担忧。
五
就这样，我们进入了紧张的初三阶段，对我而言算是放下了一种负重。虽然严重偏科，至少生活和学习的勇气还在，我在大多数同学眼里，还是那个爱学习和外向搞怪的人。
初三开始，班上新转来了三个个插班生，王小兵、杨乾和陈潘。王小兵小学时和我那亲戚同学王松同班，也是一个院子的发小，小学毕业去了贵州，初三又回到了我们学校。学校为了划分升学的希望种子和“自由生长”者，有意无意间，成绩差的大多住在教学楼底层的大宿舍地铺，成绩好的一般有老师推荐空闲的单人宿舍。我倒是避免了自己认为的尴尬，住在亲戚王松家。
其实从初二开始，我慢慢发现很多人和事物都变化了。最开始，原来我们村的同学一起上学，大家都彼此交流自己在学校里发生的一些事。有时候会在水库的废弃果园里玩打枪游戏，每次我都能出其不意的致胜。或者我们一起到河里抓鱼，偷摘茭白，彼此亲密无间。后来发现很多同学开始慢慢学会打扮了，爱美了，穿的衣服也越来越时髦，比如流星花园的大脚裤和开叉的劣质衬衣。我的干弟弟大军，留着长发，梳中分，打发胶，开始让自己打扮得帅气一些。有的开始谈恋爱追女孩子，有的开始装作成人的样子，用逆反和滔滔不绝来声明自己的成长。在他们眼里，我还是那个不追求时尚的，传统的人。
我与人相处越来越拧巴。有一次回家的路上，身上的钱零花虽然不多，明明够买三根冰棍，结果下意识的却买了两根。同行的有大军和章国，我把另一根递给大军，他看到我的样子，表示拒绝。我再把冰棍递给章国，他也没有接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脸有些发烫，一个人把冰棍给吃完了。这一路上，我都特别不自在。
最开始，我跟王松的关系特别好，甚至是可以用亲密来形容。可能因为我的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完全另外一个样子。在床上的时候，王松告诉我过几天是他生日，恰好那天也是我暗恋那个女孩的生日。因为家里还在还债，母亲每周给我的生活费并不多，时常犹豫，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我最终只买了一件礼物，是一本信笺纸，送给了女孩。之后她点礼物的时候，旁边的同学一起过来凑热闹，包括王松。王松无意间发现了我送给她的信笺本，也就是因为这件事过后跟我关系开始疏远，至少有了隔阂。
王兵来王松家玩，开始的时候，王兵特别喜欢我的性格，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三个躺在床上谈理想，谈喜欢的姑娘，完全暴露自己的性格和想法，至少我是这样的。我说以后要当政治家，信心满满，情绪激昂。王兵有一个复读机，我很新奇，于是变着花样的玩。我打开录音，用嘴巴模拟各种诸如打枪和炸弹轰炸的声音，感觉自己完全放开了。我用余光看着王兵，他好像有些迟疑，在观察着我什么，但我并没有留意。
另外有一次，我在学校集体宿舍里用一个同学的衣服叠成围巾的样子，绑在头上学阿拉伯人，表现出各种滑稽和夸张的样子。这时王兵也过来了，他脸上开始流露出嫌弃的表情，斜着眼睛，说了几句嘲笑的话。
从那天开始，他就联合杨乾公开的在班上嘲笑我，把我从前跟他私下里说过的话也讲给了大家听。他俩本来有嘲笑和攻击自己看不顺眼的同学的习惯，这个对象最开始是李顺平。这位李同学无论上课下课都喜欢吃零食，不太爱干净，有明显的脚臭味。但他并不太在意，王兵和杨乾再怎么讽刺和嘲笑，他都能笑嘻嘻的跟他们争论。相比之下我脸皮实在是薄了太多，加上我跟李顺平同桌，于是他们把枪口主要转向了我。
那时候的我有点像惊弓之鸟，母亲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就像一颗颗地雷，随时准备着触发引爆。
毫无意外，我很快的败下了阵。最开始是沉默，逃避，龟缩在角落，任由他们蹂躏。他们很聪明，从不打人，在老师面前装作很友善的样子，也通过和所有的同学维持光鲜的关系进行孤立。他们很快找到击破我的各种方式，直到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嚎啕大哭。
怎么也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曾经那个果敢的我去哪里了？从曾经那个满身勇气的我去哪里了？越想越想不通，而我的尊严越被变本加厉的摁在地上反复摩擦。无数次的崩溃，无数次人格如脚底的蚂蚁，在曾经喜欢的人面前，在以前朝夕相处的所有同学面前，被无情践踏。在那一段时光，我算是体会到自己根本就没有朋友，他们要么冷眼旁观，要么私下简单的安慰我几句。
我们一个村下来的同学，基本都是老师眼里面的弃子。要么因为内向，呆坐在角落，要么在自生自灭的环境里自甘卑微，插不上一句话。而那些成绩好的，或者说中等偏上的同学，很多都开始疏远我。就像我们的班长，对我面无表情，然后就是埋头做题。
我自然不在种子学生的名单里，老师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我并没有主动向老师诉说当时的情况。突然有一种恶心感涌上心头，在人生的利益关头，他们正襟危坐，不会因为有人跌倒而伸出援手。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厌恶逻辑，厌恶理性，厌恶目的。我不想成为一个冷血的机器人。
在所有成绩好的同学当中，唯有陈潘没有因为我的落魄而刻意疏远我，但也没有因此而全力阻止他们。他还是正常的跟我交流，没有刻意的可怜，也没有看不起。我们不算朋友，或许站他在正常角度来看，我是懦弱的。中考结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他有意的过来问我考得怎么样，在当时的环境里能够如此，我已经很感动了。
不出意外，并没有考上重点高中，我甚至连重点中学的志愿都没填。结果被一所镇上的普通高中录取了，我的成绩刚好在录取分数线上。离开学校的那天上午，我收拾行装，和以前一样，跟王松用尴尬的眼神做了一个告别。我回到家，恍如隔世。
那个暑假里，我也过得并不开心。因为普通高中升学率低，母亲嚷嚷着要让我出去打工。她总是刀子嘴豆腐心，很快又同意让我继续上学。
被骂，被打还是免不了，我还是像往常一样，一个人跑到山洞里面躲起来，抱着我家的大花狗哭泣。母亲开始是愤怒，接着向我道歉求饶，最后以死相逼。我只能如她所愿，回到家里呆坐，继续听她教授自己的痛苦史。
也是在这个暑假的晚上，我晚上已经睡得迷迷糊糊，母亲在灶屋不知道嘴里面念叨什么，拿起那件穿了两三天显得有点脏的衣服，冲过来就是一巴掌。我还是不能哭出声，眼泪顺着脸颊不停的流向内衣，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睡着。
那是2003年，初中毕业的夏天，我已满十八岁，是母亲最后一次打我。
六
读高中的花费会更多一些，父亲还考虑到母亲对我的影响，决定再次带她出去打工，让我有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我喜欢那所普通高中，就在江边上，操场、宿舍、呈梯状布局。老远望去，心中还能涌起起一股诗意。高中的学校比初中大多了，我像是刚从地狱出来的囚徒，心中暗示自己要重新开始，争取考上大学获得新生。
我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乎还像以前那样开朗，好动，有激情。面对宿舍的新同学，还是无所顾忌，该吹牛的吹牛，该哈哈大笑的时候大笑。这时我感觉到，高中同学和初中同学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性格各异，并非我想象的千篇一律。
开学班会上，班主任马远辉点名让我们做自我介绍和演讲。全班七十多名同学，大概有一半被抽到了，我觉得他们都介绍的太平淡了，缺乏激情。可老师并没有点到我的名字，最后问谁还愿意上来介绍，于是我毛遂自荐。
我像一阵风一样走上讲台，说出我的名字，来自哪里。我说自己的理想是当国家主席，台下一片惊讶和尖叫声。我觉得自己想要的效果达到了，接着又倡导大家要团结起来，相互帮助，科学的提高学习成绩。然后，例举了当时较有影响的媒体报道，旁征博引。结束的时候，台下想起来响亮起伏的掌声，好不风光。
从这以后，他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主席。我的成绩可能排到最后几位，最后还是获得了一个历史课代表的职位。
就这一下子，班上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了。彼此见面的时候都叫我主席，有戏谑的，有略带崇拜的。既然这个名字都叫开了，也有同学就以此替代我的真名，仅是普通的招呼。
我比较敏感于同学的表情，经常发现一个叫林萍的女同学经常闷闷不乐，一个人呆坐在那里，不与人交流。一次收历史作业的时候，我满脸笑容，装作很可爱的样子，轻声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这里没有朋友，以前的朋友几乎都在另外一个镇上读书，自己想转学。我就经常找她聊天，有时候会故意逗乐开玩笑，她脸上渐渐地露出了一些笑容。有一次给我递小纸条，说她的父亲去世了，我也同样用小纸条来回几次的去安慰，直到她慢慢的走出悲伤，身边也有了一两个要好的同学。
高中生活，自己可支配的生活费比初中多了好多，我开始买杂志和各种报纸，《杂文选集》、《读者》、《辽宁青年》、《南方周末》、《散文诗》和《军事世界画刊》。感觉自己原本闭塞的自己，打开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
有一次看到英文课本后面的扩展阅读，有一篇介绍流行音乐摇滚和崔健的文章。说摇滚参与社会事实，表达内心最真挚的情感，他们关心个体命运，关心社会。他们身体力行，很多歌手都集创作于一身。
当时可以用震撼来表达当时的心情。天呐，世界居然有这种音乐形式，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原来不是我不喜欢音乐，而是根本就没有找到真正契合自己内心的音乐表达。
我疯狂的跑到影音店和新华书店，去寻找书上所说的那种音乐。果然，中国火、中国摇滚大全、一块红布、黑豹和零点乐队。我咬咬牙，把所有摇滚相关的磁带都各买了一盒。
回到学校，我借了班长刘林的复读机，放入磁带的那一瞬间，手都有点发抖。毫无保留的嘶喊，真情的轻唱，歌词真切不做作，语言简练而诗意。我感到陶醉，以前班上同学唱歌的时候，都摇头晃脑像背诵课文一样，那些歌曲大多内容也不过是我怎么的爱你，没有你了会怎样之类的。所以我最开始的以为音乐就是这样，当他们唱歌的时候，就保持沉默。
我如同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一发不可收拾。镇上的音影店我都跑完了，放假的时候在县城的新华书店又买了很多盘班得瑞的专辑，兔子舞的士高的专辑，以及一些古典音乐的合集，每一盘磁带都爱不释手。
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喜欢听摇滚乐，有的女生会借班得瑞的那几盘专辑。他们会觉得摇滚乐和的士高很吵，那些歌词不知所云，那些歌者不过是在破声嘶吼。
我几乎是把课外书籍当学习来用的，包括对音乐的感受。这可能让我产生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很多女生眼里透露着对我的朦胧暧昧和欣赏，这是可以确定的。
我分不清是博爱还是花心，觉得每一个女生只要长时间的去观察，都会在他们身上发现很多美的地方。不管他们是内向的，脸上长满雀斑的，皮肤并不是很白的，我喜欢透过她们的外在去了解背后的故事。
薛彤不算一个漂亮的女生，爱说话，也容易脸红。一次数学考试，我几乎所有的题都不会做，旁边的同学都向成绩好的要答案。薛彤就坐在我后面，她问我要不要抄答案，我拒绝了。我告诉她，不会做就是不会做，宁愿得零分，也不去抄答案。看得出她表情的惊讶，眼里带着一份特别的好感。
薛丹是语文科代表，期中考试的时候，老师忙不过来，让她找几个语文成绩好的，帮着评阅一下试题。事实上，她找了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包括我、罗国林和陈静。我们改着改着就聊到谁喜欢谁的话题上了，薛丹打趣罗国林和陈静关系不一般，但他俩望了望对方后都红着脸否定。然后薛丹转过头让我猜她喜欢谁，眼神里闪着好奇与期待。其实我挺佩服她的勇气的，但是又害怕进入一种与人相对亲近的关系。我简单的回了一句不知道，她有些失落，也有点尴尬。
与初中的时候不同，我开始有了几个真正的好朋友，比如罗国林和刘林。
我开学的时候说了很多大话，初中也就养成的幻想习惯慢慢在这里变得强烈。记忆力严重下降，上课集中不了注意力，人虽然坐在教室，但是想法早已在万里之外胡乱舞蹈。总是觉得时间不够，一做作业就打瞌睡，老是拖延。
根据初中的经验，我以为是自己没休息好，精神状态不佳。可再怎么努力都无法调整自己的状态，数学和英语一塌糊涂，就连自己比较喜欢的语文都开始经常不及格。我开始焦虑，心神不宁，看到课本就头疼。
早先和我一个宿舍的同学发现了我的异常，他开始对我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他只是没有初中同学王兵那样强势和无情。与那时候不同的是，我不再一个人，有毫不犹豫帮我的朋友。通过罗国林、刘林、薛彤和陈静的反孤立，那位同学也渐渐的跟我们脱离了关系，彼此不干扰。
罗国林的理科成绩很好，思维缜密，但不善言辞，交流中总是带着羞涩。林伟则是一个马大哈，特喜欢完玩拳皇的街机游戏。我们几个一起打闹的时候，他一定会把游戏里机器人般的旋风腿使出来。我们一般会投降，只要他一出手，那动作就能让人给笑趴下。
学校承包以后，食堂的饭菜味道不太好。林伟会去学校外面的一个医院食堂去吃，价格很便宜，我也经常跟着去。
那个食堂就在医院大门的旁边，一次刚点完菜，我发现医院大门拐弯处停了一具尸体。没有任何装置的保护，直接放在了地上。死者的妻子跪坐在旁边，一个医生打开了他的裤子，退在了膝盖处。死者的生殖器一下子暴露了出来，医生用刀切开了小腹，血液溢了出来，旁边的妻子一下就失声大哭了起来。
我当时觉得自己在坐在这里很诡异，平时本来就很害怕尸体。当时除了有一股血腥的味道，让人作呕以外，还有很多思绪在大脑里面涌动。
曾经可能亲密无间，爱人的尸体就停靠在妻子的面前，毫无遮挡。那生殖器，四肢和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参与了夫妻之间的水乳交融，甚至双方都是彼此灵魂的一部分了。在这样的场景里，可能谁都接受不了这些冰冷事实的冲击。仿佛除了亲近的人，每一个人或许都只是彼此达成想法的介质，越想越感觉凄凉。
到二分班的时候，我选择了文科。几乎所有关系好的同学都读了理科。这时候，在新的班级里遇到了柳泗源。最开始，我们彼此的印象都不太好，都觉得对方有点装。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彼此的性情都很对味。他胆大豪爽，却又善于细腻的捕捉人的情感和情绪变化。一天中午很奇怪，我们一句话都没说，相互看了一下眼神，就一起拿着饭盒走向了食堂。
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以前的优势科目也在慢慢跌落。班主任吴建林是高一的数学老师，表皮的实用主义者。晚上的电视不能打开，连新闻联播都不准看，完全是一个摆设。班上所有的座次都按成绩来安排的，全部站在外面，成绩好的优先选座。
很多成绩并不太好的同学，因为考试抄袭，也能选到中间较好的座位。越到到最后，越是一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一个成绩不好的近视女生，只能做得靠后的位置，被一群男生包围着，在座位上哭了起来。吴建林并没有因此而了解她哭泣的原因，选择了无视。
我的愤怒一下子涌了上来，本来可以选中间靠后一点的座位，我把书很重的拍向了桌子，直接跑到了最后一排。同学们的眼睛齐刷刷的往我这边看，彼此议论纷纷。
坐在最后一排，对我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可以观察不爱学习的同学，或者那些刺头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
马云川，我的同桌。酷爱武侠小说，没日没夜的看，阅读速度极快。经常不洗头，有时候因为熬夜奋战而出现了黑眼圈。可他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唯独怕老师发现，不时像做贼一样瞅一眼讲台。有次看到我箱子里黑豹乐队的黄颜色磁带，马云川大声嘲笑，如同居高临下一般，然后又埋头偷阅。
柏爽是大家眼里的二愣子，什么话都能说，几乎没有自我标准，似乎也感觉不到别人的表情变化。他喜欢惹女生，班上一个男生假装同校女生，在另一个宿舍给他打电话，聊了几宿居然没有被戳穿身份。后来柏爽被约到操场的红旗下见面，所有相互认识的人都知道隐情，就他蒙在鼓里，被狠狠的嘲弄了一番。可事后的柏爽还是那个柏爽，我反倒有点羡慕他。
屈勇是体育委员，喜欢打篮球，喜欢听黄家驹，随时都插着耳塞。在没有讨厌对方的情况下，对谁都一副笑脸，跟谁都想搞好关系。
黄轶，很明确自己是一个学渣，也明确自己不需要对读书的任何努力。他父亲是包工头，衣食无忧，读高中只是想要这么一个经历或过程。他不怕谁，也不惹谁，在班上找了个女生谈恋爱，毫无顾忌。他偶尔会和我认真的聊上几句，觉得我很正直，也挺有想法。
我们几个占据了最后一排，该听音乐的听音乐，该看小说的看小说，睡觉的睡觉，写情书小纸条写情书。老师基本不会到最后一排，他们已认定我们这些人无药可救。我就埋着头看报刊杂志，假装和他们一样。可我每天都在挣扎，有时候连报纸都看不进，大脑一片混乱。
即使如此，我看起来还是正常的。富有激情，温暖体贴，时而低落，时而亢奋，在很多同学们眼里，倒是一种性格饱满的表现。这或许是一种自我平衡，即使平静表层下面，暗潮涌动。我以为会一直维持这种平衡状态，高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激活了我内心深处的无助与怯弱。
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去食堂买了一份面条。出门的时候与一个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正面相撞，油汤撒在了对方的衣服上。他比我高大，气势很足，用威胁的口吻让我必须帮他把衣服洗干净。事实上，并不是我单方面不小心，也可以通过适当的交流来化解。可我面对他强势和压制性的表现时，我不由自主的开始怯弱了，被动的说了几句后，便成了被人训斥的对象。
第二天，他把衣服拿到我的寝室，同样以威胁和强势的语气让我洗干净。我没法让自己平静，也没法用理性的语言与他辩论，即使我回顾事实的时候，有无数条可以摆脱这一屈辱的途径。
后来柳泗源知道了我的遭遇，跟我说了很多让我可以拒绝的理由，甚至还准备去他原来学校叫帮手。但最终还是屈服了，衣服洗好以后，那位同学很满意。满意不在衣服洗干净与否，而是他获得了强势征服他人的快感。
最后一个学期，吴建林为了他心目中的种子学生不被影响，把原本按脾性各自组合的同学强行做了划分。柳泗源开始和我住不同的寝室，我被定义为自身自灭的刺头。
有一个与我同寝室的同学叫凌振，也是个矛盾的人，特别内向，说话语速很慢。他买了一本书叫《希特勒传》，性格温和，却藏了一颗不甘平庸的心。
后来柳泗源又回到了我们宿舍，加上凌振，还有祝明和章甲，我们五个人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临近高考的时候，我们把床和在一起，天天熄灯以后相互打闹，聊到深夜。
高中三年，父母不在身边不在身边，我有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很多同学都开始了自我意识，他们向往美好，不用太担心生存与危机，彼此之间无所欲求。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它能更大程度契合和释放我的善良和纯真，似乎又有点迷失。我向往未知广阔的社会，可那些美好在我的脑海里面像一朵朵悬空漂浮的花儿，有缤纷的色彩和醉人的味道，却没有叶子、根茎和泥土。
高考结束以后，我看了分数，志愿都没有填。
家乡的六月非常迷人，地里的玉米盖过人头，我在里面除草。爷爷认真的问我，该报哪所大学，或者他想表达自己对师范大学的青睐。能当老师，代表着稳定，平淡，而有意义。总觉得自己跟眼前的一切隔着一道屏障，又无从去走近，有一种无力感袭来。我如实相告，打算进入社会，父母等我去深圳，爷爷又用另外的角度给我以劝慰。
离开家的时候，奶奶眼睛里包含泪花，院子的杨婆婆和隔壁院子的姑婆给予了无限的厚望。大家送给我了很多土特产，有皮蛋、花生和熟鸡蛋，塞满了整整一大牛仔包。他们站在院子里目送我离开，希望我能闯出一片新天地来。我的大花狗摇着尾巴上蹿下跳，并不知道我要去想哪里。或是像以前那样去上学，等到固定的时间就乖乖的坐在小溪边等我归来，然后欢快的扑到怀里舔我的脸。爷爷送我到县城车站，自此，我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七
这是2006年夏天，时隔十一年，我再一次离开家乡。
由于包里的东西太多太重，坐火车需要转乘汽车去重庆，就在县城找了直达深圳龙华的大巴。我开始变得沉默，或者小心翼翼。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姑娘，看她说话的语气和肢体表达，应该是折返的打工者。我想和她搭讪，但是找不到突破口，只能用善意的眼神去应和。随着大巴进入广东，进入深圳，开始有些紧张，忐忑不安。
深圳刚下完大雨，下车以后，还要坐一次公交。开始慌里慌张，肩背上扛的行李四处乱撞，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车，鞋子和裤子都被街上的积水打湿了，我感觉自己非常狼狈。包里的鸡蛋和皮蛋很多都已经打碎，由于天气炎热，发出了一股臭味。我看到车上很多人都捂着鼻子，有皱眉的，有白着眼到处寻找臭源的。收银员大声的喊着，是谁的鸡蛋还是什么东西破了，自己收拾一下。我开始无地自容，责怪自己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心里满是自卑感。
公交到了我父母住的附近，我低着头扛起行李快步的下车，长梳了一口气。父母见到我之后特别激动，父亲一见面就说，这下放心了，原本很担心我会遗传他的身高。的确，父母都只有一米五，而我大概也就一米六七的样子，在年轻人里已经很矮了，但父亲感觉很满意。
父母住在城中村，一个单间小屋。母亲问了很多话，还是像以前那样，拿出了十万元的存折。那天晚上父母给我做了很多美好的展望，希望我争气，回家不用别人看脸色。
他们这些年一直在小区做保洁，收小区业主废品和做钟点工是主要的收入。用父亲的话说，我们也是有灰色收入的人。邻居是个河南人，在另一个大型的小区做保洁班长，父亲托他给我找了一份保安员的工作。
见保安班长那天，母亲陪我一起去的，一路叮嘱我该怎么说话。整个交流的过程，她也在不停地给我使眼色。
集体宿舍，架子床，三班倒。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或者说，整个城市的生活我都还没适应。一起进来的，还有来自湖南的十几个中专毕业生，他们很适应现在的生活，也不觉得孤单。我还是照常买南方周末报纸看，一次躺在床上睡觉，一个同事问这报纸是不是我的，他想借去看看。
这个同事叫晁振生，河南人，也是刚刚高中毕业。他有一把吉他，喜欢张楚，平时喜欢穿军绿衣服。我那时候只知道摇滚，不知有民谣。我跟他吹了很多牛，说了很多上学时的青涩情感，还说自己要写一本长篇小说。
他是第一个我有着类似兴趣爱好的朋友，在心里异常珍惜。差不多两三个月过后，他辞职了，我们当时都没有买手机。我步行着送了他一程，没有拥抱和握手，也没有临别赠语，只是彼此微笑着说了一句保重。
晁振生走后，我一个人守车库。一天深夜，因为年轻女子开着雷克萨斯问我某栋的电梯在哪里，能不能帮她搬一下车上的物品。她打开车门，一股香气袭来，示意我一起上车带路。我表示拒绝，告诉她拐弯就是。
事后，我四处查看了没有人经过，偷偷跑到消防门的后面手淫。我不敢直视她令我产生肉欲的身体，一面疯狂回想刚刚发生的画面和自己幻想各种画面，一面觉得胆怯而可耻，发泄之后又觉得自己渺小而卑微。
父亲给我买了一部夏新的小手机，还报了一个电脑班。按照他的设想，我一边上班，一边学习技能，将来要么成为白领，要么成为蓝领。他老是给我举工作小区某个年轻人的例子，月薪上万，买了房，买了车，和老婆齐心协力建设家庭。我说我喜欢文学，他满口否认，认为我的思想太极端，容易惹祸。
练五笔，学CorelDRAW，电脑班上了几次就没去了。教我的那女孩很温柔，也很认真，但对我来说，好像完全没有用。
我感觉自己很累，很多事情都疲于去面对，上网的时候才能得到一些放松。当时关外的旧式小区楼下有很多黑网吧，与合法场所最大优势在于，他们可以提供大量免费的色情电影和没有版权的各种游戏。对我而言，这自然是不可抗拒的诱惑。
毕业之后，同学之间相互了解近况的热乎劲正在兴头。打开QQ就有很多人留言，不管是以前关系好的，还是一般的。空间里也是某某路过，你的空间人气好少，我来帮你踩踩之类的。后缀留着鲜花动画，和现在的父辈们微信群里发的祝福动画很像。
我喜欢写博客，把当时心底的彷徨和挣扎表达出来，每写一篇就会把内心压抑的郁结释放一些，虽然对我整体的生活并无短期的帮助。得到的留言大多数是你想得好多，好高深之类的。
我渐渐养成了喜欢在熟人面前无节制说大话的习惯的同时，在公共场合和领导面前变得非常的怂。面对工作的时候，老是迟疑和自责，心里充满不确定性。很多工作内容别人一上手就会，而我连大门开杆放行的准则都没法记住，跟人交流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
工程部一个叫赵军涛的陕西人发现了我的呆状，他经常找我们班长打牌，甚至一起去嫖娼。每次来的是时候会有意无意地碰到我，或者在聊天时观察一下我的表情。一次去办公室接水的时候，他带着命令式的口吻告诉我以后不要在这里接水喝。我用沉默应对，之后就真不敢去办公室喝水了。
慢慢地，我和同事的关系处得特别僵，开始惧怕这里。没有人会在意你在想什么，疑惑什么。他们只需要你开得起玩笑，玩得来双Q牌。在面对业主和销售人员时，可以镇定的按规矩放行或拒绝放行。往往一件小事就能让我爆发情绪，最后又咽进肚子里，像个傻子一样吞吞吐吐。
我躲在被窝里听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思乡曲，回忆故乡爷爷辈的温暖慈祥和可以疏通情绪的场景。但我又不能回到故乡，最后连听音乐都是一种挣扎。于是，我只想到一个字:逃。
我用最快的速度辞了职，加上之前的电脑培训班也放弃了，父亲很生气。以前在农村，母亲可以不顾邻居眼神而控制我。现在或许是认为我长大了，在外面要注意形象，加上她的胃病得到一定的控制，我开始把心底的愤怒和抗拒渐渐表达出来。
我拒绝继续在深圳找工作，我告诉父母想自己去找事做，不再靠他们。与其说不靠父母，我还是想到了靠同学，但当时还没有对这个“靠“字有所理解。几经说服后，母亲同意了。
我去了江门，一个关系不是特别好的高中同学尚强那儿。他也和父母住一块，全家在一家鞋厂上班。冒然造访，谁都会不适应，尽管那位同学已经对我很好了。一天晚上上网回去有点晚了，敲门没有回应，我在茅草地里睡了一晚，半夜冷得直打哆嗦，无比难熬。
几天后我在附近租了一个房子，跟着尚强进了鞋厂。我不仅思维迟钝，手活也缓慢，完全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觉得自己很没用。一个月后就是春节，整个节日都是天天吃方便面，后来持续的便秘，对自己的未来前所未有的迷茫。过年那天，去尚强那儿吃了一顿团年饭，其余时间都把自己锁在屋里，或者去周围村落瞎逛。
开年的时候，刘林给我打电话，说他父亲在宁波搞线路，问我要不要去。我喜出望外，就立马启程去了浙江。
老刘是个特别客气和善的老头，我的到的时候，他特别高兴。老刘对我和善，也不全是我跟刘林的关系，对任何人都是如此。跟他一起的，还有俩老头和一个三十左右，智力稍微欠缺的赵二哥，老板是我们一个县的。
这是离开家乡大半年来最放松的时刻。跟线师傅手里拿着对讲机，手机外放着蔡依林的《恋爱百分百》。戴上墨镜，双腿迈开，那句“没答案没答案真爱在哪“唱出来后，一副自己在时代广场走秀的样子。我小心翼翼的跟着爬上铁塔，俯瞰着眼前的大豆田、青白瓦房和四处交错的小河，野鸭瓜瓜的叫。掏出耳机，手机里放着林海的《琵琶语》，感觉整个音乐都是为眼前的画面而写。那女性的哼吟声如同天籁，虽然那时候并不知道那位灵魂歌者是龚琳娜，更不知道她在为后来的爆发做着准备。
老板觉得我们这伙人质量不行，态度不太友好，有刁难的意思。老刘说没事，跟着他不用担心没活干。接着就找了一个南京的工地，最后每个人还有几百块的工资没结。南京老板打了路费，我去柜员机去的钱，老刘连忙夸我果然是年轻人，几下就搞定。我尴尬得无话可说，连忙点头。
南京的老板也是同乡，他专门筑塔，在江苏深耕了十几年，平时扳着个脸，牙齿被烟熏得漆黑。
所幸这里有好几个年轻人，日子可能就不会那么单调。张二娃父母去世早，初中毕业就跟着出来看蓝图学拼装，技术已经很娴熟。小龙娃是个时而安静内向，时而精力旺盛、滔滔不绝的人。郭*****是个孩子的父亲，老婆跟着别人跑了，身高不足一米五，刚开始还以为他还是个未成年。小龙娃的父母都在这儿，父亲是关键岗位的绞磨操作手，母亲帮着做饭，是一种对技术工的变相照顾。
最开始，大家鼓励我高空作业，当我爬到又大又厚的主材钢条上时，完全不敢动，俗称喂奶。老板低头摸摸鼻子，叫我去帮张二娃打杂。
南京的梅季潮热得要命，晚上风扇转出的全是热风，我长出了严重的湿疹，手指和脚趾都抓烂了。刘叔的呼噜打得满楼震动，很难能睡上好觉。也因为天气热，我们经常四点就被喊起床，中午再补个把小时的觉。那时候的状态比在深圳好很多，累的时候，地上全是不平整的砖头都能睡着。
那个夏天，因为甲方拆迁赔偿没到位，经常半个月甚至整个月的休息。我们就到处去抓鱼钓鱼，有时候也会去偷西瓜，或者找个干净的池塘游泳。
有一次跟着年龄稍大一些的工友去浴室洗澡，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爬到了我身上。这边的浴室里都有妓女，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可能因为我年轻，那个姐姐主动来接吻，把舌头伸进了我的嘴里，手在我下身抚摸。她说要完美的帮我破处，在我身上坐了很久，伴随着她的各种假动作。当时并不理解她口里的完美破处是什么意思，最终还是拒绝了。为此我在QQ空间里发了一篇特别矫情的散文诗，意思是我多么尊重和同情她们，引来好几个同学的点评。
在工地的日子很孤寂，看着列车往工地旁驶过，心里有种莫名的失落。想象着自己以诗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自我怜悯伪装成大慈大悲。
当时体质很差，几乎个把月就要生病。一次感冒，实在挺不住了，我想我这么痛苦难受了，别人应该能看到，也更应该体会到。看到老板娘还在一旁有说有笑时，我怒火中烧，开始罢工。但老板没有把我当回事，他说我太高看自己了，想和他斗，先得修炼几年。最后，我还是扭扭捏捏的去上班了。
秋天的时候，小龙娃开始不由自主的精力旺盛起来，大半夜不睡觉，到处联系恋人和业务。上班时，他觉得别人都不值一提，和谁都敢搭讪，即使别人觉得很惊诧或压根不理他。有时候也会买票去大城市“发展“，最后钱花完了，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又灰溜溜的回到工地。小龙娃的父亲老龙，因为和老板在农村是一个院子的邻居，加上技术过硬，对谁都笑嘻嘻，也没有故意刁难他。之后，小龙娃又转入内向和沉默寡言，我有时会看到他母亲悄悄落泪。
这年冬天，我看了几本书，《小王子》、《爱的教育》、《少年维特的烦恼》和《茶花女》。我把看过的书寄给了高中时的一个女生小美，后来她告诉我堕胎了，想听听我的看法。冷静的时候，我说话还是比较正常的，告诉她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行了。
一个QQ群的东北好友，以前聊过班得瑞和诗歌。开口就是豪迈的语气，他说要在山西运城做生意，希望我到时候能过去帮他，一起挣钱。
年底发工资的时候，老板故意把我的一部分工资扣下来，说是奖励，前提是我明年继续跟他干。我好像渐渐失去了与人辩论和抗争的能力，情绪占据了脑海，闪过的不屑一顾安慰了我当时的怯弱与笨拙。工钱，当然是老板发多少就是多少。
春节，我和老刘告别，回到了深圳。买了一件劣质皮衣，虽然穿上去并没有什么气质，但也代表了那一年的心情。父亲坚决不让我去工地了，一是危险，二是觉得那样没有什么出息。
大年初一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在龙华广场上散步，感受节日的气氛。父亲教我骑自行车，半小时就能一个人骑了，心里很有些成就感。父亲觉得我没有一点年轻人的样子，背伸不直，萎靡不振，让我去移动卡拉OK点首歌庆祝这个美好的节日。我点了一首崔健的一无所有，唱的过程中，他仔细看着歌词，等我唱完以后，破口大骂。
八
过完年以后，父亲让我自己去找工作。觉得我胆子太小，应该去个人流多的地方锻炼锻炼，于是逼着让我去洗脚会所当个服务员。结果猜都能猜到，没有哪一个会所会接受，我站在别人面前完完整整的像个傻子，甚至最后连进门面试都不敢了。
那个东北的网友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兄弟被砍了，住院需要垫付药费，问我能不能先借点。我问要多少，他开口就是几万。我说没那么多，身上只有几百。他迟疑几秒后，表示很感动，这几百先收着，自己再去想想办法。几天后，他把我QQ删了。过了很久，我才反应过来，这个放了两年长线的网友是骗子。
刘林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大学，去了佛山的一个钢结构工厂，他姐姐在里面做财务，姐夫做主管。当我到了之后才知道，钢构厂内部还有一个合作的小零件加工厂。因为他姐夫的关系，偶尔在里面加班挣外快，一次意外把自己的三根手指给切断了。也是因为他姐夫，虽然不是那个小厂的员工，还是得到了三万块钱的赔偿。但他两个厂都不能留了，也需要回家休养。
我们一起玩了几天后，刘林就回老家了。进入钢构厂，主管安排我给各个师傅打杂，这样可以学些技术。我因为一次不小心，把钱包给掉了，里面有身份证和一千元现金，又开始了自责，露出了怯懦。在一次学电焊，火光闪花了眼睛，肿了好几天。每次看见主管就委屈和胆怯的像个孩子，蹲在那里自怜。
一次财务部的一个同龄小伙问我会不会骑自行车，有一份文件需要送，我肯定的答应了。慌里慌张的扶着自行车，却把之前学的技能全都忘记了，怎么骑都骑不上去，一屁股摔在地上。那个伙看着我的样子，不停地叹气摇头。
接着，刘林姐夫也辞职了，钢构厂没有了熟人。我被调入了油漆车间，作业时，满屋都笼罩在灰色里，连防毒面具里面都有油漆残留。
刚进厂的时候，焊接部的同事因为刘林的关系，对我特别客气，有说有笑。越往后，他们就开始慢慢把我当空气，有时候还会故意开我兜不住的玩笑。一次，那个财务的同龄人帮食堂打菜，我去之后拒绝给我添肉，眼神里充满了鄙视。
这时候，喷漆车间来了一个同乡的工友，我们叫他胖哥。这家伙有着迷之自信，下班后一身油漆，从头发到鞋子都是一片红色。他操起半瓶白酒，走出了处级干部的步伐，看谁都不在乎的样子。他不在乎别人有没有把自己当人看，即使很多人真的这样看待他。
聊QQ时，一个自称是那个东北网友的前女友，在运城一个中学当数学老师。她说自己是受害者，被骗钱骗感情，同时还有几个同她类似的网友。她述说了整个被骗的过程，在聊天的过程中，她表现得对我有了依恋，话语里充满着暧昧。我一下子警觉了起来，脑子里闪过各种可能，真的怕那个受害者也是骗子扮演的。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很可笑，生活得像一坨屎，别人还可能认为我有多么风光。在各种纠结交错中，我渐渐和那位受害者女网友断了联系。
我决定辞职，想去一个大工厂，觉得会好一些。辞职后，买了一部可以拍照的新手机，心里会觉得好受点。最后一晚上，我给胖哥拍了一个自信的笑脸，几个工友吃了点卤肉，尴尬的聊着天。过了一会儿，整个宿舍都停电了。对面的一栋楼还亮着，电焊工张磊让我看对面某个房子的阳台。一年对年轻男女在忘情做爱，各种姿势的变换，为的就是让人看见。
世界给了别人自由，别人可以把自由兼并周围人的自由。世界给了我天然的自由，而我却成了那个被兼并者。我忍不住看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全身开始燥热，肉欲疯狂的在我体内发酵。因为屋内漆黑一片，我躺在地上开始悄悄地自慰，已经顾不上同宿舍的人有没有觉察了。
第二天，去北滘美的微波炉基地应聘，过程没有多大障碍，几天就可以正式上流水线。我迫不及待的在附近找了一个单间公寓楼，这是打工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私人住所，心里非常激动。接着，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买了一瓶桂花味的空气清新剂，满屋子都弥漫在芳香的幻想里，觉得自己一定要好好开始，过上安逸的生活。
在我隔壁的是一对壮年夫妻，男的每天晚上都推着孩子在周围转悠，不跟人说话。初见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感觉奇怪。后来慢慢发现，那女子和不同的男人在屋子里进进出出，偶尔还用并不热情的眼神和我照面。那女子有些发福，穿着油量的黑色裤子，臀部异常突出。我感觉非常难受，甚至连男子推的儿童车上的每一个装饰细节都觉得恶心。
进了美的工厂，车间环境比钢结构厂好了太多，下午中休时，还有酸奶和水果。但我美好的愿景很快就被击碎，连渣都捡不起来。
我身心极为不协调，动作要领怎么记都记不住，反应力异常迟钝，除了辨别对方的表情。流水线的组长大声呵斥，说这里面就我跟不上节奏，会害了整个流水线效益。我越急越出乱子，良品率极速下降。
这个流水线不行，就被调往另外一个。我每次都是慌张的露出笑脸，表示一定想办法做好，希望大家多多谅解。可这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努力，没有谁愿意理我。看着流水线上的男员工和女孩笑着聊天，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自卑、嫌弃和荷尔蒙交织在一起，完全乱了套。
我偶尔会插一句话，那领头的男工人斜着眼睛看着我。几经反复后，他放下手中的配件，睁大眼睛，一字一句的说我是一个傻逼，无可救药的大傻逼，这个世界怎么会有我这样的没用的窝囊废。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感觉每个人都在嘲笑我这个多余的蠢货，慌乱中撒腿就跑出了工厂。
逃到离工厂不远的臭水河的桥上，眼前一片灰暗。河岸的房子根部下面到处都是垃圾，几只老鼠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之间来回追窜。房子底部流下的废弃液体滴在老鼠的身上，有的部位都溃烂得没有毛发了。我觉得自己就是那只又臭又没人在意的老鼠，想失声大哭或者大喊。可我哭不出来，也喊不出来。
我锁在房间里，工资都不敢要了，感觉没脸面对周围的一切，第一次承认自己彻底的失败。手机放着谢天笑的释放，在QQ空间里发了一篇解读歌词的文章，同学的留言和信息谁都不回。也差不多从那时候开始，谁都不想联系，不想别人看到我这令人绝望的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或许是真的太笨了，即使我拼命的干活，最后还是惨不忍睹。我做不到也不敢像歌者一样疯狂地不穿衣裳，被大雨淋透，冲刷走肮脏。我也不能随时把自己绑在地上，而是被无形地捆绑在这人间炼狱。但我多么希望如此啊，希望挣脱这一切，释放这一切，而不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生命本能一点点退化和萎缩。
几天后，胖哥请我吃了一次干锅，那味道好极了。他一口气喝了半瓶啤酒，酒水顺着嘴角流到了胸口，用手擦去下巴的残油和酒水后，说了一句:锤子大点事，大不了换一家。
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鼓起勇气再去找工作的了，按照胖哥提醒，要去计件的工厂，没人管你快慢。于是，我去了一家电器厂做不锈钢抛光。
抛光车间主任和组长是亲戚，几乎有一半工人都是熟人介绍熟人来的。组长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他的确不管快慢，只要求质量，多劳多得。每次开会的时候，他喜欢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给人打气。比如专心干，多挣钱，有钱了什么都顺利，回家也有激情了，抱着老婆一晚上来个七八火。
我脑袋里控制不住乱想，没法集中注意力，机器有它自己的规则，必须规范操作。差不多半个多月，因为一不留神，半成品水壶被绞进抛光机高速转动的轴承，跟着一起快速转动。双手失去控制那一瞬间，我的膝盖被茶壶底部突出的螺丝连接把划了很大一条口，血流如柱。
组长一改笑容和幽默，让我快去看医生，这里不要管了。我一瘸一拐到了一个私人诊所，那医生把伤口清理干净后问我要不要缝线。我处于窘迫，立即说不用。拿着几瓶云南白药，我回到了宿舍。
养伤的那段日子，我玩上了贴吧，准确的说是百度哲学吧。里面不乏一些见解深刻的网友，但大多数都是冲哲学的表层魅力而来的半吊子，大家各说各的，管理及其混乱。有个雪地草莓的女人，用她独特的语言和情感表达，引来一群单身男子的追捧。在网络世界里，我好像回到了刚上高中的时候，大话连篇，尽用语言包裹我的现实，想引起大家的注意，包括那个雪地草莓的ID。
一次洗澡的时候，遇见组长，问我的伤口可不可以报销医药费。他还是笑嘻嘻的，说没过试用期，报销不了。我无力争辩，好像也没有勇气去让他撕下这张笑脸而面对另外一种面目，习惯性的退却了。
面对当时的处境，我只好向父母求援，先听他们一顿责骂，然后再打了一点钱。夜里，我听着痛仰乐队的异乡，偷偷的留下了眼泪。
回到深圳，我买了几本哲学教育类的书籍，包括《判断力批判》、《苏菲的世界》和《西方教育思想的轨迹》。父亲很反感我买书，越是混成现在模样，他越反感。他开始给我举村里狗娃的例子。狗娃是我们沟里出了名的懒汉，敏感，又不和人靠近。到处游手好闲，成了远近邻里经常提起的反面例子。后来，这个狗娃彻底的疯了。
父亲就是认为我懒，还受了那些没用书籍的影响，所以极力反对我看这些不知所云的书。我看出来了，我记忆中慈祥的父亲或许没有变，为了照顾母亲，他必须和她融合，真正的融合。而我早已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个聪明的孩子，按照他们意愿成长的孩子。
每次过完年，都会和父母争执我的职业去向，但我觉得自己坚决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不然早晚会疯掉。
这次，我又去了佛山，去胖哥所在的模具厂，可一见到机器，就条件反射的恐惧。刘林和他父亲老刘在咸阳承包线路工地，我便瞒着父母，买了去西安的票。我在火车上看那本“西方教育思想轨迹“，一位中年翻开封面后，竖起了一个大拇指。我们没有多少交流，也没有尴尬，自己也并没有因此感觉到得意，我想这就是陌生人间理想的交流状态吧。
到了咸阳，感受到黄土地向绿色村落的变化过程后，相当震撼。干燥空气和凛冽的北风让整个脸都开裂了，仍然挡不住我对这些村庄关于美的热爱。在迷雾里，我听着林海的暗香，远处的石磨和草垛隐隐的显示出轮廓，非常应景。
有一个高空员叫红哥，为人特别耿直豪爽，说话直来直往，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也带到了身边。这个小姑娘叫盈盈，调皮好动，对谁都不亲近。很奇怪，和她玩耍了半天就黏着我不放，开口就是蔡叔叔蔡叔叔，叫得心都快融化了。
还有一个叫蟒哥的工友，憨厚粗犷，前些年也是到处跑，到处进工厂。他喜欢工地这样无拘束的生活，又无奈这生活的孤寂，看见姑娘就吹口哨，也没有谁会搭理他。一次我在塔上，右胸因为结石病发作，突然剧烈疼痛，平时一副对谁都不在乎的样子，却是他把我从几十米铁塔上背下来的。
老刘社交是一把好手，很有亲和力，但是管理团队想当糟糕。每次给他提意见，都是笑嘻嘻的拒绝，看着急人。年终的时候，算下来亏了七八万，他问我能不能先欠着。我说不能，既然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己就要承担这份责任。拿到钱，有一万把块吧，我私下给了刘林两千，让他买点年货，也不用还了。
九
母亲每次年底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她好想我，再也不凶我了，不发脾气了。可每次回去，不到三天，就开始挑刺。这里不爱干净，那个步骤没做好，说着说着就能冒上火。她总是希望我做的一切细节，都要按照她设定的框架来，少一步或跨一步都不行。而父亲呢，则希望我所有的人生规划都要听他的，我的一切人生观点都是不值得参考的。
这次，我彻底爆发了，夺门而出，决定摆脱父母的影响。准确的讲，应该是摆脱控制，找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梳理自己的过往，我想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我规划了三个去处，厦门、苏州和湖州。雪地草莓在厦门，这是一场妄想，而不是我的自嘲。苏州，公认的古文化名都。湖州，因为我去过那个叫三合乡八字桥的地方。
买票的时候就下意识否定了厦门，还是想去有文化底蕴的城市。第一站选择了上海，只是想经过那儿去看看。
到了苏州，找了个廉价旅店。手机关了一天，开机时有二十几个未接电话，全是母亲的，让我厌恶到了极点。
或许因为太疲乏，没有逛多少地方，总觉得和自己想象中的姑苏落差很大，甚至有些压抑。街道上很多拿色子开奖的人，找工作也是先交钱后安排。待了一个星期就去了湖州。可湖州太过静谧，静谧得让人心慌。我一方面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疗养，一方面又渴望与人交流。最后，规划作废，我去了杭州，一个叫瓶窑的小镇。
刚到那里就得了严重的感冒，持续了半个月。我去诊所打吊瓶，医生用针头插了半天都没插进手背的静脉。因为血管太细了，细到隐藏了。医生看了我的脸色，建议我去疾控中心做HIV血液检测。我小声的跟医生说，其实我连性都没经历过。最终我还是检查了，一切可观测的指标正常。
这次的检查提醒了我，也唤起了对性的渴求。我转了几圈，找到一个洗浴中心，和在江苏的时候类似，一个女人问我要不要玩玩。我羞涩的跟着她进了小房间，以她的老道，猜出了我不常玩。我告诉她，这是第一次。
过程比我想得完全不一样，女的做在我身上不到一分钟就泄了。交易就是交易，她说处男要给红包，不然自己会倒霉，掏出十元放在了我的胸口，转身离去。我闭目了几分钟，觉得这一切好荒谬。
我开始查资料，把自己这些年可以感觉的异常在网上一一对照，终于发现一个名词，抑郁症。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是轻躁狂重抑郁。我把自己的总结和发现告诉父亲，他还是一口咬定我太懒了，没有男人应该有的阳刚和毅力，不能严格要求自己。
我开始接受事实，不再希望通过父母的理解来让自己获得力量了，或者该学会批判性的认识和接受他们的爱了。我把行李搬到了杭州市区，汽车北站附近。去书店买了精神分析引论，在网络查相关的办法，希望自己能找出一些脉络。
房子租在花园岗村一个大院子里，房间很小，只能在楼道或者院子里做饭，卫生间公用。下午的时候，在院子洗衣服，一个比我长几岁的大哥凑了过来热情的打招呼。我有些迟疑，最怕一上来就有着热乎劲的人，但仔细看，他三十来岁的脸上又充满了单纯与和善。我在过去这么多年，几乎没见过这样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拿着吉他推电瓶车出门，才知道这是一位流浪歌手，艺名冯子。
后来他告诉我，第一次见面，觉得我很安静，脸上露出一丝文艺和忧郁，感觉有些特别。我们无话不谈，他经常带我去西湖边听他唱歌。为了生存，必须得唱一些通俗易懂的歌曲，也偶尔会唱一些流行摇滚和民谣。在西湖边的广场上，我特别的不自在，没法像他一样对每个人都心存善意和感激的有说有笑，会习惯性的往旁边角落里退。
冯子的淳朴、开朗和爱憎分明感染着我，让我在闯荡社会这几年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平等与尊重。可这么多年积累的痛苦创伤哪能这么快，这么轻易的就能抹平啊!但他给了我希望，给我黯淡无光的世界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在杭州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图书仓库的打包员。管理者是个本地的中年人，习惯性的端着。一个是河南人，孙子都有了，性欲还很强，经常在聊天中炫耀他和一些少妇的故事。另一个则是本地的一个小伙子，比我大，不善言辞，喜欢听网络歌曲。
我手脚很笨，经常记不住数字，搞错书籍门类，就想办法跑快一些，但这样又容易精疲力尽。这次还好，我没有被骂傻子和垃圾，偶尔被用嫌弃的眼神刺激一下也是正常的。
在仓库里，找到一本书，是卢梭的《忏悔录》。我深深的被作者朴实的语言和坦诚的心给震撼了，脑海里里渐渐明晰了一个总结:心中无愧疚，即使把自己最肮脏的一面剖析出来，也能坦然面对。内在坦诚于事实，是感受外在客观的基础。这便是巨人给我的力量。
仓库物流是一个小公司负责的，每到开学季，要拉好几卡车。事后，物流公司老板请我们吃饭，想尽办法讨好每一个人，包括我这个沉默寡言的新人。老板妻子也在场，这个女人在生意的范畴里说话豪爽。可能那老板觉得自己的妻子把大家的话都抢完了吧，边和她吵了起来，接着就是一巴掌。女人从开始挥洒自如的主人，到哭得异常伤心的泪人，前后不过半小时。
我房间对面住着一个同龄的年轻人叫龙书，做市政工程的，平时只是打个照面，他并不怎么和我说话。偶尔会打开门，对着电脑唱王力宏的歌，特别是那首你不知道的事。隔壁住着一个安徽男子，在张小泉刀具工厂上班，平时很清闲。看得出来，他的知识储备并不足，一起闲聊的时候却喜欢总结大家的言辞利弊，也不苟言笑。后来，老家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在一起同居的时候，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无奈和麻木，以及想可以隐藏的嫌弃。
这期间，我开始在网上看电影，用豆瓣评分和分类挨个看。《阿甘正传》看了不下二十遍，我泣不成声，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抛去爱情、大场合经历和物质保障的阿甘。也曾熬夜看长达六小时的《灿烂人生》，为马里奥的敏感、善良、单纯和正直所感动，也遗憾于他的自我毁灭。
有时候也会把电影下载好了，找冯子一起观看。当看到《七武士》里农民的举动时，冯子暴跳如雷，嘴里大喊愚昧，愚昧至极。看到他的样子，乐不可支。
冯子早期在外流浪时认识的朋友麻木来到了杭州，好像来过院子一次，但我不记得那人的模样了。不久又来了两个女孩，一个是张婷，另一个是周红，都留着短发。她们用小身板背大吉他，也去西湖边唱歌。
夏天的时候，我们坐在院子里吃西瓜。冯子热情的给每一个人发一大块，不管是熟悉或不熟悉的。说到孩子问题，张婷说夫妻可以不要孩子，可以收养。大家很愕然，为此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论。我注意到张红，很少说话，安静而令人感到温暖。她有着《蓝色轻挑》里主人公朱莉的可爱短发，笑起来非常迷人。
一天，冯子悄悄地告诉我，说那俩女孩是同性恋。想想还吃过她们做的饭菜，他觉得有点恶心。
俩女孩觉得在杭州待不住了，决定去另外一个地方。临走前的晚上，她们邀请喝酒，我一下子就进了几个女同聚集的窝。她们头发染了特殊的颜色，有的胳膊上还纹纹身，彼此谈着出柜和对世间百态的看法。周红说她很小缺乏母爱，看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就被白素贞的温柔给包裹了，觉得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
旁边的几个女孩在彼此接吻，故意做给我看。她眼神迷离的望着我，做出一丝微笑。我沉默着，很想告诉她，我的内在是多么的真挚与热忱。我不是她嘴里所了解的男人，我想用人最质朴的爱与温暖去抚慰她那颗经历创伤的心。可话到嘴边，始终说不出口，我知道自己在最无能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意味着什么。
我喝两瓶就晕了，受不了这样的场景，转身要离去。周红借着酒意，说就在这里睡吧，她们没人会把我当男人看，嘴角漏出一丝坏笑。我东倒西歪的回到住所，在厕所把所有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感觉一阵悲凉涌了上来。
仓库的工作，除了关系紧张，我觉得自己躁动得心没法平静。辞职的时候，因为比较急，被管理员大叔数落了一通。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尽显弱势，点头哈腰，不停地说好话认错误。
我不想看别人脸色，跑到小商品城去批发了一口袋小饰品。到了拱墅夜市，不敢去问别人怎么租摊位，也不敢随便找个人多的地方流动摆摊。我怕被人看不起，怕张不开嘴叫卖，也怕被城管撵得狼狈不堪。在天桥上，夜色被五颜六色的灯光点缀着，人们有说有笑，熙熙攘攘。我只能来回走动，没有任何勇气迈开那一步。
也曾想过去通讯店卖手机，先不说跟人交流，连看到干净整洁的地方都不适应。我分不清自己是习惯了肮脏，还是喜欢自然，整洁的环境让我有些窒息。或者认为自己不配拥有那些，同时又觉得那些是刻意营造出来的，我厌恶带有目的想法和行为。
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游逛，走到一个小公园，坐在亭子里听音乐，几个老人在那儿练着乐器和嗓子。过了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老头坐到身边问候我，确定他不是在问候别人后，我也问候了一句你好。
我发现他的表情有些异常，接着就用另一种略带暧昧的表情问我能不能看出他是什么人，我的神经一下子紧绷了起来。他说自己是一个同性恋，年轻的时候不确定自己的性取向，现在已经退休，孙子都有了。他以前找过别的男同，比如一个广西的大学生，但对方需求太强烈。他觉得我看起来很温和，需求应该不是那么旺盛。
我一时间不知所措，觉得自己走错了地方。他接着表态，希望我能和他好，做不做都无所谓，就是想感受两个人的温暖。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帮我租房子，每个月的房费他来支付。我整理了很久的思绪，表明自己尊重同性恋，但性取向绝对不是同性。几经交流以后，我说有事先走了，他问我是否还来公园，我模棱两可的作了答复。
最后，他问能不能把手背给他吻一下。我心里因为反感而开始涌动，迟疑几秒后，可还是把手递了过去。
事后，我有些反胃，想吐也吐不出来。一个星期里，脑海里反复交织着各种矛盾，我恐惧，恐惧这些现象的冲击。我把过程告诉了冯子，他脸上充满了愤怒和厌恶，说自己要是在场，非要打得对方满地找牙不可。
我很迷茫，很想再回工地，但觉得这是逃避。当从原来工友口中得知，莽哥在做一个小线路时，因为防护没做好而触电身亡了。我的心里异常难受，那个曾经活蹦乱跳的，曾经一步步帮我背下铁塔的人，说没就没了。我看着灰色的QQ头像，给莽哥发了一句祝福语，每次记起来了都会发一次。
秋天的时候，我去了一家劳保品个体户。老板娘和我一个姓，看起来特别亲近，对客人很是热情。我发现自己每次低落以后，经过调整，又会变得积极。
刚开始，我说话很有底气，有说有笑，心情好，吃饭也吃得多。店里本来就有一个小我一两岁的杂工，是连云港人。老板娘嫌弃他做工慢，老是说他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他经常低着头不说话。可做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弱点暴露了，还是老样子，手脚不灵活，比那位江苏兄弟还慢。
事情发生了翻转，老板娘开始嫌弃我做得慢，居然开始夸奖起同事来了。那家伙好不容易看到机会，立马开始有意无意的在有人的时候说我某个动作不到位，老板娘马上就过来一顿指责。
还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假装好奇地问我最近怎么吃一小碗就够了，以前不是很能吃的嘛。很快我就离职了，老板娘答应得很爽快。
转眼就过年了，三十那天早上，我去买了一大个猪蹄和一条鱼，商量着和冯子丽丽姐一起过年。丽丽是冯子的女友，前些年老公去世，老家还有一儿一女，他俩都准备结婚了。丽丽姐平时比较害羞，皮肤黝黑，长像很普通，但冯子待她如宝。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龙书把自己关进屋子里吃方便面，我敲门叫他和我们一起吃个过年饭，他的闪着眼神谢绝了。冯子平时也不怎么跟他接触，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年后，龙书开始和我打招呼，话比平时多了起来。有次找我借钱，我没有迟疑，给了他三百。这样往复了好几次，他每次都是把上一次欠的还给我之后再借。看他吃泡面，我经常煮饭之前叫他一起吃，他看起来不好意思来蹭饭。一次没忍住，我做了红烧鲫鱼，他把盘子都舔了，说了不止一个好吃。
几天后，他的一个女同学过来留宿，询问可不可以在我的床上睡一夜。晚上，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年前就觉得他不对劲。后来了解到，因为一次工作出了点问题，被主管大骂了一顿，一下子激发他内心的自卑。
的确，他个子比我还矮小，不敢直视人的眼睛。在我确定了他工作能力本身没有问题后，就开始帮他疏解内心的恐惧。一是让他接受事实，个子矮小不能改变，但可以用思维能力来弥补。二则告诉他，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脱了裤子都一样，有血有肉。犯了错误不要责怪自己，谁都会犯错，还得要用自己的能力让别人闭嘴。
龙书觉得好感动，从来没有人这么认真的帮他开解和分析。几天过后，他买了一件白色的休闲西服，问我穿起来是否精神，我肯定的回答。过了几天，我一路目送他走向公交车站去面试新工作，他回过头看了好几次。
一个月后，努力果然没有白费，他告诉我现在基本上走出阴影了，还代表公司竞标到了一个项目。虽然不大，但这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肯定。
想不到自己可以成功的帮到别人，好多年来，我重新找到了自豪感。但同时，我自己却陷入了一系列麻烦。
我新找的工作是一家大型超市的理货员，面试的时候，主管问我有什么特长和爱好。我说自己喜欢写作，喜欢教育学和哲学，他表示很欣赏。
大型商场一般分厂家促销员和内部管理员，穿着几乎同样的衣服，客户一般看不出来。我们虽然是理货员，实际上是促销员的管理者。另外几个理货员基本都是浙江本地人，要么是大学实习生，要么就是家里有好几套房子，来商场工作是为了体验生活。
作为外地人，哥几个其实都很照顾我，还经常主动拉近同我的关系，挺感动的。但我怕上级的老毛病又犯了，每次看到主管就想回避，低着头不敢打招呼。
组长是安徽人，不苟言笑，也不多说话。同事几个一起吃夜宵时告诉我，别看组长官小，经销商想要货物上架，或者排多排少，组长可是第一关卡。别看他平时不吭不响，一年光外快都小二十万往上。我当时虽然对钱没多少兴趣和概念，但还是蛮惊讶的。
理货员内部也分小群体的，比如一个刚从沃尔玛跳槽过来的储备干部，本地的几个兄弟就经常采取孤立的态度。这个储备干部对我映像很好，觉得我忠实可靠，上班的时候经常找我聊天。
商场二楼有一个仓库，货架上有一半的商品都是从这里拉去补充的。几个本地小伙经常在里面找吃的，不管是巧克力糖果还是包装肉制品。他们经常拉我一起进入那个零食的天堂，我几乎不拿这些好货，除非他给我吃，就没法板着脸拒绝。
一次和储备干部在废品区闲聊，我觉得有的破损食品扔掉太可惜了，说着就往嘴里喂。没有察觉的是，商场内部的防损员出现了，把我拉到了内保科。他们用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事态的严重性，要么交点钱了事，要么就得被开除。我当时很气愤，果断的选择了后者。
我一直觉得商场内部的管理太混乱了，认为自己选择离职是个正义的行为。那个储备干部反复劝我交点钱就得了，等到新店一开张就带我去新商场，跟这些撇开关系。我认为决定过的事情，死活都不能反悔，就婉言谢绝了。
偷吃东西前，人事部的几个女人还开玩笑，听说我会写诗，希望我抽时间写几首让她们看看。去财务算账结工资那天，我鬼使神差的居然真写几首诗送去人事部。更不可理喻的是，我居然写了一篇管理意见书，披露了很多我认为腐败现象和那些不合理的管理规则，其中就包括几个理货员跟我说的那些关于组长的事。最后还大言不惭的说，按照我的建议，商场就能达到一个高度。
与自负相对比的，我灰溜溜的快步逃离了商场，因为没过一会儿就反悔了。我害怕组长因为这个事影响职业生涯，更害怕他提着刀来砍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捅破了天，会有人来暗杀我。
之后的那几天，我整个神经都是紧绷的，稍有一点声音和人影晃动就紧张得不行。不敢出门，害怕碰到熟人，更害怕碰到以前商场的同事。冯子见这状态，问清事情过程后，赶紧带着我出去散心，还去图书馆看书。过了好些天后，我才慢慢从惊恐中缓了过来。
为了生活，我继续找工作，去了一个广告制作的小门市。离原来的住处有点远，我叫了辆车搬到了门市附近。
老板是个胖子，和我是同乡，他们一家人都在门市生活。他经常用小音响放迟志强的《北郊》，每当放到那句妈妈呀时，都是神情凝重，一动不动。或许他也有着自己的心结吧。
我照样笨手笨脚，不管是学广告制作，还是出去安装。老是迟疑，身与心没法协调，引来老板的叹息。休息的间隙，去旁边的一个琴行，用手触碰了吉他的琴弦，那声音的层次感让我起了鸡皮疙瘩。老板见状，拿起一把吉他就弹，感觉如痴如醉。我问是天空之城，他骄傲的点点头，并不和我说话。
第二天，我在操作刻字机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高速转动的钻头，整个大母指的肉差点搅掉，老板母亲陪我去了社区诊所包扎。
从那以后，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笨，最无可救药的人。所有的恐惧、胆怯、自卑、自责和幻想齐聚在一起。最开始，我还骗自己出去找工作，但始终在浙大紫荆校区旁边的天桥下面来回的走，不敢迈出一步。
渐渐的，我被自己和现实击垮了，生活完全没有了动力。把自己关在屋里，谁都不想见，有气无力的躺在床上。一天一两顿饭，或者压根不吃饭。屋子里乱糟糟的，不打扫，也不洗澡。这种状态持续连个月。
我打开QQ，加了好几个抑郁症群，想知道自己是否还有药可救。事实上，群里不是晒自残照片，就是不停喊痛苦，抱怨生活。有时候也会有少数患者愿意坦诚交流病情，但都是悲观厌世的居多。
有一个叫凹凹的女网友，大我几岁，异常的活跃，她喜欢看电影。说自己被男朋友抛弃了，之前还被一个重庆的男人囚禁了很久，说自己特别像《朗读者》里的女主。我被她大胆的聊天风格给吸引了，好像又激起了对生活的向往，把所有的幽默和气势在QQ里爆发了，为的就是获得她的好感。
有一个福建的病友，喜欢张国荣，说他正在香港的文华东方酒店的高层房间里，准备随时跳楼。群里炸了锅，大家有怀疑真实性的，更多的是在劝他不要想不通。他说自己家庭还可以，有车有房，还有老婆孩子。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绝望了，不想再停留于人世。
见大家用常规的劝法没用，说不定有人早就有人这么劝过了。我决定冒一次险，用逆向的方式来刺激他。因为当一个人进入某种思维的时候，顺着这个思维范围去劝，当他觉得没有让自己产生新的想法，可能会加深对自己原有想法的笃定。
我开始骂他，用家人唤起责任，用较好的经济条件来他证明更具治愈的条件。同时把我的经历和现状如实在群里说了出来，意思是我都这样了都没放弃，他更应该想想自己怎么走出内心的困境。他果然被触动了，想法开始转变，决定暂时不自杀了。
从那以后，我在群里一下子就“红”了起来，秩序相比以前有所改善，我也决定从新鼓起勇气生活。生日那天，从床脚搜出5元钱去买了一瓶啤酒和一包花生米，喝完这瓶酒，继续出发。
这次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能力了，从最简单的活干起，修复身心最重要，尽量避免去碰触自己的弱点。我厚着脸皮找龙书借了几百块钱，并把房子退了，搬回了花园岗，和他合租在一起。
新工作是一家有机农产品的配货员，一共八九个人。店里收营员叫王庆，两个杀鱼杀鸡的大妈是重庆人，我忘了名字。销售经理三四个，大车司机一个。
还有一个配送员，他叫鲁华翔，孩子在老家，老婆也在这边打工。但这家伙精力非常旺盛，到处去加少妇QQ，还私下告诉我他的约炮经历。
王庆和我是老乡，一个特别单纯、天真和可爱的女孩，做事干净利落，有着一个苹果般的红红脸蛋。男朋友在互联网公司做开发，她平时还去学校自修会计课，呆萌的外表下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经理王佳是浙江人，可能因为失恋的缘故吧，对男性异常冷淡。但对工作异常认真和负责，能灵活处理各种问题，不局限于原则。
销售员也忘了名字，我刚去的时候喜欢和鲁华翔玩公司电脑，他不点姓名的让非管理人员不要去办公室碰设备。我和鲁都不吱声，也不理他，虽然偶尔会用语言来刺激，时间久了也就不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
老板也是浙江人，平易近人，但公司效益不太好，也很少与我们联欢。
我除了送货，经常帮忙做范围以外的事，比如杀鱼杀鸡。那两位大姐很喜欢，她们会当着老板夸我，我在公司的相处也就容易些了。
我特别喜欢配送远距离的客户，有货就往外跑，老鲁对我也很尊重。他本来很懒散，有时候吃点亏也不会跟我有间隙。我几乎把杭州周围都跑遍了，每次骑着车送远距离的客户都觉得自己的内心宁静而平和。沿路的风景和新鲜的空气像是能给了我能量，可以慢慢觉察内心力量的变化。
我在市中心送货等绿灯时，一小姑娘背坐在她爸爸的电瓶车上，问我要去哪里。那稚嫩天真的童声让我深受感染，原来我并不一无是处，我也可以被人天然亲近。我展开思考，不能否定自己的善良和纯洁，而是要让这些因素串联起来，只有内心强大起来才能发扬善良与纯洁。
身心终于得到了一些缓释，国庆节的时候，龙书借了他们老板的单反相机。我们从西湖玩到钱塘江边，自己好多年没这么放松和欢快了。冯子也经常带我去杭州图书馆免费借阅书籍，经常和我讨论一些文化现象。虽然我们都是半罐水，有时还是能指出他的一些逻辑错误。他也不会觉得有所侵犯，而是笑脸相对。
到了年底，公司效益越来越不好，没法在宏观层面有所帮助，和我平时的活跃相比，内心还是有一些尴尬和落差。我也想换一种环境，觉得杭州虽然悠闲，其商业实质已经超过了她的文化名声。
后期，老板娘开始协助掌管公司，那是一位特别知性和温暖的女性。说了自己的情况后，她也坦诚的告诉我，其实老板也是躁郁症，只是目前有所控制了。她看我空时在看哲学，觉得效果甚微，沉淀的时间会很长，希望我先修行心灵，并赠送了一本《一心走路》。
其实我那时候早已有阅读障碍和写作障碍了，看书需要一字一句的在心里默读。每看一段，脑子里浮现无数的信息，马上就十万八千里了。写作时，老是焦虑于时间不够，觉得怎么写都不满意，而时间却在挣扎中慢慢流失。
十
2011年末，我来到了成都，一个和杭州不太一样的城市。这里什么人都有，粗俗和高雅并存，有农村的土气，也有现代清新明亮。
凌振是这么多年第一个和我见面的要好的同学，帮我介绍了工作，带我去游玩了青羊宫。他过得也并不好，大学专业是金融，但还是内向闷骚，不善言辞。后来，在银行待不下去了，在一家连锁酒楼做财务。
我在成都的第一份工作是申通快递送货员，门市经理是一个比较端起的同龄人。包吃包住，每天除了送货就是收货，自己并没有空闲时间。在这儿上班，除了过年，没有任何假日。一到冬天，我的脚半夜都是冰凉的，隔段时间就双腿乏力。
过年放假的时候，经理一脸无表情的让我给他擦皮鞋。我不知道这个要求是否合理，内心却非常反感，虽然还是把鞋擦了，却立马选择了辞职。没有尊重，至少回避是可以的吧。
春节的时候，按照凌振的建议，我去附近找了一个二十块钱一天的求职公寓。大家都是睡架子床，里面有来自各个地方的年轻人。有刚毕业的，有失恋的，甚至还有喜欢这种氛围也不想打扫房间而长期住的。
那位凹凹，经过我施展网络魅力以后，她答应做我的女友。但她路子太野，我有些招架不住。她想要买各种礼物，包括巧克力和真丝围巾，当然这些具体物品都是我自愿买的，毕竟这是爱情啊。
她说要打魔兽世界，离开杭州时，我把那台台式机寄了过去。后来天天跟我闹，不是要礼物就是怀疑我的能力。思考了很久，纵使这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甚至可能是骗局。我觉得她至少一定程度引燃了我对生活和爱的希望，大家都是成年人，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就好。然后把她的QQ删了，我发了一条以“谢谢”为主要内容的短信，彻底结束。
之前也加了一个哲学流浪艺术群，认识几位很聊得来的网友。在春节期间，我憋了好久，写出了一个实验短篇。一个叫闲云孤鹤的网友认为我写得很棒，看文字就像看电影，细节把握很到位。他一直鼓励我坚持写作，如果经济上有困难就找他。事实上，我就是网上经常被批判那种“怕麻烦别人”的人，脸皮薄，又很要强。
开年后，我去了附近邮政速递上班，每周有一天的调休。站长是个性子很慢的人，脾气温和。一个年轻员工经常吼他，再怎么都是笑嘻嘻的，我一度以为那是他儿子。
除了我和一起进来的冯雷，其他都是本地人。带我的师傅姓康，大家叫他康大爷，脾气古怪爱发火。他觉得我勤奋好动，有很多快件都让我去收取。但大多数的师傅都是等着养老，这是不公开的秘密。
离开求职公寓，我在附近的老校区找了一个单间房。房东是一个老头，一个月五百五，包水电，没有网线，也不允许我自己安装宽带。他一脸的不满意，好像我占了多大的便宜。搬家时，房东看我随身带了很多哲学书籍，好感一下子上来了，叫我有什么需要随时跟他提。
房东有一个儿子，有时候也住这边，除了儿媳妇，一般都不和他说话。有时候他会觉得我太拘束，让我有时间多看看电视，厨房里什么都有。每到半夜，经常听见房东儿子吵架，要么和媳妇，要么和房东。
一次我在客厅看电视，房东儿子回来，摆了各种姿势和造型。坐下以后，略带醋意和敌意的说我是不是准备考研究生，他爹对我如何好，都要好过他这亲儿子了。
自感没法干预这个家庭，或者不能调和他们父子的关系，加上这租金对我而言还是有些贵，就重新找了同事张学明在楼顶搭的棚屋，一个月三百。临走的时候，老头的脸上显出了悲伤，有些舍不得，说可以降房租，希望我能留下来。
我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拒绝了老头的好意。《消失的光年》里有一句歌词，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思念。希望他原谅我疲惫的身体，以及对爱的无能为力。
张学明在楼顶搭了三间房，除了打开房门就是蓝天白云，内部非常糟糕。冬天还好，夏天能热得要老了老命，屋顶还经常漏水。张学明和他弟弟住楼下，父母住我隔壁。这老头耳朵几乎听不见，张学明母亲又很迟钝，属于比老实还要往下的妇女。每天晚上电视的声音调得异常大声，我本来神经是紧绷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很多时候，我去敲门都没人应。门没锁，发现他们早睡着了，然后悄悄把电视给关了。
母亲有两三年没见我了，她说非常想我，电话里一直叫着淘淘，于是答应她来成都看我。她带来了老家新鲜的李子和刚榨的菜油，我们一起沿着磨底河散步。我们所聊得无非就是两件事，娶老婆生孩子和职业分歧。
母亲也有些转变，开始承认小时候对我要求太严格了，也忍不住打人。我心里早就原谅了，但嘴巴上不能软，她很会见缝插针。
夏天的时候，尽量回避了能产生痛苦的职能，交流能力不足就不开发客户，但很快就忘了伤疤忘了疼。我在豆瓣上组织了一个活动，要复兴中华，要展开讨论复兴之道。
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是个中年人，他找了一个安静的茶舍，和我聊上了哲学。这一聊就要了命，我几乎什么话都对接不上，心里想的完全表达不出来。我差点想要撒腿逃跑，或者地上有个洞，我会立马钻进去。中年男人说自己创办了一个贸易公司，如果我兴趣可以去从基层做起，以后有机会还可能会成立一个民间智囊团。
我被自己尴尬到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心里想的该谁去付茶费，该怎么去。中年人付完茶费后，像安慰孩子一样安慰我，诸如没事，慢慢来之类的。回来后，我马上把豆瓣活动给取消了，觉得自己是自取其辱。
现实的受挫，我在网上还是自感很厉害，哲学不行，就去音乐群聊思想。一回到网络就思维大开，想什么聊什么，不像现实中那样有各种心理障碍。
一个叫何树树的女孩，慢慢对好奇于我的敢言敢语变成私下的暧昧。虽然嘴巴上各种全能，我对自己的现状还是心知肚明的，也没有想过现在就谈恋爱。
树树刚刚在云南上大学，很普通的长相，心思细腻和敏感，又精灵古怪。她说，再不恋爱，我们就要老了。
很快，我无法抗拒的坠入了爱河。我们天天晚上电话聊天，说着最温柔的情话，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树树让我好好写作，她以后挣钱养我。
我以为她和凹凹一样喜欢礼物，想寄去点东西过去。她说不用，我似乎要坚持。还要给她推荐贾樟柯的电影，康德的美学，似乎这些都是我希望和喜欢施加的。仔细想想，这和我的父母有什么区别呢。
半个月后的晚上，照旧用手机说着情话，但和往常有点不一样，话语间有了一丝沉默。一晚上，我都是半睡半醒，总觉得不妙。凌晨两点的时候，树树发来短息，说分手吧，像我们没有认识一样。
我紧绷的神经和那颗脆弱的心，压根经不起这样的打击，立马恼羞成怒，把她的QQ给删了。最后还在群里大闹了一番，即使她好像还有话想对我说。
这一切就像天塌下来了一样，所有的美好的愿望都破灭了。我开始在QQ里发极度绝望的说说，有同学或者网友来围观，逮谁骂谁。罗国林这时候也在成都，他拉着我去KTV发泄。从晚上十二点到凌晨五点，我一直在唱歌，直到声音彻底嘶哑。
差不多花了三年时间，我才把这件事慢慢放下。后来也慢慢发现，自己根本不具备爱与被的能力。我给不了自己自由，也会把这一切的痛苦与不安转嫁给别人。对于何树树，我很感谢她给我的温暖与细腻的情感体验，那会沉淀在我心底变成一股力量，哪怕只有短暂的半个月。
过了一年，我把工作辞了，骑车去都江堰。途中去见了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女网友，她有暴食症。这个小姑娘很清秀，父母离异，那种从小缺失的安全感显现在了脸上。不可否认，看着她年轻的身体，心底会升起一股欲念，但很快就被我的仅有的理性压了下去。我请她吃了一顿火锅，那一顿在我面前忍住了，回去的路上，她告诉我又去买零食了，然后催吐。
她向我借钱，前后打了四千，并没有期望她能还，虽然我过得像个流浪汉。也因为心软，很多人找我借钱，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有还的，也有没还的。
我也见过很多经历过创伤的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几乎每个人都预想别人是正常人，或聪明，或白痴。或好人，或坏蛋。彼此欢笑，彼此孤立。
父母回到老家，买了一套房子，产权证上面写了我的名字。父亲说同村的某某都生了几个孩子了，某某月薪多少，车子房子样样不缺。问我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如果再这么下去，他们以后怎么有脸去见人。我告诉他，觉得谁家儿子好，谁懂事孝顺，房子我不要，爱找谁认儿子找谁去。把名字改掉，立马改掉。
这是真的，我有时候真想自己是个孤儿，没有谁裹挟着自己的私欲还说完全爱你。这些年来，我几乎所有的本能都缺失了，在社会里全是任人宰割的份。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不想挣脱困境，是完全不由自己所能控制。看着自己的身体，就像《变形计》里的格里高尔，只能眼看着腿脚四处乱摆。
我曾想出去像那些勇敢的人一样徒步中国，让自己的身体机能恢复，让自己的心慢慢变得强大。失去本能没法希望它能在睡梦中一夜找回，只能一点点把以前的荣耀重新拾回来。母亲每个星期都要打电话，无论巨细，都恨不得在身边看着我生活。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我真怕出去徒步了，会活生生的把她气死，是真的气死。
最后，我还是妥协了，回去相亲，回去被他们数落。
可以说，父母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衣服要照别人家“年轻人”的样子穿。从头发到鞋子，都得不能有自己的喜好。我的一切喜好都违背社会流行的价值观，我的一切观点都是没有价值的。
去相亲的时候，不能说不满意，否则会说我刁嘴。我就见谁都说满意，等到对方觉得不合适时，又会说我一文不值，没有谁能看得上。
在家里，我的每一个动作都被放大。他们夫妻俩一起给我挑刺，一直挑到把所有的嫌弃直白白的挂在脸上和嘴上。终于，我承受不住了，买了票就跑，电话都不接。
这就是所谓的爱吗？我在心里无数遍问自己。
回到成都，我又找了一份快递的工作。逻辑思维差，就跟着同事学斗地主。刚开始，脑子里一片糊，输钱是常事，被摇头叹气是常态，直到能记牌和拆牌。心里苦闷的时候，就边分拣包裹边大声歌唱，同事都说我疯了。我喜欢这种感觉，如果再把痛苦与孤独压在心里，可能真的会疯掉。
别人做快递都是赚钱，我做快递还倒贴。很多客户会先和我交朋友，然后不停地压价，直到我接近免费给他们帮忙。有的女客户，开着奥迪宝马，朋友圈晒美食晒旅游，脑子里就记着一个快递员月收上万，觉得再怎么低价，我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我就看他们能把我剥削到什么程度，就想看看他们能伪装到什么程度。或许，这也是对自己无能的借口。
不过也有例外，一个住别墅区的女客户，快递单上写着“甜甜”。她想换家快递公司，说那个快递员私下更改运费。初次见她，并不甜，一副冷淡，不可接近的样子。她有一个一岁多的儿子，从没见过他丈夫，和家里另外的几个女人也不怎么说话。我也保持沉默，按照以前谈的价格，我挨个把价钱标好，她看都不看，直接让我说总价。
这样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我冒着雨跑到她家取快递，她惊讶的望着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似乎还有一点感动。后来每次去，她都问我饿不饿，不是面包就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零食。她冷淡起来不可接近，一旦笑起来，单纯得像开放的小花朵。
一次她给我发微信，问我在快递公司上班一个月多少钱，因为怀着孩子，需要我帮她搭理淘宝店。她还要介绍自己的姐姐跟我交往，并说了自己的家庭背景。总之就是前途光明，言语里充满了美好和少女般的天真。
我那时候刚刚和新来的站点老板签了合同，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准备面对一种全新的生活。我把想法告诉她，并且说自己想写作，可能不适合这样的生活。很明显，这也包括她介绍自己姐姐的事。
她天真的脸上慢慢流露出凄凉，很快就回到了那副冷淡的模样。
过了几天，她把我拉黑了。这件事一直是心底的遗憾，不在于接触并借助她的生活形态，而是她试着打开了一扇窗，却很快被关掉了。而我，依旧无能。
年底，老板亏损，重新改组，准备把站点转让。做快递的这几年，身心疲惫，再累都咬牙坚持。也看够了光鲜背后的无奈与自私，还是决定逃离。从合同解套后，我辞了职。
2016年，我和几个原来的同事约定出资做外卖。我、小梁、老宋和江老师，一人五千。我厚着脸皮从父亲那儿借了三万，前期都是我垫资。小梁和老宋先后出了本金，但平时消费都是我在支出。
江老师是七零后，比我们都大，985名校毕业，后来因为一些挫折和家庭压力选择做快递。他欣赏我的洒脱和坦诚，我觉得他很懂得客户的心理，交流起来，气场很足。于是我答应让他延迟出资，甚至在手机坏掉以后，我用蚂蚁借呗给他买了一部新手机。
我们并没有厨房，是用以前快递客户的成品，这是最开始就犯的错误。后来因为成本太高，运营越来越吃力。老宋最先失去信心，开始闹情绪。江老师开始怀疑我的“顶层设计”，从整体到细节，由建议变成抱怨。我承认发展主线有误，开始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后再来纠结就没有意义了。再加上他并没有出资，我反倒给了贴补，心里很难平衡。
谁都不愿意继续跟进，我一怒之下就彻底关门。为此，我们大吵了一架。最后不欢而散，江老师反倒说是我坑了他，而他到最后也没有把钱垫上。最后，我几乎把父亲借来的三万块都赔完了。
这以后，我偶尔和小梁去送外卖。经历了这场失败，父亲给我施加的压力也不小，那一股劲泄了气，又进入了抑郁状态。每天出去，浑身乏力，集中不了注意力，经常记忆断片，忍受不住做事情最开始的那段煎熬。渐渐的，我就靠信贷生活。
每次父母打电话，我都只能骗他们在工作，没法坦诚沟通。随着贷款的压力越来越大，焦虑也随之而来。不知道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样子，感觉自己走到了悬崖边上。
我开始回忆过往，那一幅幅记忆画面不断浮现，不管是美好的还是肮脏的，是自己的坦诚还是虚伪。我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些帮助过我的同学，用没法克服的自私去回避他们，用怯弱辜负他们的善意。对不起我干爹，癌症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回去见上最后一面。也对不起我家的大花狗，临走的时候它并不知道我去了远方，最后到死都可能还望着小河沟等我出现。
无尽的孤寂，无尽的压力，无尽的性压抑，感觉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这一切。挣扎了好久，每天不分白天黑夜的睡觉，一下子就进入了发福状态，于是我决定去主动探索，去探底，看自己可以堕落成什么样子。
我学会了打网络游戏，在生存压力面前，成了一种逃避。每次父母打电话来，都要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渐渐上了瘾，每天都在痛苦和自责中度过。
时隔几年，我重新去尝试找小姐，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我曾想过这样一个美妙的场景，和自己喜欢的姑娘云雨之后，拥抱着她的身体大哭一场。我们彼此给对方讲故事，看着那些过往经历在身体上留下的一丝丝痕迹，彼此安抚。
刚开始，我并没有勇气去尝试，害怕被人看到，害怕被暴露。绕着街道转好几圈，等到没人或者很少人的时候快步走进去。
事实是令人失落的，除了满足最开始对肉欲的干涸浇灌，越往后就越容易滋生出荒谬感。她们就像工厂的流水线，早就把情感屏蔽了。除了催促我快点，就是刻意制造呻吟。
住所附近，有一个复兴茶舍，是一个歌手开设的。他主要收入是靠酒吧和活动走穴，也帮一些小孩教学，平时很少见到他。偶尔，我喜欢坐在里面发呆。
茶舍一般是歌手的朋友轮流打点的，有时候会一起聚餐。一次路过，多了有一个叫王旭的花和尚，什么都能谈，什么都能谈成歪理，从男女关系到哲学。歌手也在，大家表面上挺客套，喜欢商业互吹。当他提到一个当下比较火的独立艺人李某时，认为那位艺人之所以火，更重要在于背后的包装团队。提到自己时，却用了一种看似超脱观点，说他自己不想折腾，并列举了自己认识了多少人，有多少资源。
王旭到处流浪，临时住在茶舍看店。只要一沾酒，什么话都能说，豪不夸张。茶舍的人大多看不惯他，不久便去了彭州一个寺庙继续当和尚。
十一
2018年6月3日，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像往常一样在挣扎与矛盾中度过，路过楼下小区的大门。守门大爷在樱桃树下整理着少得可怜的废品，我刻意避免眼神上的交流，不想让他知道我是个无业游民，即使深知这种掩盖是一厢情愿的。
王旭要回深圳，想在我这儿借宿一晚。我们在在小餐馆点了几个菜，王旭在庙里憋得太久，连喝了半斤白酒。夜晚的凉风吹乱了我的头发，王旭东倒西歪，在墙角的草丛里吐个不停。世界一下变得好宁静，看到他的样子，我突然觉得眼前所有的利益、争议与矛盾都一点点消失了，内心开始从未有过的无欲无求感。
王旭倒头就睡下，我还没有睡意，打开手机播放着老片子《霍元甲》。似乎电视剧也没了兴致，心里却十分平静。这么多年，很久没有整理思绪了，何况是在如此的心境之下。我开始思考写作，思考怎么用简练的语言表述如今庞杂的信息爆炸，在脑海里勾勒时间和空间。
这一刻，在自己可操控的情况下，从未有过的专注和对内心的坦诚。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大部分的意识停留在了大脑左侧，以前的左脑的感觉都是空空的，一下子变得充盈起来。顺着这股惊讶与好奇，再把这种可以感知，也可以流动的意识转向右边，右边也变得充盈起来。天啊！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体验。然后我乘着这股热乎劲，来回转换。
第二天清晨，王旭走之前，我带他去地铁口的小餐馆吃包子。神奇一幕发生了，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左边大脑的时候，这可以让意识尽可能的只关注外在事物本身和其内外的关系。当我看对面坐着一个女孩，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自在的观察，即使敏感部位。我可以不在乎她对我的表情变化，内心不再像以前那样条件反射的产生紧张和害羞。
王旭走后，我再用两边大脑意识做了详细的比对。
左脑主要在意事物本身的属性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大小、时间、长度和速度等各自的量变，以及这些量变交织在一起产生的可能性。而右脑更在乎外界的形状、颜色和明暗的视觉冲击，包括耳朵、鼻子、舌头和皮肤等感觉器官的具体感受。当右脑面对熟悉、安全且舒适的画面和环境时，整个身心也跟着做相应的积极感受。当面对未知或者令人紧张和恐惧的环境时，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做出相关的反应，情绪也跟着消极和不可控起来了。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幻觉，或者又进入了类似于躁狂的状态，我把同样的事情分别用左脑和用脑进行感受和思考。突然发现，我可以立马控制不去打游戏，会不由自主的开始打扫乱糟糟的屋子。以前看一个流动的画面，就像幻灯片似的一帧一帧的定点观察，而以现在的反应速度完全可以尽可能的用眼睛去跟踪流动事物的运动轨迹。
这让我突然想到了李小龙为什么能用最快的速度去预判和攻击对手，为什么截拳道不能很好的流传。这些关键不在招数，而是反应和策应的速度，从而提高身体相应的自动记忆，最后化有招为无招。
从那天以后，每天做自我觉察，通过洞悉自己的心理过程去寻找外在信息的规律。把自己平时不敢面对的事用左脑进行分析，然后再告诉自己替代掉原来的记忆画面和反应过程，一点点清理内心的创伤。
紧接着，我开始每天按时吃饭，绕着二环路骑共享单车，切换左右手握车把，左手画圆右手画圈。我也开始调理身体，尽量买温性的蔬菜和肉类。去中医馆找医生开药调理体内的湿气，治疗周期性的左腿酸软。我跟医生提了我记忆不好，还容易断片的事。医生看着我摇了摇头，说年纪轻轻就这样，好可惜。
在网上查阅了通过回溯来提高记忆的办法，我则用相反的办法来做实验。骑车的时候，我先确定主干道的名字，从最熟悉的建筑和印象开始添加不熟的人和街景，然后让它们之间产生主次的逻辑关联。比如某个小区我很熟悉，小区旁边的小区相对生疏，可以通过熟悉小区地理方位或其它特性来确立不熟悉小区的特性。两小区确立以后，就可以把之间某几个人或物纳入。他们不是孤立的，人的样貌，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也可以通过这俩小区来调取。
当骑过一段距离之后，我果然可以大致把经历过的街道像摄影一样，一幅幅记忆画面拼凑成一个整体，这样就更大程度的把内容给记下来。
我还在网上看教程，自己学着去催眠。最开始的时候，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大概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慢慢就可以进入自己的潜意识了。
有一次，当试着越来越深的进入记忆画面时，我看到一个老人，是我以前所了解的外婆，她一头蓬乱的白发和一张空白的脸。眼前的画面冲击立刻让我慌乱和恐惧，无法控制。
我睁开眼睛，身体微微发抖，以前之所以胆小怕鬼，其实是记忆里藏着外婆的影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并没有做噩梦，却被身体和大脑神经的不适给弄醒了。我发抖得厉害，感觉要崩溃了一样。接着马上做深呼吸，在心里不停暗示自己要稳住，不害怕，不能崩溃。差不多半小时的样子，我经历了濒临崩溃和慢慢缓解的心理过程，身心开始稳定了下来。
第二天，通过总结左脑的经验进入潜意识，再次遇见外婆的画面，甚至还有以前通过母亲描述和影视里的尸体和鬼魂画面。我强忍着恐惧，像观察起初那个女孩一般去观察外婆和其它恐怖画面。把恐惧的整体画面一点点分解，分解后的每一小部分，用我可以自洽和认同的逻辑去佐证画面本身是由衣服布料、颜色、头发和血组成。而这些画面本身也是来自每个活人身上的相应特质，即使是尸体，那也是生物意义上骨肉与器官组成。只是这些衰败的画面印证了我们对黑暗和未知的恐惧，如果去真的接近和了解了，原来令人惧怕的记忆才会因为相应熟悉元素的组成而变得熟悉，熟悉了就能缓解或不再恐惧。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揭示了人们在应激事件里产生心理障碍的过程，乃至更严重的精神疾病。于是我根据对自己心理过程的觉察，开始在网上查相关的资料，以前弄不懂概念和现象可以很快的理解并掌握。
从六月份到九月份，几乎天天骑车。作息规律，随之而来的变化也是每天都能看见的。记忆力开始慢慢增强，断片的现象一般只在紧张的时候会出现。手心的温度上升，左腿的酸软症状慢慢消除。反应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对思考复杂而深度问题的排斥感得到了降低。面对问题的时候变得有耐心，而不像以前那样急躁。对问题和生活产生的压力，不再那么轻易放弃和踹不过气。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的食欲超过以前任何时候。吃饭不到两小时就开始有饿感，一天可以吃四五顿，前提是不暴食暴饮。
等到确信我得到了明显的变化，就开始想通过别人来验证自己的发现。我试着让身边的朋友和网友进行感知大脑，结果实验失败，他们并不能做到。因为躁狂的时候提出了很多天花乱坠的想法，这次以后，闲云野鹤就没有再理过我。
我在QQ群发自己的经历，被引来无数嘲笑。有的网友认为我是骗子，还在群里骂我，直到一个十二岁初中生的男孩出现。刚开始，这个男孩也发信息说我在鬼扯，当说到详细处的时候，马上跟我私信，说他也有类似的体验。
原来这男孩是孤儿，是被目前父母所收养的。因为更小的时候受过一次刺激，他的意识会不自主的跳到左边。进一步沟通后还了解到，他平时不会笑，很难体会到快乐。当受到强烈刺激时，会出现身体发抖，类似于我那次濒临崩溃的状态。更严重的一点在于，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从最开始的一种影响他想法和行为的声音，渐渐具体到模样和名字。
我很担心他的症状会因为不及时干预而恶化，同时又犹豫要不要让这个小兄弟做这样的实验。毕竟找遍了全互联网，并没有这样的临床经验和实验案例，我也不知道事态会不会按照自己所能把握的方向去发展。思虑再三以后，我再次捋一遍为数不多的经验，打算用相对保守的方式让这位同学尝试。
我反复告诉他，先要深呼吸，慢慢放松，集中注意力把左脑感知到，然后再转移到右边。通过跟对话，对语言的理解能力，感觉他的智商比一般的成年人还高。果然，不到一分钟就发消息给我，说他感知到了。
不过他有点紧张，右脑还有点微微的疼痛。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他，大脑因为突然改变某一区域的活力，需要足够的氧气，相应区域的血流量会增加，就可能会产生暂时的头疼。
那天晚上，小男孩开始发生变化了。他觉得眼前的事物和以前慢慢变得不同了，颜色更加艳丽，甚至发现自己的嘴角有肌肉抽动的微笑。我很激动，鼓励他继续感受。
接下来的几天，男孩开始惊讶于自己的改变。他本来在少年足球队当主力，训练时可以一人挑战几个队友，毅力、爆发力和反应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后来又试着去守门，十个球能扑八九个。
当然，问题也是有的。他发现意识不自觉转到右脑时，会莫名的想发火，怕控制不住情绪。我告诉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在于不理解，不理解就会狭隘。年末考试，男孩考了全校第二名，和第一名只差0.5分，我着实为他感到高兴。
通过这件事，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理想环境下，左脑更多是即时的平静与理性，右脑很多创伤与痛苦记忆会在很多不能控制的情况下被激活。心中那些恐惧与不适应需要花较长时间慢慢排除，特别是社恐和一些长期养成的懒散习惯。
有了一点经验，在群里也渐渐有了人气。一个女孩因为生活压力和失恋的双重打击，准备自杀，进行干预后，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
另外一个上初中的小姑娘，母亲严重的重男轻女，经常家暴和语言暴力。小姑娘准备当晚就要结束生命了，很多人劝都劝不了。群里有一个收费的咨询师，有网友问他为什么不干预，咨询师的意思是，面对自杀，应该报警。群里开始吵了起来，我也懒得去争论了，就开始给小姑娘制造希望。
在嘈杂中，先帮她确认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痛苦可以在接受事实的基础上提高扛痛苦的阈值。她当前能做的就是给自己希望，把这份希望保护好，等到有足够的力量再合理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哪怕是父母。同时，我想她保证，抑郁是可以克服的，只有主动把握自己的心理过程，就能把命运牢牢地拽进自己手中。
通过反复对她期许的合理肯定，终于干预成功。我们私下加了QQ，告诉了她一些基本的心理训练，每次她高兴或不高兴都会来找我聊会儿，状态就渐渐地稳定了。
QQ群有个四十多岁病友，希望我能去看看他。病友姓蒙，见面的时候，走路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躬着背，抬不起头，头发也几乎全白了。他一直说自己抑郁二十几年了，没有征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抑郁。
傍晚的时候，我带着他到河边走了几圈，背很快就伸直了许多。我照旧传送希望，只要自己不放弃，就一定能好。他觉得不可能，就拿着老年机和一个最近准备一起赴死的甘肃网友梁哥商量，听取他的意见。
梁哥因为找了一次小姐，脖子上长了一个红疙瘩，不经意的百度了一些文章，没有人及时疏导，导致了恐艾和焦虑。本来去重庆看了精神科医生，也去检查了好几次，并没有任何感染，最后还是导致不自控的频死感和腋下异物感，所以他俩想约定一死了之。
梁哥希望我过去帮他指明一下方向，他愿意提供车旅费和吃住。到了甘肃，他的状态很差，眼圈黑黑，有点瘆人。我开始讲恐惧和异物感形成的原因，带着他深呼吸、运动和积极暗示，把所有恐惧的对象进行理性拆分。晚上，我们一起上山，在无人的地方大声喊出来。
五天的时间，他的异物感消失了，精神状态也有所好转。因为家里有事，我叮嘱他一定要按质按量的照我说的去做，方法也都写了下来。半个月后，一次感冒又引发了恐惧和焦虑，求着我再次过去。
事实上，他并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一有好转就走走形式，甚至停止训练。更重要的是，他到处去问怎么办，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给他建议，最后反倒不知道听谁的。
梁哥觉得一个人没劲，想叫老蒙过来一起训练。可老蒙并不信任我，也不相信自己可以康复，觉得自己是原生的抑郁。他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一直可以睡到下午。十几年来，全靠药物助眠，脸都肿了，总是幻想着一个手术或一颗药就能变好。后来我去接他，听完莫母的话才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老蒙父亲是一所职业学院的退休老师，和蒙母是表兄妹，属于近亲结婚。蒙父从小惯着他，有什么满足什么，老蒙很聪明，但从小养成了自私自利的习惯。高中的时候因为一次摔倒，觉得自己的双腿异常，去医院检查并没有什么大碍。可那次以后，他把自己父母的近亲婚姻和自己的腿联系了起来，一口咬定是遗传，每天都陷入焦虑和惊恐之中。高考落榜后，开始埋怨父亲无能，没有给自己找份好工作。
蒙父母都都任由着他每天睡觉，什么都要遵循老蒙的意见。这么多年，已经没了任何朋友，蒙父也希望我能帮帮他，哪怕是出去走走。老蒙一说不能睡懒觉，马上找各种借口拒绝参加训练，反复犹豫。当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缠时，他又打电话给我或者梁哥，求我救救他。
令人疑惑的是，精神科医院并没有告诉他的真正病症是什么，甚至连他父亲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想让他们知道真实病情，还是没有判断出病情，无从得知。我陪他去医院取药的时候，医生只是用强势的语气指责他为什么不多锻炼，不要整天睡在床上。
梁哥在某个微信公益群里又给我推荐了两个病人，一个是重度躁郁，一个精神分裂。都是女性，她们通过网络视频和我联系。
通过这两个重症的病友发现，人在高度集中注意力或者被动集中注意力时，大脑的相应区域会被高度激活。比如当某个人因为对某件事反复恐惧，会导致这个人的相应大脑区域突破原来本应该高度协作的大脑连接，进入某种程度的失控状态。这种失控会因为潜意识里恐惧记忆被相应的外在信息唤起，导致大脑局部区域不同程度的神经萎缩和异常连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精分患者的情绪会出现极端的不稳定，甚至出现幻觉和幻听。
经过反复斟酌，我把感知大脑的办法告诉这两个女病友时，她们在较快时间内就可以进行感知。感知结果和我之前的体验类似，但有着各自的差别。因为认知结构和水平的原因，她们的主动性和意愿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其中一个女病友，她从小都在父亲和奶奶的高压下成长的，大半人格特征停留在了童年。每次都需要反复的安抚和说一些适合儿童的好话才能渐渐进入状态。可网络沟通的调节终究有限，她的生活环境没有变化，就不能具体的对她做出要求，也完全没法持续的训练。在没有公认的舆论支持下，也不会让我过于参与。最终，只能像抑郁症的公益群那样做些常规的干预和心理健康普及。
我和老蒙住在梁哥的老家，第一次叫他起床时，差点和我吵起来。通过几天的强制性唤醒和运动，老蒙的意识和精力慢慢苏醒，说话变得有调理，共情能力也得到一定恢复。可几天之后，马上就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
当老蒙的精力得到一定恢复后，他开始对女性和金钱抱有幻想。看到觉得自己喜欢的女性就想要娶来做老婆，并言之凿凿的认为对方会喜欢自己。开始研究彩票，去很少见面的同学那里借了八百块钱，全部拿去买彩票。经过他的计算，奖金不会低于一千万。因为讨厌我的严格和不近人情，他承诺送给梁哥三百万，一份都不会给我。路过酒店时，他去看了档次和价格，计算着准备定多少桌来庆祝。
开奖那晚上，他崩溃了，嘴巴里不停的叨叨，不知道在说什么。晚上，我做了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和两条红烧鲫鱼。他在外面吃过了，说晚上坚决不能再吃东西，饭菜还剩下一大半。
等到我和梁哥睡着以后，他把所有的饭菜都吃了，一点不剩。等到第二天起床，大门敞开，屋里一片狼藉。我的单反相机不见了，梁哥包里的千块钱现金也不见了。老蒙回来时，矢口否认拿了东西，只承认吃了饭菜。他去彩票站点撒了一泡尿以表示抗议，同时手里拿着一千块钱，准备回去打官司状告以前捆绑过他的医院。
几经争论过后，我终于知道他的真实病情了，大概率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我和梁哥自认倒霉，老蒙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蒙父母也一贯的相信他的一切，我没有可以努力的间隙。
这件事以后，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能力和不足，也积累了很多经验。若想真正帮助那些陷入心理和精神障碍者，需要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知识体系，也需要一个团队。光靠共情的觉察能力和自我经验，不足以支撑自己美好的意愿，我需要学习和资质证明。
很多咨询师只能解决有一定思维能力和轻中度心理障碍患者，重度精神障碍大多只能靠医生的药物。而那些靠药物控制的病友，很多都没有，或者没法进行有效的心理干预。他们自控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几乎没法用个把钟头的聊天去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更多的患者家人还认为这些疾病都应该是医院所能完全解决的。事实上，原有的家庭关系模式会进一步阻碍患者更好的康复。医院的流水线诊疗和咨询师有限时间的干预，对重度患者的自我诉求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空状态。医生与咨询师之间也没有形成一个理念和实际流程的对接，患者很容易因为尝试的成本而更加怀疑，甚至敌视。
现实中，普通人对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的匮乏也十分明显。很多人遇到心理困惑，不知道谁可以倾诉和疏通。当心理困惑者随着进一步的恶化，他们会变得敏感、怀疑和逃避，稍有不慎，周围的普通人就可能成为压垮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何让由婚姻、血缘和教育等因素组成的家庭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生产单位。如何让个人心理诉求能在周围时空中得到有效的回应和关怀。如何整体提高公民的基本心理知识与共情能力。这是一个个社会问题。而我，只能在解决自身困境和提高相应的专业素养后，才有可能用自己的途径去产生可能的积极影响，哪怕很小。
回到成都，继续用网络和电话与病友保持沟通。鼓励梁哥继续配合医生治疗，如果效果实在不佳，可以换医生换药，我也尽可能给他提供方法和疏导。对其他病友亦是如此，愿景和问题之间连着很长一段路，我需要遵循客观和事实。
今年过年的的时候，母亲在家，父亲还在深圳做保洁，挣着他口中的“灰色收入”。母亲一见面就当宝贝一样的问寒嘘暖，似乎我还是那个需要全方位照顾的几岁孩童，她也还是那个年轻而要掌管全家发展大局的母亲。高兴的时候要把我的行为和话语录下来，自己嘴里哼着小曲，专门为我卖萌，身体随着音乐憋足舞蹈。
我把所有积极和快乐的一面奉献了出来，让她高兴，让她快乐。有时候，我要要故意生点气，一是让她觉得自己不是所有想法都是合理的，二则要用她所能理解的爱去理解更多的爱。这时，母亲才是像极了那个天真的孩子。
母亲和爷爷奶奶的关系还没有缓和，我一个人回的农村老屋。曾经的路早已让野草占满，成了荒野，以前很少见的黄鼠狼也偶尔窜出来。家乡和我记忆里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开始变得陌生，却又止不住心底的喜悦。
给太奶奶烧了纸钱，照三年前一样，给姑公姑婆、杨婆婆蔡秀全爷爷和爷爷奶奶每家送了一条香烟和一盒牛奶。姑婆一直拖着我的手，眼睛里带着慈爱，让我喝口“开水”再走。杨婆婆的女婿赞赏我的待人公平和善良，邻居的礼品都和自家爷爷一样。嗯，我喜欢他们的直言直语和朴实。
到了屋里，给了爷爷五百元现金，他回了两百，我没有拒绝。奶奶有些激动，屋前屋后来回的走，来回的想要跟我说会话，还做了四个荷包蛋。陪爷爷喝了三两药酒，虽然杯子和碗都没怎么洗干净，我们尽量说着高兴的事。
临走的时候，我给了奶奶一个拥抱。奶奶眼睛里闪着泪光和喜悦，因为还没有谁这么抱过她。而我，也只是刚刚学会拥抱。
注：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