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枪毙后，他如何在寄人篱下中度过饥荒年代
一
刚刚过了7岁生日不久，我就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
父亲在我3岁的时候就病逝了，那时候我刚刚能够吃得米饭，不需要奶妈带着，却成了没父亲的孩子。年岁太小，连父亲是患了什么病也不清楚。
家中除了我这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大我3岁的哥哥，和已经12岁的长姐。
母亲没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改嫁。丈夫逝世后，因为日子贫困潦倒而不得已带着孩子改嫁的寡妇故事并没有发生在我家。
因为我出生于1944年，在一个地主家庭。
我们吴家原来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乡下，但祖上有头脑灵活又勤奋能干的人，养了肥猪拉着去换钱，一次就可得三五千银元，然后靠着买土地一步步成了地主。一代一代积攒起来，竟有了三百亩土地。
以前佃客租田要先交押金，之后还要给地主交粮。如果遇上收成不好或是什么别的情况，佃客交不起粮了，地主就在押金里宰。就这样，母亲拿着被宰的押金再去买田。
但无忧无虑当地主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49年腊月，解放来到了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四川。
第二年，我们一家人被逼着回到乡下种地。在县城里买的房子变成了当地的检察院，但还好在乡下也有房子。
种了一年的土地，土地改革就要求分田，把地主的田分给农民。母亲拿着被宰的押金去买田，可是等田被没收之后，家里并没有存款可以还押金。
用钱买田容易，可土地被没收后也变不成钱了。
那个时候杀人是很随便的事情，退不起押金的，村头呼个口号就可以马上枪毙。我们家成分不好，又哪有申诉的权利呢？
1951年3月初，爷爷被枪毙了。随后，奶奶和妈妈被镇压了，弄到舒家渡关着去学习。
大人走了过后就好没收家里的财产，家具全部被没收了，只剩下我们两弟兄在家里。姐姐一年前跟着在解放前租自家田的佃客李子清结婚了，女子出阁则意味着被打发了。
哥哥大一些，还能跟着那些叫花子去街上要饭菜。我就只能在家里守着，一连四五天水都喝不到。走去其他人家那儿讨口水喝，人家一看我是个叫花子的模样就把门关了。
我什么都没有，只能去种苕菜的田里找吃的。当时苕菜已经老了，开满了花骨朵，上面覆满了天蚜子，我就只能拌着生的花嚼着吃。
那是我这一生中最苦的时候，一个6岁半的孩子，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
3队的罗文氏看我实在是造孽，介绍我到西门卖花生的旁边去拉绳子干活。
县城当地的特产有两样，除了大蒜外，另一样就是大麻。将本地的大麻，打成麻纱，又割成三股的绳子，就可以做成麻绳。其他地方并不生产大麻，大麻便因此成了当地对外出口用来挣钱的外汇。
有了打工的地方，我一天就能吃上三顿饭了，这这才把命保住。
然而西门和乡下老家之间的距离并不算短，以前又只有小路。我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晚上能吃了夜饭再回来。
但家中锅碗、床之类的家具都没了，连坐的板凳都没有的，只能直接躺在地上睡，也没有铺盖能盖着身体。
大概腰杆痛就是因为在地上睡了半年才落下了病根。
半年后，一直被镇压的母亲终于能够回家了。
然而9月对我们一家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丰收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的是肃杀的气氛。
母亲回到家后不久就被枪毙了。
在永盛金马河边上，一共枪毙了30多个人。
我和哥哥被关在了开蒋寺，由武装队看着。直到母亲被掩埋了，才将消息通知给我们。
村长带着村里的大人，用麻布包裹了母亲的遗体，抬回来埋在了吴家的主坟地中。
那一年是1951年，出生在8月的我，刚刚过了7岁的生日。
当晚，我和哥哥分别被抱养给了不同的家庭。
不能到枪毙现场的姐姐急疯了，大约一年后也离世了。
二
领养我的人是二爸。
二爸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已经去世的哥哥和一个弟弟，原有的两个姐妹已经被打发了。
二爸的父亲跟我爷爷是堂兄弟，我也喊二爸的父亲一声“爷”。
爷家里很穷，在解放前，他和自己的老婆吸鸦片，身体得了病，家里曾穷得饭都吃不起，二爸也因此得了饿痨病。
以前二爸和幺爸都跑去外地，一个到别人家里打长工，另一个在甘孜卖工当木匠。解放后家里分到了田，二爸才回到了家中。
在甘孜的幺爸每月都会给家里邮寄20元回来，顺带一封信问候家里的情况。
二爸家中没有人上过学，每次只得请人来念信。
考虑到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二爸就让我去胡家楼的正觉寺小学读书。
正觉寺原本是一所寺庙，内有偏房，但在解放前就已经被用作学校来教书。
学校里唯一的刘老师给我们上所有的课程。语文和算数是每天都会有的，体育、唱歌、绘画这些课一周只有一节。
我喜欢读书，成绩很好，经常得100分。
原本等到我上五年级高小时，就得到更远的三圣乡去读书了。胡家楼只教一二三四年级，到了高小还会增加增加了历史、自然两门学科。
但我最终没能上完小学。
到了1957年，幺爸不再寄钱回来了。他在甘孜安了家，结婚之后钱就被老婆管着。
二爸家里钱不够用，爷跟婆经常生病，毒品鸦片是这个家穷困的病原体。
虽然老师来家里催了几道，但实在交不起这一学期3元的学费。最后，我失学了。
同年，二爸结婚了，一年后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因为二爸、爷跟婆的身体不好，我跟二婶一起承担起了家中最主要的家务活。
嫂嫂天不亮就要去拣粪当燃料。我也去拣柴，就到水沟边、树林里找树叶、树枝和杂草，晾干后用来生火做饭。在没有煤炭的时候，燃料就只能靠这些柴火。晚上鸡睡觉后开始宰猪菜、要把猪草煮好之后才能休息。
一个13岁的小家伙，天天比大人做的活都要多。
三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于1957年在这片土地上开展起来。土地被集中了，再也没有私人个体户，一切听集体安排。
当时进口的化肥少，只有硫酸亚、碳氨磷，想要耕种粮食缺少化肥，我就千方百计地找肥料。
院坝被迁了出去，里面的土经常被踩，是黑色的，要肥沃一些；竹子编的壁头上附着泥，打下来也可以作肥料；灶房里的泥巴也被挖走了……
食堂化刚开始的一两年，是能够吃得饱饭的。
1958年，工业上也开始大办钢铁，农村劳动力大半都进厂了，去万家煤矿推煤炼钢、到钢铁厂里挖矿石。年轻一点的都被抽走了，屋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主要劳动力一走，粮食的产量也降低了，能交上去的公粮也变少了。
到了1959年，粮食紧缺，开始给定粮。
国家的工作人员、行政干部一个月也只配配19斤粮食。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大人一天最多配一斤粮食，小孩子6两。平均下来一顿才2两哪儿够吃，说是2两其实也只有1两多一点，连1两半都不到。
粮食不够，就只能去吃苕菜、厚皮菜。
1960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食堂里接连吃过三天糠。
把糠拿到水碾槽，用转磨糠面的骡子去转，碾细后蒸成馍馍来吃。但无论饿得多厉害的人都吃不下这样的食物。
糠是米的壳，很粗糙，糠做的馍馍割喉咙，没有任何的米附着，没有办法吞咽，这连现在喂猪的糠都比不上。
许多人在这一段时间内饿死了：院子里的吴清云、少安的妈、少文的妈、吴丛州，还有国全的妈……
大部分饿死的都是老年人，60岁多岁，营养不足，身体浮肿，死了往往也只能就地掩埋。
1961年，栽完秧子过后的7月份，食堂化结束了。
食堂里面已经连糠都吃不上了，给每个人个人分了五斤荞麦，要吃到割谷子有粮食了才能结束。
五斤荞麦怎么能够吃几个月呢？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吃一些蔬菜。
上半年还能吃红苕叶、红苕，晚上拿镰刀割苕菜尖。到了下半年就去挖水田里的野刺龟儿，做野刺龟儿馍馍、稗子馍馍。
凡是能吃的，为了保命怎么能不吃呢？
这一年二婶又生了一个女儿，要带两个娃娃，家里就只能靠我一个人维持着。
吃的东西找过来找过去，就只有刺龟儿好吃点，水田里的刺龟儿虽然小，也只能天天去挖来给家里做食物。
四
1965年6月，20岁的我离开了二爸的家。
二爸结了婚，又有了两个孩子，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听着二婶的意思，我该自立门户出去了。
分了五斤小麦面、五斤米、两斤清油，就只有这些东西给我。
虽说是自立门户，但我没有房子住，更没有修房子的资金。生产队长把我安置在队上保管室的屋檐外暂时住着，给了我6块钱。
我打了一个灶头，又买了一些简单的厨具：一口小锅、桶、铲子、瓜瓢，支起锅开始一个人做饭吃。
没有床，我只能爬进来爬出去躲在拌桶[1]里睡觉。
5队有个姓吴的人，老婆在食堂化的时候饿死了，女儿得败血症死了，他原来的养女也在解放过后就出阁打发了。
他有三间房子，但下雨后房子被淋垮了，也没人帮他把房子重新盖起来，只能又拆了烧了。
做棺材的蒋二爸看我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人，就牵了条线，让我跟他一起过日子。
同年修三渡水大桥，3队的国明和国成的房子被火烧了。国成是书记，全大队的木匠都去他那儿帮忙修房子。但毕竟没有那么多的木匠，国成找陈先德来帮忙。陈先德家里有些钱，在队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认识不少人，他找到了木匠陈学文，又让我一起去。
我是个心灵眼巧的人，虽然之前没有接触过，但木匠活不过是看一眼就会的东西。
出去做木匠比在家里干活要好一些。农闲季节生产队没有活干，耍着也挣不了几毛几分钱。出去帮别人打些桌子、板凳等家具，1天还能挣1块钱，遇到家庭好点的能给1块2。
那时候一块钱是什么概念？肉七角钱一斤，白布才两毛多钱一尺，好的布料才六七角，一元钱能割一斤多肉，一件衣服也要不了多少钱。
靠着在生产队挣工分，又到外面卖工挣钱，我的粮食终于又“吃不完了”。
根据作者外祖父吴德松口述撰写，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 耿吴菁
[1]拌桶，打谷子的农具,似不规则的四方形大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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