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在苏联 遗落在异域的年少青春
－－作者：张恒 王晓
20世纪40年代，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教职员与低年级中国学生合照
刘爱琴已经88岁了，下个月要出趟远门。她第一次去那个地方，是在76年前（1939年）。
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穿着粗布衣服，在延安的窑洞跑来跑去。有一天，父亲把她和哥哥叫到身边，让他们收拾东西，去苏联。行程匆匆，甚至没来得及和小伙伴们告别。当时像刘爱琴这样去苏联的，还有许多人。
年纪尚小的他们不会知道，这便是自己的命运。生在战乱年代、特殊的家庭，个人情感从来是不重要、不牢靠、难以长久经营的。无论是友情、爱情甚至亲情，随时都可能被战争、被政治硬生生撕裂。他们不断告别，颠沛流离，但只能接受。
2015年4月20日的午后，春日的阳光斜射在木地板上，刘爱琴背对窗户，坐在沙发上，安静地讲述过往的一切。从外表上看，她像极了父亲刘少奇－－高鼻梁，高颧骨，满头白发。她回想着往昔记忆，念着那些人的名字，轻轻地叹了口气。
去苏联
5天前，刘爱琴去俄罗斯大使馆，从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手上接过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
那天她很高兴，遇到很多久未见面的朋友。“稚沙，你也来啦”，她笑着对拄着拐杖的陈祖涛说，雅沙是陈祖涛的俄文名字。李敏就坐在刘爱琴旁边。李敏年纪小一些，79岁了，头发黑白相间，朋友的女儿也来了，刘丽替母亲来领奖，她是朱敏的女儿，朱德的外孙女。俄罗斯还邀请她和李敏等人参加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5月9日，在莫斯科。
刘爱琴更习惯把俄罗斯称作“苏联”，对她来说，那是一个让她至今说起来眼睛仍会发亮的国家。
刘爱琴和哥哥刘允斌离开延安去苏联，是1939年8月的一个早晨。这对小兄妹坐在卡车上，看着父亲的身影逐渐变得模糊，终于消失。
对他们来说，模糊，才是父亲最真实的状态，刘爱琴出生于动荡的1927年，那一年，不断有共产党员被杀，中共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刚刚出生的刘爱琴被送给他人抚养，十年中，她在不同人家流转，甚至被卖做童养媳。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哪里，直到1938年，被接到延安。几个月后，哥哥刘允斌也被找到，带到延安和家人团聚。但这场团聚也不过持续了一年而已。
这几乎是那代孩子的共同遭遇。住在他们隔壁窑洞的，红军将领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出生后一直和母亲躲在亲戚家。直到9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
陈昌浩患有严重胃病，在刘爱琴兄妹走后不久，他决定搭乘送周恩来的飞机一起去苏联看病，在请示了毛泽东后，陈祖涛被准许同行。同样获准一起去的还有高岗的儿子高毅、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
那时候的苏联，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盏明灯，“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天堂”，陈祖涛回忆道。
“天堂”儿童院
抵达苏联后，大人们便离开了，留下六个孩子，被分送到两处地方。孙维世到莫斯科一家戏剧学校学艺术，其他五人被送往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儿童院，后来，又转入距离莫斯科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由共产国际建立的儿童院，原是为了照顾世界各地革命者的后代，减少革命者后顾之忧而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批中国共产党烈士的遗孤被送到这里，和来自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各国共运领袖的孩子一起被抚养。“他们是全世界共产党领袖的子弟，”陈祖涛说，“都在这个儿童院，一共是31个国家的子弟。”
据陈祖涛介绍，儿童院里的中国孩子，除了烈士子女便是中共高层领导的孩子，如毛岸英、毛岸青，刘允斌、刘爱琴。还有一些孩子是中共领导干部在苏联结婚后出生的，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等。
五个孩子换上了儿童院的统一服装：男孩子是黑色衣裤、黑皮鞋，唯一的女孩子刘爱琴则是黑色连衣裙、长筒靴。他们被带到礼堂里，与其他孩子们认识。
从这一刻开始，他们要与过去的一切道别了。为了讲卫生，无论男孩女孩都被剃了很短的头发。根据惯例，他们还要抛弃自己原来的名字，重新取名。从此，刘允斌叫克里姆，高毅改称沃洛佳，高老虎，陈小达则叫小老虎，陈祖涛变成了雅可夫，昵称雅沙。稍晚一些来到儿童院的朱敏则叫赤英。刘爱琴并没有起苏联名字，“我的名字本来就好听，大家都喜欢这个名字，就‘爱琴一爱琴’地叫了，只是按照苏联的习惯，把‘刘’字挪到了后面”，他们好奇又好笑地称呼彼此，却不知道，这些名字将伴随她们一生，成为永远的印记。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坐落在伊万诺沃市东部，由一片错落相连的灰白色楼房构成。楼房前面是用矮树围起的大花园，花木被精心剪裁，中间还建有一个喷泉。儿童院后面有一片茂密的松林，散发着树脂的香气。松林里，鸟鸣婉转，时有松鼠闪现。树林的一侧，是一条小河，蜿蜒流过。到春天，河岸上绿草茵茵，鲜花繁盛。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记得父亲曾看过自己一次，在河里撑木筏玩儿。但是大部分孩子都没办法见到自己的父母，陈昌浩在莫斯科养病，从未看过陈祖涛，几十年后，陈祖涛才知道，当时父亲的地位尴尬，被冷落他乡，心中想必非常苦闷。“他不跟我讲他的事情，怕影响我们，只是嘱咐我，要忠于毛主席。”陈祖涛回忆道。
他们此前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父母陪伴，这一次离开父母，也没有让他们感到太难过。更何况儿童院里的生活简直像天堂一样。不但体育室、阅览室、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饮食也很好，猪肉、牛肉、鸡蛋、新鲜水果轮番供应，每天都可以喝到牛奶，甚至还有鱼子酱，儿童院的管理者共产国际很细心地照料着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们，他们制定标准，苏联有关机构负责执行。
大部分时间是在上课。儿童院实行苏联十年全日制教育，和普通苏联孩子的课程一样：英语、数学、物理等等。“儿童院里经常请来老共产党人、老工人和红军指挥员来给我们讲课，带领我们到工厂参观。”陈祖涛说，这种革命传统教育是很重要的内容。慢慢的，这些孩子逐渐掌握了俄语，对苏联的认同感也逐渐加强。
“斯大林当时签了一份决定，年满16岁的年轻人，都允许人籍苏联公民，”陈祖涛回忆道。当时儿童院里的很多孩子，都获得了苏联国籍。
2015年4月15日，北京，刘爱琴（右）与友人交谈
风云突变
1941年的6月，欧洲燃起的战火已经烧了两年，中国也在苦苦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但是在苏联，一切都很平静。
身体虚弱的朱敏生病了，小时候的哮喘病根开始复发，她整日整夜地咳嗽。药吃了很多，病情却不见好转。儿童院决定将朱敏送到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去疗养。
6月21日晚上，朱敏到达疗养院，“睡眠中的我们谁也不会料想这一夜会成为历史上永远铭记的日期”。22日凌晨3点，希特勒向德军下达了进攻苏联的命令。
擅长“闪电战”的德军迅速打到莫斯科城下，儿童院的周遭沦为硝烟弥漫的战场。由于距莫斯科仅300公里，自身又有飞机场，伊万诺沃也受到不小的威胁。德军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头顶盘旋，有时从莫斯科转个弯回来，就朝伊万诺沃的飞机场轰炸。儿童院大一些的孩子每天举着枪站在楼顶巡逻值班，一有情况，就赶紧通知大家躲进防空壕。刘爱琴等十几岁的孩子则要负责帮更小一些的同伴躲避轰炸。
刚开战的那年冬天格外难熬。原本在儿童院里负责准备烤火材料的工人们扔下手头的工作，上了战场。孩子们没来得及准备烤火材料，长达五个月的冬天里，只能干冻着。冻得实在受不了，陈祖涛和大一点的孩子就去20公里外的树林里伐木，用马车拉回来做取暖燃料。儿童院旁边一块废弃的土地上，老师带孩子们种了不少土豆。等到土豆长出来，刨出来煮熟，再蘸点盐，大口大口地嚼。刘爱琴记得，“在战争以前，这些小土豆都是喂猪吃的”。
艰难之下，教育仍然继续。课堂上，老师讲卓娅的故事，大家听完哭得稀里哗啦。有同学报名要去前线，统统被拒。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多年之后回国，才从母亲那里听说，“战前周恩来与斯大林有一个协议，中国孩子学成后要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如果苏联参战，中国孩子不派去前线打仗。”
陈祖涛
身陷集中营
朱敏所在的疗养地是个风景更美的地方，有茂密的森林和平坦的草原，向四周望去，能看到很远。6月22日，朱敏正与捷克的一对小朋友散步，忽然感到大地微颤，天空中有小黑点移动。在国内见过日本轰炸机的朱敏很快意识到，战争来了。
第二天，德军便攻陷了他们所在的地方。疗养地的老师带着他们逃走，没走多久就被发现。朱敏编造了中国医生女儿的身份，躲过了检查。但同行的两位犹太儿童，却因头发和眼球颜色，被认了出来。
纳粹军官开始毒打两个孩子，直到她们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再挖坑将其活埋。近半个世纪后，朱敏一听到“扑扑”声，就会想起往坑里盖土的声音和那令人心悸的一幕：从土堆里慢慢拱出一只纤细血手，五个手指张开着伸向静默无语的天空。
朱敏和其他孩子们被关进了德军的集中营，原本在天堂生活，忽然间堕入地狱。在地狱里生存，与魔鬼同伴，每一刻都要小心翼翼，朱敏亲眼见到过饥饿的人们，忍不住偷了一块面包，被抽打至死；浑身是血的犹太人和德国军犬搏命。
曾经有一位纳粹士兵，乐呵呵地要给她和另外两个孩子照相。孩子们很开心，甚至暂时忘记了集中营的恐怖，脸上露出了笑容。忽然那个纳粹士兵变脸，用鞭子抽她们，认为她们的笑容过假。过了几天，他又微笑着走过来，把洗好的照片递给朱敏等人，一边称赞她们可爱，一边摩挲着手里的皮鞭把子。
朱敏只能苦苦坚持，她曾经冒死把一个列宁纪念章含在嘴里，保存下来，这成为她的一个精神动力。在漫长的黑夜里，她抚摸着列宁的头像，寻找慰藉。对着窗外苍白的月色，她常想起经常熬夜，在延安月色下满脑袋想大事情的父亲来。她记得父亲曾对她说过：“月光真好，坐在外面透透气，很清冷，现在再看东西，眼睛就不发花了，”她已经四年没有见过父亲了，不知道他是否还惦记着自己。
乱世孤儿
1943年10月，朱德曾给朱敏写过一封信，嘱咐她要好好学习。但是这封信根本没有送到儿童院，在边境线上停留了一个多月，就被退了回去。妻子曾要求他联系斯大林，请其代为寻找。但在抗战最为激烈的年代，家庭私事实在不值一提，朱德张不开口。
苏德之间爆发战争后，儿童院与国内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不过孩子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父母的日子，“我们当时对国内的一些事情很淡漠”，陈祖涛说，这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
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一项决策。巨大的战争压力之下，苏维埃帝国的领袖亟需同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缓解德军带来的压力。为了与英美修好，减轻这些国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担忧，1943年，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大国政治博弈下，儿童院的守护者就此烟消云散。苏联红十字会转而接手儿童院的工作，但他们能力有限，能维持孩子们的最低生命需求就已经很不错了。
也是在这一年，儿童院来了一位新院长马卡洛夫。很快，孩子们就发现他不但克扣伙食经费，而且还有种族歧视，尤其是针对中国人。有次，食堂丢了东西，他不由分说，便认定是中国孩子所为。1944年8月，他还强行赶走了罗西北、王继飞等几个中国学生，任由他们在苏联自谋生路。后来，他又将住在儿童院里的贺子珍送进了精神病院。
战争耗去了苏联政府的所有精力，陈祖涛说，“共产国际取消以后，我们都是孤儿了。”
毛岸英原本有着与苏联高层通信的渠道，但1942年，他也离开了。
战争爆发后，毛岸英曾两次写信给斯大林，请求上战场，“为数百万被害的苏联公民报仇”，终于，一位苏联将军将他从儿童院带到了一个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两年后，毛岸英从军事学院毕业，此时苏军已经将德国人赶出了苏联国境。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方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同兼保护毛岸英到前线战场转了转，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
1944年，朱敏（中）和小伙伴在德国纳粹集中营
逃出生天
集中营里，朱敏发现自己快要不会说中国话了。从1941年离开延安，她已经有整整四年没有听过汉语，有时候她一个人在黑夜中默默和自己说，可说着说着就跑音走调，遇到复杂的语句，竟然想不起来怎么说了。这让她感到很惊恐。
1945年1月的一个早晨，朱敏醒来，发现催促上工的汽笛没有响起，带着暖意的阳光已经洒满院子。她一下子蹦起来，飞快穿上衣服，往门外跑去。
屋外静悄悄。荷枪实弹的宪兵不见了，几只麻雀在地上跳来跳去，院子的大门敞开着。过了很久，朱敏等人才确定，为屠杀而架起的机枪没有来得及射出子弹，德军就在苏军的进攻中仓皇而逃了。战俘们担心德军反扑，各自抢了些物资，也四散奔逃。
朱敏抱着一大块黄油，和几个小姑娘一起奔命。她们也不知道去哪里，只好往东，向着苏联的方向。
苏联人也在找朱敏。斯大林听说朱敏等孩子失踪的消息后，向正在指挥战斗的苏军元帅朱可夫发急电，要求他注意查找儿童院失散的孩子，尤其是朱敏。朱可夫也立即向部队下达命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
朱敏对此一无所知。她虽然被苏军的一个难民营收留，仍然不敢透露自己的身份。她试探性地问过一些苏联红军，如果自己是共产党高官的女儿，他们会怎么办？结果遭到对方的嘲笑。
她不断想起自己的父亲，却发现，自己已经想不起他具体的样貌来了，脑子里，只有父亲一个模糊的影子。
饱受思念的煎熬，她再次对一个红军政委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对方不但相信了朱敏的话，还高兴地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
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四年之后，朱敏终于逃出生天。第一件事就是想给父亲写信，她要来纸笔，提手要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写不出几个中国字来了。她15岁被父亲送到苏联，又被德军掳去，不但失去了对父亲的记忆，也生疏了自己的国家。
再见，爱人
在离开儿童院，进入军事学校为上战场做准备前，毛岸英恋爱了。他喜欢上了儿童院里的保育员费尔南妲，普列斯婕斯。这让他既紧张又兴奋，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爆炸声不断，他却总忍不住想她。他似乎想要告诉苏联的朋友，又极力克制这种想法。在给苏联朋友的信里，偶尔会看到他小心翼翼、半遮半掩地写上一两笔。
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这位年轻的姑娘坦白了自己的恋情。但这是一次不幸的表白，费尔南妲只是把他当作朋友而已。这场表白让她有点懊恼，她跑到马卡洛夫那里哭诉：“我想，我们是朋友，可他谈爱情……难道现在是谈论爱情的时候吗？”
爱情来的时候，从来不分时间场合。远离了父母约束的这些年轻人很自由地谈起了恋爱。中共领导人李富春与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接受了苏联男孩瓦里亚的追求，1947年10月两人办理了结婚手续。
当时国共处于内战阶段，李特特甚至没办法和父母通信，报告这个消息。后来，李特特颇为酸楚地对母亲说：“我想念您和爸爸，可又没办法通信……我本来是想和你们商量这桩婚事的，可我到哪里去找你们呢？”
同样坠入爱河的还有刘爱琴。也是在1947年，她与西班牙共产党总Z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结为夫妇。
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让负责中国同学联络工作的陈祖涛去接刘爱琴和刘允斌。这时候，他才得知女儿的婚事。刘少奇当时要求刘爱琴和自己一同回国，并表示费尔南多一同回国不太合适。已经怀了身孕的刘爱琴不得不听从父亲的安排，与丈夫分手，回到了中国。
刘爱琴
祖国的陌生人
1950年8月的一天，一列火车由莫斯科开出，喷着白烟，一路向东。经过5天5夜，抵达中苏边境。中国海关工作人员做完入境检查后，给列车换上带有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蒸汽机车头。
朱敏就在这列火车上。和她同行的，还有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30名中国孩子。根据中央的要求，在苏联18岁以下的孩子，全部都要回国接受教育，而18岁以上的，则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做出选择。朱敏犹豫再三，决定在苏联完成大学学业再回国。这一次，她是趁着暑假回国探望父母。
每到一座中国的车站，朱敏都认真倾听车站广播，结果很气馁：完全听不懂。这个离开了十年之久的国家，已经变得陌生了。
列车终于抵达北京。孩子的家长们站成一排，在站台上等待。30名孩子也走出车厢，在家长面前排成一队，有人先念学生的名字，再念家长的名字，两人走出队列，对号认亲。
朱德派了司机把朱敏接回家中，见到康克清，朱敏心头一热：“妈妈，我回家了。”等说完，她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俄语。
这些归国的孩子，不止要克服语言上的问题，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到饮食情况，都难以适应。一名叫赵绮莲的孩子当时发现，他们学会汉语后试着造出的第一个句子是“我们要回苏联”。
在鲍曼工学院学习的陈祖涛提前完成了学业，带着满心希望回中国了，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的赵世炎之子赵施格。
“到了北京机场，同机的几十个中国人，陆续都由亲戚接走了，机场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陈祖涛回忆道，当时自己的父亲还在苏联，一直没获准回国，根本没人来接他们。“机场的人就问，你们找谁？你们回国找谁？我说我们不知道。”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已经变成一所寄宿学校，主教学楼门口竖着86面国旗
余生
陈祖涛和赵施格终于想起一个认识的人来：蔡畅，“我们都叫她蔡妈妈”。
蔡畅和李富春夫妇带着陈祖涛和赵施格去见周恩来，之后，在周的安排下，赵施格去了鞍钢，陈祖涛则回苏联去参与一汽项目的筹备工作，后来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
刘爱琴回国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到北师大女附中做了一名教员。一年后，她又进人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学习，毕业后进入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她按照父亲的安排，结了婚，过起平静的生活。
刘允斌已经在苏联结婚生子，但是接到父亲建议他回国的来信后，经过痛苦的挣扎，在妻子的抽泣声和女儿的哭叫声中，回到了中国。他曾动员妻儿到中国来，但她们并不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双方只好相隔千里，两地分居。
朱敏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认识了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刘铮，两人最终在朱德和妻子的祝福中结婚了。1953年，他们生下一个儿子。那天朱敏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把婴儿托在手掌上，仔细端详，久久不肯放下。看到父亲如此欢喜的样子，她想，也许自己出生时，他也是这样看自己的吧。
在朱敏的回忆录里，她这样写道：“像我父亲那样全身心属于革命事业的人，命中注定：家庭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家庭。即使有了儿女，他也无法承担义务，去扮演家庭的角色。所以，我从来不埋怨爹爹，因为我知道他深深爱着他的家人，只是投身的洪流越大，个人的悲欢离合的水流就越小，阻力就越小，远远不能去改变一个人奋斗的航程。”
他们的人生，依然没有避免被撕扯的命运。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那些曾代表着中苏友谊的家庭也受到波及：李特特与瓦里亚结束了夫妻关系，后者返回苏联；刘允斌也与妻子正式离婚。他们的留苏背景，给他们带来了“苏修敌特”的帽子，刘允斌、陈祖涛、李特特等人，都因此受到批斗。作为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受到的批斗最为激烈，他最终不堪忍受，卧轨自杀。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也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1998年，刘爱琴去莫斯科，曾去打听前夫费尔南多的下落，得知他在1963年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2015年4月末的北京已经很暖和了，伊万诺沃犹在飘雪。那家儿童院还在，只是名称已换了，大楼重新修过，校园里看不到中国孩子的身影，年轻的俄罗斯学生身上几乎看不到当年苏维埃留下的烙印。在一栋新修的教学楼背后，写着一段这样的话：“在我生命中有很多人经过，但是留在心底的只有你。万卡，我爱你！”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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