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我对民族主义的反思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文 化大 革命”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这一代人因此特别渴望学 习。

1978年恢复高考重返大学时，正赶上改革开放初期，从当时得到的一些零散材料 和信息，感到这10年间国外的文化、教育、 社会、经济都在突飞猛进，而我们是停滞的10年，中国教育也中断了10年，尽管大家为有机会上学而高兴，但都感觉所学知识的陈旧，还有很多新的东西在我们的学校里是学不到的。

我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在其他人眼中这是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但我更希望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

碰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联系了一些美国大学，在中国选拔学生到美国去念博士，我很幸运地通过了邹至庄项目的考试，被推荐到美国留学。

海外学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文化冲击。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西方世界、看到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被惊呆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内经济的落后有如天壤之别。

在经历了初期的震荡之后，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问题，为什么人家这样发达而我们如此落后？结果是遭遇了第二次也是更深刻的文化冲击：东西方价值体系的差异甚至比经济发达程度的对比反差还要大。

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个人从属于集体，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这也难怪，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积贫积弱，长期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 尽快实现工业化以保证国家的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由此产生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把如同散沙一盘的中国人和资源组织起来，为了富国强兵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再看美国，那是个人至上的国家，不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的美 国人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工作，那里的哲学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但就是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美国还是建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依然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国 家。

这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在国内也读过亚当·斯密，只有在美国学习时，教授们用非常严格的数学形式证明了斯密的论断–”无形 之手”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时，才认识到斯密的伟大，才理解了为什么个人主义是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1997年我回国工作，发现我们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国内工作时间越长，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邓小平是一代伟 人，1978年他提出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几千 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接受了市场经济，决定了要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

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现在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变化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就是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包括思想观念和意识、产权、法律体系、监管体系、治理机制等等。

就说观念吧，个人主义、个人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是 天经地义，但受儒家“小人喻于利”的影响，我们到现在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市场经济要求法治，我们是人治了几千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制度的变革、新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我们这代人接受过正统教育，包括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先天下忧而忧”，自己图个温饱以外，思考中国未来的人不在少数。我在工作过程中也思考一些问题，写文章跟大家交 流，希望引起讨论，能够使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得更顺利一些。

即使做这样的事，也碰到文化冲突，中国人信奉中庸之道，讲话不可过激，语气稍强就会有人觉得难以接受。 从我个人来说，不愿意耸人听闻，哗众取 宠，但碰上麻木的听众，有时也不得不提高嗓门。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我认为自己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自由的、批判的、独立的、先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注定会被人们误解，起码在初期，注定会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为社会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