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乡绅“抬人”毁了父亲一生

感悟生活：一次乡绅“抬人”毁了父亲一生

 

－－作者：感悟生活  

 

 

先父字先浩，1924年出生于鄂南地区一个程姓大族，4岁师承本乡一位秀才识字，16岁外出求学，23岁大学毕业后投靠国民党华中补给区中将司令、族叔程家权，任后勤军需官，两年后获少校军衔，其时已是内战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父亲故土难离，又自认与共产党没有血债，不顾军中其他族人的苦苦劝说，既不愿随军撤往台湾，又不愿跟随负责白崇禧军队后勤补给、拥有大量黄金硬通货的族叔撤往香港，于1949年春家乡解放前夕从广西桂林返家务农。

 

父亲在历史关头的这一错误选择，是导致父亲一生悲惨命运的主因－－父亲是同年代所有族人中学问最高的，且自小聪明好学，又高大英俊，在同伴中自成领袖，却在大陆一生受尽折磨和凌辱；那些撤往台湾和香港的族人和父亲部属，好几位后来成为台湾县市长和师、团长，有一些成为香港成功商人，最差的也在台湾体面退役、退休。以父亲的学识和为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有机会发挥自己所长，过得不那么悲惨和屈辱，但正是回乡后作为乡绅，参与了一次处理族人家庭纠纷的“抬人”活动，与当事人一方的某家族人结怨，加剧了他一生的不幸。这件事，父亲跟我讲了不止一次，一是感叹命运作弄人，二是教育我一生多栽花少栽刺，因此我印象深刻。

 

所谓“抬人”，就是家庭中有人与他人发生纠纷或冲突，受委屈的一方向家庭中的乡绅投诉，请求主持公道。如果是同族中之间的纠纷，乡绅做出的调解决定就相当于法院的判决，会得到族人不折不扣的执行；如果是本族人与外族人发生纠纷，则由乡绅负责与外族乡绅谈判，然后以谈判结果作为解决纷争的依据－－在可左可右情况下，通常强势家族会略占便宜。乡绅并非是政府任命的，而是由本族中有学问的公道人士，得到族人共同爱戴自然形成的。乡绅不是一人，通常有2－3人，但其中一人是最有威望的。凡是族人向乡绅“抬人”说事，乡绅是必定要出面处理的，假如对族人的投诉爱理不理，下次就没人“抬”他了。乡绅的威望就是在帮助处理族人对内对外纷争中，因为受到绝大多数族人的衷心拥护而自然形成的。

 

父亲返乡后不久，家族中有一位兄弟三人的大户人家向乡绅“抬人”投诉，他们的妹妹嫁给一个黄姓人家才两个月时间，却经常受到婆婆的虐待，被屈辱地赶回了娘家，请求乡绅为他们主持公道。当时本族中有两位乡绅，一位是父亲的父辈、一位是祖父辈。被父亲称为叔父的乡绅读过一些书、曾经当过乡保长，抗战胜利后即解散保安队回乡养老，另一位是乡村老中医，自然也是有些学问之人。当时前者的威望高于后者。

 

两位乡绅查看了那位被婆家赶回娘家的本族女性，发现其颈脖处有明显抓痕，又听了其哭诉，觉得族人受了很大委屈。于是约了黄姓家族的乡绅见面，没想到对方只承认婆婆训斥过几次新媳妇的懒惰，却不承认有打骂虐待之事，反而投诉这个媳妇缺少教养，不但不接受婆婆管教，反而每次都与婆婆顶嘴，这次回娘家也不是被婆家赶回来的，而是自己赌气跑回娘家的。此次见面双方不欢而散。

 

遇上异族中的纷争，如果双方乡绅无法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接下来就是受委屈的一方动员整个家族的力量讨回公道，极端的是以武力相威胁甚至诉诸武力。因为对方婆家不承认虐待本族这位女子的事实，父亲叔父辈的那位乡绅族长就认为应该给对方施加武力威胁，因为我们程姓人口和男丁是对方的5倍，不能让自家闺女任人欺负！父亲祖父辈的那位乡绅就说：“正好先浩回来了，他在外面读书、工作这么多年，比我们这些老朽见多识广，请他来帮我们一起拿主意吧。”

 

于是叔父辈的那位族长就请了父亲到他家去，好酒好肉招待，同时请了我父亲祖父辈的那位乡绅作陪。这位叔父辈的乡绅先说了父亲与他们家的亲密关系，父亲3岁失父、7岁丧母，靠父亲二叔养大，这位叔父辈的族长说他与父亲二叔是好兄弟，从小就觉得父亲了不起，小时候经常陪我父亲玩，还教了父亲不少字。两位长辈的乡绅都说，现在他们已经老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我父亲不外出做事，以后家族的事慢慢就由我父亲做主了。父亲受过新式教育，他回忆说自己当时有些狂妄，竟然没有婉言客套，而是直接就说，您们都是我尊敬的长辈，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出主意的，我一定知无不言。两位长辈于是向他介绍了族中那三位兄弟“抬人”，黄姓家族又不承认虐待和驱赶了本族那位闺女的事。

 

我父亲就说，我们先把基本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做决定。于是父亲问了一些关键的问题。

父亲问：“那女子回来几天了？你们看到她脖子上的抓痕是鲜红的，还是黑色结痂了的？”

那位祖父辈的一听父亲问这个，立即一拍大腿说：“先浩果然厉害！唉，我真是老了。当时只听她哭闹，也没留心那个抓痕的真假。现在先浩一问，我想起来了，那个抓痕是新的，绝对不是三天以上的抓痕。我们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回家三天了。”叔父辈的那位乡绅也连忙检讨自己的粗心，说：“多亏请先浩来帮我们出主意，否则我们出大丑了！”父亲后来回忆这事时，反复对我说，在一个礼教那么浓的旧时代，他没想到两位族长是如何开明。父亲又说：“那个女的和他的三个兄弟在村里平时口碑如何？”两位族长说：“那三个兄弟，年长的两个还算是厚道人，年轻的那个平时有些飞扬跋扈，但也没犯大错。那女子长相不错，深得父母溺爱，在村里是有名的好吃懒做之人。”我父亲说：“那不如这样，我们在这里喝酒闲聊，差人请那女子的丈夫过来一趟，我就问两句话，然后我们再做决定。”两位长辈欣然应允。

 

黄姓人家离我们村10里地左右，过了两、三个时辰，那位女子的丈夫和他父亲一起来了。两人坚称没有虐待和打骂过该女子，只说婆婆吩咐女子做些事情，女子总是找理由偷懒不做，婆婆有时就有些冷嘲热讽的，婆媳关系不和，这次是该女子自己离家出走的，他们愿意上门赔罪，把该女子接回去。那丈夫其实就是一个20岁左右的小孩，当然我父亲其时也很年轻。我父亲对那男孩说：“我就问你一句实话，你们夫妻关系怎样，你喜欢自己老婆么？”这男孩说：“我们夫妻关系很好，我老婆长得这么好看，我哪能不喜欢呢！”我父亲也没有征求两位家族中两位长辈的意见，就武断地说：“你们今天回去吧，也不用去上门道歉了，我们就让她明天自己回去。”

 

黄姓父子两人一离开，叔父辈的那位乡绅笑着说：“先浩，你这样处理，我们自然没什么意见，只是这样是否太委屈了我们自家人，让别族的人看我们不起？”父亲说当时自己年轻气盛，竟然顶撞这位祖父辈说：“这女子被父母溺爱，平时好吃懒做惯了，积习难改，又栽赃陷害自己的婆婆，实在可恶之极！如果我们对她有任何袒护，程家闺女以后都不准备嫁人了？！”两位长辈见我父亲如此“义正词严”，只好苦笑就说：“就按先浩说的办吧。”然后，由叔父辈的这位乡绅通知那三位“抬人”的兄弟，让他们明天一早把他们的妹妹送回婆婆家，并让这位女子对婆婆赔礼道歉，今后好好过日子，不得惹事生非。

 

1949年下半年，家乡被解放，1950年春，县委书记听闻我父亲作为一个大学生－－那个年代的大知识分子竟然在家务农，多次派人上门做工作，要求我父亲务必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技之长。于是，我父亲在1950年夏天先是出任县中心小学校长，再兼县教研室主任，1952年开始参与了湖北省中小学教材的编辑。也正因为如此，我父亲逃过家乡1951年开始的土改运动，而另外两位乡绅族长在土改中被镇压。

这时，那三兄弟中飞扬跋扈的那个已经成为村农会主席，仍在老家的我母亲被划为地主成份扫地出门，祖辈留下的全部房屋、家产都被充公。我母亲只好徒步近百公里投靠我父亲。我父亲因为历史单纯，1950年出来工作后即全部交待清楚了自己的历史，所以在家乡虽然被归为地主成份，但在土改和后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我父亲一开始小心翼翼地沉默以对，一直到运动后期，我父亲都表示出了感激党和政府，自己没有什么意见要提。当时县委书记多次亲自上门做父亲思想工作，要求父亲放下思想包袱，以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赤诚之心，帮助党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否则就是对党组织不忠诚。之后，父亲为了向党组织表忠心，提了两条非常要命的意见：“1、希望教育回归单纯的文化和科技传承；2、教育有自身规律，希望教育部门的领导不要以外行领导内行。”可想而知，父亲立即被打成漏网右派！

 

父亲被打成右派、免去一切职务之后，当时找我父亲做思想工作，鼓励他向党提意见的县委书记亲自上门，对我父亲表示内疚，并提供了两个安置地方请我父亲选择，也表示请我父亲务必要忍耐，一有机会就让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但这一次，父亲终于在劫难逃，老家的农会主席这时已经是乡干部，拿着盖有鲜红大印的介绍信，亲自到县委要人，将我父亲押回老家改造！从此，父亲经历了20多年的非人折磨，直至60岁才得以彻底平反，同时做退休安置，晚年才以返聘形式重回学校讲台。

 

父亲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上文人命运最为悲惨，政治狂热压倒一切，兽性战胜人性，人妖颠倒的黑暗年代。父亲个人的悲惨命运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虽然结束了那段悲惨的历史，但造成那段黑暗历史、反人性的罪恶并没有得到任何清算，因此至今全体中国人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甚至一些忧国忧民的文人仍旧面临牢狱之灾的命运。

 

中国当前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贫富悬殊，官场腐败和道德沦丧，究根本原因都是社会管理制度使然。

其中社会首先道德沦丧又归于三大因素：

一是宗教自由受到压制，

二是乡绅文化被毁灭，

三是官方几十年强力灌输并身体力行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之类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深入人心。

因此导致人类固有的自私自利本性，在国人同胞身上被放大到极致。

这篇短文，即是以一个完全真实又十分残酷的历史故事，说明中国乡绅文化是如何被彻底毁灭的。

 

 

转自《凯迪长三角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