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糊的天朝

纸糊的天朝 ——读袁灿兴《晚清裱糊史》

 

 

近代史一直是历史的热门，写近代史的通俗历史作者非常多。著名的如张鸣、马勇、张建伟等。用袁灿兴的话说，近代史因为史料丰富，距离现在不远，所以作者容易写，读者喜欢看。但要把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近代史写出新意，写得好看，就不那么容易了。

 

就我看过的许多近代史的书而言，袁灿兴新出版的这部《晚清裱糊史》算是比较出类拔萃的，比起他以前的几本书，这部书也更有新意。读书首先要过语言关，袁老师的叙述非常精当得体，文字简约，没有废话，此书爬梳挖掘了许多新史料，处处充满细节感，所以翻开几页就发现非常好看。

 

“裱糊”二字是个典故，李鸿章常常被看作晚清时期的支柱性人物，但李鸿章却自称自己只是个“裱糊匠“”——“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段话出自梁启超写的《李鸿章传》。

 

《晚清裱糊史》用了“困局·危局·变局”这个副标题，落点在一个“局”字上。这本书围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这一中西冲突的经典“局势”展开。

 

从历史大背景来说，本书切取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危险的一跳”，天朝既想享受现代社会的物质文化，又想保留传统社会的权力观念，下本身与上半身之间断裂，在庚子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秦晖先生认为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是反现代的，区别是前者既反传统又反现代，义和团是既反西方又反现代。在后来很长时间，中国常常以反西方的名义反现代。反西方在意识形态上承接的是传统的华夷之辨，《左传》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此前有本书叫《大门口的陌生人》，汉学家魏菲德作品，讲的是鸦片战争，中国闭关自守，不速之客的陌生人即指外国人，他们确实是为了进门而发动战争。到半个世纪后的义和团时期，中国已经门户大开，很多西方物品如缝衣针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甚至基督教传播也极其广泛，外国传教士已经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但他们依然被保守派视为是“陌生人”。本书的第一章就从“大门内的陌生人”开始。

 

在晚清历史，甚至说世界史中，发生在1900年的庚子事件是一个诡异的话题，关于这一事件的解释至今众说纷纭。按照传统历史，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农民起义，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压迫，对西方主义学者来说，八国联军远征中国，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侨民，跟现在的世界维和行动一样。最不可思议的，还有清政府向世界各国宣战，以及形成实质上南方独立的东南互保。

 

历史比戏剧更神奇，毕竟戏剧是人导演的，而历史是上帝导演的。在这本不是很厚的历史中，袁老师讲了很多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小历史——

 

义和团围攻北京，清政府通知各国使馆加强安保，各国派遣增援的军人远超额定人数。为了保证这些援军进城，北京延长了关门时间。

 

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乘坐的马车用了红色帘子，被清军枪杀，因为按照清廷规定，杉山这个级别的官员没有资格用红帘子。

 

京城大乱，人人逃命，各国公使去采购日用品，店家仍然满脸笑容，价格也一分没涨，服务甚是周到。

 

使馆久攻不下，清朝大臣们集思广益，想出水攻之法，引玉泉山的水入城，然后调来北洋水师……清军挖掘地道攻入使馆后被俘，洋人为了节约子弹，用刺刀杀死了俘虏。

 

使馆中一名挪威传教士逃出使馆，参加了义和团，可惜不久便被清军逮捕，又送回使馆区，这个传教士的义和团之梦破灭。

 

军机大臣荣禄一开始就反对向西方使馆宣战，后来看到无力挽回，就在战事中故意将大炮标尺抬高了一寸，使得炮炮打空。炮击间隙，他还给使馆区送去好多新鲜的食物。

 

使馆久攻不下，军机大臣启秀想出妙计，奏请封山西五台山僧人普济为国师，以法术灭洋。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皇宫发现了大量最新式克虏伯大炮，如果用此炮足可攻下使馆。为何不使用这些大炮？原来负责翻译大炮说明书的翻译被视为二毛子，早就逃命去了。

 

荣禄在战乱中首施两端，对外对内两头和稀泥，在战后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受到朝廷的奖赏和西方的感激。堪称神奇，中国官吏，运用权力达到如此境界者，绝对是天才——这才是真正的超级裱糊匠。

 

八国联军在威海组建了“华勇营”，这些中国士兵在进攻北京时作战非常勇敢，而对面的清军常常不战而逃。

原来清军常常被军官克扣军饷，有时甚至很长时间领不到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