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

人生如戏

 

－－作者：陈鸿仪

 

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经考试成为复旦政治经济学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小机灵”：七分钱和一条命

 

这是我们屯一个女孩和她的父亲的故事。

 

女孩外号“小机灵”，也是我的学生。她是个能干而泼辣的十一二岁的农村小姑娘，个儿不高，嘴挺能嘚嘚。学习说不上用功，成绩却还不错，可见人挺聪明。说她机灵，是因为那孩子有眼力见，顾家。比如夏天苞米田间苗，要在一二里长的垄沟里弯着腰干，很多男劳力和成年人干不了，所以允许半大孩子干，挣点工分。每逢这种时候，小机灵会随身带根绳子，一边干活一边顺手把田里见到的可以做猪饲料的野菜拔下，拿脚趟到一起，然后捆上。到收工时，常常可以看到她扛着一大捆猪草回家。

 

小机灵她爸老金是个实打实的老贫农，那时也就四十岁上下吧。个矮，不强壮，干庄稼活也就一般水平，所以评不上棒劳力的最高工分。平时又好碎嘴胡乱开几句玩笑，给人感觉就有点没心没肺的样子。小机灵上有年迈的奶奶和病怏怏的干不了农活的母亲，下有五个萝卜头弟妹，一家九口就她爸老金一个全劳力，家里的日子过得可想而知。

 

我记得那时小机灵身上的棉衣棉裤都是破的，零下三四十度的大冬天露着胳膊肘和膝盖。偶尔队里死了牛或杀了猪，按人口每家分可怜巴巴的斤把肉，老金家不是不要就是少要。原因嘛，当然是付不出钱。

 

那时队里所谓“分”东西并不是可以白拿，只不过是既可以付现金，也可以赊着到年底分红时再在工分值里扣除。除了极少数人家付得出现金，绝大多数当然只能赊着。可是老金家连赊着都不敢要，怕到年底还是还不上。

 

那年我生肝炎又转成慢性，在上海休息了好几个月还是没好，只好返回队里。老乡们说，挺好个闺女，病得瘦成这样，怪可怜的！（除非是推荐上大学或当工人这样要查档案的事，农民们看知青，主要看是不是肯下力干活，倒不是很在乎是不是“狗崽子”。）于是给了我个美差，就是当队里的瓜老板。具体点讲就是和队里种瓜的老农一起看瓜，逢到有来买瓜的外来者或本队村民，就到地里挑瓜，摘瓜，秤瓜，算账，然后收钱。

 

外来的买瓜者多是公社或县里挣工资的，所以一律不得赊欠，必须付现金；但对本队村民，如果付不出现金的则允许记账赊欠。后来听种瓜的大爷说，过去队里种西瓜，公社和县里的干部常有来打秋风的，农民也不敢说什么；而本村的乡亲来要个瓜吃，看瓜的又抹不下脸收钱。结果连吃带拿，几乎年年亏本。所以今年让我这个知青来当“门神”希望能给队里换些现金收入。

 

瓜熟的个把月时间，瓜地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常。除了来买瓜的，常有淘气的半大小子来偷瓜的；也有老实的不敢偷，就眼巴巴等在地头，如果有不慎摔碎的瓜，就蹭点外快。我知道了队里让我当瓜老板的原意，所以特别认真，真是没有让任何人包括同宿舍的伙伴占过队里一分钱的便宜。

 

来买瓜的社员和知青很多，可是一直没见老金或他的几个孩子来过。直到瓜罢园，把剩下的没买走的歪瓜和死秧瓜运回队里的仓库，老金才来。他横挑竖挑（其实那时也没什么可挑的了）才挑了个中溜的黑皮瓜，秤了一下八斤多点。他给我摆摆手，说“记账吧”。西瓜8分一斤，我仔细地在他的名字后记下：0.65元。

 

年底分红时我在大队办公室外碰到老金，他看着我说：小陈你可真是个实诚人。那个瓜就几毛钱的事，你还真往账上记啊！听上去他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反倒像是在开玩笑。可我听了心里不舒坦，心说，不记不就让你占队里便宜了吗？！直到我知道老金惨烈的死，我才体会到他说这话时心里的苦涩和悲凉。

 

老金自杀身亡时我不在队里，被借调到县知青办编上山下乡小报去了。据说直接起因是小机灵和老金的一场口角。那天小机灵问她爸要七分钱想买支铅笔，老金拿不出；小机灵就要她爸给她一只鸡蛋，因为一只鸡蛋可以在村供销社换七分钱，老金也没给。要知道那时农民家一年下来到分红时可以领到现金的凤毛麟角，多数人家在扣除口粮，烧柴，和七七八八的开销后不倒欠队里就算好的了。

 

像老金家这样人口多劳力少的欠得最多，据说他家那时已经积欠了队里近千元，根本不知道何时才能还上。所以鸡蛋就是这样的农家的“小银行”，是买盐买碱买灯油的唯一现金来源，金贵着呢。而且那时各家允许养的鸡的数目不得超过家里的人口数，超过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尾巴”。但是各家的母鸡数又是被登记在册的，必须按此向供销社交售鸡蛋以供应城镇人口。所以老金不给也是情有可原。

 

要不到那七分钱，小机灵心里的不满喷涌而出，哭着责备她爸无能，不能让家里过上像样的日子；责备她爸事事不如人，才让她一个姑娘家破衣烂裤，连支铅笔都买不起。女儿的责备大概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天夜里老金就喝下了家里做豆腐的卤水自杀身亡。更为惨痛的是，喝下卤水后老金并未马上气绝，大概是肚子痛得实在厉害，他又挣扎着爬上桌子去摸电灯接口，想触电加速死亡。然而队里自己发的电电压很低，老金不但没有快速死去，反而增加了受电击的痛苦。

 

一条四十多岁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为“七分钱”而逝去了，而且死得那么痛苦，那得有对生活多少的绝望才能下得了这个决心啊！更可怜的是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小机灵。老金死后，小机灵不得不辍学，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支撑一家八口的主要劳力。而且，她又将背负着怎样的自责的压力才能走完她自己的人生？！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小机灵和老金，我常自问，我记下的那个瓜钱，是不是也是压死骆驼的所有重量中的一分？我依然对自己当年不懂世事人情的“大公无私”感到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昌子

 

昌子来上学时九岁，比桩子和小机灵那一拨小好几岁。但他个子不小。那主要出自遗传吧？只要看看他爸和他在队里的两个哥哥就知道了：个个都是一米八往上的个头，身板笔挺，膀大腰圆力不亏。他爸老曾头是队里有名的庄稼把式，干什么活都是一等一的漂亮。只可惜他也是队里最大的“黑鬼”：另外几个属“黑”的都是“坏分子”之类，惟有老曾头的帽子是“历史反革命”。虽然他也是在日据时代被从河北强迁到东北的贫苦农民，却因为才二十多岁就被任命为“开拓团长”（相当于后来的村长吧），所以在文革时被戴上这么顶帽子成了“黑鬼”。

 

因为这个“身份”，队里从来不安排他带知青干活。他很少和知青来往，我们也不敢和他搭讪。直到回城后才听他女儿就是昌子的姐姐告诉我们（昌子的一个姐姐后来嫁了个上海知青，成了上海媳妇），他那时经常在家里说，那些知青可怜啊！比我们当年来东北时年纪还小，都是些孩子啊！这些话要是在当年被披露，肯定是罪上加罪，够把他斗上好几场的。

 

昌子的营养状况肯定比和他同龄的娃儿们要好，穿着也比别人整洁，可见他的家庭是相对富裕的。那不单因为老曾头的庄稼活是队里公认的好，更因为他的两个大儿子是在县里挣工资的，除了昌子和他的小姐姐还在上学，家里还有两个比我们大的儿子和三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闺女，都在队里干活。一家九口有六个全劳力，干活挣工分的劳力多，吃闲饭的人口少。而且昌子他妈又是个能干的半老太太。家里后院的菜畦果树打理得郁郁葱葱，前院的烧柴堆得齐齐整整。房间扫抹得窗明几净，儿女们穿出来的衣服也是干干净净。

 

老曾头送昌子来上学时当着他的面和我说过：这小子淘。他要不好好念书，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别惯着他！可上面有四个哥哥和四个姐姐的老末头小昌子实在还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在学校几乎就是个“小魔头”：好好上着课呢，他想着了抬腿就走。问他，不是喝水就是撒尿，反正就是“墨索里尼”，让老师也没办法。至于招大的，惹小的，那是家常便饭。不过惹哭了小的，招来了大的狠揍，他也只是抹几滴眼泪就没事了。从来不会去向哥哥姐姐告状，仗他们的威风。

 

有次我正上着课呢，这小子不知想到了哪出，蹬着桌子上了窗台，推开窗子就想往外跳。我眼疾手快，一把薅住了他的后衣领，把他给拽了下来。这小子站在全班面前，手摸着后脖颈一个劲儿地叨叨：当老师还打人啊，把我脖子都挠破了。当老师还打人啊，把我脖子都挠破了……

 

我先不理他，可他越叨叨越起劲，把我也惹火了。我拉开教室门，说：行，你去找贫管校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说我把你打了，让贫管校把我给撤了！谁知我这么一说，这小子却回自己座位去了，嘴里还在继续嘟囔：我不去，我去干啥？我说：你干嘛不去？不是说我打了你，把你脖子都挠破了吗？（后来看到他脖子上的确是有几条被我指甲挠出的痕迹。）他回我说：不去，就不去！我自己不好呗，我淘呗。听他这么说，我差点没笑出来，只好仍然绷着脸说：不去就坐好了，下课再说！

 

昌子在我这儿只上了一年多的学，他们全家就搬到另一个屯去了。前几年我们几个当年一起插队的朋友回黑龙江看看，县里那头就是昌子在安排。等见了面，一个体体面面的中年干部了，哪里还有半点“小魔头”的影子！他请我们吃饭，还说“一定要和老师合张影！”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在学校淘气的事，他说：“怎么不记得？”他说搬去另一个屯后，他四哥在学校当上了民办教师，他爸就把他放到四哥的班里。“我四哥可黑了！我要不好好念书，他真揍，往死里揍！我让他揍怕了，只能好好读书，这才读到高中毕业去当兵，现在才有可能当干部。”

 

他还说，他爸老曾头绝对是个有远见的人。文革前就在县城出钱租了间房子，让四个儿子先后住在那里上高中（全县只有一个高中）。大哥二哥运气好，没等文革开始就毕业了。那时高中毕业生挺金贵，就在县城找了工作，再不用回乡下挣工分了。三哥不喜欢读书，没读到毕业就回乡干农活了。

 

老曾头最得意的是老四，就是昌子口里的四哥。书读得好，文革前正好高三，还指望他考大学呢。文革开始，断了升学的路，再加上老曾头又成了“历史反革命”，所以只好灰溜溜地回乡务农了。当年他可是我们全大队学历最高的人——我们大队下乡知青中读得最高的是67届高中，也就是文革开始时念到高二，而他是66届高中，就是实实在在念到了高三！但是队里任何体面的职务如会计，出纳，拖拉机手，甚至兽医都轮不到他，而只能在大田当苦力。（也许这就是促成他们全家搬迁的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昌子四哥虽然长得一表人材，但一张脸老是阴着。记忆中几乎没听他说过什么话，更没见他笑过。文革结束，下乡的知青们都回城了，上学，工作，而回乡的昌子的四哥却只能留在村里继续他的农村户口生涯。谁让他生在号称公平公正的城乡隔离的体制下呢？！一声叹息。

 

附记：老曾头让儿子读书，可他的闺女们却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他的三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闺女都只读过没几年书，十几岁就下大田干活了。昌子和他的小姐姐比较幸运，文革后都上到高中，现在成了县城居民。他俩的女儿都上了大学，一个大学毕业还去了英国留学，海归后在上海工作；另一个则在北京工作。就是不知道老曾头有没有活着亲眼看到这些。

 

英子和锁子

 

在我的记忆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见过像在我们插队的屯里见到的那么多漂亮孩子。英子和她的妹妹芳子就是那些孩子中最漂亮的两个。两个小姑娘都是鹅蛋脸，柳眉凤眼削鼻小嘴，虽说黑一些，穿着也不好，但脸颊嘴唇红润头发乌黑，看着就是美人坯子。英子和芳子姐妹相差一岁，当时大约十一二岁，所以同时在我们屯的小学上学。但这两个漂亮妞可不是省油的灯。经常和别人吵架，弄不好“该出手时就出手”，拉头发抓脸，毫不手软。而且两人互相支持，一个和人吵，另一个立马加入。

 

锁子是班里的一个男孩，十二三岁。个子不高，干活却特别能。比如冬天学校要生炉子取暖，他是劈柈子的一把好手。农忙时学生要去地里帮忙，他也总是我最得力的帮手。不过锁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一样是吵架打架的行家里手。好像他经常吵架的对象就是英子芳子姐妹俩。

 

记得一次他们吵架，吵着吵着打了起来，从教室里一直打到教室外。那时屯里因为上学的学生增加，另外又指派了个知青当教师。那天正赶上是他头天“上班”，就上去劝架。这三个家伙可一点也不给他面子，一砖头，好像那时队里还没砖头，那就是石头，夯到他头上，弄得他血流满面，气得立马就要撂挑子不干了。

 

吵着，打着，就长大了，离开学校，成了十五六岁的半劳力。听说在大田干活，英子和锁子老是你的垄挨着我的垄，打倒是不怎么打了，但吵架斗嘴就没断过。不过呢你帮我铲上一截地，我帮你割上一段豆子也是常有的事。到我们知青大部队离开屯子大回城的前一年，锁子通过道道检验当上了兵。

 

他离队前，大家聚在一起，有人就和他开玩笑，说：有看上的姑娘赶紧告诉我们啊，好给你看着。开始他还不好意思说，大家就起哄，说：你说了，军婚就要受保护的，要不说，以后可别怪我们不管啊！他这才小声说“有”。追问：是谁？回说“张秀英”！这可真出乎我的意料了！这对欢喜冤家！敢情人家吵着打着感情也培养起来了。都成连续剧啦！

 

说到这里就该说说英子和锁子的父亲了。我们到队里时，锁子他爸老贾是大队革委会主任。那可是个浩然小说《金光大道》里走出来的人物：四十出点头的年纪，一米八往上的大个子，肩宽腰圆，身板笔挺，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大脸盘，阔鼻大嘴，细长的眼睛，看着像个蒙古人。大脑袋上扣着顶狗皮帽，帽耳朵耷拉着忽扇忽扇。一件蓝布面的羊皮大氅，羊毛朝里，不穿上也不系扣子，就那么披着。

 

老贾的绝活是赶马车，据说再野的马到他手里都服服帖帖的，主要是他那杆鞭子厉害。那可真叫是“长鞭儿一甩，嘎嘎地响啊”，丈八的长鞭指哪儿打哪儿。我们亲眼看到过他扬鞭一挥，打下空中飞过的麻雀。哪匹调皮的马经得住那样的鞭子？老贾的老婆矮小，长得也不好看，可治家挺严。虽说锁子在外和同伴吵架打架是常事，在家可不敢和爹妈顶嘴，家里的家务活也不敢少干。

 

我们到队里时锁子的妹妹艳玲七八岁，弟弟锋子才五六岁，每天早晨就看到两个小人儿到井边打水。人小没法挑，就俩人用根棍子抬一桶水。不管大哥锁子怎么和人吵架打架，两个小家伙从不参合。我们到队里后不久，连屯里的老乡都还没认全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老贾的革委会主任就被撸了，连带着还撸了几个大队革委会委员。也没给老贾带什么“帽子”，就是让他又当回老百姓，赶马车去了。

 

英子她爸老张和锁子他爸不一样。虽说也是四十来岁的年纪，一米八往上的个头，可他是个细高条。肩不算宽，腰却细，两条大长腿。虽然是乡村人，长得却细皮白肉的。尤其是不爱带帽子，一头头发理成三七开的小分头，四季不乱。一件黑棉袄有个上衣兜，里面插着支钢笔。这副打扮，约莫着就是个乡村知识分子了。其实老张文化并不高，初小水平吧，但他是队里的兽医，所以打扮成这样也没人觉得奇怪。

 

不知是因为他的长相，还是他“知识分子”的打扮，反正据说他是屯里很多老娘们眼里的第一帅哥，走到哪里都不缺女人的媚眼。老张的老婆是屯里公认的美人，所以几个女儿包括英子芳子都出落得如花似玉，只是她病病殃殃的，干不了什么活。好在兽医是美差，每天记工，工分又高，所以家里生活一直不错。

 

我们到队里几年后，老张却突然被批斗，成了“坏分子”，被发配去大田干活了。斗他的理由是他上过队里不少老娘们的炕，品德败坏。当时觉得奇怪的是连我们这样外来的知青都早就知道老张风流，为什么风流多年都没出事，却突然之间成了“坏分子”了？

 

又过了几年，我们和队里的老乡都熟悉了，才终于知道了这上上下下中的门道，其实是家族间的争斗利用文革表现了出来。我们屯的老乡主要是日据时代从河北被强迁过来的开拓团成员和他们的后代，是为“河北帮”；约占全队人口四分之三。另有四分之一是三年大饥荒年代从山东逃荒到关外的“盲流”，后来在屯里落下脚，成了“山东帮”。

 

由于河北帮是坐地户，生产大队一应有头有脸的职位全由河北帮把持。唯一的例外是会计，是个山东帮的后生。那是因为全队除了昌子的两个在县里上高中的哥哥，只有他是初中毕了业的。毕竟会计要记账算账，直接关系每个人的利益，所以只好把哪帮哪族放一边，“任人唯贤”了。

 

河北帮里又分成几个大家族。最大的两族一个董姓，一个张姓。老董家亲兄弟五个，都是庄稼把式壮劳力，各家的儿子闺女也大多已经成人在队里干活了，拉出来可以呼隆隆站一大排。而老贾的老婆正是老董家的闺女，所以老贾也是老董家的一分子。老张家亲兄弟没有老董家多，但架不住姑娘多，嫁的也都是屯里殷实能干的人家。所以通过结亲，也成了一个大家族。英子他爸老张就是老张家几个堂兄弟之一。屯里其他河北人家多少都和董张两家沾点亲带点故的，也就依着亲故站立场。

 

早先河北帮一直是由昌子他爸老曾头掌舵的，但老曾头在屯里并没有多少亲戚。两个大的儿子高中毕业在县上找到工作不再回村，所以除了他那一手好活和从日据时代起当开拓团长积累下的那点权威，要论在屯里的家族亲故关系可是比董张两家差远了。所以文革一起，他首当其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彻底失去了在屯里呼风唤雨的能力。

 

我们刚到队里那阵，是老董家当权。除了老贾的大队革委会主任，董老四是革委会委员兼着大队出纳，董老大的儿子是拖拉机手，还是民兵连长。不知怎么一来，董老二被挖出了什么“历史问题”，成了“黑鬼”。连带着老贾的革委会主任被撸，董老四以及董老大的儿子也下了台。接着上台的就是老张家的人了。他家一个妹夫成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一个儿子成了民兵连长，一个连襟家的年轻人当上了机耕队长。

 

只是好景也不怎么长，这次是风流的英子她爸跌的跟斗，让人抓住把柄成了坏分子，家族里的其他人也就跟着倒了霉。就在这几上几下中，大队的权力开始分散。首先是上面有意杀杀大家族的威风，也为了培养更有文化和能力的下乡知青，所以大队革委会和党支部由下乡知青掌舵了。与此同时，一些山东帮的和非董非张的年轻人被提拔进了如团支部，武装民兵连等的领导班子。除了会计还是原任外，出纳，代销店主，赤脚医生，屯小学教师……

 

一系列新职务相继任命了有文化的知青担任。这才使董张两家交替通过互相整人来掌权的现象得到遏制。不过农村的文革比起城市要和缓得多。我们在队里看到的所谓“阶级敌人”也就是批斗一下，撸去有甜头的职务，发配到大田干活而已，从来没有哪一个被打倒的“黑鬼”像城里“黑鬼”被发配下乡一样被发配到城市去的！

 

我们回城后，锁子从部队复员回乡，和等着他的英子成了家。两个家族的恩怨并没有影响到两个青梅竹马的年轻人的婚恋，没有使他们如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因家族原因而分离甚至酿成悲剧。这大概要感谢解放后多年来自由恋爱的宣传。

 

芝子

 

说芝子是我的学生，其实她只跟我上过几个月的学。她也就是我患出血热时给我送罐头糖水红果的那个女孩。

 

知青到大队时，芝子家四口人。她爸冯大爷是名副其实的老贫农，日据时代被从河北强征到东北当开拓团的。芝子妈是在1960年闹饥荒时死的。据说冯大爷吃了豆秸粉拉不下屎，芝子妈一点一点帮他往外抠，抠着抠着就死了。说是臭死的，其实还是饿死的。冯大爷感念芝子妈恩情，怕她留下的儿女受委屈，当然也因为家里穷，就一直没有再娶。一个人拉巴大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我们到达时，芝子的两个姐姐已经嫁到外屯去了；十六七岁的哥哥震在队里赶牛车，顶个半劳力；芝子大概十三四岁，跟我上了一阵学，就辍学回家做饭料理家务了。家里还有个傻妹妹小环。冯大爷大高个，但芝子兄妹三个都矮小，发育不良。除了矮小，芝子还患有大骨节病，走路有点拐拉拐拉的；而震都是个青年了，个头却还顶不上个十三四的小孩。

 

兄妹三个生下没几年就遇上饥荒，芝子妈把能吃的让给丈夫和幼小的子女吃，舍下了自己性命，却只能留住他们的生命而没能给他们以健康成长的体魄。最惨的是小环。芝子妈死时她还是幼儿，差点就跟着走了。后来命是留下了，魂却没了。有姐姐芝子帮着收拾，人看着还干净，但十岁出头的姑娘见人只会嘻嘻傻笑，话都说不完整。

 

我和芝子一家的情份始于我刚当上老师的某个夜晚。那天晚饭后突然有人来通知，说公社来了电话，让我马上赶到公社，准备第二天一早跟公社的车到县里参加一个教师培训班。冬天天黑得早，虽说才六点多，天早黑透了。从屯里往外看，只见星星，不见月亮。远远地，还不时传来野狼嗥叫。我犹豫了一阵，还是下定决心上路了。走到村东头，碰到冯大爷在井边打水。听说我要出村往东去公社，他连打上来的水也没担，一边说“你等着”，一边往回走。

 

不一会儿他给我拿来一根胳膊粗的棍子，身后还跟着他女儿芝子。他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一个人走，一定要让芝子陪我去公社。从那以后，芝子家不论是做豆腐，还是杀猪灌血肠，炕桌上总会有我一双筷子。

 

我生肝炎回上海养了九个月没养好又无奈回队那年，中秋时队里杀猪，冯大爷是操刀手。队里的规矩，除了一样按家里人口分猪肉（当然分红时要扣钱的）以外，杀猪的可以在猪头猪下水里挑一样，低价购买。冯大爷杀完猪，没要别人抢的猪肠猪舌头，而是要了那副猪肝。他让芝子提着猪肝给我送到宿舍，吩咐说那是让我治病的，不让别人吃。

 

老乡们只知道我生肝炎，并不知道怎么治，就只能想到这个吃啥补啥的办法了。那副猪肝有四五斤吧，因为冯大爷的那个吩咐，室友们都推辞不吃，我一个人吃了很多天才吃完。我离开屯子的前一年，芝子由她爸做主嫁到另一个大队的老齐家去了。

 

2007年夏天我和几个插兄插妹们一起回大队探访，我原没预见到能够见到芝子一家。我们离开大队回城后听说冯大爷因奸污自己亲生女儿小环致使她怀孕被判了刑。我们知青听说后都不信，据说屯里的乡亲们也不信。大家都认为让小环怀孕的应该是她哥哥震。震那时已经三十来岁，可因为个子矮小不是棒劳力，家里老父年迈还有个傻妹妹要养活，所以还没能娶上媳妇。而小环人虽傻发育却正常。人到了那个份儿上，做出这种事也不意外。

 

可能是怕震被判刑后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更娶不上媳妇，为了这个唯一的儿子，六十出了头的冯大爷才忍辱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给儿子顶了罪吧。他在牢里呆了五年，出狱不久就过世了。我们到大队时，震和另一个老乡一起来看我，手里拿着我当年送给他们家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才二十来岁，风华正茂。震说这张照片一直镶在他们家的镜框里，就好像我是他们家的人一样。我们几个知青特意到屯外的墓地，祭扫了已经过世的大爷大娘们的墓。我们在墓前深深地鞠躬，感谢他们当年对我们的关爱。

 

嫁到别的屯的芝子一听说我们来访（现在屯里家家有电话，年轻一代有计算机会上网的也比比皆是），当即让她儿子开摩托车把她载到屯里来看我们。

 

已经成了婆婆的芝子穿着花花的新衣，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还带着副眼镜，让穿着牛仔裤和旧T恤的我相形见拙。第二天芝子和几个嫁到其他屯的外嫁媳妇一起在乡上一个饭店请我们吃饭。饭后我们在一起聊天，芝子说她还记得上学时我给她买过写字本，还从上海给她和小环带过扎头发的彩色玻璃丝。

 

我趁机问起小环，芝子只说小环嫁到很远的山里去了，再没说下文。缓了会儿，她突然冒出一句“我恨我哥”。我意识到触及了芝子不愿揭开的伤疤，赶紧换了话题问她现在过得咋样。芝子告诉我说她过得很好，丈夫从不让她受气，儿子媳妇都孝顺。除了种地，家里还开了个代销店，也不缺钱用。接下去她悄悄告诉我说“我丈夫他妈是日本人”！

 

由于当时我对日据时代东北拓荒史完全没有概念，听后很吃了一惊：日本人？怎么可能？后来看了些资料才了解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原来日本占据东北三省后，除了从中国关内迁移农民去关外“开拓”（“开拓团”之来源）外，还大量从日本农村向中国移民。日本政府告诉日本少地、无地的农民说中国东北有很多“无主荒地"，他们可以前往开垦。这样，很多日本农民全家迁到东北，建立了日本人的拓荒村。后来战争吃紧，这些拓荒村的男人大多被征上了前线，村里留下老弱妇孺。

 

到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红军攻入东北，和中国抗日军民一起追击日军败兵，这些拓荒村的日本人不得不长途跋涉以图撤退回日本。沿途冻饿病死很多，孩童，尤其是幼弱的女童被遗弃在途中的特别多。芝子的婆婆就是当时被她家里遗弃的日本女孩。她被好心的老齐家收留，后来就嫁给了芝子的公公。

 

据说中日建交后日本曾有规定，允许这些当年被遗弃的日本人返回日本，并可携家属同往。但芝子说，她的婆婆痛恨当年遗弃她的家人，又考虑到本人年纪已大，身无长技，子女又不会说日本话，就拒绝了回归而留在了中国。其实根据资料所说，在日本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度里，很多回归的日本人及其中国家属生活得并不好，受到有形无形的歧视。

 

真的庆幸芝子的婆婆当年作了这个决定，我才能于三十多年后与芝子再次重逢！

 

我们的“父母官”

 

中国人缺少民主传统，所以历朝历代不但不把当官的看成是公仆，反而冠以“父母”二字。于是当官的无形中就被赋予了干预和控制百姓命运的权力, 当然还有关爱扶持百姓的期待。这一生，基本上没有和高级干部直接打过交道，所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当老百姓的“父母”的，只是在插队时和农村的干部们有密切的联系，不但观察到，而且接受过他们作为“父母”对于我们人生的直接影响。

 

我们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大队的干部。不过大队并非中国国家机器中正式的一级行政机构，大队干部也不算是国家干部（其证据是大队干部不领国家工资也不吃商品粮）。所以除了像评工记分，指派队里的某些职务（如电工，赤脚医生，小学教师等），和每年推荐一两个工农兵大学生这样的事让他们有可能在知青身上体现“官”的权势外，其他就更像是“父母”。

 

比如我们刚下乡时有一次在村头马圈外等出工，队里的马倌牵来准备配种的儿马子。一个女知青见了叫了起来：看啊，这马怎么有五条腿？十六七岁的城市娃，别说五条“腿”的马，在那以前恐怕连四条腿的马都没见过，说出这话也不奇怪，可却把站在周围的老乡笑得直打跌。忘了是哪个大队干部正好站在旁边，立马让马倌把马牵走。有些半大小子后来招惹这个长得挺好看的女知青，老爱问她去不去看五条腿的马，让大队干部听到就免不了一顿叱骂。

 

也有的女知青为了显示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进步，爱学着老乡讲本地话，有时候听了人家说的脏话不懂是什么意思，也依样画葫芦。老乡听到了或者故意使坏，或者不好意思指出，可大队干部听到了，就马上会说，闺女家家的不许说这话！这样的事情虽小，但可见那些“父母官”多少还是把知青当自家孩子待的。这里略过不谈。

 

公社是行政机构中最低的一级，公社干部也是“父母官”中最接近老百姓的一群人。我们在农村时接触最多的正式的“父母官”也就是这帮干部。因为当大队小学校的民办教师，我最早认识的公社干部是文教干事老綦。（说实在的，这个“綦”字到现在我也常常搞不清怎么写，更别说当时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姓齐，整齐的齐。他也不纠正，因为没法跟人说清楚他那个“綦”是什么綦。）老綦是我们这帮民办教师的顶头上司，一年得有三四回的不是他在公社召集我们开会，就是由他带队去县里开会。

 

一开始我对他印象不咋地：三十出点头的人，一张长长的马脸，苍白，理个小分头，看着就不像个贫下中农。后来听人说，这人中专出身，有才。若不是成分稍微高了点，是当公社领导的料。至于怎么个有才法呢？说是谈了个女朋友，不知女的嫌他什么了，没等人家开口，他带着瓶从公社供销社买的糖水梨先去找了人家。见了也不说话，启开瓶盖就让人家吃梨。于是半句话没说，就把事情给办了：分梨（离）了嘛！还是带糖水儿的，好离好散吧。

 

听说那女的吃了梨又有点动心想破镜重圆，他潇洒地挥手离开，还不带带走一丝云彩的。我们在那里的后两年，老綦被提拔进公社革委会，任文教委员，其实呢在正式干部级别上还是只能算是“干事”这一级的吧。

 

那时公社那一级的主要干部好像是五个，党委书记兼公社革委会主任；副书记兼副主任；有个武装部长（反正就这么叫，谁要认真纠结干部级别，当然不会是“部级”的了），管民兵的（尤其咱们那儿是边境地区，反修前线，各大队都有武装民兵连，这个官就是带兵的要员了）；文教委员，管宣传教育卫生一线；还有个妇女委员，管着“半拉天”和计划生育。

 

后来有几个知青被结合进公社党委，革委会，成了脱产干部。不过他们多数只是按月在公社领取很低的一点工资，算不算正式国家干部编制则不得而知。再其他的还有专职的公安派出所所长，水利农科干事，供销社主任，卫生院院长，邮电所所长等职能部门的干部。不过职能部门只管自己那一摊，不像那五个，得当全公社数千口人的“父母”。   

 

那时我们公社的一把手，就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姓陈。这人四十多岁，原是县法院副院长，文革时让造反派把法院砸了，在县里闲了一阵子后被派到我们公社来的。陈书记的一个有名桥段是他怎么整治撒泼的老娘们的。话说公社所在大队有个老娘们，经常和公婆，丈夫干仗。一干仗就撒泼打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一次闹得厉害了，这老娘们一面往黑龙江边跑，一面嚷着“没法活了呀！不活了呀！”跑着嚷着就下了江了。有旁边看的人着急，跟着过去想把她给拽回来。正赶上陈书记走过，一声大喝“人家不活了嘛，拉她干啥？谁也别拉！”于是大家僵立。那老娘们走到水快齐腰时停了下来，回头看看没别人下水，就回转身往岸上走，到了岸上对围观的人说“那水拔凉！”打那以后，再有撒泼闹事的，人们常常会调侃说“那水拔凉！”

 

那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姓王，四十来岁，据说原来是另外一个公社某个大队的党支书，文革开始领头造反，一直反到县机关。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当上了正式的脱产干部，不过没在县里而是来了我们公社，只是老婆孩子还是留在他原来的大队。在我们公社时的老王，倒不像什么造反派，挺稳重挺消停的。也不怎么夸夸其谈，反倒是和知青挺聊得来。

 

公社的武装部长姓李，三十来岁，是个转业军人。他的故事有点传奇。我们公社紧挨着黑龙江边，江中心还有个争议岛，所以我们公社所在地驻守有一个解放军的正规边防连。小李原是这个连的一个普通战士，据说也是家里成分高了点，本来是没有机会提干的。但这个小伙子肯吃苦，养猪放羊不嫌脏累，又上过中学，后来就提拔当了文书。这也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在部队没有再提拔的前途，早晚要转业的，又不想回据说很穷的内地老家，就动起了心思。

 

当时公社邮电所有个也姓李的电话接线员，本县姑娘，胖乎乎的圆脸挺可爱的。于是这个小李就时不时地去找那个小李，两人谈起了朋友。那时可不兴什么“生米煮成熟饭”，谁要敢那么干，丢了挣工资的工作事小，戴上个坏分子的帽子送去劳改那就一生都完了。所以这小李追那小李实在是下了番功夫的。

 

什么功夫说不清，只是记得有次不知为啥我见过这小李让那小李端着他的五四式手枪在练瞄准，而他还托着她的手腕。那个年代，哪个女孩抵御得了穿军装带帽徽领章，还佩着手枪的现役军人啊？那小李坠入情网，非此小李不嫁。于是此小李就申请就地转业安置，在我们公社当上了“父母官”。不过听说他一直对他老婆，就是那小李很好，没有什么过河拆桥的传闻。

 

陈，王，李，綦这四个后来被知青说成是公社的四大金刚，和知青的关系非常之好，好到几乎成了“哥儿们”。有时，也像“父母”。我们插队后期，一些知青被提拔到公社一级，或者当领导，或者到职能部门，公社办公室就有了知青聚集的宿舍。那“四大”晚上经常泡在知青宿舍，和知青干部们一面打牌一面聊大天，天南海北，历史外交，什么都聊，不到夜深熄灯不罢休。

 

他们觉得自己是小地方的农村人，不像知青来自大城市，见多识广。所以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都想和知青说道说道。还尤其爱打听“小道”，议论什么菲律宾总统夫人来访时亲了主席，让江青吃大醋啦；什么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中央不同意啦；什么上海那个王洪文的造反小兄弟强占芭蕾舞女演员啦……有时知青们凑钱打牙祭，他们也来掺和。喝了点子酒还和知青一起发牢骚，说日子越过越“抽抽”，要抽烟买不到烟，要喝酒没好酒，每年连肉都吃不上几回。还说知青远离爹妈真可怜，抱怨他们自家孩子上不成学也没工作……反正怎么听都不像是负有教育知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责任的贫下中农该说的话。

 

还有更为出格的事呢。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后，可以说全国有很多地方弥漫着一种极度悲观，又带着危险的愤怒的气氛。我们黑河地区有个退休回乡的老革命，曾经当过周恩来的卫兵还是什么，周逝世后他要自费进京参加追悼会。但听说是四人帮规定外地人一律不得进京悼念，所以就被拦在了地区所在地。因为那老头级别很高，还带着一堆勋章，地区的头也不敢对他怎样，就是把他请到招待所看了起来，好吃好喝地招待着。那老头一看走不了，就天天在招待所喝酒，喝醉了就又哭又骂，骂江青是臭不要脸的，骂上海那帮子“二尾（唸yi，第三声）子”不得好死。反正地区的头也拿这个老革命没办法。

 

我们公社这“四大”听人传了这事也跟着骂，还和知青说，他奶奶的，真不行了咱上山打游击去。咱有枪有炮还有山有原始森林，怕他个鸟啊！过不多久，上面追查所谓的“总理遗嘱”，县革委会和县知青办说我们公社高中生知青多，一准会有传播的，更要严查。

 

其实我们真有回上海的知青带回来过手抄的“遗嘱”，不但在知青中流传，公社那几个干部也都看过，而且知道是谁带回来的。可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对上面来追查的人说没见过这个东西。还一口咬定是有人要诬陷我们公社。结果上面来人也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有不少知青都年近三十了，恋爱婚姻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我们这些可爱的“父母官”也真像我们父母一样，掺和其中，不亦乐乎。我在1975年底生了那场几乎要命的出血热后，身体一直很弱。1976年，三位大人物的相继离世既让中国有着群龙无首的危险，又有了可以翻开历史新篇章的机会。

 

那年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不过这个过程从春季推迟到了秋末，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再次被大队贫下中农推荐。两年前那次推荐，我因“政审”通不过而落选，但这时我父亲已经“解放”恢复了工作，所以政审已不是问题。推荐后要填报志愿，因为当过小学老师，我就选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可是在党委讨论推荐名单时却被卡住了。卡住，并不是因为政审，而是因为我的男朋友阳。

 

阳这时被提拔做了公社水利营的保管员，虽然不是拿工资的脱产干部，但和公社各部门打交道很多，所以和公社干部们也混得很熟。党委陈书记知道我是阳的女朋友，就找到阳直接了当问他，该让我去上上海的大学，还是上本地的师范学院。阳知道到哪里上学是公社党委一句话的事，就说让我回上海上学。

 

老陈说，我这几年见得多了，凡是两个知青一个回上海上学，一个留在这里的，结果关系都黄了。你就不怕你女朋友也飞了？只要你同意，我就能把她给你留下！阳坚定地说，她身体那么不好，还是让她回上海父母身边去吧。她真要飞掉，我也认了，不过我相信她不会飞掉的。于是，在公社党委再次审查时，陈书记一锤定音，我得到了到上海上大学的机会。在我下乡整整八年后的1977年春天离开了黑龙江，跨入了大学校门。

 

2007年我和几位朋友回黑龙江，在县城停留时我很想找到老陈和老王，真心地向他们道声感谢，可是听说老王已经过世，退休的老陈去了女儿家，结果都没见成。最终见到的是老綦。退休后的老綦搬到县城居住，听说我找他兴冲冲赶来旅馆看我，还一定要请我们几个吃饭。因为第二天午饭和晚饭都已有安排，他一早赶到旅馆把我们接去据说是全县城最好的早点店，吃了一顿有二三十种包子和饺子的丰盛早餐。他一再说我是他最早认识的知青之一，几十年了，也没忘。还嘱咐我们多“回家看看”。遗憾的是，没有问出退休后的两个“小李”最后去了哪里。

 

武装民兵里的反革命

 

我们插队的屯子紧靠在黑龙江边。夏天时，屯里的婆娘们在就在江边洗被褥，知青们在江里洗澡洗衣服，我也曾带着学生们在江里教他们游泳。只不过从我们屯这边看不到苏联，因为在河道中央有个不小的岛。那是个争议岛。岛上没人居住，过去是每年夏天双方都有人上岛打饲草，各打各的，各拉各的，互不侵犯。但珍宝岛一战让形势大变，双方都剑拔弩张的，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转眼成了“必争之土”。公社成立了武装民兵连，由县人武部直接领导，由驻扎在公社所在地的边防站官兵进行训练。武装民兵连在岛上盖了窝棚，由各排轮流上岛执勤驻守。

 

我们大队的武装民兵排除了几个青年农民外，主要是下乡的知青（只有男的没有女的），配备有步枪，手榴弹，还有几门六零炮（后来还去学习过使用八五炮，但炮没有放在我们屯）。要当武装民兵，当然得成份好，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弟。看着他们每天操练，瞄准，擦枪擦炮，“狗崽子”们只有暗暗眼红吞口水的份。

 

武装民兵里有个知青，是文革前的老高二，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年长一点。挺有才的，能吹小号。大约是人长得瘦的缘故吧，外号“骨头”。骨头大哥有点臭屁，当上了武装民兵兴兴头头的，挺爱显摆他的枪啊炮的。他还有个特点，特爱写信。每次邮递员来收信，都会带走他好几封信。只是当时不熟，也没问过是不是写给“同桌”的。

 

秋收后上面派来了工作队，一是监督交售征购粮，二是抓阶级斗争。工作队员其实也是知识分子，从省报社被发配来乡下的，想来应该也是不怎么“根正苗红”的人，却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左，都革命。一天到晚开会学习讨论怎么把阶级斗争提高到新水平。可惜队里的“阶级敌人”就那几个，都是“死老虎”，他们的那些事早就翻来覆去斗了多少遍，都没点新意了。

 

于是工作队就在知青中抓动向，培养一批，打击一批。先是揪出个和女知青上床的男知青，戴上了“流氓坏分子”的帽子送去劳教。但又嫌不够劲爆。可巧的是，这边正瞌睡呢，那边就递来个枕头：上海的造反派来联系，说挖出了我们队一个反革命！那一天，被蒙在鼓里的知青被通知晚上集中到大队部开会，批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会议开始，工作队员大喝一声“把反革命分子XXX押上来！”我们全都看得惊呆了。因为押上来的竟然是骨头大哥！

 

据说因为案件太敏感，批斗会上并没有袒露什么细节，只是笼笼统统地说，骨头大哥把争议岛的地形地貌还有武装民兵的武器装备报告给了反革命，出卖了祖国的机密情报，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罪大恶极，必须严惩。至于他是把情报给了哪个反革命，情报是怎样传递的，造成了什么后果，一概不知。几轮口号之后宣布，骨头大哥被逮捕，立时三刻带离生产大队，从此后去向不明。

 

很多年后，我们都回城了。有有心的朋友在外地找到了骨头大哥，这才解开了当年的“谜”。原来当上武装民兵并且上争议岛执勤的骨头大哥心情激动，几个月里给家里写了五十六封家信，写岛上的地形，写民兵的窝棚，写手中的武器……其中也不乏言过其实的夸大，比如说看到成列的解放军的坦克开上前线什么的，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在骨头大哥看来，他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弟，那他家当然就是板上钉钉的红色家庭，“红色”和“红色”的交流不就是革命串联嘛？

 

没想到的是，那时已经1969年底了，他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不知抽的什么疯，突然把他父亲当反革命揪了出来。抄家时搜出了骨头大哥的家信，一看说的都是反修前线的机密。这还了得？反革命竟然有这样的情报，不是要里通外国是要干什么？！骨头大哥父亲单位的造反派立马和我们公社革委会联系，而正愁着抓不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典型的工作队喜出望外，于是就有了那个批斗会和骨头大哥的被捕。

 

那时骨头大哥下乡才九个月，当上武装民兵也就半年吧。骨头大哥被捕后在看守所关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始终没有证据说明他和他的“反革命”父亲勾结，把情报送给了苏修。所以只好把他放了，但没让他回我们公社，而是把他发配到离边境很远的一个山里的公社监督劳动。听他说，放他出看守所时，看守他的干部说了句：你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性啊……

 

骨头大哥文革后参加高考成了大学生，当了医生。现在退休了。

 

附记：被借调在县知青办办知青小报时听说过真的试图越界投苏者的故事。那是一个大队的带队干部的事。那个干部原是从上海考入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潜艇工作的海军军官。文革时说他家里有问题，被迫转业，又被发配到黑龙江当知青带队干部。转业海军不到三十，人长得精神，穿着海魂衫进进出出的很招女孩的眼睛。后来就和一个插队女知青谈起了恋爱。

 

但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知青谈恋爱，尤其是不许知青和非知青谈恋爱。上级就找海军和他的女朋友谈话，让他们分手。并警告他们，如若不分手，就将海军送去劳教。两个爱到深处的年轻人当然不肯分手，又怕真的被送去劳教，情急之下做出了铸成大错的决定，就是越界投奔苏联。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人来到屯子外面的黑龙江边。虽然是夏天，但黑龙江水很急，也很冷。水性很好的海军怕自己无法将基本不会游泳的女朋友顺利带过江去，就让女友在江边隐蔽，他自己先游过江去看一下对方的边防情况。海军游到对岸，未见到有巡逻的边防军人把守，就又往回游，准备把女友带过江去。

 

就在他回到自己一方的江边水浅之处站起身时，一阵枪响，他被我方边防军击中当场死亡。躲在暗处的女友看到如此惨剧，奋不顾身地站起来，想奔过去救他，也被击中倒下。女知青受伤被捕，后来被送往非边境地区服刑，其结局不得而知。

 

 

转自《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