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女儿合照。(互联网)
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子刘丁，本月1日病逝北京，终年73岁。
刘丁的离世，引发外界对其父刘少奇的传奇一生，特别是他的感情生活产生兴趣。
资料显示，刘少奇曾结过6次婚，一生共养育了9个子女。
刘少奇第4任妻子王前，正是刘丁的生母，而王前亦是伤得刘少奇最深的女子。
刘少奇首任妻子周氏，与他在家乡盲婚哑嫁。
第二任妻子何葆贞，与他是革命同志，两人生下二男一女，即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
何于1934年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第三任妻子谢飞是新加坡华侨渔工的女儿，亦是革命同志，因与刘性格不合，
当年在延安主动要求进了马列主义学院，再没与刘一起。
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王前，是新四军的护士，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即次女刘涛、三子刘丁，但最终却是离婚收场。
文革期间，王前更与江青一同教唆两名子女批斗刘少奇。
第五任妻子王健，是由朱德夫妻子介绍给刘少奇的，因健康因素，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几天，刘少奇最后将她送到中国东北疗养。
至于第六任妻子王光美，则来自显赫大家族，其父王治昌曾在民国政治任职商贸高官。
而王光美是闻名北平（北京）的「数学三王」中的女王；杨振宁、李政道、邓昌黎、吴剑雄，
都是她十分熟悉的学长、师友。
刘与王光美育有一男三女，即三女刘平平（王晴）、四子刘源、四女刘亭亭、五女刘潇潇。
刘少奇之子刘丁去世葬礼简单的背后藏秘密
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与第四任妻子的儿子刘丁（刘允真），新年第一天因病去世后，刘丁的葬礼简单且低调。外界认为，这可能与刘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揭露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有关。
据中直育英同学会官网1月4日报导，刘少奇的三子刘丁因患肺心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1日在中共军队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原304医院）病逝，终年72岁。
1月3日8点30分，刘丁的简单告别仪式在304医院举行，9点刘丁的遗体送往八宝山殡仪馆火化。
刘丁去世后，据中直育英同学会官网消息，刘丁的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悼念活动，并说这是刘丁的“遗愿”。但外界质疑，刘丁丧事简单、低调，这可能与刘丁在文革爆发初期写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有关。
刘丁，1946年7月生，在刘少奇9个儿女中排行第五。刘少奇生前结过六次婚，分别是周氏、何葆贞、谢飞、王前、王健和王光美，其中何葆贞为刘少奇生了二男一女，即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王前生了一男一女，即次女刘涛、三子刘允真（刘丁）；王光美生了一男三女，即三女刘平平、四子刘源、四女刘亭亭、五女刘潇潇。
刘丁1962年从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进入农业技术学校学习。1966年被下放到北京郊外的八达岭延庆山区教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回到北京，在国家科学技术协会工作。
1978年后，刘丁曾到广西等地从事经济管理工作。1996年回到湖南长沙，担任长沙市商业银行北区支行副行长，直到退休。刘丁在文化大革命时，基本没有吃太大的苦头。
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久后，在1966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党会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随后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
据报，刘少奇被打倒后，1967年1月1日，刘涛和刘丁去看望生母王前，根据王前提供的资料，姐弟俩写了题为“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他俩还把该大字报张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后来经过红卫兵小报大量翻印、辗转传抄，很快就流传到全中国，轰动一时。
刘少奇被打倒的过程中，其三子刘丁、次女刘涛曾写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网页截图）
大字报说，刘少奇在政治上对抗毛泽东，在组织上也是如此，搞他的独立王国，任用干部“任人唯亲”；有政治野心，是“伪君子”。
大字报说，刘少奇把白区工作时的经费打成一个金皮带圈和一个金鞋拔子；他和妈妈离婚时，“刘又把这个金皮带圈送给了妈妈，可他又反咬一口，背地里对邓颖超和康克清说是我妈妈偷的，来陷害妈妈。”
大字报还说，刘少奇为了娶王前，隐瞒自己的实际年龄，当时他43岁，说是32岁，“妈妈当时还只有16岁。妈妈一直到45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二十六、七岁。”
刘少奇与王前1943年三月初四结婚，结婚时间不长，两人就离婚了。此后不久，王前嫁给了“文革”中鼎鼎大名的聂元梓的哥哥聂真。
刘少奇的六妻九子女
刘少奇同大多数中共早期的高级领导人一样，有着非常复杂的婚姻关系。少年时家人曾给他找了一个杨氏村姑为妻，刘少奇自然不会满意。后来，他前后娶过五任妻子，并为此受到不少非议。但在“文革”被揪斗时，他曾辩解五次都是“正常的婚姻”，言下之意是自己从未有过混乱的婚外性关系。
他这样为自己解释，人们容易认为是针对毛泽东而言。因为毛泽东同第四任妻子江青的关系，始自延安时代的婚外恋是人所共知的。
第一任妻子杨守半生“活寡”
第一任妻子杨氏因为刘少奇不情愿而为他守了半生“活寡”，一九三〇年病逝于湖南宁乡刘少奇的老家。
刘少奇的第二任妻子叫何宝珍，与他也是湖南同乡，中国最早期的女共产党人之一，一九三三年何宝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先是被判刑十五年，后因继续与狱外共产党地方组织联络，于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政府处决。
何宝珍死前与刘少奇育有两男一女，名为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小名毛毛)。由于父母当时担负危险的地下工作，这三个孩子的童年生活极为悲惨。何宝珍入狱几年之后，这三个孩子被接到延安，后来又和其他中共高干子弟一起被送到莫斯科学习。
谢飞与宋美龄是同乡
何宝珍死后次年，即一九三五年，二十二岁的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机要员谢飞嫁给了刘少奇。
谢飞原名谢琼香，又名谢明月，出生在海南文昌县，与宋美龄是同乡。谢飞十二岁在海南第六师范读书的时候参加了中共的组织活动，十四岁入党。她与刘的婚姻关系并不美满，结婚第二年，奉调前往中共北方局《江南大众报》任总编辑，随后又去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工作。
也许是由于长期不能和刘少奇生活在一起，夫妻之间缺少交流，也就缺少相互理解，因此爱情受到压抑。六年后他们分手了。刘少奇的这段婚姻生活没有生育一个孩子。
谢飞此后一直没有再婚，仕途亦不顺利。中共建政后，她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又考取该校法律基础理论专业研究生。当时年已四十岁，却以极大的毅力修完了三十多门课程。人大毕业后，她担任过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和公安学院副院长等职务，退休之前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和北京法学学会会长。
“文革”中，谢飞被江青点名逮捕入狱，逼她交代刘少奇当年去天津途中被捕变节一事。因为她始终拒绝与专案组合作，所以一关就是六年。“六”对她来说是个不祥的数字，当年同刘少奇共度六年夫妻，三十年后，也因此坐了六年监狱。
第四任妻子王前风流放荡
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王前，似乎是一个风流放荡的女人。她十六岁嫁给刘少奇，据说却同时与别的男人有暧昧关系。结果结婚时间不长，刘少奇即因无法继续忍受而同她离婚。此后不久，王前嫁给了“文革”中鼎鼎大名的聂元梓的哥哥聂真。
“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中曾提到王前，说王前揭发刘少奇同她结婚时向她隐瞒了年龄，把四十三岁说成三十二岁。王前说她自己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十几岁，“刘少奇卑鄙到了极点”云云。还有当时批判刘少奇的那句著名语录“吃小亏占大便宜”，也是王前揭发出来的。
王前和刘少奇生有一男一女，女儿叫刘涛，男孩叫刘允真。刘少奇长期不让刘涛、刘允真姊弟同王前见面。王前曾悄悄给刘涛写过信，希望母女背着刘少奇见面。但这封信被刘少奇截获，王前因此被刘少奇写信痛斥一顿。自此，两人怨恨更深，促使王前在“文革”中报复刘少奇不遗余力。
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旦，刘涛和刘允真才第一次访问生母，两人根据生母提供的材料，写出了揭露、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毫无疑问，那是一张对刘少奇刺激极大的大字报。
直到现在，大陆上超过四十岁的人大概都还能记得“文革”中揭露出刘少奇的罪状，是说他在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曾经将组织经费打了一只金鞋拔子。事实上当时身负中共地下党重要职责的刘少奇将组织经费换成金饰完全是为了保存和转移方便，刘涛、刘允真的大字报中却说刘少奇将这东西据为己有。于是，愤怒的红卫兵们要求刘少奇向党归还这只金鞋拔子。这种从自己亲生骨肉嘴里“揭发”出来的罪行，令刘少奇百口莫辩。
王前这样做实际上是毁了自己为刘少奇生的两的孩子。虽然凭那张大字报使得刘涛没有像刘少奇的其他子女那样吃更多的苦头，却为此背负了终生洗刷不掉的耻辱。
王健“精神病”
刘少奇的第五任妻子名叫王健，作风上倒是不像王前，但有轻微精神病，因此无法维持婚姻关系，刘少奇仅同她生活了半年就分手了。据说刘少奇把她送到东北，不久即彻底发疯了。近几年里也有中共党史工作者说王健从来没有得过精神病。大陆记者戴晴说她曾经访问过王健，也说她根本没病。
王光美出身官吏家庭
就在刘少奇的婚姻生活陷入极度不幸的时候，遇到了王光美。他们于一九四八年结婚，先后育有一男三女，依序取名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刘萧萧。刘少奇生于一八九六年，王光美生于一九二一年，比丈夫小二十五岁。
王光美出身于一户北洋政府的官吏家庭，父亲王槐青是当时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她的六哥王光英自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后曾经在天津与人合资创办了近代化学工厂，在当时的化工企业，特别是整个天津市里大名鼎鼎。
中共建政后，因为王光英本人比较亲共，再加之王光美这层关系，王光英成为当时共产党的重点团结对象，成为全国知名的几大“红色资本家”。当时，周恩来曾经找王光英谈话，告诉他为了党的统战工作需要，他到死之前都不能加入共产党，意思是只能等死后“追认”。王光英表示无条件服从。
邓小平时代开始后，王光英被邓小平请出山，与另一“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各办一大型公司，为中共的对外开放政策扯旗开道。他的光大集团，取“正大光明”之意。无论其内部运作是否真的“正大光明”，但刘少奇的众多子女好像没有一个依靠舅舅的这个公司发财的。
显然是受了哥哥王光英的影响，王光美在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毕业后也考入了北平著名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而且也进的是化学系。一九四三年她大学毕业后即积极投身中共地下党工作。抗战胜利后即被中共代表团召至军调处执行部任翻译工作。一九四六年秋内战加剧，她被调往延安中央军委，不久与刘少奇结识。
王光美是一个相貌、风度上均与国家主席相配的女人。这是毛夫人江青利用“文革”的机会加害于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共所有挨过整的元老夫人中，王光美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是被整治最狠的一个。
与王光美相比，刘少奇的家庭门第绝对是下等。一九六一年王光美曾陪刘少奇到他家乡湖南宁乡探亲访友，此时刘少奇的老姊姊仍带着一家在乡下务农，而且因为所谓“自然灾害”饿得走不动路了。此后，刘少奇称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看了自己家乡农民生活情况之后才斗胆说出的。这也是引起毛泽东对他仇恨的重要祸因。
晚年的王光美不受重视
中共给王光美安排了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职务，仍给了她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政治名誉。安排她住在北京有名的“二十二号楼”里。这座闻名北京城的“二十二号楼”坐落在北京海淀区的复兴门外大街南面，中共有关管理部门称它为高干楼，但因为中共许多先后过世的元老的遗孀们大都住在那里面，所以老百姓们都戏称它为“寡妇楼”。已故元老们的遗孀无论从资格还是年龄上都堪称“大姐”，所以在位的中共领导人不敢称这坐楼为“寡妇楼”，就称其为“大姐楼”。
千万别小看这些“大姐”们，从资历角度，她们堪称整个共产党政权的“大姐”。熟知中共高层内情的人都知道，她们的“干政”能力并不亚于那些政治元老们，对子女们的庇护则更是不遗余力。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夜，首先从西路杀进北京城里的三十八军曾给这座楼留下了不少“自卫还击”的弹孔。没有听说王光美对“六四”开枪持什么态度。据接近她的人讲，王光美仍然与一些政治元老有着亲密的关系。
另外，邓小平当年虽然是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其实刘邓两人不但在“文革”前的关系远谈不上亲近，“文革”后邓小平垂帘听政后似乎也是尽可能避免提及刘少奇。个中原因详述起来离本文主题太远，这里只是要交代一句，即王光美之所以在邓小平时代里没有得到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夫人”应得的待遇和地位，与邓小平的“忽略”分不开。
寂寞难耐郭法曾成座上宾
据说，平日在刘家最受王光美与刘平平欢迎的人物是一位在大陆影视界以扮演刘少奇出名的演员郭法曾。
此人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在广西话剧团工作。有人向《刘少奇的四十四天》电视剧组推荐了郭法曾。此时他已经发福，为了更像刘少奇，竟一连十天只吃了一斤饭，就这副饿成半死的样子，令导演一眼看中。当时广播电影电视部长艾知生赞扬说：“扮演刘少奇的演员可亲可信，不可多得。”从此，只要有刘少奇形象的电影或电视剧，已经是非郭法曾不能上戏。
平时在家寂寞难耐的王光美对郭法曾的称赞自然也可想而知。只要郭法曾上门，王光美立刻会吩咐赵阿姨将家里收藏的好酒招待。谁能相信，郭法曾演刘少奇的一些戏服竟然是“原件”。只要是演刘少奇需要，王光美立刻将所有未舍得捐给纪念馆、博物馆的刘少奇穿过的服装一一展出，供郭法曾选用。
被刘少奇毁掉的三个子女
刘允斌“自杀”成谜
刘少奇也曾经是一个狂热、极左、充满革命斗争观念的共产党领导者。他的粗暴和不近情理曾一度摧毁了他三个子女的异国爱情。
长子刘允斌生于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九年暑假期间，刘允斌跟着周恩来的飞机到苏联上学。先是在教养院生活，一九四五年二月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同年加入共产党，成为那些从延安去苏联学习的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不久，他又转入苏联第一流大学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他又顺利考上了研究生，是那批留苏学生中唯一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人。
在莫斯科，刘允斌与一位苏联老红军战士的女儿相爱并结了婚，不久生了一个儿子。然而，由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刘少奇要求刘允斌返回中国。
在那个革命年代，刘允斌在祖国和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他曾规劝妻子玛拉和他一同到中国去。但是，玛拉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怎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呢?结果，为了祖国和革命，他们离婚了，儿子也留在了莫斯科。也就是说，刘少奇的长孙至今还在俄国。
刘允斌回国后到了地处西北戈壁荒原的核实验基地，担任了副总工程师兼一个部门的党委书记。在戈壁沙漠上，他重新组织了自己新的家庭，女方是女技师。他们婚后生育了两个男孩。
“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刘允斌被诬指为“白专典型”、“特务”、“反革命修主义分子”，遭到残酷批斗。因为批判和围攻他最无情的恰恰都是那些过去对他竭尽献媚的“朋友”，所以一下摧毁了他从小即信奉的那个精神偶像--共产主义道德。随着肉体被无情折磨，他的精神也崩溃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也就是他父亲死亡前两年，有人在包头市郊的铁轨上发现了他被车轮碾碎了的身体(日本人屋崎庄太郎所著的《刘少奇的悲剧》中称刘允斌死于房山县)，时年仅四十二岁。
当时的公安机关和刘允斌所在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在房山县，后来的著名民主运动领袖王军涛曾在那里工作过)认定他是“畏罪自杀”。然而，也有人看见他是被殴打断气后，才扔在铁轨上的。
爱情经历不幸的刘爱琴
刘爱琴生于一九二七年，刘爱琴同哥哥一起去了苏联，就学于教养院。刘爱琴同班中有位男同学是三十年代名扬世界的伊巴露丽的外甥。于是，刘少奇和伊巴露丽这两位中共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就结上了姻亲关系。
但是，两个肤色不同的年轻人在恋爱期间，似乎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家庭背景。刘少奇到苏联开会时，刘爱琴拿了刊登有刘少奇照片的报纸对未婚夫说：这就是我父亲，我们应该去见他。当时那位西班牙青年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刘少奇对女儿的婚姻选择同样不满意。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外国人的妻子，同时他也不喜欢伊巴露丽。一九四九年七月，刘爱琴在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毕业了。正好这时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就把女儿带了回来。刘爱琴是个天生性格柔顺的姑娘，不敢违抗父命，只是希望自己的丈夫也能随她一起到中国，她的丈夫也表示愿意这样做，但遭到了刘少奇的无情拒绝。刘爱琴无奈，只好带着她和西班牙青年的爱情结晶离开了丈夫。
刘爱琴回国后经过争取，父亲又同意她在人民大学毕业后回到苏联工作了一段时间。六十年代初，她回北京探亲，没想到父亲对她说：中苏关系恶化了，你不能再回苏联工作了。刘爱琴不愿意，哭闹着要回去，父亲坚持不准，刘爱琴一怒之下把护照摔在父亲身上。
事隔六七年以后，刘爱琴只好同意嫁给了一个“政治条件非常好”，但相貌丑陋的男人。婚后她生了三个孩子。刘少奇倒台后，那个“政治条件好”的男人带着三个孩子离她而去。
一九五八年，刘爱琴在父亲的督促下，下放到了内蒙古草原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文革”中，刘爱琴没有像她的几个异母弟妹一样进共产党正式的监狱，但也一度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
在边陲地区的政治风暴不如北京严酷，刘爱琴才得以保住自己的一条性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对子女的严厉有时竟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刘少奇平反后，刘爱琴先是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后调回北京，在中国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授。
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刘爱琴久久立在父亲的遗像前发痴。与会者描述说：“她当时已是满脸皱纹，身体瘦弱而且有些驼背，看上去比王光美还要大十岁。”
“文革”中的落难当然可以记在毛泽东的账上，但她一生中的种种坎坷，尤其是爱情经历的不幸，说到底还是他那专横而不近情理的父亲一手造成的。
第一个反刘的人是自己儿子
不管我们今天怎样理解刘少奇当时的行为，他对次子刘允若的残酷已违背了他作为父亲该有的人性，即使是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或者“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
一九五四年，他凭自己的考试成绩，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无线电仪表专业。本来，刘允若爱好新闻和文学写作，这方面的基础也比较扎实，但党的需要却让他选择工科。
因而他一直没有学习热情，与同学的关系也处得很不融洽，闹着要留级或转系，以达到改学自己喜爱的专业和再不必与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的目的。刘少奇为此先后几次写信给他，批评了他的错误，并指示中共驻苏大使馆对他严加约束。
后来，刘允若被迫回心转意，并和苏联姑娘相爱。异国情侣筹备结婚时，未毕业的刘允若接到了让他回国的通知，是刘少奇下达的。刘允若以为只是让他回国休假，回到北京才知道上当了。
爱情把他折磨得像个疯子。他既不像刘允斌那样能自我克制，也不像姊姊那样软弱，想尽一切办法要重返苏联。有一次，刘少奇到苏联访问，他吵闹着要一起去，结果刘少奇出发时，家里人谁也不能到机场送行，“陪”他在家。
刘允若无数次努力都失败了，就连给那位苏联姑娘写信也遭到禁止。他痛苦到了极点，狂喊：“你们既不让我活，就把我拉到刑场上绞死吧。喔，想起来了，还不如一发子弹打死我算了!不管在哪，如果不能实现我的愿望，我，活着也就毫无所成，还不如死掉好。”
为了刘允若的事，刘少奇和王光美几次找他所在的七机部某研究所，研究如何帮助、挽救刘允若的“专案”。刘少奇甚至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及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写了同样内容的信，希望得到党的帮助。
于是，由领导部门出面，给刘允若介绍了几位年轻、貌美的未婚女性，但都未曾打动他。后来，王光美发现刘允若看过电影《五朵金花》后对女主角杨丽坤颇有好感，于是立刻差专人到云南昆明征询杨氏的意见，没想到这位女演员对当国家主席的儿媳妇没有兴趣，声称已有了男朋友。
刘允若不仅在爱情上有独立执着的追求，思想上也追求西方。他不学毛泽东的著作，爱读俄国小说。在家里，他常常愤愤不平地对弟妹们说：“在中国没有自由”;“中国人都在瞪着眼撒谎，特别是政治家，都是专门制造谎言的”;“在中国没法取得成果，没有发展，这是政治挂帅的结果。”
刘允若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叛逆者。刘少奇为此让王光美到七机部指责刘允若“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右派。他在本质上是反对他父亲，反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刘少奇甚至还专门给党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处理刘允若。
刘少奇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等于是葬送了儿子的一生。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并下达处理指示：一，对他必须严加管束，应该让他下放劳动。现在没有必要提出爱人问题和入党问题;二，把他迁出北京，到其他地方劳动;三，加强对他的审查，必须调查他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文革爆发后，刘允若是家中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他甚至写信给在内蒙的姊姊和哥哥：“准备好材料”，回到北京一同批判、揭发刘少奇。同时，积蓄已久的对中共各级领导部门和中共政治种种弊病的不满，也促使他大胆地站出来在造反派的行列里冲锋陷阵。他当上了七机部“九二”红卫兵组织的一员大将，造反派的领导人。但意气风发没有几天，江青就公开宣布：“刘允若里通外国，马上逮捕。”当时刘少奇、王光美还未被打倒。
知情人说，刘允若当时的表现很有气魄，他获悉江青下令抓他的消息后，自己跑到公安局要求给他戴上手铐免得大家浪费时间。他揶揄公安人员说。
刘允若被投入北京第一监狱，在著名的写字楼里与陆定一的儿子陆德等一批中共高干子女关在一起，后来又被迁往第二监狱、秦城监狱，整整被关押了八年。
由于监狱条件恶劣，生活艰苦，他先后患上了脊椎结核和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一九七四年被释放时，曾与仍在秦城监狱里的王光美见了一面，母子双双以泪洗面，感慨万端，往日种种积怨随之消散。
一九七七年，刘允若突患急性肺炎不治，孤独地病死在医院里，时年还不到五十岁。终生没有婚配，身后倒也无牵无挂。
刘少奇三个儿女为跨国姻缘付出的代价
平时在甲楼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被送苏联深造。
早在1939年，刘允斌和刘爱琴，就被送到苏联，他们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过的莫尼诺儿童院学习过一段。1945年，刘允斌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在该院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进入莫斯科大学，读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
两年后，刘允斌回到祖国。他只在中南海的家里住了几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县，进了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这是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刘爱琴1949年跟父亲回国后，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当了一段俄语教师。翌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深造，1953年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工作。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刘允斌、刘爱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内蒙古。从此以后，他们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亲、继母和弟弟妹妹们团聚。
刘少奇和何葆珍的三个儿女，都有一段到苏联留学的经历，偏偏三个子女都在异国他乡“莫言花重舟将没，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坠入爱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层政治的制约，是作为一国政党领袖的子女娘胎里带来的特殊染色体。这种染色体，给他们的私生活带来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受到强化的岁月，柔性的情感，与坚实的政治碰撞时，受损伤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个为跨国姻缘付出情感代价的，是刘爱琴。她刚到苏联时所在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抚养着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的共产党领袖后裔。因为这些国度的共产党，都处在与当政者对峙的状态，党的领袖们生活动荡，性命堪虞，更无法抚养照顾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这里，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并献上自己初开的情窦。应该说这种情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纯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爱琴对丈夫的惟一纪念是把他们共同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我相信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时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逻辑中，却是合情合理的。”
笔者在此援引罗点点的叙述，是因为她文字的简捷;但笔者觉得对父辈的理想是抵触还是接受，爱琴还是有抉择的自主的。她最终选择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说明她决定以父辈的理想、信条，为自己的理想和信条。
在共产党有着崇高威望，人民把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中国的诞生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之际，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子女，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那是从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选择。
如果说刘爱琴的婚姻，是出于党的利益和原则、国家体制不同的考虑；刘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苏关系始终隐藏着难料变异的因数。
关于刘允斌的婚姻悲剧，同为中南海里孩子的刘亚非的父亲刘振德，有一简要的概述，他曾于1956年至1967年间，在刘少奇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他回忆说:
允斌曾向我谈起他的婚姻问题:“我们的离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之间感情上没有丝毫的裂痕，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坚持回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给双方心灵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呀！”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我感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平静。
“我在苏联学习时，爸爸多次写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我自己也发奋读书，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识学到手。就这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几乎把身体累垮。爸爸得知这一情况后，写信严肃地批评我说：‘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健康，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必须马上改变那种摧残身心健康的学习方法。’那时，外国人非常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都不赞同我那种玩命的学习方法。当然我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姻问题了。后来，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马上回国，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长时间的苏联姑娘结了婚。那时中苏关系是很好的。我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爸爸给我写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说实话，接到爸爸的来信，我的思想上斗争了好几天。我多么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能回到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得到的这片古老而神圣的热土呀，我知道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送我们出国留学是为的什么，但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动员爱人跟我到中国来，但她因不懂汉语，而且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怎么也无法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我愧对她们母子呀，在我们许多人的想象中，好像苏联人结婚、离婚都很随便，其实各有各的规矩，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的妇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侣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真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允斌的那位苏联夫人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58年。我曾带她到外交部办过出境手续。她只会用汉语说几句简单的问候用语。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几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紧张，而允斌又是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谁也很难抽出时间来陪她。语言不通，生活又不习惯，她怎么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饭厅陪她坐了一会儿，用生疏的俄语想一句说一句，同她交谈。但这无法排泄她心中的苦闷。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难行。
她这次回国以后，他们两人才下了离婚的决心。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注:见刘振德著《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其实，经受心灵折磨的并非只有刘允斌和他的苏联夫人玛拉，要孩子做出艰难选择的父亲刘少奇，他的内心首先要经历一番苦涩。特别是当他的三个孩子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时，他对苦涩的咀嚼就要重复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