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公会｜中国人民是怎样爱上苏联的
莫斯科-北京，A Love Story.
文｜兔透射
2017年，中国首次成为俄国民众眼中「最亲近和友好的国家」，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研究显示，62%的俄国人都把中国列入了他们的「主要朋友」名单。
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这份肯定实在有些姗姗来迟。与之相比，信任俄国几乎从来是中国人民的主流意识，毕竟今天的俄罗斯看上去正像是苏联老大哥的继承者，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那次权力交接之后。
尽管中苏交恶的时间比中苏友好的时间还长，但中国人对苏联还是常怀特殊的情愫，至今仍为它的解体而忿忿不平。
这也难怪，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苏联的表现是如此与众不同，其他国家都只需平等地往来，唯有苏联让中国自愿做它的学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不过，回到近70年前，中国政府刚准备以俄为师的时候，这里的人民却并没有做好准备。
「苏联把炮弹打到中国来，有什么好处呢」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对于这一政策，觉悟不高的民众多不以为然。京津等地的高校教师挖苦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惜又倒下去了。」
普通市民更是不清楚苏联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疑惑地向宣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中共干部问道：「苏联把炮弹打到中国来，有什么好处呢？」
●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指的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发威慑意味的空炮
● 斯大林上台后，这声炮响的意义被宣传不断放大，图为苏联著名漫画组合库克雷尼克赛的油画《「阿芙乐尔」的炮声》
当时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印象并不多。他们要么不了解这个国家，要么就对它心存反感。
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在二战末期亲眼见识了苏军士兵抢掠财物、奸淫妇女，因此对苏联怀有最负面的情绪。即使是时任旅大地委书记的韩光，也对「少数兵士」的行为感到愤慨，需要驻军总指挥部政治副指挥来给他做思想工作。
其他地方讨厌苏联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爱好历史，关注国际新闻，对海参崴、外蒙古、唐努乌梁海耿耿于怀，很多大学生还参加过1946年的反苏示威。
● 1946年初，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抚顺煤矿的专员张莘夫被「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杀害，加上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公诸于世，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出于信息饥渴，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甚至也会传播低级政治谣言。比如顾颉刚先生就在日记里记述他听来的「消息」，说苏联要中国割让七个港口，毛泽东跟周恩来不肯卖国，都被扣成人质了。
更多的中国人则纯粹感到莫名其妙：为何突然就冒出一个叫苏联的国家，又先进又强大，对我们又好？以前怎么没什么存在感？
相比之下，「美国富强发达，常常援助中国」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 沃特.迪士尼绘制的援助中国抗战海报，泥娃娃代表中国人
因此，干部在宣传「一边倒」政策的同时，还肩负着宣讲「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是纸老虎」的任务，同时颠覆了两个大众常识，经常招来群众有意无意的刁难。
工人阶级中，不少人用过欧美机械，多不相信苏联工业发达：苏联那么先进，为什么他们的机器都粗糙不堪。对这类问题，干部通常也准备不足，只好说苏联产品虽然粗糙但经久耐用。
很多市民则认定，苏联重工业还行，轻工业纯属吹牛，不然为什么「苏联花布又不牢，又退色」？而美国制造显然经过质量认证，「干部用药，也是先找美国货」。
上海人尤其傲慢：「苏联没有好的钢笔，要我们关勒铭钢笔运去」；「苏联手表像钟一样粗大」；「苏联连棉毛衫也没有，要中国运去」。
● 1936年制关勒铭钢笔，是上海轻工业的一个骄傲
干部跟上海学生作正面宣传，讲到「苏联同志热烈鼓掌，鼓到手表也停了」，他们却别样解读：「苏联手表这样差？连鼓掌也会停的？」
即使是淳朴的农民，对老大哥也不免说三道四：「苏联既然有米丘林和李森科农业发明，为什么还要把中国的水果运去？」
一味宣扬苏联的好，也伤到了许多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他们辩证地反问：「苏联一点坏的没有吗？中国一点好的没有吗？」
不少群众甚至对「老大哥」这个称谓都颇有微词：「我们人多物产多，凭什么叫他老大哥？」遇到苏联儿童来华访问，还有人借机挖苦宣传干部：「你可以上去喊他老大哥了！」
复旦大学学生对公共场所的斯大林像也表示不满：「蒋介石亲美还没挂杜鲁门像，共产党亲苏连斯大林像都挂出来了！」
● 1949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
就连干部教唱的苏联歌曲，都因为「我们没有见识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歌词，而惹得一些学生勃然大怒，质问他们对中国空气有什么意见：「难道我们不可以自由呼吸吗？」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面对跟不上时代的中国人，政府并未气馁。
1949年7月，中共宣告「一边倒」政策后不久，便开始筹备全国性的中苏友好协会。参加协会发起人大会的689位发起人中，以刘少奇、周恩来和宋庆龄领衔，可见对这个「民间组织」的重视程度。
当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仅仅四天后，中央政府各部门都还未设置齐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便在北京正式成立，由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担任总会长。
此后的中苏友好工作，主要由这个协会主持开展。
● 1950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一周年，宋庆龄、罗申、刘少奇、李济深出席
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中苏友好协会对其会员身份要求不高，凡是有意促进中苏友谊、学习苏联者，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职业，都可以成为会员。因此，它的规模增长十分迅速，仅用三年时间，会员数量就达到了3890万，超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今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妇联，成为全国最大的「群众团体」。
● 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证
在苏联经验的帮衬下，友好协会的宣传手段比其他部门、团体更加丰富多彩，调性也往往更高。它发行的中文版《苏联画报》，在莫斯科印刷出版再运到中国，以大量图画的形式介绍苏联，在当时很受欢迎。
其中，友好协会投入最大的，是放映苏联电影。他们成立三年，就拥有了200多个电影放映队、2500多个幻灯队，经常深入偏僻的乡村去播放电影。
这些集中于革命、反法西斯战争、反特、反帝题材的苏联电影，对缺乏文化娱乐的中国乡民仍然称得上视听享受，常有农民不辞辛苦、不烦路远，提前三、四天从家里出发，赶到放映地点观看这些苏联影片。
如果兼具知识文化素养与学习苏联的热情，友好协会的会员还有可能被选中参加访苏代表团，为国内同胞带回亲身苏联见闻。
他们记述的一些奇景，恐怕只能在当时的苏联得见，如作家陈学昭参加中国妇女代表访问团，在苏联养鸡场见到：「产蛋室如果正好挤满了，那么要生蛋的鸡就会在产房门口等待着，他们绝不随地乱生蛋。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鸡也被训练得这样聪明守秩序。」
● 获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不久的陈学昭
经过数年宣传教育，中国人民对苏联的认识有了普遍提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口号更是广为人知，哪怕是没念过书的农民，也晓得向干部打听：（苏联集体农庄）「有哪些财产被集体化？」「怎样集体化？」「庄员的房子是否归自己？」「庄员自己的小块私有土地从哪里来，是不是有时间耕种？」
检验中苏友谊建设成果的机会很快到来了。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除了天津有一小撮人专门在那一天跑去饭馆大吃大喝外，全国各地都传来了人民悲痛欲绝的报告。有人哭晕过去，或悲伤到无法进食、入眠，或悲伤到影响工作。
● 1953年3月9日，北京各界6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斯大林追悼大会
上海更有一位小朋友表示，希望减少自己的寿命，来延续斯大林同志的寿命。
三天不学习，跟不上中苏关系
刚刚爱上苏联的中国人民很难预料到，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中苏关系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
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突然发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以及对他的迷信。毛泽东评价此举是「揭了盖子，捅了篓子」，对赫鲁晓夫没有通知兄弟党就改弦更张不满。
● 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
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开始讲述《论十大关系》，略微修正学习苏联的态度：「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斯大林，他的评判也与苏联不同：「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到1958年，中国展开「大跃进」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苏联经验反而显得保守落后了。这让友好协会的干部非常棘手，若不宣传苏联，自己就毫无存在感；若多宣传苏联，又显得轻视中国「大跃进」成就，可能犯政治错误。
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可不搞，但又不可多搞」，虽是宣传苏联，展示中国建设成果的内容也得过半。原来从苏联送来的那些图片、电影，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中国人民的审美世界从此走上土味之路。
然而，在中苏关系转冷的时期，普通民众毫无知觉，反而以为他们的老大哥变得更可爱了。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对中国诸多援助项目都落到了实处。尤其在他第一次访华后，不仅给予中国5亿2千万卢布长期贷款，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还从旅顺军港撤军，将原中苏合营的石油和航空公司股份交还中国，令中国群众大为感动，纷纷传说看到了真正的友谊。
● 旅顺市文化馆举行欢送苏军回国大会
「大跃进」开始后，苏联在政治问题上不再靠得住，中苏友好宣传也转向以无关政治的科学技术为重点。中国市民借此了解到洲际导弹、人造卫星等苏联确实做到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反倒比以往的口号宣讲更能增强他们对苏联的好感。
1958年，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本是毛泽东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向苏联大使尤金大发雷霆的一个结果，不明就里的民众却欢呼雀跃，以为苏联终于摆脱大国主义的傲慢，平等地尊重中国。
● 1959年，尴尬的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
直到两三年以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失策。
不过，大众的政治迟钝对他们并无多少害处，反倒是小部分精英太过敏锐，反而惹祸上身。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一些知识分子以为中苏关系已经改变，可以放肆批评。
一时之间，领土问题、苏军曾经的恶行都被他们旧事重提，连1952年院系调整也被某些高校教师批为「盲目照搬苏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龙云更是再次怀念帝国主义：「中国借苏联的债要还，不如美国慷慨大方。」
反右派斗争接踵而至，这些言论都成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现行证据。
其中，一位北京的工程师大鸣大放时表示「其实苏联专家不一定都是好人」，被打为右派，逐出北京到东北工作。1965年，经过思想改造，他痛改前非地承认「其实苏联专家中也有不少好人」，终于被打为「反革命」下放青海改造。
参考资料
余敏玲 《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
朱靖华 《建国初期党转变民众疑苏亲美情绪工作研究》
姜超 《上海中苏友好宣传教育运动研究 1949-1965》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 《苏联红军在旅大》
沈志华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令孤：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老大哥
他们都是中共革命者的后代，从小就被送到了苏联，在国际儿童院长大。同学中有舵手的女儿李敏、朱总司令的女儿朱敏、刘主席的女儿刘爱琴……
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但好多年没见，互相都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爹，哪个又是儿子。于是，各自站成一排，工作人员先喊一声孩子的名字，再喊一声家长的名字，两边一起出列，就这样对上了号。画面像是会师。
回到家里，这些孩子对生活一点也不适应。他们几乎不会说中国话，更听不懂，只好送到学校里重新学习。当掌握了一些汉字后，老师让他们试着造句子，很多人的第一个句子是：
我们要回苏联。
也难怪，那时候苏联可是超级大国，是让人崇拜的老大哥。这些孩子在苏联，吃的是抹着黄油的面包和牛肉、香肠。如今桌子上每天摆的是馒头、米粥和青菜，真是咽不下去。
唯一能安慰心情的，是他们离开苏联时，儿童院送给他们的那个小箱子。
里面除了装着书籍和玩具外，还有一大盒巧克力糖。思念起在异乡的生活，就吃一颗，真甜。
很多人都舍不得吃。
但，这并不是说，它像今天的七夕、情人节一样，被赋予了那么多意义。
那个年代，巧克力和原子弹一样，中国都不会制造。
01
就在中国孩子从苏联回来之前的几个月，1950年4月30日，位于长安街东侧的皇家太庙换了个新名字，叫“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字是舵手亲笔给题写的。
“文化宫”这个名字，就是从苏联引进的，因为社会主义让劳动人民做了主，也要建设属于自己的文化。经周公批示，这个文化宫由北京市总工会管理，作为工人搞文化娱乐活动的场地。
一代文豪郭沫若老师，还就此写了句诗：“昔为帝王庙，今作文化宫。”
之所以在这一天揭幕，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劳动节”这个称呼，也是来自苏联。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组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把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实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当然也采取了这个惯例。
1950年6月份，天津市工人文化宫成立，这地方在原来的意大利租界，是墨索里尼家族经营的一个回力球赌场兼舞厅。
每天晚上有舞女陪客人在这里唱歌跳舞，吵得周围人睡不着觉。一个住在附近的人说：“那个时候，中国人连睡觉的自由也被人夺走了。”
改造后，市长黄敬也题了字，不过不是匾额上的名字，而是一句词：“战斗式的工作、文化式的休息”。
作为舵手夫人的入党介绍人和前夫，他还是很懂规矩的。
就在上海按照老大哥的样子搞建设的时候，一个姓江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正在新成立的益民食品厂担任生产厂长。大家爱叫他“江博士”，倒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毕业，而是他博学多闻。
之前，上海流行一种冰淇淋，名叫“美女牌”。江博士觉得新工厂也得有自己的冷饮，要创立新中国自己的品牌。他给取了个名字，叫做“光明牌”，logo是一个火炬。
理由是：
天亮了，解放了，光明照亮中国。
车头印着“光明问世”四个大字。
光明，上海小囡的最爱，长者的创造
但车子在街上走了没多远，就被交警给拦住了，说他们影响交通。这可难不倒江博士，他说：我们这是为了和旧社会的冰淇淋竞赛，要为人民服务。警察没话说了，放行，还主动为他们开道。
这是江博士仕途的起点，光明牌冷饮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民族冷饮品牌。后来的事，他自己也没有预料，一步步当到了上海市委书记，后来，又进了中央。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而历史，有时候又是相似的。
02
在战争年代，中国革命者的孩子被送到苏联去，是迫不得已。
当局势占优之后再去，就是主动学习去了。因为，我们要建设一个像老大哥一样的国家。
所以，舵手看得长远，1948年，还没进北京的时候，他就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接受人家的正规高等教育，好培养咱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这批人共有21名，简称“4821”。他们都是烈士或高级干部的后代，因为筛选人的一个首要条件是：政治可靠。还有一个条件是，要能力突出。毕竟是要去学本领的，不是旅游的。
后来，这两个条件汇总成一个新名词，叫“又红又专”，是对整个中国大学生的要求。
在这21名留学生中，有一个姓李的同学，就是烈士后代，父亲牺牲时，他还不到3岁。他从小在延安长大，受到了周公夫妇很多关照。被选中去苏联这一年，他刚刚20岁，已经在哈尔滨油脂公司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李同学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力发电专业。因为列宁老师说过一句话，“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电力，是当时中国大学生眼里最有前途的专业。就像后来的电商。
1955年，他从苏联毕业，回到中国，被分配到吉林的丰满发电厂。他在那里呆了六年，做到了总工程师的职位。
之后，靠着在电力行业的积累，他真的负责搞起了三峡水电站。最后也进了中央。两个都在东北待过的南方人，殊途同归。
就在李同学回国的这一年，江博士也去了苏联，擦身而过。不过，他不是去留学，而是实习。
学霸风范，若隐若现
1950年1月，周公率代表团去苏联老大哥那里串了个门，双方签订了好几份友好协议。苏联答应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援助重大工程建设。其中就包括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
在苏联期间，江博士表现非常好，短时间内就掌握了技能和业务知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俄语说得好。
那时候，因为一面倒的政策，俄语全面压倒英语，成了第一语言。江博士得学俄语了。
碰巧，厂里有一个女秘书，是白俄罗斯人。江博士就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和厂里的一个女工一起，跟着女秘书学俄语。
没过多长时间，白俄秘书要回国了，她请两位学生吃饭。饭桌上，江博士已经能用俄语和老师对话了，而那位女工却说不上几句，只能在旁边干听着。
不管在啥时候，只要去了国外，语言都是最难的关。有个段子说，两个留苏学生上完课，回到宿舍，为今天到底上的是什么课争论起来。一个说是政治课，因为听到了“列宁主义”这个词。另一个说是历史课，因为听到了“十八世纪”。
谁也说不服谁，结果找人一打听，才知道上的是高等数学，老师讲的是“绪论”。
而对江博士这种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来说，就是too simple的事了。在苏联实习期间，一有机会他就去找苏联人请教，练口语，典型的学霸套路。
等到第二年，他的俄语已经很流利了，可以与苏联专家直接对话，所以很受欣赏。5月回来后，他担任了一汽动力处的副处长。
也就是这一年，一汽生产出了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因为从图纸到生产线都来自苏联，所以长着一张典型的社会主义汽车脸：笨拙，古朴，有一个突出的长鼻子和两盏大前灯。
进入中央后，江博士多次访问俄罗斯。有一次，他去俄罗斯科学院的西伯利亚分院直接用俄语演说，演讲的内容中有一项是“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用中文都很难讲得顺，他却准确地用俄语讲出来了。
2001年，他又去了莫斯科大学，用俄语作了40分钟的演讲，内容是“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
那时候，中苏已经分分合合好多年了。上一位在莫斯科大学演讲的中国领导人，还是舵手。
那是1957年的时候，舵手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并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
就是在这一次演讲中，出现了那句著名的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那一天，同学们的手掌都肿了，不是被苏联的天气给冻的，而是鼓掌鼓的。
03
20世纪中期，中国简直是把苏联整个国家照搬来，在自己的国土上复制了一遍。
要认清哪些是苏联留下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把名字稍微改一下。如果觉得别扭，对不起，你就中招了。比如：
纽约市工人文化宫
伦敦市铁西区建设一路
名古屋市第一人民医院
阿拉斯加州石油学院
……
这个国家，在中国留下的痕迹，其实远比这些名字要深，已经深入到了几代人的心里。尽管，一般都进行了中国特色的改造。
比如，芭蕾舞。
芭蕾舞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到了19世纪末，中心转到了俄国，因为出现了柴可夫斯基这样的大师，建造了一片天鹅湖。到了苏联成立，芭蕾舞已经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标志。
但是在中国，大部分人不知道这种踮着脚尖的舞蹈是啥，也欣赏不来。1950年，一位名叫戴爱莲的舞蹈家，仿照苏联的芭蕾舞，排了部舞剧《和平鸽》。她没让演员穿迷你裙，而是长裙，连膝盖都遮住了。
就这样，很多人也羞答答的，捂着眼看，还编了句顺口溜：
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受不了。
之后，在苏联派专家援助中国搞建设的时候，也派了舞蹈专家过来，开办了芭蕾舞培训班，手把手、脚把脚地教中国人跳舞。1954年，成立了北京舞蹈学校，5年后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央芭蕾舞团。
在周公的批示下，芭蕾舞团专门建造了一座苏联式的大楼，用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施工队伍和施工材料。多年后北京搞城建，想把楼给拆了。鉴定专家来看后说，还是别拆了，再盖也没这结实。
舵手夫人主抓文艺后，开始对苏联传来的芭蕾舞进行改造，让演员们脱下裙子，穿上军装，同时拿起了手榴弹和枪。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舵手看完后，说了三句话：
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中国舞蹈史》里是这样描述的：
当时从专业到业余，从成年到少年，从北京、上海到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乃至内地的僻壤小镇，都有人跳芭蕾舞。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两部舞剧结识、并最广泛地参与到包括芭蕾在内的舞蹈活动之中的。
在《芳华》小说的封面上，有一个小小的跳舞者的剪影，其实就是小严歌苓当年跳舞的照片。
当时文工团的纪律很严，一般不允许拍穿军装跳舞的照片。她这张照是抓拍的，腿还没有抬到最高。但这难不倒作为东亚三大神器之一的P图术，用到封面上时，腿就高了很多。
严歌苓老师很早就具有塑造自己品牌的意识了
从民间到军队，一个芭蕾舞就这样轻松地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审美习惯。
其他方面呢，同样如此，无不定苏联为一尊。比如大学教育中的专业设立、建筑风格中的主楼+配楼、音乐中的手风琴、中学的奥数竞赛、陆海空三军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此处省略100+个领域）
文学这类领域自然更逃不开。莫言的很多小说中，就有苏联文学的影子。跟严歌苓一样，他也当过兵，没少看文工团的芭蕾舞表演，也没少看苏联的小说。
比如，他的《丰乳肥臀》中有这样一段话：
崔凤仙一点点地咬着司马库的皮肉，用绝望的腔调说：“……我知道，跟了你的女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可我就管不住自己，你在前头一摇尾巴，我就像母狗—样，跟着你跑了……”
这个情节就来自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原句是这样的：
婀克西妮亚好像是在回答他心里的想头，说：“你看，我是这样的人……你就像对一只小母狗吹了一下口哨，我就跟着你跑啦。葛利沙，这是因为爱你和想念你，才逼着我这样做的。”
莫言老师这个写法要搁到现在，就叫洗稿。
04
舵手说，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
在我们向老大哥全面学习的背后，其实就含着一种对天天过好日子的向往。
当时，中国家庭每天能吃上青菜米饭就不错了，芭蕾舞演员却能品尝着牛奶肉食，谁不眼馋呢？何况，苏联还有浓郁香甜的巧克力。
在西方引领世界的时代，巧克力也是一种现代化的象征。
中国留苏学生吃的巧克力，以及后来从苏联进口的巧克力，很多都是由一家名叫“红色十月”的糖果工厂生产的。
这家工厂成立于1851年，本来是一个德国人在莫斯科建立的。因为好吃，牌子很快就打响了，还成了皇室的甜食供应商。但66年后，遇上了十月革命，被苏联接管，改了个红彤彤的名字。
想想也真分裂，当俄罗斯的小孩能吃上巧克力的时候，中国正在闹天国起义呢。那一年，洪大师在金田村一声吼，天下就不太平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们一起追过的老大哥没了，而这个牌子的巧克力还坚挺着。现在，它归属于“俄罗斯联合糖果集团”，已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品牌。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如今的中俄关系，不再是当初一边倒的给予和塑造，而是两国之间正常的交往，作为平等相待的邻居，在贸易上互通有无。
“红色十月”工厂的巧克力也不再是珍贵的礼物，唯有特定群体的人才能尝到，而是成了普通的商品，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市场，很容易就能买到。
同时，如果说当年的中国是全盘“苏化”，那么现在的俄罗斯，在日常中就有些“中国化”了。
因为，中国成了向俄罗斯供应轻工业产品的头号国家。俄罗斯最大的电商网站，是中国的速卖通，也就是淘宝的海外版。他们本土的最大电商网站ozon，只能排到第二。
第三呢，是美国的eBay。至于世界首富贝索斯老师的亚马逊，由于水土不服，压根就没有进入俄罗斯市场。
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的商品，便宜又好用。通常情况下，买一样俄罗斯本土商品花的钱，能买到三个中国货，并且质量更好。
一代宗师马大胡子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时是拿中国打比方的，也同样适用于现在：
工业革命后，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芭蕾舞演员们的待遇也倒转过来了，在他们平均25年的表演生涯中，需要500双舞蹈鞋。而这些鞋，基本都是从速卖通上买的，中国制造。
要说俄罗斯的头号“网红”商品，还得是小米。三个月内，俄罗斯人就剁手了28万部小米手机。今年红米6A在俄罗斯首发，半个小时就卖了一万五千台。
风水为何轮流转，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年，中国向老大哥学习的东西，主要是在重工业领域，比如机械、电力、汽车等。
在轻工业方面，老大哥只能算小康，并不富足。到了今天的俄罗斯时代，更是一路下滑，成了软肋。
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公投事件发生后，俄罗斯遭到了西方的联合制裁，进出口大幅下跌、卢布贬值，日子更不好过了。这时候，就看谁的东西又便宜又好用了。
所以，在如今的网上，俄罗斯网友经常发帖说：
感谢我们的好邻居。
而这句话，跟几十年前中国人对他们说的，竟然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