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周刊 |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记者试着去了解这样一件事情：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
此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来，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屏幕。这是一块怎样的屏幕？
作者|程盟超
编辑|从玉华
这近乎是两条教育的平行线。
一条线是：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一本率超九成，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
另一条线是：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师生是周边大城市“挑剩的”，曾有学校考上一本的仅个位数。
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200多所学校，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作业、考试。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还是令我惊讶。
过去两年，我采访过广西山区的“零一本”县；我也采访过北大的农村学生；我自己在山东一所县中度过三年，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23点休息，学到失眠、头疼、腹泻，“TOP5、TOP10”仍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理所当然地怀疑，学校、家庭不同，在十几年间堆积起学生能力、见识、习惯的巨大差异，一根网线就能连接这一切？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学生——他们称之为“远端”，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那种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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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他的说法，11月，我到了直播的两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
在车水马龙的成都武侯区，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安静伫立50多年了。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学，学生们在音乐课上选修钢琴、尤克里里；教学楼通透的玻璃幕墙里张贴的海报，是清华的竞赛、香港中文大学的入学资讯和一本独立音乐杂志的征稿启事。
炫目的高考成绩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边用几行小字展示着。午休时，学生会去露台上的咖啡座，在鸟鸣声中看书，聊会儿天。
相比之下，仍在扩建的禄劝一中更有生机，或者说——闹哄哄的。学生们在课间跑着去室外的厕所；午晚饭时跑着去买面包，要么捧着冒热气的泡面；老师跑着在教学楼里上上下下，但要留心旁边初中刚被兼并的老教学楼。它的门太矮，会撞到头。
禄劝一中把去年直播班里考上清北的两个学生的名字，用加大加粗的黄色字体印在了校门口的巨大红色招牌上。
课堂里是另一副架势。成都七中的学生上课下课，总热衷讨论问题。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来接收教辅资料。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
但在禄劝一中，有的学生会突然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听课。不用问，我也知道他们太困了——有的女生即使站着，也忍不住打哈欠。
也有人趴着睡觉。高一有很多盯着屏幕却不知所措的眼神。屏幕那端，热情洋溢的七中老师提出了问题，七中的学生七嘴八舌地回答。可这一端，只有鸦雀无声的寂静。
禄劝一中的校长刘正德很坦诚：禄劝的中考控制线是385分，比昆明市区最差的学校还低大约100分，“能去昆明的都去了。”
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告诉我：在这个90%是山区、距离昆明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十几年前，“送昆明”成了攀比之风。
“恶性循环的开始。”我想。去年在广西，一个县考不上一个本科生，老师跟我哭诉“花钱都买不到生源”。
“我没想到我这么差。”和禄劝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艺涵聊了两个小时，她把这话重复了6遍。她是镇里中考的第一名，还曾是数学课代表。但这次期中考试，考成都七中的试卷，除了语文，其他科都没及格。
她说现在的英语课，除了课前3分钟的英文歌，其他完全听不懂。她以为某篇课文还没讲，其实老师早讲完了。她花半小时做七中出的阅读题，查很多单词，密密麻麻地填在题目的缝隙里。然后对答案——全错了。
据说高一上学期，不单禄劝，大部分直播班的学生完全跟不上七中进度。七中连续三节英语课让山区的学生一头雾水——一节讲英文报纸，一节是外教授课，一节听TED演讲，都是全英文。
“觉得自己真没用啊。”王艺涵的同班同学刘承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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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周末随班主任家访时见到刘承燕的。从县城到她家，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蜿蜒山路。这还是距离县城较近的镇子——有些镇，要开4小时的车。
她家是那种农村常见但城里人不太容易想象的样子：阳光和风从木头房顶里漏进来；家里到处是化肥袋子，有些积了厚厚的灰；屋旁边是猪圈，招来不少苍蝇。
家里除了她，只有爷爷奶奶。坐在这间屋子里，我不确定询问刘家父母的职业是否礼貌。
班主任先开了腔，“开班3个月，父母一次都没接触到。”
刘承燕告诉我，父母在昆明打零工，把打火机从工厂运到市场，平时一两个月来次电话。
她奶奶在旁边笑，“能考个大学就太好了。”
好几位禄劝的老师跟我抱怨：大多学生父母在外务工，只会说“好好学”。有的孩子出了问题，班主任反复致电，家长就是不来；还有家长在电话里直说，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
据说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学生，两岁留守，跟爷爷奶奶生活。直到大学快开学，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前来致谢的学生父母——开始还想埋怨父母不够关心孩子，后来一看，当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残疾，伸不直；两口子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5000元。
落差确实存在。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要花很多时间为学生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甚至帮他们争取和“诺奖”获得者对话的机会。
一位学生休息时会去练拳击、游泳，保持好的形体。班里女生会自制插花、香皂送给老师，还在老师嗓子不适时机敏地递上润喉糖，“素质和情商都很高。”
“优秀的孩子离不开优秀的家长。”她强调，自己的工作压力在于，“其他学校，师生‘尽力’就可以了，但在七中不行，要高效。”
教师授课如果让学生觉得不满，可能一两个月就被家长投诉，然后遭到撤换。除了成绩，他们还要培养学生的逻辑和兴趣。
我在成都七中随机听了几堂课，几乎都是公开课水准。语文老师讲“规则”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重庆坠江公交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行讨论、发言。谈及秋天的诗歌，旁征博引，列举了五六种秋天的意象。历史老师搜集大量课本上没有的史料分享给学生；政治课紧追热点，刚建好的港珠澳大桥已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
今年的广西理科状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他说，很多学科都会一次性传来十几张试卷。试卷纯手工拟定，每个题考察很多要点，没有任何题型重复。高考应试时大有裨益。
这在县中可能吗？我曾在北大遇到过一个农村娃，他说老师有时醉醺醺的，总爱让他们自习。在那个“零一本”县，很多学生都听得出，老师讲错了。有老师晚自习布置测试卷，直到高考，卷子没有讲评，连标准答案都不曾发。
王红接刚把直播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来，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直播。
远端的孩子透过屏幕，感受着这些差距。禄劝的很多学生至今没出过县城，听着七中学生的课堂发言“游览”了英国、美国，围观他们用自己闻所未闻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
一位山区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说：“没办法，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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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屏幕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震荡。禄劝一中的老师说，高一班里总充满哭声——小考完有人哭，大考完更多。有人在教室里抹泪，有人跑到办公室抽泣。不少学生一提考试就发抖。虽然早就预告了七中试题的高难度，但突然把同龄人间的差距撕开看，还是很残忍。
禄劝的王艺涵听说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绩不理想。一问，人家平均“只有”103分；他们班，30分。“数学完全跟不上啊，绝望啦。”
老师帮着重建心态，除了“灌鸡汤”，还安慰学生：只要熬过高一，就会突飞猛进。最近校园里流行的故事是，今年上北大那位，高一也考30多分，跑到办公室里哭。
那学生的班主任告诉我，这是真的。
恐怕在高一，禄劝一中没几个学生敢考虑北大。2006年，刘正德刚到禄劝一中当校长，学校当年计划招6个班，结果只凑齐4个。学校一年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要求很简单——平安活着。
我问王艺涵“理想”，她觉得没什么用——初中时立志考昆明，结果惨败。儿时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区，不联系了，她很失落。如今班里要写理想大学贴墙上，她就跟风填了浙大，虽然完全不觉得自己能考上。
刘承燕倒是明确地痴迷数学，说自己理想职业是数学老师。这是镇初中的老师告诉的出路，除此之外，她无法想象擅长数学还能做什么。
在成都七中，情况很不一样。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启田也痴迷数学。他提前修习了高数，为这门艺术的流畅折服，想进一步深造。
这里面有深思熟虑：他的父亲是工程师，何启田幼时总去他的办公室做作业，觉得环境枯燥无聊；母亲则是医生，曾险些遭遇伤医事件。他觉得这些工作“没意思”。
成都和禄劝的老师都说，只知道“好好学习”不够。没有明确志向，为了学习而学习，很容易动力不足。但对于没成年的孩子，“立志”这码事，全依仗环境。
我知道，农村的孩子不是没“志向”，只是更现实，和城里人挂在嘴边高大上的玩意儿不同。
比如禄劝一中那名优秀的高三女孩，她父亲不在了，母亲在镇卫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她哥哥曾是禄劝一中的年级第四，能上一本。但因为没钱，他放弃入学，现在打工供她读书。这是她苦学的一大原因。
今年夏天，有个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走红一时。我奔波了几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亲3年前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知道那件事后，他“有了学习的动力”。
有人指责农村孩子没有志向，他们恐怕没见识过那种普遍的、近乎荒诞的闭塞。我曾遇到过农村女孩被大学录取，却不知道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上万元——于是就失学了。
还有一个理科生，农村孩子，为了成为所在高中的首个北大学生，被高中老师鼓励，稀里糊涂填报了一冷门小语种。他大学成绩很不理想，毕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
我把这些事分享给禄劝的学生，他们听后都很沉默。
王红接希望学生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给他们目标，看到更多可能，更让他们焦虑，击碎他们的惰性。
然后只需做一件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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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接十几年间去过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师生们总抱怨：努力，但出不了成绩。
“其实效率很低。学生偷着玩，老师也不批改习题，不了解学生。”他发现，很多地方的教学是黑箱——都说要改进，但不知从何抓起。
据他介绍，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促进公平的重要举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气。
直播带来压力，也是动力。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在必须跟上，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
崭新的教学方法冲击着这些老师。
“学生们有对比了。”一位禄劝一中的老师说，“我们也得变，不然学生议论。”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 “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
这些老师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师事前发送的课件，编制成学案，布置成头一晚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疑惑的瞬间，琢磨着课后补足；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
“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真的累。觉得自己这么穷，每天忙啥呢？”有老师嘟囔着，下一秒话头一转，“唯独上课不觉累。看到学生，讲话声就大起来”。
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戏称，自己有好几个“人格”。为让学生没有违和感，当七中的直播老师严肃，他助教就严肃；下一届老师幽默，他就开朗些。
还有一位班主任称，他为了帮学生减压，每周一、三、五的深夜会带学生去操场跑步，和不爱说话的学生一起站在讲台上大喊“我是最棒的”。
直播课时，七中老师提问，他要求本班学生也站起来回答——开始没人愿意，他就找了个纸箱，塞上带编码的乒乓球，抽签。
“再去其他班，也能教好。”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一大拨儿年轻老师被直播培养了出来。
禄劝一位老师说，教出好学生，录取率高了，被人称为“名师”，“是一种教师特有的虚荣心。”
“什么是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位谢顶、穿着旧衣裳的中年男教师，坐在小椅子上说这话，我却丝毫不觉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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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一中主教学楼的大厅里有排玻璃橱窗，今年张贴的是：全县中考前257名学生报考昆明学校就读，生源严重流失情况下，我校1230名学生，二本上线634人，一本上线147人。
他们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低进高出，我们从不放弃。”
这里面有暗自较劲——和昆明比，也在和成都比。
网校会定期招募远端学生去七中借读一周。禄劝一中的几位学生去“留学”时，被同学们安排了任务——观察“天才”们的生活。
此前他们听说，成都的孩子是“天才”，平时不熬夜，下课能逛街。
两天后，小视频传回，是七中学生中午留在班里自习。回来后，禄劝一中的学生感慨：“天才”们不仅是天才，也很刻苦。他们有规划，会自己琢磨报哪些辅导班。
如何追赶“天才”？只能比他们更刻苦了。
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会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位班主任站在“为理想和尊严而战”的鲜红标语下叹着气告诉我，他的一项工作是凌晨来教室，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学生抓回寝室。
不过回寝室也不意味着休息。王艺涵每天0点30分熄灯，但很难睡好，心很不安，因为其他舍友上了床，也全都开着小台灯，趴在折叠桌板上继续学。她总觉得被落下了。
这所学校不乏苦学的故事：有年级第一得了阑尾炎，动完手术第三天就要来考试；还有同学为省时间，不吃饭，最后快得厌食症了。
在四川甘孜州的直播班，老师批评学生晚睡，有学生回答，“我得守住阵地。爸爸因为你在家长会上表扬了我，病减轻了不少。我要让他彻底好起来。”
你可以说这样苦读很不科学。但在这儿，一个穷地方，改变就这样发生。禄劝一中高三的前两名学生告诉我，只看卷面成绩，他们已和成都七中的“天才”们相差不大。
3年的漫长竞赛，他们一步步追了上来：高一勉强及格，高二渐渐从100分，上升到110、120……直到现在，满分150分，能拿到140分。
王红接观察了16年，最后得出结论：不要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基础差，“他们潜力无限”。
通常情况是，学生用一两个月适应成都七中的节奏，高二开始进步，高三复习时，把前两年学的知识巩固住，成绩会突飞猛进。
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认为，9年义务教育外加环境的巨大差距，很难在3年内弥补。但禄劝的老师笃定地说，他们高一的单科平均分，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到高三，最好时仅差6分了——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
我能感受到的是习惯的改变。高三两位学生说，经过3年，他们早已知道预习复习。有时自己取舍作业，提高效率；也在课间有针对性地做偏科的习题。
他们屏幕里的七中老师总说，“预习是掌握主动权，是为了和老师平等地交流。”
成都37中的一位远端老师发觉，学生跟随七中上课后，愈发爱提问题，午饭时教师办公室总挤满了人。有的老师买了饭，却进不了教室，只能在走廊里站着吃。
“高一还偷玩手机，翻墙逃课。到了高三，主动提问，自己找题做。”刘正德说，直播班的师生们在校园里忙碌，其他班也被影响。如今普通班也都静心学习。
直播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禄劝县教育局局长。他想了想，觉得它激发了本有的潜能，“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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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老师一开始也没底。
禄劝的老师说，听直播课时，成都那边的老师有时会突然关掉麦克风，嘴里却飞快念叨。他开始以为是在藏掖知识点，后来才知道，那是在用四川话骂人，骂学生调皮、不扎实、不做作业。
他一下释然了，“原来七中也骂人。”
我和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几位学生聊了聊，发现他们不乏同龄学生的普遍烦恼。一位男生说，入学头一个月，答题时想到上万人在看直播，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和大部分男生一样，他喜欢游戏，但上了高中再没痛快玩过。晚上9点半放学，回家做点扩展题，有时也要深夜1点睡下。他们周末要上各类补习班，最喜欢美术、体育这类“休息脑子”的课。
有七中学生在班级交流区里写道，“我希望有三只手，一手抓高考，一手忙竞赛，一手握生活。”
但远端学生对七中的“天才”们，更多还是遥远的崇拜感。七中学生经常会收到远端学生添加QQ好友的申请，微博上甚至有他们的“表白墙”。里面都是溢美之词，他们觉得自己并没那么优秀，因此颇为不安。
在禄劝这边，几乎每位学生都能叫出几位“崇拜”的七中学生的名字。
禄劝一位班主任好几次看到学生给七中的孩子写信，但从未阻止。他觉得自己的学生享受不到优渥的条件，但和他们接触，至少能多分动力。
七中任课老师有时特意将远端优秀的作业拿到本班展示，直播给上万名学生看。一位老师记得，她曾在班上直播了云南山区一位女生的作业。后来听说，那个班所有学生当场激动到哭，接下来一个月全在拼命学。
有七中老师感慨，“远端学生的质朴、感恩，是城市少有的。”有人回忆，他去远端学校做分享，学生们从校门口夹道欢迎，一个个含着泪，挤过来拥抱。
七中老师间流传着几个故事：比如有人去九寨沟旅游，找了个兼职的年轻导游。对方见面一愣，高兴得满脸通红，惊呼“老师”，无论如何不肯收钱，合张影就行。后来问清了，这是每天看自己直播的学生。
去成都交流后，禄劝几位“留学生”也感慨良多，回来后在班会上讲了4个多小时。
最主要的内容是，七中的学生更有目的性，知道为何而学。人家早就有了感兴趣的专业，甚至对人生有了规划，“早就开始学托福，高考只是一步路。”
一些禄劝的老师得到启发，高一就给学生发志愿填报手册，教他们向前看。
我不确定这些东西会在3年里带来哪些改变。高一的王艺涵还很丧气，她觉得七中的学生太优秀了，自己永远看不到，“就算我变优秀，人家不知道跑哪边了。”
但在高三的两位学生那里，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一位坚定地说，要比七中的同学更强。
另一位男生说，自己没想和成都的“天才”们比。自己明白和他们的差距，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确实比以前更努力，也进步了。努力是为了活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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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北大的农村学生告诉我，她幼年时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被人问牙不整齐，为什么不矫正，全都只能低头沉默；到了北大，同学们说自己在洛杉矶、旧金山，或者世界各地度假，她还是插不上话。
禄劝今年考上清华的那位学生说，他要继续熬夜才能跟上进度。有大城市的同学告诉他，“考清华还蛮简单啊”。
但我也看到了乐观的一面。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区女生在回忆里写道：她在大学出演了话剧，是因为直播班组织过情景剧表演；在新学校成绩不错，也多亏在高中养成了预习的习惯。
王红接声称，一些直播班学生，历经3年全英文教学，口语出众，在大学获益良多。
我想，至少这群孩子经历了3年的心理建设，到大学会适应很多。
更长远的影响可能还在山沟里。王开富和刘正德12年前合计着推行直播班，经费不够，硬着头皮上。彼时王开富有朋友把孩子送去昆明，因为缺乏父母关注，成了游荡的痞子。当爹的痛心疾首，和他说禄劝教育不行。
他很生气，“搞一辈子教育，只求最后别被人骂。”
12年后，这届高一，12名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开学后主动申请转回禄劝。十几年来，小城第一次迎来生源回流。
“如果凋敝的学校总没起色，学生一入学就能看到3年后的结局，那他和他的家庭，都会自暴自弃。”
这是王红接的结论。几年前，四川一位贫困县的干部曾拜访他。那位身高超过1米8的壮汉几乎哭着说，县里教育改善后，生源回来了，跟着学生出去的家长也回来了，整个县城又有了人气，“房价都涨了。”
王开富给我展示了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高中毕业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只有2.5%。
据他说，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用了多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毛入学率90%以上。
“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县，投资教育，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最好的办法。”
所以，如何看待教育？它可能是先苦后甜，付出才有回报的等价交换。就像王开富给我讲起他自家的故事。那时他还年轻，兄妹五人是村里最穷苦的。直到他考出来，当了老师，又亲手教妹妹考学，找到工作。
但我也相信，直播班故事的成立，还依仗于某些额外的善意。一如某位七中老师，结束分享，离开远端学校时，一转头，发现全校学生，乌压压一片，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和他挥手告别。
直播或录像，他们都听过他的课。
他愣住了，然后开始哭。他从未想象过自己能有那么多学生，“好几百人，可能要上千……”
负责网校的王红接和我说起这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学校，其实只交了一个开通直播班的钱。”他笑着说，他早就知道学校其他班都在“偷录”直播，各自播放。“但没关系。所有人都很开心。”
这不是奇迹，这是病症本身
文/蔡朝阳
被一块电子屏幕刷了屏。据说这块屏幕是可能改变命运的。操作方式如下：
成都七中，这所神一般的学校，课程直播，然后云南禄劝一中某两个班级，全程看直播。
然后，这个奇迹是，16年来，禄劝这个地方，考进北大清华88人。
然后，当更多的事实被挖掘出来，这件事有了神经一般的翻转。事实上，没有奇迹，只有狗血。
第一点，关于考进北清的数字。
这个数字请看仔细，是十六年来，考进北清88人。并不是2016年以来，自从装了电子屏，就考进了88人。而是说，在16年中，直播课的受众人数7.5万，而考进北清的，有88人。
这个考到北清的数据，要说一般，也不太差，毕竟，考北清的，也没那么多。但距离令人咋舌的放卫星般的成就，距离还远着呢。你看看衡水中学的霸气。丫一年超过你16年。
第二点，我想问的是，这些人是如何考进北清的？究竟是严格的管理起到了作用，还是这块屏幕起到了作用？
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发现，至少，在同样开设网课的广西平果中学，采取的模式，是衡水化的。首先是生源掐尖；其次是管理军事化。一个细节是，在该校，有一个《100条零容忍条款》，其中包括，跑操时，如果衣服拉链不拉，则要被遣送回家。无视这些集中营式的管理，只谈这块屏幕，使得这个报道怎么看都像一个软文。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罗小蓉曾对四川某高中网络直播班的高考成绩做过分析。
该校从2012年与成都七中网校开始合作，完整的办完了两届直播班（2015届、2016 届）。到了2017届，经过了两年的网络直播教学后，由于部分任课教师和学生反应强烈，该班高二结束后就中断了直播教学形式，改为传统教学模式。
改变了模式后的直播班，最后有40人参加高考，30人考上本科，其中3人上重点本科线，升学率和重点率超过了前两届网班。
第三，谁告诉你，考上北清，就是教育的奇迹？
第一点和第二点，我还是假设认同这个报道的逻辑的。假设以这样的逻辑来谈论问题。这个报道的逻辑就是，所谓教育，就是应试。而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考上大学。为了考上大学，则可以不择手段。
可是，考上北清，真的是唯一的指标，以及终极的目的吗？教育的丰富性就这样像一个单项选择一样，被你选择的过程中，自动取消了？
关于教育是什么，我说了无数次，这里不想再说了。只举一个例子。在冬夏两季，精神病医院客满为患，来的都是中学生。而在某个你视为指标的大学，需要心理干预的大学生个案越来越多。你所谓的成功，无非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空心病人。
——这真不是奇迹，这是病症。
第四，我还想问的是，考上大学，甚至北清，真的就能改变命运吗？
别再自欺欺人了。从贫困县贫困家庭出来的，你真的以为，念了城里的大学，你就能改变命运了？你把家里六个钱包全榨干，你也换不起城里半套房。
而成都七中的孩子，在学校的露天的咖啡座里，谈论着世界局势。
你下半辈子用尽全力，无非就是蹭上去跟人家喝一杯咖啡。可是起点不同，人家永远在高维度，这种不公是先于你的个人努力的。思之令人绝望。
第五，即便个人的命运改变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你如何避免你的下一届依然陷落在贫困的泥坑里？
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吸血鬼体制。任何一个精英，都被更中心的城市所吸走，留下的，依然是荒芜的乡村。你的后辈们，依然一代又一代复制着贫困的命运。谁能来促进这个结构性变革的发生？
第六，在这个所谓的奇迹背后，并不是拉平城乡差异，是更深刻的教育不公，特权依然是特权。
且不问城乡之间的差异，这个制度性的问题。就连看直播的学校内部，也充满了令人惊讶的不公平。
正如《教育平权没有奇迹》一文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
看成都七中直播视频的权利，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禄劝一中1300多位高三学生，只有两个网络班的学生可以看视频（2017年之前只有一个班）。他们从高一开始，就一直跟着成都七中的老师学习。
其他的班级想看视频，只能偷录直播。
这两个网络班，其实就是学校的重点班、尖子班，网络课程只是学校资源倾斜的一部分。每个班每年6万元或7万元的学费本来应该学生分摊，但是其实是由学校买单，2016年开始，全部由禄劝县教育局买单。
第七，有人欢呼，这是技术改变命运。
哪里有？这完全不代表互联网的技术，无非是传统的函授方式的迭代而已。
互联网最根本的特质是平等，是交互，是民主，而在这个技术里，仍然只是单向输出，而其中某一方面的权威功能再次被强调。这与互联网的精神背道而驰。
然而，就这么一个可疑的文本，一个充满了破绽的文章，居然引发了那么多感慨的泪水。
没有人对城乡之间鸿沟般的差异去质疑，没有人在意那些发生在学校内部的不公。没有批判，没有反思，迅速滑入成功学励志的鸡汤。
我并没有看到这个电子屏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看到的，只是大城市与贫困县之间的，令人绝望的鸿沟。看到的，是半吊子的粗浅技术沦为教育不公的帮凶。思之恻然。
当然，有些层面，不是你我能力所及。但这不代表就可以视而不见。也不代表，你就可以把丧事办成喜事。如果不敢去触碰最深刻的那个根源，再多的屏幕，也无非是加剧这样的不公正而已。这个屏幕，并不制造奇迹，恰恰照见了鸿沟。
呼唤教育平权吧。所谓的教育平权，真的不是你拿自己的弱势，去跟丫强势比，而是你也拥有自己的发展权利。而这个发展的权利，就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了。用我朋友白宇极最新朋友圈语录，是这样的：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清楚所要的，不是一块屏幕，或者一万块屏幕，而是自由的权利，是自由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权利。
拿出巨大的社会资源，去跟人家拼211、985，这简直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呀！成都七中是你能比的吗，十一学校是你能比的吗？巨大的社会不公，像一个绞肉机，你却要孩子们用肉身去死磕，这有违人道。
愿意考大学的，有条件考大学的，我不反对。但那些更多的，没有机会的，没有机会出现在这个报道里的孩子们，他们能干嘛？谁来为他们的未来负责？禄劝县那些个过亿的教育投资里，本来也应该有他们的一部分。
最近我家在装修，给我们贴瓷砖的工人，安徽的，年纪其实跟我差不多，瓷砖贴的相当漂亮，像艺术家。他的日工资，400元每天起。据说，手艺好的，能达500元以上每天。这位贴瓷砖的艺术家，他开一辆白色的丰田卡罗拉，车身干干净净，纤尘不染，我的破车停在他车边上，总觉得我才是泥水匠。当然，我的职业是搬砖的。
有朋友问我，阿老师，要是你有机会为贫困县的教育献计献策，你会怎么弄？
我想告诉她，我很怀念聂圣哲。以及他的木工学校。
茅卫东：你们被这块屏幕耍了，我的朋友们
来源： 教育自由谈
写这篇之前，我特意数了一下，至少五十位朋友转发了中青报“冰点周刊”的《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或是其他公号换了标题之后的同一个内容，写完再数，超过六十了。
说实话，很惊讶，大家的泪腺总是比较发达，心中那块柔软的地方面积太大，远远超过了大脑。
这篇八千余字的报道，无非是说：直播名校课程，让经济落后、教育滞后的偏远地区孩子也能获得优质教育资源。
这不就是“互联网+教育”嘛，已经说了好多年的一个概念，居然在2018年年末的时候一下子打动了这么多人：中青报“冰点周刊”公号上此文的点击量已经“10万+”，其他公号转载点击也有数万。
泪点在哪里？
标题！
中青报“冰点周刊”公号的标题是：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
有公号转发时改为了：
屏幕改变的命运：两百多所贫困地区中学直播名校课程，88人考上清华北大。
改变命运！
这是国人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梦想啊，最大的中国梦啊。
哪怕年年失望也要年年再望，总得有点念想，拒绝向死而生。
这不，一块屏幕又给人带来了希望。
更确切地说，是这篇报道又大大激活了许多人的梦想。
大白天的，还是不要做梦吧。
直播名校课程，为教育落后地区引进了优质教育资源，这当然是好事情。关键是两个问题：
第一：谁在做这个事情？
如果是当地政府行为，没得说，应该的。
如果是公益组织所为，没得说，要点赞。
如果是商业公司的商业行为，冰点周刊这篇报道问题就大了。
或许这会是今年最爆款的教育软文，以中青报“冰点周刊”的声誉作担保。
第二：怎么看“改变命运”？
“16年来，7.2万名学生……，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这些数字，看似很清晰，其实很模糊，但吸睛效果杠杠的，尤其是那个88人。
如果这是商家广告，没问题；但这是国家级媒体的报道，那就太幼稚了。
对中国目前的高考政策稍有了解的都知道，每年高校的高考录取人数都分配到各省，北大清华也是。从全省范围来说，偏远地区考上大学，包括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上升了，就意味着其他地区考上大学，包括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少了。
对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确实是“那种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
但从全省范围来说，这就相当于“朝三暮四”，几家欢喜几家愁。更进一步说，这简直就是两人在森林中遇到黑熊，“我不需要跑得过熊，我只要跑得过你就行”。
因此，政府不能宣传“高考改变命运”，这是推卸自己“管理众人之事”的责任。
媒体不能宣传“高考改变命运”，“社会公器”要为自由、公正发声，而不是鼓励公民“自由搏击”，赢者通吃。
只有商家可以在向考生和学校提供所需要的平台、课程、硬件时，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说些激动人心却似是而非、夸大其词又难有定论的话语，也是可以理解并被大众默认。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现实显然不是如此。
于是，不难发现，互联网、地球村，别人越来越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互通、双赢、共生，而我们却只把技术当技术，继续用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追求的依然是“只要我过得比你好”。
一个国家级媒体，我曾十分钦佩其深刻犀利的“冰点周刊”，现在的编辑和记者居然看不出这些的门道，太让人遗憾。
难道，冰点周刊已经转型为软文专版？
一篇有如此硬伤的报道，忽悠得众人热泪滚滚，太让人遗憾。
当然，直播名校课程肯定是有效果的，虽然这不是改变农村教育、边远地区教育的根本途径，但在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当下还是可以推广的。
我强调的是，以多少人考上本科、多少人考上清北来标榜此举的意义，这要么是一种商业推广，要么就是采编的糊涂。
在蛋糕一时无法做大的前提下，想多吃点就得“先下手为强（抢）。
“瞧我这块屏幕，多神奇，会改变你的命运，赶紧的，来一块。”
假设，两年后，所有偏远地区的每间教室都有了这样一块神奇的屏幕，“88人考上了清北”的数据，会更新为“888人”吗？
不会的，蛋糕没有做大，你的机会就永远在“抢先”。如果大家都装备了抢蛋糕神器，你的机会就不再了。
不必担心，马上会有新的抢蛋糕神器出现，你只要赶紧掏钱买下。
“什么，你买不起抢蛋糕神器？”
“那没办法了，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你抓不住，那你活该受穷。”
你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反正我是不接受的。
小岗村当年实行联产承包的血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完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我只知道，追求幸福是天赋人权，我抢不到别人做的蛋糕，至少应该有权利自己做块蛋糕，无须等待批准。
上不了清华北大，不等于此生与幸福无缘。没有这块神奇的屏幕，一样可以有自足的人生。
你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那块神奇的屏幕，我们只需要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前提是：要有能力识破忽悠，知道谁在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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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朴石：教育平权没有奇迹
王朴石 星球商业评论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看哭了很多人——7.2万名贫困地区的中学生，因为接入了名校成都七中的课程直播，升学率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以文中举例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为例，参加成都七中的课程直播以前，一年仅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今年一本人数接近150，而且30年来第一次，有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
还有一个更惊人数字，按照视频直播公司提供的数据：
16年来，7.2万名远端学生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朴石算了一下，这些贫困山村学生的清北录取率率高达0.12%，比全国24个省市都要高。
难怪丁磊看完报道，会激动地说：
网易要拿出一个亿来帮助这项计划继续落地。
丁磊可能把这想成一个公益活动了。实际上，这项计划背后是一个公司在运作。孩子们看的直播来自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是由成都七中和成都东方闻道科技联合成立的远程教育学校。
根据东方闻道的收费标准，禄劝中学的那个班的学费分别是文科班6万/年，理科班7万/年。
东方问道做网络直播并非出于公益，多年来一直参与各种资本运作。它收费不低，上交所都曾经质疑过它的收费标准是否公允。
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一块屏幕，真的可以改变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等？中国的教育，真的有奇迹发生？
朴石注意到，有很多消息，《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没有写到。
比如，看成都七中直播视频的权利，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禄劝一中1300多位高三学生，只有两个网络班的学生可以看视频（2017年之前只有一个班）。他们从高一开始，就一直跟着成都七中的老师学习。
其他的班级想看视频，只能偷录直播。
这两个网络班，其实就是学校的重点班、尖子班，网络课程只是学校资源倾斜的一部分。每个班每年6万元或7万元的学费本来应该学生分摊，但是其实是由学校买单，2016年开始，全部由禄劝县教育局买单。
学生则用升学率来回报。2018年高考中，禄劝县600分以上学生共计50人，其中41人来自成都七中禄劝网络班，网络班的本科升学率是100%。
事情到这里就明晰了：
禄劝中学能享受到成都七中价格高昂的教学资源，是因为县财政买单，而且只能供尖子班使用。
以这样的案例，来说明一块屏幕能促进教育平权，是不是有点荒谬？说到底，这项技术依然是少部分尖子生的特权。
普通学生是被排除在外的。
《看天下》杂志曾经去探访过与禄劝中学一样接入成都七中直播的广西平果中学。为建直播班，学校花了30万买卫星信号接受设备。他们的副校长说：
直播班是全校成绩最好的班级，别的学生想进都进不来。
有些学校因为拿不出钱安装卫星接受设备，只能退出网络班项目。朴石注意到，陇南市武都二中以每人2000元的奖金来鼓励市区前1000名进入网络直播班。
既然禄劝中学1300个孩子中，只有100多个能享受成都七中的教学直播，那么，禄劝中学的升学率是怎么大幅提高的？
一般来说，升学率的突然升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优秀的初中生源留在学校，组成尖子班。禄劝一中和前面提到的平果中学都一直在做这样的常事，用马太效应来增加升学率。
而禄劝近年来的异军突起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朴石注意到当地领导说的这样一段话：
禄劝县是一个穷县，2016年投入了财政总支出的27%——7.5亿元发展教育，是所有财政支出中数额最大的一项。从2017年开始，禄劝县级财政每年安排预算3200万元资金，对高中农村家庭学生实施免费教育；2018年又增加投入310万元对学前、中专、大学阶段贫困学生给予精准资助。
事情非常清楚，是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是财政对教育的倾斜，换来的升学率。
花钱让网络班的孩子享受额外的资源，让他们能全部考上本科，为学校争光，是教育特权；免去所有农村孩子的高中学费，才是教育平权。
教育平权，依旧路漫漫。
在禄劝中学，成都七中的老师直播是尖子生的特权，在屏幕的另一端，成都七中的同龄人们已经在考托福了。禄劝县为孩子们交的网络服务费，有一部分会被成都七中拿到，七中的孩子们可以享受更好的资源了。
无论如何，禄劝的主政者才最应该被嘉奖——哪有什么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只有教育投入的不平衡。想提高教育质量，没有奇迹；只有一个字，钱。
对教育的重金投入，永远不会吃亏。肯为教育花钱的禄劝县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篇报道也说了：
县里教育改善后，生源回来了，跟着学生出去的家长也回来了，整个县城又有了人气，房价都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