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财主：协助公有经济之后，他选择以自杀离场……
（1）
1893年4月14日，一个名叫卢魁先的孩子，出生在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小商贩家庭，出生的时候没有任何天象异常记录。
卢魁先7岁进入私塾接受启蒙，然后转入当地瑞山书院读书，尽管其成绩优异，但由于家境贫困，1907年他不得不辍学，此后再未进入任何正规学校学习。
卢魁先的辍学并不奇怪，在连续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末的中国，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处处都是惊人的贫困。受过一点教育的卢魁先，很快看出来了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于是开始接触革命学说，加入中国同盟会，变成了“革命救国”的热血分子。
1908年，卢魁先将名字更名为卢作孚，他说，最想把自己变成炸弹，炸醒全国人民。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满清灭亡，中国进入民国时代。卢作孚来到成都，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的编辑、主笔和记者，写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变成了一个文人。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卢作孚已经身为《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卢作孚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并努力在四川开展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可惜，随后不久四川陷入军阀混战，事业夭折；待军阀战争停止后，他借助于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支持，再次开展通俗教育，但很快又再次夭折……
这让卢作孚明白，军阀混战的中国，“教育救国”被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他并不孤单，当时的文化名人晏阳初、梁漱溟等也先后在“教育救国”理念上掉入深坑。卢作孚的不同之处在于：深入接触四川各阶层之后，他深刻的反思到经济对人、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于是转向“实业救国”，而交通运输业则被他认为是“百业之母”。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反思我应该成为一个微生物，通过微生物的方式来改变整个社会。
1926年，33岁的卢作孚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靠着朋友东挪西凑筹得8000元股本，亲自去上海订购载重70.5吨的浅水铁壳船一艘，然后在重庆召开公司创立大会，最终确定公司名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他本人任公司总经理，而第一艘船也被命名为“民生轮”。
就这样，民生公司开始在重庆、合川设立公司办事处，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开始了他的航运大王之路。
（2）
因为对外价格公道、经营有方，对内做事认真，管理上又清廉有序，民生公司的轮船很快就增加到3艘，航线也不断增加，公司越做越大。
1930-1935年，民生公司逐渐整合上下游的船运公司，最终统一了长江上游航运，原来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因竞争失败也纷纷退出。
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上万吨，近4000名职工，成为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在航运事业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卢作孚还接受政府的一些任命，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他也没有忘记“教育救国”的理念，在重庆北碚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
与“船王”的名头相比，卢作孚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却简朴得让人意想不到——大部分人印象中的他，永远是一身土麻布制服，完全没有大公司经理的派头。他的孩子回忆说——
“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的母亲自己缝的；我们的鞋子，几乎全都是我的母亲一针一线地做的”。
虽然身为总经理，卢作孚在民生公司最初并没有股权，朋友们特意凑了一笔钱给他入股，而股东大会为感激他对公司的贡献，额外赠送给他一些干股——但在民生公司，他的股本仅占全公司的1/2000，他和家人也从未领过分文红利，全家老少仅仅依靠他的工资生活，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卢作孚最光辉的事迹，发生在1938年秋天。
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经被日本占领，众多的行政人员、教育人员和军事工业设备都撤退到了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而日本侵略军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很快即将对宜昌发起占领，而国民政府运力有限，无法在短时期内将这些人员和设备运抵四川和重庆……
民生公司这个时候站了出来，用一家公司的力量，在40多天的时间里，以最低廉的运价，由宜昌向四川运送了150万人，100万吨货物。
不考虑行政机构及人员，当时民生公司抢运入川的教育机构和军事生产机构包括：
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
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宜昌、安庆、扬州航空站、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等。
由于民生公司的抢救，中国的政治实体、教育文化和军事工业得以在陪都重新建立，而没有上面的那些兵工厂和重要军事物资生产厂，没有那么多人才的保存，你简直难以想象，1938年以后的中国，能拿什么和日本打“持久战”？
这一次史诗般的抢运，被誉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民国领袖蒋介石，称呼卢作孚是“民族英雄”，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三等采玉勋章，并任命其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常务副部长），后来又进一步任命为全国粮食局局长。
与抢运成绩相对应的是，民生公司自身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而卢作孚本人更是常常不顾生命危险，亲临现场指挥。
在卢作孚声名鹊起的同时，他个人及家庭生活却还是出了名的节俭，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卢作孚的公司和家庭：
“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家里的设施近乎贫寒，“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
黄炎培说——
“卢先生奋斗越努力，事业越发展，信誉越增加……他是耐苦耐劳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又勇于实行的。”
晏阳初更是称卢作孚为“完人”——
“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后来身在香港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则说——
“如果卢作孚健在，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包玉刚。”
（3）
因为宜昌大撤退，卢作孚成为了抗战时期最有声望的民族实业家。
一些人慕名而请他兼任事业或企业的董事、董事长，最多时有几十个，包括金融企业的董事，有些是请他个人，有些是代表民生，每个兼职都有可观的车马费、津贴费，有的比他工资还高，每次单子送来，他总是写上“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等字样。
随着民生公司业务的拓展，卢作孚越来越觉察到国民政府腐败之不可救药。
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政府的法币开始急速贬值，整个民国的商业环境急剧恶化，诸如民生公司这样从事实业的公司，因为赶不上货币贬值速度，基本陷入经营困境，卢作孚自己就说，这一时期的民生公司已弄到“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销”。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逃台湾，新中国即将成立，而国民党准备将长江上的江船全部毁掉，海船全部开到台湾。为保住自己一生的心血，卢作孚想尽办法保存船舶，而中共地下党此时也与卢作孚接头，并邀请他参加6月份在北京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宴请了卢作孚和荣毅仁，新政权的新气象深深打动了卢作孚的内心，他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希望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
为了保住民生公司滞留海外的船舶，卢作孚亲赴香港进行处理，尽管遭遇到国民党的威胁和劝说（国民党向卢作孚许诺了“交通部长”的职位），但经过卢作孚的慎密安排，18艘当时的总价值高达5000万美金民生公司海外船舶（另有一艘被炸毁，一艘被劫持到台湾）回到了大陆。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作孚回到重庆后，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把《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的正本送到公司董事会，为期两年的民生公司公私合营过渡期开始。
（4）
卢作孚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时局。
1952年1月，新政权领袖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指示，要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发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反运动”。
在内部讲话里，毛泽东说得更加坦率——
“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这是一场恶战”。
民生公司内部也有变化，以公私合营为名义，当时西南局交通部已开始对民生公司人员实施大换血，并对卢作孚步步紧逼，公司内部人员动荡、业务几乎无法正常经营。
“规定人民政府派出7 名代表参加常务董事会，中央交通部正式任命于眉、郝炬、张平之、欧阳平、张祥麟、王寄一及海员工会会员一人共7人组成民生公司董事会公股代表。”
“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首先在民生公司成立了党组，……党组归中央交通部领导，……党组于9月份开始工作。我们还设立了政治部。”
公股代表进入民生公司之后，“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职处理，亦都由他们做主。”“调训”、“逮捕”、“管训”，公司到处风声鹤唳，卢作孚眼看着与他一起筚路蓝缕创造民生奇迹的高中层干部一个个遭受打击或被清洗——他多年的得力助手郑璧成先被关押后被除名，民生公司业务处经理邓华益被“资遣”，而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更是惨遭枪决，这给了卢作孚以极大的震撼。
与政治运动相伴随的是事故不断，从开始公私合营到1952年8月，民生就发生了海损事故502件，平均两天一次，死亡232人——就在卢作孚去世前三天的2月5日，民生公司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卢作孚亲赴丰都察看并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
作为一个把事业看得高过一切的实业家，从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再到实业救国，卢作孚奋斗了大半生，他把民生公司看得宝贵，把民生的一条条船看得宝贵，他更把民生的员工尤其被以往岁月证明的民生管理团队看得宝贵，可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无非是政治打击的工具，他眼看着亲手创立的事业塌陷，却无能为力，这对其内心的挫伤可想而知。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则贴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的标语。
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说他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的时候，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也跳上台来，揭发张祥麟之所以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
随后会场高呼口号，打倒和反对的口号此起彼伏，充分达到了领袖所说“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目标。
关怀对卢作孚的“揭发”特别让人瞠目结舌——因为，关怀是一个孤儿，原为民生一条船上的服务员，自当上卢作孚的通信员后，住进卢家，卢作孚教他做人识字，视同义子，他的揭发彻底打翻了卢作孚对于人生的无数信任。
在会场上无比难堪的卢作孚，会后特意把关怀叫到办公室，劝导关怀发言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却有恃无恐、态度嚣张……
当晚，卢作孚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寥寥数语：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5）
对于卢作孚这一代中国实业家，连费正清也承认——
“这一批企业家都是民族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救亡。”
正是因为并不仅仅是赚钱，卢作孚等人一直把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即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卢作孚的绝望在于，他本来是有一个救国救民的自我认同，而且一直按照这个信条去做事，哪怕生意做到了全中国第一，他自己和家人也几乎没追求过任何物质享受，却突然间在一个他最初无比认可的新政权里，变成社会的敌人，活下去的信心就这样被击垮了。
1952年9月，卢作孚死后半年，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不久以后民生公司总部迁去汉口，后来并入长江航运局，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1953年初，毛泽东登上一艘军舰去南京，陪同的有公私合营后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刘惠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充分肯定了公私合营的作法，认为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不仅使该公司获得新生，而且对其他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指导作用。
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的短评，高度赞扬了这个典型，说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是“无痛分娩法”。
卢作孚自杀是服用过量安眠药，应该也算是无痛离去。
1955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额外扯一句——
领袖本人与卢作孚同岁，均为1893年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