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的前世今生

 

鹰盲 发布于 2018-08-20

 

计划生育政策从建国起就有，只不过“计划”是跷跷板，一会儿一变向。

那会儿百废待兴，又有抗美援朝的任务，劳动力紧缺，所以计划的方向是不准不生。

 

1950年发布的《机关干部妇女打胎限制办法》规定：

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个别情况需申报批准。

52年卫生部制定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扩大了节育限制的范围，明令除医学需要外，

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个以上，其中至少1个年逾10岁，

如再生产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

53年初，卫生部甚至通知海关“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 应“禁止进口”。

同一年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再次明确“不许做大的流产手术，做节育手术要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准不生是很痛苦的。

 

 

 

比马寅初更早提出“控制人口”的邵力子，最开始提倡“节育”，就是因为有切身之感。

《人民政协报》曾披露：

邵力子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

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

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到绝经为止。

邵力子本人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她怀上第6胎时，痛苦的无以名状，

苦苦央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

后来，她想通过奔跑让自己流产。最终胎儿是流掉了，人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

 

 

“不准不生”的风向在56年掉了头。

这一年毛泽东在讲话提到：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

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

 

 

 

这个时期人口增长远超GDP增长，全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很现实的压力。

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直言：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

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

 

大跃进和“3年困难时期”后，情况变得更加严峻。

 

1962年周恩来在扩大会议上谈到如何克服当前苦难时，提出的第一条办法就是“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

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

陈云在前一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强调：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

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上去。”

在这个背景下，1964年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

 

 

生育权自此堂而皇之进入“计划”范畴。

1970年周恩来在批评计划生育和卫生运动放在一起的做法时说：

“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连人口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

 

这一时期的人口政策是“晚、稀、少”。“晚”指的是晚婚，“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

“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跟80年代相比，这个时候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温和不少，这一点得感谢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50年代驳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观点：

人口问题可以通过“革命加生产”的方式解决。

 

3年困难时期时人口降到负增长是这一观点最有力的支撑，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能够相对温和，

一个重要原因也是10年革命在事实上帮助解决了部分人口问题。

从66年到76年，大陆当时29个省市自治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一倍多，从26%以上直降到不足13%。

 

但70年代后期，随着文革结束、生产恢复，50年代提倡生育号召下出生的那拨人相继进入生育期，

人口问题再次成为中央头疼的大事。

邓小平在79年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人口增长要控制，

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

 

两年后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小平同志再次提出：

我们把计划生育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试图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人口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至六。

“我们必须定这个目标，否则，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

 

1980年，中办组织了5次关于人口理论的座谈会，会上有人讲到世界上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中国人时，

激动不已的反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口？应该有一个急刹车。

会后还有人提出：能不能搞一个“无婴年”？

 

座谈会开完不久，“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公开信就发了出来，计划生育大幕就此拉开。

实际上，80年那次座谈会上也讨论到了万一造成老龄化怎么办的问题，

当时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加强控制，尽量不发展到没法养老的程度，可以在一代之后，适当反向调节生育率。

 

 

可是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后，不仅给了计生部门巨大权力，还很快被异化成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财政收入来源，反向调节的阻力远远大于当初的设想。至少从2005年开始，

中央层面已经有放宽生育政策的计划，但连“单独二孩”的推出，都拉扯了好多年才落地，

《南方周末》曾报道：单独二孩一提出就遭到好几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反对。

这几年计划生育政策口子虽然开了，却迟迟没能全面放开，最大阻力恐怕还是因为没有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办法，最近那些幺蛾子专家的馊主意，看起来很可笑，倒是很对疑虑者的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