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害的天使们（四）— 无人知晓
大家好，今天的更新内容，是那些悄无声息、无人知晓地死在自己家中的孩子们。
让我们先从一部同名电影，2004年由是枝裕和导演的《无人知晓》说起。
《无人知晓（誰も知らない）》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2003年拍摄，2004年在日本公映的一部家庭社会题材电影。从内容上，与他最近在中国公映的《小偷家族》有几分相似，都描写的是活在社会阴影中的人们的日子。然而，《无人知晓》这部影片所反映出的现实，却更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
故事发生在1988年的东京西巢鸭。
198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延续了超过20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仍然在继续攀升着。随着年轻一代觉得钱越来越好赚，生活上也逐渐放弃了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开始向着“现代化生活”迈进。随之带来的，就是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觉得，构建那种古板的家庭结构其实并没有必要，反而使夫妻双方都失去了更多的自由。于是在这样的思潮下，日本的离婚率、未婚生子率、低龄产妇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年轻的妈妈们靠着丈夫、男朋友的供养，只要负责“貌美如花”，似乎就会永远吃穿不愁。而年轻的男性们，也认为趁着大好年华，干嘛不多玩玩呢？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的话，我相信大多数日本人都会觉得，那是一个浮躁到难以理解的年代。
西巢鸭，位于池袋、田端和赤羽所构成的“东京北三角地”地区。在赤羽进入1990年代开始大规模街道改造之前，这一地区被认为是东京市里，最具有“昭和时代”气息的地方：道路两旁林立着低矮的小楼房，店铺比肩接踵地顺着商店街排开，买菜购物的主妇们行色匆匆，小酒馆里人们把酒言欢，邻居街坊们也经常互相来往。然而，随着老居民的减少，大量的空置房、新建住宅，就迎来了大批的外来租户，让这一地区渐渐地变了样子。
1988年7月18日，盛夏的东京，一名公寓房东突然派出所打来了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有一户人家连续半年没有交纳房租，而房主长期不在，只留下了几个孩子在家。接到报警的巢鸭警察署的警察们，感觉到事情很蹊跷，于是便叫上了丰岛区的儿童福利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当天下午对这家进行了家访。
打开门后，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腐败酸臭的气息。屋中垃圾遍地，窗帘紧闭，几个孩子灰头土脸地坐在客厅里，身上衣衫不整。警察们叫来了家里最大的孩子，向他询问家长在哪里。而这名14岁的男孩却回答说：
“妈妈从去年11月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那么，有其他亲戚来照顾过你们吗？”
孩子摇摇头。在简单检查了屋中的信件后，警方发现孩子们所住的这间公寓，由于煤气、电费、水费长达半年没有交纳，已经分别被停水停电停气。
惊讶之余，警方和儿童福利所的工作人员立即安排了紧急收容，将家里的孩子们当晚便联系好，送入了儿童福利机构。同时，由于最小的3岁女童当时处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的状态，直接被送到了就近的帝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当晚警方从家中救助的，一共有三名儿童：
上岛治，14岁，家中长子，出生于1973年10月。
上岛理佳，5岁，长女，出生于1982年11月。
上岛纱奈，3岁，次女，出生于1984年9月。
警方送阿治的口中了解到，这一家人是1987年10月才刚刚搬到这间位于西巢鸭的公寓中来的，之前也曾经三番五次搬过家。母亲上岛律子自1987年11月底，以“去大阪工作”为由离家之后，最初的四个月，每月都会通过留下来的存折，给孩子们汇入一些生活费。然而，从1988年3月开始，母亲律子音信全无，再也没有汇过钱来。
“你妈妈每次寄来多少钱？够用吗？”警方对阿治问。
“每次最多3万，有时候是2万。房子的租金肯定不够，这些钱其实都不够我们吃饭用...”
“那么，你们的父亲呢？为什么不向父亲去求援呢？”
阿治抬起头，望着面前的警察，说：“我们兄妹三人，都不是一个父亲生的，所以谁都不愿意管我们。”
“那爷爷、奶奶呢？他们还在世吗？”
阿治摇摇头，“我从来没见过他们。”
“你妈妈的朋友之类的呢？”
“妈妈从来不把朋友带回家里来。我自己也没有任何朋友...”
如此复杂的情况，不禁让进行问询的警察咋舌。看着眼前这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警察们都纷纷产生了恻隐之心。然而，从19日开始的警方问询中，警察们纷纷觉得这个孩子虽然很可怜，但是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抗拒感”。对于一部分问话，他选择了沉默不言，或是闪烁其词。
从多年从事警察工作的经验来判断，警察们知道，阿治一定在刻意地隐瞒着什么。
而另一方面，从孩子们的母亲律子留下的存折对账记录里，警察们发现那几笔汇进来的生活费，都是通过千叶县的一家银行汇来的，与阿治所说“妈妈去大阪打工”的情况并不相符。究竟是母亲律子对孩子们说了谎，还是汇款的另有其人，东京巢鸭署的警察们联络了千叶县警，要求他们在当地展开调查。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在我们的认知中，母亲对于孩子的爱，几乎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有力的一种感情。因此，当媒体们听说“有母亲遗弃了三名孩子在家，自己神秘失踪”后，立即从这起事件中感觉到了异常。于是从21日起，大批媒体便聚集于孩子们曾经租住的公寓楼下，开始采访孩子们的邻居和周围的民众，想从他们的口中得知这一家人的情况。
根据公寓房东的回忆，最初在租下这间公寓时，孩子的母亲还带着长子阿治，来登门拜访过。在聊天中，母亲律子说自己在百货店工作，是卖高档服装的。在几年前与阿治的父亲离婚后，自己一个人搬到了这里来住。感叹于这位独身母亲的不容易，房东还对她和阿治提出，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那么，您知道她有这么多孩子吗？”记者们问房东。
房东摇摇头，“完全不知道。就算是在同一层楼里的住户，彼此之间也并不熟悉，所以很少去议论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其实并不会因为孩子多，就不把房子租给她。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完全不能理解她为什么隐瞒了自己孩子的事儿。”
而在周围的邻居眼中，孩子的母亲律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
“她好像每天深夜才会回来，而且大部分是被车送回来的。几乎没看到过她在早上出过门去上班，离家的时刻... 差不多都是下午4、5点吧。穿着上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般都会拿个很大的手提包。”与上岛一家同住在三层的一位主妇，这样回忆道。
附近的便利店和超市店员，也被记者们抓住进行了采访。
“常常看到这个孩子自己来买吃的。买的大部分都是在晚上8点以后，被贴上了“打折”和“半价”之类的这类食品。没见过他买水果、蔬菜，除了方便面以外，基本上就是那些已经做好了的便当、饭团子之类的东西。”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看到他带着一个4、5岁左右的女孩，两人一起来店里。两人都看上去脏脏的，很久没洗头发的样子。店长曾经问过他们，是否需要帮忙，但是那个孩子只是说想要买吃的，可是没有钱。店长就指示我，把每天临近下架之前的便当，偷偷拿给这两个孩子。”
但是当记者们问到“他家一共有多少孩子”的问题时，谁也说不出个准确的数字来。
于是，这个问题就被留给了丰岛区的区役所：在这里，本区所有居民都有户籍登记。
警方在看到区役所的档案后，才意识到这条路也是行不通的：上岛律子在搬家到这间公寓后，在区役所的户籍登记中，只登记她自己一个人。换句话说，所有的孩子她都没有进行户籍登记。
最终让警方了解到实情的，是3岁的上岛纱奈在医院中疗养时，画下的一幅画：在画面中，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女人，和4个孩子在一间屋子里吃饭。
纱奈画完之后，指着那个红色裙子的女人对女警和护士说：
“我想妈妈...”
为了确认原委，在场的女警便让纱奈告诉她，画面上的都是谁。
“这是妈妈，这是阿治，这是理佳，这是我自己，这是小花...”
“那...小花是谁呀？”因为与警方已经掌握的情况不同，于是女警追问道。
“是妹妹。”
“小花...现在在哪里呀？”意识到自己可能问出了非常可怕的事情的女警，强压着心情继续问道。
纱奈摇摇头，说：“不知道，她不会动了...”
女警迅速将这一信息汇报给了办案组的警察们。为了慎重起见，警方以紧急搜救的名义，对这些孩子住过的公寓，再次进行了彻底的搜索。
搜索的结果让警察们都毛骨悚然：在这家人的衣柜中的一个木箱子中，装着一个已经成为白骨的婴儿尸体。根据法医鉴定，这具尸体的死亡年龄只有大约6个月大。
找到孩子们的母亲，立刻就变成了警方的当务之急。为了防止孩子的母亲畏罪潜逃，警方并没有将“发现不明婴儿尸体”一事披露，而是向媒体公布除此之外的大部分线索。很快，这起事件便被各家报纸和电视台发布出来，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这位母亲。
7月23日，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了此事的孩子们的母亲上岛律子，来到了千叶县成田警察署主动自首。当天，她便被移交给巢鸭警察署。
根据上岛律子的供述，这件事的全貌才得以展现。
上岛律子，1948年出生于埼玉县的一户普通家庭。18岁时离家出走后，便与自己家再无来往。她从19岁起便进入了陪酒行业，并曾经先后与多名男子同居，在25岁时意外怀孕，对方是一名保险销售员。
1974年11月，长子阿治诞生。律子曾经向丈夫提出去进行新生儿登记，然而丈夫只谎称进行了登记，实际上并未进行。1975年3月，她丈夫将保户的保险金私吞后人间蒸发，从此渺无音信。律子只好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陪酒女的老本行。
1980年2月，儿子阿治年满6岁，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早已为阿治准备好书包、运动服的律子，却迟迟没有收到儿子的入学通知书（日本的小学是按照居住地自动分配的）。感到奇怪的她，便前往了当时所在地的市役所进行查询。查询结果却显示，由于儿子阿治并未提出过出生登记，学校根本不可能给他发出入学通知书。
而另一个让她崩溃的信息是，就连她本人与丈夫的结婚登记，其实也根本不存在。
也就是说，阿治是个一无父亲，二无出生记录的“黑户”。
市役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如果现在去福利事务所进行登记的话，把阿治的出生登记补上，将他调入自己的户籍中，那么阿治还可以赶上第二年的入学。然而，此时的上岛律子头脑中的另一个念头，却让她犹豫了。
已经32岁的她，此时恰好遇上了一个40岁左右，刚刚丧偶的中年男人。由于这个男人常常来自己工作的店里，于是两人便熟络了起来。从2个月前开始，律子和这个男人也发展出了肉体关系，她正想借这个机会，对这个男人提出再婚。
而如果此时把阿治加入自己的户籍的话，那么在将来登记结婚时，阿治的存在肯定会被男人发现。带着一个已经要上小学的儿子，对于已经不再年轻的律子来说，似乎是她再婚路上的最大障碍了。于是权衡再三，律子决定不去为阿治补充出生登记，就让他“黑”下去，等到把再婚的事情生米做成熟饭之后再说。
但是，上岛律子看男人的眼光和运气，实在是太差了。过了不到一个月，这名中年男人便与她断绝了来往，而是跟其他女人结了婚。为了生计，也为了寻找下一个目标，律子只好继续从事着陪酒的生意，用赚来的钱养育着阿治。
好在社会经济还算景气，酒廊的生意相当不错，律子也没有感觉到太大的生活压力。
1982年3月，律子发现自己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对方是一名出租司机，也是她在店里的熟客。与现在不同，在80年代，出租司机可以算是高收入职业，月薪甚至超过很多大企业的员工。律子与这名出租司机搞上之后不久，便时常前往出租司机的家中过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怀上了对方的孩子。
相信很多人会说，“难道她不会避孕吗？”其实不然，怀孕其实才是她想要的结果。既然说到这里了，那么我就来讲讲，为什么这些母亲，会选择“难以理解地生了这么多孩子”呢？
想必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用孩子把对方拴住。”没错，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存在着很多“强行在一起”的男女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缺乏安全感的一方，往往会选择用一种“客观的手段”，来使对方无法抛弃自己 —— 当然，这种所谓“抛弃”，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感情危机，也有可能是某一方的臆想。
然而，无论是真正的危机还是单方面的臆想，对于不想放弃感情关系的一方来说，利用“两个人都有孩子了，就别分开了”这种思维，来把对方留在身边的做法，其实并不罕见。甚至对于有些夫妻来说，女方明知对方出轨，也会假装不知道，并且让自己有意怀孕，从而留住男方，显示出所谓“正房的气度”的例子，这也不仅仅是只出现在影视剧之中的。
对于上岛律子来说，她是想要留住这样一个男朋友的，自己也毕竟徐娘半老，靠着犹存的风韵已经不能支持几年了。为了获得长期饭票，她不得不想出一些让男人无法提出分手的办法，而怀孕并且把孩子生下来，这可能就是她能够使用的唯一手段了。
然而，尽管上岛律子这名出租司机约定，在孩子生下来之后就登记结婚，但是在1982年9月这名出租司机却因为交通事故不幸身亡。2个月后，律子自己在家中，独自生下了长女上岛理佳。
第二个孩子诞生之后，出于同样的原因，上岛律子还是没有去办理出生登记。在这之后，上岛律子交男友的频次，明显更加提高了。而且为了留住男朋友们，她屡次使用了“怀孕生子”的办法。但是也许是造化弄人，她之后的历届男友，要么在得知怀孕后就吓得逃跑，要么就是在提出结婚后反而断绝来往。这期间，诞生于1984年5月的第二个儿子，在生下后第5个月，由于先天性疾病未得到救治，而不幸夭折。因为没有做过出生登记，因此律子也无法替这个孩子安排葬礼，于是便把他小小的尸骨，装进了木箱中封存。
根据日本1980年更改的儿童福利法，在医院中产下的新生儿，都必须进行新生儿的户籍登记，并且安排定期体检。为了不暴露自己“独身”的情况，对所有的孩子，律子都选择了在家中自己生子。
1986年9月，律子的第五个孩子，上岛花出生。律子在把“生孩子”这件事当成了拴住男人的手段的同时，自己却根本没有精力来照顾孩子们。不得已，此时已经渐渐长大，却还有没上过一天学的上岛治，便只好担当起了照顾妹妹们的工作。不必说，这家的孩子们都是彻彻底底的黑户，没有出生登记，也就没有户籍登记，更没有医疗保险、疫苗接种、儿童福利，以及受教育的权利。
1987年夏天，律子遇到了一名来自千叶县成田的小公司社长。隐瞒下自己有孩子的事实后，律子开始了跟这名50来岁的社长的交往。
1987年11月，律子感觉到这次的“猎物”，相当有可能成功地与她结婚。于是在跟家中的孩子撒谎“要去大阪工作”后，她携带着自己的行李，悄悄跑到了千叶，搬进了社长的家中，开始了同居生活。然而这样一来，自己的四个孩子，就成为了她再婚之前，不得不去处理的“麻烦”。在这个麻烦面前，上岛律子却选择逃避。她在最初的3、4个月之后，便主动停止了往家里汇钱。当警方问到她是否知道，她一旦切断了孩子们的经济来源，孩子们会怎样时，她是这样回答的：
“最开始的时候，还会觉得心里有所愧疚。但是我也想要自己的人生，想要忘掉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在这样的心境中，就总想从过去的生活中跳出来，忘掉一切重新生活...”
“但是你那些孩子，可不是想要忘掉，就会凭空消失的。”
律子没有回答，深深地低下了头。
当警察告诉她，孩子中最小的上岛花目前下落不明时，律子并没有任何的反应。
上岛花的失踪，其实就是长子阿治一直想要隐藏的问题。
从小到大从未上过幼儿园，也从未踏入过学校校门的他，其实最需要的是同龄人的朋友。但是在上岛律子还在家中的时候，他总是被母亲命令禁止与外人交谈，因为律子怕他对别人说起些什么，暴露出自己的家庭实际状况。
当律子离家之后，失去了管束的阿治，便在偶然的机会之下，认识了两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朋友：阿勇 和 阿明。
阿勇比阿治小两岁，母亲离家出走后，父亲再婚。但是阿勇和继母的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干脆长期离家出走。阿明与阿治同岁，身体非常壮实，因为在学校里经常使用暴力，因此被班中的同学们联手孤立起来，最后只好从学校退学，每天游荡在街上。
就这样，三个同样孤独的少年，便每天聚集在阿治的家里。而阿治，也似乎从每天照顾妹妹们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找到了生活中的一丝乐趣。母亲留下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为了维持生活，三个少年各自想了办法：阿明从家里向父母要钱，而阿治和阿勇则去从店里偷东西。
1988年4月21日，阿明在阿治的家里突然肚子饿了，却发现买回来的方便面全吃完了。感到生气的他，便开始在家中挨个责问，是谁吃掉了方便面。因为阿明脾气暴躁，孩子们都惧怕他，于是纷纷说自己没有吃。最后，阿明看到了在卧室里，趴在地上玩玩具的小花，就断定了是她吃掉了自己的方便面。于是，阿明开始打小花的嘴巴。
在一旁的阿勇和阿治，此时也与阿明一起开始殴打小花。打了一会儿后，小花的哭声越来越大，阿勇和阿治感到心烦，于是便躲到了旁边屋里开始看电视。而阿明却打得兴起，他模仿着电视里职业摔跤的技巧，把小花高高抛起后再摔到地上。这样折腾了几个回合后，他俨然把小花当成了皮球，抛起来后再用膝盖去顶。小花遭受到了这样的暴力后，也就渐渐从哭闹变成了尖叫。
过了一会儿，阿治突然意识到，小花的哭声消失了。他和阿勇一起跑到卧室中，看到阿明也一脸惨白地蹲在地上。在他的面前，是被打得口鼻出血的小花，一动不动地仰卧在地。
“坏了！好像是死了！”
阿治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叫救护车。然而，他刚要去拿电话，却被阿勇拦住了：
“别报警，报警的话，咱们三个都得进少管所！”
阿明抬头看了一眼表，说：
“七点了！我得回家了，白白！”
说完，阿明便拉着阿勇，两个人头也不回地逃走了。阿治没有办法，只好用被子把妹妹小花裹起来，他以为只要保温，妹妹就还有活过来的希望。之后，他跑下了楼，从附近的药妆店里偷来了创可贴，贴在了小花流出血的鼻子和嘴巴上。
4月22日早晨，阿治醒来之后，发现小花的身体已经冰凉了。他想起来在几年前，刚出生后不久的弟弟死去的时候，母亲律子的处置方法，于是便拿来了垃圾袋和空气清新剂，把小花装进了垃圾袋中，并撒上了大量的空气清新剂，系上了口，放在了壁橱里。
4月26日，阿勇忐忑不安地来找到了阿治，询问小花的情况。当两人打开壁橱的时候，看到垃圾袋已经鼓胀，从袋子中不断散发出臭气，小花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于是两个人商量之后，将小花的尸体连带着垃圾袋，装进了家里的旅行箱中。中午时分，两个人坐着电车来到了东京西部的高尾山中，把行李箱埋在了山脚下停车场附近的林子里，盖上了树枝。
还不满2岁的上岛花，甚至都没有踏出过家门，就这样孤零零地被丢在了这处山谷中。
1988年8月10日，阿治、阿勇和阿明三人，被东京地方检察院以伤害致死、遗弃尸体的罪名起诉。
由于被告人均未成年，该案被移交东京家庭法院审理。尽管案情非常恶劣，但是法官考虑到此案的原因，是由于作为母亲的律子未尽到应有的责任才导致的，而且阿治在案发之前，也确实尽心尽力地照顾过妹妹们，因此应当从轻判罚。最终，阿勇和阿明两人被判处在少管所中接受2年的强制教育，而阿治只是被送入了少年教养院。
1988年10月26日，对上岛律子的审判开庭。东京地方法院以“遗弃罪”和“遗弃致死罪”，判处上岛律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在缓刑期间，律子需要负担起对理佳和纱奈的养育责任。
这起事件由于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男朋友理所应当地对上岛律子提出了分手。
然而在阿治的强制教育期满后，他并未回到母亲的身边。
《巢鸭儿童遗弃案》，其实要比《无人知晓》的剧情严酷得多。在导演是枝裕和的改编下，最小的女儿的死其实被几乎略过，只是从几个细节上来暗示了她的坠楼。
而另一方面，对于母亲为何放弃了孩子们的出生登记，又为何最终抛弃了这些相依为命的孩子们，其实与是枝裕和一贯的叙事风格相同，都没有具体地谈到。然而当你看完电影后，才会明白同时作为母亲和女人的她，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是多么的自私。
在选角上，是枝裕和挑上了几乎没有任何演员经验的女歌手“YOU（原名 江原由希子）”，是因为“她看上去就像是会抛弃孩子的女人”。
也许是为了淡化影片中的无助绝望感，片中安排了一些对孩子们充满好意的角
色，也让观众们能够从压抑的剧情中，稍稍松一口气。
女高中生纱希，在看到这些孩子后，奉献出了自己的善良
2004年，由于拍摄时年仅12岁的柳乐优弥在这部电影中的出色表现，使他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期间中，柳乐优弥的身高从146cm猛增到163cm，也进入了变声期，所以这些细节反而在影片中都得到了体现，很自然地表现出了哥哥在外形、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而随着《小偷家族》的获奖，也让更多的观众将片中“祥太”扮演者，同样是12岁的城桧吏，拿来与14年前的柳乐优弥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