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害的天使们（二）
大家好，在系列的第二篇里，我将给大家带来两个案子：附属池田小学无差别杀童案，以及 628上海小学生被杀案。
1963年，宅间守诞生于与大阪府临近的伊丹市，一个地方公务员的家庭里。宅间家的家系，可以追溯到江户时期的萨摩藩（现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县附近），代代武士。在明治维新之后，宅间家搬到了关西地区，并且顺理成章地从旧时代的武士，过渡成为了地方政府公务员。
由于家中有世代习武的风气，因此宅间家中很多亲戚，都在警察、检察院等等系统中工作。然而，宅间守的家庭却并不富裕。在宅间守的父亲刚刚17岁时，宅间守的祖父便因为急病，在壮年而去世，家道由此中落。因此父亲只得选择退学后，靠着当体力工人来养活全家人。
与收入丰厚的中央政府高级公务员不同，地方的低层公务员的待遇其实相当低下，甚至可以看做是地方政府所雇佣的“临时工”。他们大多担任市营公共交通的工作人员、政府部门的安保、清洁工等等。尽管如此，但这毕竟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宅间守的父亲还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以及亲戚们的提携，最终成为了一名地方公务员。
宅间守诞生的时候，是家中的次子，此时宅间家的状况已经稍稍改善了。然而，长期辛劳所导致的结果，使得宅间守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差。自幼接受了祖父的武士道教育的父亲，在家中也彻底实行了“体罚主义”，对宅间守兄弟两人经常非打即骂。母亲在父亲的压迫下，也逐渐出现了抑郁症的情况，整日闭门不出，甚至躺倒在床铺上全天不起床。
也许是遭遇了过多童年时的暴力，宅间守从小学时，便出现了一定的暴力和精神异常倾向：他将抓到的野猫用报纸裹起来，泼上油后活活烧死；在学校里被大孩子欺负后，他会加倍凶狠地找更弱小的同学进行报复；上中学后，对自己喜欢的班上的女孩子，他不但会各种恶作剧去捉弄对方，甚至会通过手淫，将精液留在女孩子的便当盒里。
对于惹事不断的儿子宅间守，母亲也曾经多次说过：
“当初要是没把你生下来就好了。”
在学校中，宅间守反而是个表面上认真的学生，沉默寡言。他在上小学时，偶然看到了自卫队招兵的广告，便立志长大后要加入自卫队。上体育课时，他会一边高唱着军歌，一边拼命地跑圈。而这种行为，使他很快便成为了同学们眼中的“异类”。
尽管努力，然而宅间守的学习成绩并不好，这也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只有加入自卫队，当上军官，才能成为别人眼中所敬仰的“精英阶层”。在上高中时，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我以后是要去自卫队当大官的，所以你们现在最好对我好点儿。”
在当时的同学们看起来，他这无异于威胁的口气，实在令人反感。而对于宅间守来说，他的这种“虚张声势”的话语，更像是他对于那些来自高收入、高学历家庭的同学们的一种“反抗”。
宅间守的父亲回忆起自己的儿子，曾经说过他非常倔强，对于自己认定的目标便一定要拼命去做。然而，在努力之后反而面对失败的结果时，宅间守却不能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而是将问题怪罪于其他人或者客观条件。
黄一川，1989年诞生于湖南邵阳市绥宁县的一个公务员家庭中，父母都是当地政府工作人员。11岁时，父母因为感情不合而离婚，自此黄一川便跟着母亲一起生活，由母亲来安排他的一切生活起居。在母亲看起来，黄一川的性格非常要强倔强，平时也少言寡语。
黄一川自幼便是个上进努力的学生，在绥宁一中的成绩也相当不错。然而，由于绥宁县地处偏僻，教育资源明显落后于较发达地区。升入高三后，很多同学都在家长的安排下，纷纷前往教育资源更好的外地读书，然而在黄一川向母亲提出也想去外地的时候，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
在高考时，由于发挥失常的缘故，黄一川没能考上自己一直向往的一本院校，而只考上了湖南科技大学的建筑系。进入大学后，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早早出人头地，便在大一时参选了班干部，然而并没有当选。落选失望之余，黄一川认为是自己遭到了班里同学们的针对，于是便选择了用QQ，向班里同学发送威胁性的信息。
升入大三后，黄一川开始积极准备考研。在他看来，既然高考失利，那么必须在考研这条路上爆发，考上全国顶尖的院校，自己才会有翻身之日。尽管自己的成绩在班中仅仅是中等，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东南大学的建筑系进行报考。连续两年的考研结果，最终都以落榜结束，这令黄一川遭遇了不小的心理打击。然而，在他看起来，考研落榜的原因并不在自己，而是“因为不认识人，没有后门关系”。
2012年，黄一川以“去大城市找工作”为由，拒绝了母亲提出的为他在地方安排一份离家近的工作，而是只身前往了上海、广州等等城市，频繁地往各大建筑院投递简历。
由于成绩不佳，宅间守并没有升入普通高中就读，而是进入了一所工业高校（相当于我国的职业高中）。在就读到高二时，他因为与同学发生口角后殴打了对方，于是被学校停学。就这样，他干脆从学校退学，开始了打零工的生活。在他年满18岁的1981年，他便志愿参加了航空自卫队，想要成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
然而，由于学历太低，宅间守并没能被选中参加驾驶员的培训，而是被任命为航空基地的一名维修工。因为目标与实际的落差，使宅间守对于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劳动态度也很成问题，在自卫队中的评价很低。1983年1月，他因为容留一名离家出走的未成年少女在宿舍中留宿，并且向对方提出了性要求，被航空自卫队宣布开除。
离开自卫队，对于宅间守来说几乎相当于梦想的破灭。于是在心灰意冷的这段时间里，他开始四处寻找工作，但是却无法在任何一个职位上安心工作。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他曾经从事过卡车司机、加油站加油工、搬家工、便利店店员等等，多达18份工作，但是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也大多是仅仅维持几周，之后就辞职离开。
谈到他辞职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与同事相处不好”，“上司不够尊重人”，“客人的态度很差”等等。总之，这似乎与宅间守一贯的处世态度相关：出现问题后，眼中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
1984年10月，在他担任公寓管理员的时候，他以“收房租”为名，强行进入了一名女性的公寓，并且对该女性实施了强奸。1984年12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他提出自己的精神上出现了问题，使他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于是法庭安排了精神司法鉴定，并要求他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1985年1月，尚在精神病院中接受观察的宅间守，从5层病房的窗口跳楼，摔断了一条腿。3月，宅间守被诊断为具有相当的精神分裂症倾向。
1985年5月，鉴于宅间守系限制行为能力责任人，且为初犯，法庭判处他三年有期徒刑。
1989年年初，宅间守出狱。由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父母只得暂时收留了宅间守。然而在监狱期间，宅间守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悔改，而是将自己在求学、工作中的失败，全部归罪于父母和社会。在家中，他开始对已经初老的父母拳打脚踢，甚至扬言要找黑社会到家里，杀掉自己的父母。
与宅间守相对的是年长他两岁的哥哥。尽管与宅间守生长于完全相同的环境里，但当时29岁的哥哥已经顺利地在社会上立足，成为了一家家电行业大企业的正式职员，搬离了父母家，甚至购买了一辆BMW轿车。
对此，宅间守表现得相当气恼。在哥哥开着车回到父母家探望父母时，宅间守却拎着一根铁管，来到了哥哥的新车边上，大喊着“你区区一个小职员，开什么外国车！”用铁管将车窗玻璃全部打碎。
由于惹出的麻烦不断，父母和哥哥只得求助于警方和医院。就这样，在出狱后的几年时间里，宅间守反而成为了警察局羁押室的常客。在这段时间里，宅间守也接受过几次精神病院的检查，医生通过宅间守的行为表现，提出宅间守有着相当程度的躁狂抑郁症的症状。然而，对于进一步接受药物治疗的提议，宅间守坚决予以了拒绝。
1990年6月，宅间守谎称自己是一名医生，与一名比自己大18岁的45岁女性结婚。然而婚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宅间守的身份便暴露了，于是只得离婚。
1990年10月，宅间守在同学会时，遇到了自己小学时老师。在对老师吐露了心中的苦恼后，深深被他感动的老师决定与他结婚。这位老师比宅间守年长19岁。然而，这段婚姻由于宅间守的暴力倾向，也在4年后迎来了离婚的结果。
1993年，年满30岁的宅间守与父亲进行了一次长谈。为了帮助宅间守自立，父亲向工作的政府机关提出自己提前退职，不要退职金，而是让自己的儿子来接替自己的工作。就这样，在父亲的一片苦心之下，宅间守摇身一变，成为了伊丹市的一名地方公务员。
黄一川自2012年毕业后，三年时间之中一直没有回家。母亲通过短信向他问候时，他也总是含糊其辞地说自己在公司里找到了工作，找机会继续考研进修。对于母亲提出的，向他汇一些生活费的提议，黄一川也总是回绝掉。
2015年11月，黄一川在时隔大学毕业三年多后，第一次回到了家中。根据他母亲的回忆，黄一川此时的精神状态往往是郁郁寡欢的。从这时起，黄一川开始频繁地离家，隔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家中。当母亲问起来他的去向时，他总是说去大城市里工作。然而，从他如此频繁的往返日程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的工作并不顺利，无法在一家公司里长期工作，而是不停地更换工作甚至是职业。
每次返家，黄一川也几乎把自己和家人隔绝开。母亲偶尔会从他的房间中，听到他独自一人在屋里大吼大叫。
从2018年开始，黄一川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从他留下的诸多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从2018年春节之后起，便开始来往于上海、广州、珠海等地，其间也通过小额贷款借过两笔钱。春节前后，在外漂泊的黄一川向母亲提出交了女朋友，在徐家汇买了房子，需要装修。于是生活本不宽裕的母亲，便先后总共给他汇出了2万余元。
当然，在事后我们才会得知，黄一川一无女友，二无房产。他说提出的买房，其实仅仅是他在生活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向母亲编造的谎言。
尽管身份上成为了“地方公务员”，但宅间守的工作却并不风光。他做过政府大楼的垃圾整理工，小学的警卫，也干过市营巴士的巴士司机。在担任巴士司机期间，他对一名女乘客抱怨，她身上的香水味太呛了，结果导致了与该乘客发生了严重的口角，之后被停职处理。1999年1月，他在市属小学中担任工作人员。由于工作中的摩擦，他萌生了想要对老师们进行报复的想法，便向四名老师的茶杯中放入了大量的安眠药，但是被及时发现。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宅间守被政府正式解雇，父亲希望他自力更生的期望付诸东流。
1999年3月，宅间守的哥哥在家中割脉自杀。
从1999年2月起，宅间守再次进入了不断打零工、不断更换工作的循环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宅间守所面临的精神和社会压力也与日俱增，行为也愈发怪异。2000年10月，他在大阪市内开出租车期间，由于与一家饭店的门童发生了争执，便对对方挥拳相向，导致了他被出租车公司辞退。2000年11月，他找到了一份开卡车的工作。然而半个月后，因为在路口等红灯时，他声称旁边车的女性“白了自己一眼”，于是便把车横在对方前面，对该女性吐痰后，将对方车的挡风玻璃砸烂。
就在这样荒唐而毫无前景的生活中，宅间守逐渐诞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
2001年6月7日晚22时，宅间守从电话本上，查到了离自己住处最近的大阪教育大学附属池田小学的电话。通过车上的导航软件，他定好了第二天前往该小学的路线。
2001年6月8日上午9时，宅间守从池田市的一家工具店中，购买了两把刃长22cm的菜刀。
当天10点12分，他把车停在了池田小学的东门外。由于正门已经上锁，所以他绕到了并未上锁的机动车入口，怀揣菜刀潜入了校园。
在操场上，他与副校长擦肩而过。在被副校长询问时，他假称自己是学生家长，蒙混过关。
上午10点22分，宅间守进入了教学楼。当天二年级的学生恰巧在上体育课，教室中只有几名临休见习的学生。他走入第一间教室，掏出怀中的菜刀，砍向了教师中五名无辜的女生。之后，他从阳台翻入了隔壁的教室，却发现该教室空无一人。
此时，第一间教室中幸存的孩子，已经跑到了其他教室求救。在走廊另一端的教室中，几名二年级男生吓得躲在教室前门后，大气也不敢出。宅间守从教室门上方的玻璃里，发现了躲在门后的这几名孩子，于是便从后门闯入教室，对着男生们也挥舞起了屠刀。
顷刻间，学校的楼道便化身为地狱一般的光景。
恰好在现场附近的两名女教师，勇敢地将其他孩子们拦在身后，却被宅间守一刀捅在胸口。女老师死死拽住扑向孩子们的宅间守，竭尽全力喊道：“快跑！跑到操场去！”
之后闻讯赶来的校长和男老师们一拥而上，将宅间守死死地压在了身下。在倒下的一刻，宅间守似乎是松了一口气，小声地念叨着：
“好累啊。”
短短的五分钟里，宅间守造成了8名儿童死亡，其中一年级学生1名，二年级学生7名。同时，还有13名学生和2名教师负了轻重伤。总计死伤人数达到了23名。
在事件中不幸遇害的孩子们。
2018年6月7日，黄一川最后一次来到上海，入住了浦东新区东明路的一家廉价旅馆，开始投递简历找工作。然而几周下来，他还是一无所获。
2018年6月28日上午11时31分，黄一川携带早已购置好的菜刀，来到了住处10公里外的浦北路的世界外国语小学门口。这一天，是该小学放暑假前的最后一天上课，六年级的学生举办了毕业典礼。中午时分，学校放学。由于学校门口有保安巡逻，因此黄一川并没有在校门口动手，而是开始尾随几名步行回家的孩子。
在离开校门130米后，黄一川掏出了准备好的刀具，砍向了身边的两名小学生。之后，他扑向了另一名小学生，和一位接到孩子准备回家的母亲，将刀砍向了他们。
正在路边巡逻的四名城管队员，以及周围群众迅速围拢上来。黄一川在行凶之后，却也并不逃跑，而是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倒在血泊之中的受害者们。人们上前，迅速制服了黄一川，夺去凶器后将他按倒在地，并拿来了绳子将他捆住。在人们气愤地质问他，为何要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时，黄一川只是简单地说了句：
“因为心里不平衡。”
警方在接到通报后，立即赶到了现场，将黄一川逮捕。
黄一川的行凶造成了两名儿童伤势过重死亡，一名学生家长和一名小学生受伤。
2018年6月29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黄一川依法正式进行逮捕。
事件之后，宅间守被警察以杀人现行犯当场予以逮捕。
被捕后，宅间守曾多次对警方提出自己患有精神病，并且提出自己在行凶当天，由于病情恶化的缘故，曾吃下了十份精神安定剂，由此产生了幻觉。
而警方通过对他家的强制搜查，确实发现了大量的精神类药物的处方，以及200片以上的精神药剂。然而，根据警方详细比对处方的开具时间，以及宅间守的药物购入时间等等，发现这些药物均系事件发生前一周之内购买，并且宅间守声称自己所服用的数量，与残留的药物量无法对应上。
同时，根据其自身声称的服药情况，警方对被捕后的宅间守安排了尿检和血检。在尿液和血液中，警方都没有发现相应的药物残留。在这些证据面前，宅间守只得承认自己在行凶时并未服药。
另一方面，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学生家长们，也纷纷来到了大阪府的检察院和警察署，要求严惩凶手。负责此案公诉的大阪府检察官早川幸延，在6月10日夜间，来到了等候在地方检察院门外的学生家属面前，含着眼泪对他们说：
“就算拼上我这条命，也一定要判他死刑。”
对宅间守的公审，于2001年12月27日开始。
在公审开始后，宅间守曾多次声称自己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无法分清幻觉和真实，因此不应当作为完全行为责任人受审。法庭根据他的证词，先后安排了两次精神鉴定，然而这两次的精神鉴定结果都显示，宅间守具有一定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和妄想型人格障碍症状，但是不具备确诊精神分裂症的条件，因此不适用于“减免行为责任能力”。
同时，根据宅间守在羁押期间，面对警察的审讯时曾多次用谎言狡辩自己的行为，法庭认定宅间守对于自己所犯罪行，其实具有完全清晰的认识，只是想通过谎言来逃避罪责。
然而，宅间守的“表演”，其实才刚刚开始。
在法庭上，当检察官早川幸延问到：“被告目前是否对所犯罪行进行悔过？”宅间守却说：
“我没什么可悔过的，只是为自己被抓感到后悔。”
当检方提出他杀害了8名无辜的小学生时，宅间守却狡辩到：“每天因为交通事故还会死好几十人呢，我这个事儿跟交通事故没两样。”
面对旁听席的学生家长不断对他发出的指责，他反而回过头对家长们说：
“你们这八个孩子的命加在一起，才换了我一条命，值了。我自己都认了死刑了，你们应该感谢我！”
检察官问及宅间守的犯罪动机时，他的回答是：
“反正说不说，都是死路一条。我宁愿把这个秘密带到绞刑架上去，让你们琢磨一辈子。”
2003年8月28日，在最终宣判结果之前，法官问宅间守还有什么想说的，于是他做了最后的一段发言：
“我这辈子，过的都不怎么痛快。家里又穷，还没地位，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事儿。当初如果要是去幼儿园就好了，说不定能杀更多的小崽子。这样也不错，有这么多孩子给我垫背。赶快给我判死刑吧。”
他这样畜生不如的发言，立即让旁听席上的民众们怒不可遏，很多人都想要冲上前去揍他。为了维护法庭秩序，法官命令法警将其带离了法庭，关入了视频审讯室中。
在被告不在庭上的情况下，法官宣布了本案的最终宣判结果：
“死刑。”
此时，在旁听席上，对宅间守爆发出了“去死吧！”的呼声。
被关入看守所，等待死刑执行的宅间守，其实内心并不平静。他多次向法庭提出，判处死刑之后却不执行，给他自己带来了严重的精神痛苦。2003年12月，他甚至以“等待死刑执行是一种折磨”的原因，想要对司法机关提起国家赔偿诉讼。
而宅间守在法庭上的疯狂表现，其实意图也在于尽早为自己争取死刑。因为在狱中被长期关押后再执行死刑，他认为是更加痛苦的。
在关押期间，一名基督教女性信徒开始与宅间守进行通信。2004年4月，这名女信徒与宅间守登记结婚。在日本的在押死囚之中，登记结婚虽然不是个例，但与这样一名杀害儿童的恶魔结婚，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2004年9月14日8点16分，在关押了约1年之后，宅间守在大阪看守所内被执行绞刑。从被关押之日起，直到死刑执行，宅间守从未对杀害儿童表露出任何的悔意，也从未向受害儿童的家人表达过歉意。
尽管遭受了颇多的非议，但与宅间守在狱中结婚的那位女性，在死刑执行后还是出面，对媒体说明了真相：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与宅间守的接触，逐渐感化这名杀人狂魔，让他在死前对自己所犯罪行做出谢罪。然而，这一愿望并没有达成。
2006年，在池田小学的惨案发生5年之后，池田小学在六年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为在此事件中不幸遇难的学生们，授予了《小学毕业证书》，作为对他们的怀念。
而对事件负有管理责任的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我国的教育部），也对8名遇难儿童的家属，发放了总额4亿日元（约2400万人民币）的赔偿金。
由此事件开始，日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等设施，都列入了警察日常巡逻的范围之内。同时，所有的教育设施都开始明令禁止除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外，任何人等进入校园。为了防止儿童在上下学路上遭遇危险，大部分地区都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在上学和放学时间段，由志愿者组成巡逻队伍，护送儿童上下学。
在此案中，被告宅间守呈现出了一定的精神问题，并由此导致了犯罪。尽管在本案的审理中，宅间守并未被认定为受到精神问题的限定行为能力责任人，但很多团体组织，仍然对精神病患者可能导致的恶性犯罪，表示出了很高的忧虑。
因此，在2003年5月，日本制定了《对于在神志丧失等状态下 进行重大的危害行为的犯罪者 实施医疗及观察等等相关法律》。在本法律中，规定了对于曾经因为精神疾病，而进行过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放火、投毒等等犯罪，但由于精神问题而免于刑事责任的犯罪者，政府要依据本法案，对其进行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管制措施。
通过这一法律，可以在精神病人早期出现过犯罪行为后，防止其回到社会继续危害安全。
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的墙外，市民们自发的悼念活动，依然在进行着。
在2016年，记者们又再次联系了池田小学事件中，那几名被宅间守砍伤后，侥幸逃过一劫的重伤孩子们。在她们的口中，我们可以再次理解到，从那一天起，孩子们所经历的恐怖和痛苦，究竟给她们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岩藤爱，当天被凶手用菜刀砍伤了肋部。等凶手离开教室后，她与另外一名女孩躲进了教坛下面，两个浑身是血的女孩子缩成一团，听着隔壁教室的凶手的声音，觉得时间第一次过得是如此之慢。
“在事件之后，我经常一个人发呆。哭也哭不出来，笑也笑不出来，整个人变得对感情非常麻木。已经过去了15年，但我还是时常想起在教坛下，那个瑟瑟发抖的自己。
无论何时提到那一天的事情，我还是会很难受，无法向别人说清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只有在和其他幸存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放开心情。”
为了治疗自己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岩藤爱在大学学习了心理学专业。
渡边怜奈，腹部被凶手用菜刀扎穿，身负重伤。在事件中不幸丧生的森胁绫乃，是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我和绫乃从幼儿园起，就一起上下学，休息的时间也一直在一起玩。在那天，我看到了倒在身边的绫乃，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想要去抓住她，可是却连伸出手的勇气都没有。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能够一起上下学的朋友了。15年了，我一天也没有忘记过她。”
“对我来说，在那之后的日子，就好像绫乃一直在我身边一样。如果我难过的话，她也会难过。所以我要更加乐观，把她那份人生也活出来。”
在2006年的小学毕业典礼上，渡边怜奈替森胁绫乃领回了毕业证书。
2001年秋，大阪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大阪Gamba”，为了让池田小学的小朋友们能够忘记痛苦的回忆，于是特意组织了足球教室，并且每一场比赛都会免费邀请孩子们去观看。就这样，渡边怜奈开始重新恢复了精神，并对足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现在的怜奈，在大阪Gamba足球俱乐部，担任球迷俱乐部的联络人。
“在最悲伤的时候，我在大家的感染下，找回了自己的笑容。所以我现在，也想成为带给别人笑容的人。”
村田洋子，后背从左肩到右边肋下，有一道几乎危及生命的刀伤。
“被砍中的那一刻，我本来想着赶快逃跑，但是却立刻没了力气。倒在地上，已经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只有脉搏在一跳一跳地鼓动着。因为担架不够，我被用门板抬到了医院。到了医院，看到了妈妈，我问她：妈妈，我今天会死吗？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升入大学后，村田洋子选择了儿童福利专业，目前在一家幼儿教育的机构中工作。
村田洋子的母亲，在这一天留下的日记中写到：
“洋子在那天早晨，突然对我说：妈妈，我今天不想上学了，可以让我休息一天吗。但是我还是逼着她去了学校。出事之后，我跑到医院，看到了小小的洋子躺在门板上，小声地问我：妈妈，我会死吗？我觉得无论怎样做，也无法表达我对她的歉意。
我所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只要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也要保护我的孩子。”
小岛千晶，在事件中被凶手用刀捅在胃部，倒在了血泊中。
“那时候对我来说，最害怕的就是放学的路。每到下课后，别的孩子都兴高采烈地跑回家，而我却总是不敢回家，生怕打开门，看到的是父母和弟弟被人杀死的尸体。最难过的是，这件事只能自己深深埋在心里，对谁也不能说，因为没有人会理解我。”
“伤好之后我回到学校。到现在都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负责分发午饭的阿姨，每次都会特意递给我一块糖，或是一个橘子。这样一点一滴小小的关怀，让我开始敢于面对他人，在别人面前露出笑容。”
在每年的6月8日这一天，池田小学都会举行悼念仪式，以怀念在事件中不幸丧生的孩子们，同时也时刻提醒着这个社会，不要轻易地将这起惨剧忘记。
而这个活动，也已经逐渐扩展到日本全国，成为了关注儿童安全，防止犯罪和意外事故的一个里程碑。
希望我们的市民，我们的社会，能够在悼念之余，也能够切实地为在事件中受到伤害、受到刺激的孩子们，以及随时可能暴露在犯罪风险下的孩子们做些什么。
鲜花和蜡烛所能够承载的，只是我们的悼念哀思。而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们，在期盼着我们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