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辉：惨案发生的时候 学校应不应该和孩子说？
今天，是非常令我错愕、悲痛和困惑的一天。
一大早我从外地赶回上海，在机场拉着行李箱就直奔女儿所在的上海世外小学，参加她的小学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计划下午1点开始。12:45， 当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赶到学校时， 突然收到一个同事的电话：“你在世外吗？ 没事吧？”。 我愕然，什么事？然后才在朋友圈和新闻里看到，一个多小时前，一个丧心病狂的男子，在校门口连砍三人。世外的两位男孩不幸遇难、另一位受伤。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一下子炸了！ 出事地点，就在离举办毕业典礼的这个礼堂不到一百米的学校门口， 就是我刚刚匆忙而入而没有注意的地方。
学校礼堂里，布置满了漂亮的气球和装饰，5年级PYP毕业班的孩子们，穿着整齐的毕业礼服，正兴奋地等待着典礼开始。 深蓝色的礼服下面，还隐约露出他们稍后要表演舞蹈的红色舞服。女儿和她的同学们，为了这个毕业典礼表演，已经冒着酷热排练了很多天，每天好几小时。
然而， 两位只比他们小一岁的四年级的同校学生，刚刚受难；他们的家长，刚刚惨遭厄运！就在一百米不到的学校门口！
我们还应该，继续载歌载舞庆祝吗？
我和一些家长，走上前去，建议校方，毕业典礼是不是可以临时改期，作为对受难家庭的致意，也便于校方集中精力处理这个突发事故。或者，至少，在毕业典礼上，减少欢庆气氛，并告诉这些即将迈入中学的孩子们，刚刚发生的惨案，并默哀少刻，向受难同学和家庭致意。
然而，毕业典礼如期按计划举行。 正副校长和家委代表轮流致辞，只字不提刚发生的惨案。
我坐在典礼的最后一排，错愕、惊讶、困惑。各种发言结束后，舞台上响起欢快的音乐，大屏幕上打出“this i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孩子们开始在搭设的T-台上走秀”。 看着他们脸上闪耀着青春的光芒，我实在忍不住，哭了出来。
就在一个多小时前，本来再过一年也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庆祝小学毕业的两个孩子，刚刚走了，以一种非常突兀惨烈的方式，写照了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而我们，却坐在这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强大的社交媒体，使得这则新闻迅速传播开来。毕业典礼，进行到一半时，许多孩子和家长也已知道了这个惨案。渐渐地， 礼堂里的气氛开始有些不对了，最后一个压轴的舞蹈表演终于被取消，典礼也就此草草结束。
仍然很困惑的我，有些不甘心，又跑到前排，请教学校领导：为什么，不能和这些已经有足够认知能力的孩子提及刚刚发生的惨案？为什么，我们不能借此略为表达对受难家庭的致意？
我没有得到答案。
当我去后台接女儿时，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略有失望地说：妈妈，我排练了这么久的舞蹈，怎么就不演了呢？你都没看到哎。
我差点又哭了出来！一百米之外，是生死两别； 而这里，孩子们还在谈跳不跳舞！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女儿讲了这个惨案，讲了这就是生命，充满无常。
讲了虽然这个惨案发生在学校门口，但并不是学校的过错，这种极端的小概率事件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
讲了她马上要开始中学， 老师、家长和她的朋友们，会和她一起面对人生以后更多的变化和挑战。但这个社会和她的成长环境，总体是安全的。
讲了我很难过， 替那两个受难的家庭难过。
我更难过的是，刚才学校，虽然心里也可能万般悲痛和哀伤，但没有向这些孩子们提及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没有让孩子们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感受到学校平时教诲他们的，要有同理心。 （当天晚上9点多， 学校通过家长群，发了第一封正式沟通信， 而我的女儿在经历了漫长和沉重的一天，已经睡去。 早上起来，她能读到的，也只能是一封信。）
我不是教育行家、心理专家或社会学家。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分析这件惨案发生的社会背景，或复杂的人性。 我也没有任何想批评学校的意思，他们现在身上的压力和痛楚已经够多。
我只是想抛出一个问题，和大家平静的探究一下： 惨案发生的时候，学校应不应该和孩子说？ 尤其是已经五年级、认知能力足够的孩子？尤其是在他们的小学毕业典礼上， 他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我们为什么总是那么害怕，及时客观地说出发生了什么？ 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 （和家长们），面临天灾人祸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维和”的需求 ？还是对生命最质朴、最本能的关注？
“害”，遇害，来自于刀伤（丯），也来自于人们的“口”。在一个房中（宀），今天下午， 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害”的感觉。
但我会花更多时间，和我女儿讲“善”。 这个字，上面是“羊”，下面是“言” （“羊”用来构字时，往往表示美好的意思）。 所以，“善”，简单而言，就是“好好说话”，不要恶语伤人。但我想，可能还有，是该说的时候就要说。
思想畈：6月28日晚的浦北路
1
晚上九点，我到浦北路靠近桂林西街的地方看了一下。
这里是6月28日中午上海砍杀小学生事件的案发地。在浦北路上，距离浦北路桂林西街路口不到100米，距离我家小区门口大约130米。案发地旁边，就是我平时购物最常去的小超市。
我从来没有离一次凶杀这么切近。不仅是指空间距离。通向这个路口另外一个方向，是我儿子的学校。这个路口是他每天上学放学必经之路。他和遇害的两个孩子同龄同年级，只是不在一个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鼓励他自己上学放学，他也乐于如此。我能安心的理由是，上海多年几乎没有儿童伤害或拐卖的恶性案件报道，拐卖儿童在上海面临的成本、风险、难度都太高了，对犯罪分子来说，不值得。现在看，可能还得当个事。改变不仅是因为这起凶案，也因为前不久浦东出现过拐卖儿童的案件报道。另一位在上海的朋友，在一个高尚小区，说，前不久有一个拐卖儿童的人在小区被抓到。气候变了，一切都在变。
世外小学外教在现场哀悼
今天儿子仍然是自己上学放学。快假期了，放学早。儿子学校放学，比世外小学大概早半个多小时。从位置上判断，很有可能，当时砍人的黄某，就在路口处逡巡，等待世外小学放学。在凶案发生前不到一个小时，儿子学校的学生人潮般从这个路口涌过。
这个地段是徐汇区的学区房区域，周边很多中小学校。世外当然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也是学生家庭条件最好的一个。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儿子学校先放学的学生安然无事，最终是晚一点放学的世外小学学生遇难，而且是世外的国际部，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有意的选择，我不知道，要等更多的信息披露。我所知道的，就是儿子今天中午，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
儿子回到家，换了件衣服，我就带他去一个课外班，参加结业典礼。我们走出小区门口时，桂林西街-浦北路路口安静如常。我们向相反方向去坐公交车。事后我估算了一下时间，我们拐过街角等待公交车那一刻，距离凶手挥刀冲向小学生，至多早了20分钟。
大约40多分钟后，我收到儿子妈发来的关于凶案的消息。她说听到消息时，腿都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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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晚九点前后的浦北路
晚上九点了，案发地还有很多人。除了接送孩子的时间，这段路一向冷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拥在这里。
很远就闻到了花香，让人并不愉快的花香。在凶案现场，靠着行道树，有烛光、献花、玩具堆成的小小的祭奠场所。人多，但是在这里仍然显得相当安静。警车还停在路边。交警临时把这条路变成单行道，方便赶来的人们。
多数人是附近的街坊，但显然，也有很多人来自更远的地方。不断有怀抱鲜花的人们赶来。不断看见有人静默着擦拭眼泪。有看起来像跳广场舞的大妈，有大腹便便的中年人，有严肃的老大爷，有神色凝重的年轻情侣。
更远的地方，人们声音会大些。一位阿姨周边围了很多人，在看她手机播放的、她自己拍的现场视频。她在诉说当时的细节。我走过去想听听，忽然听到旁边一对老夫妻充满恨意又异常清晰地扔出两个字：凌迟！不知怎么，喉头突然梗住，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
3
上一次看到街边，有市民自发送上的鲜花，是八年前的2010年。那一次的胶州路大火后“头七”，胶州路上摆满了鲜花，来祭奠的市民太多，胶州路只能临时封路，整条街变成了灵堂。
上海市民自发悼念胶州路大火遇难者“头七”之日
火场离我当时工作单位的办公室，大概也只有150米到200米之间。我们在天台上近距离亲眼目睹了大火如何逼迫活人从高层跳下来。
我还记得来祭奠的市民中，有一个乐队的老成员。他们神情严肃，穿着正装，演奏结束后行礼离开，既无煽情，也毫不拖泥带水。
那是我到上海定居后第一次对上海这个城市充满敬意。就像今天我所见到的，在这个小小的祭奠现场。这个城市是有温度、有尊严的。平素被讥讽为人际冷淡凉薄的上海市民，在这样的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个现代城市的市民所能给予陌生的他人最得体却也最真诚的情义。我不认为在中国会有另外一个城市会表现得更好，包括那些以重情义著称的地域，或者说，我希望上海市民的表现能成为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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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会有“凌迟”。与当年的胶州路大火相比，这次的悲剧，恐怕没有那么多可以追责或者抱怨的地方。康健派出所距离案发地也不过三百米，出警再慢也不会慢到哪里。就目前所知的信息，实在也说不上哪些因果链，可以上溯过去。
无数的愤怒与悲伤，不过能归到“严惩凶手”。但对凶手来说，无非一死而已。何况即便能让他死上十回，逝去的生命终究不能追回。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无法去归咎无法去问责更无法挽回的悲剧。但那些能够去归咎问责的悲剧，似乎并不比其他悲剧带来的伤痛更少一些。今天已经有了不少关于此事的评论。但很多严肃认真的讨论其实并不能顺畅地表达，反而是一些自媒体号，比如自称孤独的岚对“垃圾人”的控诉，我认为已经接近“吃人血馒头”的文章，在迅速流传。
甚至有些严肃认真的评论，是不是有足够的价值，会不会造成二次伤害，我也不甚肯定。在不同的立场，尺度微妙难测。
从我的本意来说，也许是上海市民所表现出的这种温和的慈悲，反而比一切言说都接近真实持久的力量——包括我自己这篇。无论案情最后如何走向，至少这一点，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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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上海这次小学无双事件是阶级矛盾的激烈体现：外地失业来沪，经月求职未果，打听到当地最好的小学，杀。这是不正确的，中国社会是由赵家贵族无产阶级，商人白领无产阶级，和如假包换无产阶级构成的，你看，全部都是无产阶级，哪儿来的阶级矛盾？！
#亡羊补牢牢牢牢
阑夕：一切试图寻求制度性改良的行为都被断绝
上海学校砍杀的事情，没有太多可谈论的余地，以前时评媒体有种说法叫作「姿势疲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写某些方向的材料写多了，就会发现越来越难以找到新意，每次新的事情发生，直接把旧的文章拿过来把名词替换一下，竟然完全可以再用一次，没有任何超出写作框架的内容。
我看王志安每次都很费力的科普，说你们不关心犯罪动机只想快判快杀没有问题，但媒体有这个义务去做报道和追溯，社会学理论也需要素材来完成迭代，但是依然收获的是大片大片的文字阅读障碍者怒怼：「狡辩什么，你们就是想吃人血馒头为自己蹭流量，不许替犯罪者说话！」
市场化媒体存活艰难，左边是日渐逼仄的监管钳制，右边是快餐化读者的需求变型，于是物竞天择，求仁得仁，最后满心不悦的喊着正直的媒体都去哪儿了为什么都在各种花式蹭流量的，也还是同一批人。
我一直不能理解，凶嫌的罪恶、残酷以及反社会性，和他本身的背景遭遇为什么会成为非此即彼的关系，也就是关心后面的故事，会被理解为是对前者的「洗白」。
这个荒唐的逻辑一旦建立，就会断绝一切试图寻求制度性改良的行为合理性，因为只要你这么做了，你就是在煽动公众同情加害者，
而这样施压的结果就是，每一起事故都只能孤立化，它不被允许和任何体制性的因素挂钩，必须是突如其来的、命中注定的、随机爆发的邪恶，潜台词其实就是没办法防范，每次都是应激、恐惧、愤怒、焦虑、遗忘的循环。
报复社会这个概念，当它是网上一句玩笑话的时候显得轻趣诙谐，到了真的有人付诸于行动的时候，则把所有人都置于到了幸存者的角色上心有余悸，「幸好受害的不是我。」
不过，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