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刚：京沪家长为什么对教育恐慌？
久居上海，同学聚会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在陪孩子补课，很难同时有空；
即便聚在一起，也迟到早退，原因还是要陪孩子补课。问问京城的朋友，也多如此。
京沪两城，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教育资源，家长和孩子应该是轻松的。
但实际上，家长们即便不是第一个跳起来反对“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但起码也可以挤进前五。
很多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太矫情了一点？
当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上海的学生，初中毕业后有一半要分流去上职校（去年和今年的中招文件不再提及），
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恐慌的情绪能够从初中蔓延到小学，从小学蔓延到幼儿园。
沿着这条恐慌线索，还可以清理出另一条耳熟能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逻辑链：上不了好幼儿园，
就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没有好工作。
两条绳索，将京沪两地（其实远不止这两个地方）家长死死捆绑在教育培训的战车上。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目前全国幼儿教育的市场规模约为3800亿，
中小学教育（课外辅导+民办学校）市场规模约为6800亿。
下车不玩了，行吗？既不行，也行。
职校恐慌
面对有一半左右的孩子（北京市2017年为约三分之一）将去上职校的升学前景，绝大多数小学和初中的家长是极不情愿的。孩子为了不进职校，压力之大，我甚至听说，有初三学生晚上八点睡觉，凌晨两点起床读书做作业，忙到天亮，吃好早饭赶往学校。
平心静气地讲，一个孩子如果不是读书的料，完全可以去职校学一门手艺。但家长却有三重焦虑：
第一，一个普通高校的学生可以轻松去读职校的课程，但职校学生要去读普通高校的课程，难上加难。
同级的各类学校和专业，在学习上是有难易梯度的。家长多不会同意让孩子一开始就选择容易的学校和专业，
否则在未来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初中毕业生社会经验匮乏，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做人生规划。选择职校学一门技术，
同时也就意味着，将来从事其他工作的门槛是很高的。如果没有继续学习的能力，改行的成本之高，难以想象。
以鄙人的个体经验来讲，初中阶段，一度想去学习屠宰的手艺，毕业时也有上建筑类职高的机会，但都没去，在普通高中混到高三才决定考大学，如果去上职高，很可能就是个小包工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真实意愿，但我觉得当下的工作更符合秉性。
第三，中国的一些职校，风评并不十分好，家长并不十分放心把十五六岁的孩子送入这些学校，
他们不担心孩子学艺不成，而是担心孩子“学坏了”。
并且，随着科技加速进步，很多好端端的传统职业，忽然消失了。以汽修为例，现在的汽修专业毕业生，
谁能保证他的精湛技术在10年之后不会归零？一些新职业出现没几年又消失了，
谁能保证中高职教育能够跟上科技潮流？
一些号称有经验的小学教师会告诉家长，三年级是个“分水岭”，好的就好上去了，不好的就困难了，
因此职校焦虑，基本上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弥漫在家长心中。
但实际上，我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还得过38分，还是百分制。
但谁也不好意思把这种个案拿去安慰一个焦虑的家长。
换汤不换药的重点高中
人人都知道，焦虑的最终来源是高考。
在省区市高考招生总额（比如5万人）基本恒定的前提下，所有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学习，录取5万人，
学生拼得头破血流，也只能录取5万人；学生整体分数500分，可以录取5万人，而整体分数提高到550分，
也只能录取5万人。
既然如此，为何不选择放平心态，不必去争取那额外而无用的50分呢？答案是多方面的，
比如这5万人也需决出高下，因此抬高分数不可避免，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引起的踩踏效应。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前身，始于1978年的重点学校制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项全球唯一的教育制度因有悖教育公平，引起公愤，被迫取消。
但重点高中改了个“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名称，作为地方教育的政绩标志，变相得以保留。
仔细观察“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招生就会发现，它换汤不换药，还是先前的重点高中。
以上海为例，2017年的中招政策，核心的是这4条：
1、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前招生录取计划为学校招生计划的40%，其中30%由学校推荐，10%为自荐，
4所顶级名校的提前录取则提高到50%。初中学校按7%的比例“推优”，参加提前录取，未获推荐可以自荐。
2、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15%招生计划面向全市学生招生，称为“零志愿”，
它由各招生学校根据学校办学条件和近几年实际招生情况自主确定，经市教委协调平衡后下达到各区，
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录取。
3、此外是“名额分配”招生，指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将15%招生计划按比例均衡分配到本区初中学校招生的方法。
4、余下30%的名额，则按照中考成绩，根据填报的志愿投档，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这个复杂的招生方案，表面上看，力图兼顾办学的效率与公正，既考虑到办学业绩好（主要是考分高）
的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能够招到高水平的学生，也保证这类学校所在的区，
不管好初中差初中的学生，都有上好高中的机会。
但如果仔细分析各类招生，就会发现效率与公平之比为85：15，效率优先，略有公正而已。
换言之，所谓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如梳如篦，将所有“好学生”搜刮一空，
然后宣布自己的教学成果有多好。
毫无意义的竞争
如上所述，在省区市高考招生人数基本恒定的前提下，该区域内任何挖空心思提高分数的举措，
均是一种相互践踏的内耗。
我绝不反对学生之间在学习上有竞争关系，正常的竞争是培养学生上进心的重要来源。
但是目前换汤不换药，名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实为重点高中的制度设计，
不仅人为催生和加剧变态的学习竞争，而且深具欺骗性，表现如次：
第一，任何一届的学生，就全体来看，都有一小部分天赋异禀，他们仿佛生而知之，
知识对他们而言几乎一点就通。他们在学习上，并不需要你教师花费多少精力和机巧。
就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打电话和一个同学交流，他说孩子所在的初中，
两三年才会有一个学生考上某顶级名校。这个信息说明，你把最顶尖的学生招收进去，
然后宣布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成就体现了本校的教学处于全市最前列，好意思吗？
脸皮是不是太厚了一点？
那些顶级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教学团队，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年），
能够把本学区排名最后的学校带到中等水平，那就真配得上所声称的实验性、示范性，
否则难免有欺世盗名之嫌。可惜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一次这样的试验和示范。
这些学校实验、示范了一些其他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有一条是是实在的，就是重点高中时代的招生特权，实实在在地完整保留了下来。
第二，凡是上过大学的都知道，同一张试卷，同一个班级不同省份的考生，
考分悬殊几十上百分都是很正常的，但他们之间并不会因高考分数悬殊而在学习、科研、
创新上出现明显差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高考分数到一定程度之后，挖空心思再多考多少分，
对高等教育而言，毫无意义。
但可惜，目前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大概就是为这种“毫无意义”而设置的。
它的意义，不在提高教育水准，而在搞社会分层；它的存在，是让小孩子从幼儿园开始，
就知道人分为三六九等。这难道不是家长和孩子共同焦虑的问题？哪怕你是中产阶级！
迎战天下英才
京沪两城聚集的各种资源，一向冠绝全国。伴随着入世，海量外资进入，两城迅速成为财富高地，
就业首选之区，户口已经无法限制外来人才的进入。在今天，京沪两城非户籍外来人口绝大多数是青壮年，
他们占到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左右。
京沪（包括深圳、广州）青年子弟的竞争对手，一半是外来人才。
与此相反，在别的二线及以下城市，一个当地的青年子弟的职场竞争对手，绝大多数是本地人。
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一个上海本地的复旦学生，他的外地同学毕业后，可能百分之八十以上留在上海工作；
一个上海本地的高职生，他在酒吧做调酒师，但外地来的高职毕业生，同样会对他的职业产生强大的竞争力。
京广深同样如此。
京沪广深就业市场足够庞大，但工作岗位的竞争烈度，新兴产业的淘汰频率，恐怕远高于其他城市。
相应地，工作对人的要求，也要比其他城市高。
先前京沪青年热衷于通过留学移居海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仅涌进京沪的全国人才持续暴增，
而且海外留学（包括京沪两地青年子弟）逐渐出现就业定居两难，回来的人越来越多。
回来的人首选也是京沪广深。
我曾经看过一个海龟的文章，她之前只是在上海做过短暂停留，对外国同学谈起去向，
她的回答是“回上海”。现在的竞争格局是，一个京沪本地的青年子弟，不仅要迎战全国的优秀人才，
还要迎战为数众多的“海龟”。
此外，由于收入上涨，港台青年才俊进入大陆工作越来越多，首选地也是北上广深。
这就是一个出生和定居在北上广深，并在那里上学读书的孩子的幸与不幸——你从小的生活环境，
可能比别的地方的孩子更优越，但是一旦长大成人，那些优越的环境未必属于你。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轻易走下教育培训这辆战车？城市的禀赋就在那里，
未来的竞争格局就摆在那里，多少家长可以舒一口气？
一点曙光
有没有缓解焦虑的可能？肯定是有的。
职校招生需要改革。
比如孩子初三毕业愿意上职校，你尽可以去；但不愿意去的，何必硬要画一道杠强迫他去？
他完全可以去上普通高中，上到高一、高二跟不上，知道考普通高校有多难，他随时可以去上职校。
何必一定要强迫一个屁事不懂的未成年人选择将来的职业取向？为什么就不能等一等，
让他们心智更为成熟一些，再让他们做出选择？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有民办高中，职校生也可以参加高考。
第一，尽管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但作为一个纳税人且是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
再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二把手，理应给予公民更大的教育选择权，
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家去接受哪一种类型的教育？
第二，在一个普遍没有什么文化学习氛围的班级环境里，高考又有多大胜算？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必须改革。
最近，上海出台改革方案，决心在2022年，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50%至65%的招生计划采用名额分配方式下达，由市和区教育行政部门分别分配到有关区和初中学校，并明确这种招生计划其中的70%将分配给不选择生源的每所初中学校，这一比例将逐步扩大，以促进初中学校均衡发展。
北京的类似改革在2014年就开始进行了，其他省份也在最近一两年着手类似改革。
总的趋势是，大幅提升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按人头比例面向全体学生投放招生指标。
这样做的好处是，逐渐解除压在小孩子身上“一分压死千万人”的魔咒。
此外，也可以逐渐改变薄弱学校人人厌弃，教育资源逐渐均衡，减少变态竞争，维持正常竞争。
但成人社会的竞争是永恒的。
最近两年，很多二线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并生发效果。
京沪两地因种种原因，人口导入趋缓，甚至开始减少。
这是有原因的。高端人才对住房更有迫切要求，两地高房价，已经成了比户口还管用的驱使人才外流的利器。
事实上，我已不大敢像10年前那样，建议那些刚走出校门的外地青年学子到北京上海闯一闯，
因为住房难题太大，再说他们自己的老家与北京上海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
但毋庸多言，人人都知道人才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最新出台的上海吸引人才的办法，
除了优待户口准入等这些特别金贵的东西，还专门提到要帮助解决住房。
如果这条措施奏效，那么人才竞争的烈度不会减缓。这对维持整座城市的竞争力当然是好事，
但对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个体来说，即将到来的竞争，不会让他们感到轻松。
世上没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很多政策措施，也不过是缓解人的痛苦而已。
但能够把人从地狱拉到人间而没有能够推进天堂，也是极好的。
减负是素质教育的良方还是对底层的剥夺？
界面
1. 公立学校减负 是对教育公平的促进还是妨碍？
新学期开学伊始，学校减负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起因是教育部部长在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就小学放学时间提前到下午三点半的情况做出了几点回应：第一，关于三点半之后孩子由谁看管，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应该让各省自行摸索，“各出各的高招”；第二，下午三点半到五点期间，孩子的托管问题，不能只依靠学校，应该引入社会力量，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具体方案，还在研究当中。
教育部部长最后总结说，这项“减负”政策，是党和国家给年轻父母的“大红包”。对于这种说法，有很多“年轻父母”表示，受不起这个“大红包”。自媒体人宁南山就在一篇题为《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文章中表达了对减负政策的质疑，这篇文章很快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
文章指出，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宽松教育”改革已经证明减负弊大于利，而中国正在进行的减负运动，和日本的“宽松教育”改革如出一辙，其主要策略，都是减少学生的在校时间，阻止学生学习更高难度的课程，取消考试排名，不再激励学生学习等等。这一改革带来的后果是，日本年轻人的综合素质大幅下降，反智主义在学校流行，同时也给日本家庭带来了沉重的额外教育负担。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严重滑坡，没有经济条件上私立学校的孩子，考上一流大学的机会非常渺茫，其结果，就是使日本社会进一步固化。
因此，作者认为，减负就等于国家从教育领域退出，把教育的责任和成本推给家庭，这实际是对底层最大的不公平。没有统一的教学质量和平等的教育机会，出身底层的孩子很难实现阶级的向上流动。
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的评论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有的家长都反对减负吗？反对减负和支持减负的家长分别是什么样的家长？
文章认为，支持减负的家长多来自收入较高的社会中上层，而反对减负的家长则来自中下层。如果学校减少了孩子的在校时间和课业负担，有钱有闲的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参加课外班；而中下层的家庭则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来保证孩子的学习强度，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有机会胜出，这对于收入并不高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额外的负担。
而如果不减负，中上层家庭可能会让孩子离开公立教育系统，去课业负担较轻的私立学校，这类学校也会更加重视家长的意见。而对于中下层家庭来说，虽然孩子的学习强度得到了保障，但他们会逐渐与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区隔开来。
从这一意义上讲，减负问题是与社会阶级分化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私立学校的总量受到限制，在教学上与公立学校相对统一，家长们的选择并不多，能够上得起私立学校的是极少数，于是，在减负的问题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中产家长的焦虑和不满。
文章进一步指出，在这个阶级流动的景观里，受到减负影响的主要是中层和底层。中层希望后代能够继承自己的社会地位优势，而对于底层来说，教育则是他们能够打翻身仗的少数机会之一。而社会的上层则几乎不会参与到这个游戏中来，这是因为，进入社会上层的规则，与底层进入中层的任人唯贤（meritocracy）规则不同，即便这两种规则部分重叠，上层家庭也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确保了自己的孩子在最好的学校里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文章还指出，“在校时间”并不等于“学习负担”，大量的研究都说明，在校时间长有利于学生，特别是弱势家庭的孩子。例如在美国芝加哥，城市里罪案泛滥，对于底层的孩子来说，学校构成了一个庇护所，让孩子免受负面社会因素的影响。问题在于，除了高强度的学习之外，我们还能在学校里干些什么？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研究发现，高强度的学习并不是高质量教育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成人与儿童之间建立的关系和规范，具体到学校教育上，老师给同学提出的高标准要求，校园中的纪律和热忱的学习氛围，同学之间的相互鼓励，以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对孩子都是非常有益的。
总而言之，公众反对的减负，是公立学校从学生生活中的退出，是将社会化抚养的责任重新扔回给家庭，让家庭背景决定孩子受教育的质量，换言之，是把学习从一种公共物品转化为一种私有物品，这是对社会底层的剥夺，也是公共教育最大的危机。
上海义务教育火与冰
【编者按】在近几日全国“两会”上，教育“减负”成为一个热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3月3日下午首场“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称，教育机关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最高层如此重视，也从侧面说明“减负”之难。
现实中，中小学“减负”喊了多年，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甚至还有“不减反增”、“课内减负课外增”的倾向。追根溯源，其原因还在于当前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高中大学教育尚未普及。在此情况下， 只要教育还是选拔性的，应试教育的本质就难以改变，“减负”只能是空中楼阁。
“减负”为何难减？“减负”要取得实效，应该从那里入手？从家长为学生择校这个视角，或许能找到部分原因。无论如何，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
上海是一个教育资源高度竞争的城市，关于择校的政策演变也是起起伏伏。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两会”上公开表态说上海的孩子“比家长还辛苦”，教育主管部门严禁民办中小学提前招生。上海还叫停了作为民办初中敲门砖的民间“四大杯赛”中的三个，按以往惯例，在这些数学竞赛中获奖的“牛娃”有很大机会可以进入好初中。
教育主管部门希望通过规范民办中小学的招生行为来为上海孩子沉重的课外学习负担降温。家长们却如坐针毡，那以后要用什么标准来决定谁能上好学校？ 没有明确规则，如何保证公平？
2017年7日，上海有两所小学招生时，一所用类似公务员行测题考家长智商，一所要求登记包括学生外祖父母在内的三代身份职务信息，引起轩然大波。上海教委随后对两所学校公开重罚，但民办学校“拼娃”又“拼爹”引发的公平隐忧已经开始蔓延。
民办学校为何要为公平负责？有学者指出，一些优质民办学校的公办基础厚实，甚至有“假民办”学校之称。
难进的民办学校
孩子在今年某热门民办小学的面试中落选了，刘成（化名）表现尚属淡定，“我们孩子起步晚，训练晚，真的去了也是个麻烦事儿”。
刘成在科研机构工作，此前没让孩子上过辅导班，“正常启蒙不抢跑”。孩子六周岁，今年要幼升小，对口的公办小学不满意，多方打听，夫妻二人选定了这所民办小学。
要备考了才知竞争激烈，录取率不到10%，他和妻子终于给孩子报了课外培训班，并启动了两周紧急集训辅导，“做数学思维训练，孩子觉得难，有过抗拒”。
刘成认为“训练”不足是孩子落选的主因，“业内人士说，冲刺两年能上都很不容易”。家长圈流传着一位今年“荣升”这所学校的六岁孩子的“事迹”：在沪上某高端英语补习机构学了三年英语，上过钢琴、芭蕾、击剑、语文培训班，妈妈不上班全职陪伴。
经历了这场择校大战，刘成生出疑惑，“面谈考的是孩子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但标准已经过于超前，测到二年级水平了”，其结果是本来家庭可以承担的启蒙教育要转为寻求培训市场，“我和妻子两个知识分子也应付不来”。
他们心仪的学校今年的面试题是老师示范接电路，让孩子照着学，还考了数学思维题和看图解释成语题。
“民办学校的选拔标准水涨船高，光递条子不行， 孩子必须质量高。” 刘成告诉财新记者，即使是托了关系进入民办学校的孩子，如果没有足够的学业训练，“进了也跟不上”。
“家长要有极强的心理应对能力。”民办学校学业训练方式粗暴，甚至劝退学习困难学生的作风在沪上教育界流传。一位沪上学者告诉财新记者，他的一位同事托了关系进入了某所知名民办小学，但孩子难承受压力，一次解答不出题目，被老师责骂“你怎么这么笨”，当场尿了裤子。家长担心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给孩子办了转学。
刘成想让孩子去的小学学业要求也很高，“每周都有测验，对英语和汉字的书写要求高，据说有的孩子手都写出老茧”。刘成一位朋友的孩子在这所学校也学得疲惫，想退学，但苦于没有对口的公办学校愿意接收。
“想进入民办学校，要经过严格的市场训练或者有相当的家教，要把孩子压到那个程度 ，否则进去后就会发现孩子是‘裸奔’。”上海家长圈有一个词很流行，叫“鸡娃”，意思是让强迫孩子学习，以进入有着“打鸡血”学业训练方式的民办学校。
在升学压力层层向下传导的形势下，“优先选民办、保底到公办”，已成为很多上海家长为孩子选择小学的基本思路。 上海孩子要上好大学，摆在眼前的是上海高中里“四大名校、八大金刚、逍遥二仙”（指上海中学、复旦附中等知名高中）升学率领跑的现实。
想进入上述的重点高中，从录取率来看，上海优质民办初中的表现比公办初中优异许多。而民办小学受上海家长热捧，受益于其冲击重点初中的高升学率。
聚焦科技与教育政策的同济大学里瑟琦智库曾发布的一项名为《上海市基础教育“减负”15年反思》的报告（下称《报告》）指出，“在竞争民办初中入学名额的过程中，公立小学和狠抓应试教育的民办小学相比，已经较为明显处于下风。”“招收最优质的生源”和“对学生进行艰苦的学业训练”，是上海优质民办小学冲击重点初中高升学率的两大法宝。
有观点认为，此种优势得益于上海民办小学可以“不听从行政指令”。一位上海公办小学校长表示，“公办学校都会严格按照主管部门要求的基准来操作”，民办学校却存在“拔苗助长”的问题。
即使这样，上海择校大军的队伍逐年在壮大。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共有31880名学生填报民办小学，这一数据在2015年为25133名。其中备受家长热捧的民办小学的招录比甚至超过30∶1。
因为家长争相追捧，民办学校挑选生源的空间越来越大。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公办学校被严禁择校，给了民办学校“难得发展契机”，吴华称：“如果一个民办学校表现出优势，在市场引导下，生源规模将越来越大，规模大了就会产生经济效益。”
上述《报告》也指出，上海逐渐壮大的优质民办中小学市场，将走向按照“家庭背景、父母成就、孩子口头表达”等显性标准进行招生的倾向，“民办学校喜欢招收‘收入高’‘家境好’‘孩子机灵’‘家长陪伴时间足’的学生早已广为人知”。
“择校找民校”20年
把择校的口子放给民办学校，是上海一向的官方教育政策。1997年，和中央层面给出的方向相呼应，上海对小升初实行了大规模改革，包括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分离办学或停止招生，并取消小升初升学考，实行初中“就近入学”——小学对口某初中或实行派位。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国平的研究指出，当时如果有家长对对口初中或派位初中不满意，就可选择民办中学（含转制中学），招生工作文件中明确规定“要择校找民校”。
吴国平认为，如此改革，主要有两种政策考虑：一是“平均、正态分配生源，办好所有公办初中”；二是解决分税制改革后上海教育经费不足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上海投入高中和大学的经费数倍于义务教育经费。初中阶段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上海将重点中学初高中分离办学，并将其中的一些学校转制为民办初中，这些学校可收取学费收入和接收大量捐款，为当时的上海政府解决财政困难。
这一政策实施后，民办初中大幅赶超公办初中。吴国平认为，此法是人为将民办初中（含转制初中）变成变相的“重点中学”，“原来小学升初中看重点率，现在小学升初中看民办率，小学的压力依然没有减轻”。
上海教育界对此争议不止。多有学者认为，上海自身培育纯民办中小学的力量不足，而这批学校能成为隐形的“重点”，与政府扶持不无关系。在公建民办框架下，政府允许转制学校教职工仍保留编制，校长也由教委派驻，以及由公办高中名校扶持发展等。一学者称：“如果没有公办资源支持，在上海要办成好的民办学校，很难”。
同时，重点高中也想招收符合其办学特色的初中生。新世纪开始，中国掀起“名校办民校”“教育集团化”的办学风潮，上海的示范性高中也借此机会培植力量。以上海高中“四大名校”之一上海中学为例，坊间笑谈其初中教育基地统称“张宝华”——张江集团学校为老校长唐胜昌创办、上宝中学由上海中学协办、华育中学为上世纪90年代剥离出的民办转制校。
这些民办初中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相当高。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中学预录取总人数235人，“张宝华”占比接近75%。上海近年的招生政策规定，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前招生录取计划为学校招生计划的40％，分为推荐生和自荐生两类。2015年上海中学推荐生预录取98人，自荐生预录取137人，“张宝华”的比例超过76%。
“四大名校”的其他三所也有相类情况，上海家长熟知它们的“亲儿子”是谁，进入示范性高中的高升学比例是他们追逐民办初中的脉门。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分析，家长们的心态是，如果不进入这些教育集团的民办初中，“再往上升学就失去机会了” “教育集团化变成优质资源的纵向集团化 ，就破坏平衡了” 。
“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主要是民办初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上述会议上透露，上海顶尖的民办初中，“与公办母校和公办高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杨东平称：“这些民办初中游离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之外，在考试选拔等方面大展身手，所获取的高升学率使公办学校处于下风。”
这种做法的初衷，得到教育主管部门肯定。据公开媒体报道，教育部前部长周济2004年3月25日谈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时表示，“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校、名校办民校”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和做法。
近年来，公私教育的分化趋势开始由初中传导向小学学段。在上海一所公办学校校长陈琪（化名）的回忆中，附近办学质量一般的民办学校也受到家长热捧，开始于三年前民办学校招生提早至公办学校前。
在2013年的招生政策中，上海的公办小学新生报名和民办小学面谈时间同步，都为5月17、18日，但到了2014年，民办小学的统一面谈时间提早至2014年5月10日，此后沪上民办小学招生一直领跑。
“三年前同时招，家长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潮水般先挤去民办学校。”陈琪告诉财新记者，由于公办学校禁止择校，民办学校选择权口子的放开，“让本身不择校的家长 ，也优先尝试民办了”“民办学校有两或三个志愿，家长都填了，但一些民办学校并不好”。
张端鸿认为，从体量来看，上海约800所小学中有接近70所民办小学举行面谈，分布在17个区县，“这种规模对整个盘子的影响其实不大，但是让民办小学提前招生，这种前置性的筛选考试，让参加择校的家长不得不精心准备，整个城市的家长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张端鸿指出，提前招生使民办小学可以抢掐有良好家庭背景 、学习习惯的学生群体，“这帮学生就是高水平的均智状态，将来要往下掉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公办学校衰落
吴国平的研究认为，“要择校找民校”的政策代价是让上海的公办初中必须接收学习困难的学生，师资也开始流失。这种衰落态势开始延伸至上海的公办小学。在上海多位公办小学校长眼里，上海民办小学凭借招生提前优势，“对公办教育冲击很大”。
陈琪也告诉财新记者，三年时间里，她的学校生源变化明显，“优秀的学生不见了”。而在上海，生源是否优秀，家庭的教育投入是重要因素，陈琪所在的学校在近年间已开始出现优势阶层的孩子渐少的情况，“底层的孩子多了”。
张端鸿表示，民办教育的题中之义应是探索素质教育，在上海现有的公办系统外“培养偏才怪才”，“但很多民办学校现在还是‘抢跑’、刷题，是应试教育那一套”。他担心，如果长期维持这个格局，传统公办小学的优势就会被消解，“在招生上恐制造不公平”。
但对于对教育有着高要求的上海中产阶层而言，公办学校并不尽如人意。
一位上海父亲，家庭早期有所积累，现全职在家陪伴两个孩子学习，大儿子今年从静安区公办名校一师附小考入“四大名校”教育集团下的某民办初中。经过择校备战，他对公办教育更失信心，决定未来小女儿幼升小时即进行民校择校，“公办学校要碰到好老师有偶然性”。此前，为了让孩子上一师附小，他特意购买了学区房。
在上海，不乏有家长花大价钱买了学区房后，发现学区对口的公立小学“变差”，将孩子送进课外培训班，再应考民办小学的情况。一位上海家长告诉财新记者，在上海，有经济实力的家长会先购买学区房“占个坑”，用公办学校入学资格“保底” ，但在择校时也会尝试让孩子参加民办学校的面试。
“公办学校（在升学上）一次表现得不怎么样，就会被抛弃。”吴华指出。公办学校自身的体制束缚也是关键因素。在上海的教育决策中，公办学校“减负”一直被力倡。近年来，上海在公办小学全面推行“零起点”教学和“等第制”评价制度，使用“ A、B、C、D”或“优秀、良好、合格、需努力”的等级制，取代百分制评价，以淡化小学阶段的分数选拔功能。
此规之下，公办学校的教师想为孩子在课后义务补课而不得，“不能踩红线”。“穷人的孩子没钱补课，（学校的）课程难度随之下降了。”陈琪担心若教育政策不改，未来其所在学校的优秀师资将发生流失。
“公办学校通过‘减负’剥离的应试训练，是否已经转移到民办学校和课外培训机构？”张端鸿提出疑问。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日本基础教育阶段实行了30年“宽松教育”后，出现系列副作用，日本政府因此进行反思。日本的“宽松教育”政策从1976年开始实行，以缓解学生学业压力为诉求，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等措施。
但实行30年后，日本却出现公立学校“瘦弱”，私营办学机构“肥满”的现象。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也被改变，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必须对抗“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孩子应试”等“三座大山”。
一位上海家长告诉财新记者，她的孩子在一所提倡“快乐教育”的市级示范幼儿园上学，但同龄的幼儿园教师也在课外为自己的孩子报了思维、英语等各类培训班，“她告诉我有些东西还是要出去学的”。
有底层家长坦言，对于孩子的升学“早就放弃了”——要通过民办学校考试，小孩得参加培训班，“拼爹”又“拼娃”，无财力可以供给。
从事了30年教育工作的陈琪告诉财新记者，在最近七八年中，他眼见上海学生的学习负担越来越重，教育也开始成为上海重大的民生矛盾，“这是多种教育政策积累产生的结果”。
对于择校需求的降温她并不乐观，“上海是人才集聚的高地，它就像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良奋斗史”。考上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人才的二代都在这里竞争。
“要让孩子成为牛蛙（娃），成不了的话，至少要成为青蛙（普通的娃），不然我的孩子就只能成为小蝌蚪”“如果我的孩子成为小蝌蚪，我这一辈子没有指望了，我的孩子也没有指望了。”这是一位上海家长的心声。
“全面二胎”政策下，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战争将愈发激烈。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适龄入学儿童人数约18万左右，据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处长倪闽景公开透露，2018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1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