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韩美林： 炼狱 · 天堂（上卷 · 炼狱第一章：二、里通外国）
二、里通外国
冯：“四清”整你，除了言论，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韩：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不在北京，是在安徽，非常严重，比言论问题大百倍，死罪，但根本不存在。
冯：我听不懂。
韩：这件事情得分做两头说。一头是孔雁和她的男朋友。孔雁是我们轻工业研究所的一个女技术员，上海人，气质不错，喜欢艺术，跟我聊得来，关系挺好。她的男朋友姓赵，在国防科委搞原子弹研究。他从研究基地出差去上海，身上带着绝密材料，在前往上海途中拐个弯儿来合肥看他的女朋友孔雁。他这行动是私自决定的，没告诉他的单位，致使在上海接站的人没接到他。可是他身上有保密材料呵，接站的人没见到他，失联了，事情就大了。虽然他在合肥只待了一两天，因为他瞒了组织，被引起怀疑，怀疑他泄密或贩卖情报。
冯：可是这事与你有什么关系？
韩：这要说事情的另一头。就在这两天正巧我去上海探亲，看我的母亲。我在中央工艺美院上学时，有个同学叫谢列克，是波兰的留学生。谢列克和我关系不错，他有个爱好与我相同，就是集邮。我与他多年没见，这次我来上海探亲，到集邮商店逛逛，没想到与他不期而遇，老同学见面很亲热。那时他在上海波兰领事馆工作，我也不清楚。我们就跑到一家咖啡店里去喝咖啡，叫安全部门注意上了。
冯：那时社会相当封闭。外国人都被视作“敌人”，总和外国人混在一起就会被认为不会有好事。你和一个金发碧眼的人闹得挺热乎，当然叫人怀疑上了，盯上了。
韩：这就是事情的两头，一边是携带国家机密情报的人失联了，一边是与外国领事馆的关系不清不白，都是疑点，都不是小事。
冯：可是这两头并没任何关系呵。
韩：可这两头都与孔雁有关系，也都在上海。
冯：你见到孔雁的男朋友了吗？
韩：我根本就不认识孔雁男朋友，直至今天也没见过他，连他长什么模样，名字叫什么也不知道。
冯：那会有什么事？
韩：你听我说。这两头都跑到了我们合肥的轻工业研究所来调查。国防科委和公安部来调查孔雁的男朋友“泄密”的事，上海的安全部门来调查我与外国领事馆人员“秘密接头”的事，由于我和孔雁关系不错，他们就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冯：我不明白，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韩：很简单，就是说孔雁的男朋友在上海“失联”时，把绝密的材料交给我，我在与谢列克喝咖啡时，偷偷把情报给了波兰领事馆。你说说这是不是有点像间谍影片了？
冯：这事如果是真的，就是死罪了。
韩：特务、出卖国家重大机密，叛国。
冯：可这完全是假设，是虚构，子虚乌有，没有事实根据呵。
韩：那时根本不需要事实，怀疑你就整你，逼你承认。你愈说没有，整得愈凶，给你的压力愈大。
冯：他们没凭据怎么整你？
韩：凭据就是怀疑。“四清”这期间他们不是把我的档案全折腾一个够吗，还发现我在工艺美院时，与另外几个外国学生关系“不一般”，一个伊拉克的，一个蒙古的，好像还有一个保加利亚的；其实不过是他们喜欢我的画，与我关系不错，没想到这些关系也早被作为疑点，记在我的档案里。
冯：看来，在你的档案里，你绝对不是好人。
韩：你认为你对国家忠诚不贰，自己纯洁得像一张白纸，你在人家眼里却是一张画满了污点的纸，甚至是黑纸。但你不知道。你还傻乎乎以为人家信任你呢。
冯：他们把你与这几个外国留学生的关系，同这件疑案全都联在一起了。
韩：何止联系一起，这些全是我里通外国做特务的“重要线索”，我和每个留学生的关系全要查个底儿掉。
冯：又是反动言论，又是里通外国，问题相当大了。
韩：我“里通外国”是重大疑案，公安部、国防部和安徽公安厅联合立案侦查，省委书记亲自坐镇，势头极猛。我又是从北京来的，被看得很重，成了整个安徽轻工业厅和文艺界头号的运动对象。狠整我死整我，恨不得把我整成蒋介石。
冯：搞运动就是要整出人来，人物愈大成绩愈大。那时的政绩不是GDP多少，是整出的人多少。你害怕吗？
韩：当然怕，我可不是英雄。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从来没碰过这种政治上的事，这样的来头和架势，遇到这样排山倒海的压力。
冯：什么样的压力？
韩：审讯，像审犯人那样审讯，逼着你招，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一条条全认了。我能承认这些根本没有的事吗？我这人嘴硬，我不认；他们就开批斗会，给我施压，而且一次次加大压力，这种场面我没经过，还有一个个人站出来当场揭发我。
冯：哪些人揭发你，揭发你什么？
韩：没有的也揭发。有个姓蒋的上海人说他脸上的疤是1939年被我从楼上推下来摔的。1939年我才三岁。那时他在上海，我在济南。这种荒唐透顶的谎言也在大会上揭发，大伙还跟着喊口号，打倒我。
冯：他为什么“揭发”你，出于什么目的？
韩：我理解这个姓蒋的，他出身资本家，运动中他也有压力，他必须争取表现，那就得狠狠打击我。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一个学生也跳出来揭发我，虽然他的动机也和他出身不好有关，他是地主出身。可是我平时待他特别好，有了稿费粮票常拿出一些放在他的枕头下边，平时心里话常跟他念叨，当然也就会有一些牢骚话、对社会不满的话对他说说。批斗会的头一天，他悄悄对我说，你放心，我绝不会检举你。没想到，第二天批斗会上第一个跳上台揭发我的就是他。说我一次看到报上刊登毛主席在招手的照片，就说“如果他知道大跃进时饿死多少人，就不会这么高兴了”。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可是，当时屋里只有我们两人，他不说，没人知道。他的揭发给我增加一条重罪。
冯：你这几句话在当时确实够得上“反动言论”了。我的一个朋友，湖南人，教语文的，运动中对他揭发最致命的就是平日最贴近他的学生，对他最知根知底，伤害也就最深。
韩：更深的是我老婆。她把枕边的话全检举出来了。
冯：你真是万劫不复了。
韩：我对这个事态绝望了。像我这样一个穷人家出身并参了军的人，一个纯洁的人，竟遭到这种事，这算是革命对我的一种奖赏吧。我哥哥那边也声明和我划清界限，不准孩子再叫我二叔。可是，当我老婆提出和我划清界限时，我感到万念俱灰！我的家完了，心里的抱负也完了。我曾经有那么大的抱负，想当个好画家，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这下子全毁了。天天批斗会后，把我关进一个小屋写检查，认罪材料，公安厅的人在门外守着我，我已经没什么指望了，我想死。
冯：你有过行动吗？
韩：自杀吗？有，我自杀过。一次上厕所，我看见地上堆了一堆石灰，又脏又臭，还有蚂蚁和虫子，我大把大把抓起来往肚子里吞，吞得真不少呀，我想用石灰把我烧死，可是没想到石灰时间长了，变质了，不会烧人，反而有钙，嘿嘿，倒给我补钙了。我没死成，可是我的志向破灭了。你知道一个人的志向破灭是什么滋味吗？
冯：如果从社会意义上说，我也尝过。但没有你经历得这么残酷。你“四清”运动的这些事最后是怎么了结的？
韩：里通外国的事没法证明，连我见过孔雁的男朋友的说法也证明不了，最后只能不再提了，听说后来孔雁的男朋友调离了原单位，孔雁也从研究所调走了。但是我的言论问题跑不了，结论是“内定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下放到淮南瓷器厂劳动改造。
冯：这是哪一年？
韩：1964年5月。在合肥一次批斗后，直接送到淮南。
（待续）
来源：韩美林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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