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警惕那些让你“善良”的人
作者: 格桑
《芳华》挺好看的，轻飘飘的好看，大腿翻飞和美好肉体，阳光映照着年轻姑娘脸上幼幼的绒毛，大篇幅欢乐青春的场景消解了含含糊糊的“西南边境的战争”，以致于年轻人们看完电影后发出“年轻真好”的感叹，紧追热点的公众号们发出“尽管不被善待但还是要做善良的人”巴拉巴拉的鸡汤。电影看成这样就可怕了。
这一代人真有这样的芳华吗？
初来文工团的何小萍在热气笼罩的澡堂子里兴奋地问，这里可以天天洗热水澡吗？得到的回答是“当然”，曾经在那场战争中当过老兵、现在广州做律师的胡朝晖先生看到这里，突然感到，电影里描写的生活，离当年他们底层士兵的真正生活，真是太遥远了。“他妈的！我在越战部队当兵的时候，不仅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女兵，而且也从来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
1974年，有几个同样年轻的平民能过上天天洗热水澡的生活？同样年轻的人，都拥有紧致蓬勃的肉体的人，又有几个能无忧无虑地穿着泳装跳进阳光下的游泳池消夏？
1974年，全国还在停课闹革命，继续农业学大寨，大寨农民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全国农村大抓阶级斗争，搞政治挂帅，砍资本主义尾巴，片面抓粮食生产，不搞副业生产。更可笑的是，一些地方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也人为地修造梯田。身在农村的萧穗子同龄人只能勒紧裤腰带下苦做望不到头的活，吃着永远不够吃的饭，具体的生活形态参见《活着》。
黄启后《当年劳动最光荣》
这幅油画是黄启后先生的杰作《当年劳动最光荣》。描述了70年代期间一个开河工地的场景，浩大的场面、原始低效繁重的生产方式、被控制思想没有报酬的蚁工。
他们没有芳华。
城市里的萧穗子们几乎全被送到祖国边疆、各地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去了，电影里的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多被送到新疆边陲、云南深山、北大荒最艰苦的地方，没有任何生产经验，插秧开荒做苦力，被形形色色的人戏弄欺骗而自己浑然不觉。据刘小萌所著的《中国知青史·大潮》的统计，仅1974——1979年在全国发生迫害上山下乡知青等案件41272起，知青死亡人数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5899人，占死亡总人数的61.9%。
他们没有芳华。
只有部队能吃饱饭，享受安定与尊严。其中最令人向往的自然是文工团。冯小刚坦言这就是为纪念自己的文工团岁月而拍，动员了同样是文工团出身的严歌苓写小说。在别人连吃糠都吃不饱的时候有饺子吃，在别人缺水喝的时候每天有特供热水澡洗，在北大荒的同龄女孩容颜已经被摧毁的时候还能擦柠檬润肤蜜，在全国抄家抄得干干净净的时候还能随身佩戴名牌手表和金项链，肉体上最大的痛苦只是难熬的毯子功，其余全副精神都用来应付小小的勾心斗角、计算博弈和打情骂俏，大幕一拉，收获一个美貌少女（或少男）想得到的全部荣光，这确是只属于他们的芳华。和这一代人毫无关系。
这是一张1974年某文工团的营养补助名单，能看见瞿弦和等知名艺术家的名字，每人每月补助6元，这是额外的福利。同样是1974年，天府煤矿的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是28元。
老兵胡朝晖的回忆里，荒山野岭的冰冷的野战日子，过的是“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的寂寞凄凉的生活，“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次《芳华》里女兵们的舞蹈，也不知道她们排练的这些婀娜多姿的优美舞蹈，到底曾经演出给哪些越战士兵们看过。”
电影只好讲讲浅浅的人性，讲活雷锋的陨落，好人的蒙难，不幸者的不幸。然而从情节到结局还是维护了血统论的权威，假装遗憾地感叹一下倒霉蛋（终究是出身最低的人最惨），庆幸自己勤奋又运气好（冯小刚和严歌苓都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出人头地），对特权阶层的世袭表示不容置疑的认可（因为情敌是军长的女儿，所以不计较她抢走自己心仪的男子，这种特别的宽容丝毫不可能给予何小萍）。
萧穗子这个旁观者的身份写得无比尴尬：她在老百姓眼里是光芒耀眼的女文艺兵，其实在出身优越的女兵中居于下风，在舞台上也只是集体群舞中的一员。她就像钻戒上一粒镶在大钻周围的小碎钻，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熠熠生辉折射出嚣张夺目的光芒，脱离了集体，她就谦逊细小，留之无用弃之可惜。
所以萧穗子必须讨好首长的女儿，和她们做闺蜜，帮她们打下手，和她们合伙欺负人。她面对高干子女的时候是仰视的，听命的，面对刘峰何小萍的时候，又是充满优越感的。看到他们落难了，又是可怜的、感慨的，但，绝没有一点感同身受，完全就是“他们的命真是不好啊”，一点同情都没有，集体和落难的人是划清界限的，那我正好有借口不去同情，甚至，集体需要的话，我可以再落井下石一次。
萧穗子也是怕刘峰何小萍再翻身的，如果他们成了英雄以后抓住机遇向上流动，变身成功人士，那这些曾经不友好的故交会难堪、会艳羡、会想尽办法重新攀附。
好在倒霉蛋们的人生完全被诅咒了，倒霉到底了，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性，萧穗子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伟人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其实只是对留苏的干部子弟们说的。
每个时代的成功者始终还是军长的女儿们、孙子们，层级森严，平民不可逾越。原著里的林丁丁嫁入首长家后被各种讥讽嫌弃，最终被扫地出门。司令家的儿子要娶的是军长的女儿，这才是确保革命江山万年长的关键。
我的朋友杨樾说得非常好：严歌苓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情绪应该就是很复杂的，不同于其他作品，芳华更像是严歌苓的自传，文工团生活必然是给了她的人生极为深刻的印记，虽然我一直很喜欢严歌苓的书，但记录自己的人生，必然是对真实进行了大量的修饰，对她讳莫如深的东西欲言又止，她在文工团里遭遇过什么，我们已经没法知道了，她讲出来的看似回忆的东西，其实都是被她扭曲粉饰的，所以很多人看了片子觉得怪怪的，我倒是能理解严歌苓这种心态，当一个人又想倾诉，又想在倾诉中*****，还要在倾诉中保护自己的时候，记忆就会偏转，最后自己都不记得真相了。
到底真相是什么呢？翻开每一页荒诞的历史，只能看见“欺骗”两字。最终你发现，整齐划一的集体里，所有的号召都是谎言。五零后六零后一代人，响应号召闹革命，响应号召不上学，响应号召去批斗，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响应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响应号召学雷锋让尽一切好事（全给特权阶层），好容易血泪斑斑回了城进入工厂上班，响应号召只生一个孩子，准备为企业奉献一辈子的时候，改革大潮一来，响应号召下岗，所有事先的承诺都轻易改变了，遇见任何不公，响应号召替国家着想替大局着想不闹事不上访，你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在课本上是被忽略的，文什么革，越什么战，下什么岗，还有那什么，都不是考点，最后你们的儿孙都不知道。你们这一代被摧残的人生啊，最好快快过去，历史就能像没发生过一样了。
1999年春晚小品《打气》
美化苦难是有罪的。
电影里大喇叭宣传学雷锋，只有代表平民的刘峰在卖力响应号召，首长家的儿女们只需享受活雷锋的服务；文工团风雨飘扬的时候，分队长还在辟谣叫大家安心排练，首长家的儿女们已经早早安排好了后路；和平年代自谋生路，吃尽了亏的平民刘峰卖足力气，最后还是要接受首长家儿女的恩赐（电影里是骂联防，原著里是借钱）。
现实里也没有不同，最著名的战斗英雄徐良是艺术院校出身，完全可以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做文工团员，他选择参加的前线战斗令他失去一条腿，但是因此也成为了举国瞩目的大英雄。到处作报告，接受歌颂，大英雄的极致绚烂是上了央视春晚演唱《血染&风采》。之后仍然是破裂的家庭，窘迫的生活，伤痛的折磨，猜测和流言。英雄的晚年愿望是儿子能在加拿大接受好的教育。
人当然应该善良，但是请别要求他人善良。
劝说他人做好人的人，只是想要炮灰、肉盾和垫脚石。
老兵胡朝晖在整个打仗期间没见过文工团，战争结束后，“我调到广州的部队工作了，这时我才耳闻目睹了真正的部队文工团。正如俗话所说的从糠箩箩跳进米箩箩，这也让我感觉到什么是人间和天上。文工团虽非作战部队，但威力比作战部队强万倍，钱多水深人脉广，能唱能跳能喝酒，上得了舞台，下得了舞池，赴得了宴会，升得了将军，当得了明星，深受广大领导欢迎。”
相声演员牛群和何小萍一样在1974年进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在这之前，1968年高中毕业的他在农村插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成立于1937年12月11日，是解放军创立最早的军队文艺团体之一。
部队文工团对中国艺人的吸引力，直至新世纪还未减弱。2010年，一位已经成名的汤姓女歌手被特招进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得到文职级别3级，专业技术5级，对应大校军衔。在入伍之前，她已经上过春晚，拥有鳄鱼皮爱马仕、成套的帝王绿翡翠和广告代言，但进入文工团，意味着可以调动最主流最顶层的资源，拥有更多钱和名气的体制外歌手在这种资源面前就只是蝼蚁微尘。只是现在，汤歌手和她的翡翠都不知所踪了。
但是必须承认，中国最顶级的歌唱演员几乎都在文工团。
曾经有过文工团经历的许多人，也成为了人生的赢家。
赌王最得宠的四太梁安琪，就是广州某文工团舞蹈演员出身，从13岁起跳了7年。80年代，20出头的梁安琪来澳门发展，在“妇女会”教舞蹈，1986年初，身为舞蹈教师的梁小姐在学员的引荐下出席一个私人舞会。赌王何鸿燊是舞会的特邀嘉宾，不过那一次善舞的“二太”蓝琼缨远在天涯，“三太”陈婉珍不会跳舞。在女主人的引荐下，舞蹈老师梁小姐做了赌王的舞伴，一跃而成为赌王的太太，集万般宠爱于一身，坐拥几百亿身家。
还有一位几代中国观众都十分熟悉的著名歌唱家，她基本实现了每个时代女孩的最大梦想。恰好，她就是电影里同时代的文工团员，而且上过老山前线慰问演出，不知道她会不会从这部电影中看到自己的芳华。????
透过刘姥姥的眼睛看大观园，是文学地再现真实；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芳华》里，没有一个刘姥姥，任由文学对时代撒谎。
撰文 | 任大刚
1993年出品，1995年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下简称《阳光》），在1996年台湾金马奖上，从最佳剧情到最佳音效，从提名到获奖，有七八项之多。
跟着异口同声的叫好，我也跑去看了这部片子。说实话，我不知道它好在哪里。
大学毕业后，闲极无聊，我看了那时候出版的所有王朔的小说，包括《阳光》的原版《动物凶猛》，为他的语言和机智所折服，但我还是不理解《阳光》为何受到台湾电影人的青睐，直到看了2007年某一期“锵锵三人行”窦文涛、梁文道与王朔的对话，似乎恍然大悟。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原来大院子弟的生活，受的教育，与所在城市，包括北京平民子弟完全不同。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体系，能够看公开宣传上没有的历史材料，以及不能公开出版的书籍；闲时研究打仗，王朔笑称：“我不是吹牛逼，我指挥一个集团军富富有余，哈哈哈。”
而当窦文涛听王朔说，大院子弟都把北京城的公众称为“老百姓”时，惊呼在台湾，他们这种身份的人，也把当地公众称为“老百姓”。
看到此处，我似乎明白了，台湾当时的影视界，完全看得懂这部青春生活片。
从远处说，不管是国民革命军还是人民解放军，都脱胎于苏联的思路与训练养成，并不约而同聚集而居，形成独特的大院文化；从近处说，两岸的大院子弟，也多不约而同，喜欢从事文化娱乐业。
这种“共情”，恰似一种心照不宣的密码核对，相互莞尔一笑。王朔自言，后来到了美国，最喜欢的还是跟台湾的国民党人打交道。
▲王朔的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王天羽为军委训练总监部（后改编制为总参军训部）的军官教员（图为王朔全家福）
但是对大院生活完全陌生的老百姓，我们真不知道它好在哪里。这不是我们的生活和想象所能及。
这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青春，像神话，像科幻，与我们毫无关系，毫无瓜葛。
他们的青春可以进入主流叙事，仿佛正史一般，得到尽其可能的传扬。
而我们的青春，飘散在零零碎碎的野史和传闻之中。
如果这部电影信息能够保存千年，那时候的历史学家再看这部电子文物，或许他将断定这是20世纪70年代人生活的全部——风花雪月、满面欢笑、俊男美女、才子佳人，荷尔蒙迸发，以及到21世纪初年，大部分人都还达不到的物质享受。
即便文字记载还在，即便有张艺谋的早期电影如《菊豆》《活着》般的贫困与荒诞，但那时候的历史学家也会迷糊——兴许这只是全部生活的一部分，否则怎么解释它在“同时代”就获得了那么多的褒扬？
这只是极小极小极小一部分——万分之一都不到的人的生活，那里就像大观园一样，清幽雅致，楼???亭阁，你看不到任何一丁点那时候全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住的茅草屋。
一个导演，当然有权重现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可怕的是，当只有他们的生活才有资格展示于公众面前之时，这不是表达自由。
《芳华》的场景，仍然是大院，不过它不是北京的大院，而是西南某省会的大院，那里的生活，比《阳光》还要好。
他们可以将饺子吃到腻，可以有冰激凌吃，不时还有来自北京上海的吃食，衣服光鲜亮丽，不含一点褶皱，住在有木地板的房间，每天可以洗热水澡，有游泳池……
作为一个西南地区的70后土著，如果不是看了这部片子，我做梦都想不到，当亿万饥饿的人们还在那片土地上拼命刨食时，已经有一群人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上世纪70年代的西南地区，即便在省会，也是成片低矮的破旧瓦房，坑坑洼洼的街道，垃圾遍地，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老百姓”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匆匆而过……
但是，观众在《芳华》里，连一瞥他们的机会也没有。从这点来说，它跟《阳光》一起，在共同篡改历史。
不可否认，姜文和冯小刚在影片中讲述的人物和故事，是可信的。但问题在于，人物和故事越真实，越精巧，其所植入的历史镜像更加不知不觉，越难反驳。
▲《芳华》中所描绘的大院生活十分美好
与之相对照的是，同样是变态年代的故事，《辛德勒名单》里，如果故事没有置于时不时的任意杀戮，则辛德勒先生的善举必定是残缺的，甚至有理由怀疑，导演在刻意掩饰什么。
对《芳华》的评论，更多集中于人物冲突，以及在人物冲突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赞弹有之。这是很可贵的。但如果整个舆论只是集中于此而不及其余，则至少对姜文到冯小刚等一丛大院子弟来说，潜意识里是可以欣然接受的：人物可以臧否，只要你接受生活曾经如徜徉于大观园的历史叙述，就可以了。
《阳光》是一座造价不菲的大观园，《芳华》是另一座造价不菲的大观园。大院、文工团和大观园里一样儿女情长，一样一颦一蹙皆有高低贵贱。最后凋敝，各奔东西。
但大观园的可贵，是突然之间闯进一个刘姥姥，陡然还原了所有的社会现实。在大观园最鼎盛时期，一个刘姥姥的出场，强烈提醒大观园的虚幻与不真实。
大院的外来者，来历不明的于北蓓能充当刘姥姥的角色吗？不能；政治身份卑贱的何小萍能充当刘姥姥的角色吗？也不能。
她们顶多是那个群体的边缘人，即便不是自己人，也是同路人，理论上可以寻找到进阶的出路。
不像刘姥姥，鬼使神差，谋得一个千载难逢的游园机会，耳闻目睹天上人间，见识贵族之家一顿饭就相当于自己这个穷人一年的所有开销，那么多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几辈子都不能见识……
那么，在《阳光》和《芳华》的年代，有没有刘姥姥呢？可以说遍地都是刘姥姥。但恰恰，以解救穷苦人，为穷苦人谋福利为己任的团体，其价值载体上，彻底回避了自己的解救和服务对象，他们连露出一块补丁的机会都没有。
从这点来说，透过刘姥姥的眼睛看大观园，是文学地再现真实；而《阳光》和《芳华》里，没有一个刘姥姥，任由文学对时代撒谎。
▲刘姥姥进大观园（87版《红楼梦》剧照）
有一次到军博参观。近代以来成排成排的重型武器摆在那???，一个个的铭牌看过去，发现基本都是外国生产制造，不由得感慨系之，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难道不是由这些武器及其生产国所左右和主导的吗？由是，军人地位在近代以来，客观而言是越来越高的，在上世纪70年代，恐怕达到历史的顶点。参军入伍，几乎是城乡青年唯一的正牌出路。
而大院，天生就有参军便利，要进文工团，“给我爸说一声”，不一定是吹牛；而文工团，这几乎是军人这个最体面的团体里，最体面的团体。
尽管那里也有成长的烦恼，有勾心斗角，但与大部分人还在为解决温饱而挣扎、为基本尊严而哭泣，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两部电影，客观上与抗日神剧共谋，一体两面构成一个整体，20世纪中国的苦难，要么被戏说，要么被青春靓丽的身影和蔚蓝的天空所遮蔽，让人看不真切。
其实，何须千年，你随便去找一个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的90后，告诉他上世纪70年代如何贫穷，他或许只能参考朝鲜的现状去想象，而实际上，那时候哪里有平壤的高楼大厦和满大街的漂亮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