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中产梦该醒了：阿姨并没有改变中国
作者：王行坤
一个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除了经济活动，即生产之外，当然就是人口生育、抚养和教育以及恢复和增强生命力，我们将其称为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后一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那么前一个问题自然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人，生产也就无从谈起；有了人，如何更好抚养和教育，便是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市民所尤为关注的问题。
这是近年来家政工人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的原因所在，也是张明扬刊发在“腾讯大家”的《这不是笑话：阿姨改变了中国》这篇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并将张文附在本文末尾）甫一面世就点击突破10万+的原因所在。
张文很明显触及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痛点——家庭劳动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但阿姨不仅仅是中产账本上的一笔数字，作为家务劳工，她们也面对诸多困境。而张文对于女性回归家庭的认识无疑是浅薄甚至错误的，这背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中产焦虑的问题。
虚假的“劳资关系”
所谓“阿姨”，主要指的是家庭保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出现提供有偿家政服务的保姆。自2000年起，“保姆”在中国成为正式职业，成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认定的“家庭服务员”或“家政服务员”的一部分。除保姆之外，这一行还有护理、保洁、家庭管理等服务。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家政工人”（domestic worker），即在家庭内部从事家务劳动的劳工。在张文看来，一二线城市阿姨们的工资既高又不高：她们每个月拿到的六七千块钱是净工资，这比一般白领的净工资要高；但因为她们不享受“五险一金”，没有任何福利，这些净工资又显得不那么高了。这无疑是比较客观的看法。
但张文的客观到此为止。在他看来，因为市场对于家政工人有巨大的需求——“根据“58到家”提供的一份数据，北京上海阿姨供需比约为1比5，这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卖方市场”——所以阿姨就可以坐地起价了。而作为雇主的作者的确也是如此展开自己的叙述的。
但我们要知道，除了没有“五险一金”之外，阿姨们作为被雇佣者，完全处于弱势地位。例如她们可能受到男主人的骚扰、被拖欠工资、被言语或精神虐待、被无限度支使——毕竟在家庭内部永远都有忙不完的活。一些家政工的工资可能很高，但60%的家政工没有参加任何一种保险计划，她们既不受《劳动法》保护，也难以通过民事诉讼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况且，阿姨在雇主家中劳动，为雇主提供一定的服务，雇主的家就是她们的劳动场所：她们不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在出卖自己的情感。家政劳动既是劳动密集型也是情感密集型产业。
我们知道，服务业的根本是微笑服务，这种微笑要伴随着与顾客互动的整个过程，如餐厅的服务员、商场的售货员或飞机上的乘务员。但当她们不面对顾客的时候，她们可以停止微笑，放松下来。家政工人与其他服务人员的区别在于前者与家庭成员长时间处于面对面的互动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她们的心情如何，都必须对雇主笑脸相迎。她们脸上任何不快的表情都可以引起雇主的猜疑或反感。在身份上，她们是雇员和服务员，雇主是顾客，是上帝。在空间上，雇主是在家中，理应感到随意和放松；而雇员所在的家实则是她们的劳动场所，她们要小心翼翼且尽心尽力。
另外，一旦还要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和三岁以下的婴儿，阿姨们是没有截然分明的作息时间的。家政工人并非出于爱才去照料雇主家的婴儿或老人，但在照料他们的时候，家政工人必须要表现出关爱。在他人的私人空间将本应无偿奉献给家人的关爱转移给他人的家庭成员，而家政工人自己的孩子或者老人只能托付给亲朋好友或者街坊邻居。
张文对阿姨们的这些困境完全视而不见，只是强调阿姨涨工资的诉求，不能不说是有些一叶障目，想当然地认为农村妇女以及城市的失业妇女都应该从事阿姨这种行业：“阿姨是农村中年女性进城安家的最佳职业……阿姨可以帮助农村女性进城就业时规避《摩登时代》式的呆板流水线，远离富士康式的劳资紧张关系”，仿佛这才是康庄大道。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的确不人道，会造成紧张的劳资关系，但进入家庭这个工作场所就很人道，就不会有紧张的劳资关系吗？
“智勇双全”的中产阶级？
张文最大的特色是全文散发着强烈的阶级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主人翁精神、劳工领袖、阶级群体意识、劳资关系。尽管作者是以戏谑的态度使用这些词语，但这依然反映了某种心态：雇佣者和作为被雇佣者的阿姨属于劳资两个不同阶层，前者是在享受“转型时代普通中国家庭的中国特色福利”。言下之意，中产雇佣者在一定程度上剥削了阿姨的家政劳动，从而让自己可以比较低的成本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任务，去从事更有“职业荣誉感”的活动。
中国人自古对于养育下一代就非常重视，而不久以前的计划生育一胎化政策。让中国人对“独苗”投入了过多关注，优生优育的思想在全世界可以说罕有其匹。随着各种教育培训产业和社会竞争的日益强化，家长，尤其是城市中的家长恨不得倾其所有，最大程度优化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保证自己的孩子不被落下，并且将来可以继承甚至超越自己的阶级。作为对社会舆论和潮流最为敏感的群体，城市白领接收着各种“好家庭”理论的轰炸，为了学费、补习费和各项开支而疲于奔命。底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时刻存在的威胁，唯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最终堕入其中。中产对于底层既有朴素的同情，也有深深的恐惧——如张文最后所说，恐惧阿姨们的工资超过自己，对阿姨们争取加薪的行为极其敏感。
现实的中产阶级远没有意识形态或者广告宣传中的中产阶级那样舒适、惬意。他们除了在工作场被剥削规训，生活中还受到房东或是房贷的压力，被各种各样的商家和贷款机构盘剥。但现实的中产阶级却不管这些，他们居高临下为阿姨们“着想”，希望她们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做城市里的阿姨。现实中的中产阶级更愿意将自己视为“资方”，与底层的“劳方”区分开来，虽然后者的工资，离他们已经不是很远了。
在中产阶级身上，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是错位的。他们本应该与阿姨们还有其他劳动者一起去争取更好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但他们却选择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与阿姨们斗智斗勇上。
总要有人要回家？
张明扬在文中提出，因为家政服务越来越贵，“妇女回家”成为了一个现实选项，而他的论证则是西方国家女性也有大量参与全职家务劳动者。然而，这样的论述其实也是一厢情愿的想象。
从数据来看1990年至2016年，绝大多数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稳步上升，20个西方国家中，只有瑞典、丹麦、芬兰出现1%到4%的明显下降，美国出现了小幅下降（0.47%）。另外，近20多年来，日本女性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较之男性比例，以及女性就业率相对男性的比例一直慢慢增加，并没有出现作者所说的“西方和日本那么多家庭妇女”。
女性回家问题当然不是不严重。这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观念转变也可以看出。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调查：2000年时，有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表示赞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到2010年时，比例分别攀升到了61.6%和54.8%。从1990年到2016年，全世界范围内15岁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从52.38%下降到49.50%，而中国大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73.49%下降到了63.35%，降幅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但女性回家的现实并非如张明扬所说是因为“阿姨（家政服务）的价格高于妈妈的收入”。中国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下岗大潮和减员风波中，女性居于首当其冲的地位。那些没有被裁减的女性员工，很多也沦落到非正规就业岗位（临时工、派遣工等），不得不忍受严苛的工作纪律、恶劣的工作环境、低得可怜的工资。与这种工作相比，家庭仿佛真的成了“温暖的港湾”，相夫教子似乎让女性更有成就感，这是大多数女性“自愿”回家的经济根源。
但女性本可以不必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在文章开头说过，社会的根本问题除了经济上的生产与再生产之外，那就是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因为现代经济如此重要，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就不止关涉一家一户的繁衍，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只是家庭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这就是教育要社会化的原因。事实上，父母单独教育子女或者请家庭教师的做法本来已经不合时宜。甚至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国家也会干预父母对于孩子的抚养。简言之，国家会组织社会来帮助家庭，这就是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福利国家，国家主动承担这一功能，通过托儿所、公共食堂等方式解决后顾之忧，让夫妻双方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到社会生产中。那样的家务劳动因为具有社会性质，因此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员可以获得社会承认和荣誉感。这其实基本解决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
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崛起，主张拆解福利国家，国家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退出，这就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完全推给了个体家庭。
家政服务商品化与“被迫回家”的压力作用于女性，其结果就是一种奇怪的“单身社会”崛起。现代社会是个体化的社会，单身社会本不奇怪。在北欧那样的高福利地区，单身更多是暂时性的，不结婚并不代表不生孩子，事实上北欧的生育率在发达国家中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另外一种单身社会，产生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较大的美国、西欧和日本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很多妇女不再愿意走入婚姻家庭，遑论生儿育女。如果家政工人在别人的家庭从事的是有偿劳动，那么家庭妇女在自己的家庭所从事的则是无偿劳动，这种劳动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甚至不会得到家人的感激，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爱的表现。女性在家庭这个“温暖的港湾”中似乎依然惴惴不安。据研究表明，夫妻关系中的男性往往在家感到更轻松，而女性则是在工作时更快乐。因此有女性主义者将美国、欧洲的低生育率称为女性的“罢工”——毕竟劳动力的生产也是生产。
当然，张文所说的“当阿姨（家政服务）的价格高于妈妈的收入时，必然会导致女性大规模的回归家庭潮”，也是成立的。劳动力商品化意味着大多数家庭负担不起这种服务，而只能苦苦支撑。其后果最终会是贫富分化的恶性循环——只有少部分上层家庭有能力、有意愿购买这种私人化的家政服务。那些中产之家即便能够负担得起这种服务，也往往是不堪重负。而私人化的家政服务对绝大多数家庭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巨大浪费——毕竟托儿所和公共食堂中，只需要少数阿姨就能照看很多家庭的孩子，准备很多家庭的饮食。
阿姨并没有改变中国
中国的不平衡发展，造就了家政工人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的灵活流动。全球范围也存在类似的趋势：东欧流向西欧，墨西哥和中南美洲流向美国，北非流向南欧，南亚流向海湾国家，东南亚流向全球各地。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照料的全球化”。
这种全球化背后。是家政劳动的商品化——照看婴幼儿的服务不再由国家来提供，而是要从商业机构购买。从欠发达地区引入劳动力无疑可以暂时解决成本问题，所以当张明扬说“西方的阿姨收入太高了，不是普通白领家庭可以负担的……因此，在西方，除了少数富裕家庭，中产家庭的大范围雇佣阿姨是无法想象的”，这无疑是他的凭空想象了。
然而，这种不平衡所造成的家政工输出不见得是好事。有很多论者认为“菲佣”是中国保姆学习的对象。但尽管全世界的菲佣寄回国的汇款占到菲律宾GDP的10%，菲律宾的经济也并没有因为菲佣而很发达起来，而且和家庭成员远隔万里的状况，也很不人道。在中国，也是发达地区的中上层家庭雇佣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阿姨。城市里的那些负担不起阿姨的家庭则只能是夫妻双方苦苦支撑，如果没有家中老人的帮忙，其结果往往是妇女要么重回家庭，要么只能从事低薪的灵活工作，以便兼顾家庭。
劳动力再生产毕竟不只是家庭繁衍，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因此社会有责任来承担相应的成本，而不是完全推给私人家庭。因此未来的道路不应该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商品化和私人化，而应该由社会或者社区进行组织，让那些对照管孩子或者做饭的人自由参与这种活动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也可以让社区变得更加和谐。唯有如此，才不会出现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劳资冲突”，同时也可以消除家政劳动的孤独性。
如果不改变当下的社会结构，任由不均衡的社会发展继续下去，总会有“低端人口”作为廉价劳动力蓄水池源源不断地涌向一线二线城市，去接受中产们的雇佣。阿姨们无法改变中国，她们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只不过为中国提供了可观的“中国特色福利”。如果真想改善阿姨们的状况，那么我们必须先改变社会。当然，阿姨们责无旁贷，其他劳动者也责无旁贷，只是不知中产们会如何抉择？
（房小捷为本文提供了数据和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这不是笑话：阿姨改变了中国
张明扬
导读：
这一代的中国白领，应该不太会有机会享受居家养老的传统中国福利了，没有了阿姨，
很多年后，我们会和西方人一样，乖乖的在养老院里东张西望，看时间飞逝。
早晨一睁眼，经常有一种私营老板的压力与幻觉：啥都还没干，已经欠了员工一万多工资。
我住在上海，双职工家庭，家中有两名阿姨。张阿姨虽然只是每天三小时的“钟点工”，不住家，但跟了我们家六七年了，算得上忠心耿耿，每月给她3000元左右；李阿姨是今年春天新来的，学名“育儿嫂”，是全天候带宝宝的住家阿姨，一周六天，一个月7500元向上。
我家的生活状况想必很多人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出于经济原因及事业追求的综合考量，刚刚生了孩子的老婆产假结束后就重回职场，而且还挺忙；如多数城市白领一样，结婚偏晚，生孩子更晚，双方父母因年龄原因难以单独承担带孩子的任务；更尴尬的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家务能力普遍在退化，而家庭事务却在各种“军备竞赛”中逐步升级，没有阿姨参与的话，很多家庭就要停摆了。
所以，我家必须得接受这样的财务压力：生完孩子后不仅有奶粉钱尿布钱，还多了一笔阿姨钱。对于家庭财务状况的唯一好消息是，刚生完孩子请的是传说中的“月嫂”，两个月三万，之后换的“育儿嫂”基本上等于打了个对折。
自从有了两个阿姨之后，我和老婆达成了一个秘密共识：尽量不在家公开谈论家庭财务状况和大额消费，特别是涉及到家中有大额进项，以及发生了某种“奢侈”消费时。
原因也很简单：我们非常担心家里的阿姨受到 “炫富”的刺激，要么催生加薪的欲望，要么产生某种仇富的阶级情绪，误伤了并不富的我们。
劳资
阿姨，在一二线城市，可能已经是中产（白领）家庭的新标配了吧。就如同你始终炽热的加薪梦想一般，阿姨的加薪诉求也是一个标准动作。
以我十年左右的阿姨雇佣经验来看，阿姨的加薪幅度每年几乎都在10%左右，我眼睁睁的看着阿姨时薪从12元一路上涨到了目前的30—35元。
以我们家的育儿嫂李阿姨为例，她在我们家的月薪是7500元，相比城市白领，这笔钱有两个特点。
第一，李阿姨的钱几乎是“净所得”，不需要房租水电，也不需要饭钱，更不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2016年，北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的职工月平均工资分别为：7706元、6504元，6952元，7480元，从账面上看，大致和阿姨居于同一水平。但考虑到高昂的房租与饮食支出，3500元以上即要纳税的个税基准，一线城市白领，特别是外地籍白领“净所得”恐怕连账面上的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一线城市（外地）白领的月均“净所得”还顶不上阿姨的一半。从这个角度上而言，阿姨的收入是“高”的。
第二，这对城市白领倒是个好消息。李阿姨虽然豁免于个人所得税，但白领所拥有的各种社会福利（五险一金）她也享受不到。也就是说，李阿姨的7500元是一笔经不起任何考验的收入，医疗和养老是未来绕不开的话题，而住房公积金可能是一个更为奢侈的概念了。从这个角度而言，阿姨的收入又不能算是“高”。毕竟，阿姨的职业生涯并不算长，黄金工作时间是40—50岁，太老了干不动，太年轻会因为缺乏经验以及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不被雇主接受，吃的是一个“中年饭”。
这两点可能过于宏大叙事了。对我这样的家庭而言，阿姨加薪虽然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这无疑是一笔与日俱增的负担，就我的家庭核心利益而言，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是阿姨那并不平缓的年度“加薪曲线”，而是一笔受刺激而产生的突然加薪要求，以及如若不果而带来的“愤而辞职”。
刺激哪里来？我家这样的“言论管制”恐怕起不了太多作用。以我的观察，阿姨作为一个群体虽然没有建立有形的工会，也没有如港府那样为菲佣设立一个“政府指导价”，但她们已经形成了某种无形的“加薪共同体”。
阿姨的社交网络其实非常有效，线上线下都没落下。老乡是阿姨间的强关系，她们通常会有各种功能的老乡微信群，一名新进城的阿姨要依靠老乡网络来找工作，站住脚后就开始互相比较各自的福利与收入，切磋加薪的各种技巧，雇主小气就被吐槽，雇主大方则作为案例研究如何多“规训”几个出来。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强大的老乡同业网络或微信群，阿姨在劳资谈判中处于某种既有证据也有后手的优势地位：我的某某老乡拿了多少钱，我们能力和工作范围差不多，所以……明年给我加500，这是友情价，我老乡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工资高不止500的活，要不是看在我们相处不错，我早就答应他们了。
在线下，阿姨还可以重新激活邻居这个在城市生活中渐渐过时的概念。阿姨每天都有一段或几段下楼遛娃的时间，她们在这段时间内通常都是“扎堆”的，孩子们一起玩，她们也在一起聊聊各自的薪水和福利，好像是本小区阿姨的工会聚会。这对雇主的杀伤力更加精确，阿姨们对本小区的各种收入情况摸得门清，并且还抱团；而互相不熟悉的雇主们呢？当我前一段时间面对着阿姨说某某邻居家阿姨薪水多高的情境时，我唯一可以做的只有陪着笑脸，还有什么能比邻里间的“在地”薪资比较更有说服力的了？
这是一个我生活中多次发生的场景，阿姨要求加薪时不太喜欢单刀直入，还是温情脉脉的以“邻居阿姨”“我的老乡”为切入，如果你顺水推舟自然皆大欢喜，劳资一家欢；但万一你过于迟钝或者是想装傻混过去时，阿姨下一次的加薪要求将是很直白的，如此双方都会觉得面子受损，口角发生就是一拍两散。
我想提醒每一位正在使用阿姨的雇主，千万别任性，有一个事情或许可以让你清醒下来：根据“58到家”提供的一份数据，北京上海阿姨供需比约为1：5，这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卖方市场，用“阿姨荒”来形容并不为过。
也就是说，在阿姨加薪问题上，你几乎是没有博弈能力的。
不过，仅仅是加薪可能还不够，我们的白领家庭之间正在爆发着“阿姨福利竞赛”。这种福利当然不是我们习惯的“五险一金”，但也有我们习惯的“国家法定休息日”，不休可以，拿加班工资来。在一线城市，阿姨们之间甚至会攀比讨论“出国福利”：雇主今年带我出了几次国？去东南亚的被去日本的鄙视，去日本的被去欧洲澳新的鄙视。
我家亲爱的阿姨们，不是小张不带你们出国，小张自己也好久没出国了。
对于阿姨的加薪传奇，我们甚至可以由此产生出某种对市场的崇拜：没有工会，没有“政府指导价”，没有统一和标准化的收入制度，但阿姨们就是生生建立了一套效率堪比外企的加薪机制。
阶级
刚生孩子时，我们家曾用过月嫂：王阿姨。
王阿姨身上带有某种平等主义的神秘气质，和我们家的关系迥然有别于我经历过的任何阿姨。或许也有身为月嫂的特殊原因，她总是喜欢拿出一种理论权威的状态，对我和妻子，对我们父母的不熟练育儿行为和理念持居高临下的批评态度，有意无意的在营造一种气氛：“我们不是雇主和阿姨的关系，我们是专家和育儿小白的关系”。
她想刻意释放的那种感觉本身自然没错：我们是平等的。但事实是，她的存在让我在家感到了巨大的压抑，甚至有“这个家沦陷了”之感，而我的母亲虽然当时没说什么，事后愤愤不平对她发出各种声讨中的最强音：她以为她才是这个家的主人吧！
但平心而论，王阿姨过于强烈的“主人翁精神”也决定了她的确是认真负责的，对孩子也是尽心尽力的。更何况，按照阿姨界的“潜规则”，只要你不打算开掉育儿的阿姨，她的一切非原则性问题你都必须忍，谁都怕自己的孩子成为被“报复”的对象。
所以，我忍。
没想到的是，第一个和王阿姨当面撕逼的是我们用了多年的钟点工张阿姨。张阿姨在我们家一直习惯喊我“先生”，喊我妻子“小姐”，说实话，我也没多想，但的确还被叫得挺舒服的。但这样的称呼在王阿姨看来是非常“不平等”的，有损于阿姨整个职业的光荣，因此她就犹如劳工领袖一般用棒喝的方式“启蒙”张阿姨：“你干嘛要喊她们‘先生’‘小姐’，像我一样喊‘小张’就好了”。谁料张阿姨对此种工运风非常不屑，反唇相讥称：“你想喊啥都可以，但你不还是和我一样，就是一个阿姨嘛”。
作为“劳工领袖”的王阿姨虽然碰了壁，但更奇妙的是，紧接着，她又以一种完全相反的阶级人设——“拿摩温”（工头）与张阿姨发生了碰撞。王阿姨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去，那边的地怎么没扫”，“今天的菜搭配的很有问题嘛”。在王阿姨心中，月嫂大概是阿姨中最最高级的，天然带有管理钟点工的神圣权力。或者说，所有阿姨生而平等，但有些阿姨比其他阿姨更平等。
几个回合下来，王阿姨的高人一等指手画脚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心灰意冷的张阿姨竟然向我们提出辞职，潜台词无非是：新人换旧人，你们觉得她更重要，你们不需要我这个老臣子了。
我们几经权衡，还是决定挽留老搭档张阿姨，没有加薪，只是说了几句让她放心的话：王阿姨很快会离开我们家，只有你才是我们最贴心的阿姨。看来，劳动者并非天然会联合起来。
我想，在这个时代，大多数家庭应当没有什么“主仆”一类的不平等观念，在人格上大多也很尊重阿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那种对“服务性”职业特别是“家政服务”职业的某种轻视也是根深蒂固的，在阿姨与雇主之间，还有着某种没有阶级的阶级矛盾。这或许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在阿姨收入高攀的今天，城市无业中年女性为何始终没有大量入场，让“阿姨荒”愈演愈烈。
在很多阿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她们对于城市中产家庭或许是有一种拔高式的浪漫想象：他们有文化有本事，才能挣这么多钱，比我们强太多了。
但以我的亲身经历而言，这种想象在阿姨们真正进入城市家庭之后会发生一些微妙的改变。她们会发现：那些有文化有学历的男主人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在自理能力和家庭事务上存在着严重短板；那些衣着光鲜的职业女性也并非无所不能，家庭与工作的两线作战让她们疲于奔命，有文化这一点至少在表面上并未起什么大的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阿姨们或许会这样想：既然这些城里人并非如之前想象中那么有本事，那么，他们凭什么挣着比自己更高的收入，翘着二郎腿心安理得的在一旁看着她们劳动。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城里人？
这很可以理解，毕竟，阿姨和雇主的唯一共享场域是家庭：而这恰恰是阿姨最擅长的领域。她们无从知道雇主们在单位是如何苦逼，回家的享受和葛优躺是大战后的喘息；她们也无从知道，在家庭事务上表现平平的雇主们，在工作上或许是光芒四射举重若轻。
阿姨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些，这也远算不上什么阶级矛盾。阿姨们的这些观察与结论经过线上线下的交头接耳后，得出的最终结论惊人的一致：我们的能力不比他们差，我们理应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加薪。
这难道不是一种很模糊的阶级群体意识么？
进城
我曾和阿姨开过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对一线城市的阿姨们或许是普世的，“阿姨，我觉得你真幸福，你们的工作环境是动辄上千万的房子，呆在里面的时间远比我还长；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整套的进口厨具，最大的使用者也是你。你说，你幸福不幸福？”我还说过一句阿姨或许听不太懂的诗：“久居豪宅者，不是买房人”。
这或许可以算是一种资方对劳方的“洗脑”，我家的阿姨也似乎听进去了，或许也对我们家和她的工作增强了道路自信，但这也当然不妨碍她的加薪梦想，那是另外一套逻辑。
玩笑归玩笑，但我始终非常相信：阿姨是农村中年女性进城安家的最佳职业。与服装女工厨房洗碗工相比，阿姨的工作环境好太多了吧；还有多少职业如阿姨这样处于如此压倒性的“卖方市场”；我甚至认为，阿姨不仅仅是一个体力劳动的职业，也是一个创意产业，她对这个家庭事务的深度参与，她对育儿的独立意识，又有哪一样不可以自由发挥呢？
一言以蔽之，阿姨可以帮助农村女性进城就业时规避《摩登时代》式的呆板流水线，远离富士康式的劳资紧张关系。
对于大多数农村女性外来务工者而言，她们即使进入这个城市，也难以进入城市的真实生活，难以进入城里人开放与封闭兼具的世界。很可能在很多年后，她们在心理上仍然与城市格格不入，难以在心理上做好城市化的准备，难以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
但阿姨或许是一个答案。在我们家呆了很多年的张阿姨，她几乎一开始就学会了和城里人打交道的所有方式，学会了不卑不亢，从心理上接近了熟悉了城市生活方式。前几年，张阿姨在上海嘉定还买了套小房子，坚定地决心融入城市生活。
在张阿姨看来，她来我们家最大的收获是：和我丈母娘学会了打新股。在此之前，她从来不知道，被套牢的股票还有这项功能，听起来很复杂的打新股原来就是举手之劳。中了几次签之后，她将这项神奇的技能告诉了其他老乡。
去他的信息壁垒，去他的信息不对称。
我也恍然大悟，难怪现在中签越来越难。
张阿姨还告诉我一个她的观察：只要是做阿姨的，家庭地位都比较高。她说，阿姨这个 职业往往能够提供比自己老公更高更稳定也更体面的收入，试问城市里农村男性还能找到什么比阿姨更高的收入？在这样的经济优势下，我们长久以来趾高气扬的农村老公们也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张阿姨说，她爱这样的城市生活。
回家
如果有这么一天，即使算上各种金的隐形福利，阿姨的收入还是超过了你，你会回家做全职妈妈（奶爸）么？
我曾经多从问过我妻子这个问题。她的回答似乎每次都不一样。收入差、母性以及职业成就感是她考虑这个问题的三个变量。当母性特别强烈时，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当她正沐浴在职业荣誉感的巨大眩晕中时，即使阿姨收入比她高，她也不愿意回家。
但若撇除这些“非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她和我都承认，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特别是出于经济原因而“违心”外出工作的女性而言，回家的选择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这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未来，未来五至十年就会发生。以上海为例，人平工资为6500元（税前），阿姨平均收入为5500元（如果是育儿类早就超过了），已经差距不大了。以目前“阿姨荒”的态势而言，阿姨的收入增速大概率会超过平均工资增速。
然后，几年后，这个选择题就真的放在你面前了。
即使你有万般的职业理想，你真的确定，如果你出去工作所得还弥补不了请阿姨的开支，你真的会有违经济理性的继续“不经济”的坚持工作？当然，我的前提是，一个对金钱敏感的普通的白领家庭。
更不用说，对于相当多的职场妈妈而言，外出工作本来就是违背“陪伴孩子长大”这一初心的，如果收入逆转，也就更没什么好纠结的了，开掉阿姨，辞职回家。
根据美国贝恩公司的统计数据，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高达73％，据说在大经济体中稳居全球第一。我们的通常反应是，这一数据反映了中国女性的就业平等，以及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之高。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西方和日本那么多家庭妇女的存在，是不是就证明了无论他们的女权主义多么声势浩大，但女性地位是很可疑的？
能不能这样推演暂且不说，也暂不去考虑女性就业和女性回归家庭有没有文化习惯的关系，仅就经济而言，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西方的阿姨收入太高了，不是普通白领家庭可以负担的，而西方家庭孩子又多，除了妈妈（奶爸）回家带孩子和“主内”，也没有其他合理选项了。因此，在西方，除了少数富裕家庭，中产家庭的大范围雇佣阿姨是无法想象的。
这或许也是一条普世经济规律：当阿姨（家政服务）的价格高于妈妈的收入时，必然会导致女性大规模的回归家庭潮。毕竟，富裕阶层早已存在的女性回家现象，不带有普遍的数据意义。
回家，这哪里是什么女性地位高低的问题，这就是个有关阿姨收入的纯经济问题么。当然，至于为什么是妈妈而不是爸爸回家，这是种需要私聊的不平等，也暂且尴尬的搁下。
也就是说，十年后，从中国一线城市开始，将很可能爆发西方式的白领女性回归家庭大潮。中国近几十年来形成的双职工家庭模式将发生颠覆式的改变，回归西方，回归传统中国。
对于阿姨而言，他们倒不用太多担心失业，现在严重失衡的供需比将逐渐趋于平衡，当然，曾经漂亮的收入上涨曲线也会变得泯然众人。更有实际意义的是，白领女性回家本身就建立阿姨收入的显著上涨上，无论对于阿姨而言，还是更大体量的体力劳动者而言，这都是一种社会职业收入趋于平等的指标性事件。
体力劳动者收入接近白领，这不就是西方正在发生着的么？
在家中葛优躺的这一代中国男人也快到了睡狮梦醒的时刻，没有了阿姨，没有各种廉价的家政服务，我们不得不变得和父辈一样全能起来，告别四体不勤，我们会是光荣的水电工刷墙工电器修理工。
长久以来，中国女权主义太多的将精力投入在论证女性就业平等之上，如果回归家庭是不可阻挡的话，对于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而言，她们或许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话语困境：如何将女性就业率的高低与男女平等脱钩，如何在女性回归家庭的情况下论述男女平等。这样的论述本不应该成为什么洪水猛兽，女性就业率低的西方在男女平等上难道做得不比中国更好？
回家毕竟是将来时，在现阶段，还是珍惜眼前人吧。阿姨，这是一种转型时代普通中国家庭所能享受的中国特色福利。而我们，又或许是最后一代可以大规模雇佣阿姨，享受阿姨服务的中国人。
当然，世界是公平的。这一代的中国白领，应该不太会有机会享受居家养老的传统中国福利了，没有了阿姨，很多年后，我们会和西方人一样，乖乖的在养老院里东张西望，看时间飞逝。
你要知道，你家里的那个阿姨，正在和你一起为时代写下脚注：最后的阿姨中国。
（经老婆特别警告，文中阿姨均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