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密布的昭和末年

李淼：谜团密布的昭和末年 —— 格力高?森永投毒案

 

大家好，有一阵没有写长篇了。

从今天开始新的系列，题目叫做《谜团密布的昭和末年》。顾名思义，这是从昭和52年（1977年）开始，到昭和60年（1985年）结束的，一系列谜团重重的案件的梳理。

既然被称作「一系列案件」，那么在这之中牵扯到的各个案件，在其背后自然存在着一些让人难以察觉的联系。这些联系隐藏得是如此之深，而每一起案件又相当错综复杂，让大多数关注事件本身的人，都无法从全局上看清它们所指向的目的，以及真正的幕后推手。

这些事件包括：

《可口可乐投毒案》，1977年，东京。

《格力高?森永投毒案》，1984 – 1985，日本全国。

《JL123航班坠毁案》，1985。

无论任何一起，都是震惊整个日本的大案。

之前在这个公众号里发送过的《可口可乐投毒杀人案》，可以说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引子」。看过的读者们想必都记得，这起案件几乎是毫无头绪的：有关作案者的身份、动机，尽管在警方动员了东京和大阪上万名警力，都没能找到确凿的线索。然而，这起案件，其实仅仅是更大的谜团的开始。

在这次的长篇中，我会来尝试给各位讲明白，这几起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在这些重大案件背后的，更宏大、更黑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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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1977年年初发生过的「可口可乐投毒案」，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这起案子中，最终警方仅仅获得了一个信息：犯人在利用各种方式，尝试如何让过路的人，将混有剧毒氰化钠的食品饮料拿走，并且吃下。

在这起案件中，犯人用来投毒的仅有两种物品：瓶装可口可乐，和「格力高」牌巧克力。通过在可口可乐中的投毒，犯人直接导致了两名路人的死亡。格力高巧克力的投毒，虽然最终作案物品被警方获得后交给了格力高工厂，但在工厂的化验分析下，也确实确认了剧毒物的存在。

这些信息，都被媒体在第一时间发送给了全体国民，日本社会陷入了短暂的恐慌。街上捡到的食品、格力高巧克力、剧毒氰化物，这些印象也都被深深地植入了每一个关注媒体新闻的读者的头脑中。

媒体新闻的生命力是十分短暂的。在这之后，70年代末的日本社会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下，让全社会感到新奇、好奇或是震惊的事件层出不穷：

1977年9月27日，横滨发生美军侦查机坠毁事件。失去控制的美军侦察机坠毁在了横滨绿区的住宅区内，导致20多间民宅被爆炸引发的大火烧毁，死伤9人。

1977年9月28日，日航472航班被「日本赤军」劫持，降落在了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在孟加拉政府解决劫机事件途中，孟加拉国的反政府军趁机发动了军事政变。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中国和日本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蜜月期，开展了大量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当年，作为文革后第一部在中国公映的外国电影，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8亿中国人观看了这部日本电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浪潮。张艺谋在家乡看到了这部电影，毅然辞去了棉纺厂的工作，来到北京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1979年1月26日，大阪发生了「三菱银行人质事件」。犯人梅川昭美劫持了30名银行员工，与警方展开了对峙，最终劫持犯被警方突入后击毙，两名警官殉职。

1979年7月11日，在东名高速的「日本坂隧道」里，两辆轿车与四辆载有油类的卡车发生追尾事故，在隧道中暴发了强烈的火灾，导致9人伤亡。

而这一时期里，日本的社会也在向着现代化高速迈进着。各大城市开始大规模建设地铁，而居住在城市周边地区的家庭，汽车的保有量开始迅速上升，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一辆小汽车。超市、小家电、游戏机、动漫制品，在70年代末期几乎一夜之间就遍布日本。

这是一个与旧时代说再见的时间点，也是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日本的开始。

与此同时，象征着「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的日本左翼运动，从日本赤军的集体出走为标志，左翼团体们开始分崩离析，学生运动偃旗息鼓。

那些以「叛逆、反抗、批判」为标榜的学生运动领袖们，逐渐慢慢变得不那么吃香，也没有了那许多年轻男女们的追捧。反过头来，让年轻人羡慕敬仰甚至是崇拜的，是那些打扮入时的少女偶像，是在黄金时间脱口秀里招人喜爱的搞笑艺人，是混合着民谣与摇滚的温和叛逆的摇滚乐手，是村上春树、今村昌平、篠山纪信、坂本龙一、村上隆这些文学、电影、音乐、摄影的艺术家。

1981年，第一批日本战争遗孤，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小姨多鹤》反映的就是他们这一批「特殊国民」的生活。与战争遗孤一起来到日本的，还有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1983年，日本迪斯尼乐园开业。

一切都像是在梦幻中发生的一样，日本从纷纷扰扰的70年代，快步进入了黄金的80年代。而噩梦一般的回忆，却在不知不觉中再次降临在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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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日经股票指数突破了一万点大关。

这一年3月18日晚上，格力高公司的社长江崎胜久，在位于兵库县西宫市的母亲家吃完晚饭后，回到了隔壁的自己家中。9点35分，两名蒙面男子手持手枪，从后门闯入了江崎胜久的母亲家，将老太太挟持住后，从她身上搜出了隔壁社长家的钥匙。随后，他们两人用钥匙打开了社长家的后门，控制了社长夫人和女儿，将她俩捆在一起，用毛巾塞住嘴，关在了一层的厕所中。

两名蒙面男子不慌不忙，循着水声向着一层的浴室前进。此时，社长正带着自己两个刚刚4岁的孩子，其乐融融地一起泡着澡。蒙面男子猛地推开了浴室的门，用枪指着江崎胜久的脑袋，命令他站起来走出浴室。另一名蒙面男子用准备好的绳索和胶带，将两个和父亲一起泡澡的孩子也捆了个结结实实。

就这样，江崎胜久被全裸着捆了起来，嘴被用胶布粘住，从家中被强行绑架。两名男子将他押到门外，一把推上了停在门外的黑色旅行车，车子绝尘而去。这一切仅仅发生在10分钟内，街上没有过路人，也没有目击者。

大约晚上10点左右，被关在一层厕所里的社长夫人和女儿齐心协力，解开了手上缠绕的绳索。她们第一时间跑到了电话机旁，拨打了110报警。警方随后赶到了江崎社长家，在家中进行了详细的勘察。然而，除了获取了两名犯人的脚印之外，警方的现场勘查几乎一无所获。两名犯人戴着只露出眼睛的滑雪帽，自始至终几乎未发一言，社长一家人只能通过身材猜测，这两个人都是男性。

三个小时后，格力高公司的常务董事藤江，在大阪高槻市的家里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电话中的声音是个女人，要求他在凌晨2点之前赶到附近的淀川枚方大桥，在桥北的电话亭里找到一个蓝色的手提袋，里面装着对江崎社长来说性命攸关的东西。说完，那边就挂断了电话。藤江感到很奇怪，于是便往社长家中打去了电话询问究竟。

在与社长夫人通话之后，藤江才得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社长被不明身份的黑衣人绑架了。当时还在社长家中调查的警察们，在询问了具体的地点之后便直接驱车赶往了指定地点。凌晨1点45分，警方赶到现场，与早已抵达的藤江一起，在电话亭中果然找到了一个蓝色手提袋。

藤江和警方一起打开了袋子，看到袋子中只有一张从打字机上扯下来的纸，上面写着：

「人质在我们手上，准备好现金10亿日元，和100公斤的金块。把现金和金块都装在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里，明天下午5点之前，停在藤江部长在高槻的家门口。找一个对路况熟悉的驾驶员，让他独自开车。
联络通过藤江家里的电话进行。这件事只能让藤江、银行行长、司机和金子（社长夫人）知道，如果报警的话，我们就会杀掉人质。我们在警察、格力高、电话公司里都有内线，如果你们想要用电话反向查询我们的位置的话，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而且，我们也在监视藤江的家，和格力高公司。
在车上准备好关西地区和高槻市的地图，以及笔和纸。别想对现金和车子动什么手脚，无线麦克风、窃听器什么的我们都能检测得到，让警察当司机也马上会被我们识破。接到电话时，不许出声讲话，用纸把我们的指示记下来。
收到钱之后，我们检查完毕后24小时就会放人。
纸币不许用连号的新钞。」

看到这样一封明显经过详细计划的绑架勒索信，警方相信，他们遇到了一个难办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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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阪府和兵库县警方，也在积极地进行着应对措施。因为这起案件发生于兵库县，而对方勒索赎金的地区位于大阪府，因此两地的警方开始了协作调查，成立了共同专案组。

格力高当时是日本第二大的甜品点心制造商（第一是明治制果），在大阪是具有着数一数二知名度的企业。在大阪道顿堀，格力高的霓虹灯是很多游客们合影的最佳选择：

因为怕引起社会恐慌，警方希望能够尽快破案；同时，因为案发时正是日本的企业年报公布前夕（日本的财政年度从每年4月开始，所以3月份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都要公布企业年报），格力高的经营者们，也不希望因为社长被绑架，而导致公司的股价下跌。因此江崎社长的家人、企业的高层，以及警方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先答应绑匪的要求。

3月19日清晨，江崎社长夫人和常务董事藤江，就来到了大阪的银行，按照绑匪的要求开始准备现金和金块。10亿元现金的钞票，堆起来高达9.5米，重130公斤。再加上100公斤的黄金，让准备现金和金块的工作大费周折。

在日本的犯罪史上，要求如此之多的赎金，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警方内部也对绑匪的真正目的存在着怀疑：如果要搬运这么多的现金和金块，显然不是两三个人就可以快速完成的。与之相比的是，在大多数的绑架案件里，绑匪对赎金的要求基本上是「便于搬运携带」：如果绑匪不能快速方便地转移赎金，那么就会存在着在转移财务时被捕的风险。在格力高公司准备好的小面包车里，现金和金块基本上将车内后部空间塞得满满当当，这也让警方做出了一个预判：

「犯人根本不会出现。」

果不其然，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藤江家中的电话根本没有响起过，满载着现金和金块的面包车就孤零零地停放在藤江家的门口。3月19日下午，在藤江家中焦急地等待绑匪来电的社长夫人和家属们开始哭成一团，认为犯人已经将社长撕票。而警方却开始怀疑另一种可能性：

「也许绑匪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要钱？」

为了印证这一看法，警方开始详细询问昨晚案发时，社长母亲和夫人的经历。根据社长母亲的回忆，她最初被这两名蒙面人绑起来搜身的时候，她曾经对绑匪们说，如果是要钱的话，家里的保险柜里有1500万现金，以及珠宝首饰若干，可以全拿给他们。但是这两名绑匪丝毫没有反应，对社长母亲提出的给钱的想法，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是专心地寻找着社长家的门钥匙。

一般来说，如果对方的目的是金钱的话，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自然是多多益善。绑匪并没有对唾手可得的财物动心，这让警察们首先产生了怀疑。

其次，考虑到作案当天的情况，在社长一家人都已经被控制住的情形下，绑匪竟然没有选择绑架走那两名不到4岁，几乎没有反抗能力的小孩，反而选择了绑架42岁，正值壮年的社长本人，这也相当不符合情理。以绑匪的角度来说，如果选择绑架人质勒索赎金，那么显然更容易控制、更便于转移的小孩，是作为绑架对象的第一选择。在这个时间将一名成年男性绑架走，显然在看守人质、转移人质的时候会增加非常多的麻烦。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负责本案侦查工作的警察们开始觉得，绑匪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控制江崎胜久社长的人身自由。

那么问题就是，这些绑匪究竟是仅仅想要控制他，还是想要杀害他？

警方的这一推断，将事件从一起绑架勒索案，引导向了「以泄愤为目的」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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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方的逻辑来说，不同犯案动机的事件，成为嫌疑人的人群也不相同。

举例来说，如果发生了年轻女性在家中被杀的案件，而且现场没有财物被翻找、丢失的痕迹，那么怀疑为情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上升，首先成为嫌疑人的就将是被害者的男朋友、前男友。而如果发生了一起精准的盗窃案，那么与被窃家庭熟悉的人群，将成为最初的怀疑对象。

在江崎家的这起案件中，犯罪分子的主要特征有三：

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社长江崎胜久本人。
团伙作案，分工明确。
对江崎家的情况非常熟悉，连社长家的钥匙在他母亲的身上，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按照这个逻辑，警方开始按照泄愤目的犯案的思路进行了推断，开始梳理江崎胜久社长的个人关系，试图从中找出那个熟悉江崎家情况，对社长本人有恨意，具有犯罪动机的人。

格力高创办于1919年，最初以制作牛奶糖起家，逐渐发明出各种深受儿童喜爱的糖果、巧克力，成为了关西地区最具知名度的食品企业。创办者江崎利一，出身贫寒，自小靠贩卖盐、药材等等贴补家用。19岁时父亲去世，他挑起了养活全家的重担，以公司注册、代记账为生。

1911年，利一的长子江崎诚一诞生。然而在诚一10岁的时候，他感染上了伤寒，身体非常衰弱。为了让儿子强壮起来，利一尝试让诚一服用「牡蛎汁」来增加营养。出乎意料的是，诚一的身体状况就此开始恢复。受到这件事的启发，江崎利一便开始研究将牡蛎汁中的营养成分提炼出来，加入到牛奶糖中。而这，就是「格力高奶糖」的诞生故事。

被江崎利一予以极大期待的儿子江崎诚一，在长大之后却完全是一幅「富二代」的样子。他喜欢开着进口车兜风，牵着猎犬去打猎，对公司的经营毫不关心。1950年，39岁的江崎诚一在家中暴毙。而他的死，到目前为止也是个谜。

江崎胜久，1941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格力高创办者江崎利一的亲孙子，是格力高公司的第三代社长。1950年父亲过世后，他在祖父的严格教导下长大。1964年，从神户大学毕业后，他通过祖父的关系进入了松下电器，为松下幸之助担任秘书。1966年，他回到格力高，从祖父的秘书开始做起，顺理成章地接替了祖父的职务。1980年祖父过世后，公司暂交江崎利一的副手大久保武夫经营。1982年在董事会上，大久保武夫宣布退休，江崎胜久就任格力高公司董事长兼社长。

江崎一家的创业史可谓艰辛而又踏实。然而在家族前进的道路上，江崎家的扩张，是否招致了什么人的嫉妒或是憎恨呢？警方提出想要对江崎胜久的亲属、业务和交友关系进行彻底的梳理。

江崎胜久的家族中，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江崎正道，比他小三岁，同样从小被祖父利一养大。与被严格要求的胜久不同的是，祖父对正道充满了溺爱，经常亲自带着他一起玩耍。1964年，在正道刚满20岁的时候，祖父为了将来可以多给他分一些遗产，于是做了过继手续，将正道收为自己的养子。

根据日本的遗产继承法和继承税计算，由于兄弟两人的父亲已经过世，祖父如果将遗产按照继承优先权进行分配，那么作为孙辈的胜久和正道将所获甚少，而且会面临高达55%的遗产继承税。利一将孙子正道收为养子，一方面可以提高正道的继承比例，另一方面也就明确了要将格力高公司的未来，交给继承较少的胜久的意愿。

江崎正道从一桥大学商学部毕业后，不久就成为了「格力高营养食品公司」的董事长兼社长。这是格力高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那么，是否有可能，江崎正道嫉妒哥哥胜久的地位，而对自己的哥哥采取了如此极端的手段呢？

江崎胜久的妹妹高石一子，比胜久小2岁，嫁给了格力高集团秘书室室长高石胜比古。高石胜比古是江崎利一一手培养起来的一名骨干，在公司中的威望很高。同时，他也由于是江崎家女婿的原因，很多高层都主动接近他，认为他非常有可能成为公司的继任者。然而，在1982年江崎胜久就任集团董事长之后，高石的上升空间似乎受到了压制。那么，妹夫高石是否也有作案动机呢？

警方准备开始秘密监视江崎胜久的这对弟妹。尽管说起来残忍，但是这种牵扯到公司继承权的问题，往往最先被怀疑的，就是自己家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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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警方开始将胜久的弟弟和妹妹列为调查对象，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一设想透露给胜久的家人 —— 毕竟一旦透露的话，江崎家内部的关系将立刻变得非常险恶。为了搜集线索，警方安排了大量人手，进入格力高公司开始询问社长胜久与身边人的关系。

从对社长周围人的问话中，警方得知胜久由于自小接受了祖父严厉的教育的缘故，对身边的要求非常也相当严格。在他视察车间的时候，曾经因为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不够积极，多次严厉责备过这些底层员工，甚至还有过直接开除的情况。尽管警方怀疑此事是否为被开除的员工怀恨在心所为，但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格力高集团的高层圈子非常封闭，下层员工很难有接近社长家庭的机会，更不要说摸清社长家情况了。

看起来，能否从格力高的高层，那些大股东、董事们的口中得到情报，才是破获这起绑架案的关键。然而，摆在警方面前的这个问题，显然缺乏一个好的突破口。

就在警方以为调查要陷入绝境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

江崎胜久社长找到了。

3月21日，警方和江崎胜久的家人在惶惶中已经度过了两天的时间，搜索调查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这一天下午2点半，大阪府茨木警察署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是从大阪铁路货运中转站打来的。报警的工人说，在仓库附近有一名男子前来求救，说自己是格力高的社长江崎胜久。

警方迅速组织警力，前往这个仓库。

赶到报警电话打来的地点，这里确实是如那名工人所言，是一个储放防灾物品的仓库。在仓库管理处的办公室里，江崎胜久社长穿着一身全新的衣服，表情有些疲惫，但毫发无伤。警方立刻对江崎胜久进行了保护。在回程的警车上，江崎胜久向警方讲起了自己这两天的经历。

19日夜间，绑匪们挟持着江崎社长，车子从西宫市出发，沿着海岸向大阪方向开去。在车上，江崎社长的头并没有被遮盖起来，所以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子行进的方向。到达了大阪之后，绑匪们将车沿着淀川向东北方向开去，在枚方大桥附近停下，用公用电话打了个电话，并且将一个蓝色手提袋放在了电话亭里。之后，车折返回来，沿着新干线的线路行驶，在大阪摄津市的高架桥下停车，将他带到了河边的这个仓库里。

在关押胜久的仓库中，空无一人。绑匪们将他带到屋里，将他的全身绑好在椅子上。第二天中午，外出的绑匪给社长带回了便当，而且还有一身全新的运动服和运动鞋，让他换上。在这两天时间里，胜久没有遭受到他们任何的虐待，三餐正常提供。与警方想象不同的是，这几名绑匪一改之前绑架时一言不发的样子，甚至跟胜久聊了很多事情。

胜久也曾经提出过要自己支付赎金，但绑匪们拒绝了他提出的要求。这点再次印证了警方的判断：这次绑架的目的，并非图财那么简单。

在21日中午，绑匪们突然解开了捆着社长的绳子，对他说：「你走吧。」

江崎胜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度以为这是绑匪们的恶作剧。然而在几名绑匪的催促下，他还是将信将疑地打开了仓库的门。然而，门外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

原来，与这个仓库隔河相望的，就是摄津市的市役所（相当于我国的市政府）。仓库周围有学校、工厂和公园，选择这个藏身之处，绑匪们可谓是艺高人胆大。江崎胜久不敢多想，就沿着河岸一直向着最近的建筑物跑去，不敢回头张望。因为在椅子上坐得时间太长的缘故，或者是获得自由后的激动，胜久跑了没多远就昏倒在地，随后被大阪铁路货运中转站的工人发现，通知了警方。

考虑到刚刚获救后，胜久此时还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于是警方暂且将他送回家，约定好2天后，等他精力恢复一些后再进行详细的询问。然而胜久在到家后，立刻给公司的董事们打了电话，要求他们当晚到公司，召开紧急会议。

21日晚上8点，公司们的董事们全部到齐，胜久带着些许疲惫的神情，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是闭门进行的，所以内容我们并不可知。然而，在这次会议之后，江崎胜久的精神状态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二天，他闭门不出，将自己关在书房里过了整整一天，跟家人也没有说一句话。

而与此同时，警方认为此案已经告一段落，于是将江崎胜久被绑架并获救一事，对媒体们和盘托出。当天的各大报纸杂志上，都被这起绑架案占据了头版的位置。通过警方初步掌握的情报，各个媒体都对这一事件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报道，并且做出了诸多的推断：黑社会参与、企业股东阴谋、公司上层合谋等等的说法，在市井间不胫而走。

3月23日，警方按照约定，来到了江崎胜久的家中，想要了解关于此案的更多情况。然而，江崎胜久拒绝了跟警方的进一步合作。无论警方如何劝说，他对这件事也没有透露出一个字，只是说这件事不用警方继续操心，已经完满解决了。

由于当事人拒绝合作，警方也只能就此作罢。负责此案侦查的刑警们，此时虽然不甘心，但也是松了一口气：社长毫发无伤，赎金没有一分钱的损失。尽管警方没能抓到嫌犯，但从结果上来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的话，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共同专案组的成员们，开始默默地收拾两天来的调查结果，准备进行结案手续。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格力高?森永案件，此时才刚刚拉开帷幕而已。

我们下期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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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

请没上车的小伙伴抓紧了，不然后面真的看不懂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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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说到1984年3月23日，警方来到格力高的江崎社长家，但是却发现原本跟警方相当配合的江崎胜久社长，在召开了紧急董事会之后，却变得三缄其口。无法获得更多信息的警方，便开始准备结案。

结案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媒体已经将此事件闹得在日本妇孺皆知，所以警方也并不好就此收场 —— 犯人的身份、动机等等都还是谜。而连日来，媒体各种捕风捉影的猜测，也让警方憋了大大一口气。

做不出任何像样的调查，也拿不出嫌疑犯的线索，负责此案调查的警官们都感到了深深的耻辱感。

10天之后的4月2日，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起绑架案已经沉下水面的时候，在格力高的江崎社长家，突然受到了一封恐吓信。

信件是当天上午突然出现在江崎家的信箱里的。这天是周一，也恰巧是格力高一年一度的新员工入职典礼。社长按照惯例，早上7点半就早早地出门上班。当天上午9点左右，社长正在准备入职典礼的发言时，他突然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妻子的声音充满了恐惧感。

「老公，家里突然接到了一个不明的包裹，是寄给你的…」

江崎胜久的心猛然间沉了下去，他简单地安慰了妻子几句，就挂上电话，让秘书准备车，匆匆赶回家中。在离开办公室之前，他拨通了负责绑架案侦查的田崎警官的电话，向他说明了恐吓信的事情。

上午10点，江崎胜久赶回了家里，刑警们也随后来到了他的家中。社长夫人眼圈通红，手足无措地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厨房的餐桌上，静静地躺着那个包裹，最外面写着：

「江崎社长亲启 里面有恐吓信」

社长和刑警们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里面有一盘磁带和一封信。磁带的内容大意如下：

「准备6000万日元现金，还是老规矩，不要连号新钞。按照信件内容跟我们联系。你通知警察也无所谓，因为你知道他们也无法保护你。知名不具」

录音带里的声音，是一名中年男性。

而恐吓信的内容是：

「1. 本周六（4月7日）之前，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广告，来答复我们的要求。
2. 4月8日晚7点，在西宫市熊野町的「MAMI」咖啡馆等电话。
3. 交付现金的地方，在当晚再通知你。
4. 如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小心你家工厂的加工车间。
5. 想想你那些照片，再好好考虑下我们的要求。」

看到这封信，在场的警察和江崎社长的脸色都变得相当难看。因为从之前的绑架案来看，绑匪们要求的10亿元现金，看起来这个要求并非是真的 —— 因为10亿元现金的运输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此次要求的6000万现金，其实只用一个手提箱就可以装下。这让警方真真实实地感觉到，疑犯这次是来真的了。

而与这封信一起装在信封里的，还有一个眼药水瓶。根据警方的化验，在这个瓶子里装的全都是浓盐酸。疑犯的意思传达得相当明确：我们就是要当你的眼中钉。

至于疑犯提到的「照片」，江崎社长对此始终缄默，从未提到过是什么照片。尽管在一些敲诈案中，敲诈犯往往会掌握一些被害人的「艳照」，但是从此前疑犯甚至对社长本人进行了绑架的情况来看，显然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仙人跳那么简单。

署名「知名不具」，意思是「你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不写名字了」。警方根据这个线索，再次询问了江崎社长，他是否知道疑犯的身份。然而毫不意外的是，江崎社长拒绝回答警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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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当天晚上6点40分，江崎社长在警方的暗中护送下，将装有6000万元现金的箱子带到了指定的地点。按照疑犯此前针对社长本人的作案行为，遵照警方的指示，江崎社长在外套里面穿上了防弹衣。

同时，警方考虑到疑犯可能在那间咖啡馆出现，于是为了控制住疑犯，早已安排了便衣警力来到那间咖啡馆。当江崎社长走进店里的时候，几双眼睛都悄悄地瞟了他一眼。江崎带着行李箱，找到一个靠近吧台电话的位置，表情分外紧张。

时间慢慢接近了晚上7点钟。也许是错觉的缘故，店中充满一种捉摸不透的紧张气氛。江崎社长喝着冰咖啡，却不停地擦着汗，而店里几名客人也烦躁地将手中已经看了很久的报纸翻得哗哗作响。不用说，这些都是埋伏在店里的便衣警察。

秒针的每一次跳动，似乎都在牵动着江崎社长的心。疑犯并没有在7点整打来电话，这让在场的警察和社长都变得更加紧张。「是不是有了什么变故？还是说我跟警方配合的事情败露了？」江崎的心中在不断重复着这些问题，他一次次地回想着自己从出门到进店的过程，是否有什么细节让他暴露了自己，让暗中观察的疑犯起了疑心，临时取消了这次接头。

终于，店里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 —— 这是挂表在报时，已经是晚上8点整了。守望在店外的警察，认为这样等下去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能会发生变故 —— 万一这是疑犯的调虎离山计呢？于是一直坐在店外车中的田崎警官来到店里，坐在了江崎社长对面的座位上，假装熟人见面的样子，对江崎悄悄说：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江崎社长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案，于是同意了警方的建议。他推着箱子走出了店门，将箱子放在后备箱中，开车往家走去。警察的车子不远不近地跟随在他的车子后面护送。

回到家中的江崎社长，丝毫没有展现出轻松的样子。对他来说，没有交付这笔6000万元的现金，似乎是心中的一大负担。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彻夜未眠，直到清晨。而社长夫人也同样担惊受怕，倒在客厅的沙发上半睡半醒。

9日清晨7点45分，田崎警官给他家打来电话，突然响起的铃声将昏昏欲睡的江崎社长和夫人吓了一跳。江崎社长按耐着心脏的狂跳，缓缓地拿起了电话。听到了田崎警官的声音，他才算松了口气。

「江崎社长，您早。昨晚直到咖啡店关门，并没有人来联系过这件事。你家那边情况正常吗？」

听到这个消息，江崎社长并未做声，复杂的情绪让他这时不知说什么好。沉默许久，他轻轻地吐出了几个字：

「辛苦你们了。」

之后就挂断了电话。然后，他给秘书打去了电话，通知他取消当天的一切安排，自己要在家休息一天。但是当天上午，就在江崎社长在家休息的时候，位于大阪的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的分社办公室，都收到了署名为「江崎胜久」的信件。信件内容为：

「因为格力高的江崎胜久社长不按照约定，与警方串通一气，用不诚实的手段愚弄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对格力高进行一系列的报复行动。请各媒体的记者做好准备。江崎胜久」

很明显，这是一封「挑战书」，而目标直指格力高集团。

得到了消息的这两家报纸，马上在当天中午午刊印了号外。警方被这一变故闹得措手不及，派出了大量警力去街头收购这些报纸，想要阻止消息的传播。然而，大阪的各家媒体也都在报纸刊印后第一时间获得了这一消息。在4月9日当天的晚刊上，《格力高江崎社长再遭勒索》《格力高面临不明挑战》的消息，立刻占据了当地新闻的头版头条。

同样，在4月9日下午，兵库县的甲子园警察署，也收到了一封挑衅意味的匿名信。信件的寄出人，署名同样是 江崎胜久。其内容是：

「傻瓜警察们 收
你们都是傻瓜吗？带了那么多人来，是要干什么？
想要抓住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的话，你们还差得远。
给你们一些提示吧。
我们在江崎的身边没有眼线，在西宫市的警察里也没有眼线，你们所知道的线人们，也没有认识我们的人。
要是想获得更多的提示的话，就去报纸上发公告吧。要是这样还是抓不到我们的话，你们就真的是一群饭桶了。县警的本部长，干脆辞职算了。」

收到了这封信后，本案的专案组成员们感觉想被人打了脸：他们自以为暗中进行的对咖啡馆的布控，其实早已被疑犯们识破。警方到目前为止，俨然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木偶，一步步都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自以为是地进行着自己所谓的侦破。

可想而知，格力高的股价也在当天大幅跳水。

由于之前所有的威胁、绑架均明确地指向了江崎胜久社长，于是为了亡羊补牢，警方开始在社长家附近设置巡逻，增派了警力对社长一家进行保护。然而，疑犯们所声明的「报复」，还是按时来到了。

4月10日晚21时，在格力高的大阪总部，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新商品试验室中，大火迅速吞噬了整座试验楼，并且波及了邻接的生产车间。消防队在起火10分钟后赶到了现场，开始对火灾进行扑救。几乎与此同时，位于3公里外的格力高营养食品公司的车库里，运送食品的封闭货车也突然起火。幸运的是，由于当晚货车中没有商品，而且油箱几乎是空的，所以火灾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在员工的扑救下，火势很快就熄灭了。

消防队在扑灭大火后，在两处起火点都发现了用来盛放汽油的手持油桶。同时，住在工厂附近的居民们在起火后，都纷纷走到户外来观望火情。据他们反应，在两处地点起火之后不久，都看到了一名戴着棒球帽，身穿白色工作服大褂，戴着口罩的男性急匆匆离开。在离开的过程中，他将套在最外面的白色大褂脱下，塞进随身携带的双肩背书包中。然而因为天色已晚，以及该人物戴着口罩的原因，居民们都无法提供该名男子的长相。

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两起具有联系的人为纵火案。在对总部车间的走访中，调查员们注意到，在当天20时35分许，晚班的工人刚刚将车间的大门锁上，同时开启了紧急出入口的小门，为了方便夜班加班人员的进出。同时，按照工厂的习惯，每天晚间20:30 – 21:30，这个紧急出入口的红外探测器都会被关闭，防止夜班人员进入工厂时触发警报。等到夜班人员全部到岗之后，红外线探测器才会被再次开启。

毫无疑问，纵火的人对格力高工厂的运作机制，了解得相当清楚。

得知了这一消息的江崎胜久社长，却似乎毫不意外，他表现得依旧如故，每天按时到达公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

而之前在调查江崎社长绑架案的警方小组，却传来了一个颇有深意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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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江崎社长从绑架案中成功逃脱之后，专案组成员们并未就此彻底终止调查。几名负责证物分析的警员，在回收了江崎社长逃走时所穿的外套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

这身外套，竟然来自格力高公司。

在上一期中，我曾经介绍过，江崎社长是赤身裸体被绑架到这间小仓库中的。第二天，绑匪们为他准备了一身新衣裤。警方在事件之后拿到了这身衣物，对衣物的纤维和染料进行了分析，想要找出这身衣物的来源。

警方原本认为这身外套来自某家连锁服装店，然而根据面料的分析，发现这件衣服的制作材料，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材质和纺织方式。尽管在制作服装时，面料经过了翻新，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面料来自于新潟的一家纺织厂，案发时依然在营业。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找到了这家纺织工厂里的老员工，才了解到这身衣服的来龙去脉。

原来早在1943年，日本当时面临着太平洋战场战事吃紧的情况，从日本各地和海外殖民地开始大量征兵。为了克服工厂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格力高的创业者江崎利一，紧急招聘了一批18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日本和伪满洲国都成立了「格力高青年学校」。一方面，格力高宣称这是为了给日本后方提供足够食品的需求，从战时计划经济里保存下了一批青年劳动力；另一方面，江崎利一也对这些年轻人许诺，在「青年学校」中工作三年，就可以转为格力高的正式员工。

学校成立不久后，新潟的这家工厂便为格力高的这所青年学校制作了第一批校服，使用的正是逃跑时社长所穿的那身衣服同样的布料。第一批订单共有4000套，按照合同，格力高会在之后五年之内，将订单分批付款买下。

于是，在各地的「格力高青年学校」里，一时间聚集起了近千名临时工，开始了半工半学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工厂里需要使用到的面粉、砂糖、牛奶都成为了美军占领下的管制物资，工厂无法获得足够的原材料，于是只得开始部分停工。那些原本得到了江崎利一许诺的年轻临时工们，大部分在1945年10月遭到了解雇。

为了区别各处「青年学校」，格力高当时对各个地方的学校的制服，进行了不同的染色。尽管这件衣服在翻新时，已经被染成了黑色，但从面料接缝处的残存色素进行分析，确认衣服的原本颜色是草绿色。而当时被配发给草绿色的格力高青年学校，只有位于沈阳市的一家。

在之后的调查中，警方了解到，由于地处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所以获取各种制作点心所用的材料相对方便，中国东北沈阳市的这家格力高青年学校，在当时拥有着数量最多的「青年学员」。然而，在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之后，大批来自沈阳的这所学校的临时工回到了日本本土，却因为人手过度富裕的原因，全部被格力高公司解雇。所以来自于这家学校的年轻临时工，很多人都对格力高心怀恨意。而江崎社长遭绑之后，绑匪让他穿上这件有着「格力高黑历史」的衣服，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呢？

而对到了80年代才接手格力高的江崎胜久社长来说，他恐怕是根本了解不到个中深意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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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发生火灾后的第二天，4月11日早晨8点10分，江崎社长的家中接到了一个中年男子打来的电话。按照警方指示，社长对这通电话进行了录音。在电话中，这名男子显然对社长的声音非常熟悉，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胜久，昨天只是给你点儿颜色看看。以后小心点儿。」

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警方在拿到电话录音后，对警方资料库中的可能相似录音进行了比对。果不其然，在另一起与格力高相关的案件中，警方找到了与这名男子声音非常相近的声音。

另一个相似的声音，来自于六年前的1978年，格力高的一名董事的报案。

1978年8月17日，在格力高的一名董事家中，突然出现了一盘录音带。这盘录音带是何时、由何人送来的，没有人知情。但是在这名董事播放了录音带之后，大惊失色，立即通知了当时的社长大久保武夫和警方。

在这盘时间为68分钟的录音带中，一个自称来自「部落解放联盟」的中老年男子的声音在缓缓诉说着。内容是这样的：

1. 一群左翼过激青年准备对格力高集团进行打击。
2. 打击的方式包括：绑架公司高层，放火，对格力高的商品进行投毒等等。
3. 他们提出，如果格力高愿意支付三亿日元现金，就可以取消对格力高的这一系列行动。
4. 在自己（该中老年男子）的劝说下，对方同意将金额减为1亿7500万元。
5. 联络方式是通过全国性报纸发放公告。

因为这盘磁带出现的时间是昭和53年，因此它也被称为「五三年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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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部落解放同盟」，其实是一个左翼人权活动组织。说来话长，我长话短说。

日本自古以来，社会阶层比较固定，几乎没有出现过大革命，尤其是从下层民众开始的革命。因此，下层百姓千百年来，几乎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同时，由于日本古代时笃信佛教，因此绝大部分国民相信杀生是犯罪，宰杀牛马、处理肉类和皮革的工作，以及负责给犯人处刑的职业，都是肮脏的营生，会受到诅咒，血脉也会变得污浊。

事实上，在日本古代，上至贵族下至百姓，饮食基本都以素食为主，鱼肉则是难得的蛋白质来源。因为缺乏烹调经验，而且没有成熟的养殖畜牧业，牛肉、猪肉、马肉这些兽肉，在当时是被视为不洁的食物的。长此以往，那些从事皮革业、兽肉处理等等的人们，便被大多数人鄙视，只得将家搬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一般的家庭，也非常抗拒和从事这些「肮脏行业」的人家通婚，所以这些被排挤的人，只能彼此通婚，甚至近亲结婚。几代人下来，这些人就成为了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与原本的四层社会阶层加在一起，就成为了：

「士、农、工、商，秽多、非人」六大社会阶层。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原本的士农工商阶层发生了一定的迁移和混杂，但「秽多」和「非人」这两个阶层，社会地位始终没有太大的改善。他们聚居的村落，便被称为「部落」，而居民们就被称为「部落民」。直至现代社会，对这两个阶层的歧视依然存在，一些出身于这些部落的人，被迫篡改姓名和出生地，来回避就学、就业、成亲时的社会偏见。

为了自救，获得更好的社会待遇，部落民自发地联合起来，展开了各种抗议活动。而统筹规划这些活动的组织，就是文中提到的「部落解放联盟」。一般来说，这一组织是带有「反传统」「反社会」性质的左翼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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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盘磁带的内容听起来过于宏大，所以尽管在格力高的高层中有几名人员知道这起敲诈案的存在，但是在当时并未引起格力高公司的重视。他们在报案之后，警方也只是暂时性对格力高的工厂增加了监视。在风平浪静地度过了最初1个月后，警方便认定这是一起恶作剧，将案件关闭后，只是将磁带作为证物收在了警方的证物库中。

经过声纹比对，警方确认在「五三年磁带」中出现的这名中老年男子，与在1984年4月11日向江崎社长家中打来电话的人，是同一个人。

在重新播放过这盘录音带后，警方很快发现，迄今为止在1984年发生的这几起与格力高公司相关的案件里，从作案手段、过程甚至是联络方式，都严格遵守了这盘1978年的录音带中的内容。一盘俨然是「预言书」般的录音带，其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让警方感到不安的线索。

那就是「对商品进行投毒」。在录音带中，那名男子明确地说明：

「他们会对格力高的巧克力用氰化物进行投毒，放在东京火车站地下的八重洲商店街里。」

这与1977年2月14日当天的「格力高杏仁巧克力投毒案」—— 同时也是「可口可乐投毒案」的后续案件 —— 完全吻合。而在「可口可乐投毒案」中所存在的诸多疑点，似乎在此刻终于得到了久违的说明……

关于可口可乐投毒案，请参见： 可口可乐杀人事件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是我最喜欢的饮料：可口可乐，另一个是我最喜欢的话题：杀人事件。

究竟可口可乐和杀人事件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就让我来慢慢讲给你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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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之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可口可乐」和「杀人」这两个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有一些人想过「先让人喝下可乐，然后再给他吃曼妥思薄荷糖，撑爆他的胃」… 不得不说有这种想法的同学对胃液促使碳酸分解的事情一无所知… 另外还有一个新闻说福建沙县某女子参加一宴席喝了大量可乐，腹痛难忍去医院就医后发现胃破裂不治身亡… 然而医生说在该女子胃里发现了3000毫升的液体 —— 一口气喝下两瓶大可乐，这不是撑死，是作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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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4日凌晨，时钟刚刚走过0点，6名在新干线餐车上工作的青年，带着一身疲倦走出了品川车站。

新干线在开业之初，为了给长途旅客提供餐饮，设置了餐车。然而，随着各地车站内餐厅的繁荣发展，以及新干线的逐步提速使旅途时间缩短，从2000年起新干线便开始逐步取消餐车的设置，到2016年，所有的新干线都停止了餐车服务。

这几名在餐车工作的青年，几乎都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利用寒假的时间来餐车上打工的。他们从品川车站西口出来后，向着日本铁路员工宿舍，一边聊天一边慢慢走着。突然， 一个女孩在品川王子酒店门口的电话亭边，发现了掉在地上的一枚10元硬币。

她走过去，捡起了这枚硬币，正想跟大家说自己幸运地捡到了钱的时候，突然看到在电话亭的地上，躺着一瓶可口可乐。

（那个时代的可乐，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玻璃瓶装。）

大家这时也围了上来，看到了那瓶可乐。「是不是谁喝剩下的啊，去看看吧」，几个朋友纷纷说。

女孩打开电话亭的门，捡起了那瓶可乐，看了看，瓶盖还是完好的。于是她放心地对大家说：「盖子还没打开呢，估计是谁打完电话忘在这里的。」

「真幸运啊！那咱们拿走吧！」一个朋友说。

于是女孩拿着可乐走出了电话亭，她对这一群人里最年轻的桧垣明说：「我不爱喝碳酸饮料，这个给你啦！」

桧垣明接过可乐，便装进了自己的外衣兜里。

桧垣明16岁，就读于京都的一所高中。他的父亲是日本铁道（JR）的一名员工，于是便趁学校放寒假的时间，把他介绍到了新干线上打零工，在新干线餐车上当服务员。他性格活泼，前辈们也都很照顾他。

大概0点10分左右，一行人回到了宿舍。因为第二天轮休，所以大家轮流着去浴室冲了澡之后，就聚在了宿舍二层的员工休息室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天。时间接近凌晨1点，桧垣明突然想起了捡到的那瓶可乐。

他在回到宿舍后，就直接把那瓶可乐放进了餐厅的冰箱里。于是他站起来，走到休息室隔壁的餐厅，拿着那瓶可乐回到了休息室。用起子打开盖子，桧垣明举起瓶子就咕咚咚喝了几口。突然，他把嘴里的可乐喷了出来，跑到休息室的水龙头前，开始漱口。

同事们看到这一幕，赶忙问桧垣明究竟是怎么了。垣明一边漱口，一边说：

「这瓶可乐不对劲，又苦又涩！」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后，桧垣明突然两眼翻白，倒在了地上，失去了意识。同事们赶忙上前，看到他倒在地上，双拳紧握，身体不停地抽搐着。于是大家赶快拨通了急救电话，10分钟之后，救护车赶到员工宿舍，用担架将此时已经完全没有反应的桧垣明抬上车，送到了就近的品川综合医院。

在急救室里，医生们观察到桧垣明已经失去了自主呼吸，于是对他进行了气管切开术，插入呼吸机，并且进行了紧急洗胃。然而，桧垣明始终没能恢复呼吸，并且生命体征急剧下降。1月4日清晨7点30分，桧垣明被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因为死者的死亡过程太过迅速，负责抢救的医生怀疑是急性中毒所致，于是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港区的高轮警察署。警方赶到现场后，尸检工作立刻展开。从初步的尸检情况来看，尸体没有任何的外伤，但是在皮肤呈现出大面积的粉红色。根据法医判断，这很可能是氰化物中毒所导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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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中毒，一般由口服氰化物的无机盐所导致。根据服用量不同，死亡时间从几秒到5分钟左右不等，起效非常迅速，因此大部分抢救都无法及时进行。常见的氰化物无机盐有氰化钾、氰化钠等等，因为这些物品在金属冶金、电镀工业中属于常见化工原料，因此在剧毒物品中属于相对常见的品种。

发生氰化物中毒时，患者会首先出现剧烈的呕吐和呼吸困难，之后心跳加快，发生全身痉挛，最后进入昏迷，血压急剧下降，呼吸衰竭直至死亡，并且会很快在皮肤上出现大面积的粉红色甚至是樱桃红的红斑。

氰化物的致死量非常小，往往只需要 0.1 – 0.2 克便可以置人于死地。从一战开始，很多负责秘密情报工作的人员便会为自己准备氰化物胶囊，以备在被敌方抓捕后自杀使用。历史上死于服用氰化物胶囊自杀的人有很多，其中最臭名卓著的就是「历史上最残忍的刽子手」，纳粹党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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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判断可能是氰化物中毒后，高轮警察署的警察于当天上午8点，立刻赶往品川附近的国铁员工宿舍，在二层的休息室中，他们找到了桧垣明曾经喝过的那瓶可乐的瓶子和瓶盖，并且对地板上桧垣明的呕吐物进行了采样，送回分析实验室进行毒物检测。

就在此时，高轮警察署又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几名行人在上班路上，于品川站西口的路上发现了一名倒卧于便道上的中年男子。巡警赶到现场，发现这名男子已经失去了意识，于是通知了附近的医院。急救车赶到后，急救人员确认这名男子已经死亡。

警方在现场对这名中年男子的尸体进行了初步的勘察：尸体没有明显外伤，俯卧于国道边的便道上，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25日元硬币，一条毛巾和一瓶尚未开封的力保健。尸体衣着为工作服，穿运动鞋，是典型的体力工人的打扮。然而，在尸体上没有发现与他个人身份相关的任何证件和资料。按照程序，警察将这具尸体送往了首都监察医务院，准备按照不明身份的尸体进行司法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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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15分，这名中年男子的尸体被送到了解剖室。法医在剪开这名死者的衣物后，发现了大面积的粉红色红斑出现在尸体的皮肤表面。法医立刻意识到了这可能是一起氰化物中毒，于是在提取了胃中的残留物后进行分析，确定了这一判断。

另一方面，从桧垣明喝过的可乐瓶中，以及他的呕吐物中，实验室也给出了「含有致死剂量的氰化物」的结论。从桧垣明捡到那瓶可乐的电话亭，到第二天清晨发现的这具中年男子的尸体的位置，两者距离不到600米。于是警方立刻做出了判断：这两起氰化物中毒案之间肯定存在着联系。

高轮警察署的警员们对发现中年男子尸体的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以下这些重要的线索：

1. 距离发现该男子尸体的地点不到10米的一处电线杆下，警方发现了一瓶只剩一半的可乐；

2. 在这个电线杆下，有一处呕吐的痕迹；

3. 在距离电线杆100米左右的地方，一间电话亭里地面上有大量洒出的可乐痕迹，一个可乐瓶倒放在地面上；

4. 从这间电话亭到电线杆的路面上，警方发现了两个可乐瓶盖。

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大规模投毒案，高轮警察署迅速通知了品川区警察局，要求增派警力，对该地区及附近地区进行密集调查。

上午9点50分，品川区警察局在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命令高轮警察署附近的其他地区也迅速对路面上可能出现的，不明来源的食物和饮料进行收集。同时，警方向学校、工厂等处发布了紧急通知，要求人们不要食用或饮用任何来路不明的物品。

经过细密的排查，警方在附近地区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当搜索进行到当天下午13时左右的时候，警方有了新的收获：在距离桧垣明他们捡到可乐的电话亭600米处的一家杂货店门口，一台公用电话的旁边摆放着一瓶可乐。警方迅速回收了这瓶可乐，并对过路的人们进行了询问，想要找出与放置这瓶可乐的人相关的线索。

根据杂货店店主的回忆，当天上午10点，在她开店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瓶可乐。警方又调查了这部公用电话的使用情况，在当天上午10:13和12:25的时候，分别有两个人使用过电话。根据警方向来电号码询问后，确定了这两名先后打过电话的人。根据他们回忆，都没有发现这瓶可乐的存在。

就在这时，一名路过的中学生提供了重要的情况：当天中午12:40分左右，他骑车去超市买东西，路过这里时看到了这瓶可乐。当时他原本想拿走这瓶可乐，但因为要去超市，带着不方便，于是打算回来路过时再拿走它。然而在他回到这里的时候，警方已经发现了这瓶可乐并开始了调查。

也就是说，在12:25分至12:40分这短短15分钟时间里，有人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瓶可乐放在了这部公用电话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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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月4日全天的搜索，警方总共找到了四瓶可乐，其中三瓶已经开封，一瓶尚未打开。在当晚，实验室对这四瓶可乐的残留物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作案人投毒所使用的是氰化钠。然而，在对氰化物含量进行分析的时候，警方有了意外的发现：这几瓶可乐中所含的氰化物剂量完全不同。

1. 导致桧垣明死亡的可乐中，根据推算，氰化钠总含量为1.4 – 1.6克。

2. 在导致身份不明的中年男子死亡的可乐中，氰化钠总含量为 1.9 克。

3. 在电话亭中发现只剩一半的可乐中，氰化钠总含量为3克。

4. 最后于杂货店门口发现的可乐中，氰化钠的含量高达9克。

一瓶可乐的容量为190毫升，而氰化钠的致死剂量为 0.15 – 0.2 克。也就是说，最后这瓶可乐只需要4毫升左右，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 作为参考，一般人所谓「喝一口」，大约是20毫升。

同时，警方对瓶子上残留的指纹，也有了新的发现：在第二个可乐瓶上，发现了与已经死亡的中年男子相同的指纹。为了确认该名男子的身份，警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这个指纹与「刑事案件指纹库」中的指纹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该名男子竟然是一名在逃犯，叫做菅原博。

菅原博，46岁，出生于山口县的下关市，家中从事林木业。因为与父亲不和，他25岁时自己跑到了广岛，在那里与一名女性结婚。30岁时他与妻子离婚，之后多次因为入室盗窃被警方拘捕，但由于盗窃数额很少，所以只对他进行了罚款和缓刑处理。33岁时，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冈山市，在车站前谎称自己是从东京来出差的公司职员，因为钱包被偷无法回家，向过路的行人们「借钱」。为了骗取信任，他还自己准备了大量的假名片，每次只从行人身上骗取几千日元。几天之后，他被冈山站前派出所以「小额高频诈骗」的罪名逮捕。

小额高频诈骗，在日语中称为「寸借诈欺」，是指多次以获取较少金额而进行的诈骗活动，类似于我们在中国经常看到的「女大学生没钱上学而在站前乞讨，但其录取通知书系伪造」等等情况，在日本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就在派出所对菅原博进行审讯时，他趁机逃跑，从此销声匿迹，在之后13年的时间里下落不明。

未曾想，他在当时留下的案底，却成为了他死后确认身份的唯一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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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个可乐瓶上，警方也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指纹。这个指纹与之前所有涉及本案的人员不符，同时在刑事案件指纹库中也没有类似的比对结果。从可乐已经被开封的情况来看，警方怀疑这个指纹的所有者，很可能误饮可这瓶可乐。然而到当晚为止，警方却没有收到更多的中毒报警。

如果这个指纹不是受害者的，那么难道是作案人的指纹吗？

就在警方为这第三瓶可乐上的指纹苦苦思索的时候，一名高中生给110打来了电话，说自己在1月4日凌晨，曾经看到过这瓶可乐。

这是从案发以来，警方接到的唯一一名事件目击者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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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上午，警方将这名高中生叫来高轮警察署。在这里，警方向他详细了解了当晚的情况。

这名高中生在1月2日前往长野滑雪，并于1月3日晚23时乘坐火车回到了品川。从品川车站出来后，他想要给朋友打个电话，于是便来到了警方发现第三瓶可乐的这个电话亭。拨通朋友家电话后，他突然注意到在电话亭的地上，躺倒着一瓶尚未开封的可乐。于是他单手将这瓶可乐捡起来，一边打电话一边用手指掰了一下瓶盖。没曾想，瓶盖竟然打开了，而且也不像一般我们打开可乐那样涌出大量气泡，而只是冒出了一点气体。随着气体的喷出，几滴可乐也沾到了他的手上。

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习惯性地用嘴舔了舔沾到了可乐的手指，结果他发现可乐的味道又苦又涩。本想喝一口的他，尝到了这个味道后觉得这瓶可乐不太对劲，于是在挂上电话后，他就将这瓶可乐扔在了电话亭里的地板上，走回了家。到家之后，他出现了头痛和心慌的感觉，但很快症状便消失了。

警方采取了这名高中生的指纹，确实与第三瓶可乐瓶身上的指纹相符。同时，警方通过询问这名高中生的朋友，也证实了他1月3日当晚打过电话的事实；在这名高中生提供的资料里，警方也找到了他当晚乘坐火车回到品川的车票。他具有作案时间的嫌疑初步排除。

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警方从1月5日起，对发现毒可乐地区周围的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想要获得更多的目击情报。然而，在走访中警方却发现了在这起投毒案件背后，更多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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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3日，也就是投毒可乐出现的当晚，日本还处于新年假期中。因为时值冬季，到了夜晚街上的人流很少。根据警方的调查，有两名当晚路过石榴坂的行人，曾经目击到了电话亭中出现的可乐：

第一名行人于1月3日当晚 20:30左右，路过了品川王子酒店门口的电话亭，曾经看到了有一瓶可乐摆放在电话亭中；

第二名行人于1月3日当晚 22:20左右，路过了后来那名高中生发现了可乐的电话亭。但是据这名行人反映，他看到那瓶可乐已经歪在地上，而且电话亭中有可乐洒出的痕迹。

也就是说，在当晚 22:20 至 23:00 这40分钟时间里，作案人发现了那瓶倒放在地上的可乐，并且及时清理了现场，换上了另外一瓶毒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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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附近的居民反映，街上可疑的未开封可乐，事实上从2个月前的1976年11月，便已经出现了。

在1976年11月中旬，一些进行早锻炼的人们发现，在品川站西口的「石榴坂」地区，经常有不明来源的可乐出现：有时是在路边的草地上，有时是在绿植里，有时放在路旁的台阶上，有时出现在电话亭中等等。

12月20日，一名上班族看到几名小学生从草地中捡到了一瓶可乐，当他们想要打开这瓶可乐的时候，却掉在地上摔碎了。2天之后，这名上班族在同一地点，发现在草地中又出现了一瓶新可乐。

而根据每天清晨都会沿着这条路进行晨跑的几名居民回忆，出现过可乐的位置大概有6、7处，但是差不多每隔3天左右，这些可乐便会挪动一下位置，有时会出现在更加显眼的地方。

尽管如此，但是在从1976年11月中旬直至年底的这段时间里，却没有任何人中毒的报案。从这些情况出发，负责侦查此案的刑警脑中，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很恐怖的构想：

「作案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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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刑警们的疑虑的，是这三个反常的细节：

A. 作案人曾经多次在品川车站西口附近的街道上，摆放无毒的可乐，历时达2个月之久；

B. 这些摆放可乐的位置，经常被作案人调换、调整；

C. 在案发当天，所有被投毒的可乐中，氰化物的含量都不相同。

假如说作案人的目的，只是想用投毒的可乐杀人的话，那么大可不必这样破费周折。但如果换个思路，他进行了如此之多的「尝试」，结论很可能是：他在进行一种「试验」。

从这个思路出发，作案人的目的也就很清楚了：

在第一阶段里，他尝试在街道上摆放可乐，目的在于观察「究竟放在什么位置的可乐，可以被行人发现并且拿起来」。

在第二阶段里，他尝试在可乐中加入不同剂量的氰化物，目的在于「究竟混入多少氰化物，可以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尝试喝下可乐。」

如果这样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很可能，在1月4日的凌晨，这名作案人就躲在街上的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紧盯着他布置下的那几瓶毒可乐，并且暗中观察着受害人痛苦地倒毙街头。

这样一来，刑警们迅速意识到了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既然前面都是「试验阶段」，那么这名作案人，一定还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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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现场收集到的证据中，共有四个可乐瓶盖。这四个瓶盖上都有打有「T」字母的钢印，并且在边缘印刷着「702」、「706」和「709」的数字。通过走访日本可口可乐公司，警方查明钢印「T」，是可口可乐东京多摩灌装厂的生产标志，而702、706、709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了1976年8月下旬、9月下旬和10月中旬的三批生产批号。

从多摩灌装厂，警方了解到这三批可口可乐的总生产量，为900万瓶。也就是说，用来投毒的这四瓶毒可乐，是来自于这900万瓶中的随机4瓶。考虑到如此之大的生产规模，作案人如果是潜伏在工厂里，在生产环节对这四瓶可乐进行投毒的话，他要追踪这四瓶可乐是完全无法做到的。因此，警方排除了毒可乐是来自灌装工厂的这个可能性。

而这900万瓶可乐的流向，事实上覆盖了关东地区多达600多个批发商，以及上万家零售商。显然，从这个渠道进行调查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调查用来投毒的氰化钠的来源的警察们，也遇到了困难。

氰化物在工业上的用途很广，除了冶金和电镀之外，在印刷、喷漆、金属除锈等等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

品川地区位于东京市区南部，南边与其邻接的地区包括大田区、川崎和横滨。然而，在这三个地区里，都分布着大量的从事电镀、金属加工相关的工厂，而且还有大量的仓库和物流公司。单纯从使用氰化钠的工厂数目来看，其总数就达到了1301家，而且除了一些大型工厂之外，很多小工厂对于物料和化工品的管理，其实都是很模糊的。

而如果把氰化钠的流通环节也考虑在内的话，那么这个搜查范围将扩大到几乎整个京滨工业区，接近3000家企业和工厂。如此庞大规模的搜查，恐怕对警方来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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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警方更大怀疑的，是这名作案人选择的地点：品川站西口，石榴坂。

石榴坂其实只是一条长度不足300米的坡道，从品川车站西口出来后，经过一片被酒店和购物中心包围的街道，向北一拐就进入了东京市内数一数二的高档住宅区 —— 白金台。这一地区里，除了附近酒店的旅客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外来流动人口。

而居住在这附近的居民，普遍家境较好，几乎不太会有人会食用从街上捡来的，来路不明的饮料和食品。如果作案者的目标仅仅是想要用这些毒可乐杀人的话，恐怕在上野、浅草这些流浪汉聚集的地区投放，会出现更高的成功率。

然而，这名作案人偏偏是舍弃了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地区，反而选择了人口素质相对较高的住宅区来放置这些含有氰化物的可乐。让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他有着报复社会的反社会心理，而且报复的目标是相对有钱的人；另一个原因，就可能是他恰好住在附近，甚至可以从自己的家中观察到他进行投毒的位置。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这都说明了进行投毒的人，不是冲动作案，更不是普普通通的暴力型犯罪，而是一名蓄谋了很久的高智商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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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品川区的警员们都绷紧了神经，在各个社区宣传不要误食来路不明的物品，并且有了类似情况迅速通知警察。在这个寒风凛冽的1月，每个晚上都有警员在品川站附近的街道上蹲守，等待着案犯的再次作案。

然而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案犯再也没出现过。就在警方认为这名罪犯已经放弃了作案时，新的案情却在几百公里外的大阪出现了。

1977年2月13日，情人节的前一天。这一天傍晚18点30分左右，一名货车司将车停在路边，在一家酒馆外的自动售货机上，买了一包香烟。在他弯腰拿起香烟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机器旁摆着一瓶没开封的可乐。

没有多想，他就将这瓶可乐装进了衣兜里，向停放在路边的货车走去。在这家酒馆旁边的电话亭里，他看到还有一瓶可乐放在电话旁，但是似乎已经打开了盖子。没有多想，他就开着货车上路了。

这名司机名叫森崎晃之，39岁，大阪人。他就职于大阪的一家面包工厂，负责每天采购原材料，并在当晚将生产出的面包送到物流公司。在物流中心里，他一边跟大家聊着天，一边拿出了口袋中的可乐，得意洋洋地跟大家说：

「今天真幸运，买包香烟还捡了瓶可乐！」

看到这瓶可乐，同事们纷纷劝他：「别喝啊，这里面可能有毒呢。」

森崎却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儿，我就喝一口。」说完，他就走到了门外，将可乐一饮而尽，把空瓶扔在了垃圾箱里。

然而回到屋里没多久，森崎就突然蹲下身子，对大家说：「不好，我肚子好疼啊。」因为先前大家都对东京发生的毒可乐事件有所耳闻，于是连忙凑过来，扶着他在长凳上躺下，并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在这段时间里，森崎不住地说着「我的手麻了，没有知觉了…」「头好疼，好像要裂开一样…」

10分钟后，急救车赶到了物流中心，用担架将森崎抬上了车。和森崎一起前往医院的，还有2名他的同事。急救车上的救护人员向这两名同事询问了详细的情况，判断森崎是急性中毒。于是到达医院后，急诊室立刻对他进行了输液。

在医院里，森崎对同来的2名同事说：「快，在那个酒馆旁的电话亭里，还有一瓶可乐…」

这两名同事迅速通知了在物流中心的其他同事，并且在医院里报了警。因为物流中心离那家酒馆很近，于是几名同事一同前往酒馆，想要找到森崎提到的那瓶可乐。果不其然，在电话亭里，他们真的发现了摆放在电话旁的可乐。

然而这瓶可乐，也是没有开封的。一名同事试着用手掰了一下瓶盖，却发现瓶盖轻松地打开了，而且也没有气体涌出。这一切都让在场的人们想起了东京发生的毒可乐事件，于是在警方到达现场后，他们便将这瓶可乐交给了警方，并说明了刚才尝试打开可乐瓶时的情况。

警察将这瓶可乐送往实验室化验，确实发现有氰化物。而森崎喝过的那瓶可乐，因为瓶子被扔在垃圾桶里，已经找不到了。

警方对酒馆的老板进行了问询，根据他的回忆，当天晚上18点整的时候，他刚刚对自动售货机进行了货物清点，当时并未发现可疑的可乐。也就是说，在18点至18点20分之间，这瓶可乐才出现在酒馆门外的地上。

警方赶到医院的时候，森崎的状况却出乎意料地好：他没有陷入昏迷，而且神志清楚。在警方对他进行简单问询后，由于森崎刚刚经历过抢救，于是便约定在他出院之后，警方再详细询问事情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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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977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

在东京车站东口外的八重洲地下商业街中，发生了又一起可疑事件。

在一条通往地面的楼梯上，一名路过的60岁公司社长，捡到了一个纸箱。纸箱用胶带封着口，外面套着三越百货的购物袋。这名社长便将这个纸箱连带购物袋，送到了八重洲派出所。

派出所里的警员当面打开了箱子，发现里面是40盒格力高生产的杏仁巧克力。因为当天是情人节，所以各处的商场都在进行巧克力的促销。警察认为这应该是被粗心的过路人忘记在楼梯上了，于是便留下了这个纸箱，放进了派出所的储藏室。

按照日本警方的遗失物处理原则，在发现了这样的食品遗失物后，警方会将其保管10天。10天后如果仍然没有失主来寻找的话，警方会将其返还给其制造商，并且按照零售价格拿回物品的退货款，等失主出现后将退货款还给失主。

如果在6个月后，失主仍未出现的话，那么这笔退款，将作为酬谢，全额送给捡到物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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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16日，大阪的森崎先生出院了。按照当时的约定，警方在2月17日的上午，来到了森崎的家中，准备进一步对他进行询问。

三名来自羽曳野警察署的警察，来到了森崎家的门外，按响了门铃。然而等待许久，并没有人来开门。警察们拧动了门把手，发现门并没有上锁，于是便一边呼喊着森崎的名字，一边走进了屋子。

森崎家的屋子是一幢二层小楼，一层是客厅、厨房和浴室，二层是三间卧室。在一层的客厅里，警察们没有找到森崎的身影，然而从门口摆放的皮鞋，以及桌上尚未凉下来的茶来看，森崎并没有离开家。

警察们走上二楼，这才发现森崎坐在二层的走廊里，身子歪靠在墙上，头上罩着一个塑料袋。警察们赶紧上前，摘掉了塑料袋，却发现森崎的脖子上紧紧地系着一条橡胶管，人已经停止了呼吸。尽管警方迅速通知了医院前来急救，但是依然回天乏术。

经过调查，森崎脖子上的橡胶管，是自己家中用来连接煤气管道和灶台的管子。在他的尸体上，警方没有找到搏斗的痕迹，也没有任何外伤；在橡胶管和塑料袋上，也只找到了森崎的指纹。种种迹象表明，森崎的死亡，很可能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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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森崎的死，警方还是发现了很多无法解释的情况：

1. 在东京爆发了毒可乐事件之后，森崎在公司里和同事们曾经关于这件事情聊过很久。对于这件事如此熟悉的人，是不太可能主动喝下来路不明的可乐的；

2. 森崎当天喝下可乐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人直接目击；而且在到达医院后，森崎也没有陷入昏迷，甚至是自己走进的急诊室；这点与桧垣明当时迅速陷入昏迷，在症状上有很大的区别；

3. 森崎在来到这家面包工厂工作之前，曾经在大阪的一家电镀工厂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氰化物；

4. 据附近的邻居提供情况，森崎家的气氛非常和睦；而且在事后，森崎的妻子也反复强调，自己的丈夫是不可能自杀的。

然而，警方通过继续深入调查，也没能获得更多与森崎的死相关的情报；同时，森崎是否真的喝下了含有氰化物的饮料，这点也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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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24日，东京。

转眼间，保存在东京车站八重洲派出所的那一箱巧克力，就到了10天的保存期限。在这一天，派出所联系了格力高工厂，说明了遗失物品的信息。于是当天下午，格力高东京分店的工作人员便来到了这个派出所，取走了这40盒杏仁巧克力。

（这种巧克力恐怕很多人都吃过吧？）

然而，格力高的工作人员将这些巧克力拿回工厂后，却发现每盒的透明塑料纸包装上，都有被人打开后重新粘回去的痕迹。而且，每一盒在封口处的生产批号都被人撕掉了。感觉到情况有些奇怪的格力高东京分店，便在第二天的2月25日，将这一批巧克力都送到了大阪格力高总部的分析实验室里，进行检验。

格力高一方最初的怀疑是，有人用格力高的包装里混入了其他牌子低成本的巧克力，想用退款的方式进行诈骗。然而，在分析了几粒巧克力后，他们发现成分与自己公司的产品没有区别。研究员们耐心细致地将所有40盒巧克力的每一粒都拿来化验，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在这40盒巧克力中，每一盒中都有一颗，混入了0.5克左右的氰化钠。由于巧克力本身具有一定的苦味，所以即便是混入了氰化钠，消费者可能也很难从味觉上分辨出来。

在这40盒巧克力中，有一盒的盒盖内侧，印着一行字：

「我要用天诛来消灭卑鄙又自大的日本人。」

字是用橡胶印章，一个字一个字用印泥印上的。

然而，与之前毒可乐事件一样，关于这批巧克力来源的调查，对警方来说也毫无头绪。八重洲派出所在东京站前贴出了告示，向过往的行人征求与这袋巧克力相关的目击线索。然而之后几天，根据行人们提供的消息，类似的口袋在2月10日左右便在八重洲的地下街里出现过，而且几乎每天都会换一个地方。

在这一点上，简直与毒可乐事件的情况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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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之后，1977年3月15日下午15点左右，横滨市鹤见区警察局接到了一起报案：一家电镀工厂的仓库中，有20克的氰化钠被盗。

警方赶到这家工厂，据工厂的负责人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天下午13点30分左右，一名穿着白大褂，戴着白手套的男人来到了这家工厂，并向工厂负责人出示了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写着：「横滨市公害对策局水质监测员 森一道」。他向负责人说，因为先前在东京各地发生了多起氰化物投毒案件，因此根据上级指示，需要对各家使用氰化物的工厂，进行氰化物保管情况的检查。

工厂负责人自然也知道东京那边的毒可乐案，于是对这个男人的说法深信不疑。他将这名男子带到了自己工厂的化学品保管库，并且出示了保管在保险箱中的氰化钠 —— 以片剂形式保管，每片1克。

按照这名男子的要求，工厂负责人便开始介绍自己工厂的危险品保管措施。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了负责人的办公室。因为要去接电话，于是负责人便请这名男子先稍坐休息，自己跑回了办公室。

接过电话后，负责人与对方说了几句话，发现是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对方声称自己打错了，道歉之后挂上了电话。但是当社长走出办公室，回到仓库的时候，却发现那名男子不见了。同时，摆放在桌上的氰化钠的盒子也不翼而飞。

感觉到奇怪的工厂负责人，迅速按照男子留下的名片，拨通了横滨市公害对策局的电话。然而，公害对策局那边却反映，根本没有一名叫做「森一道」的职员。

意识到出了问题的工厂负责人，之后就马上拨通了报警电话。但是由于该男子始终戴着白手套，在现场并未发现他的任何指纹。在他离去的时候，工厂的工人们也没有看到他离开的方向和交通手段。

就在2天后的3月17日晚上18点30分，一架从东京起飞，前往仙台的波音727航班遭到劫持。起飞之后仅仅过了几分钟，一名年轻男子用手枪顶住了一名空中小姐的脑袋，要求用机内无线电与机长进行通话。

男子向机长说明了自己在进行劫机，要求机长在东京和仙台之间往返飞行，直到燃料耗尽为止。因为该劫机男子并未进到驾驶室，于是机长通过无线电，秘密向地面塔台报告了自己的航班遭到了劫持，并且迅速返航回到了东京的羽田机场。

男子在发现飞机已经降落在羽田机场后，意识到劫机失败，于是慌忙跑进了头等舱后部的洗手间中，将自己锁在里面。19时15分，在得到「劫机人员已经逃进了洗手间」之后，机场特别行动组突入机舱，迅速疏散了机内180名乘客，并且包围了那间从里面上了锁的洗手间。

19时30分，机内人员用扳手从外面强制打开了洗手间的门，特别行动组组员们发现，这名男子已经瘫倒在洗手间内，胸口前有一些呕吐物的痕迹，当时已经死亡。男子的尸体被带到羽田机场附近的医院进行解剖，结果发现他的死因是吞服氰化钠导致的急性氰化物中毒。通过比对死者指纹，警方发现他是一名来自东京葛饰区的黑社会成员，26岁。

他携带的手枪，其实是一支仿真模型枪。所以在劫机失败后，他没有劫持人质与警方对峙，而是直接选择了自杀。然而，没有人知道他劫机的真正目的。

1977年3月19日夜间，警方对这名男子在横滨市的租住地进行了搜查，结果发现了一件白大褂，以及一个装有氰化钠片剂的盒子。警方叫来了之前发生了氰化钠失窃的工厂的负责人，经过他的证明，死者就是当天在工厂里偷走了氰化钠的男子。失窃的20粒氰化钠片剂，目前已经找到了16粒。除去男子死前吞服的一粒之外，仍有3粒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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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后警方的分析里，之后这名劫机犯尽管在窃取氰化钠的时候，展现了一丝智力型犯罪的端倪，然而这与先前几起氰化物投毒案的作案人风格完全不同 —— 那几起投毒案的作案人，从不亲自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更不会与任何人进行会招致怀疑的接触。

而在窃取氰化钠的这一案子中，罪犯采取的手段，事实上与1948年的「帝国银行事件」有几分相似，不排除是一种模仿犯罪。而在帝国银行事件中，罪犯恰好也是使用了盗窃得来的氰化物，对银行职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投毒。

由此，警方判断这名盗窃了氰化物并尝试劫机的男子，并不是先前多起投毒案的作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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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类似的投毒案，却再也没有在日本出现过。

1992年1月4日，可口可乐投毒杀人事件到达公诉时效。曾经令日本东京民众震惊的这起「疑似恐怖袭击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然而，因为这几起连续发生的投毒事件，也反映了当时所使用的「金属瓶盖饮料瓶」的一些弊端：用一些巧妙的方法，就可以几乎无损伤地打开瓶盖，并且原样盖回去。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出现，从1978年起，日本可口可乐公司开始大力推广易拉罐包装，逐步从零售渠道取代了原有的玻璃瓶包装。在一些灌装瓶流水线上，可口可乐开始用塑料螺旋瓶盖，来取代金属压制瓶盖。所有的这些举措，都是用一些「一旦打开便不能复原」的方式，来代替以往不安全的金属瓶盖。

而这也就是今天，大部分我们喝到的可口可乐，都采用了塑料瓶盖和易拉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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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变态真多」最近总有一些读者留下这样的信息。

然而我一直在说，尽管变态的出现是有概率的，但是哪个国家的人口基数越大，哪个国家的变态就越多，这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

毒可乐投毒案，无独有偶，在我国也发生过几次。而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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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3日，在湖南省衡阳县的界牌镇，发生了一起毒可乐杀人案。

作案人小雯（化名），12岁，是一名留守儿童。因为家中贫困，父亲外出打工，母亲离家出走。家中只有85岁的爷爷，74岁的奶奶，她自己和正在上小学的两名妹妹。

受害者是一对亲姐妹，13岁的小霞和7岁的小林。她们两个的父亲留在村中务农，为了方便姐妹两人上学，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镇上租住。

小雯和小霞是同班同学，因为同样家境贫寒，在班里受到了一定的孤立，而这也让这两个女孩成为了好朋友。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一同上学下学。

一天，下学路上小雯和小霞看到了一户院门，里面摆着一个儿童车。感到好奇的两个小姑娘便想进去看看，小雯一脚踢在门上，却将门轴踢坏了。房主出来查看究竟，于是小霞便告诉了屋主，是小雯踢坏了他家的门。

屋主见是两个小孩，也就没有追究她们的责任。然而在回家的路上，小雯和小霞就发生了口角，小雯责备她不应该出卖自己。小霞在回家后便向母亲倾诉了委屈。小霞的母亲当晚便来到了小雯的家中告状，甚至对小雯说以后不要再跟自己的孩子来往。

小雯之后趁奶奶不备，从家中偷走了5元钱，来到镇上的农资店，买了一包毒鼠强。

几周之后，在学校里打闹的时候，小雯推搡了小林一把，被小霞看到，于是小霞上来为妹妹打抱不平。当天放学后，小霞和小林的妈妈又来到了小雯的家中，还掐了小雯的耳朵。

第二天中午，小雯来到小卖部，买了一瓶可乐，之后来到学校的地下室，将整包毒鼠强倒进了可乐瓶中。在放学路上，小雯把放了毒鼠强的可乐递给小霞和小林。小霞一口气喝了半瓶，不到5分钟后便倒地抽搐，口吐白沫，当场身亡。妹妹喝了小半瓶，在姐姐倒地后没过几分钟，也开始手脚抽搐，陷入昏迷。在场的行人将姐妹两人送入医院，然而因为毒鼠强的剂量太大，妹妹也抢救无效身亡。

小雯在现场看到小霞躺倒在地，便赶快跑回了家。警察按照在场群众提供的线索，来到了小雯的家中，并将她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询问。在询问中，小雯非常不配合，经常对警察的问话无动于衷。当问及小霞和小林姐妹两人的死时，她先称两人是吃了垃圾箱里的食物才死的，之后又说是一个叔叔给了她们饮料，她自己没喝，而小霞和小林喝了，之后就死了。但是这些谎言在警察的眼中，显然是非常可笑的。

事后，出售毒鼠强的农资店店主被警方控制，进行了罚款后吊销了他的营业执照；小雯因未满14周岁，依据刑法，不承担刑事责任。小雯的监护人爷爷奶奶都因年事已高，依据刑法减轻相关处罚，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缓刑5年。而小霞和小林的父母，也对小雯家里提出了附带民事赔偿，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抚养金以及直接经济损失180万元，但小雯家中显然没有支付这笔赔偿金的经济能力。

根据这一事件，由GOLO（微博名： golo_高佬）创作了漫画《毒可乐杀人事件》，也可以在他的微博上找到。

一言不合就毒死小伙伴，12岁少女，这事儿不知道打的是谁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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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77年的这起日本毒可乐杀人事件，从起因到结束，都笼罩着一层难以捉摸的迷雾。事件先后导致了2名受害人直接死于被投毒的可乐，但在此之后，警方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以及厂家进行的包装更换，也许在客观上起到了阻止犯罪进一步扩张的作用。

尽管事件中存在着一些「集体有组织犯罪」的迹象，甚至出现了「反日本帝国主义、反社会」的倾向，但是随着1973-1974年，包括「日本赤军」、「联合赤军」、「反日武装战线」等等在内的极左翼组织，出现了大面积的瓦解、分化、解散、出逃国外之后，在日本进行恐怖活动的组织已经几乎销声匿迹。因此，警方并未将这起事件定性为大规模的反社会犯罪。

唯一一支坚持在日本各地进行恐怖袭击活动的极左翼组织，「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简称「中核派」），在事后也从未对此事件表示过负责。

而之后在日本各地，并未出现类似的投毒事件，也似乎说明了警方的判断是正确的。

直到18年后，东京地铁里再次出现了由奥姆真理教策划并实施的沙林毒气案，日本人才再一次面临了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

至此，警方终于意识到了他们被卷入的事件，可能是日本战后犯罪史上，能够与「下山事件」相提并论的一起极为复杂、极为神秘的案件。从试验性的「可口可乐投毒」，到威慑性的「格力高巧克力投毒」，再到如今咄咄逼人的「格力高社长绑架」、「格力高工厂纵火」，一条看不见、但是却可以清晰感觉到的伏线，在一步步将一个巨大的阴谋，渐渐拖出那深邃的海面。

4月12日，警方将这一系列案件，命名为「广域重要114号案件」。

迄今为止，那盘「五三年磁带」的全文，都尚未被日本政府披露。媒体公布出来的，仅仅有长度为1分05秒的一份剪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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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藤摸瓜，田崎警官将3月21日当天，与脱逃的江崎社长一起乘车返回社长家的三名警察叫到一起，要求他们尽力回忆那天在车上，江藤社长向他们所描述的绑匪的特征。

因为从那天之后，江藤胜久与警方的合作就不太顺利，而这一案件的展开又变得空前复杂，所以警方不得已，只好从最初的线索开始入手。

根据这三名警察的回忆，江藤社长对绑匪们的描述是这样的：

疑犯A，身高160-165左右，普通身材，年龄30岁后半，两眼之间距离较宽，鼻梁低矮。滋贺县口音。
疑犯B，身高170左右，身材偏瘦，年龄40岁上下，嗓音低沉，眼睛细长。关西口音。
疑犯C，身高165-170，普通身材，年龄20岁左右，脸色发红，长有青春痘。四国高知口音。

在绑架案中，疑犯C负责开车，而其余两名就是闯入江崎社长家的疑犯。三名疑犯在被绑架的社长面前，都不曾摘下过头上的打劫帽，所以一切外貌的描述，都仅限于疑犯们的眼部周围特征。三人彼此之间的称呼也都使用了代称，分工明确，所以警方推断他们三人要么是绑架惯犯，要么就是经过严格的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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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看到这里，很多读者已经在尝试梳理案件迄今为止的时间线和线索了。在这里，我给大家整理一下：

首先是时间线：

1977年1月，可口可乐投毒案发生。犯人身份、动机、作案过程不明。东京品川区警方收集到了大部分涉案物品。
1977年2月，氰化物被掺杂进了格力高杏仁巧克力中。整整一箱巧克力，每一小盒中都恰巧有一颗巧克力的夹心，被替换成了氰化物。
1978年8月，格力高的董事家中发现了来源不明的录音带。录音带中的男子透露出投毒、绑架公司搞成、放火等等作案手段，身份自称是「部落解放联盟」成员，而作案人被他称为「左翼过激派」。
1984年3月，格力高社长江藤胜久在家中遭到绑架，随后绑匪提出了极其夸张的赎金金额：10亿元现金和100公斤黄金。绑匪并未拿走赎金，但之后社长被绑匪放走。
1984年4月，疑犯再次要求赎金6000万。但是在准备赎金的过程中，江崎社长和警方的行动被疑犯发觉，于是交易被疑犯取消。
疑犯向媒体披露此事，并宣布将采取下一步行动。隔天格力高工厂遭到纵火。

在证据分析方面：

绑架江崎社长的犯人为三人组，两人负责绑架，一人负责驾车。其中至少两名为男性。绑匪对江崎胜久的家庭非常熟悉，知道家庭所有成员的行踪和作息。
绑匪给江崎社长提供的衣物，来自于二战前中国沈阳市的格力高青年学校。该学校的青年临时工们在战后遭到全部解雇。
对格力高工厂进行纵火的疑犯，完全熟悉该工厂的运作时间表，熟知如何混入车间。
在「五三年磁带」中出现的男子，与1984年4月给江崎社长家打去电话的人，是同一人物。
参加绑架的人中，并不包括录音带中出现的中年男子。

如何？是不是各位第一时间就会感觉到，这是一起「熟人作案」？

警方也是这么想的。在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警方立刻开始对那些从沈阳工厂中被辞退的格力高老员工们进行了筛查。然而在战后的混乱之中，当时的员工名簿已经与战后的户籍登记完全无法吻合，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

但是，犯罪者们的脚步，并未因为警方调查进度的缓慢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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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中午11点左右，一名在茨木市的淀川河边钓鱼的市民，发现了一个分外显眼的红色灯油桶。

灯油桶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小心盐酸 大阪市格力高 江崎胜久」

由于此前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地介绍过江崎胜久的绑架案，于是这名市民立即通知了警方。据他介绍，自己几乎每天都会来到同一地点钓鱼，而这个桶在前一天还未出现。警方对纸张进行了调查，发现与此前江崎社长收到的恐吓信相同，都来自同一台打字机。灯油桶为塑料制，产自富山县的一家塑胶制品厂，产品批次为1975年6月。

4月20日下午5点开始，江崎胜久社长家接到了总共三次恐吓电话，时间持续到当晚6点15分。出乎警方意料的是，江崎社长在接听电话前，关上了电话录音机。从留在社长家的来电跟踪装置上，警方发现了这一动向。于是田崎警官当晚8点赶到了江崎社长家，向他询问电话的具体内容。然而，社长以「今后不再与警方合作」的理由，拒绝向他提供任何与这三通电话相关的内容。一筹莫展的警方只好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对江崎胜久进行暗中监视，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在必要时刻可以紧急阻止他；第二，通过NTT电话局，对这三通电话进行反向跟踪。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三通电话都是从西宫火车站月台上的公用电话打来。当时的月台上并未配备摄像监控，而在月台上的旅客流量相当之高，所以警方无法获得可靠的目击情报。

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然而令警方感到手足无措的是，他们对于这些变化完全没有把握。

4月23日上午，新的挑战书被寄到了大阪市的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的分社，以及甲子园警察署。从信封的邮戳来看，寄信的时间为4月21日下午。信封上的署名为「愉快的人」。

在这封挑战书中，疑犯是这样写的：

「致 蠢货警察们
你们不要撒谎，因为撒谎是学坏的第一步
这封挑战书已经被寄给了甲子园警察署
所以警察们，你们只能应战啦
来哭着求我的话，我就给你们更多的提示
上次我们是从工厂的后门溜进去的
烧掉了一个大家伙哦
怪盗21面相 敬上」

这是因为这起事件，而名震日本全国的「怪盗21面相」，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这一「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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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盗21面相」的意思是「有着21张面孔的怪盗」。这个名字来自于江户川乱步的小说《少年侦探团》中，以犯罪和戏耍警方为乐的大反派「怪盗20面相」。

这部小说对《名侦探柯南》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少年侦探团 VS 名侦探柯南）

男主角之一：明智小五郎 —— 毛利小五郎

侦探团女性成员：花崎Mayumi —— 吉田Ayumi （步美）

侦探团体力担当：羽柴壮二 —— 小岛元太

怪盗：怪盗20面相 —— 怪盗基德

道具：七种秘密武器 —— 阿笠博士的发明

等等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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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从这名自称「怪盗21面相」的疑犯迄今为止的行动模式来看，他（们）也确实如同小说中的怪盗一样，乐于玩弄警方，并且非常善于在警方和被害人之间，制造起矛盾冲突，令警察和受害人彼此怀疑，无法合力对付他们。遇上这样的对手，无论对江崎胜久社长，还是大阪府、兵库县警方来说，都是头一次。

就在警方和几家大报纸收到这封挑战书的同时，住在丰中市的格力高集团常务监事，收到了另一封恐吓信。信中的内容是：

「命令格力高公司，在24日或者27日的晚上，派人到丰中市的 Downhill 餐厅来。准备6捆现金，每捆2000万日元，共计1亿2000万日元。不要连号新钞。来交钱的人必须自己开着丰田卡罗拉到指定地点，否则我们将进行下一步行动。

明晚19:30，我们会联系你。」

同样，这封信依旧出自那台打字机。纸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指纹。

这已经是疑犯们第二次勒索现金了。在上次的勒索中，因为警方行动的败露，导致疑犯们进行了报复行动，烧毁了格力高公司的试验室；而这一次，按照疑犯之前发来的挑战书的内容，他们会进行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报复。那么，警方能够借助这次机会，获得更多与疑犯相关的线索，甚至是抓获疑犯呢？

而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警察中是否存在「内鬼」？如果不存在，那么疑犯是如何预先得知警方行动的？

如果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内鬼」，又是谁呢？

我们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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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篇连载开始之前，先回答一下公众号读者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警察为什么不对江崎胜久社长严加审问，获得绑匪们的信息？」

这个原因很简单：作为案件的证人，江崎胜久有权利选择与警方合作或者不合作。而警方是无法强迫证人开口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江崎之所以选择与警方不合作，其一的理由是他与警方此前的合作并不顺利，这让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警察中存在着与绑匪合作通气的人；另一个理由，则是他很可能被绑匪用更加难以接受的条件相威胁，使他开始有意回避与警方的接触。

事实上，在事件的中后期，江崎胜久已经不与警方主动联系。很多关于案件的进展，是警方通过各种监视的手段，获得了一部分情报后，与江崎一家核实时才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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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24日晚间6点，在各家报社和甲子园警察署收到了署名为「怪盗21面相」的挑战信之后第二天，警方安排了一名警察，伪装成格力高公司的专职司机，开着犯人指定的白色卡罗拉轿车，来到了在恐吓信中约定好的地点：丰中市的 Downhill 餐厅。

当晚7点半，在此前收到了恐吓信的格力高常务监事的家中，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等候在监事家中的警方技术人员，立刻启动了录音机。在话筒中，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以时速85公里的速度，沿着名神高速行驶，开到吹田休息区。那里的香烟自动贩卖机上面，有我给你们的信件。」

女人的声音用不紧不慢的速度，将上面这段话重复了三遍。警方示意让接电话的监事试图插话，但是对方丝毫没有停下来。重复了三遍之后，电话被挂断。事后警方从录下来的电话内容分析，才发现对方播放的是录音带。

很显然，在对格力高实施了绑架和恐吓的这个团伙中，除了参与绑架的三名男性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成员。

警方在监事的家中，向丰中市的 Downhill 餐厅打去了电话，对早已等在那里的卡罗拉驾驶员传达了恐吓犯的要求。于是，白色的卡罗拉便按照指示，向着吹田休息区驶去。

到达了指定地点，便衣警察果然从香烟售卖机上，发现了另一封信。信上指示驾驶员前往JR的高槻车站，在站前找到门上标着「X」的公用电话亭，在电话亭里面的电话簿中，有下一步前往地点的提示。

于是驾驶员立即出发，驶下了名神高速公路，将车子停靠在高槻车站前。在车站的前面，并排摆放着七个公用电话亭。在门上标记着「X」的电话亭中，警方翻看了电话簿，但是却没能发现犯人留下的信件。

线索到此中断。

在现场调查的警察，立刻用公用电话通知了等候在监事家中的其他警察。警方对犯人的这一做法感到很奇怪，但是也只能就此作罢。而在此之后，直到4月底，犯人也没有向格力高的高层家中进行过任何的恐吓要挟。

在警方和江崎社长惴惴不安的心情下，格力高案件似乎就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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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24日，在兵库县内，还发生了另一起事件。

这一天傍晚，一名警官从警察署的武器库中，偷走了一支霰弹枪和15发子弹。他驾驶着警车，来到了兵库县神户市的一家银行，然后用偷来的枪支抢劫了这家银行。

尽管这起事件很快就被警方破获，涉案警察也在第二天就被逮捕归案，但「警察偷枪抢银行」这样的丑闻，还是很快传得满城风雨。巧合的是，兵库县警恰巧是大阪府警在「格力高案」中的合作方。格力高案深陷泥潭，又出了警察抢银行的丑闻，不得已之下，东京的警察厅开始命令兵库县警和大阪府警进行内部整风。

整风持续了大概两周时间。在警察系统内部的调查中，尽管警方没能如愿「揪出内鬼」，但是仍然有几十名与黑社会以及社会团体保持着暧昧关系的「坏警察」，被勒令停职或开除。不必说，「格力高案」的侦破工作，在这一段时间几乎完全停止。

5月10日，大阪的各家报社，收到了新的署名为「怪盗21面相」的警告信。

这份警告信的时间很有深意：这天恰恰是近畿地区警察系统宣布整风行动完毕的日子。是犯罪分子在有意配合警方吗？考虑到警察们这段时间都在忙着自保，所以他们也暂时停止了活动？

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从犯罪分子的角度来说，警方越是首尾难以相顾，他们可以做案的机会就越多。借着警方自顾不暇的时机，对格力高公司加紧敲诈，这也许才是最合理的做法。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戛然而止的针对格力高的敲诈，也许背后有着其他的隐情。

这个「隐情」，我放到最后再解释。我们接着来看5月10日这封警告信的内容：

「致 穷光蛋警察们
之前跟你们说过，撒谎是成为小偷的开始。没想到你们不光偷，还开始抢银行了啊。
因为格力高还在耍小聪明，跟警察们搞小动作
所以按照约定，我们将要对格力高的商品使用氰化钠，进行投毒。
今天开始，有2盒格力高的商品里，被放入了0.05克的毒物，放置在从名古屋到冈山之间的商店里。这个量死不了人，但是也得进医院抢救。吃了格力高，就得去医院。
10天之后，8盒放了0.1克氰化钠的格力高商品，会放在从东京到福冈之间的商店里。
再过10天，10盒放了0.2克氰化钠的格力高商品，会放在从北海道到冲绳之间的商店里。
吃了格力高，就送火葬场。
怪盗21面相」

逐渐增加投毒剂量，并且不断更换放置地点，这两个特征与之前我们提到的《可口可乐投毒杀人案》完全符合。

而犯人投毒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最初仅仅是本州岛关西地区的名古屋到冈山之间，之后扩大到了东京到福冈，几乎涵盖了日本一半的国土；到了最后，则是南至冲绳，北至北海道的日本全境。随着投毒剂量的不断增加，投毒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对警方的侦破和调查，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各家报社都在当晚的晚刊里，紧急刊登了「格力高系列产品出现投毒」的消息。而包括大荣、JASCO、伊藤洋华堂在内的各家大中型超市，都在当天下午得到消息后，紧急对格力高的产品进行了全线下架。

格力高投毒案，就此正式进入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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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迫于各界的压力，格力高的江崎胜久社长，在全国范围发行的5家报纸上，刊登了《谨告全国消费者》的声明。

「近来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伙以敲诈勒索本公司格力高为目标的人群。他们以捏造对本公司不利的谣言，想要破坏本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声誉。

我公司自成立以来，兢兢业业秉承着为日本各界民众长期提供美味、安全、营养的食品的宗旨，全身心投入在食品制造行业上。突然遭到这样的威胁，我们感到十分惶恐。

从今往后，格力高将继续将一心一意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发扬光大，将食品安全问题放在首位。在此我们呼吁广大消费者、零售企业不要轻信谣言，继续支持我公司的产品。

为了防止犯罪分子的恶意破坏，如果您在购买的格力高产品中发现了任何可疑问题，请拨打格里高公司的全国售后服务电话，我们会竭力为您提供服务。」

这出《声明》发表之后，未曾想却遭到了各地的消费者打来电话进行质问。而被质问到的问题中，日本民众最关心的有三个：

格力高是否参与了黑社会之间的纠纷，而导致了敌对组织的报复？
格力高的商品是否被投毒，究竟如何辨别？
格力高的江崎社长，是否在案情中对警方有所隐瞒？

于是在《声明》之后的第二天，5月14日中午，江崎胜久在位于大阪的格力高总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在场的记者进行了口头澄清。在记者会上，江崎胜久再次重申：「我在与警方的合作中，没有隐瞒任何的事情。」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自绑架案发生以来，格力高的江崎社长与警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在不断地恶化之中的。犯罪分子们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或者说，促成了这一点。他们将社长一家与警方的关系搞僵之后，却不急着对社长进行进一步的敲诈勒索，转而将目光移到了格力高的常务监事身上。

而这一步棋，也确实让警方措手不及：警方根据此前掌握的线索，已经几乎将犯罪者的形象，锁定在「对格力高和江崎社长非常熟悉，可能是社长身边的人」这一框架里。但是嫌犯们却转而去通过常务监事敲诈格力高公司，这使警方不得不将调查范围扩大了数倍，侦破进度大幅放缓。

江崎社长的这通声明和之后的记者会，不仅没有将这起即将发生的「投毒事件」掩盖住，反而大规模激起了老百姓们的恐慌。在这样恐慌的背景下，5月17日，大阪的报社们，又收到了新的挑战信。与之前的挑战信内容不同的是，这次要挟对象并不是格力高，而是大荣百货（Da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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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荣百货，在当时是日本第一大零售百货和超市连锁店，旗下店铺遍布日本各地。1990年代末期，因为泡沫经济的结束和亚洲金融风暴的来袭，让风光一时的大荣百货不得不大量关掉旗下的店铺，削减开支。最终，这个品牌被永旺集团（AEON）所收购，成为了永旺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在格力高商品出现「可能被投毒」的信息之后，大荣百货立即于当天将旗下超市中的所有格力高产品下架。然而，在5月17日新出现的挑战信中，似乎疑犯们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

「致 大荣社长
你们把格力高下架了，就以为没事儿了吗？
其实我们还没开始把那有毒的8盒商品放进去呢
结果现在到处都没有格力高卖了，我们很生气
所以我希望在你家的商场和超市里，能继续卖格力高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将原本要放在你家的8盒中的5盒
换到别的超市去。你去通知其他的超市，让他们小心。
怪盗21面相」

这样一来，上到商场、大超市，下到街头小店，一时间各家店主都谈格力高色变，很多店家都打出了「我家没有格力高，请顾客们放心」的告示。

不用说，格力高这下立即成为了各家零售店的众矢之的。很多零售店主纷纷提出退货，但是格力高方面的退货窗口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理由是「这些商品是在疑犯的投毒声明发表之前生产的，不存在被投毒的可能」。然而，消费者们可管不了那么多，在超市中只要是看到格力高的商标，家长们都把孩子拉得紧紧的，生怕沾染到了什么有毒物质。

在多方的压力之下，格力高只好宣布，自5月19日起，格力高的产品在全日本停止销售。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来自全国各地零售商的「取消订单通知」。

5月20日，一家位于大阪市的「长冈香料」，也受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件的内容很简单：

「准备交出3亿日元，我们就停止对格力高投毒的威胁。交易地点暂定茨木市的餐馆，详细信息我们会在10天之后打电话告知。记得通知格力高。

如果答应我们的要求，明天之前在公司门前并排停好三辆格力高的卡车。」

接到了长冈香料公司的报警，警方也非常意外。大阪署的田崎警官与两名下属在当天下午赶到了长冈香料。他们首先想要问清楚的是，对格力高公司的威胁，为何会通过「长冈香料」来进行？

在长冈香料社长的说明之下，田崎警官才明白过来。原来，长冈香料是一家专门经营食品添加剂、甜味剂等等的公司，尽管规模不大，但是从10年前起，就一直在为格力高进行供货。在之前警方对格力高公司的关系梳理中，警方已经对格力高集团下属的各家企业都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唯独还没有将侦察的对象，扩大到格力高的50多家供货商的范围之内。

警方没有将供货商列入调查范围，这个原因是出自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供货商们的经济命脉，就掌握在格力高的手中。如果格力高经营出现了问题，这些供货商也很可能跟着一起倒霉。所以警方最初便认为，这些供货商不会成为此案中的策划方，也不太可能牵扯到案件之中来。所以警方也并没有对这50余家的供货商，进行监视和保护。

而疑犯们此时选择了「长冈香料」进行敲诈信息的传递，很显然，他们对警方调查的进度掌握得相当清楚，深知警方的盲点究竟在哪里。

为了稳住疑犯，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破案时间和机会，警方说服了格力高公司，派出了三台卡车，在指定的时间之前将车子并排停放在长冈香料公司的门前。

5月23日，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2个月。之前我们就提到过，每年4月1日起，到4月30日为止的一个月，都是日本的上市公司需要公布年度报告的日子。由于受到了格力高案件的影响，格力高公司向大阪证券交易所提出，希望能够暂缓年报的公布。大阪证交所也同意为格力高延期2周时间公布。然而到了这一天，距离约定的年报公布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周多的时间，但格力高案件似乎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保持股票交易的公正性，大阪证交所对格力高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在5月23日之前格力高仍然不能公布1983年度报告的话，那么证交所将采取强制措施，对格力高进行停牌并调查。

本来因为社长被绑架、以及敲诈事件就闹得股东们人心惶惶的格力高，此时自然不能坐视自家股票被停牌 —— 一旦停牌，首先起来质疑公司经营的，肯定是那些大股东们。于是在5月23日当天，即将退休的格力高集团董事长，大久保武夫对集团上市公司的年报进行了发表，并且做出了说明：

「由于格力高产品目前在市场上停止销售，因此在今年1984年的年报中，将面临一定程度的销售下滑。即便事态可以在5月底前得到控制，产品恢复销售，公司经营利润也将面临50亿日元以上的损失。」

3亿元的敲诈，对50亿元的利润损失，似乎格力高的算盘打错了。然而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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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站在格力高的经营者的角度上，你会怎么选？

答应3亿元的敲诈的话，似乎就可以收场，将公司损失控制在50亿日元之内。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逻辑。然而，一个重要的情况是，格力高的经营者们，包括参与事件调查的警方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这些敲诈公司的人，究竟是什么人。那么如果格力高答应了这3亿元的敲诈，是否真的能够得到保证，今后不再出现被敲诈的事情呢？

答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疑犯们一直躲在重重的浓雾中，静悄悄地观察着格力高和警方的一举一动。在这样的情势下，格力高只要松口拿出3亿日元，那么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敲诈信？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会不会有人浑水摸鱼，冒充「怪盗21面相」，向格力高提出更多的勒索要求？

这是一个让人举棋不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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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因为在格力高的配合下，长冈香料许诺了提交3亿日元的敲诈金，于是疑犯们按照约定，在当天将第二封敲诈信寄到了长冈香料公司。

「3天后的6月2日，在晚上8点到8点半之间，将3亿日元纸币放在白色的卡罗拉里，停到摄津市的烤肉店「大同门」的停车场上。」

事后证明，这封信只送到了长冈香料公司，并没有发送给任何的媒体。

警方立即振奋了精神：这似乎又是一次接近疑犯们的机会。与此前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次疑犯没有命令格力高公司的人充当车辆的驾驶员，而只是命令他们将车子和现金准备好。专案组的警察们推断，这次犯人将铤而走险，亲自将车子开走。

这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抓捕时机。如果能够就此将疑犯逮捕归案，那么警方将一雪前耻，格力高方面也可以盼来事件的彻底解决。于是田崎警官再次出面，说服了格力高的江崎社长全面配合此次行动。由于疑犯在此前多次识破了由警察伪装的驾驶员，为了谨慎起见，田崎警官提出，此次交易将全部由格力高的职员负责出面。

6月2日晚间7点10分，在警方的暗中跟随下，格力高本社的总务部长带领着两名属下，开着载有三亿日元的白色卡罗拉上路了。7点57分，车子停靠在了「大同门」的停车场里。按照指示，总务部长将车钥匙带在身上，然后与属下们一起进入烤肉店。

犯人指定使用「白色卡罗拉」，这并不是因为我收了丰田的广告费。其原因在于，在80年代初期卡罗拉在日本的销售成绩极其优异，几乎成为了「国民车」。而在所有的车体颜色之中，只有白色的卡罗拉最受欢迎。因此疑犯们指定使用这一款车，同时将每次交易时间都安排在晚上，是为了在逃脱时给警方的跟踪造成困难。

（这真的是一款毫不出众的车子啊）

为了抓捕犯人，专案组秘密安排了30名警力，埋伏在停车场周围。在此次行动之前，专案组特意封锁了消息，没有对媒体披露任何的信息。为了杜绝任何从警方内部走漏的消息，安排的30名警力，也都是来自专案组内部，以及临时从东京抽调来的刑警。

8点45分，一名男子走进了烤肉店。他走到格力高职员们的桌前，对惶惶不安的总务部长拿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把车钥匙交给这个人。」文字全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

拿到了车钥匙之后，那名男子走出店外，启动了那辆白色卡罗拉，缓缓驶出了停车场。在他后面，3辆车子开始了不紧不慢的跟踪。警方在停车场周围留下了10人布控，继续对停车场进行观察。其余的警力开始实施分头跟踪。

车子驶出停车场后，开始以60公里的速度沿着河岸前进。但是仅仅开出了1公里不到，车子突然熄火了 —— 原来，警方为了抓捕疑犯，早已对车子做了手脚。他们计算过从格里高公司行驶到疑犯指定地点的油耗之后，仅在邮箱中留下了稍稍富裕的汽油，同时将仪表盘的燃油表改为永远指向满格的状态。

白色的卡罗拉因为缺乏燃料，就这样停在了摄津市的河边。驾驶汽车的男子尝试再启动汽车，但是车子纹丝不动。手忙脚乱的他，刚解下安全带准备逃走，却被一直暗中藏在汽车后座下的警官一跃而起，从背后牢牢锁住了脖子。

负责跟踪的各辆车子，此时也围了上来。警察们跳下车，掏出手枪逼向白色卡罗拉。在车中已经将那名男子制服的警官，用另一只手将车门锁打开，随后车外的警察们一拥而上，将其拖下了车，双手背后铐了起来。而这时，那名男子一直在喊着「不是我！不是我！」

在场的警察们哪管他那些狡辩，将他直接押上了车，之后就带到了最近的警察署，进行连夜突击审问。专案组的成员们松了一口气，因为只要有一名疑犯落网，破获整个组织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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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警察署的审讯室里，这名男子却让警察们大失所望。

据他自己的口供，他叫田中幸男，22岁，从自卫队退役之后，在大阪市的一家商事中上班。6月2日晚上7点半左右，他与女朋友一起在淀川的河边约会，将车子停在河岸边，两个人一边听着歌一边聊着天。8点15分，一支双筒霰弹枪的枪口，从打开的车窗伸了进来。

在自卫队经受过军事训练的田中，当时虽然被吓了一跳，却没有过多的慌张。他左手将枪管推高，右手扒开车门，直接从车中跳了出来。用枪威胁他的人还没来得及将枪管从车中抽出，他便一个箭步上前，对着那名男子的脸上猛击一拳。他刚想上前夺枪，结果脑后就挨了重重一击，立刻昏了过去。

几分钟后，他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女朋友已经被一名男子控制住，明晃晃的刀子横在她的脖子上。另一名男子用枪顶在他的胸口，对他说：

「乖乖听我们的话，否则让你们俩在这里一起上西天。」

田中没有办法，只好顺从地答应了他们的命令。于是，胁迫住他女朋友的那名男子，拖着他的女朋友走向了停在30米外的一辆车子。车上还有另外一名男子，负责开车。把他的女友塞进远处的那辆车后，两名男子回到了田中的车旁。持枪的人把枪口移开，示意田中站起来。之后他们两人一前一后，和田中一起坐进了车中。后排男子用枪点了点坐在驾驶位上的田中的后脑，对他说：

「别耍花招，不然你女朋友的命就没了。按照我的指示，开车吧。」

8点35分，田中按照那两人的指示，将车子开到了离「大同门」不远处的一个路口。持枪男子命令田中停车，然后拿出了一张纸，对田中说明了之后的行动：

「你走到那家店里，找到一个带着两名女孩一起吃饭的50岁左右男子，对他出示这张纸。他把钥匙交给你之后，就出门去找在停车场上的一辆白色卡罗拉。上车后，你要把车开到河岸对面的河堤上，熄火等我们去找你。今晚10点之前我们会带着你的女朋友在那里与你见面。」

说完之后，那名男子就命令田中下车，然后两个人开着车离开。

听完田中的供述，警察们大吃一惊，明白自己竟然再次中了疑犯们的圈套。负责审问田中的警察一看表，已经是晚上9点30分了。警察们急忙带着田中冲出门去，让他开着那辆刚刚被警察们加好油，开回了署里的白色卡罗拉，赶往约定好的接头地点。两辆警车一前一后地将田中的车夹在中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行驶着。

同时，为了防止紧急情况的出现，仍然有一名警察埋伏在卡罗拉的后座下。同时后备箱中的三亿日元，早已被警方拿了出来。

田中将车子按照疑犯们的指示，开到了指定的河堤上，熄火，静静地等待着接头人员的出现。而先行出发的警察，与之后赶来支援的警员们也在河岸周围静静地等待着。直到深夜12点，疑犯都没有出现。警方此时意识到，此次行动已经完全败露，疑犯们不可能再出现了。

而田中此时的情绪已经崩溃，因为疑犯们没有出现，按照约定的内容，女朋友可能已经被那些人灭口了。就在此时，在现场参加抓捕的警车上，无线电呼叫突然响了起来。

呼叫方是摄津市警察署。在无线电中，警方才得知田中的女朋友早已被疑犯释放，并且回到了家中。听到了这一消息，田中的情绪得到了平复，而警察们却落入了深深的失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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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田中的女友在当晚遭到劫持后，疑犯开着车，悄悄来到了「大同门」附近的河堤上。在那里，车子停了有30分钟左右，车上的男人一直死死地盯着大同门的停车场。在白色的卡罗拉开了出来之后，他等了一会儿，也发动了车子。

此时，恰巧是警车跟踪卡罗拉的时候。就在几分钟后，卡罗拉按照警方的计划，在路中间抛了锚，警察们将那辆车包围。而载着田中女友和疑犯的车子，就在不远处目睹了一切的经过。疑犯不动声色，将车子缓缓开过了那群围捕田中的警察身边。

这可能是警方与疑犯最接近的时刻，然而，却没有一名警察意识到这一点。

晚上9点半，就在警察们意识到中计了的时候，疑犯已经载着田中的女朋友开到了京都。他在国道边停下车，对田中的女朋友说：「下车后找个公用电话，对你朋友说，10点半在寝屋川车站前来接你。」之后，他就从身上拿出了2000日元，递给田中的女朋友，说是给她的出租车费。然后他让女孩捂住双眼下车，跟她说：「数到十之前，都不许睁眼。」

女孩下车后，车门在身后自动关上了。她按照指示捂住眼睛，数到三之后就偷偷睁开了眼睛，看到那辆车向着大阪方向掉头驶去。车辆是黑色的皇冠轿车，但是车牌却没能看清。而把她放下的地点，是京都和大阪之间的光善寺站。她在站前拦下了一辆出租车，迅速返回了寝屋川市。

警方根据这些信息，推断出那辆疑犯们使用的黑色皇冠车，很可能是一辆出租车 —— 因为出租车大多装备了车门的自动开闭装置，而且黑色皇冠在出租车中数量众多。然而，在最近的报警记录中，警方并没能发现任何的出租车失窃报警。

同时，根据田中和他女友的回忆，在这起挟持案件中，三人的特征与江崎社长绑架案中的绑匪信息高度相似。

第二天一早，根据群众报案，警方发现了在昨晚的案件中，被疑犯们开走的田中的车。车子被停放在寝屋川的一间神社前。车里有疑犯们遗留的一个刀鞘，以及用来遮盖面部的防寒帽一顶。根据材料分析，刀鞘产自岐阜县的关市，与水果刀一起配套出售。该款式的水果刀已经制作了5年，总共卖出20万把。防寒帽的材质来自大阪市的「小泉纺织」，总共制作了5000顶，全部在大阪市的超市中出售。

遗留物品对警方的调查可以说毫无帮助。而更令警方感到耻辱的是，在6月2日夜间的行动中，疑犯们显然对警方的手段早有准备，甚至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

同时，警方也从田中女友的口中，解开了一个困扰他们许久的问题：

「为什么疑犯们对警方的行动了解得一清二楚呢？」

这究竟是警方存在「内鬼」，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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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田中女友的回忆，当她被疑犯们劫持到车上之后，她时不时能够从车中的收音机中，听到一些对话。经过与警方记录的比对，警察们才发现，原来疑犯们的车上装备着监听装置，可以拦截警方的无线电对话。

在80年代，警方的无线电对话还是采取非加密的模拟信号方式。这样，只要是掌握了警方的通话频率，那么任何人在对电台稍加改装，增大功率后，都可以收听到警方的无线电联络。尽管这些改装方法需要一定的无线电知识，但是从疑犯们以往的高智商犯罪特征来看，他们之中有熟练掌握无线电改装技巧的人，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就这样，警方在策划抓捕过程中，通过无线电联络的每一句话，其实一直都在被疑犯们监听着。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疑犯们能够一次次地识破警方的计划，又一次次地从警方圈套中逃脱 —— 也许他们此时正在嘲笑，这群警察有多么无能。

在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疑犯们的挑衅、嘲笑之后，专案组的警察们意识到那些自认为的「隐秘行动」，已经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阪府警和兵库县警决心干脆彻底撕破脸面，进行地毯式大搜查。

从6月11日起，专案组牵头，对涉案可能性较高的寝屋川市、摄津市、高槻市等地区的总共80万户居民，进行挨门挨户地清扫搜查。搜查的内容包括了解居民家中每名成员在案发时间的行动、职业、爱好、与格力高是否存在联系等等。发动的警力达到了5万名之多。

而这样的搜查，是否能够为警方的侦察提供有效的线索呢？亦或是说，地毯式搜查是否可以让疑犯们知难而退，就此罢手呢？

我们下次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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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6月11日开始的地毯式搜查，果然给格力高案的调查，带来了新的变化。

第一件变化是，疑犯们再次改变了敲诈的对象。

6月22日，在地毯式搜查开始之后的第12天，「丸大食品」收到了一封署名为「怪盗21面相」的来信。因为此前格力高的事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所以感觉到事态严重的丸大食品，立刻通知了警察。

我国的消费者们可能对丸大食品不够熟悉。它是一家总部位于大阪高槻市的肉食品制造商，以生产火腿、香肠为主，在日本是与伊藤火腿、日本火腿等公司齐名的熟食大厂。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总部位于大阪高槻市，正是此前在格力高事件里多次提到的地方，同时也是大阪府警进行地毯式搜索的核心区域。

丸大食品收到的恐吓信，内容如下：

「如果不想与格力高同样下场的话，就准备5千万日元。不许通知警察。如果接受这个条件的话，在6月26日的每日新闻日刊和27日的产经新闻日刊上登出招募临时工的广告，然后在6月28日，把5千万日元放在高槻市的太田董事家中，等我们的联络。」

此事的高槻市，已经被警方重重布控，挨门挨户地进行搜查。所以在警方看到了这封信后，可以说是非常震惊的：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竟然疑犯们还在进行着敲诈的行为。这究竟是对警方的挑衅，还是疑犯们想要搅乱搜查的障眼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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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警方无线电被偷听的事情，也让警方颇为头痛。

以当时的条件，想要解决被盗听的问题，只有对无线电内容进行加密。然而，当时可以自动加密解密的无线电收发机尚未进入应用阶段，如果想要进行加密，警方只能使用人工加密的方式进行。这样以来，收到密文的警察们，只能手动解密后才能了解密文的实际内容。这对于需要快速反应、即时联系的警察们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做法。

为了回避无线电监听这一问题，当时的专案组只能在每次外出办案之前，对参与行动的警察说清行动目的和活动规范，在需要立即反应的情况下通过手势暗号进行。而这样，也就极大地限制了警方在现场时的反应能力。

直到80年代末期，日本警察才配备了可以自动进行加密解密的无线电收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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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大食品与格力高相比，在产品上有着致命的弱点。

之前说过，格力高是以制造点心为主的企业，因此它的产品基本上都有着12-18个月的保质期，同时作为原料的面粉、砂糖，大多数也是耐储存的材料。然而，丸大食品的原料主要是新鲜肉类，产品的保质期大部分不超过6个月。所以一旦都面临停工待产的情况，格力高相对来说可以比避免较大的损失，而丸大食品就会出现不得不销毁大量库存的局面。

考虑到自己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丸大食品决定答应疑犯们的要求。尽管警方希望阻止丸大食品进行妥协，但从警方的办案效率来看，显然并不能说服丸大食品。

而此时，在格力高那边也出现了变数。

6月25日，在大阪的几家大报上，格力高刊登出了占据半版的大幅广告，而内容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智子，谢谢你，格力高会加油的。」

广告的大意是：一名住在大阪，叫做智子的小学生给格力高写来了明信片，说自己特别爱吃格力高的点心，但是因为投毒威胁事件，买不到格力高的产品了，很难过。希望格力高能够赶快解决事件，让自己赶快吃上格力高的点心。而格力高就此感谢了智子。

但是，聪明的读者们有没有意识到，关于这出广告，有着各种令人怀疑的内容呢？

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1. 格力高自4月起收到恐吓信之后，就逐步减少了广告的投放。在此时时间尚未解决的阶段，并且工厂停工待产，突然在几家大媒体打出这个广告，显得相当不自然。

参照勒索疑犯们的一贯做法 —— 让被害企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表明合作意愿，这个广告，或许是疑犯们策划的也不一定。

2. 明信片的寄出者是「小学生智子」。根据笔迹鉴定，明信片的正面和背面内容，都是由同一人所写。然而，在明信片的正面上，这名「小学生」用汉字写下了相当复杂的格力高的地址和公司名称，在背面的内容里，从始至终却只出现了「人」一个汉字，其他的内容都使用了假名 —— 一般来说，这是还不会写汉字的小学生的写法。明信片正反面形成的矛盾感，让人不得不产生怀疑：

这封明信片，真的如格力高公司所言，是小学生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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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刊登出这个令人生疑的广告之后，案件继续在向着警方无法掌控的方向上发展着。

6月26日，在之前一天刊登出格力高半版广告的各家报纸媒体，都收到了署名为「怪盗21面相」的信件。信件的内容很长，但传达的信息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致 全国我的粉丝们
我们已经玩腻了。
格力高的社长已经向我们低下了头。
这男人既然已经低头了，那不如就放过他吧。
我们的一个同伴，家里有个4岁的孩子，每天都闹着要吃格力高，哭个不停
而且我们最近也吃不到格力高了
让小孩这样哭，我们也于心不忍
所以我们决定放过格力高
从今天起，在超市里卖格力高也没关系
我们把18个装有氰化物的格力高产品，都拿回来烧掉了。但是还有两盒
一盒在5月9日，被人从大荣超市的茨城店买走，另一盒在5月18日，被我们在原本没有放置的店里发现了。好奇怪呀。
日本也越来越热了，下次再作案的话，我们要选个好地方
比如欧洲，把有毒的东西放到伦敦、巴黎这些城市
这次我们把日本的警察也折腾得够呛
多看看《福尔摩斯》，也许脑子能变得更清楚吧
但估计也还是抓不到我们
趁着下次我们去欧洲投毒
也让你们有去欧洲玩玩的机会

怪盗21面相 敬上
明年（1985年）1月 我会回来的」

信件中清晰地传达了两个信息：1. 格力高已经选择了屈服；2. 疑犯们将停止对格力高的敲诈。

警方在看到这条信息后，迅速联系了格力高的江崎社长，但社长表示此事不希望警方继续插手，而且对自己是否选择了屈服于敲诈不置一词。

在这天之后，格力高的工厂全面复工，在各家超市里也第一时间将格力高产品重新上架。

同一天，丸大食品也做出了回应。他们在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上，登出了「招募临时工」的广告：

「丸大食品紧急招募产品促销临时工，时薪500日元，限35岁以下女性。」

不用说，这都是按照疑犯的恐吓信中所说内容而登出的。

随着格力高和丸大食品的屈服，也就宣布了警方在这起事件中的第一次全面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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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警方仍然保持着最后一丝希望。

那就是「丸大食品敲诈案」，与犯人的交易尚未完成。

为了能够一雪前耻，专案组的成员们，将筹码都放在了这笔交易上。

按照最初的指示，6月28日中午，丸大食品准备好了5000万日元的现金，装在警方放置了无线跟踪器的皮包里。晚上6点10分，专案组派出了4名警力埋伏在太田董事的家中，对电话进行了监听和录音。

当晚8点刚过，太田董事家中的电话响了起来。按照警方指示，太田董事拿起了电话，在接听的过程中尝试打断对方的话，来为警方定位提供更多的时间。然而，电话那一端放出的仍然是录音，声音为女性。据分析，这与之前在格力高案中出现的女性录音为同一人。

录音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高槻市西武商场的三井银行门前，公交车站的公告板背面」

将这句话重复2遍后，电话自动挂断。通话时间为10秒，而警方确定来电位置则需要13秒的时间。

穿着丸大食品的工作服，伪装成丸大食品工作人员的警察迅速赶往现场，在犯人指明的公告板背面，看到了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丸大食品亲启。打开来看，里面有一张由打字机打出来的指示：

「拿着钱，去高槻站坐20:19分或者20:35的开往京都方向的慢车。车票在信封里，按照指定的位置坐好。把左面的车窗打开，看到路边有白色的旗子，就将钱扔出窗外。」

按照疑犯们留下的车票，伪装成接头人员的警察带着包，坐上了20:35的列车。因为警方无线电受到疑犯监听的缘故，专案组们特意安排了7名警官暗中跟踪这名负责接头的警察。于是，在那节车厢中总共出现了8名警方人员。

当晚大阪京都地区下了夜雨。按照疑犯的指示，接头警察一路上一直开着车窗，这一举动显得非常不自然。然而，尽管这名警察自始至终紧张地盯着窗外，但是却没能看到疑犯提到的白色旗子。列车行驶到京都站后，接头警察只好拿着包走下了车。

此时，一名男子的行踪，引起了这名接头警察的注意。

这是一个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男子，体型中等，留着卷花头，眼睛细长，戴着无框眼镜，打扮是一幅上班族的样子。然而让这名负责接头的警察感觉到可疑的是，他从上车起就坐在这名警察的斜对面不远的地方，并且似乎在不断观察自己。

列车停到京都站后，没能成功接头的警察走下列车，拿着装有5000万日元的皮包，坐在了月台上的板凳上，等待返程列车的到来。而这名男子也走下了车，坐到了这名警察的身边。

此时，因为没有收到任务结束的命令，另外暗中跟踪的7名警察也在站台上徘徊着。他们同样注意到了这名可疑男子的举动，但是由于不能使用无线电联络，所以彼此之间并没有机会对自己的怀疑进行沟通。

当返回大阪方向的列车进站后，男子与这名警察都走进了空无一人的车里。拿着装有巨额现金的警察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而那名男子恰好坐在了他的正对面。在一个到处是空座的车厢里，这个举动相当奇怪。

考虑到自己带着一大笔钱，负责接头的警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几次小心地打量中，牢牢地记住了这名男子的长相。而跟踪着他们的7名警察，因为列车里乘客较少，为了防止可能在暗中观察的疑犯们察觉，只好分散在周围几个车厢中。

车辆在行驶到高槻站后，这名警察拿着包走下了车。在下车的过程中，据他自己回忆，始终在留意着那名可疑男子的一举一动。只见那名男子已经假意睡着，但是在警察拿着包离开座位走下了车的时候，他突然睁开了眼，几乎是追着这名警察，也跑下了车。

6月28日当天是周四。很多在大阪、京都上班的上班族，都会在这个时间点返回高槻市。尽管在高槻站每天上下的人数仅有10万人左右，但由于车站构造较小，早晚高峰时站台上的拥挤程度相当之高。负责接头的警察，和暗中跟随的其他7名警察好不容易在站台上碰了面。接头警察直接对其他同伴们说：

「赶快去跟踪那个男人！」

一瞬间，所有人都明白了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参加行动的所有人都意识到那个男人相当可疑。可惜苦于没有联络手段，他们直到下车后才有机会彼此通气。

7名警察中，有两名负责护送带有现金的警察返回丸大食品的太田董事家，其他5名警察立刻冲进了出站的人流中。

高槻市里有两条铁道线横贯而过。一条是东海道本线，另一条是阪急京都线。两条线路因为各自分属不同的铁道公司，所以车站并不在一起，而是一南一北，彼此间隔着大约400米的距离。在这400米的距离之间，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商店街。尽管5名警察拼命跟踪，但很可惜的是，由于天色已晚，以及人潮纷杂的缘故，那名男子还是很快消失在了车站外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回到了太田董事家中的警察们，将5000万日元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董事，简单说明当晚的情况之后，就带着在董事家中埋伏的警方技术人员们，撤回了专案组所在的大阪府警总部。

警方与疑犯的再一次交手，仍然以失败告终。

有趣的是，从一般的敲诈勒索案角度出发，疑犯们在没拿到敲诈的财物的情况下，往往会越来越急躁，最终露出马脚；而在这起案子里，变得越来越急躁的，反而是负责办案的警方 —— 与之相比，疑犯们的行动可谓是慎之又慎，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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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回大阪府警总部后，当晚参加了接头行动的8名警察，在专案组组长田崎的安排下，详细地对当晚的情况进行了复盘，并且回忆了那名可疑男子的长相。根据他们的回忆，警方绘制了一幅疑犯（之一）的画像：

这就是日本犯罪史上，可以与「三亿日元事件少年A」相提并论的著名疑犯画像：「狐狸眼男人」。

（尽管在现在看来，这幅画像很像金正日将军，但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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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当晚的接头失败后，丸大食品对警方空手而归的成果相当不满意。丸大食品的社长和董事们开会讨论后，决定仿效格力高的做法，瞒着警方向疑犯们交纳敲诈金。但是，在警方的坚持下，尤其是拿出了可能的犯人画像之后，丸大食品最终同意，再给警方半个月的时间处理此事。如果到7月15日犯人尚未归案的话，丸大食品决定自己出面了结。

丸大食品的这一做法，事实上与当时的案件进行状况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首先，按照疑犯们的行为模式，敲诈往往发生在最初，而且要求的金额相对较高。在最初的敲诈失败之后，按照格力高案的进行规律，疑犯们才会开始对商品进行投毒（况且迄今为止，没有疑犯们真正进行了投毒的证据）。由于尚未收到威胁投毒的信件，丸大食品一方面心存侥幸，另一方面也对进入夏季后，自己工厂的库存原料和产品生产产生了担心。所以综合了各方面条件的考虑后，丸大食品方面决定了最终妥协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也是警方最后的希望。

7月3日，丸大食品的藤田董事家中，再次收到了疑犯寄来的敲诈包裹。

包裹中是一盘磁带，录音的是与之前同样的女性。内容是「7月6日晚上8点，在贵公司小森董事的家中，准备好5000万日元。」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似乎疑犯们在乐此不疲地反复用同样的手段，在戏耍着专案组的警察们。这一切，似乎已经变成了彼此耐心的一场斗争 —— 谁先失去耐心，谁就会暴露出弱点。

警察们也熟知这一点。为了能够在每一次的接触中，都更多一些 —— 哪怕只是一点点 —— 掌握与疑犯相关的信息，他们不敢怠慢，仍然按照之前的模式，在约定的时间里，向小森董事的家中派去了警力，同时安排了30余名警力机动待命。

7月6日晚上8点3分，小森家的电话响起，小森董事本人接起了电话。现场负责监听的警察，此时却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因为这个打来电话的人，竟然是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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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变声技术里，尚未应用到数字科技，因此所有与电话变声相关的手段，都是最终将人声转化为「电子声」。相比起来，现代科技里已经可以将自己的语音模拟为他人的声音。

所以当警察们听到了一个稚嫩的小孩的声音，当时便震惊不已。

（音频在公众号里公布）

很明显，疑犯们在犯罪中已经开始利用儿童了。可以说这是在对警方进行着明目张胆的挑衅。

按照电话中的指示，警察化装成的丸大食品职员立即出发，从茨木市的电话亭中找到了一番们留下的，驾车前往下一地点的命令。「一切都像是在重演先前的失败一样」，驾驶着车辆赶往下一地点的年轻警察，在心中默默地想着。

从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9点40分，化装成丸大食品职员的警察，一直在大阪和京都之间的道路上东奔西走，被一处又一处的指令牵着鼻子，带着残存不多的希望扑向一个又一个地点。而负责配合的机动警力们，也不得不跟着这一条条虚无缥缈的线索，不远不近地跟在那辆用来接头的车子后面。

也许在此时暗中观察的疑犯们，看到警察们如此狼狈的情景，会开心地暗自发笑吧？

9点40分，接头的警察终于来到了疑犯所指定的最终场所：京都市伏见区的一处高速巴士的车站旁。按照指示，化装好的警察将装有大量现金的皮包放在了巴士站的垃圾桶旁，随后开车离开。负责监视的机动警力随即在周围300米的范围内迅速展开，各自监视着是否有人会接近这个皮包。

监视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的3点钟。不单没有可疑的人员出现，甚至连附近的路面上，都渐渐没有了车辆驶来。经过整夜令人疲惫的跟踪和监视，警察们充满失望地拿回了那个皮包，打道回府。

第二天清晨8点，丸大食品公司收到了一封信，署名为「格力高 江崎胜久」。信中只有一句话：

「你们这群傻瓜，做手脚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当日，丸大食品正式通知警方，在这起敲诈案中将拒绝警方的一切合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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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媒体走访中，记者们了解到，就在6月底和7月初的这段时间里，格力高和丸大食品都先后通过地下渠道，与疑犯们达成了协议。

格力高于6月26日至6月27日之间，向疑犯缴纳了6000万日元现金。

丸大食品在7月10日至7月12日之间，向疑犯缴纳了3500万日元现金。

然而在正式的记者见面会上，格力高和丸大食品都否认了与疑犯达成过交易，并且声明从未缴纳过任何的敲诈金。但是在那段时间之后，两家公司都开始兴高采烈地复工，这似乎说明了那一切在黑暗中发生过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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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月底，格力高和丸大食品的敲诈案已经渐渐淡出了媒体的视线。

媒体关注的变化总是很快的，一件事情的爆发，过了三天之后就会让媒体的读者们失去兴趣。人们都希望通过媒体来掌握最新的消息，让自己看起来活在时代的最前沿，但也有一些人，被永远留在了那个时代。

1984年7月13日，美国一名叫做 Terry Wallis 的20岁年轻人，在一起严重的车祸后陷入了深度昏迷状态 —— 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19年后的2003年，他奇迹般地从昏迷状态中苏醒，但以为自己仍然活在1984年，还是20岁。他在苏醒后用了3天时间，重新学会了说话。科学家们通过扫描他的大脑发现，原本在车祸后19年的时间里，失去了链接的神经元细胞们开始重新组织起链接，让他恢复了大部分的记忆。

而当年负责调查「格力高森永事件」的警察们，也在之后始终未能从这段阴影中走出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将这起事件，视为自己从警一生中的污点。即使在退休后，他们也没有停止对这件事的挖掘。

1984年7月23日，几家大型超市企业，统一收到了署名为「怪盗21面相」的来信。

信件的内容如下：

「各位老板们，你们好
想必各位都知道我们吧？
之前说过，我们饶过了格力高，之后准备去欧洲。
结果警察们不让我们省心，还是没去成。
既然走不了，那么我们就准备接着开工了。
正式开工之前，有件事要先对你们说明白：
最近出现了模仿我们作案的家伙，这让我们很生气。
从今天起，我们寄出的全部磁带中，都会加入江崎胜久社长的声音。
如果在磁带中没有胜久的声音，那么你们就可以认为是有人在冒充我们。
警察们尽管都是大傻瓜，
但是对付这些假货，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请你们记得报警。
如果警察抓不住他们，那么我们也会出手做掉他们。
可别给那些假货送钱啊。
21面相」

事实上，确实在这一时期里，各地都出现了一些自称为「怪盗21面相」的敲诈犯罪。他们进行敲诈的对象，大多数是各地的中小企业 —— 很显然，凭借这些「假货」的作案策划能力，对格力高和丸大食品这样的大型上市企业进行敲诈，恐怕在能力上是做不到的。而这些敲诈案，大多数也不了了之，很多在事后都被认为是恶作剧。

进入了炎热的八月，「怪盗21面相」似乎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从7月23日的最后一封信开始，整个八月中都没有来自他们的消息。

而真实的情况是，在本案的题目《格力高森永投毒案》中，一直没有被提到的「森永制果」，正在慢慢陷入一个阴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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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位于大阪市北区的「森永制果关西地区总部」，收到了长期沉寂的「怪盗21面相」的来信。来信的内容与此前他们在敲诈作案时的风格完全相同：

要求金额：1亿日元

接头时间：9月18日晚上8点

接头地点：大阪守口市的西餐厅「USA」

与这封恐吓信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块包装完好的「森永巧克力」。在送交警方检验之后，确认这块巧克力中含有致死剂量的氰化钠。

「怪盗21面相再现江湖！」这一标题立即在9月13日，占据了关西地区乃至全国的报纸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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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永制果是一家创办于1899年的食品企业。名字中的「制果」，在日文中是「点心制造」的意思，与水果并无关联。在森永集团里，「森永制果」与「森永牛奶」，是这个集团的两大支柱。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三田附近，1949年就成为了上市企业的森永制果，在日本的点心制造商里，与「明治」「格力高」并称为御三家。

怪盗21面相将目标从格力高转移到森永制果，这不禁让人怀疑：他们对点心制造业有仇吗？

而如果我们对森永制果进行一些深入的调查的话，不难发现，他们与江崎家一脉相承的格力高集团具有着相当多的相似点。

首先，两家企业的创业，都源自于制造牛奶糖，并且随后开拓了点心制造业。森永集团的创业者森永太一郎，与格力高集团的创业者江崎利一，都出生于日本九州的佐贺县，而且都出身贫寒。

其次，森永家族名下的两大企业「森永制果」和「森永牛奶」，与格力高的「江崎格力高」与「格力高营养食品」一样，都由家族中的儿孙们进行继承。江崎家与森永家一样，将家族企业的核心业务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并且希望子孙们能够齐心协力将业务做强做大。森永家的第二代继承人森永太平，将森永集团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刚太，让他担任董事长。而女婿松崎昭雄，则担任森永制果的总经理。

松崎昭雄的女儿松崎昭惠，在1987年嫁给了当时还是一名秘书的安倍晋三。

所以如果从政界关系来看的话，森永家明显对「政商合作」更加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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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疑犯们预先约定好的时间，9月18日当晚8点30分，森永制果关西本社的社长室，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中仍然是个孩子的声音：

「从西餐厅出发，沿着国道一号线向南开1500米。在守口市市民会馆门前，京阪大道2丁目的高架桥下，有一个空饮料罐。」

收到了信息的专案组，立刻派出侦察员前往目标地点。在高架桥下，警方果然发现了疑犯们留下的信息：

「去京阪铁道的守口车站，将装有现金的包放在车站外的8号储物箱中。」

在日本的火车站中，大部分都有被称为「Coin Locker」的储物箱。使用的人只要投入硬币，就可以将物品暂时存放在箱中。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所以在80-90年代时期，有很多犯罪都通过储物箱完成：贩毒、敲诈、盗窃等等。最严重的，可能就是「储物箱婴儿事件」了：由于社会风气下滑，很多年轻女性在意外怀孕后生下了婴儿，但为了摆脱养育责任，便将婴儿遗弃在储物箱中。这些婴儿往往是到了死后腐烂时才被人发觉。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进入90年代中期，日本所有的车站储物箱都规定「物品不可存放过夜」。每天夜里在列车停驶之后，车站的工作人员都会将所有未取走的箱中物品取出保管。在2000年之后，在车站的储物柜附近，增设了监控录像，以防备更多的犯罪行为出现。

然而，在格力高森永案的时期，这些措施都尚未施行。将装有1亿日元现金的手提包放入8号储物箱后，办案的警察们只好在附近布控，留下了几名眼线负责监视储物箱附近的动向。

然而，疑犯直到第二天也没有出现。

警方对疑犯的这一行为模式，尽管早已猜测到，但是为了不错放任何一个机会，同时也为了让受到敲诈的公司们安心，仍然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所有的跟踪、监控步骤。他们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坚持，最终总会通过手中积累的越来越多的线索，彻底破获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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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尽管在9月18日的接头中疑犯并没有出现，但警方却从疑犯遗留的物品中，发现了新的线索。

之前说过，在自称为「怪盗21面相」的疑犯进行的一切敲诈中，信件上的一切信息，都是通过打字机打出来的。这与我们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所看到的，疑犯们用「报纸上剪下来的字拼成书信」的做法不同，很显然，此案中的疑犯不屑于去模仿他人犯罪的手段。

而打字机所打出来的书信，存在着许多令人难以察觉的细节：所使用的色带或油墨，会根据制造厂商的不同，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打字机的活字，一旦进行更换后字型和油墨的附着位置也会出现区别；由不同的人打字，活字在纸面上的深浅程度也可能有分别。

在高架桥下拿到的那封疑犯的指示，在警方的再三比照之下，出现了新的疑点：

1. 新的信件中所使用的字体，与之前信件的字体有着细微的差别。

2. 疑犯们从未提到过使用储物箱 —— 因为储物箱的暴露可能性非常大；迄今为止，所有的现金交接方式，都是通过「看到标志后将现金袋扔到窗外」的形式进行的指示。

因此，警方断定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怪盗21面相」，而是看了报纸后进行模仿的「假冒21面相」。在9月23日，专案组在记者见面会上，向各媒体公布了这一分析成果，宣布在森永制果的这次敲诈案中，犯人并非「怪盗21面相」。

然而，这件事真的与怪盗21面相无关吗？真正的21面相，果然在7月底后就停止活动了吗？

我们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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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正在补《权力的游戏》第七季，然后我发现确实把东西攒在一起看很过瘾 —— 因为我实在不想把视频关上来写这个更新。然而没有办法的是，要么我接着看剧，要么我把晚上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全拿出来写更新。

尽管《格力高森永案》没有《权力的游戏》那么好看，不过出于良心，我还是选择来继续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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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老习惯，我们先来对之前剧情中大家的疑问，来进行一下回复：

1. 在丸大食品敲诈案的最后跟踪阶段，为什么警方没有直接抓人？

答案是两方面的。首先，根据当时参与这起案件的警察回忆，当时在行动中，所有负责监视的警官都被命令禁止使用无线电，因为这有可能暴露警察的行动计划 —— 尽管大部分专案组成员认为警方的活动早已暴露，但是为了残存的一点希望，他们也想尽力隐藏自己的跟踪方式和人员。这是为了在今后的跟踪抓捕中，警方的行动模式不至于被疑犯完全掌握所致。

其次，参与这次跟踪的警察，事实上来自于两个队伍：公安警察 和 刑事警察。在「格力高案件」的专案组成立之后，由于事态的发展逐渐扩大到更广阔的区域，甚至出现了「全国被投毒」的可能性，因此在疑犯们对格力高产品进行投毒威慑之后，公安警察便进驻了专案组，以「反社会型案件」为方向，主导了专案组的调查侦破工作。

公安警察是日本的警察组织中比较特殊的部门，以「维护社会安全」为目标，其主要犯罪防范对象是恐怖组织、极左翼暴力集团、右翼团体、日本共产党、学生运动、市民暴乱等等。在日本各个地区的警察分署中，都配备有公安警察部门。其预算经费与府警、县警不同，由国家直接拨款。同时，这些公安警察的行动，也由位于东京的警察厅直接指示进行。

而公安警察的调查方针，是通过跟踪、调查的方式，掌握犯罪团体的整体情况后，进行「一网打尽」式的抓捕 —— 这与刑警通过抓捕一名疑犯后，审讯获得犯罪组织情况的做法不同。所以在丸大食品敲诈案的接头当天，尽管负责跟踪接头的警察属于刑警部门，但在公安警察部门的要求之下，他们也不能轻举妄动。

2. 那名儿童的电话，是录音吗？

从当时接电话的情况来看，尽管被敲诈一方多次尝试打断对方说话，但是那名儿童的声音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是录音的可能性非常大。参与录音的这名儿童，在之后我们还会提到。

1984年9月23日，在记者见面会上，警方通过打字纸张上的一些细微区别，宣布「9月18日的森永制果敲诈案」，是一起模仿犯罪，案犯并未之前一直活跃的「怪盗21面相」。

公布出这样的结果，让当时关注事件的诸多媒体以及市民，都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反应。当时的报纸的新闻上出现的最初反应是，「怪盗21面相」也许就此洗手不干，而之后将会出现大量其他犯罪分子模仿的犯罪。然而，随后不久警方便收到了大量的抗议信件，表示模仿犯罪其实会让人们对社会环境产生更多的不安，警方应当加大力度打击模仿犯罪等等。

在社会舆论纷纷扬扬的时候，于1984年6月开始的「地毯式搜查」，也有了初步的结论：搜查一无所获。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当做定罪的证物出现，所以尽管警方强行罗列了若干「嫌疑犯」，但由于缺乏证据，警察们也只能将这些嫌疑人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加紧监视。

就在警方发布「模仿犯罪」的结论后的第二天，9月25日，东京和大阪的多家报社，收到了一封抗议书，署名为「怪盗21面相」。

在这封抗议书中，疑犯们对媒体公布了两个情况：

第一，对森永制果的敲诈，并不是模仿犯罪，而确实是自己所为。第二，在森永制果被敲诈之后，森永的董事长曾经致电格力高的商讨对策。而格力高方面除了劝森永制果缴纳敲诈金之外，也承认了自己总共向疑犯们支付了6亿日元。警方为了避免企业们被舆论影响，于是编造了事实，散播了「模仿犯罪」的假消息，这是愚弄老百姓的行为，所以要予以惩罚。

为了证明这封抗议信的真实性，疑犯们按照约定，附上了江崎被绑架时的磁带录音。当时被绑架的现场录音，只掌握在自称为「怪盗21面相」的疑犯们手中。因此信件的真实性得到了极大的证明。

而格力高是否真的向疑犯们支付了高达6亿日元的现金？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江崎胜久社长也没有进行确认或否认。然而，与当时的格力高可能面临的企业损失比起来，6亿日元确实可以算是个「打折价」了。

因为疑犯们在信件中提到了「对警方的行为予以惩罚」，因此一时间在大阪各地，警察署都增派了警力对各个警察系统中的官员进行了保护。这显然是警方受到了「格力高江崎社长绑架案」的威胁，所采取的既狼狈又可笑的措施：一个国家的警察系统，竟然被几名目的不明的敲诈犯戏耍了半年之久，甚至沦落到担心警察高官被绑架的程度。

然而让警察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尽管他们加强了警备措施，该到来的「惩罚」，还是来了。

10月7日中午11点45分，在事件最初被卷入的甲子园警察署门前的全家便利店（FamilyMart），店员们发现货架上的水果糖外面，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有毒 危险 吃了就死 怪盗21面相」

惊慌失措的店员马上跑到了隔壁的警察署报案。负责此案的专案组的成员们，怎么也想不到第一起投毒案，竟然出现在了警察署的隔壁。

到场警员们听取了店员们的情景回忆：

当天10:30分左右，为了迎接午餐时间的客流高峰，于是店员们对货架上的商品进行了上架补货，在这过程中负责糖果货架的店员回忆，还没有出现这盒被贴了纸的糖果。

时间接近11点后，店里的客流开始逐渐增多，出现了几名排队的顾客。在这期间店面里始终人来人往，但糖果货架就位于收款台正前方，没有店员注意到打扮、举止可疑的人物出现。所有的顾客都是附近的上班族的装扮。

糖果的外包装与货架上的产品完全一致，只是在背面贴着由打印机打出的一张纸，提示糖果已被投毒。这种糖果的盖子类似于老式的饼干桶，需要用东西撬开才能打开盖子。警方将这罐糖果带回署中化验，发现了0.18克的氰化物，超过了致死量。

当天下午，位于大阪箕面市、兵库川西市、大阪丰中市、京都右京区、大阪高槻市的六家超市，在货架上都发现了贴着「有毒危险」的森永制果产品，其中有「嗨啾水果糖」、「焦糖奶糖」、「巧克力球」等等不同的四种品类，发现的时间分布在下午14:20分到晚上19:10分。

由于各家店面整理货架的时间周期不同，警方无法准确估计这些产品被疑犯们摆在货架上的时间。但是从发现的时间分布来看，警方基本确定这是由疑犯组织内的多名成员，分时段分地点进行的投毒作案。在现场发现的总共7个糖果包装内，警方都检测出了达到致死量的氰化物。

10月8日，就在大阪府警方对疑犯突然进行的投毒行动头痛不止的时候，传来了更加可怕的消息。

当天中午12点30分，大阪警方接到了名古屋市警方的联络，在该市中村区接近名古屋车站附近的超市中，也发现了被投毒的森永制果产品，分别是巧克力和水果糖。当天晚上18:20分，大阪茨木市和名古屋发现了第二波投毒商品，当天被警方发现的毒物总共有4盒。

截止10月8日夜晚，警方最终拿到了总共11盒含有氰化物的森永制果产品。然而，接下来警方得到的消息，让专案组的所有成员都头皮发麻。

10月9日，在前两天发现了大量的被投毒商品之后，大阪府警方通过NHK大阪，向整个关西地区发送了「紧急警戒」的消息，请市民们在购买零食，尤其是森永制果的零食时，务必看清包装。一旦发现包装被打开或是贴有信息的糖果，请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而在这个紧急消息播出后不久，关西地区总共28家零售企业，一起收到了一封来自「怪盗21面相」的来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致 各位社长
大家想必都听说过我们的名字。
我们是真正的怪盗21面相，不相信的话可以听听随信附上的录音带，里面是格力高社长江崎胜久的声音。
森永制果的傻瓜们，不相信我们真的会投毒，于是把我们发去的信交给了警察。
所以我们就给他们寄去了有胜久声音的磁带，和氰化钠片剂，以及掺有氰化钠的巧克力。
我们准备惩罚森永制果。
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投放50个含有氰化钠的森永制果产品。
20个的外包装上贴着有毒的提示，但还有30个是没有提示的。
你们加油找吧。
等找到了这50个，我们会继续放100个。下次可能会在北海道和冲绳都出现哦。
在我们准许你们将森永的产品下架之前，谁也不许私自将森永的产品撤下货架。谁违反的我们命令，我们就在谁家的全部商品里下毒。

怪盗21面相」

从10月9日到10月22日为止，警方在大阪、兵库、名古屋甚至是东京，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被投毒的森永制果产品。除了在东京丰岛区池袋发现的两盒水果糖中，氰化物的含量为0.01-0.05克之外，其余全部产品的氰化物含量都达到了致死剂量。

其中，10月15日上午，NHK的大阪分部甚至收到了34克的氰化钠片剂。

到10月22日，警方最终拿到了总共18盒含有氰化物的森永制果产品。如果10月9日来自疑犯们的犯罪预告是正确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还有32盒含有氰化物的产品，警方并没有发现。

在这期间里，为了防止各地消费者误食含有氰化物的糖果，警方不顾森永制果的强烈反对，在全国范围内播送了「森永制果的产品有被投毒可能」的消息。受到这一信息的影响，各地的消费者都对森永制果的产品敬而远之。而关西西友、伊势丹百货、松坂屋、西武百货等等商场，也在先后接到了怪盗21面相的书面通知后，将森永制果的产品先后全部下架。

眼看市场急剧萎缩，森永制果在1984年10月底，大幅削减了电视和报纸广告的投放。在近畿和阪神地区，森永制果的广告完全停播。

在第一线与怪盗21面相交锋的专案组，在整个10月份可以说是灰头土脸。而在后方通过各种线索进行分析侦破的调查组，开始把眼光放在了此前与疑犯们通话时，录下的录音带上。

警方请来了四名日本国内的语言学家，对录音中人物的口音进行了分析。结果是有些出乎警方预料的。

此前犯人寄来的各种信件，在文体上都是用关西地区的口语写成。但是在录音带中出现过的女性和小孩的声音，根据发音规律来看，却都是接近东京地区的口音。而且根据语言学家的鉴定，所有录音中的人物在说话时，都保持着同样的步调和音调高低，所以很可能并非直接对着话筒在讲话，而是先行将电话内容录好音，再在电话中播放的录音带。

10月16日，警方在全国范围内播出了「停止食用森永制果产品」的通知后，森永制果将旗下5家工厂的产量削减了50%以上，并且将500多人的临时工全部辞退。

同一天，西友宣布在全国230家店铺里，全面下架森永制果产品。

为了维持市场，森永制果将工厂流水线上完工的商品，装入「工厂直营」的袋子中，以1000日元一袋的廉价，让员工们上街推销产品。尽管受到投毒事件的影响，但因为产品来自工厂直营，所以销售成绩还算不错。然而，销售获得的收入，也仅仅是森永制果用来挽回损失的权宜之计而已。

11月1日，投毒事件波及到了森永集团下的另一家大企业：森永乳业。

这天上午，森永乳业的副总经理家中受到了一封来自怪盗21面相的信件。信件的内容比以往各次的恐吓信都要露骨许多：

「致 社长
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我们要是动真格的话，何止公司会倒闭，你自己的小命也难保。
是愿意看着自己的公司倒闭，还是愿意给钱呢？
11月5日和6日，在每日新闻上刊登以下的消息：
我们是二郎，森永是妈妈，坏朋友是警察，给钱就是吃饭。
登出这个消息，然后准备好之前我们说过的2亿日元。

怪盗21面相」

这是疑犯们首次在恐吓信中，提出用杀人来威胁受害公司。

与此同时，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和朝日新闻的大阪分社，也收到了下面这封给警察的挑战书：

「警察厅的铃木先生（注：铃木贞敏，日本警察厅长官）
你看读卖周刊了吗？民主警察平白无故地欺负善良的市民，所以市民们才不会协助你们破案
没有市民们的协助，你们不可能抓住我们
你和兵库县警的刑警队长增田，两个人还好意思在电视上大言不惭地说一定会破案
告诉你们俩，都给我们小心点
在池袋和名古屋，都有我们的同伙
你身边带着警察的时候，我们不会找你麻烦
但是千万别落单哦
给他们3、4万日元，他们就会很开心地帮我们收拾你们的
干脆对我们投降吧，你们俩辞职算了
之前洛克希德事件的时候，你包庇那些和美国人搞在一起的人，不敢逮捕他们
你算什么东西？
森永如果愿意付钱的话，我们就不搞森永了。
不过要想让我们停止投毒，那就得你自己辞职。

怪盗21面相 敬上」

这封信被直接交给了媒体，不必说，内容自然在第二天见报了。

信中提到的「洛克希德事件」，是日本政坛的一大丑闻。为了能够让各位读者对该事件与「格力高森永事件」是否有关而进行判断，这里我简单介绍下。

洛克希德是一家创立于1913年的美国飞机制造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作为美军飞机的供应商之一，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战争结束之后，这家公司在大型客机的市场里，与波音、麦道成为了竞争对手。

洛克希德在70年代的主力产品被称为L1011，是一架宽体三引擎喷气式客机，可搭乘250名乘客，飞行距离为2300公里。很显然，这是一款面向多乘客、中短距离的航线设计的飞机。而不巧的是，作为洛克希德的竞争对手，麦道也在同一时期盯上了这个市场，并将自己面向这个市场推出的客机命名为DC-10。两家公司在公布完机型的设计方案后，便开始积极接触各大航空公司获取订单，希望能够将对手碾死在设计阶段。

L1011

DC-10

不幸的是，由于L1011和DC-10在设计理念上的相近，这两家公司都获得了一定的订单，并且支持他们将项目进行到底。洛克希德的L1011，在引擎上使用了罗尔斯罗伊斯的RB211引擎。但是不幸的是，1971年，罗尔斯罗伊斯宣布破产，由英国政府出资收归国有，维持了经营，准备将飞机发动机业务彻底停止。在洛克希德游说美国政府之后，由美国政府出面，以对英国政府进行资金援助的方式，保留了RB211引擎的生产。

另一方面，由于同时开发「银河」和 L1011 两款客机，洛克希德公司的负债赤字达到了1亿8800万美元。摆在洛克希德公司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坚持将L1011开发完毕后，完成所有已经收到的订单，他们才有希望抹掉经营赤字。

所以对洛克希德公司来说，L1011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970年，日本两大航空公司之一的日本航空（JAL），与麦道签署了10架DC-10的订货协议。为了能够一口气拿下整个市场，麦道也向日本的另一家航空公司全日空（ANA）发去了访美邀请。恰逢此时，全日空定下了1972年将公司机型大换血的计划，于是便组建了考察团赴美。然而，此时恰逢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油价的飞涨让全球的航空公司都面临了巨大的经营压力。全日空宣布新机型选型暂停，便将这一计划进行了延期。

1972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全日空的选型计划继续进行。然而，此时日本政府也提出需要将部分军用飞机进行换代，于是便一并将全日空的机型挑选并入了总采购计划之内。选型试飞的地点定在东京和大阪两地，作为民用飞机选型，由全日空、各机场派出了整备、航行、运营三支评测分队，对参加选型的飞机进行评测。

受到邀请的公司和机型为洛克希德的L1011，麦道的DC-10，和波音的747SR。

经过闭门投票之后，日本政府宣布民用飞机的选型确定为洛克希德L1011，同时在军用飞机方面，日本政府选择了洛克希德的P3C对潜警戒机。在这次打包采购中，洛克希德全面胜出。

然而，在1976年2月召开的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4年前的这起打包采购计划受到了议员们的怀疑。经过调查，委员会发现在1972年的采购协议签署之后，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的全日空公司、丸红商事和洛克希德日本分公司，支付了总共近30亿日元的资金。其支付名目为「采购咨询费」。

作为采购咨询费，30亿日元的数目实在过于巨大。于是在国会的监督之下，全日空、丸红商事和洛克希德日本分公司的高层都受到了传唤。传唤和问询的全过程都在日本全国进行了直播。

在传唤中，丸红商事方面经受不住压力，承认了曾在1972年的总采购订单签署之后，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支付了5亿日元现金，作为好处费。一时间舆论哗然。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这是在喝茅台酒）

1976年2月18日，日本最高检察院批准了对「洛克希德贿赂案」进行全面调查。美国政府从3月23日开始，向日本的检查机构全面公开了涉及此案的全部内容。

而这样以田中角荣为主要目标的调查，受到了田中角荣的拥护者们的反对。他们提出进行这样的调查，其目的是为了打压田中派，扶植其政敌三木武夫。田中角荣于1976年7月27日被正式以受贿罪名逮捕。而一个月之后，忠于田中角荣的日本自民党内各个派别宣布成立同盟，对时任首相三木武夫予以抵制。在此背景之下，三木武夫只得解散内阁进行重选，在新内阁中仅给亲田中派保留了1个位置。

（三木武夫，那个时代黑框眼镜很流行）

1976年12月，日本进行了众议院总选举。由于洛克希德事件的影响，自民党失去了8个议员席位。在在野党和党内亲田中派的内外夹攻下，三木武夫宣布辞职，而继任日本首相的就是亲田中派的首脑之一，福田纠夫（他的儿子福田康夫在2007年9月也当上了日本首相）。

（福田家的父子首相）

田中角荣在被捕后宣布退党，与日本自民党表面上割裂了关系。然而之后他在党内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被称为「黑衣宰相」。1983年10月，洛克希德案的一审判决为田中角荣入狱4年，罚款5亿日元。田中角荣宣布上诉。

1987年7月，洛克希德案二审维持原判。田中角荣依然申请了上诉。

1992年8月，田中角荣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推动者，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活动。

1993年12月，田中角荣在庆应大学医院去世。洛克希德案的上诉也到此为止。直到他死去，日本的政坛也始终在他一人的掌控之下，历届首相都出自他的派系。

洛克希德案讲起来容易，然而在调查事件过程的前后，发生了诸多怪事。

松井直，丸红商事的输送机械部副部长。1974年4月2日，在一次应酬后回家路上突然倒毙。他所在的部门，恰好是负责洛克希德L1011飞机进口的部门。

高松康雄，日经新闻的东京记者，最初在采访时发现了此案的蛛丝马迹。1976年2月14日，被发现暴毙于自己家中，时年40岁。

1976年3月23日，年轻演员前野光保驾驶小型飞机，以刺杀为目的，一头栽进了儿玉誉士夫的宅邸，当场死亡。儿玉誉士夫是日本的著名右翼，与政界的交集颇多。在洛克希德案中，他作为日方和美方的中间人，掌握了大量的情况。然而在检察院开始传唤之后，他以重病为名闭门不出。

刺杀他的前野光保，也隶属于日本的右翼团体，偶像是三岛由纪夫。他对儿玉誉士夫的刺杀，至今原因未明。

福田太郎，在洛克希德案中担任儿玉誉士夫的英文翻译，与儿玉誉士夫有着20年以上的交情。1976年5月底，在东京地方检察院的询问中，他承认了洛克希德公司曾经当着他的面，将17亿日元交给了儿玉誉士夫。1976年6月9日，他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

笠原正则，田中角荣的私人司机。1976年7月27日，田中角荣被正式逮捕后，警方提审了笠原正则。8月1日，他承认了从丸红商事的负责人手中，分四次为田中角荣领回了总共5亿日元现金。1976年8月2日，他被警方发现死于埼玉县的一处山林中，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警方将其死因确定为自杀。然而家属在清理遗体时，发现遗体的腿部有出血痕迹。

大庭哲夫，前日本航空常务董事。在任内虽然与麦道公司签署了DC-10的采购协议，但之后宣布解约撤回采购意向。在国会询问中，他承认曾经收到过儿玉誉士郎，以及政府某关键人物的压力。1979年3月17日，他在京都知恩院爬台阶时突然暴毙。

金隆史，洛克希德案负责一审的审判长，负责审理全日空的涉案情况。1981年2月5日下午7时，他被发现倒毙于东京地方法院的4层厕所里，死因为急性心肌梗塞。

平野刚之，东京地方检察院检察官。1976年2月24日，平野带领东京地方检察院与东京国税局总共300名官员前往儿玉誉士夫的家，进行强制搜查。3月13日，东京地方检察院以逃税罪名起诉了儿玉誉士夫。3月14日清晨，平野刚之突发脑溢血，死于地铁列车上。

儿玉誉士夫，可以说是洛克希德案中掌握了最多秘密的人。1983年10月，他以逃税罪名被判有罪。1984年1月17日，因脑血栓死于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随着儿玉誉士夫的死，洛克希德案成为了彻底的迷案。

这一天离「格力高森永案」的勃发 —— 江崎胜久社长遭绑架的日子，只隔了两个月。

让我们回到森永投毒案中来。

随着怪盗21面相向报社门公布了对警方的挑战书，好不容易沉静下去的「洛克希德案」，再次成为了民众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在这前后，等待上诉判决的田中角荣恰好在积极准备重新参选。1983年12月，田中角荣在自民党诸多派系的推举之下，获得了22万张选票，当选众议院议员。他野心勃勃地准备重登自民党党首的位置，再次问鼎日本首相，但是在1984年10月的选举中，党内「田中派」的会长，二阶堂进却站了出来。已经是自民党副总裁的二阶堂进，提出为了自民党的形象，坚决反对田中角荣再次入党，并且自己希望获得田中角荣的支持，成为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对他怒斥「兰花应该在幽谷中开放」，回绝了二阶堂的权力野心，而是支持了自己亲手培养的竹下登。竹下登之后背叛了田中角荣，对田中派进行了分裂，直接导致了田中角荣急火攻心，引发了脑梗塞。此时二阶堂进也回天无力，只能看着群龙无首的田中派议员们追随了竹下登。在原田中派的议员们的支持下，竹下登在1987年爬上了首相宝座。

而另一方，收到了言辞中充满了露骨的威胁的森永集团，在11月1日当天宣布，旗下所有工厂将把生产量减到10%，暂且维持工厂的运转。与格力高案时不同的是，此时遭到疑犯们威胁的，不仅仅是企业，甚至还有警察系统的高官。负责此案调查的专案组，此时再次收到了东京警察厅的直接指示，重新对大阪府和兵库县的辖区进行地毯式搜查。可以说，此时警方已经自顾不暇了。

11月6日，森永制果按照疑犯们的指示，在每日新闻早刊上，登出了疑犯们要求的内容：

「二郎收：坏朋友已经走了，马上回来吧，给你做热热的好吃的。妈妈，千代子。」

按照之前疑犯们提出的暗号：「我们是二郎，森永是妈妈，坏朋友是警察，给钱就是吃饭」，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致怪盗21面相，警察已经不会再插手这件事了，我们准备好钱了，来拿吧。」

至此，森永制果的敲诈可谓大获成功。怪盗21面相这一伙人的目的，似乎已经达成，只等着联络森永收钱即可。然而，他们会就此停止敲诈吗？

当然不会。

下一期我们开始：「好侍咖喱敲诈案」，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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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次连载中，怪盗21面相的作案目的，似乎与日本当时政界的丑闻开始扯上了关系。而这也可以从他们在敲诈案中，完全不着急收钱的作风发生联想：如果疑犯们的目的就是在日本社会制造恐怖气氛，或是通过玩弄警察系统，来揭露更多的政府黑幕，那么之前他们所做的一切也都讲得通。

可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各位读者想过没有：保持着如此规模的行动，并且似乎没有明面上的金钱收入，那么，这些疑犯们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期待你的推理。

————

大家好。

上一篇写完之后，很多读者已经开始进入思考和推理的过程了，而且大家的想象力非常棒。关于《格力高森永案》的结论，到连载的最后，我会尝试给各位呈现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比较宏大的答案。但是在最终章到来之前，还是请大家跟着案情的发展走下去。

还是先来回答各位的提问。在上一篇中，很多读者提到了「追查毒物来源」的问题，甚至提出了「巨量毒物应该有据可查」的理由。

在这里我给各位简单解释一下，为何警方从「毒物来源」上的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首先，怪盗21面相在投毒案中，根据警方所掌握的被投毒产品的分析，疑犯们始终使用的是「氰化钠」，而不是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听说的「氰化钾」。

氰化钠 和 氰化钾，其实都是剧毒的常见氰化物。然而，这两者在大众文化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

氰化钾（化学式 KCN）这个词，出现的场合往往是投毒案、暗杀、间谍自杀等等。在日语中，它的俗称是「青酸カリ」，在《名侦探柯南》中甚至都常常出现。然而，氰化钠（NaCN）的情况就不同了：它被视作一种非常常见的化工原料，在冶金、电镀中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 —— 而且用量也相当大。在日语中，它被称作「シアン化ナトリウム」或者「青酸ソーダ」。以常见的黄金冶炼来说，最普通的小厂所使用的配液池，大小也可以达到600立方米（2米深，15米X20米大小）。而在这样的配液池中，一次所需使用的氰化钠的用量会达到100公斤左右的水平。每周对配液池中的药剂大约进行3次补药的话，那么这样一间小工厂，每个月使用的氰化钠的剂量，就会达到1200公斤 —— 也就是 120万克。

作为参考，2015年天津塘沽新区的爆炸事件中，就曾经曝出过「700吨氰化钠露天存放」的新闻：

天津港爆炸后次生危害：数百吨露天存放氰化钠-搜狐新闻

而在《格力高森永案》中，疑犯们在食品中投放的剂量，一般不超过1克，每次投毒的盒数也不过几十盒。如果我们把疑犯们宣称投毒的产品数目全部加起来，在整个犯案过程中，他们使用的氰化钠的重量也不超过 1公斤 —— 只是一个黄金冶炼厂每天用量的 1/50。所以疑犯们所使用的氰化物的量，远远称不上「巨量毒物」。

其次，之前在《可口可乐杀人案》中，我也提到过氰化钠的保管问题。在日本的犯罪史上，使用氰化物进行投毒的案件并不算少数。在60-80年代，日本的经济快速时期里，由于家电、汽车、电子制品的需求快速上升，导致了金属、塑料加工行业的蓬勃发展。而随着加工行业的增长，这些工厂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各种化工原料 —— 氰化钠自然也在其中。另一方面，由于产业迅速发展，政府监督部门对于物料的管控无法做到严格监管，这样就导致了部分有毒有害物质的丢失、非法处理等等结果。其中一部分氰化钠，就恰好成为了那些投毒案中毒物的来源。

我们以氰化钠的管理为例：随着小家电行业的发展，塑料电镀越来越普遍。从松下、索尼这些大厂拿到了塑料电镀件的订单后，很多大工厂为了合理安排生产能力，都会将这些「大单」分拆承包给一些较小的工厂。然而，小工厂平时库存中所准备的物料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于是在拿到了分包订单后，他们往往也会通过总包方采购一批化工原料，或者通过自己的关系从熟悉的同业工厂里借一些来使用。而这样的行为，因为违反《剧毒物质管理方法》，往往是不登记在册的，而是在之后找机会把这部分化工原料「补回去」。

在我国，这种私自借用、售卖氰化钠的情况，由于电镀小作坊的存在非常普遍，也时有发生：

电镀师傅私买17公斤剧毒氰化钠·台州日报

但是，随着小企业的大量设立和倒闭，这一行业的流动性非常强。一家企业突然关门之后，它向外借出的物料，以及从外面借回来或是私自购买的物料，由于并无详细登记的缘故，经常无从查起。即便此时警方介入了毒物来源的调查，由于缺乏明确的物料登记，警方也无法对这些化工原料的下落掌握充足的信息。这也就给想要搞到剧毒物质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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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月7日，森永制果登出了「同意支付2亿日元」的广告之后第二天，发生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森永制果在这一天公布了1984年度的半年公司报告。在这份半年报中，森永承认由于受到「森永投毒案」的影响，销售方面全年预计会损失46亿日元。同时，由于辞退了多达450名的临时工，以及旗下5家工厂都将生产量压缩到了最小的缘故，全年森永制果的损失额度，将会达到200亿日元的水平。

这一消息对于日本的食品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杀鸡儆猴」的结果。尽管森永制果采取了裁员减产的手段，但是它仍然要为正式员工支付工资，并且赔偿那些因投毒影响而取消了的订单，所以其实随着停工减产的时间逐渐拉长，森永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止于200亿日元。作为日本甜品点心行业排名第三的企业，遭遇到了如此突然的变故却束手无策，这一切都被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看在眼里，担心着同样的事情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而惶惶不可终日。

第二件事，则是又有一家企业，成为了「怪盗21面相」的敲诈目标。这家企业大家想必也听说过，就是「好侍食品」。

好侍食品，创业于1913年11月11日，从最初开始，就是一家以出售咖喱粉为主业的公司。在日本乃至东亚地区来说，谈到「咖喱饭」，基本上大家的印象都是这个：

作为好侍食品最长盛不衰的产品，「百梦多咖喱」自从1963年上市以来，就长期霸占着家庭用咖喱的市场头牌位置。在2016年的市场调查中，好侍咖喱具有的市场份额为63%，第二名的S&B为28%，第三名格力高为8%，其余的23家公司仅占全市场的1%。可以说，「好侍」已经成为了咖喱的代名词。

顺便提一句，咖喱市场里排名第二的S&B，是一家以香辛料调味料而出名的公司。他家的胡椒粉、辣椒粉，在日本市场里占据了42%的地位。大家常见的「牙膏管绿芥末」，就是他家发明的。

是不是有了一种「怪盗21面相把超市里的日本食品搞了个遍」的感觉？

确实如此，在格力高、森永这样占据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品牌被威胁投毒之后，好侍食品沦为了下一个受害者，让日本民众越来越担心自己的食品安全问题。可以说，怪盗21面相对于「如何展现自己的威慑力」方面，非常有想法。

11月7日清早，好侍食品的总务部长和田博，在自家的邮箱中发现了一个小邮包，里面装着一盘磁带、两封信件和一个用胶带包裹着的盒子。磁带仍然是格力高社长江崎胜久被绑架时的录音，按照疑犯们之前的声明，这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怪盗21面相。两封信件，一封写着「浦上社长亲启」，而另一封写着「和田亲启」。和田按照信封内容，打开了给自己的信件，里面的内容是：

「和田 收
把另一封信交给你们社长。
如果报警的话，我们就放火烧了你家。
不许用电话，因为警察会窃听
也不许寄给他们，把信直接交给浦上或者大塚。
怪盗21面相」

信里面提到的「浦上」，其实是好侍食品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浦上郁夫」。而大塚则指的是大塚邦彦，好侍食品的副总经理。

拆开胶带包裹的小盒子，里面是一盒好侍咖喱，以及一个药片。和田马上把这些东西收拾好，来到了公司后向社长浦上郁夫汇报情况。

浦上郁夫是好侍食品的创业者浦上靖介的二儿子，出生于1937年。比他年长8岁的哥哥在1945年死于美军的空袭。1960年，刚刚23岁的他从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父亲创建的好侍食品，一年之后就被任命为公司的副社长。正是这一时期，他想到了小时候经常被家中的咖喱饭辣得吃不下饭的情景，想要发明一种「味道不辣」的咖喱。而这，也即是「百梦多咖喱」的诞生故事。借着百梦多咖喱的火爆畅销，好侍食品的业务得到腾飞般地发展，一跃成为了日本食品制造商中一家举足轻重的企业。不仅仅是日本，好侍食品在60-80年代的时间里，将业务扩展到了日本全国，美国加州、泰国、越南、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地。涉及行业也从最初单纯的咖喱加工制造，向调味品制造、物流、快餐、饮料和食品安全分析等等行业进军。

「Coco一番屋」这家快餐咖喱饭连锁店，从1974年创业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由好侍食品特供的咖喱酱，在2015年干脆被好侍食品集团买下，成为了其旗下的子公司中的一员。

在接到了总务部长和田的紧急报告之后，浦上郁夫将药片和那盒咖喱都送去了公司的实验室进行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药片是10g的氰化钠，而咖喱中也混入了总共2g的氰化钠，达到了致死含量。

在那封写着「浦上社长亲启」的信件中，怪盗21面相的口气相当不客气：

「浦上 收

那盘磁带，是用来证明我们的真实身份的。

你可以把这封信交给警方处理，结果肯定和格力高、森永是一样的下场。再过半年，森永就得倒闭。格力高最开始不愿意乖乖交出6000万，结果最后拿了6亿才了结。森永那边我们要了2亿，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听话的话，那么就会涨价到4亿。

给你开出的最初条件是1亿，这是很良心的价格了。不要跟警方或者媒体说，私下交易。我们比警察的保密做得更好，所以你不用担心事情会被别人知道。

跟你公司的会计岸本说，通过工厂的渠道去凑钱。不要在东京或大阪提款，因为这样的数目肯定会被警察监视，或者窃听你公司的电话。不管这件事是怎么走漏的风声，但一旦我们知道警察介入了此事，那么我们就会让你的公司和森永同样下场。在超市里把你家商品里混入剧毒，让你的公司破产，这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手里有步枪、手枪、炸弹、毒药等等，可是警察手里只有手枪。谁强谁弱，你自己心里清楚。1亿日元全部要现金，一律用不连号的旧钞，每500万捆成一捆，每10捆装进一个白色塑料袋里，一共两袋。

11月14日晚上19：30，将这两个袋子装在白色的商务车里，你一个人把车开到京都市伏见区的下鸟羽，国道一号线路旁的饭馆门口。

饭馆的名字叫　佐藤伏见店，电话是 075-622-5977。

让两个总务部的职员等在那家饭馆。你来了以后下车，让那两个人上车，准备好长冈京、高槻、茨木、摄津、丰中、宝塚、守口、平冈、尼崎这些地方的地图。晚上8点，我会给你们公司在江坂的办公室打电话，让总务部的和田在那里等着。我们会告诉他具体的接头地点。

如果和田那天晚上没在江坂，或是因为你们报告了警察，让我们接头失败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11月9日晚上8点，我们会打电话给你们的北大阪办公室，如果你们同意交钱的话，就打开电视播放NHK的整点新闻。

如果敢报警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让好侍食品倒闭，杀掉浦上董事长、大塚副总经理、和田总务部长，然后把每盒在超市的好侍咖喱里，都混进1g的剧毒。说到做到。

如果觉得我们在骗你的话，去买点儿硝酸银，把那盒送去的咖喱溶解后滴进去看看，会变成白色。

怪盗21面相」

硝酸银和氰化钠在碱性环境里会生成白色的氰化银（AgCN），这是电镀银时经常会用到的反应。事后在警方分析此案时，基本确定了疑犯中有从事电镀行业经验的人。然而，如果不是在碱性环境里进行这一反应，会生成具有剧毒的氢氰酸（HCN）。所以从疑犯们忽视了这一点出发，警方认定他们应该不具有较高的化学知识。

好侍食品的浦上社长没有犹豫，立即将此事通知了警方。尽管疑犯们在信件中多次警告他不要报警，参照之前报警了的企业们的下场也相当之惨，但他仍然没有选择顺从疑犯们的命令。他的这一决定，给他和好侍食品在不久之后，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结果 —— 浦上郁夫的死，成为了这起事件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在11月7日发生的第三件事，是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

这天中午1点左右，一辆从名古屋出发，向京都运送现金的运钞车，停在了滋贺县大津的高速公路休息区里。司机去上洗手间，而副驾驶上的押运员将车锁好后，走到自动售货机前去买咖啡。此时，一名穿着西装的男性从押运员视线的死角里，悄悄接近了运钞车的车厢。

大津休息区离京都只有2公里，又处在日本最繁忙的名神高速的中段，车来车往。这名男子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缓缓走到了运钞车的旁边，开始透过车窗玻璃，窥探车内情形的时候，他引起了一名刑警的注意。这名刑警是办案偶然路过大津休息区，他之前曾经参加过京阪地区的地毯式大搜查，也收到过来自格力高森永案专案组发来的协查信息通报。在他的回忆里，那名窥探运钞车的男子，就是6月28日，警方曾经目击并且跟踪过的「长着狐狸眼男人」。

这名刑警立刻警觉了起来。尽管「长着细长、眼角上翘的眼睛」的人并不少，但是这名体态、身高、发型等等都与警方资料中相似的男性的出现，让他认为这绝不是偶然。于是，他走向了那名男子，手伸到怀里，准备拿出警察证亮出后进行抓捕。就在此时，那名可疑男子从车侧面的反光镜中，看到了接近他的刑警，于是急匆匆地从运钞车边离开，开始快步走向小车停车场。刑警见状不妙，于是也追了上了，亮出了握在手中的警察手册，大喊道：「警察！站住！」

那名男子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一辆白色轿车旁，启动了引擎后迅速驶出了高速公路休息区。刑警见状也跑回了自己的车旁，开上车跟了上去。然而，从大津休息区驶出之后，那名男子驾车一个急转弯，就从休息区外的一个出口拐下了高速。而跟踪的刑警却没能及时拐出来，只好眼睁睁看着那名男子的车越开越远。

好侍食品在报案后，为了防止消息的走漏，要求警方做出承诺，确保好侍食品及其员工们的安全。在11月9日，他们按照警方的指示，在接到疑犯们打来的电话后，同意了交出1亿日元的要求。

在格力高、丸大、森永三家公司的敲诈案中都遭遇了失败的警方，此时将专案组的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因为怀疑地方警察可能与犯罪集团勾结，或者有警察人员走漏调查情况，于是在警察厅的指示下，本案的各行动组负责人员一律换成了来自东京的公安警察。原本办案人员由大阪府、兵库县的刑事警察构成，但随着犯案区域的扩大，警力的动员区域扩大到了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滋贺县、岐阜县、三重县、爱知县总共两府五县的范围之内，可以说几乎覆盖了整个关西近畿地区。

然而，这样的构成也给专案组埋下了几个明显的弊端：由于东京来的公安警察素来与地方警察接触较少，同时职位较高的缘故，使得专案组上层与下层逐渐出现了对立；因为办案信息需要保密的缘故，涉案各县的警力对案件的侦破发展并不完全同步。而这些弊端，也在不久之后导致了专案组痛失侦破此案的最佳机会。

另外，警方研究发现此案的疑犯们非常喜欢利用媒体，来宣传自己的犯案情况。为了在媒体上尽量淡化此案，为警方争取更多的主动侦破机会，保护警方的侦破进度信息安全，专案组命令大阪府警的刑事部长铃木邦芳出面，与各大报纸杂志建立了「报道协定」。

协定规定，从11月12日开始的一个月内，在警方主动公开信息之前，任何媒体不得将自己得到的信息进行公布刊登；同时，当疑犯们将信件寄到各家媒体时，警方要求他们不要公开，而是将这些信件交给警方处理。尽管这一协定与日本的「新闻报道一切自由」的媒体宗旨相违背，但在警方的恳求之下，考虑到社会上目前信息混乱的局面，各家媒体还是同意了警方提出的这一「报道协定」。

第二天的11月13日，各家报社收到了怪盗21面相的新的挑战书：

「全国的推理迷们 大家好

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警察还是没有抓到我们
警方的地毯式搜查，真的让人笑掉大牙啊
前几天，我们的一名成员家里，来了一名警察。在详细地问过了家里人的姓名，车子的牌照号和颜色之后，警察就这样走了，丝毫没有怀疑他。
这警察感觉就像是送外卖的一样啊。

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成果。

7月的时候，高槻市的那家企业（指格力高，作者注）乖乖交钱了。他们在6月底登出来的广告，大家都看到了吧？

9月的那家公司（指森永制果，作者注），最开始不愿意给钱，于是我们想了三种方法来对付他们：

第一种，西部剧的风格
从店外向里面乱枪扫射，等大家都吓跑了就进去把钱拿走。不过这样的话，钱虽然能到手，警察们估计会羞愧得自杀吧？

第二种，黑手党的风格
在放钱的地方附近，找个女人来，让她发出惨叫。等警察们都去救她的时候，我们找机会把钱偷走。这样也能拿到钱，但是警察的面子就丢尽了。

第三种，怪盗21面相的风格
约好了时间，让警察拿着钱在指定的地点等着。过了两个小时，警察以为我们不会来了的时候，却发现装钱的箱子已经被掏空，从地面的洞里把钱偷走了。这样看起来挺好玩的，但是因为警察准备的都是假钞，所以我们把假钞又放回去了。

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是警察？是黑社会？是总会屋？是新闻记者？是暴走族？是铁道工人？是无线电爱好者？是快递员？是电镀工人？还是以犯罪为乐的人呢？
怪盗21面相」

在这封信的末尾，所举出的例子，其实都是警方迄今为止怀疑过的疑犯们的身份。这很清楚地表明，警方的一举一动其实也都在疑犯们的观察之下。

按照此前警方与媒体的报道协定，这篇信件并未马上被公布于众。只有警察自己知道，他们离抓到怪盗21面相，还有着天壤般的距离。然而眼下，还有着更加紧迫的问题：

接下来的11月14日，就是21面相与好侍食品约定好的进行交易的日子。应该如何布控，如何实施抓捕计划，如何对行动保密，这些都成为了警方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事情。

11月14日晚上18点刚过，一辆白色的商务车就驶出了好侍食品的总部，沿着近畿公路驶向了名神高速公路。副总经理大塚独自开着车，离他几十米处有另外一辆警方的车辆暗中跟随保护。车的后座上放着两个白色的塑料袋，袋子里是约定好的1亿日元。

接近19点的时候，车子来到了京都市伏见区的「佐藤伏见店」附近。等到19:20，按照疑犯们的要求，大塚将车子开进了这家店的停车场，走进了店里。店里有两名由警察伪装成的好侍食品的员工，从大塚的手中接过车钥匙后，来到了车里。在店里，还埋伏着两名同样由警察伪装的年轻男子负责监视现场情况。

晚上20:20左右，好侍食品的总务部长和田家，电话声如约响起。在电话中播放的仍然是一名小孩的录音，内容是：

「向京都方向前进，过了第一个红绿灯后2公里，城南宫巴士站的座椅靠背后面。」

20:40，两名警官驾驶着装有现金的白色商务车，来到了这个巴士站。在座椅靠背后面，他们看到了一张纸：

「你们被跟踪了。在京都南入口把车开上名神高速公路，向名古屋方向走。保持速度在85公里/小时，到大津的服务区，把车子停在画着圆圈的残疾人专用车位上。下车，去服务区的地图后面，找下一封信。」

20:59，车子到达了大津服务区。按照疑犯的指示，警官们把车子停在了指定的位置，找到了服务区里面的地图板，从它后面发现了下一个线索：

「看到这封信赶快行动。从这里出发，去下一站草津服务区。速度保持在85，到了那边司机不要下车，副驾驶的人去找一个画着圆圈的座椅，在椅子下面有下一步的指示。」

就在两名警官要返回车上时，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突然出现了：

两名警官看到有一个人在向他们的车内张望着什么。那个人穿着黑色牛仔外套，牛仔裤，带着棒球帽，年龄大概35-45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蓬松的爆炸式发型，以及一双细长、眼角上翘的眼睛。

又是这个长着狐狸眼睛的男人！

两名警官不动声色，向着车子走去，发出的响动惊动了那个正在张望的男子。他连忙转身离去，消失在了服务区外的黑暗中。由于有任务在身，同时为了不惊动可能在暗中观察的疑犯，两名警官并没有赶去追寻这名男子，而是开上了车继续执行计划。

21:23，警官们抵达了草津服务区。在这里，副驾驶的警官找到了画着圆圈的椅子，将椅子下面贴着的一张信拿了下来。信里面是这样写的：

「看到这封信后，回到车上，将车子往名古屋的方向开，速度保持在60左右。贴着最左侧车道开，当看到路边有个30X90公分的白色物体时停车。那是一块白布，在它下面有一个空罐子。罐子中有下一步的指示。」

车子马上启动，向着疑犯指定的地方开去。谁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之内，警方将无限接近他们想要抓捕的对象：怪盗21面相。

一直在关注接头地点情报的专案组，在得知最后的接头地点后，立即组织周围待机警力前去调查。同时，为了防止其他警车的出现惊扰疑犯，他们对滋贺县警下达了「严禁接近名神高速公路的出入口」的指示。根据专案组的保密措施，疑犯们指定的现金交接地点，并未通知任何非专案组所属的普通警察。

另一方面，专案组从负责高速公路安全巡视的「名神高速公路管理局」得到消息，几分钟之前，公路巡逻车在路边的护栏上发现了一块悬挂在护栏上的白布。由于公路巡逻车的巡逻间隙，他们可以确定这块白布在当晚20:55分之前还没有出现，而到21:18分时已经挂在了路边。

鉴于这些特征，专案组已经可以确定，疑犯们会在这个地点进行最终的现金交接。从滋贺县警对当地地形的了解，专案组得知这个地点正好处于「117号县道」和名神高速公路的交叉位置上，县道从高速公路的陆桥下通过。如果将车停放在这个陆桥之下，恰好可以看到白色商务车驶过这个地方。

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赶往该地区，对该县道两个方向准备开始进行交通管制。21:34分，运送现金的车辆到达了指定位置，将车停下。驾驶员和副驾驶都走下了车，在悬挂着白布的位置进行了寻找，却没找到所谓的「装有指示的空罐子」。现场附近空无一人，更没有疑犯们的身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计划再一次走漏了风声？但如果真的是警方的调查有所泄露的话，疑犯们为何会在几分钟之前把这块白布挂出来呢？

一直在追踪这起现金交接的专案组成员们，怀着一丝期待，命令所有布控人力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他们天真地认为，此时怪盗21面相正在暗中观察着现金交接地点的情况。只要耐心等待，疑犯们肯定会出现。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抓捕计划确实被疑犯们识破了。而识破警方计划的时间，就仅仅在几分钟之前。

21:18，也就是警方可以确定作为标识物的白布被挂出来的时刻，两名滋贺县警，在村镇附近巡逻时，看到了一台停放在县道边的白色商务车。车子已经熄火，但隐约可以看到车里坐着一个人。

在晚上21点之后，将车子停在这样偏僻的地段，这个情况引起了两名巡逻警员的注意。于是，他们把车子开到附近，走下车，徒步接近了这辆停放在路边的商务车。

车子停放的位置，左侧是安养寺山公园，杂草丛生，右侧是一大片农田，几百米外才是一片农户的房屋。

当两名警员接近这辆车的时候，车里没有任何的动静，只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似乎有个身影。于是，一名警官打开了身上的手电筒，照向了驾驶位…

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车里，穿着蓝黄相间的毛衣，头上戴着棒球帽，爆炸式发型，戴着眼镜，脸颊上有稀疏的胡子茬。他戴着耳机，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什么，所以并没有注意到两名警察的接近。当手电筒光线照射进车子的时候，他慌忙启动了汽车，绝尘而去。意识到事情不一般的两名警察，也赶快跑回了自己的车里，开启了警笛，追了上去。

那名男子似乎对附近的道路非常的熟悉，尽管后面有当地警察的追踪，但他三拐两拐，就把车子开到了草津市区，在熙熙攘攘的市区车流中，将追踪而来的警察成功甩掉了。

这名男子究竟是谁？他与当晚要发生的现金交接是否有所关联？

21:23，就在两名警员发现了可疑的车辆和男子之后5分钟，这名男子便成功地在草津市区甩掉了跟踪的警车，把车子停在了草津市内的一家药妆店门口的停车场里。最初追踪的警察，通过无线电向草津市警察署汇报了这一情况后，当时在值班的全部巡逻车都开始在草津市内展开了紧急搜查。21:27，四分钟过后，一辆巡逻警车汇报说，在药妆店的停车场里发现了符合特征的白色商务车。21:35，四辆警车赶到现场，在场的警察们对药妆店附近拉起了警戒线，对出入人员进行了挨个搜查。然而，在清空了这间药妆店之后，警方也一无所获。

那辆白色商务车并未熄火，车里的物品几乎都未被那名男子带走，由此可见他在离开时有多么匆忙。为了对这件事情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滋贺县警将这辆车开回了大津市的滋贺县警察署。

另一方面，在现金交接现场，警察们等到了22:30分都没有见到疑犯们出现的踪影。专案组宣布撤退，无功而返。

11月15日，两件事同时在进行着。一件是「连续敲诈案侦破专案组反省会」，负责侦破此案的警方专案组一方面在组内开始进行内部检讨哦，找出行动失败的原因；另一件是滋贺县警对昨晚发生的男子驾车逃跑以及弃车事件进行分析调查。在这个时间点上，尽管我的读者们应该已经都明白昨晚发生了什么，但警方的这两个组织，彼此还都蒙在鼓里。

白色商务车的车牌是京都牌照，根据警方查阅记录，发现它登记在京都府长冈京市的一名中年女性名下。11月12日，这辆车在女性工作的公司停车场里被盗。

车里遗留物品非常多，而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台经过改造，可以监听警方无线电的收发机。从制造商的编码入手，警方确认这台收发机出售于1984年1月，出售地点是东京秋叶原的一家无线电专营商店，这一品型制造了357台，店里没有留下销售对象的记录。

在一个女用手包中，警方发现了胶带、白色棉绳、黑色垃圾袋、棉线手套、剪钳、两根铁丝、褐色信封和若干白纸。白纸的尺寸，与昨晚现金交接时疑犯留下的指示所用白纸相同。铁丝的粗细和长度，与现金交接现场用来固定白布的铁丝一致。

滋贺县警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专案组后，向他们说明了昨晚滋贺县警的遭遇。专案组的警官们不禁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蠢货！」

无论是谁，此时都可以看出来，这辆车和那名男子，与14日当晚的现金交接有着极大的联系。想得更远的话，一旦抓住了这名男子，那么怪盗21面相的全体落网可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是，就在14日的那个夜晚，两名警官与这名男子（很可能是怪盗21面相的成员之一）的距离不到半米，却让警方与侦破此连环敲诈案再次失之交臂。

更重要的是，疑犯们必然会从这件事了解到，对好侍食品的敲诈，已经有警方涉足其中了。这让警方对好侍食品的保证，变得毫无意义。

跟随着专案组的脚步，对连环敲诈案紧追不放的各家媒体记者，在滋贺县警的说明会上也直接对他们的冒失行为进行了攻击。其实公平来讲，这件事的责任尽管在滋贺县警身上，但专案组为了对信息进行保密，对协办警力的说明和沟通明显缺乏细节，这也是导致了昨晚两名警察擅自盘查那辆车的原因。

由于在媒体和同僚的面前都遭到了大量的责难，滋贺县警本部长山本昌二，以滋贺县警的名义对专案组和媒体进行了谢罪。在这件事之后，山本昌二提出辞去本部长的职务。

从11月15日至18日的四天时间里，无论是媒体、警方还是怪盗21面相，都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沉默。18日下午，森永制果收到了一封要求他们交出2亿日元的敲诈信，为了表示接受条件，疑犯们要求森永制果在11月21日的每日新闻上刊登相应的广告。

另一方面，好侍食品的浦上社长在从专案组的口中得知了11月14日的行动失败及其原因后，一直表现得寝食难安。然而，从那天后疑犯们却陷入了沉默，这让好侍食品的高层们更是感到紧张。11月19日，「盼望」了好几天之后，好侍食品的工业管理课长家中又收到了一封信。但是信件的内容，却让警方和好侍食品陷入了疑惑：

「浦上
你的员工开车挺快啊。
从饭馆一步步追到了白布
2分30秒，12分30秒，7分45秒，6分钟
在三个地方也只停留了5-10分钟。
我们最近要好好修理森永
没时间照顾你
等有时间了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记得我们跟你说过 如果报警会怎么样 你还记得吧

怪盗21面相」

看到了这封信后，浦上社长面无血色：最后的这句话，是明明白白的死亡威胁。除此之外，文中提到的四个时间，分别是14日当晚运送现金的车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疑犯们以此来证明，其实他们自始至终都在跟踪着警方的行动。

怪盗21面相在信中表明会暂时放弃敲诈好侍食品，这究竟是他们的障眼法，还是真的要转向敲诈森永了呢？

警方对媒体做出的「报道协定」，在这个时间点上也出了岔子。

以关西新闻协会为名义签订的这一协议，在实质上覆盖了几乎全部这一地区的报纸和杂志、广播等等。然而，一家左翼运动团体所经营的《人民新闻》，却由于其左翼的身份，被这一协会拒之门外，因此也并不受到这一协定的制约，有着自主发布新闻的权利。

参与此事报道的记者们，最初同意签订这一协定的初衷是协助警方破案。然而，在出现了「专案组」与「滋贺县警」的沟通不畅而导致的抓捕计划失败后，很多记者都愤然提出打破这一报道协定，想要将警察机构的不作为公之于众。在警方的游说之下，关西新闻协会做出了「谁擅自报道此案相关内容，破坏报道协定的话，将吊销其记者执照，对报刊予以惩罚」的决定。迫于这样的压力，一些与《人民新闻》的左翼记者们有联系的媒体记者，便将大部分实情送给了这些记者，希望他们可以出来阐明真相。

11月17日，《人民新闻》在号外上刊登了《好侍食品敲诈案中警方的丑态》一文，将警方在合作办案中的诸多问题，以及11月14日当晚的实际情况报道了出来。这份发行量仅为3500份的小报，在这期号外上市之后迅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

而另一方面，报道协定也实际上影响了「怪盗21面相」的作案进度。从之前的作案模式来看，怪盗21面相事实上是通过报纸等媒体，将他们对警方、企业施压的过程和结果，有些夸大地进行着宣传。本着「如实报道」的原则，此前各家报社也都将21面相的信件原样刊登，这在无形之中便将「怪盗21面相将警方耍得团团转，企业们束手无策只得交钱」的信息，传达给了整个社会。

擅于舆论建设和群众宣传，这种做法很容易让我们把「怪盗21面相」与左翼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到一起。他们的宣传内容和手段的结果，使日本的各家企业都开始人人自危，生怕自己会成为怪盗21面相的下一个敲诈目标。而很多企业也早已想明白，一旦成为了怪盗21面相的目标，就会第一时间交钱了事。

这样的想法，自然也逃不过社会上不法分子们的眼睛。在1984年最初的「格力高社长绑架案」开始之后，到1984年年底为止，日本各地出现了多达31起针对企业的恐吓事件。所有的恐吓案中，除了格力高、丸大、森永、好侍之外，都一一被各地的警方所破获。而所有警方没能破获的案件，被证明都是真正的怪盗21面相所为。

在这样「百战百胜」的形象之下，怪盗21面相转而去继续勒索森永制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将行业第三的森永制果拿下，那么他们的名声必将更加令企业家们闻风丧胆。到那个时候，他们只要简单地给猎物们发去勒索信，就可以轻松地等着数钱。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怪盗21面相会最终征服森永制果，同时开始针对另外一家糖果企业的敲诈：

喜欢吃零食的你，一定知道它的名字。

而他们与好侍食品的最终对决，将成为整件事件解谜的关键。

我们下次再聊。

————

大家好。

随着越来越多的翟欣欣事件的细节被各种渠道曝出，这件事已经越来越像《木嶋佳苗案》了。很多读者问我怎么看，我觉得只有一句话吧：「活下去，跟丫死磕到底。」

千万别自杀，真的。自杀之后你就失去了一切可以还自己清白，把对方怼翻的机会了。无论怎样，先活下去，等待时机。就算最后报不了仇，你也能把喜欢的剧追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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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84年11月下旬，怪盗21面相的目标又回到了森永制果身上。

在之前的敲诈中，森永制果于11月6日，迫于压力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同意给钱」的广告。在11月19日，也就是疑犯们给好侍食品发去「停战书」的同一天，森永制果的一家子公司收到了疑犯们寄来的「催款通知书」，内容如下：

「森永的傻瓜们

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吗？
想要靠警察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你们真是蠢得无可救药
9个月了，警察连我们的一根毛都没有抓到
可是4个月之后，我们就会让你们倒闭
我们会认真地遵守跟你们的约定
把社长、副社长都绑架走
让你们的公司破产
想要挽回这一切的话，就乖乖地交钱
跟森永的社长说，11月20-22日之间，
在《每日新闻》上登出以下的广告：

招聘女员工
要求25岁以下，身体健康，每小时550日元，交通费报销
工作环境轻松愉快

登出这个，就证明你们同意交出2亿日元。之后等我们联系。

怪盗21面相」

这家子公司在19日下午，从信箱里发现了信件之后，当天17点便将信件送到了森永制果的总部。19时，警方也接到了森永制果的联络，赶到了位于总部的董事长办公室。在细细研读了这封短短的信件之后，专案组的警官们发现了几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那么聪明的读者们，在这封信里，你能看出什么端倪吗？

第一，「警察追踪的9个月」是怎么回事？

疑犯们声称的「9个月」，但是如果从格里高社长绑架案开始算起的话，这起案子其实刚刚进入第8个月。如果倒退9个月的话，2月19日前后，这恰好是我在《可口可乐杀人案》中写到的，东京站地下通道里发现「含有氰化钠的格力高巧克力」的日子。

尽管警方在之前都没能将「格力高森永案」与「可口可乐投毒案」联系起来，但是从这个时间窗口来分析，两起案子之间的关联性便相当令人关注了。

第二，疑犯们为何放弃进行了一半的「好侍食品敲诈案」，转过头来继续「森永制果敲诈案」呢？

这个就非常有趣了。从之前警方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参与绑架格力高社长、在河岸上对那对青年男女胁迫的人，应该是三个男性。而在疑犯们寄来的录音磁带中，又出现过一名女性和两名儿童。从种种迹象表明，疑犯们肯定是团伙作案。但是对于团伙的规模，警方一直没有把握。

使警方无法猜测疑犯团伙规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同一时期日本各地都出现了打着「怪盗21面相」的旗号进行敲诈的案例，在诸多的模仿犯罪里，警方在接手案子时也无法辨别究竟是否真正是怪盗21面相所为。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小团伙说」、「退伍军人说」、「美国阴谋说」、「苏联阴谋说」、「左翼政党说」、「格力高内部说」等等，对疑犯们身份提出的假说，也在警方内部传得沸沸扬扬。疑犯们的群像，从4人小团体，到几千人的政党特别行动组，都有着令人信服的猜测根据。

然而，从疑犯们突然改变了敲诈进行的方向，这让警方心里稍微有了些底：疑犯们的团队人数不会超过10人。因为如果人手足够多的话，只要负责规划整个计划进行的几个人给出指令，那么下属的团队就可以依据计划将森永和好侍的两条线同时进行下去。而且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事实上会给专案组带来更多的困难，使计划更容易成功。

但是疑犯们偏巧没有这么做，这说明他们的团队规模应该很小。保持这样小而紧凑的团队作案，证明他们对消息保密也下了一番功夫。

第三，为什么疑犯们说「再过4个月，就让你们倒闭」呢？

再过4个月，就是1985年的3月底。按照日本的上市公司管理法，公司需要在每年3月底开始整理财务报告，并在4月份对全体投资者进行公布。然而，1984年的森永制果的经营情况，可谓是在「走钢丝」。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日元对美元开始逐渐升值，很多日本企业都面临着一个问题：由日元升值，日本产品的出口价格会开始升高，从而导致日本的出口走入低迷。然而另一方面，日元升值也就意味着用日元资本购买海外资产，会成为市场上投资的主流投资模式：在海外买地、建工厂、囤积物资等等。

同时，日本和美国从1982年起，就一直在对日元-美元之间的汇率进行商讨。从日本政府高层传出的消息是，日元和美元的汇率，将会从1美元兑240-270日元，涨到1美元兑200-150日元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在1984年你手中有240万日元的话，当年仅值1万美元；但如果等到第二年，那么240万日元就可能兑换1万6000美元 —— 白白获得60%的盈利。

尽管这一消息被日本政府高层禁止外传，但是各大银行和投资公司还是获得了一些蛛丝马迹：日本银行在1981年开始，就开始逐步下调利率，意图使企业和居民减少存款，增加投资和消费，以应对未来日元上涨之后，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消费衰退 —— 日元升值了，国外的产品便宜了，谁还买国货呀！

果不其然，1985年9月，日本与美国签订了《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疯涨，远远超过了政府预期的150日元兑1美元，而是达到了140-120日元兑1美元的程度：

而早已抱有升值预期的各大商业银行，从1983-84年起，就认为投资于市场局限在日本本土，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食品、饮料、酒店等等行业，必将导致贷款资金大量被占用；与其将资金投放于这些企业，不如贷款给那些在海外购置资产的机械制造、矿产、运输等行业。于是，日本的各家银行都在1984年前后，对自己的贷款进行了优化配置，大多数投资于日本本土企业的短期账款，都要求在1985年4月之前全额回收，并且之后减少对特定行业发放的贷款。

很不幸地，森永制果这家企业就是「闭关锁国的企业」中的一员：森永在海外的扩张可谓是相当之晚，进入2000年后才先后在美国加州和中国上海、浙江平湖开办了分公司。但是回到1984年年底，森永制果却同时面临着银行催债、怪盗敲诈、公司停产、商品下架、大幅裁员的危机。不用多说，如果森永制果不能在1984年年底前将自己面临的「投毒事件」解决的话，那么到了1985年3月，作为债主的各家银行必然会上门来，将森永制果拆个四分五裂，令它直接宣布破产清算。

（这些内容，是中文网页上任何一个写这个案子的人，都不会讲给你们听的 —— 因为他们也不懂。）

从这第三点出发，各位读者有受到什么启发吗？

疑犯们对政府的政策动向，以及公司的经营情况都相当了若指掌。从这一点上来说，警方已经输在了格局和视野上。

就算警察们无法了解森永的危机的严重性，但森永制果自己却深切地明白自己已经站在了悬崖边缘。

11月20日至22日，森永制果按照疑犯们的指示，连续三天在《每日新闻》上登出了广告，通知疑犯们准备交易。

11月24日，各大报纸收到了怪盗21面相寄来的，宣扬「胜利」的一封信：

「致全国的推理迷们

你们看了11月20日的《读卖新闻》了吗？
6月2日那天发生的事情，可真是有意思啊。（关于那天的详细经过，请参考本案的连载3，作者注）

我们本来想跟警察们打个招呼的，结果到了面前，警察却不理我们
结果我们只好走掉了

当天晚上，警察出动了6辆车，还有的警察坐着出租车也赶来了，真是愚蠢
那条路上，到了晚上怎么会有出租车出现呢？太不自然了吧？
我们跟格力高说，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交易
结果平时幽静的小路上，当天晚上突然变得车来车往
这简直是侮辱我们的智商啊

尽管读卖新闻的总编辑一直在询问我们，、格力高同意了跟我们私下交易
但是我们也是有原则的，不会出卖跟我们合作的人
所以对此事我们无可奉告

不过既然问到了这里，我们还是给大家两个提示吧：

之前我们在京都大学附近，百万遍那里的一家复印店里，看到了警察
那个警察想从复印机的色带上，找到我们打印那些信件的文字
可惜的是，色带只要打个40来页纸，就得更换新的。所以他的搜查也是一无所获

警察先生们，你们辛苦了
追查了我们已经9个月了，但还是摸不到头绪吧？
警察的头头铃木想要抓现行犯，可惜是没希望了
要是想自己交的税，不被警察乱花的话，那就记住别跟警察合作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会跟一家在大阪府或者兵库县的企业进行私下交易
妇警和犬警会各自出动30人，让他们跟着我们好好学学吧
在那之前，我们会把掺有氰化物的糖果散发出去的
氰化物中毒是没有解药的，所以劝告警察们
别又是拉警戒线，又是截然的
没啥用，只能吓唬小孩子

气急败坏的警察，和一片漆黑的道路，真让人害怕啊

致《月光假面》的作者川内先生
您是个好人
虽然您给我们写了信，但是抱歉
我们不能要您的钱

怪盗21面相」

这里的「妇警」和「犬警」，其实分别指的是大阪「府警」和兵库「县警」。在日语中，它们的读音分别是相同的。

但是为什么在怪盗21面相的信里，会提到「月光假面」和「川内先生」呢？

「月光假面」是日本在1958年至1959年期间，播出的一档「超级英雄」节目，总共130集。因为在当时题材新颖，而且融入了很多武打、变身、追车等等的情节，《月光假面》这部剧在日本的少年中非常流行。

川内康范就是这部剧的作者，也是日本「特摄片」的始祖。他借由以月光假面为首的几部特摄超级英雄的版税，成为了名利双收的作者。川内出生在一个佛教日莲宗的家庭，家中的寺庙是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月光假面」这个角色的由来，就是源自于「月光菩萨」。

川内是个正义感非常强的人，从1945年起，他便开始着力于帮助把在各地战死的日本士兵的尸骨运回家乡掩埋。同时，他自己秉承着「不跟别人借钱，也不把钱借给别人」的宗旨，对朋友也从不网开一面。

因为自己家的小孩一直在闹着要吃森永的水果糖，可是受到投毒事件影响，川内先生到处都买不到糖。同时，他看到很多企业都被「怪盗21面相」弄得苦不堪言，于是在11月7日的读卖新闻上，他发了一个「致怪盗21面相」的启事：

「你们如果拿到钱就可以洗手不干了的话，我愿意捐出我全部版税所得1亿2000万日元。」

然而，怪盗21面相用这种方式拒绝了他的要求。也许他们的目标，真的不是钱吧。

11月26日，兵库县警的本部长吉野家中，收到了一封「挑衅书」。

「犬警吉野

看了我们的挑战书了吧？
警戒线和戒严什么的，别再搞了
跟你说了没用
对我们在车上遗留的东西进行搜查，也是没用的
我们的计划里，是不会露出那种低级的马脚的

到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只有当场抓住我们才是你们破案的突破口

11月14日那天晚上，你们搞得真不像话啊
那种搜查的把戏，太小儿科了
跟10年前相比，完全没有进步
虽然比丸大那次有些像样了
但是还是抓不住我们的

你们跟媒体搞了报道协定，没关系
协定总有过期的时候吧？

用抓我们的机会，帮你锻炼了手下的警察
你应该好好感谢我们才是
跟你们这些从东大毕业的高材生比起来，我们还是更喜欢普通的小警察
因为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警察高层干部
其实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行动模式

好侍食品跟你们合作的事情，我们其实早就知道了

这封信我们不会寄给报纸媒体，你自己知道为什么

怪盗21面相」

吉野收到这封信，当即气得怒不可遏。因为从疑犯们在心中的口气来看，警方近期的一切行动安排，其实都已经被疑犯们所掌握了。作为专案组中负责现场办案的兵库县警方，甚至有一些信息都被专案组的公安警察控制着，县警自己都被蒙在鼓里。而此刻，疑犯们却用这些来嘲笑县警们的行动失败，实在是让吉野咽不下这口气。

在信中提到的「10年前」，也就是1974年，这其实也具有着很多的含义。

1974年，在日本社会上最出名的罪案，要算是以「日本赤军」等极左翼集团的的名义进行的，一系列恐怖活动了。

74年1月31日，日本赤军在新加坡，成功破坏了皇家壳牌石油的石油精炼厂，并对厂内的所有油罐进行了爆破。根据日本赤军的宣传，进行这一活动的原因是该厂在为越南战争的美军提供燃料。

74年2月6日，日本赤军占领了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将大使及全部工作人员共计12人作为人质，向日本政府要求释放新加坡爆破作战中，被捕的4名日本赤军成员。

74年8月30日，中午12点45分，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丸之内的三菱重工大楼被放置炸弹后引爆，死亡8人，受伤376人。一个名叫「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组织宣称对此负责。这是一个由日本人组成，目的在于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极左翼组织。我在三菱时最初的师傅当年就经历了这个事件。

74年9月13日，日本赤军三名成员持枪占据了法国驻荷兰大使馆，以人质为要挟，要求法国政府释放被捕的赤军成员山田义昭。最终法国同意了释放赤军成员，荷兰政府赔偿了30万美金。

日本赤军在之后掀起了「恐怖主义革命」的高潮，这里我们按下不表。但是在1974年这段时间里，由于多名赤军分子都出身于京都大学、明治大学这些左翼学生运动兴盛的学校，于是警方对这些学校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几次彻底的大搜查，取缔了一大批与马列主义、反帝国主义相关的学生团体。然而，警方的这些行动对于日本赤军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当时的吉野毅，就职于京都府警的公安课，正是参与并部分负责了针对京都大学所处地区搜查的一员。本案的疑犯们提到了10年前不光彩的往事，也燃起了吉野毅的复仇心。

一周后的11月30日，森永制果的总务部长家中，收到了要求再次刊登广告来确认同意支付2亿日元的信件。疑犯们三番五次要求森永制果刊登广告，其实目的很简单：由于处于报道协定的时期之内，报刊上是禁止刊登所有疑犯的动向的。然而，如果由企业出头，刊登一些与疑犯有关的广告的话，这并不在报道协定的管辖范围之内。用这样的手段，怪盗21面相在媒体报道协定的这一个月有效期内，仍然保持了很高的曝光度。

12月7日，急于解决事态的森永制果，再次按照疑犯要求，刊登出了一条广告。与之前的广告内容不同的是，疑犯们要求在广告语中明确写出：「致怪盗21面相」。森永制果完全一一照办了。

在同一天，「不二家」的劳务部长田尻家中，收到了磁带、氰化钠药片和一封勒索信。然而，因为此前各家企业报警后，都由于疑犯们的报复使公司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于是不二家的经营层做出了决定，准备瞒着警察进行私下交易。

12月10日，为期接近一个月的警方与媒体的报道协定到期解除。尽管警方试图说服媒体们继续进行报道协定，但是由于在之前的一个月里，警方的侦破工作毫无进展，媒体们纷纷提出继续报道协定根本毫无意义，而且还会让各家媒体遭到社会各界的批评，违反了「新闻报道自由」。因此，各家报纸媒体一转之前与警方积极配合的做法，开始用各种渠道收集警方与疑犯们交锋的动向。报刊上连日出现对之前一个月内的案件发展动态的特稿，使这一事件在1984年年底，再次成为了社会上的热点之一。

按照习惯，我在这里介绍一下「不二家」这家企业。

「不二家」创业于1910年，最初是一家位于横滨中区元町的西式点心店，以制作饼干、蛋糕为主业。1923年，不二家的创业者藤井林右卫门将店铺开到了东京银座，正式开始了它的扩张过程。在此之后的25年时间里，不二家以「高档甜品店」的形象，将店铺开到了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繁华场所，并且将旗下的「包装食品」（例如成包的饼干、面包等等）分拆出来，成立了「第二不二家」。

1938年12月，「第二不二家」正式改名为株式会社不二家，主营业务为饼干、糖果等等包装好的食品。

1948年，藤井林右卫门退休，他的长子藤井诚司继任。在他的任内，不二家确定了它到目前为止仍然在使用的形象：Peko酱。

同一时期，不二家最畅销的产品「不二家牛奶糖」也一并发售。

而台湾的旺旺集团的形象旺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不二家的Peko酱的影响：

1962年，不二家株式会社在统合了「甜品店不二家」的业务后，在日本上市。随后，不二家将甜品店业务转型为授权连锁店形式，为公司赚到了大笔现金。1969年，藤井林右卫门的四儿子藤井总四郎成为了第三代社长。在此之后，不二家更是将甜品店业务积极与海外品牌进行合作，将店铺开到了英国、美国、法国等地。1985年，藤井林右卫门的的六儿子藤井和郎成为了第四代社长，而林右卫门的五儿子藤井五郎，则就任了不二家的董事长。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觉得藤井林右卫门的儿子真的好多啊…

事实上，不二家比起日本任何一家企业来说，家族的血脉都更深地渗透在公司的经营中。这样强大的血缘联系，不仅使不二家的各条业务线都走得野心勃勃，也让公司内部的决策更加封闭，外人难以插手。这样的公司管理体制，既有「决策迅速」的优点，也有着种种的弊端。而其中最突出的弊端是，藤井家以外的股东们，往往会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甚至是侵占。

举个例子来说，2007年1月11日，不二家的蛋糕产品中，被曝出使用过期原料制作甜品（怎么跟前一阵上海那家网红店一样）。尽管外部提出了很多要求不二家公开调查的呼声，但是不二家的藤井兄弟们仍然坚持了「公司内部情况不便外传」的原则，关起门来解决了此事：1月15日，社长藤井林太郎（长子藤井诚司的儿子）宣布辞职，将一切问题都包揽了下来。然而，由于大股东们对于藤井家长期把持不二家的公司管理决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新社长的人选上，大股东对来自藤井家的人选一概表示了抵制。2007年1月22日，不二家的一名高层樱井康文被选为新任社长。同年3月26日，在董事会上，为了与仍然把持着大量股份的藤井家对抗，大股东们联合起来通过了山崎面包的参股协议，并且在参股协议生效后，纷纷将自己的股份出让给了山崎面包。最终，不二家的53%的股份，被山崎面包拿到手中，成为了不二家的真正新主人。

从上面的年表中，我们可以看到1985年，恰巧是不二家更换社长和董事长的「世代更替」的一年。而这一决策早已在1984年年中，就得到了不二家股东会的决议通过。疑犯们选择这个时间对不二家进行敲诈，可以说时间点找得非常耐人寻味。

12月11日，在报道协定解除后的第二天，不二家的田尻部长家中再次接到了怪盗21面相打来的电话。由于警方此时并未将不二家列为受害对象，因此这通电话既没有录音，也没有留下记录。田尻部长依照藤井家的高层们的指示，对疑犯们提出的敲诈要求全盘接受，并且承诺会进行私下交易。同时，这些信息在不二家公司里高度保密，连媒体都没能获取一星半点的信息。

12月15日，不二家收到了署名为怪盗21面相的正式勒索信。信里是这样写的：

「不二家的各位

感谢你们选择了与我们配合行动，这是一个很明智的举动
可惜之前无论是森永还是格力高，都没能从最初就意识到我们有多不好惹
按照你们先前承诺的，我们来告知你们如何进行私下交易
你们放心，私下交易的内容，我们对媒体和警方一个字也不会说
12月24日下午5时，你们需要准备2000万日元现金
由劳务部长带着两名职员，前往大阪梅田的阪神百货店，从直梯前往楼顶
到楼顶后，面向大阪梅田车站方向，将2000万元现金的捆扎纸全部撕开
然后从楼顶，分5次把拆开的现金扔下去。
马上就是圣诞节了，真想看看大阪市民们看到从天而降的钞票时，脸上那开心的表情

怪盗21面相 敬上」

看到这封信件，不二家的高层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勒索条件，简直闻所未闻。（在《如龙4》里，有100亿日元的纸币从天上飘落到神室町的剧情，可能就是参考了这个事件。）

今天的更新内容有些复杂， 所以就先到此告一段落，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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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团密布的昭和末年 —— 格力高?森永投毒案（8）
谜团密布的昭和末年 —— 格力高?森永投毒案（8）
李淼
李淼
7 天前

大家好。十分抱歉这几天事情有些多，连载的进度让各位操心了。

实际的情况是，我今晚一直在看45年前中国送给日本的两只大熊猫「康康」和「兰兰」的故事。1972年10月28日，他们到达了东京的上野动物园，经过一周的休息后对公众开放参观。结果是上野动物园迎来了开业以来从未有过的人潮，维持秩序的职员们只得不停地催促着熊猫展馆前驻足的人群「快点儿走，后面还有人等着看呢」。「排队三小时，看三十秒」尽管如此，日本上至老人下至儿童，仍然掩饰不住对熊猫的热情，无论休息日还是工作日，大家都不断地涌向上野动物园。短短两个月，上野动物园的参观人数增加了300万人。

尽管康康和兰兰先后在日本去世，但他们可爱的形象却仍然在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挥着作用：在两只大熊猫先后于1979和1980年去世后，获得了中国政府许可的日本动物园方将他们的尸体制作成了标本，在多摩动物公园里常年展出。

而宫崎骏和高畑勋，也在这股「熊猫热潮」中，制作出了短片「熊猫小熊猫」。这部短片，除了确立了日后吉卜力工作室的构成之外，还成为了「龙猫」形象的原型：

是不是能看出龙猫和小梅的影子呢？

那个「只有孩子才能看到的美丽到不可思议的世界」，好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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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讲到在1984年12月15日，怪盗21面相要求「不二家」将2000万日元现金，在圣诞前夜的12月24日从大阪梅田车站的高楼顶上进行抛洒，今天我们继续。

不二家收到这封信后，同样没有通知警方，只是自己内部在进行研究对策。在上一期里，我给大家讲过不二家内部的公司结构里，到处是创业家族藤井家的亲属，所以就算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这些内部探讨研究的内容，也不会从家族内部成员口中泄露给警方和媒体。

藤井家决定独自与怪盗21面相过招。

这与其说是公司的内部凝聚力，倒不如说是家族企业的传统：一切问题都争取在内部解决。

（上次有读者问到「不二家」的老板为什么不姓「不二」，这里给大家一个解释。

不二家这家公司由藤井林右卫门独立创办，在给店铺起名字的时候，因为自己姓藤井（FUJII），于是就想将店名叫做 FUJIIYA 藤井家。但是因为林右卫门是制作西式点心的，想要在店铺上使用英文，为了让店铺名字更好看，于是便将其简化为 FUJIYA。同时，FUJI 在日语中，又可以写成「不二」两个汉字，这就是不二家名称的由来。）

此时的藤井家，最头疼的问题并不是筹集这2000万日元 —— 对他们这样的大企业来说，这简直轻而易举。然而，疑犯们提出的「从楼上把钱抛下去」，这才是最大的难点：因为藤井一家不想让「不二家成为怪盗21面相的敲诈对象」这件事广泛流传。一旦他们听从了疑犯们的指示，进行了现金抛洒的话，那么无论警方、媒体还是舆论，都肯定会马上去关心和调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样一来，不二家被敲诈的事情自然就纸里包不住火了。

反复权衡之下，当时的社长藤井总四郎（藤井林右卫门的四儿子）在全家面前提出，由于怪盗21面相在之前敲诈其他企业时，经常要求企业交钱后自己却不出现，所以他们对不二家提出的这第一次要求，很可能只是试探自己的诚意。与其听从要求抛洒现金，不如自己主动出击，提出将这2000万日元私下交给怪盗21面相。

总四郎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藤井家成员们的支持。于是，仿照着之前疑犯们对其他企业提出的「刊登广告」的条件，不二家也找到了每日新闻，提出要刊登一条特别广告：

「圣诞夜，Peko酱有特别的礼物想要亲手送给你哦！记得早点回家！」

尽管这条广告在12月17日的每日新闻上成功登出，但是怪盗21面相并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藤井家的人们，就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着。

12月18日，各大报纸收到了怪盗21面相发来的新的「挑战书」，目标是大阪府警。

「致 四方兄 （四方修是当时大阪府警的本部长）

你们是不是傻？把我们寄给你们的秘密的信件，都拿出来公开给媒体。
这样一来，我们是你们这些警察的粉丝的事情，不就闹得大家都知道了嘛？
为了让媒体们不去怀疑你们与我们有相互勾结的事情，于是就把所有收到的信件都拿出来公开。我们虽然理解你们急于想要自白的心情，但是说真的，你们就这么害怕吗？
其实我们给媒体寄去的信件，是跟你们收到的信件完全一样的。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竟然还不信任我们呀。
虽然有些伤心，但是这也没关系。

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明一下。12月9日，我们从一家兵库县的企业搞到了1亿日元。这笔钱我们暂时不打算用，等到1月15日左右，我们会找一处新的落脚点，然后把1亿日元现金运到那边去。

马上就是正月了，咱们彼此都歇歇吧。等过完1月15日，就有你们忙的了。

跟好侍食品那边的交易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太蠢了，通知了你们，所以作为报复，我们中有些朋友提出，要开着直升机向他们的工厂里扔炸弹。但是毕竟我们对他们提出，还会继续保持对话，所以暂时还不打算这么干。到时候看看他们怎么选吧，究竟是愿意给钱，还是想看着公司倒闭。

森永的人就更蠢了。跟他们说了要2亿日元，这件事连打扫卫生的阿姨都知道了，他们却拖了这么久。既然拿到钱了，我们打算对森永就到此为止。毕竟被警方现在的调查，已经被媒体牵着鼻子走了。看着你们焦头烂额又毫无头绪的样子，也怪可怜的。
因为我们一直使用的是同样的手段，所以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媒体， 肯定在嘲笑你们的无能吧？原因在于，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们的全部行动，所以比你们快了一步，也是不奇怪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会好好跟鹰取先生玩捉迷藏的。
另外，关于你们这些媒体人，也真是够让人失望的。竟然跟警察签订什么「报道协议」，你们把新闻自由的精神放到哪里去了？这简直是自由精神的自杀啊。

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可能是过激左翼，可能是飙车族，可能是卡车司机，但其实我们是
怪盗21面相」

信件中提到的几件事，再次让警方找到了更多的线索：

首先，疑犯中肯定有与媒体记者相熟，甚至是曾经身为记者的人。因为此前警方与媒体的报道协议，其内容和时间都是仅限于媒体和警方内部的人才知道的。然而从信中对于「新闻报道自由」这件事的态度来看，疑犯们显然对这种「报道协议」相当不满。

在日本的犯罪史上，此前也确实出现过警方与媒体建立报道协议的先例。然而这些先例全部都是与绑架人质案相关的情况：警方为了不刺激绑匪的情绪，与媒体达成「不公开报道信息」的协议。但是在格力高森永案中，警方提出的报道协议，目的却更像是「维持公众情绪稳定」和「不暴露警方行动失败」。这样的协议自然会使记者们在私下里对警方蛮横的做法颇有微词。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报道协议一结束，各大报纸上就立刻被此案的消息重新占据了主要版面 —— 媒体人们的报复是很可怕的。

其次，在信中疑犯们提到了一个人：鹰取先生。

鹰取裕文警部，来自大阪府警搜查一课。12月12日，随着第二次对大阪、兵库、京都地区的地毯式搜查毫无收获地结束，原本负责此案搜查的田崎警部被警方高层撤换，鹰取警部接任搜查班长的职务。而这一人事异动的消息，其实仅仅与此案的专案组有关，在警方内部都不是什么公开的消息。疑犯们能够在短短不到一周时间里，就掌握了警方专案组的最新人事变动信息，这也让警方感到十分窘迫：很显然，疑犯们在警方内部存在着眼线，而这个眼线甚至可能就在专案组中。

12月24日当晚，不二家并没有派人前往大阪梅田撒现金。尽管是圣诞节，而且在格力高、森永遭受了敲诈之后，市民们购买糕点糖果时都有意避开这些品牌，使得不二家的销量明显出现了上升，但藤井家的人们此时却丝毫高兴不起来。他们违背了怪盗21面相的要求，却没得到对方任何的反馈。形势开始变得悲观，藤井家的人们提心吊胆，却又急切盼望着能够得到怪盗21面相的联络。

12月26日清晨，藤井总四郎家中的电话过早地响了起来。来电话的是不二家的社长秘书，他告诉藤井总四郎：

「伊藤洋华堂的社长打来了电话。昨晚他家在江户川区的一家超市在关门时，突然发现了摆在店长室桌子上的一封信，写着怪盗21面相的名字…」

总四郎的心猛地收紧了，这是他意料之中的来信，但却不是直接给他的 —— 在那封信的收件人位置，赫然写着伊藤洋华堂社长的名字。而那位社长，也是收到信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拆开，才得知此事与不二家有关的。

藤井总四郎在电话中与伊藤洋华堂的社长确定了见面时间和地点，便赶忙让秘书安排车辆出门。面会在赤坂的一家咖啡馆中进行。落座之后，藤井总四郎首先接过来那封署名为怪盗21面相的信，细细地读了起来。

内容让藤井大失所望：疑犯们注意到了不二家此前登出的特别广告，但是并没有想要与不二家在目前的阶段私下协商解决的意愿。疑犯们在信中提出，要伊藤洋华堂的社长督促藤井总四郎，让他在1月5日前往池袋的王子酒店，用之前同样的方法抛下2000万日元。否则的话，就要在伊藤洋华堂的店铺里，对不二家的产品下毒。

让藤井总四郎感到更加不快的是，疑犯们似乎完全了解藤井家的做事方针，于是主动地将外部的人物牵扯了进来，使不二家的状况更加难堪。在对方社长的催促之下，藤井总四郎只好将不二家最近遭受怪盗21面相敲诈的事情，有所保留地坦白了出来。之后，总四郎便将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地抄了下来，与伊藤洋华堂社长致歉并告别后，匆匆赶回了公司。

回到公司后，总四郎召集了藤井家的人们商量对策。尽管藤井家的各位不情不愿，但是由于此事已经将伊藤洋华堂卷了进来，如果他们还想掩盖此事的话，恐怕伊藤洋华堂一方也不会答应。争论良久，最后藤井一家做出了一个似乎早就摆在了明面上的决定：报警。

那么，怪盗21面相这伙人，究竟是真心实意想要敲诈不二家呢？还是想逼着他们报警？我们来思考一下。

如果怪盗21面相想要为了钱而敲诈不二家，首先提出的金额2000万日元，就已经显得相当不自然：以不二家的企业规模看起来，金额达到5000万-1亿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其次，他们多次命令不二家去大楼顶上抛洒，这样做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拿到钱。既然不是为了钱，那么这样做必然有它的特殊目的。对于这个目的，恐怕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吸引注意力。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怪盗21面相想要吸引谁的注意力？

可以选择的答案也很有限：舆论，媒体，警方，或者其他尚未出现的势力。

吸引舆论的注意是肯定的。从怪盗们开始作案的第一天起，对于如何吸引舆论的关注，就是怪盗们进行敲诈时，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然而，直接吸引舆论的能量毕竟有限 —— 大众们关注的往往是新闻、报纸、杂志等等媒体。将现金从天空抛下，这样虽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引起话题，但并没有人能够将这件事与怪盗21面相的名号联系起来。

吸引媒体的注意，对怪盗们来说这也是必须的。由于此前媒体与警方的报道协议一事，怪盗们一时无法将自己的行动通过媒体传达给大众，也就无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可能是苦于这种局面，所以怪盗们选择了命令不二家将现金抛撒给人群 —— 这样一来，在街上就会出现「天空落下大量神秘现金」的话题，从而倒逼媒体去报道并调查此事。

而对于吸引警方的注意力，这显然是怪盗们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鉴于在此事件前后，警方与媒体的报道协议已经失效，所以如果能够再次激起警方的斗志，迫使警方不得不开始新的敲诈案的调查，那么「怪盗21面相再次作案」的主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媒体曝出。可以说，在这件事上，怪盗21面相是在强行拉着警方，陪他们进行着这一场场的演出。

没有警方的参与，那么这起案子恐怕就会默默无闻地销声匿迹；而正是有了警方最初的上钩，才会有之后成立的专案组，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地毯式搜查，定期定时由警方向媒体披露调查进度，格力高森永案才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日本全国上下舆论哗然，企业家们人人自危，消费者们提心吊胆。

警察们一步步将调查规模升级，最后却没有了能够不伤颜面，放弃调查的机会。为了维护警方的尊严，他们只能一步步陪着怪盗21面相走下去。

同样在12月26日清晨，来自怪盗21面相的「休战书」，被发送到了各大报纸杂志手中。

「全国的推理迷们

大家好！
又到了腊月底，眼看着一年就要过去了。

大家一定很盼望着我们的消息吧？
这封信，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封了。从今天起，我们准备过年休假，到明年正月15日为止。在此期间我们会停止一切活动。

本来在圣诞节给大家准备了节目，结果没搞成，这里也向大家伙道个歉。
这半个月的时间，也希望受到我们这件事影响的各位，能踏踏实实地休息一下。
无论是食品公司，还是超市、记者、警察，大家都请放心。过了1月15日，忙碌的日子就会回来的。

说到忙碌，我想起了一件事。
之前在与丸大食品打交道的时候，第二次约好了进行交易。我们本来想要在京都和深草之间的巴士站进行的，结果负责联络的警察对总部撒了谎，将地点从伏见说成了山崎，这真是够讨厌的。
结果警察们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现场。在路上警察们竟然还迷了路，大夜里把车子停在路中间，拿出地图来找路。这让我们在一旁看着简直要笑出眼泪来了。

特别搜索队的傻瓜们，正月里好好休息下吧，买点儿森永的糖吃。
我给我们家的孩子，也买了森永的糖哦。

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们和解的话，交出30亿现金来，我们就可以考虑下。
什么？没钱？没关系，让日本银行印钱呀！
因为我是总理大臣哦（请参考照片）

怪盗21面相 敬上」

在这封信的最后，贴上了一张日本前首相 田中角荣 的照片。而提到的30亿，恰巧是洛克希德行贿案中，由洛克希德公司提供的「好处费」的总金额。

在这封信公布之后，怪盗21面相果然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动静。然而不敢掉以轻心的警方，在过节期间依然保持了专案组中50%的警力轮番值守。面对疑犯如此的挑衅，调查却毫无进展，在正月假期里值班的警察们自然怨声载道，警队的士气愈发低下。

1985年1月5日，这天是疑犯们与不二家商定在池袋抛洒现金的日子。由于报了警，警方为了防止在热闹的池袋地区引发骚乱，阻止了不二家前往池袋的计划。

1月10日，警方终于在各大报纸上，将「长着狐狸眼睛的男人」的画像，公布于众。

1月11日，借着怪盗21面相停止活动的这段时间，警方将过去近一年来的调查结果对媒体和盘托出，希望借这个机会为警方的行动正名。作为最新的动向，不二家遭受敲诈的事情也被公布给了媒体。然而警方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的这些行动事实上正好切合了怪盗们的需求：继续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转眼间，「停战协定」就要到期。

1985年1月16日，怪盗们与警方约定的停战期刚刚结束，大阪的读卖新闻分社门前的电线杆上，就出现了一盒用铁丝捆扎在上面的饼干。饼干整盒被送往警方进行分析，结论可想而知：里面含有20g的氰化钠。

怪盗21面相又回来了。

根据整起事件之后的调查，不二家在「停战协定」期间，已经瞒着警方与疑犯们达成了私下交易的协定，具体金额未知。但在此之后，不二家再也没有收到任何的威胁。

1月26日，好侍食品收到了新的敲诈信。与其说这是敲诈信，倒不如说是「最后通牒」。在信中，怪盗21面相只留了一句话：

「服从我们，或是死亡。」

在疑犯们发出的威胁信中，几乎从未进行过死亡威胁，但对好侍来说，这已经是第二封了。

好侍的浦上郁夫社长并未过多犹豫，他将这封信交给了警方，并且要求警察对好侍食品的高层员工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从1月27日开始，好侍公司的董事及高官们的家附近，警方都增派了警力进行值守。

自格力高社长遭到绑架以来，在专案组的安排下，格力高、森永制果、丸大、好侍、不二家等等多家企业的各位高管住宅附近，已经有接近1500名的警力被先后派驻。尽管在事后证明，这些防卫措施其实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2月12日到13日之间，在名古屋和东京的各处超市和街头，突然出现了大量被投毒的巧克力。

事件发现的最初，是一名在便利店里买东西的女孩，拿着一盒包装外面写着「有毒危险」的巧克力，来到了收款台询问「这是季节限定的新商品吗？」

店员对外包装上的字并没有印象，但由于之前长期关注过「格力高森永案」，于是他立刻想到了这可能与怪盗21面相有关，迅速进行了报警。警方在来到店里后，首先拿走了那盒可疑的巧克力，并对店员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是否在店中见到过可疑的人。可想而知，店员对熙熙攘攘的客流中的某一位客人毫无印象。

上午11时许，在东京各处都出现了写有「有毒危险」字样的巧克力，警方除了派人进行回收之外，立刻通报了全国警方：可能出现了大规模投毒事件。在收到了东京警方的联络后，各地派出所的警察紧急出动，对辖区内的便利店、超市、杂货店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结果到了当天晚间，警方回收到的可疑巧克力中，东京总共发现了9盒，名古屋发现了4盒，分别被放置于12个不同的地点。警方在之后的化学分析中证实，所有的巧克力中都含有致死剂量的氰化钠。

2月13日中午，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的东京总部，收到了怪盗们的新的来信：

「糖果公司的老板们

咱们来聊聊，究竟我们是坏人，还是你们是坏人。
我们敲诈，放火，绑架，投毒，看起来确实是坏人。
但是你们呢？
一个个看上去都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但是那些吃了你们商品的人，
无论是得了龋齿，还是糖尿病，你们都无动于衷。
你们的生意才是肮脏的。

情人节这种玩意，算什么？
我们小时候根本没这种奇怪的节日，也没收到过一块巧克力。
这种东西到底是谁出的主意？
一个女孩子给十几个男生送巧克力，还说这是爱情
这跟见人就搂胳膊的妓女有什么区别？
你们这样，会把年轻的女孩子们都教坏的。
如果女人们都不自爱，这个社会就完了。

蠢女人们把带着自己愚蠢的爱意的巧克力，送给那些散发着臭味的男人们，
结果满街都是又蠢又臭的气味。
既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这些男人女人们一起吃巧克力自杀殉情呢。
我们在每块巧克力中都放了0.4克的氰化钠，已经散到全国各地了。

给恋人送巧克力之前，记得先给他买保险
两个人在情人节，一起共赴黄泉
放眼望去，PEKO酱正在坟地里等你
梅毒，艾滋和淋病，都在爱人送给你的巧克力里

过了14日之后，就不会有投毒的巧克力了
我们会在没有毒的巧克力上贴上安全标签
这是我们给你们的礼物

怪盗21面相」

2月14日，情人节当天，日本政府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在会议一开始，去年10月新就任的警视总监福田胜一对内阁成员们介绍了于前两日发生的全国范围巧克力投毒案的内容及经过。当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问到：

「对于这样的嫌疑犯，我国的法律如何起诉？」

福田胜一答道：「因为疑犯们在外包装上留有内含毒物的说明，所以在法律上不构成故意投毒罪，连杀人未遂罪也不成立。从目前的法律制度来看，我们只能以伪造商品罪对其进行逮捕，刑罚也只是罚款而已。」

会场陷入了一片寂静。怪盗21面相对于日本法律系统的漏洞，掌握得相当深刻。

之后，内阁成员集体同意紧急草拟「流通食品投毒罪」的相关法律。在这样的背景下，《流通食品投毒防止特别措施法》于1987年9月26日正式得到通过。然而，根据《日本宪法》第39条「禁止回溯处罚」的规定，由于怪盗21面相的投毒发生在这一法律之前， 所以它并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对疑犯们进行起诉。

当然，前提是警方真的能够抓到怪盗21面相。

下一期的连载中，我将带着大家逐渐接近最后的结局。

然而，结局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在这起案子中，所牵扯到的势力和组织的规模都是难以想象的庞大，其间的关系也异常复杂。所以在下期连载之后，我会换一个写法，以《解谜篇（上、中、下）》作为《格力高森永投毒案》的最终结尾。

森永格力高案件的结尾，充满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惨烈。

在这里感谢一直追到了这里的读者们。我在写作过程中，各位的留言和评论都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能够反反复复地重新梳理思路，将想要展现出的80年代日本社会环境和背景，都一一为大家说明白。

咱们下期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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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谜篇 上

上野光雄 与 神田正行 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68年。那一年，上野21岁，神田30岁。

60年代末的日本，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与政府抗衡对立的年代。在战后建立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最初虽然接受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在1950年日本共产党大分裂之后，倡导社会革命的一派出走北京，残留下来的「国际派」为了维持势力，选择了放弃「武装斗争路线」，倡导和平过渡。这一变化招致了「全学联」的激烈反对，在1955年，全学联宣布脱离日共领导。

进入50年代末期，由于缺乏统一的斗争纲领，全学联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裂。一部分学生认为应当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而另一部分则认为应当将日本从对美从属的关系中脱离出来。与此同时，以「自国革命」为思想的斯大林主义，也招致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反感 —— 作为革命者的浪漫，托洛斯基主义所倡导的全球革命，使这些成长于战后的日本年轻人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与苏联「只顾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于是在「反帝反斯大林」的旗号之下，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学生领袖从全学联中宣布分裂，成立了「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革共同」。

1963年，革共同采取的「群众路线」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将许多其他党派中的左翼团体都吸引到了它的旗下。然而，在革共同内部中的一些精英分子，认为这样广泛的群众路线导致的是组织的庞大，以及实际革命行动的迟缓。鉴于革共同在武装斗争上采取的「联合各党、发动群众」的方针，这些精英分子提出了「钻研理论、重视党组建设」的相反意见。1963年，由于与革共同的方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些精英分子宣布独立，成立了「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简称「革马派」。

而留在革共同中的其他成员，坚持了「发动群众，等到时机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他们在之后被称为「中核派」。尽管革马派是他们曾经的同志，但因为对方采取的组织建设、精英路线的方针，中核派将革马派称为「法西斯主义者」。

尽管同属于一个托派思想团体，但「中核派」和「革马派」在之后的斗争道路上，彼此都视对方为自己的死敌。而这，也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开端。

1968年11月下旬，以早稻田大学为根据地的「解放派」学生团体，被革马派所组织的突袭队所袭击。带着钢管、匕首、头盔的革马派突袭队，捣毁了解放派设置在早稻田大学的总部，并打伤多人。为了复仇，解放派纠集了50多名学生，将革马派设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总部包围，并扬言要用燃烧瓶烧死被围困在里面的革马派成员。

（头盔上大大的 Z 字，是革马派的特征）。

尽管此事后来在警方和其他学生团体的调停下，解放派选择了撤退。但自此解放派与革马派就进入了战争状态。

解放派并非源自于学生运动，而是从劳动阶层诞生的左翼力量。他们信仰的是「纯粹马克思主义」，而对于之后诞生的斯大林主义、托洛斯基主义等等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尽管如此，在中核派的努力之下，他们还是成为了左翼学生运动中的左翼盟友。而革马派的这次挑衅，使得解放派与中核派更加加强了联系，他们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同派）」一起，成立了统一战线。

由于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使中核派与革马派的对立更加激化。

（中核派的头盔上，写有鲜明的「中核」二字）

在1968年12月，革马派的突袭行动结束之后，解放派与革马派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先后发生了5次内斗，动员人数达到了800人以上，总共有近100人受伤。

（解放派的特征是蓝盔蓝衣）

上野光雄于1947年出生于名古屋，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年轻人，也是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主力军之一。从中学时代起，收到身为退伍军人的哥哥的反战思维的影响，他便开始接触左翼运动。在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里，「军国主义化的日本政府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这一思想，使他对提出了反日反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充满了兴趣。在刚刚考上东大后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了学生组织。由于他出色的头脑和理论分析基础，在1966年，他也被吸收成为革马派的一员。

神田正行是大阪人，出生于1938年，在孩童时期经历了二战中日本从侵略到战败的大部分阶段。他出身的家庭里，父母都是当时日本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分子。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民众的行为深恶痛绝，并且立志要改变日本的面貌。然而，在他成长的环境里，战败后的日本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严重依靠着美国的支援。日共在战后稍稍受到了民众的支持，便招致了采取反共政策的美国的压制。1956年，考入了法政大学的他，在对日共采取的「投降主义」彻底失望后，积极地参加了「全学联」，并且成为了之后「革共同」的基层干部之一。在革马派分裂之后，他留在中核派中，负责各个组织之间协调行动的沟通工作。

在1968年11月底的革马派与解放派的内斗中，神田正行目睹了人多势众的解放派，对以学生为主的革马派的围攻。上野光雄当时正是被围困在东大驹场校区中的一名革马派分子。在调停中，上野看到神田在革马派据点内外不停地劝说着各派尽早收手，以避免这样的武装对峙给警方以借口，对同属于左翼势力的各方进行打击。

果不其然，随着革马派与解放派冲突的逐渐频繁，日本警方开始了对左翼各派别的搜索取缔工作。在搜查中，各个左翼组织派别的领导人，大多遭到了警方的拘捕。面对左翼学生运动遭遇了如此重大的损失，革马派的领导人们却在为自己的计策成功沾沾自喜。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在左翼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人数浩大的就要数中核派和解放派两股力量了，革马派只是众多左翼组织中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组织。但是，自认为精英阶层的他们，一直认为那些缺乏理论支持，组织松散的「统一战线」，是无法领导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于是为了夺取左翼运动的领导权，革马派不惜用「惊动警方」的战术，促使警方对所有左翼组织进行了清缴，从而使中核派和解放派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在革马派的心中，有权利去领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必须是他们这样的精英共产主义者。

在得知了警方的此次清缴行动，其实是由革马派一手促成的消息之后，各大左翼组织都纷纷站出来指责革马派的「叛徒行径」。同时，一些后期建立的年轻左翼团体，却在此次事件后意识到了「打倒当权派，才能让自己夺权」。于是，年轻的学生团体中有很多开始向革马派接近，视他们为左翼新革命的旗手。

1969年9月18日，在东京的芝浦工业大学校内的一次中核派集会上，十几名不明身份的学生袭击了会场，并将一名中核派的学生打死。这是在左翼组织内斗中，出现的第一名牺牲者。事后证明，袭击者们来自一个叫做「反战联合」的小派别，在组织上受到革马派的领导。

作为报复，1969年11月28日，包括中核派、解放派在内的八个左翼组织，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的左翼集会上，与革马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由于自知在人数上革马派处于绝对劣势，所以革马派的成员们都经常携带各种凶器，以备不时之需。尽管其他组织对革马派充满恨意，但在打斗中却往往对有备而来、出手凶狠的革马派占不到太多的便宜。同时，也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下，革马派的核心凝聚力反而与日俱增，原本是以研究理论为主的革马派总部，也日渐军队武装化。在革马派内部的「突击队」，更是成为了一支专门进行破坏活动、暗杀敌对组织成员的恐怖行动队伍。

1971年12月4日，革马派在大阪的关西大学千里山校区散发传单，遭到了校内的中核派成员的阻止。早已埋伏在一旁的革马派突击队一拥而上，用铁棍将两名中核派学生当场打死。

1972年11月8日，控制了早稻田大学的革马派，将一名学生强行拉到学生自治会办公室，要求他承认自己与中核派的关系。事实上，这名学生曾经是革马派的成员之一，但对革马派的频繁武装内斗感到反感，于是退出了革马派后转向了早稻田大学内部的右翼组织。经过8小时的拷打之后，这名学生被生生打死。革马派将他的遗体丢弃在东京大学校园之内，企图嫁祸于当时控制了东京大学的中核派。

1973年9月15日，革马派突击队突袭了神奈川大学的解放派据点，但是行动遭到失败，两名革马派突击队成员反被打死。

1973年9月17日，革马派在得知了中核派在东京莺谷站的聚会后，出动了80名携带铁棍、角铁的突击队，双方在车站内外展开了激战，最终导致中核派6人重伤入院。

1973年10月20日，革马派纠集了200人的队伍，对大阪市内总共12处中核派的据点进行了轮番袭击，导致中核派7人轻伤，4人重伤。革马派有一人受重伤。

1974年1月24日，作为一连串行动的报复，中核派袭击了革马派一名成员的家，将该革马派成员和两名朋友一同杀害。同日，中核派成员在神奈川大学的食堂里，将一名革马派学生杀害。

1974年2月8日，中核派在琉球大学里，将一名被怀疑是革马派成员的学生杀害。

1974年5月13日，革马派为了报复中核派，发动了一次「斩首行动」。参加行动的8名革马派突击队成员，在法政大学外将一名37岁男性杀害。这名被害男性是中核派东京东部地区委员长。这是在左翼团体内斗中，被杀害的第一名组织内高级成员。

1974年9月10日，革马派将一名中核派的邮递员在其东京的家中杀害。

1974年9月24日，革马派在大阪府守口市的一个巴士站旁，将一名中核派学生打死。

1974年10月3日，中核派同样在东京，杀害了一名革马派的邮递员。这名被害者是之前被革马派打死的邮递员的同事，据称是他向革马派举报了自己同事属于中核派的事情。

1974年10月15日，革马派在东京代代木公园外，用铁棍打死了一名中核派的普通工人。

1974年12月1日，中核派闯入了大阪一名高中老师的家中，用棍棒将这名教师打死。该名教师属于革马派。

1975年3月6日，中核派在品川附近的路上，人为制造了一起追尾事故，并借此刺杀了革马派的一名干部。

1975年3月14日，20名左右革马派成员趁夜间潜入了埼玉县川口市的一间公寓，用棍棒将睡眠中的本多延嘉打死。本多延嘉是中核派的总书记，中核派的最高领导。

1975年4月1日，中核派在东京本乡的一家咖啡馆内，袭击了革马派的中央执行委员，将其用铁棍打死。

1975年4月26日，中核派在东京高田马场的咖啡馆内，将两名革马派政治局委员打死。

1977年2月11日，革马派突击队在茨城县取手市，将「革劳协」的总书记刺死。

1977年4月15日，革劳协对革马派进行报复。四名革马派成员乘坐着面包车驶出印刷工厂后，突然被一辆大卡车拦住去路，之后车辆后方又遭到另一辆卡车的撞击。卡车上跳下总共10名革劳协成员，用棍棒和钢管将面包车的车门别死后，向车内泼洒汽油并点燃，将车内的4名革马派成员烧死。

……

围绕在革马派与其他左翼各派之间的斗争，逐渐升级到「革命一定要有牺牲，行动一定要打死人」的阶段。可想而知，最初为了改变日本、反对帝国主义的这批热血青年们，在看到各自所属的组织纷纷陷入了这种毫无意义的内斗，心中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手中持有的钢管、匕首等等武器，砸向的不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却是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同志们…

上野光雄于1971年从东大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一家银行工作。尽管在毕业之后，他仍然积极参加着革马派的活动，但是由于他对逐渐升级的内斗行为的反感逐渐加剧，在1975年初他正式退出了革马派。此时他对于日本的左翼运动充满了失望，在他的心中始终认为革马派与其他派别的对立和内斗，不仅仅是源自于革马派高层对于权力的贪念，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在暗中参与的结果。

而神田正行，早在1968年早大事件之后，就对左翼运动萌生退意。在1969年年初，由于他在之前学生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领导和协调能力，日本的几个右翼团体开始逐渐关注他，并且向他提议加入组织。

此时的右翼团体，大致上可以分为从政派和经商派两类。

从政派右翼继承了日本战前右翼的衣钵，以儿玉誉士夫、赤尾敏、川岛正次郎、高桥岩太郎等人为首的右翼团体们，一方面受到战后日本保守派政府的扶植，另一方面也在为政府的右倾路线铺平道路。当有罢工、民众游行、学生运动发生的时候，政府不便于出动警察部队进行打压，于是便依靠着这些右翼团体对这些活动进行破坏。久而久之，政府对于右翼力量的依靠性越来越强，能够得到这些右翼组织支持的政客们，便可以在政界里如鱼得水；而左翼政客们却会被这些组织向要挟、打压。

从政派右翼之所以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除了他们的「实用性」之外，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这就是所谓的「右翼思想」。

日本的右翼思想提出的是反共、反美，使日本尽早摆脱苏联和美国的压力，实现民族自立，国家自治。由于在战后的官僚阶层中，遭受了占领美军的欺压的人数非常之多，所以当占领军撤出日本之后，这些宣扬右翼思想的右翼人物们，立刻受到了政界的承认和支持。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战后的阶层意识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界、商界的头面人物大多倒向右翼，而劳动者、学生普遍倾向左翼。

而经商派的右翼团体，大部分则出自于战后的经济混乱时期。在1945-1951年之间，日本由于战后物资缺乏，无论是食品还是工业用品，都大量仰仗着美军提供的物资支援。而为了控制物资流向，操纵市场价格，一些组织便开始尝试垄断美军物资的调配，偷运、走私海外物资，并且在各地开办黑市，将不法物资用于流通。

从事这些行业的团体，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战后滞留日本的朝鲜人、华人团体 —— 因为他们具有「战胜国国民」的身份，同时具有海外关系，做起走私和黑市的买卖来说轻车熟路；但为了将这些利益掌握在本国人手中，日本政府也暗中支持了一批日本人的团体来进行竞争。万年东一、小佐野贤治，都是这一时期通过倒卖美军物资，控制黑市等等积攒下了第一笔财富。

在经商派的右翼团体中，之后又分化出了一类被称为「总会屋」的组织。简单来说，他们通过暗中购买某企业股票的形式，积攒起在这家企业中的持股比例。当自己成为大股东之一后，就会通过强行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总会）的形式，用各种手段对企业进行施压，迫使其他大股东向他们出让股份，最终达到完全控制这家企业的目的。

总会屋在操作股权的过程中，必然会用到一些威吓性的手段；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他们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警备力量。在这样的需求下，黑社会团体与总会屋一拍即合，由这些暴力组织出面为总会屋服务。由此一来，总会屋便成为了日本黑社会最大的金主，而政商两届的右翼团体联合，便构成了从背后操纵着日本政治和经济命脉的背后力量。

神田正行虽然从心中对右翼势力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感到不满，但已经对沉迷于内斗的左翼组织彻底失望的他，还是选择了借助右翼群体的力量，使他在1972年成为了一名京都府的公安警察。

从学生运动领袖摇身一变，竟成为了警察队伍中的精英，这在70年代的日本并不是太稀奇的事情：在日本当时的警察系统中，有着左翼思想，或是对左翼组织持同情态度的警员也不是少数。当以「知性美」而著称的日本赤军领导人重信房子成为全国通缉犯的时候，很多警察都私下承认自己是重信房子的粉丝。

（策划了劫机、占领大使馆、爆炸等等恐怖活动，导致超过一百名平民死伤的日本赤军最高领导人，重信房子）

原本是想通过成为公安警察后，对警方在处理学生运动时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减少流血冲突事件发生的神田，在加入警察系统后却渐渐发现，原来在日本的警察系统高层，其实是有意在促成这一起起内斗杀害事件的出现。警方通过对一些左翼组织成员的审问，获得了某一派的活动计划后，会同样通过警方在其他组织的线人，将这些信息故意泄露给与之敌对的其他左翼组织。这其中，革马派刺杀中核派总书记一事，就是由警方向革马派提供的情报。

尽管神田对此非常不满，但用句他上司的话来说：「与其让我们一次次出动去搜查这些学生那脏脏兮兮的宿舍，不如让他们彼此残杀，反正无论谁赢，死的都是那些满脑子推翻日本政府的思想的人。我们只要负责收尸就好。」

1976年4月，神田正行从京都府警辞职，他已经对日本的政治彻底失望。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在他看来都在将日本拖入一个泥潭。辞职之后，他来到大阪，在一家警备公司里任职。

同一年，他在大阪的一家咖啡店里，与上野光雄偶遇了。而这，就成为了《森永格力高投毒案》一切的起点。

1976年9月，上野光雄在这家银行工作的第6年。由于头脑清晰，办事周到，他被调任到负责企业信贷的部门。尽管资格尚浅，但他已经掌握了业内的大部分业务，也成为了业务骨干之一。他主要的工作，便是走访大阪地区的一些大中型企业，了解它们的业务扩张需求，并给出相应的贷款方案。由于日本处于经济上升期，贷款的业务相当繁忙。这天上午，刚刚结束了2家客户访问的他，来到了天满桥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休息。

店面坐落于一幢公寓楼的底商，店里放着时下流行的Bossa Nova，上野光雄走进店中，在靠窗向阳的座位上，他突然看到了一个人似乎有些眼熟。尽管一时想不起来，他还是挑了个与那人斜对面的座位坐了下来。一边喝着咖啡，他还忍不住时不时地用眼去瞟那个男人。

那个人正是8年前，他在东大驹场校园里见过的前中核派干部，神田正行。曾经从事过公安工作的神田，从上野一进门就意识到了他投来的不一样的目光。于是他假意面向窗外，装作在眺望大川的河水，一面透过窗边玻璃的反光，仔细地打量着来人的一举一动。神田脑中的记忆在飞快地翻动着，他也在尝试努力回忆眼前这个人的来历。终于，他想起了8年前在东京大学里的那个下午，坐在革马派据点的教室一角，那个肤色偏白，面容消瘦，眼睛细长，戴着一副大框眼镜的年轻人。

神田猛地站起身来，向着店门口走去。看到神田突然的动作，上野吓得把头埋在了咖啡杯前，用小勺不断地搅动着杯中的液体。当他听到身后的店门上的铃铛一响，意识到了他一直在盯着看的男人已经走出了店外，于是他赶忙回过头，想看看那个人去了什么地方。然而，当他刚刚转过头，却发现一个身影就站在他的身后。

神田正行正不动声色地近距离看着他。他的目光让上野定在原地，抬起的脸上嘴巴惊讶地半张着。神田用右手重重地按在上野的左肩上，对他低声说：

「有话要说的话，跟我到二楼来。」

二楼的空间更加寂静，中午的店里几乎没有客人。上野心神不安地跟着神田走上了二楼，挑了一个不临窗的座位坐下。神田对上野挤出了一丝苦笑，对他说：

「还记得我，是吗？」

上野此时的思绪也恢复了许多，他点点头，对神田说：「你是中核的干部，神田桑，对吧？」

神田又苦笑了一声，摇摇头回答道：「早就不是了。我是公安。你呢？想要替革马派除掉我，是吗？」

上野松了一口气，扶了扶眼镜对神田说：「我也早就脱离了那帮人了。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而已。」说完，上野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皮包，给神田看了看他准备的厚厚一沓客户拜访资料。

神田尽管仍没有完全放下戒备，但他刚才虚张声势地说自己是公安，想必也能吓住眼前这个对手 —— 就算是再嚣张的左翼分子，也不敢光天化日之下对公安下手。他要过了对方的名片，细细地读到：「上野光雄，企业融资专员」。之后，他把那张名片塞到了衣兜里，说：

「名片我收下了，过几天我会联络你的。」

说罢，神田将上野一个人丢在了咖啡馆的二楼，走下了楼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家咖啡馆。

两天后，神田借着申请贷款的名义，给上野留下的名片上的座机打了两次电话。他有意在拨打总机后，将分机号码加上一或者二 —— 这样电话就会转到上野在公司工位附近的同事座位上。他号称自己是一家在堺市的印刷厂的负责人，想要咨询商业抵押贷款的事情 —— 神田的父母就开着一家小印刷厂，业务方面的事情他可是信手拈来。借着跟电话那端的银行职员谈天说地的机会，他在电话中假意声称自己是上野在老家时的高中同学，旁敲侧击地打听到了上野在公司中的职位，以及他人对他的评价。通过这两次的电话，以及连续一周对上野的跟踪，神田对上野那天在咖啡馆中说「已经脱离了革马派」，才算真正地确信了。

而上野光雄这一边，心中却不平静。学生时代时的那次遭遇，让他心中产生了对神田充满了崇拜感。尽管之后在革马派中也参与过各种行动，但他一直认为，能够团结起各种左翼力量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带领日本进行革命的人选。因此，他对革马派处心积虑想要夺取左翼阵营的领导权，甚至不惜杀害其他组织成员的行为感到相当不齿。在退出革马派之后，他有意地与左翼活动划清了界限。但是，与神田的再次偶遇，使他心中再次燃起了那股革命的热情。

「原来革命从未远去，它只是在等待合适的人而已啊…」

等待神田的来电，成为了上野这几天以来迫不及待的一件事情。然而，在他的留言信箱里，从未有过名叫「神田」的来电，这让他不免有些失望。随着等待的心态越来越焦急，他心中的那个想法越来越清晰：他想要豁出去，说服神田跟自己把革命的想法延续下去。而这次的革命，是他心目中长久以来梦想的革命：以非暴力形式进行的，针对政府和暴力机构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

此时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彻底分裂成为了两大种类：一种是以争夺左翼阵营统治权的「内斗」，另一种是以联合赤军、日本赤军为主的过激派，所主导的恐怖袭击。在政府有针对性地对左翼过激组织进行打压之后，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的首脑们出逃海外，国内的红色革命已经几乎变成了一场闹剧。而上野相信，和他一样对革命尚未丧失希望，只是在等待时机的同志们仍然有大批存在于日常的各个角落里。只要时机成熟，人民群众们就会响应号召蜂起来反抗政府。

然而，时机不巧，就在上野决心要放弃眼前的一切重新投身革命的时候，公司却因为一笔重要的业务，需要他临时调派东京一年时间。他正在犹豫不决是否应该就此提出辞职的时候，下班路上，神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在确认了上野如今的身份之后，神田也决心对上野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已经与中核派绝缘了的他，从那段游走于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日子里，看出了一个绝妙的机会。

在千日前的路边小摊旁，神田压低了声量，对上野诉说着自己的想法：

「现今的日本，政治家们已经与右翼势力深度勾结，意识上形成了「用经济打败美国」的想法；为了使国内的企业们为己所用，日本政府希望用促使各大企业扩大贷款的方式，利用银行系统来加强对传统的家族式企业的渗透，并逐步将这些企业纳入到政府宏观的「经济战」计划中来。

作为经济战的最前沿，生产制造型企业的海外扩张是必不可少的。1973年之后，日本政府采取了兑美元的自由浮动汇率制，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急剧下降。这样一来，日本生产的产品就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大量倾销给美国，并使美国背上了每年35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逆差。长此以往的话，美国的经济被日本拖垮，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美国是不可能坐视这样的事情不管的。所以从72年起，美国就逐渐对日本出口的纤维、钢铁、汽车配件等等进行了抵制，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自主管制，限制企业将产品出口美国。现在的国内形势是，在部分受到贸易管制的行业中，产业工人有着反美的强烈情绪，同时对软弱的日本政府表示出不满；而在没有收到管制的行业里，这些企业都跃跃欲试想要成为日本产品出口的新窗口，在国外市场上打败美国产品。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在国内尝试掀起反美的行动，这样一方面可以获得右翼团体的背后支持，同时符合政府的经济利益，又能将跑偏的左翼活动拉回到正轨上来。你觉得怎么样？」

听完神田的这一席话，上野深深地感到「神田先辈果然还是那个头脑冷静，对局势看得透彻的人」。他赞同了神田的计划，但稍微忧虑地说：「但是，公司要把我派驻东京一年。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就此辞职。」

「不，不要辞职。」神田坚定地对他说，「先用你的银行职员身份作为掩护，这样我们也方便搞到很多必要的信息。」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会常常造访东京，我们的行动会马上开始的，你放心。」神田将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了上野，约定了下次去东京找他的时间，便拿起酒杯，开怀畅饮了起来。

上野看着眼前沉稳中不失豪放的神田，对自己能够再次与神田的相遇，感到由衷地欣喜。两个人在小酒摊上喝到很晚，之后各自回家。

1976年10月中旬，上野按照公司的指示，在东京的品川区一处公寓中安顿了下来。一周之后，神田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内容已经确定 —— 对「可口可乐」进行投毒实验。

听到这个消息，上野直接表示了反对：「对平民进行投毒，这与赤军派做的恐怖袭击，有什么分别？」

神田不紧不慢，开始对上野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与上野的上次见面后，神田通过在右翼团体中的关系，与「部落解放同盟」建立了关系。

「部落解放同盟」是一个旨在消除日本社会对「部落出身」的人群偏见的组织 —— 在日本的社会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多数企业和政府机关，都会拒绝雇佣或录用部落出身的人。由于部落自古以来就带有着「污秽不洁」的形象，这些部落出身的人往往背负着少见而奇怪的姓氏，例如「牛屠」、「墓前」、「蛇食」、「忌部」等等。为了减少被歧视的概率，大部分部落出身的人都将姓氏改成了一般常见姓氏，但很多企业还是会通过户口登记地，来判断面试者是否来自部落地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50年代起，部落解放同盟便与日共走得很近。然而，到了70年代之后，日共本身混乱的局面让部落解放同盟意识到这个「盟友」相当不可靠，于是他们宣布与日共切断联系，转而开始投向在政经两届有着相当大发言权的右翼团体。神田在与部落解放同盟的人接触后，作为合作条件，神田提出需要由部落解放同盟来支付自己组织的活动经费，而部落解放同盟则提出了需要他们对美国倾销于日本的产品进行破坏 —— 不用说，这其实是转达了右翼组织的命令。而这个命令，其实直接来自于右翼中的头面人物，儿玉誉士郎。

按照儿玉一派的计划，右翼势力将协助日本政府，利用媒体来扩大化美国品牌在日本的负面形象，从而减少美国向日本输出资本的动力。彼时的日本，在市面上很难见到从美国直接进口的日用品，大部分进口产品都集中在机械、能源行业。如果对这些产品进行破坏的话，无疑会对日本社会的生产也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样一来，备选的目标，便缩窄到了美国资本在日本生产的产品上。而这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可口可乐。

按照计划，神田将负责对可口可乐的产品进行投毒，而之后日本的媒体便会在右翼势力的引导下，将投毒事件的影响扩大化，在民众中对这一品牌的产品造成负面影响。作为投毒的原料，由部落解放同盟通过其控制的工厂，向神田提供了氰化钠。

说完这些，神田从随身的书包中，取出了那一袋装满了致命毒物的塑料袋，在上野的面前晃了晃。

见上野仍然犹豫不决，神田继续劝告他说：「这次的行动完全由我们自主进行，所以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在可口可乐的瓶中混入不同量的氰化物，以此来实验这种毒物的致死性。今后在万一需要使用暗杀手段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免去了重复实验的危险性。」

上野考虑到未来组织的发展，只好不很情愿地答应了神田的请求。按照神田的想法，上野来负责规划投毒实验的设计，包括投毒方式、剂量、地点和时间。神田和上野分别在投毒地点周围对投放的可乐进行观测。每天早上，神田化妆成为快递员，在品川车站西口沿线放置可乐瓶，然后在白天的时候暗中巡视这条街道，记录可乐被路人拿走的地点和时间段，以及可能会拿走可乐的人群特征。在最初的一个月时间里，他们所投放的可乐都是不含毒素的。而到了12月下旬，神田却接到了右翼组织打来的电话，催促他为何迟迟不进行计划。神田推脱说，因为时至年底，他们想要在新年期间制造这起事件，以便于更好地传播。

挂上电话后，神田在上野下班回到公寓后，开始督促他指定具体的投毒方案。在总结了上一段时间里的可乐投放数据后，上野提出了两条意见：

1.投放应减少在白天进行，否则目击到可乐瓶的行人过多，会引起怀疑。

2.投放的地点，应当在人们会停下来驻足的地点，例如自动售卖机、电话亭、有红绿灯的路口等等。

然而，无论是神田还是上野，对于氰化钠的投放用量都没有太多的经验。于是两人商议，对将要用来投毒的可乐，进行「阶梯状投毒」，在每一瓶中逐渐增加投放剂量，争取实现既可以达到致死剂量，又不会让可乐看起来状态过于奇怪的水平。

于是在1月3日深夜，神田和上野便开始了投放毒可乐的计划。

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神田和上野投放的毒可乐，成功地将两名路过时捡起可乐的市民毒死，并在东京乃至全国，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可口可乐被迫将大部分的自动售卖机撤换，并在之后不久启用了新的瓶盖技术，对日本全国的灌装厂进行了彻底的灌装线更新，才保住了可口可乐的销量。

而同时，在右翼势力的配合之下，投毒所使用的毒物来源无从查起。黑社会势力也贡献了力量：3月份他们安排了一名社团成员，制造了「骗取氰化钠后又服毒自杀」的事件，使警方自己认识到，对于剧毒物质的管理充满了漏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警方只得将此事不了了之。

而神田和上野，由于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获得了儿玉誉士郎的接见。

在会面中，儿玉夸赞了神田和上野对行动的缜密计划，并且详细听取了上野对于投毒方式的思考。儿玉拿出了一份从警方高层获得的《可口可乐投毒案》的分析报告，让上野提出意见。在看到「被投毒可乐有明显的碳酸含量不足，并且可能出现液体分层」的内容后，上野提出对「固体食物的投毒」，想必会比投放于液体饮料中的效果更好：因为氰化钠是固体，混在固体的食物中不会溶解，可以保证达到相对高的致死剂量，并且更加节省氰化物的用量。儿玉誉士郎对此深表赞同，并且按照约定，向神田和上野支付了活动经费4000万日元。

神田和上野在此时的心情，无疑是复杂的：他们两人几乎是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堪比中核派那样大组织的一年活动经费，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却是令两个无辜的民众被害。在回公寓的路上，神田安慰上野说：

「就把他们当做为我们的革命目标，所牺牲的同志们吧。」

上野激烈地反驳道：「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完全是被我们害死的！」

神田也毫不示弱：「我们不应该这样想！是革命肯定会有牺牲！」

「那么，如果真的需要牺牲的话，下次就让我来牺牲吧！」上野的眼里冒着火光。

神田拍拍上野的肩头，「你放心，如果你牺牲了，我肯定会为你报仇。」

1977年的正月，两名内心中充满了矛盾的革命者，低垂着头走在东京夜晚的街头。在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崎岖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永远也未能抵达革命的终点。

解谜篇 中

1977年2月的情人节，东京地铁站地下出现了放置有毒物的格力高巧克力。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的神田和上野，立即来到了儿玉誉士夫的府邸，请求会面。

此时告病在家的儿玉誉士夫，事实上是在躲避众议院的传唤。他因为牵连进洛克希德行贿案，已经成为了众议院调查此案的重点关注人物。

儿玉誉士夫，出生于1911年的福岛县一家极度贫困的农家。由于家境窘迫，8岁起他便被送到了住在首尔（当时的名称是京城）的亲戚家，在那里一直长到16岁才返回日本，成为了东京一家工厂的学徒工。自幼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儿玉从小便学会了察言观色，游走于各头面人物之间的本领。

1937年，他由于曾经游历满洲、朝鲜的经历，受到了急于招募情报人员的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河相达夫的赏识，前往中国各地刺探情报。1938年，他受雇于日本海军军部，前往中国上海，以民间商会的名义，垄断了中国出口的钨、铬、镍等战略用途金属的贸易，将中国的矿产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这期间他在上海所经营的公司，其实暗中使用的都是海军的预算经费，被称之为「儿玉机关」。

同时，儿玉也发挥了自己擅于钻营的特点，与汪精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他关系秘密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通过贩卖毒品和收受贸易回扣，儿玉积攒下了高达1亿7500万美金的财富。

日本战败之后，儿玉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美军逮捕。然而，在美国对日协调会的暗中活动下，儿玉作为「可以利用的反共分子」，免于起诉被释放，并与草创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达成了合作协议。

儿玉一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分批将自己在战争期间于上海积攒下的资产变卖后，转移资金回到日本，另一方面也开始利用自己与日本右翼、美国中情局的关系，成为战后日本政府急需的「调和型人才」，负责平衡政府与右翼组织、日本政府与美国情报机关的关系。在这期间，他将大部分右翼组织的头目聚集在自己的组织中，并拉拢了一大批战后的日本政治精英：鸠山一郎，三木武吉，岸信介等等。

1954年，他一手资助的鸠山一郎成为了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是他的孙子），儿玉的耳目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日本的政界。到岸信介担任首相期间，由于受到贪污嫌疑的影响，岸的政敌，社会党议员今澄勇在国会内发起了「全力追查岸信介」的号召。为了让今澄勇闭嘴，岸信介请儿玉出面摆平此事。而儿玉只是将今澄勇请来自己的别墅，在他的面前出示了一份清单，其中包括今澄勇全部的资金来源，交接地点和时间，曾经去过的饭馆，以及他曾经交际过的女性等等。看到这份清单，今澄勇汗如雨下，当场承诺会收回对岸信介不利的一切指控。

自此之后，儿玉誉士夫便成为了日本政坛的「黑幕」。他一方面扶植着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这些「嫡系政治家」，同时对出身左翼的政治家们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压。这样的压制手段是卓有成效的，它直接造成了日本左翼政党的长年低迷。

与此同时，儿玉誉士夫也完美地隐藏了自己的另一层身份：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在日本的秘密代理人。在岸信介政权期间，他暗中操作了日本进口 F-104 战斗机的采购大单，为自己获得了大笔的灰色收入。自1954年到1972年，对日本政坛「垂帘听政」的儿玉誉士夫，被称为「日本的黑幕」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好景不长，令老谋深算的儿玉誉士夫失算的是，出身贫寒，以企业家身份开始参政的田中角荣，却在1972年的首相竞选中突然反戈一击，在当年5月宣布与佐藤荣作一派分裂，竞选日本自民党党首。7月5日，尽管佐藤荣作鼎力支持福田纠夫，但田中角荣大破冷门，当选自民党党首，成为了日本新任首相。

当选后仅仅2个月，田中角荣再次打出了谁也没有想到的一张牌：与中国尝试建交。本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田中角荣的访华获得了空前成功，于1972年9月29日发布了《中日联合声明》。田中内阁的支持率迅速蹿升到70%以上。

然而，田中角荣这样高调地与中国修好，自然带来了美国的反感。在1972年10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报告中写到：「企图绕过我们直接与中国建交，这帮小日本简直是最无耻的叛徒。」这也是美国政界开始重新审视田中角荣动向的开始。

由于之前对于田中角荣并不看好，儿玉誉士夫此时遭到了田中角荣的忽视，感到了几分失落。为了能够将自己纳入田中角荣的共同利益圈里，他走出了一招险棋：让利于人，嫁祸于人。

按照之前自己与洛克希德公司的协议，儿玉将从政府采购的每笔订单中，获取5%-10%不等的「好处费」。而为了将田中角荣拉下水，他找到了田中角荣的心腹，同时也是经商派右翼的代表人物 —— 小佐野贤治。并对他提出：

「好处全归你，风险我来扛。」

面对这种送上门的好事，小佐野贤治欣然应允。

小佐野贤治是何许人也？

小佐野贤治出生于1917年，比儿玉小6岁。通过自己的打拼，他在战争期间成立了一家公司，并拿下了陆军部的汽车配件合同，借此积攒了巨大的财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然而，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小佐野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他意识到在战败后，将有大批的欧美军官来到日本，届时肯定会对旅游资源有大量的需求。于是他便开始将资产用于大批购买日本各地的酒店、旅馆、巴士公司等等。1950年，他与长冈铁道促成了一笔合作，双方共同开发长冈铁道沿线的巴士线路。而这次合作，彻底改变了小佐野的一生。

长冈铁道当时的社长，就是后来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此时处于低迷期的田中角荣，通过与小佐野的合作，为自己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在此之后，田中角荣与小佐野贤治成为了「刎颈之交」的关系。

对于一般的政治家来说，对身边的人往往会存有戒心。所以田中角荣与小佐野贤治之间如此强大的信任关系，其实是令人很难理解的。然而，这就是田中角荣的魅力所在 —— 换句中国爱讲的话来说，田中角荣绝对是个「性情中人」。在他受尽坎坷的早期生涯中，田中角荣对有知遇之恩的吉田茂有着绝大的信仰，也秉承了吉田茂直爽豪迈的性格，对自己信任的人投入莫大的信赖。这使得他在政界，尤其是底层政治家中，具有着绝大的人气。

实现了「下克上」，成功当选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也实现了自己对小佐野贤治的承诺，让他成为了自己的影子幕僚，为自己出面处理那些可能会招致丑闻的金钱关系。而此时的小佐野贤治，也已经成为了日本航空和全日空运输的大股东。

儿玉向小佐野提出的建议，就是从小佐野的大股东身份入手的。他向小佐野坦白，自己其实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秘密代理人。如果小佐野愿意动用自己的大股东影响，在即将到来的民用客机采购中选择洛克希德公司的 L-1011 客机的话，他愿意将此笔订单的全部好处费出让给小佐野；同时，如果此事被媒体或在野党获悉后，招致出任何的麻烦，他会利用自己在黑白两道的关系，替小佐野摆平此事。

鉴于儿玉在政界、右翼势力和黑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小佐野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儿玉的善后处理能力。而另一方面，小佐野作为日本航空的大股东，通过促成此事获得的巨额好处费，也可以帮助他大笔收购其他股东手中的股份，甚至将日本航空据为己有。在这样的利益诱惑下，小佐野并没有向田中角荣讲明此事与儿玉的关联，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向田中提出了建议。出于对盟友的信赖，田中角荣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欣然应允了由小佐野进行筹划安排。

儿玉对于洛克希德采购一事，其实也在心中十拿九稳：按照之前近20年的经验，美方对于洛克希德给予日本一些商人和官员好处费的做法，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但从未进行过揭发检举。儿玉利用自己在中情局的秘密身份，也在密切关注着美方的动态，但久而久之，心中的疑虑也就逐渐放下了。于是在1972年年末的这笔采购之后，儿玉将收到的21亿日元好处费如数交给了小佐野。在进行了必要的账务隐匿之后，小佐野便以自己旗下公司的名义，将5亿日元作为「政治活动资金」的名目，汇入了田中角荣的事务所账户。

通过这笔生意，儿玉虽然没能获得利润，但是却就此拉拢了小佐野。而掌握了小佐野，也就掌握了田中角荣的钱袋子，这个逻辑儿玉誉士夫是再清楚不过的。

然而，激进的田中角荣却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人给他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

在成功与中国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之后，田中角荣为了打开日本的外交局面，于1973年10月访问了苏联。这是在1956年之后，日方首脑首次访问苏联。在会面中，田中角荣对苏方提出了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的建议，并且收到了苏方的认可。考虑到西伯利亚蕴含的大量煤炭和石油资源，美国将田中的这一行动，认为是日本主动寻求摆脱美国的能源输出垄断的试探。

在田中角荣从苏联返回日本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立刻安排了一次访日活动。在他见到田中角荣之后，迅速抛出了自己的质问：

「田中首相，你应该放弃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外交政策。美国给予你的已经足够多了。」

而田中角荣毫不留情地回答道：

「那么，如果我们只要向美国张嘴要石油的话，美国就会要多少给多少吗？」

通过能源供给来限制日本的工业发展，这是美国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对日政策的核心。如果美国真的同意放开对日本的石油供应，那么以日本的廉价生产成本，日本的产品会迅速冲击美国的市场。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是丝毫不能松口的。然而，田中角荣这种「犯上」的做法，也的的确确激怒了基辛格，激怒了美国政界。一场瞄准田中角荣的暴风雨，正在迅速酝酿成型。

1974年10月9日，在言论上属于保守偏右的《文艺春秋》，刊登了一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他的金脉与人脉》的文章。这篇文章由右翼知识分子田中健五提案，在评论家立花隆执笔下完成。在文章中，田中角荣于1969年在信浓川河岸上用4亿日元购买的土地，转手以350亿元的价格卖给国土建设省的问题，被揭发出来。

随后，在国内的各家媒体的要求下，田中角荣最初拒绝进行澄清。但是由于《华盛顿邮报》对该文进行了转载，使得田中角荣政权面临了海外空前的压力。10月22日，田中角荣在东京召开了记者会，本想进行演讲的他，却被会场内全部记者进行了关于该文问题的轮番轰炸。随后在国内的舆论里，田中政权的支持率迅速跌入谷底。1个月后，田中角荣被迫宣布辞职。12月9日，田中内阁总辞职。

至此，田中角荣的首相生涯画上了一个不光彩的句号。

日本的政界贪污问题，向来在欧美是很难形成舆论市场的。而田中角荣的转卖土地问题，却令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如此关注。这其中除了有美国急于打倒田中角荣的需求之外，儿玉誉士夫在背后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作为中情局的联络员的儿玉，事实上对与自己关系并不密切的田中角荣并不放心。而来自美方的压力，也使儿玉愿意看到田中角荣的失势，继而协助美国扶植一名更加容易控制的政客上台。于是在他密切地将日本国内对田中角荣不利态势的信息传达给美方后，美国的保守派势力也迅速行动，对田中角荣展开了「全球式弹劾」。

田中角荣的辞职，并未能让美国人就此住手。他们的目的，是彻底铲除田中角荣在日本政界的影响力。

1975年年底，民主党参议员弗兰克丘奇牵头，开始了对洛克希德公司的账务调查。在1976年2月，这个调查团成功挖掘出了洛克希德公司曾经在1972年对日本田中角荣进行过贿赂的证词。而此事发生也恰巧在因水门事件丑闻而下台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第二期任期之内，于是美国媒体立即对此案进行了大幅报道。同时，日本也收到了相应的证据，开始在国会内对前首相田中角荣进行问询。

得知此事的小佐野，当即找到了儿玉誉士夫，要求他尽一切力量消除不良影响。但小佐野和田中不知道的是，儿玉此时已经被美国势力拿在了手心里：如果儿玉胆敢对美国的「打倒田中」计划从中作梗的话，不仅他在美国的资产会遭到冻结，而且美方会将他过去20年以来协助美国公司贿赂日本政界的事情公之于众。

洛克希德案的结果，使田中角荣被正式逮捕，消灭了他在政界复活的最后希望。

各位是否还记得，之前我们提到过「右翼袭击右翼」的「前野光保刺杀儿玉誉士夫案」？这里我来简单解释一下。

在日本的政界，为政客们担任「背后黑幕」的人，并不仅仅是儿玉誉士夫一个人。在不同阵营的政客背后，都存在着势力大小不一，立场各自不同的黑幕。与儿玉处于同一时期的这些「黑幕」，还有在暗中支持福田纠夫的大谷贵义，与北朝鲜联系紧密的许永中等人。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破朔迷离的，彼此之间亦敌亦友。

洛克希德案被曝光之后，儿玉誉士夫在本案中的「始作俑者」的身份，事实上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 除了直接与此案有关的头面人物之外，对媒体来说儿玉的角色似乎最多也只是个知情者。除了田中角荣一派之外，最害怕儿玉被彻底起底的人，其实是上一个时代的那些政治家：岸信介、佐藤荣作、池田勇人这三位已经离任的前首相，以及在他们的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大批政客和官僚。

而此时的日本右翼势力，也面临着内部的分裂：由于对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在逐渐降温。尽管右翼们最初都打着「反美自立」的旗号，但到了眼前这个阶段，「反美」这个口号，一些人却喊得不那么响亮了。

这里面，有像儿玉一样，获得了大量美国给予的好处的人，也有考虑到日本的实际利益，一旦与美国闹僵后日本的国防支出会带来过重负担的人 —— 迄今为止日本的所有国防支出都由美国全部承担。这些人所成立的「情势派」，与坚持反美寻求自立的「正论派」，两者之间的对立在洛克希德案曝光之后变得更加明显。

正论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恐怕就是三岛由纪夫了。在他于1970年尝试政变并自杀之后，正论派对于这种「舍身为国」「忠君爱国」的精神十分推崇。时至今日，那些在靖国神社搞军装游行，在街上用大喇叭宣传日本自立的右翼，其实都是这些「正论派」。

相对地，在「情势派」的眼中，这些人的行为其实只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对于日本实际的政局和经济都缺乏理解，也没有现实的意义。他们认为，正论派都只是拥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傻瓜而已。

对儿玉誉士夫进行刺杀的前野光保，事实上就来自于「正论派」。他们想要通过自杀袭击的方式去杀死儿玉，目的在于避免儿玉「说得太多」，给日本的政坛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与此同时，在「情势派」中，儿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随着田中角荣的辞职，日本政坛上新的机会不断涌现。这除了给一批新政治家提供了上升通道之外，也给他们背后的「黑幕」们带来了扩大实力的机会。

在这批新黑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福本邦雄。

福本邦雄，1927年出生于横滨，父母都是日本共产党在二战前的骨干力量。原日本共产党党员，同时也是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的前秘书。他出身于东大经济学系，曾投身学生运动，与日共的关系相当密切。

1965年，他在东京开办了一家画廊，暗地里却在包揽着为政客们洗钱的工作：当有企业家想要向议员或是官僚行贿时，便会找到他的这家画廊，给他送来一幅画作。之后，福本便会通过自己给椎名当秘书时的关系，将行贿对象请到画廊里，并推荐他廉价买下那幅画。

当政客买下这幅画后，那名行贿者就会立刻用原价几百倍的价格求购该画，从而达到名正言顺地将资金输送给这名政客的目的。当业务兴隆时，福本会将一大批已经被政客们「认购」的画作拿出来拍卖，同时通知那些想要行贿的企业家们前来参与。这样一来，表面上这是一个「艺术品的价值得到承认」的拍卖会，而暗地里，其实是给每个官员的权力都标上了一个价码公然出售。

就这样，福本通过扮演着「白手套」的角色，逐渐与竹下登、桥本龙太郎、中曾根康弘、安倍晋太郎这些中青年政治家们越走越近，也暗中掌握了这些人的大批黑历史。随着这些新一代政治家们的崛起，他的地位也与日俱增，逐渐取代了儿玉誉士郎在政界黑幕中的位置。

福本邦雄的成功，自然也没有逃过美国人的眼睛。从70年代中期，美方便开始通过政治掮客洛克菲勒家族，积极与福本进行着接触。

儿玉誉士夫与美国势力进行的交易，对上野和神田来说，自然是被蒙在鼓里的。他们从媒体上得到的消息，完全是「田中角荣从美国洛克希德公司收受贿赂」的内容。田中角荣从「充满干劲的政治家」的形象，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出卖国家利益的腐败政客」。

在来访的上野和神田面前，儿玉誉士夫并没有因为洛克希德案的传唤而显得垂头丧气。上野和神田对新出现的投毒一事提出了疑问，要求儿玉向他们说明，此事是否与他有关。而儿玉对此矢口否认，并对他们两人说：

「其实我在政界，敌人也是非常多的。两位可能不知，前任首相田中，就曾经多次想要除掉我。你们想知道原因吗？」

神田点点头，于是儿玉继续说道：「因为我不肯与他的亲美势力合作。」

「尽管之前很多关于田中角荣的报道里，都曾经提到过他顶撞美国官员，并且寻求独立外交的事情。但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假象，事情随着他收受美国贿赂的败露，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他一面在国民面前展现出强有力的形象，背地里却受美国指使，对我们这些反美右翼横征暴敛。他主动与美国签订了《纺织品贸易协定》，就主动放弃了用我国的纺织品打开美国市场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卖国行为。」

上野和神田都静静地听着。

「我们这些右翼，实不相瞒，大多数发家于战后时期，对于传统的资本家们来说，我们是一支兴起不久的力量。时至今日的日本，很多大集团还把控在那些传统资本的手里，形成了一个个家族企业。而这些家族企业，其实都是依附在日本身上的寄生虫。

他们一方面靠着政府的支持，占据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市场。另一方面，唯利是图的他们，也纷纷依靠这些卖国政客们，使日本的经济越来越依附于美国。在我国各个行业都纷纷对美国的市场进行占领的时候，他们却畏畏缩缩，生怕得罪了他们的美国主子。」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日本的汽车、钢铁、纺织、橡胶、电子等等行业，都开始纷纷向美国寻求市场。而传统的食品农产品、交通运输、金融等等行业，对海外的扩张却几乎没有动作。

儿玉誉士夫见上野和神田没有反驳，于是继续说：

「恐怕在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敌人不是美国，而是这些依附于美国的日本企业们。只有通过对他们进行打击，才能够让我们的势力渗透进这些家族企业的壁垒中，让他们为我们所用。两位，在这条隐秘的战线上，就靠你们的努力了。」

上野和神田被儿玉的这番话已经完全说服了，与儿玉告别后就匆匆离开了他的府邸。而事实上是，儿玉誉士夫的这番话，其实巧妙地利用媒体上的舆论造势，将「卖国」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扣在了田中角荣的脑袋上。

另一方面，儿玉也从美国的渠道得到了指示，将主要的行动任务逐渐转交给新一代的秘密渠道负责者 —— 福本邦雄。为了帮助美国扭转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美国人已经盯上了一批日本的企业，希望将自己的资本力量渗透进这些日本企业中去，从而影响这些企业的进出口策略，制约他们的海外扩张计划。

在这批企业里，日本的电信、通信、交通、铁道、食品、银行等等，都是美国资本的重要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福本也在加紧进行着准备。

由于受到洛克希德案的愈演愈烈的影响，儿玉越来越避免抛头露面，而他与上野、神田的联系，也逐渐转移给了福本。福本一方面继续为上野和神田提供着活动经费，另一方面却并不指派他们进行具体的行动，而只是将大量日本企业相关的资料交给两人，让他们仔细研读，并研究这些企业在运营和市场方面的弱点。这个工作持续了6年之久。

这段时间里，为了增进上野和神田对自己的信任感，福本安排了他们与各个右翼组织、部落解放同盟的多次见面。然而，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却从未对上野和神田展现过。

在这6年时间里，福本对日本政坛的运作也在一步步进行着。

日本的政权实现了由福田纠夫向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新锐派人物的转换。以福本为背后内幕，日本的政治逐渐向美国的妥协，不仅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高度步调一致，并且主动削减了日本产品的对美出口，甚至将铁道、电信等行业都实现了民营化 —— 美国资本趁机进入，成为了JR、NTT等「日本传统国企」的大股东。

这期间，福本仍然对上野和神田进行着洗脑：美国资本已经加紧了对日本经济的渗透，政府中也充斥着亲美派，所以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迫。由于接触不到任何敏感的信息，上野和神田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

1983年3月，福本将沉寂了6年的上野和神田召集到他设在大阪的办事处。与他们一同受到召集的，还有一名叫做荒川直司的青年。

荒川直司，出生于1961年一个部落出身的家庭，四国高知市人。由于自幼性格内向，同时出身于部落地区，荒川在中小学时期受到许多来自同学们的排挤，学习成绩相当差。从中学退学之后，他辗转于一些当地的工厂，靠打工为生。19岁那年，他来到了大阪，开始在一家电镀制品工厂工作。由于自己的部落出身，荒川对人权活动相当热心，积极参加了多次部落解放同盟所组织的运动。一来二去，他那「行动派」的身影，便成为了右翼组织笼络的目标。

福本将上野、神田和荒川三人叫来，是要交给他们一项任务：对格力高展开全面行动。理由是格力高通过从美国进口食品原材料，暗中在支持亲美派的行动。当然，对于福本来说，这一行动的意义，反而在于帮助自己所代表的美国资本寻求注资格力高的好机会。

听到任务的内容，荒川显得跃跃欲试。因为在他看来，那些用各种手段将部落民众排除在雇佣范围之外的大企业，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而上野和神田，对福本指定的行动计划也深表同意。

在这一行动中，福本是这样策划的：

首先，在绑架格力高的江崎胜久社长后，安排福本与江崎的单独会面。福本会在会面中，提出由江崎社长主动出让股份给福本。江崎肯定不会当面答应，但是必然会对恶意收购有所警觉。将江崎释放以后，他肯定会迅速筹集资金，对其他股东的股份进行收购，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恶意收购。

其次，当江崎将大笔资金用来收购股份后，格力高公司的流通资金必然被占用。此时由上野、神田和荒川，威胁将对格力高的产品进行投毒，对格力高进行敲诈。然而，目的并不是为了拿到钱，而是要使这一消息扩散到舆论中去。

再次，当民众由于恐慌而拒绝购买格力高产品后，格力高势必会被迫减产。这样一来，其本已紧张的现金流就会更加减少。此时格力高的股价肯定会下滑，但在前期已经用高价大量收购了格力高股票的江崎社长和格力高公司，在投资盈亏上就会出现大幅的账面亏损。

当格力高面临如此巨大的经营压力时，福本就会再度出面，用较低的价格来收购江崎社长手中的一部分股份，以供其解决格力高经营方面的燃眉之急。这样一来，福本既获得了格力高的股份，又节省了大笔的资金。

计划顺利地进行着。在1984年3月18日夜里，上野和神田潜入了江崎胜久的家中，将其绑架后，由荒川驾车，来到了福本在大阪市内的一处秘密宅邸。上野和神田将蒙住眼睛、一丝不挂的江崎社长带到福本面前，随后退了出去。福本则不慌不忙地摘下了江崎胜久的遮眼布，对他说：「江崎社长，你好，我叫山下邦男。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

作为政界的黑幕，福本同时也通过手下的右翼组织，与黑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向江崎胜久出示了自己与各大黑社会家族老大们的合影，就抛出了自己预先准备好的说辞，提出由江崎低价转让10%的格力高股份给自己。江崎虽然想要拒绝，但由于自己是受困之身，于是只好假装同意，并提出要回去与家族中其他的股东进行商议。

一切其实都在福本的计划里。他叫来上野和神田，让他们把江崎押送到早已准备好的那间仓库里，并且在第二天中午之前给他松绑，让江崎自己逃脱。之后果不其然，江崎在逃脱后立刻召集了家族中的股东们，集体商议对策。尽管股东们都表示从未听说过「山下邦男」这个人，但由于江崎胜久目睹了他与那些黑社会头目的合影，股东们都表示此事应当慎重对待，尤其不应当将那些黑社会扯进来，否则公司将遭受难以想象的麻烦。于是，格力高的各位股东最终决定，对警方有所保留地报案，只将绑架等事情对警方坦白，而把嫌犯与黑社会的关系对警方保密。

事情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福本在计划行动时的深谋远虑，是完全正确的。格力高方面将筹集的大笔资金用来收购股份，同时也希望尽早了结此事；警方由于从格力高方拿不到有力的信息，在调查上处处为难；而上野、神田向媒体们不断发去的「挑战书」，不但成功地吸引了民众舆论的注意，更使格力高在资本市场上的股价一跌再跌。

警方尽管尝试对大阪、兵库地区进行详细的地毯式搜查，然而福本为上野等三人安排的据点，在警方的登记资料中，都通过福本在政府系统中的关系，被列为「情报机构设施」，自然轻而易举地回避开了警方的搜索。

另一方面，通过「情势派」右翼们的渠道，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上，对《格力高投毒敲诈案》连篇累牍的报道，也令警察备受舆论压力。为了避免将「办案不力」的罪名落在自己身上，本案的专案组负责人们，都如同对待烫手山芋一样，将案件调查侦破的大小进展，事无巨细地向东京的警察系统上层进行汇报，并积极寻求指示。就这样，警方办案时的任何进展，其实都通过这条汇报线，被福本的眼线拿到，并全部反馈给了负责行动的神田。

可以说，警方在此案中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自以为是主角的配角，一面拼命地进行着破案的努力，一面被早已对他们掌握的一清二楚的神田、上野等人耍得团团转。

在万般无奈之下，格力高向神田一伙人进行妥协。为了回避破产的压力，格力高开始寻求资金援助，但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银行，都不敢将资金借给这家摇摇欲坠的企业。福本命令旗下的投资基金出面，以注资换取股份的形式，获得了格力高的大股东地位。之后，格力高的股份便会按照美方的指示，被转让给美国资本背景的投资公司，而福本坐收渔利。

这一切不仅避开了警方的视线，也让神田、上野和荒川蒙在鼓里。

在此之后的各起敲诈和投毒行动，其实都与格力高案的结构几乎完全相同。由福本提供「剧本」，神田小组的三个人负责具体执行。日本的一家家企业，都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拖下了水，被迫将家族持有的大量股份出让给福本旗下的各家投资公司。然而，事情不会永远一帆风顺。在多次的行动之后，感觉敏锐的神田，首先对这一行动的意义表示出了怀疑。

令神田感到怀疑的是，随着他们从福本的手中接过越来越多的行动任务，美国产品出现在日本市场上的情况也在增加。于是在完成了对不二家的威胁后，他们再次与福本见面汇报时，神田向福本建议，是否应该将一些美国在日本的企业，也列入威胁的对象。但这一提议，马上被福本否决了。福本坚决地说：「针对任何企业的行动，都由我一人来把控。你们只需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不要做范围之外的事情。」

福本如此生硬的回复，让神田感到很不舒服。回到据点后，神田对上野、荒川说明了自己的疑虑，他认为福本有很重要的事情，在对他们三人进行着隐瞒。

负责制定行动计划，对公司运营方面非常熟悉的上野，此时将一份调查报告拿给了神田。在这份报告里，上野利用前革马派的同伴的关系，委托一些投资公司，对之前他们进行威胁敲诈过的公司的持股情况，进行了匿名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公司被敲诈的事情发生之后，确实如福本计划的一样，在这些公司的股东名单上出现了一些新投资者的名字。然而，这些新投资者们，大多数都是注册时间不到2个月的小公司。

上野对此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福本对股权运作的事情，恐怕比我更加熟悉，他应该深知持有股份进行获利的技巧。一般来说，如果这些股份被强有力的大公司持有，那么就会加强其他投资者的信心，使公司的股价上升；而如果为了增加对公司的控制力的话，股东们会将这些零散的股份转往专门的控股公司，以增加手中筹码的聚合度，对公司决策投票也更加方便。

然而，他并没有采取这样的策略，却将股份分别通过这些来路不明的小公司持有。他这样做，似乎不是为了增加手中股份的价值，而是为了等待将这些股份进行下一步的转移。」

上野的这番话，让神田也恍然大悟。「那么，你去调查这些小公司的情况了吗？」神田急急地问到。

「正在查，但是不太乐观。很多公司的注册地址都只是一间公寓房，没有实际的办公场所，更别说去找到公司的员工了。」

此时，正是1985年的2月。

几天之后，上野和神田、荒川策划了一起「伪装投毒案」。

他们制作了一批掺杂有氰化钠的巧克力，趁情人节前夕分头放置在东京和名古屋的街头，并在外盒上写上「有毒危险」的字样。用来投毒的巧克力，分别来自于格力高、森永和明治。上野在行动之前，对神田和荒川说明这样做的意义：

「按照之前的我暗中进行的调查内容，福本对格力高和森永的股权转让都已经完成。此时我们以怪盗21面相的名义突然进行投毒，必然使格力高和森永陷入混乱。这样一来，两家公司接下来的动向，有可能帮助我们搞清福本究竟将获得的股份，转移给了什么人。这是一次冒险的行动，各位一定要小心行事，不要暴露自己的行踪。」

「那么，如果福本追究起来此事，我们应该怎么说？」荒川担忧地问到。

「我们只要假称是他人模仿所为，其他的静观其变。」上野回答。

于是，我在《连载8》结尾处提到的「东京、名古屋各处出现了不明情况的含毒巧克力」事件，就这样在上野的策划下发生了。

果不其然，1985年2月14日，从警察内部获悉此事的福本立刻质询了神田，询问此事的究竟。神田按照之前商量好的说辞，对福本说此事并非自己的小组所为，应当是有人蓄意模仿。

福本此时的境遇并不好过。因为突然受到新发生的投毒案的影响，已经暗中拿到了两家公司股权的美方，立刻前来对福本询问为何要在此时进行投毒行动。福本百口莫辩，因为此前所有的投毒行动，都是在他的授意之下进行的。于是他只能将听来的「存在模仿犯」的消息，转达给他的美方联络人。为了今后避免受到类似事件的影响，美方对福本下令：「停止其他行动，找出模仿犯。」

按照福本的想法，此时突然对神田小组下令停止行动的话，似乎有些突然，而且缺乏理由。于是他只好一面答应了美方的要求，另一面派出手下人，找到在情人节前散播有毒商品的人。

这一切，其实也在上野和神田的计划之内。他们想要通过刺激福本自己动手，来观察福本进行行动时的真正目的，从而摸清福本的真实面目。

按照福本制作的当年计划，在4月过后，神田小组需要对「骏河屋」进行恐吓敲诈。然而，为了观察福本的动向，神田决定提前开始行动。3月6日，他用怪盗21面相的名义，给骏河屋总社发去了敲诈信。在信中，他要求骏河屋在2天之内准备5000万日元，并在3月8日通过社长家的电话联系，进行交易。

骏河屋是一家创业于1461年，具有500多年历史的老店。招牌产品是羊羹等和式点心。

虽然是一家老店，但骏河屋的每年销售额高达60亿日元，店铺和工厂的扩张速度也相当令人瞩目。最令人惊讶的是，这家老店的账面上完全没有任何的贷款，令许多想要染指其中的资本都无从下手。

在收到这样的一封恐吓信后，骏河屋的经营者们却不以为然。原因是他家的产品与格力高、森永不同，从不在自家店铺之外的渠道进行销售。这样一来，只要保证自家工厂和店铺的人员可靠，产品就不存在被投毒的可能性。于是，骏河屋在收到了敲诈信当天，便向和歌山警方进行了报案。

事实上，福本当时策划敲诈骏河屋的计划里，并不是想要在点心中混入氰化物，而是想制造一起「食物中毒」的事件，来干预骏河屋从中国进口红豆、砂糖等原料。神田发出的这一敲诈信，立刻激怒了福本邦雄。他将神田小组叫到自己的宅邸，对他们擅自行动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借此机会，神田假意没有搞清向骏河屋敲诈的手段，于是向福本询问原本的计划为何要在4月进行。在气头上的福本，便将骏河屋从当年初起，在中国采购食品原料的事情说了出来。之后，福本命令神田他们立刻停止行动，取消今后的一切计划，等待今后的指示。

通过这次试探，神田和上野基本猜测出了福本的用意，并不是在于找机会惩治「亲近美国」的企业，而是想要利用自己投毒敲诈这些公司的时机，将这些无辜企业的股权据为己有。

对于上野来说，揭露福本的真实计划，目前只剩下最后一步：搞清这些公司股权的最终所有者。

1985年3月8日，按照之前福本的指示，神田向骏河屋发去了一封信，在信中声明暂时取消原定于3月8日的交易。之后，神田、上野和荒川三人就处于「被福本雪藏」的状态，没有了任何的行动。感觉敏锐的神田，从3月初起就发现，在据点附近出现了几名从未见过的男子，每天都在附近的不同地点轮换出现。根据分析，他认定这些人是福本派来对他们进行监视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自从神田3月初的擅自行动之后，福本也开始怀疑那起发生于2月中旬的投毒案，其实是神田小组所为。尽管他不知道神田三人的目的何在，但为了保险起见，他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除了对神田三人的行踪进行跟踪之外，他也安排人手，对据点的电话进行了监听。

与此同时，上野对福本的调查，也在依然进行着。尽管遭到了福本手下的跟踪监视，但曾经身为革马派成员的上野，在多年的「左翼内斗」中，已经学会了如何逃避跟踪，与朋友进行秘密接头的方法：有需要见面的时候，他的朋友会在报纸上刊登出含有特定信息的寻人启事，当他看到后就会去赴约。而见面的地点，往往是大车站里位置比较偏僻的厕所 —— 门口放一个人站岗，而所有的谈话和物品的递交，都在「大号区域」的相邻单间中进行。

另一方面，福本与美方的计划，也在慢慢推进着。在格力高、森永等企业先后完成了股权变更之后，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之久。而此刻，美日两国政府，也在推进着《广场协议》的签订。根据这个协议，日元将在协议生效后迅速升值，涨幅将接近100%。协议的拟定签订日期为1985年9月下旬，尽管这个消息属于绝密信息，但也早已通过政界的渠道，被日美两国的一些关键人物所获悉。而福本和他的美国联系方，都早已在协议草拟期，通过外交系统的渠道掌握了关键时间点。

为了能够在协议签订之前拿到尽量多的日元资产，美方开始督促福本尽快将获取的各个企业资产，尽快划归洛克菲勒集团所控制的一系列公司名下。而福本此前迟迟不进行这步动作的原因，一是在于想通过这个机会，多获取一些好处费，其次是为了避人耳目，防止受到《格里高森永案》影响的记者追查此事。

1985年7月上旬，距离《广场协议》的签订还有大约70天。坐不住的美国资本方开始督促福本尽快履行股份交易。福本开始对手中的第一批股份进行转让，由自己控制的小公司转给另一批刚刚登记注册的公司手中。而这批刚刚注册的公司，其背后就是由以洛克菲勒为首的，一批「美国政界黑幕」所控制的。

为了进行股份变更，福本需要首先拿到各个公司股东会的批准。于是在他的安排下，之前受到敲诈的各家企业先后召开了股东会，并通过了他旗下公司提出的股份变更申请。这一动向迅速被上野的朋友们收集到，并迅速传达给了上野。按照上市公司的股份变更要求，在这一份份变更申请上，必须要写明股份变更后的新持有人名称，并且将这一变更进行公示。于是，一份载有一批股份新持有者的公司名单，便渐渐成型了。

1985年8月7日，一起突发的事件，打乱了神田小组的调查进程。

这天早晨，滋贺县警本部长山本昌二，在来到办公室后将辞职信放在了桌子上，并通过电话，向东京的警视总监办公室汇报了自己提出辞职一事。在整理完个人用品之后，他抱着东西步行回到了警察宿舍。他从自家的车库中找到一桶汽油，提着它来到了庭院中，将那桶汽油从头下泼下。之后，他拿出了一根香烟，叼在嘴上，用打火机将它点燃。

大火迅速吞噬了山本昌二，他当即倒在地上，自焚而亡。各家报纸在晚刊上都通报了此事，并且推测此事与去年11月14日，在好侍食品敲诈案中，滋贺县警冒失行动，致使对「怪人21面相」抓捕失败有关。

当晚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后，神田、上野和荒川，都陷入了沉思和自责之中。他们在为期一年的恐吓和投毒作案中，始终坚持着「不要害死无辜的生命」的原则。尽管福本曾经多次作出指示，让他们有意制造几起服毒死亡，来引发公众更多的恐慌。但神田和上野，由于受到最初进行「可口可乐投毒行动」时的影响，始终不肯执行福本的方案，而是采取了「主动提示」的方针，极力避免有毒商品被民众误食。

但是，山本昌二的死，令当年的悔恨和痛苦再次袭击了神田和上野二人。在长久的沉默之后，上野对神田说：

「我们必须站出来揭露福本了，不应该让更多的人为此受责难。」

神田虽然支持上野的勇气，但是他仍然在担心一个事情，一个最为重要的事情：如何将这件事公布于众？

从田中角荣被记者们集体抵制最终辞职的事情上，神田深深地感觉到，日本的大众媒体其实已经被某种势力牢牢地把控着。如果他们贸然将迄今为止的调查结果交给媒体的话，很可能福本的阴谋得不到曝光，换来的却是自己和他人被灭口。即便左翼报纸们的记者稍微可靠，但由于左翼报纸的发行量太小，声音也马上会被主流媒体所压制。

神田对上野和荒川，说出了自己的忧虑。荒川此时，却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们去自首吧！」

上野此时也一下开了窍。确实，在福本一手安排的所有阴谋中，一直没有被福本收买，对事件调查孜孜以求的人，就是那些他们在挑战书中无数次嘲笑过的警察们。

尽管警察系统的高层已经布满了福本的眼线，但是这些基层警察们却始终被蒙在鼓里，否则也不会一次次拼了命地去布控、伪装、追踪。向基层的警察们自首，是确实可以保证揭露福本的途径。

神田从自己曾经身为公安警察的经验出发，突然提出了一个异议：

「不行。如果我们此时向警方自首的话，警察们肯定会立刻向上级汇报，这个消息必然马上会传到福本的耳朵里。在那之前，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我们灭口的。」

上野推了推眼镜，对神田说：

「你忘了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警方是无法向上级汇报的。在那里，他们只能选择跟我们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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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期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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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篇 下

神田小组决定向警方自首，并将福本的秘密计划，通过警方进行揭露。然而，用普通的自首途径，他们很可能在面对警察之前，就遭到福本的灭口。而此时，上野却已经想好了对策。他推了推眼镜，对神田说：

「你忘了一个地方。在那里，警方是无法向上级汇报的，他们只能选择跟我们直接面对面。」

上野是这样计划的：

尽管「怪盗21面相」已经沉寂了5个月的时间，但是在这期间，仿照他们的口气，对企业进行敲诈的模仿犯层出不穷。根据警方的统计，在1985年的时间里，被破获逮捕的模仿犯达到了111起，共134人。大部分的模仿犯，都是在进行交易时当场被警方抓获的。对警方来说，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去扑灭怪盗21面相给日本社会留下的恶劣影响，但是只要真正的21面相不落网，类似的模仿事件仍将不断发生。所以，他们从未放弃过对怪盗21面相的调查。

另一方面，在所有遭到敲诈的企业中，目前为止仅有一家，尚未与怪盗进行过真正的妥协，也没有让福本的资本乘虚而入，那就是好侍食品。

上野计划向好侍食品发出最后一封恐吓信，对他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方案」，再次提出见面交易。这样一来，好侍食品必然会向警方报案，而警察们也会伺机而动。为了让自己可以真正与警察面对面，同时杜绝一切可能出现的干扰，让自己揭露福本的计划可以顺利实施，他想到了一个「会飞行的密室」—— 航空客机。

在航空客机上，只要飞机没有到达目的地，那么机上的乘客将一直被关在这样一个密闭空间内。除了驾驶员可以通过无线电与地面联系之外，任何人与外界的联系都将被切断。这样一来，上野就有足够的时间对警方抛出他所收集好的，与福本策划敲诈，出卖企业利益相关的所有资料。在这期间，因为飞机已经起飞，为了乘客和自身的安全，警方也不可能对他采取枪击等等过于暴力的措施。只要飞机一落地，无论警方如何处置自己，但与福本相关的资料都将安全地交到警方的手上。福本的如意算盘的落空，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上野将自己这个「引蛇出洞」的计划，告诉了神田和荒川，然而两人立刻表示了反对。因为这样做，与之前三人配合作案不同，上野这样会将自己单独放入一个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前景极难预料。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神田提出要跟上野一同执行这个计划，但上野劝住了他：

「还记得当年，我对你说过，如果此事还需要牺牲的话，就让我去牺牲好了。你必须留在这里，为我报仇。」

神田怔住了。1977年1月那个冬夜，两人的对话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我自己知道执行这个计划的话，我肯定凶多吉少。但是，能够站出来揭露福本的人，恐怕只有这屋里的三人了。我们作为他的爪牙，做下了许许多多的坏事。就算是为了偿还这些罪恶，你也要忍辱负重地活下去，神田。」

上野坚定地对神田说，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决绝。

8月10日，上野拟出了最后一封恐吓信。在这封即将寄给好侍食品的浦上郁夫董事长的信中，他延续了「怪盗21面相」的口气，向浦上郁夫要求交出2000万日元的现金，否则将对好侍食品的工厂、公司领导的家，以及公司职员宿舍进行爆破。交易的条件，是浦上郁夫本人必须出现。而交易的时间地点，定为1985年8月12日，从东京飞往大阪的JL123航班上。

随信，上野还寄出了一张写着浦上郁夫名字的JL123的机票。

为了不给福本留下太多的反应时间，上野在8月10日晚上才寄出这封信。按照日本的邮递速度，信件会在11日的下午才到达浦上的家中。

8月11日，上野和神田在据点里，拟定了「怪盗21面相」的最后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给国会的各位议员

你们真是健忘啊 为我们特意制定的法律 现在情况如何了啊？
赶快把死刑也加进去吧

滋贺县警的山本自杀了 你们都知道了吧
明明我们在滋贺没有眼线 也没有据点
他的死真的是完全没有意义
要说该去死的人 应该是吉野和四方这两个家伙吧（分别是兵库县警和大阪府警的本部长，作者注）
白白浪费了1年零5个月的时间 结果依然是毫无所获
结果只抓到了一堆模仿我们的傻瓜而已

山本是条汉子
既然人已经死了 这就算我们送他最后一份礼物吧
从今天起 我们将停止对食品公司的敲诈
也就是说 从今往后的所有敲诈行为 都是模仿我们的冒牌货所为
各位企业的社长 如果有人敲诈你们 请赶快报告警察

我们虽然停止了对食品公司的敲诈 但说不定 我们还会去敲诈其他什么地方
因为当个坏人 实在是好玩

怪盗21面相」

11日夜里，在寄出这封信后，上野就趁着茫茫的夜色，溜出了据点所在的公寓，连夜从大阪赶往东京。他随身携带的背包里，有收集来的全部与福本计划相关的资料。这份资料他总共制作了两份，另一份交由神田，保管在大阪难波站的投币储物柜中。神田和荒川也早已收拾停当，在午夜分头离开了这间公寓。

在几小时之前，浦上郁夫也收到了怪盗21面相的恐吓信。看到信件的内容后，他立即通知了警方。得知「怪盗21面相再次出现」的专案组，在感到分外兴奋的同时，也对沉寂了5个月的怪盗行踪感到意外。到达浦上家中后，经验丰富的警官们对恐吓信所使用的纸张、字体、措辞，以及随信附上的录音带进行了反复的比对，确认这的确是怪盗21面相真人所为。于是，专案组根据信件的内容，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准备。

由于疑犯提出在飞机上进行交易，专案组立即通过日航的内部系统，找来了该航班的订位情况和乘客名单。因为时值8月中旬，临近盂兰盆节，往返于东京和大阪之间的旅客非常多，额定乘员524名的该航班上，已经只剩下13个座位了，并且分布于机舱各处。为了确保对怪盗21面相的抓捕行动的成功，专案组立即将所剩的所有座位都买了下来，安排了13名专案组警员登机准备抓捕。

根据专案组的分析，疑犯必然会在浦上郁夫的座位周围出现。为了防止机上出现骚乱，或是疑犯狗急跳墙破坏飞机，抓捕行动以飞机安全为首要目标，抓捕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为确保乘客们的安全，专案组对所有参加行动的警员做出要求：不许携带枪支上机；登机后迅速观察自己周围的乘客，查看有无可疑人员；进行抓捕之前，必须要确认疑犯与浦上社长有过接触，最好能够抓到现行犯；机上人员分为两组，4名警员负责抓捕，其余9名不要暴露，继续观察疑犯是否在机上还有其他同伙。

一切安排完毕后，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专案组没有通知机场进行任何特殊的准备，也没有为登机执行任务的警察申请特殊安检。11日当晚23点，专案组通过电话，向东京的公安警察本部报告了这一行动安排。

12日凌晨1点，福本被一个电话惊醒。在电话中，他得知了怪盗21面相，或者说，神田小组的最新动向。他迅速驱车赶往神田小组所在的据点，发现灯虽然亮着，但人去楼空。当晚是农历廿六，月光相当昏暗，负责监视神田小组的人员表示对神田三人的行踪一无所知，丝毫没有察觉神田三人外出的迹象。

福本彻夜未眠。从警方高层那里，他拿到了上野的敲诈计划。他坐在办公桌前，苦苦地思索着神田和上野这样做的目的。突然，他想到了上野的东大经济系的出身，想到了他曾经身为银行职员。他拿出了神田小组三人的履历档案，翻到了上野光雄那一页，看到了「企业贷款专员」的职务，手指在脑门不住地敲击着。一瞬间，他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

福本坐起身来，拨通了一家在横滨金泽区的仓库的电话。

8月12日上午，那封署名「怪盗21面相」的最后的信件，同时寄到了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的总部。这也是21面相在媒体上的最后一次露面。各大报纸受到信件后，都第一时间安排发出了号外。怪盗21面相再次出现，并且宣布停止敲诈的消息，在当天下午已经几乎传遍了日本的各大城市。

下午16:00，JAL123航班已经在东京的羽田机场进行起飞准备，一批随机货物正在装入飞机货仓。一辆封闭货车开进了航空货物装卸区，等在那里的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准备将车上的几个黑色铅箱搬进飞机。按照航空公司当天上午收到的指示，箱子中装有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属于危险货物，绝对不可以打开铅箱。

17:00，进行怪盗21面相抓捕行动的13名警察与浦上郁夫社长到达候机区域，在这里已经有接近500名乘客在等待登机。为了防止疑犯临时脱逃，警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在暗中监视着浦上郁夫身边的动静。

17:25，上野光雄来到候机区域，暗暗观察着登机口附近的情况。当他看到神色紧张的浦上郁夫社长后，意识到警方必然已经做好了行动准备。于是他不动声色，拿出一支香烟点上，混进了站在洗手间门口吞云吐雾的人群里。

17:30，JAL123航班开始登机。由于乘客很多，登机人群被分为3个队列同时进行。在队列中，几名警察似乎看到了「长着狐狸眼睛的男人」。两名警察用小型麦克风，通过对讲机向守在机场的专案组进行了报告。专案组考虑到现场抓捕难度不低，而且有可能造成混乱后，导致浦上社长出现危险，于是给出的命令是按兵不动，等飞机起飞后瓮中捉鳖。

17:45，乘客们基本上已经在机上坐好。上野的座位与浦上之间隔着一条走廊，他坐在社长的斜后方两排的位置。从这个位置，他可以看到社长的一举一动。浦上由于担心现金安全，并没有把箱子放到行李架上，而是塞进了自己的座位下方。上野准备等飞机一起飞，就去找浦上社长，以此勾出潜伏在机内的警察们。

18:04，虽然比原定的起飞时间晚了4分钟，但JAL123还是顺利从羽田机场起飞了。

18:12，JAL123飞离跑道。

18:24:42，JAL123航班向地面发出紧急求救信号。东京航空交通管理部迅速通过无线电与机长高滨进行了联系。高滨机长在无线电中说「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求返回羽田机场。」管理部立即批准了他的申请，准许他返回。之后，高滨机长提出需要进行雷达导航，并提出将对机体进行右转。羽田机场迅速开始进行客机紧急着陆的准备。

18:27:02，机场塔台再次询问JAL123，要求机长说明究竟是什么紧急情况，但没有得到回复。

18:28:30，从雷达上捕捉到JAL123机影的东京空管部，通过无线电告知高滨机长「一直向正东飞行」，但高滨机长回复「已对飞机失去控制」。

18:31:14，东京空管部通过航迹分析，认为飞机飞往名古屋机场路径更短，便通过无线电与JAL123进行联系，但高滨机长坚持要让飞机返回东京羽田。

18:33:07，日本航空通过社内无线电尝试与JAL123进行联系，但没有得到机长的回复。

18:35:33，JAL123向地面呼叫，说机体上的R-5舱门破损。

18:40:44，为了防止其他航班的呼叫与JAL123混同，东京空管部提出将无线通讯转到专用频道，但JAL123没有回复。

18:45:36，一直在监听地面塔台与JAL123之间无线通讯的美军横田基地，通过无线电与JAL123进行了直接联系，要求高滨机长将通讯频率换到美军专用频率上，但高滨机长回复「无法控制飞机」。之后，东京空管部向JAL123询问，是否要与地面塔台直接联系，高滨机长回复「希望维持目前频率通话」。

18:47:10，JAL123提出启用千叶县木更津市的雷达站进行地面导航，东京空管部指示机组继续向正东飞行，并询问「是否恢复了对飞机的控制」。高滨机长回复「无法控制」。之后，东京空管部提出将通信频率换到机场地面塔台，以方便进行着陆导航，高滨机长同意。

18:48:54，地面塔台收到了JAL123的呼叫，切换频率后发现只有机长大口喘气的声音。

18:49:00，日本航空通过社内无线电，对JAL123进行了3分钟的呼叫，但是没有应答。

18:53:30，东京空管部再次呼叫JAL123，询问机内情况，高滨机长回复「仍然无法控制飞机」。之后美军横田基地也呼叫了JAL123，提出可以在横田基地进行紧急着陆。

18:54:25，JAL123向东京空管部呼叫，询问现在飞机所处位置。东京空管部回答说在羽田机场西北方向100公里处，距离熊谷市45公里。

18:55:05，横田机场的航空管制员呼叫JAL123，对机组确认在羽田或者横田都可以进行紧急着陆，机组的飞行机械师回复「明白」。这是JAL123对地面发出的最后一条通讯。

18:57:00，横田美军基地呼叫JAL123，提出飞机位置距离横田机场只有65公里，应当准备在横田着陆。然而此时，JAL123已经坠毁在群马县的御巢鹰山上。坠落时间，1985年8月12日18:56:30。

事后回收的JAL123黑盒子中，记录了 18:24:12 到 18:56:28 之间的驾驶舱录音。从录音中，我们可以复原JAL123在坠毁前的最后32分钟里，遭遇到的事情。

18:24:35，录音带中记录了一声响亮的爆炸声，之后高滨机长喊道「不好，好像有什么爆炸了」。从操纵记录中可以看到，机组立即解除了自动巡航，对四个引擎和着陆装置进行了检查，并未发现异常。几秒之后，机组呼叫了地面，说明机内发生了紧急情况，需要返航。

为了将机体转弯，副驾驶员开始向右倾斜机体。机长此时说：「横滚角不要过大，现在是手动驾驶，把横滚角拉回来」。但是，副驾驶回答他「拉不回来，似乎失去了控制。」

18:26:00，机长指示副驾驶降低高度，然而飞机并未下降。为了查看操纵失败原因，副驾驶查看了液压控制系统油压，发现油压异常。

18:27:05，飞行机械师说道：「液压系统油压为0」。

此时，机舱内的气压迅速降低，舱内响起了自动警报，氧气面罩随后落下。为了防止高空出现的低温和缺氧，机组继续尝试降低飞机高度，但由于失去了液压系统控制，飞机此刻的飞行状态非常不平稳。

18:30:59，空乘对飞行机械师报告，机体后方出现破损。

18:33:06，机组指示空乘带领乘客带上氧气面罩，机械师前往查看机体破损情况。

18:35:33，机械师向地面报告R-5舱门破损。该舱门位于机体右侧的最后方。

18:37:00，飞机的高度下降到1000米，飞行状态仍然不稳定。为了增加机体的控制性，机组尝试将起落架降下，但由于液压油压清零，只能进行手动降下起落架。起落架放下后，机体一边向右进行大半径盘旋，一边下降高度。

18:47:00，飞机进入了山地上空。由于地面起伏剧烈，飞机被迫爬升高度到1800米左右，之后机长和副驾驶之间的对话非常频繁，两人在竭力维持飞机平稳，尝试回避开山峰，利用引擎来来控制飞机的飞行。

18:49:00，为了躲避山峰，机首被突然拉起，仰角达到39度。由于爬升动力过低和山体侧风的原因，飞机进入失速状态，自动报警响起。为了挽救飞机，机长指示副驾驶将引擎开到最大马力，使飞机摆脱了失速。

18:53:30，飞行状态较为平稳，机长在此时向地面询问了飞机所处位置。之后，JAL123的机首突然再次抬高，并出现了失速状态。副驾驶员多次尝试降低机首角度，最终使机体恢复水平。

18:55:12，受到西南风影响，机体向右侧开始迅速下降。55:15，机长要求拉升机首。之后飞机在迅速拉升中回到了3000米的高度。

18:56:07，机首突然以36度的俯角下坠，横滚角度达到了80度。机长最后喊出了一句话：「把头拉起来，最大马力。」

18:56:14，驾驶舱内的地面高度警报响起。

18:56:23，右侧机翼与树木发生剐蹭，第四引擎脱落。此时飞机的速度为640公里/小时。18:56:26，右侧机翼撞击山脊，部分右机翼、水平尾翼、第1、2、3引擎全部脱落。

18:56:28，机舱后部与机体分离。

18:56:30，前半部机体仰面朝天撞在御巢鹰山的斜面上，JAL123坠落。

客机坠落之后，机体前部的乘客因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基本全部当场死亡。而提前2秒先脱落的机舱后部，因为山顶附近树木的阻力，有相当多的乘客并未受伤。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中部航空警戒管制团，从雷达上发现JAL123消失之后，便启动了搜索机制。19:01，两架F-4鬼怪战斗机从茨城县的机场起飞，前往JAL123在雷达上的最后位置进行搜索。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厅、警察厅、消防厅也开始准备进行地面搜救工作。

19:15，一家经过群马县上空的美军C-130运输机，从空中看到地面发生了巨大的火灾，于是向航空自卫队进行了通报，并通知了其所属美军基地。19:21，收到美军运输机的通报后，之前自卫队的两架F-4也到达了坠落现场上空。

19:35，从C-130所属的美军座间基地，3架救援直升机起飞，准备按照运输机发现火灾的坐标前往现场勘查并参加救援。然而在直升机刚刚到达现场上空时，该基地接到了驻日美军司令部的电话。在电话中司令部提出，根据日本防卫厅的强烈反对，美军不得参与此次救援活动，禁止美军直升机在空难现场降落。救援直升机编队只得返回基地。

20:42，航空自卫队派遣出的 KV-107 救险直升机也到达了现场上空，机上装有夜间照明使用的四部照明灯。然而在简单地从空中巡视了现场之后，航空自卫队也接到了防卫厅的指令，以「直升机没有红外夜视仪，夜间救援会出现危险」的理由，命令该直升机放弃救援尝试，返回基地。

就这样，来自自卫队和美军的两次救援行动，都在防卫厅的要求下被迫撤出。与此同时，由群马、琦玉、长野三县的警察组成的警方地面搜救队，在前往现场的过程中要求组织搜救的防卫厅提供现场位置，但防卫厅以「位置并不准确，目前无法提供」为由，拒绝了警方地面搜救队提出的要求。于是，警方只得通过不断收集地区信息，向居民打听坠机爆发声传来的方位，来摸索着寻找坠机地点。

20:21，长野县警接到巡逻车的消息，说在埼玉县和群马县的交界处山上，有火灾和黑烟。22:00，防卫厅向各参加搜救工作的机构发布，坠机地点位于「御座山北斜面」 —— 然而事实上，实际的坠落地为御巢鹰山的南斜面。

同时，防卫厅也以「乘客可能被甩到空中，落入海里」为理由，要求东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艇，对经过海域进行搜索。

防卫厅尽管已经通过航空自卫队和美军，拿到了 JAL123 坠落地点的坐标，但在随后开展的救援行动中，多次对其他单位发出错误的地点指示。而这，也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8月13日凌晨4:30，航空自卫队通报救援行动总部，发现了坠毁的JAL123残骸。之后，来自各县县警的救援直升机也飞往该地点进行确认。这一消息，以及航空自卫队在空中拍摄的画面，通过电视新闻进行了直播。

看到电视后，当地的山民通过电视画面，认出了坠毁地点。于是他们自发组织了几只搜救队趁着清晨上山。凌晨6点左右，第一支民间救助队到达了真正的坠机地点，却发现那时现场已经拉上了警戒线，穿着防护服的自卫队员已经到达现场，并在地面收集着一些零散的碎片。经过询问，自卫队员说是在回收危险的放射性物质，禁止当地村民进入警戒线。

8月13日上午8:30，长野县警的机动队乘坐直升机到达坠机地点，开始了对现场幸存者的搜救。在坠机事件发生14个小时之后，救援才正式开始。上午11点，长野县警宣布，发现了四名幸存者，但都身负重伤。救援队立即将四名幸存者用直升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进行抢救。

据在事故中奇迹般生还的这四名女性回忆，她们在坠机之后，曾经听到周围的座位上，至少有几十人仍然存活。在寒冷的山里，幸存者们彼此鼓励着，等待着救援。当远处传来直升机的声音后，很多幸存者们欢欣鼓舞，认为马上就会得救，然而直升机在用探照灯照向地面之后就飞走了，令很多人感到绝望和恐慌。进入午夜后，其他幸存者的声音越来越少，而她们也先后昏了过去。

8月13日当天中午，在东京外海域进行试航的一艘护卫舰，偶然发现了水中的一块漂浮物。打捞起来之后，漂浮物被认定为「JAL123航班飞机的垂直尾翼的碎片」，转交给了之后成立的航空事故调查委员会。

经过调查，发生坠机事故的航班早在1978年6月，和1982年8月分别发生过两次事故。1978年6月2日，这架飞机在降落时机尾着地，导致了尾部的压力隔壁破损，之后由波音公司进行了修理。1982年8月，这架飞机在着陆时，由于视线受阻，从跑道右侧冲出，导致第四引擎接触地面。

1987年6月19日，事故调查委员会认定JAL123航班在起飞前，波音公司对机体部件的修理存在问题，相关部件发生金属疲劳，在起飞后机内压力隔壁破损，引发尾部机体受到压力发生爆炸，使飞机尾翼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最终导致了空难的发生。之前偶然在海中发现的垂直尾翼碎片，被认为是机体内部发生爆炸时，受到损伤掉落的垂直尾翼。

然而，对于这一鉴定结果，一些研究家认为过于草率。因为在JAL123的机体残骸中，其垂直尾翼大部分已经消失不见，而找到的碎片过小，无法彻底说明垂直尾翼受损的原因。另外，压力隔壁的破损，也无法对液压控制系统失压进行解释。

然而，无论飞机坠落的原因如何，JAL123的坠机导致了机上520名乘客和所有机组人员全部死亡，只有4人幸存，成为了世界上最惨烈的单架飞机空难。

而在空难的遇难者中，有好侍食品的浦上社长，13名警察，同时也有上野光雄。坠机后引发的大火，使很多遇难者的尸体都难以辨别，也毁掉了相当数量的行李。浦上社长的2000万日元，上野光雄包中的与福本相关的资料，都随着这大火付之一炬。

从据点逃出来，藏身于日本某处的神田，8月12日夜里在一间小酒馆里吃饭时，突然听到了JAL123航班失联的消息。他不由得当场捏紧了拳头：他绝不相信，这是一场偶然的空难。

尽管对福本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做事风格早有领教，但神田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为了自己的计划不致暴露，置几百人的生命于不顾。

如今，上野已死于空难，他们与警方之间唯一的连接点，好侍食品的浦上社长也已经丧生。摸摸地关注完政府如何善后此事的神田，意识到福本的能量其实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官僚系统、警察系统中，已经到处充斥着与福本具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他此时如果贸然替上野出头，恐怕也只能导致自己和上野的白白牺牲。

他需要保存实力，找到替上野报仇的机会。

在福本邦雄的联络网上，最令他自己引以为傲的，就是与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安倍晋太郎三人的亲密关系。其中，中曾根康弘是现任首相，自议员时代就将自己的灰色收入都交于他打理，与他是莫逆之交；竹下登的妈妈是自己父亲在教师时代的学生，竹下登和他自己更是从青年时代就相熟的哥们；安倍晋太郎与他同为东大的校友，两人在毕业之后先后进入了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又几乎同时辞职，成为了自民党议员的秘书，相同的经历背景使两人成为了密友。而中曾根、竹下、安倍三人，又是此时「后田中时代」日本政坛最有前途和希望的三名政治家。

也正是有着这样的权力关系网，才使福本邦雄得到了洛克菲勒集团的青睐。通过他，美方势力可以轻易地从幕后对日本政坛施加压力。

1985年9月22日，日本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之下，签署了《广场协议》。在这之后，日元按照之前所预想好的迅速升值，使美国对日本的长期贸易赤字迅速消失 —— 而这也就意味着日本的企业从对美出口中，利润的迅速降低。

对此情况相当不满的日本企业们，随后又得知中曾根康弘政府将推广「销售税」—— 企业将根据销售额的高低，被政府强制征税。由于已经有消费税的存在，因此这一销售税被社会上普遍认为是「重复征税」。一些财团和企业开始联合起来，准备抵制中曾根的这一政策。

1987年4月进行的地方议员统一选举中，由于中曾根政府的支持率跌落到30%左右，使自民党遭遇了惨败。为了挽回败势，中曾根宣布取消销售税的推广。然而两周之后，在日美首脑会谈上，中曾根接到了美方的指示，需要进一步让日本企业做出让步，减少对美出口。中曾根在来自美国和国内的双方压力下，最终选择了辞去首相职务。

竹下登接替了中曾根的首相职位后，上台刚刚半年，就被曝出了「Recruit 事件（里库路特事件）」。Recruit 这家从事信息处理行业的公司，在子公司 Recruit Cosmos 上市之前，于1984年底至1985年4月，向一批政界大佬赠送了大笔原始股。1985年10月，Recruit Cosmos 在日本创业板上市。原始股解禁之后，这些政客们大笔抛售股票，赚取了高达6亿日元的利润。

而牵扯入此事的政界精英们，除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还包括了现任首相竹下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副首相宫泽喜一等人。涉案的全部政治家总数，达到了39人之多。

然而，这件事是如何被曝光出来的呢？

1986年年底，神田从车站储物柜中取走了藏在里面的与福本相关的犯罪资料后，为了躲避福本的追杀，隐姓埋名来到了东京，成为了一名小报记者。

几个月前，荒川在大阪郊外，被福本手下刺杀。

随着日元的升值，日本的经济也迅速泡沫化，股票价格节节拔高。神田凭直觉感觉到，福本以及他所控制的那些政治家们，一定会借此大赚一笔。而赚钱的手段，必然不是直接去市场上买股票，而是用福本最擅长的手段，用皮包公司代持股份的方式进行。

于是，他便开始密切关注那些上市和即将上市公司的股权变更状况。由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较高，而且股价不断上升，福本这样的政治黑幕不便下手，利润空间也非常有限。所以神田认定，他们肯定会挑选那些有着上市前景的公司下手。

1988年初，神田偶然从一家建筑开发公司得知，川崎站西口的一片待开发土地，突然将建筑容积率从500%变更为800%。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原本只能建筑5层的大楼，将可以扩充到8层，而地价不变。感觉到事情蹊跷的他，便开始了解这片土地的来龙去脉，最后发现土地的所有者，就是 Recruit。

通过调查 Recruit 相关上市公司的信息，神田发现其旗下的 Recruit Cosmos 在上市前公布的报告中，有着几家看似与 Recruit 公司毫无关联的大股东。经过调查分析，这些大股东并不是专业的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而且很多都是在1985年该公司上市之前突然出现的。这让他想到了上野留下的那份资料。通过比对，他发现了两起事件之间很多相似的地方。

在初步进行了分析总结之后，神田将一份整理好的资料，匿名寄给了以左翼观点而出名的《朝日新闻》。在资料的首页，他郑重地写下了上野光雄的名字。

朝日新闻收到这份资料后，意识到这很可能事关重大，于是他们一面派出记者对资料中的事情进行核实，另一面开始着手调查情报源「上野光雄」的身份。在得知这个名字与JAL123失事丧生者中的一人重名后，另一面的调查也并没有停止。

1988年5月，朝日新闻的记者从川崎市长助理的身上找到了突破口。6月18日，川崎站西口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被朝日新闻曝光，Recruit 公司开始受到各媒体记者的关注。进入7月，Recruite Cosmos 的股权转让记录被各大媒体所掌握，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宫泽喜一、安倍晋太郎的名字赫然其中。

受到这一事件影响，中曾根康弘宣布退出自民党；竹下登的秘书自杀，日本政府的内阁支持率跌落至3.9%；安倍晋太郎命令刚刚上任3个月的秘书替他顶下此事（前任秘书是他的儿子，安倍晋三），之后被确诊患上了胰腺癌。而 Recruit 的社长江副浩正，宣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而住进了医院。

1989年5月，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宣布，对江副浩正和12名收受贿赂的自民党政治家提出公诉。

竹下登在如此难堪的形势下，于1989年6月3日宣布内阁总辞职。

至此，令福本颇为自豪的中曾根、竹下、安倍三人，全部倒下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1991年1月1日，「伊藤万事件」被朝日新闻曝光。设立于1883年的老牌纺织品公司，在1990年以房地产投资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了12000亿日元。但在之后，这家公司不但没有进行房地产投资，反而导致这笔1.2万亿日元的资金去向不明。

大阪地方检察院立刻介入了此案的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该公司曾以异常的高价，收购过几家画廊内的画作。而这几家画廊，分别由许永中、福本邦雄等「政治黑幕」所经营。

1991年7月，大阪地方检察院对许永中进行了逮捕并起诉；福本邦雄的几家企业也遭到了彻底的搜查，他在之后的股东大会上，被迫辞去了KBS京都电视台的董事长兼社长职务。失去了政界巨头们的支持，又丧失了自己的产业，此时的福本邦雄在其他势力的眼中，已经不值一文。

那笔1.2万亿的巨额资金，至今下落不明。

2000年4月，在一起6000万日元的贿赂案中，福本邦雄被发现牵扯其中，随后遭到逮捕，家中被强制搜查。

2010年11月1日，福本邦雄因败血症，死于京都的一所医院中。

神田至今下落不明。

现年79岁的他，可能就是你走进一间酒馆所看到的，那位独自坐在桌前，头发雪白，盯着电视默默点上一根烟的老头。

（全文完）

以下是想要对各位读者所说的话：

这次案件的写作，事实上穿插了日本从7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的多起案件。其中包括：

《洛克希德贿赂案》

《中核派总书记遇刺案》

《可口可乐投毒案》

《格力高森永投毒敲诈案》

《儿玉誉士夫袭击案》

《JAL123航班失事事件》

《Recruit 贿赂案》

《伊藤万巨额贷款失踪案》

其间也穿插有日本内部的左翼、右翼分裂，政坛更替时的权力斗争，日本外交关系的变化等等。其间多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是非常难于琢磨和理解的。

很多读者问我，这些事件是真实的吗？在这里我想给一个统一的回复。

文中所写到的政治家，还是那些政治黑幕和掮客，以及提到的资本家、左翼和右翼领袖，都确有其人，而且经历、遭遇都完全吻合。

每一起事件的描写，也都与事件原貌相同。

JAL123的空难发生经过，美军的发现，搜救行动的过程，全都来自于公开资料，以及幸存的四名女性的回忆。

洛克希德贿赂案，来自于涉事各方之后的回忆录，以及案件的调查报告。

Recruit 贿赂案，来自于当时案件的审理和调查资料，以及之后各媒体的出版物。

唯独上野、神田和荒川三人的背景、行为和一切思考，都是我自己凭想象创作出来的。因为我在理解这些事件的过程里，始终觉得有一根隐形的线贯穿始终。将这根「隐形的线」用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所呈现出的结果，就是上野、神田和荒川这三个人。实际上，也许他们并不是三个人，而是许许多多在社会的底层里，受到这些事件的牵连，转而勇于揭发这层层黑幕的人们。

我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擅自给这些事件「制造」出了一个结局。在这里，要向因此而感到不快的部分读者致歉。

最后，感谢从《格力高森永事件》最初的连载开始，一直追到最后的读者们。你们的支持，是我将这次历时一个月，总字数超过15万字的连载写完的动力。

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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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我转去笑谈了 -0840Y- ♀ (0 bytes) () 10/09/2017 postreply 17:3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