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人生

 

 

他资质高于李政道 却成中国爱因斯坦身边的特务(图)

 

“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每每谈起自己光辉的天才岁月，眼睛里还是闪着光亮。

他说这话不是空口无凭，有“中国的爱因斯坦”之称的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对他这位学生的评价也是：“天资高于李振道，只是体质差。”

但多年以后，当与李振道在某次报告会上相见，这位老人在台下听着自己的同学在台上滔滔不绝的演讲，顿觉自惭形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他甚至不敢多谈科研的事情，默默独自离开了。

 

他和李政道是同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命运转了弯，自此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呢？

从一个学术天才、束星北最好的学生，到成为背叛恩师的“告密者”，“卑鄙无耻的特务”，他为何自认尽职尽责，与人为善，最终却落得家庭破裂，执教半生连“教授”职称都求不来？

王镇皋，一直不明白。

 

王镇皋在山东大学时的照片。

对于王镇皋来说，山东大学应该是自己梦想的起点。

王镇阜出生于浙江前良村，19岁那年，他高分考入了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成为家乡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新中国大学生。

入学后不久的一次摸底考试，王镇皋的学霸属性展露无遗，数理化直接拿了三个一百分，震惊了整个山大，天才的名头就此坐实。

但王镇皋体质不好。因为被舅妈传染，王镇皋染上了肺痨。但当时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一天只买个馒头，更别提看病了。每天躺在隔离宿舍，感受自己的皮肤一点点化脓，直至溃烂，数着自己还有几天可以活。他就这样虚弱的等待着死神领走他，甚至从未想过能有转机。

1952年，中央颁布新令，大学生吃饭、看病都不要钱。原本以为自己得了绝症的王镇皋重拾了希望，在新政策下得以救治，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了一次重生的机会，“如果不是党，我肯定已经死了。”他笃定是党救了自己一命，“当时我认为党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应该拼命为党工作。”

 

病好之后的王镇皋重回课堂，恰逢当时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束星北在山东大学开课，他成了束星北的学生。束星北，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雷达之父”。24岁不到就先后拿到了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的硕士文凭，曾与爱因斯坦共事，在麻省理工等研究机构任助教，被盛赞为“中国的爱因斯坦”。

 

而与如此突出的学术成就相比，更加突出的是束星北的耿直甚至是偏执、敢想敢做、棱角分明的性格。据传束星北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他常从简单的实例出发，深入浅出的阐明理论。讲课范围无拘无束，常从物理谈到哲学，讲到激动处就索性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他还极尽严苛，对于一些朽木呆瓜的容忍度很低，甚至曾直接走向讲台打断热力学家王竹溪的报告会，上台拿起粉笔直言他的报告“漏洞百出”，全然不顾王竹溪先生的面子。

 

正在讲课的束星北。

这样的性格让学生既崇拜他又感到几分畏惧，能得到他的赏识，绝对不是件易事，但王镇皋做到了。

当时王镇皋只选修了束星北相对论的课，在回答问题时，王镇皋的思维敏捷，对答如流，这给束星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束星北对爱徒的偏爱也不加掩饰，让王镇皋来带有暖气的办公室学习工作，还专门给王镇皋单独开课，补上生病时耽误的课程。

 

这样看，王镇皋本应走自己最适合也最擅长的科研之路，但在时代的洪流中，却被虚掷了才华。

1954年，王镇皋即将从山大毕业，时任学校保卫处处长的巩念胜找到了王镇皋，对他说：“束星北是我们公安局头号控制对象，保卫工作非你不可。”。原来组织要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接近并监视公安头号监控对象束星北。“牺牲你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损失，但这项任务非你不可。别人都很难进他家的，我们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巩念胜这样劝说王镇皋。

王镇阜沉默、犹豫了，但当时的王镇皋又转念一想，这是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报恩的时候到了。更何况，巩念胜向王镇皋保证，未来的工资和支撑决不低于同届同学。

王镇皋决定接受组织给他的任务，而命运的轨迹从这一刻开始发生了偏移。

王镇阜不仅要留意束星北的言论、行动、思想动向，还要观察学校里其他老师的思想状况，并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向巩念胜汇报。

束星北在课堂上的高谈阔论多有不羁，这些统统都被王镇皋记录在案。

《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王某某曾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公开反对马列主义，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

1957年，山东省委鼓励“大鸣大放”，一向直言不讳的束星北毫无察觉这可能是“引蛇出洞”的策略，大笔一挥在山东大学民主报上刊发《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一文，讨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再次打倒。

 

这期间王镇皋再次接到任务，探望批斗会后的束星北夫妇，打探他们的心态如何。那晚束星北夫妇见老学生来探望，情绪激动，诉说了很多，甚至透露了自己家里有枪。王镇皋思考再三，还把束星北有枪的事情汇报了上去，随后束星北的枪被没收。

半年后，束星北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被派到月子水库劳动、甚至到青岛医学院扫厕所，其后21年间这位学术界的天才无法继续科研和学术，潦倒半生。

然而，如果要说是王镇皋的汇报工作影响了束星北的人生，事实可能并不如此。且不说束星北曾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担任过要职的“前科”，在鸣放时期他在各种公开场合及报刊杂志发表的直言不讳的文章，也为批斗他提供了许多可说的“素材”。

对王镇皋来说，他对自己的工作也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自己在努力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并认为“没有哪个右派、反革命是因我造成的。”他说自己许多做法的出发点都是善意，比如汇报束星北有枪——“万一出了人命，身陷囹圄对他也不好”；他也曾汇报一起学生示威事件，而这些学生之后都被打成右派，但王镇皋认为，他的举报避免了大规模的冲突和可能的流血情况。

从1954年到1979年间，王镇皋做了26年的保密工作。这份工作分去了他太多的精力，导致他在学术和科研中的成绩平平。“教授”这个职称成为了王镇皋心里想起来就会痛的梦，而巩胜念关于职称的承诺也始终没能兑现。相比那些天资平凡却早早评上了教授的同学，王镇皋即便靠动情的长信请求自降工资来换取“教授”职称也无法如愿。

这让王镇皋觉得抬不起头。

 

其实，那时的王镇阜碰到不少条件不错的工作机会，但却因为工作重要被拒绝。王镇阜说：“我就是太实在了。”

1979年，王镇阜“告密者”的身份泄露，有消息称这是从王镇皋自己嘴里说出去的。同事间流传的版本是，在某次涨工资评职称时，王镇皋与学校的组织书记发生了冲突，王镇皋透露自己是为学校做出了贡献的人，是为公安工作过的。而王镇皋的说法是组织书记做了调查，有意泄密。

“不得了了，你是山东公安厅的大特务！”一时间人人都这么说。

当身边人把自己归类为“特务”时，王镇皋非常难受。私交比较好的朋友来质问他，“你竟然多年监视恩师，你可是他最为器重的学生啊！”而更多人则是避而远之。

这份“秘密”工作不仅没能让王镇阜继续科研，还成为了他两次婚姻破裂的导火索。他的第二任妻子曾经不留情面的咒骂他是“卑鄙无耻的特务”。

这个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束星北的耳朵里。但除了流露出惊讶的神情外，他并未再多说什么。同年束星北被平反，终于在生命的末期回归了学术界，而这当中20余年的损失，无人能计算。一直到1983年束星北逝世，他几乎再未提到过这段往事。

 

王镇皋在一次采访中失声痛哭。

“如果不做特务，现在可能是个院士，家庭也不会破裂……”85岁的王镇皋喃喃自语，他去探望巩胜念时了解到，巩胜念也曾多次为他奔走教授头衔。对于今天的这一切，王镇皋哽咽着用手捂住脸，他再也崩不住，放声大哭……

多年后王镇皋时常强调束星北对他天资的评价高于李振道，但再仔细听来，更像是一声酸楚的叹息。

有人问他：做这份工作，你有没有过后悔或者内疚？

王镇阜伤心的说：“觉得很可惜，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个事情上面了。”

对于王镇阜来说，他想要的也许只是安心科研、有个一官半职的头衔，过着自己的日子。可命运弄人，前半段人生的痛苦经历似乎注定了他的“使命”，他与束星北之间的“恩怨”也就这样消散在历史长河中……
 

 

 

不做特务 本来可以是院士 著名物理学家身边的告密者

 

1954年1月，王镇皋从物理系毕业，被直接留校任教，没几天，时任学校保卫处处长的巩念胜找到了王镇皋，表示组织要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接近公安头号监控对象，也是王镇皋的老师束星北。

这项任务被另一名同为公安线人的同学李枫（化名）证实，当时王镇皋因为学习成绩不错，是束星北较为赏识的学生之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唯一可当此任的人选。

王镇皋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是，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考虑到保密工作会占用大量时间，巩念胜表示，“组织也不忍心牺牲一个学术人才”，并保证，“未来的职称和工资决不低于同届老师”。

而后，由于时常帮助老师解答同学提问，王镇皋与束星北的见面机会也日渐增多。

与王镇皋同期入学的朱之藩也提到束星北对王镇皋比较好，因为王镇皋身体虚弱，还让他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学习。时间久了，与老师们的关系也都处得不错，老师在他面前聊天不加避讳，正是那时，已经开始接受保密任务的王镇皋便把这些汇报给了学校保卫处和公安局。

据档案资料记载，对束星北的跟踪监视从1952年8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学校保卫部门和青岛市肃反小组一同组织力量深入查对束星北的材料，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一旦问题定案，立即呈批法办。”王镇皋必然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环。

《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的1955年8月13日批斗会的一条会议内容为：“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①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②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③在课堂上散布传播唯心论。”王镇皋提到，这是针对当时束星北对南斯拉夫发表的言论。

束星北素以性格坦荡直率著称，曾有“束大炮”的绰号，常常直言不讳，少不得冲撞旁人。但束星北的冲撞只是本着对学术的纯净追求。公认的，束星北不喜欢只红不专的学生，物理学院曾流传一句束星北的话：“搞政治的人就去读党校专心搞政治，不要跟我学物理。”而当时束星北的眼里，王镇皋并不是这类人。

1957年4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鼓励下大鸣大放时，束星北在山东大学民主报上刊发《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以讨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再次打倒。此间，王镇皋收到的一项针对束星北的任务是看批斗会之后束星北的心态如何。王镇皋回忆，自己半夜登门，束星北夫妇十分激动，说了很多。事后，王镇皋上报两条主要内容，一是束星北很可能有枪，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事后证明，束星北对李政道的判断是准确的。

1955年，在肃反中被打倒的束星北后来被抄家，这次抄家对束星北影响极大，甚至让一向坚持信念的束星北在书信中提到曾产生了自杀的想法。1956年束星北平反，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后，直接导致了束星北离开山大，之后去月子水库劳动、去青岛医学院扫厕所，前后21年不能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业。

王镇皋认为自己在束星北老师两次运动中的遭遇中并未起太大作用，因为束星北敢做敢说，很多言论都是公开的。这一点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也持相同看法，从90年代开始整理束星北资料的束美新表示，她看过很多举报父亲的资料，王镇皋确实只是芸芸众多举报者中的一个。但随着70年代末王镇皋充当公安局线人的身份泄露，王镇皋的同学大多认为他“脱不了干系”。

一心做好事的告密者

监视束星北只是王镇皋保密工作的一项，保卫处长巩念胜不断地给出需要调查的人名，王镇皋按要求去接近。本来就善于思考的王镇皋，常常要琢磨打探方式和接近的尺度。

虽然王镇皋表示曾经怀疑过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否有意义，但王镇皋对于组织交给的任务不曾有态度上的马虎。也并不觉得自己在做的工作会对别人产生不良的影响。

王镇皋一直认为汇报束星北有枪是在帮他，怕他真的有一天会开枪打死人会深陷囹圄。

1957年大鸣大放中，学生曾因《青岛日报》在报道中刊发内容不实而组织游行，王镇皋发现后一夜未睡，调查清人员情况汇报给保卫处，使警方可以为第二天的游行现场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事后，涉事学生全部被定性右派，王镇皋认为这是在避免更坏的事情发生。

向记者进行说明的时候，王镇皋特意纠正了《束星北档案》中对他的措辞，“我怎么是在‘揭发’？应该是‘汇报’”。

除了对个人和事件的监控，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和政策出台时，王镇皋还要负责了解学校内外各类人群的思想动向。回忆自己这方面的工作时，王镇皋提到自己工作细致，“上面很满意”，受到了表扬。

1958年，山东大学从青岛搬至济南，作为有经验的保密工作者，王镇皋的组织关系同样跟到了济南。在济南，王镇皋直接向公安厅汇报工作。

无所不能的组织

地主出身，常常接触右派分子，与束星北关系密切，据王镇皋自己回忆，他也不曾参与过批斗，放在正常人身上，这些已经够给他写上几张大字报挨整了，但王镇皋表示自己只被贴过一次大字报。

王镇皋表示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曾当众驳得人哑口无言，但最后真正的解决，还是保卫处长巩念胜给了他公道。王镇皋的心里对于保卫处和公安局的权威性十分清楚，认为他们“什么都能办到”。

虽然王镇皋说，做这份保密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遇到困难时，王镇皋还是会想到向组织求助。

1960年，王镇皋旧疾复发，公安厅帮忙弄来了麝香和关白附，在物资稀缺的年代，这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王镇皋回忆，1964年他曾经回过一次前良村，当地有一个民兵来找他麻烦。心高气傲的王镇皋并不买帐，民兵放狠话要抓他，王镇皋大为光火，当即问道“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嘛？”一位当地的朋友表示，曾经听说当时王镇皋已然把公安背景说了出来。

组织工作者到特务

从1953年留校到1979年，做了26年的保密工作，王镇皋的身份意外曝光了，当大家发现王镇皋从事保密工作时，身边的同事不客气地将其归类为“特务”，这让王镇皋难以接受。

对于王镇皋身份的泄露，王镇皋回忆当年因为涨工资的问题与学院组织书记闹了矛盾，于是当组织书记通过私人渠道获知王镇皋曾做过公安“线人”的情况后立刻散布出去以示报复，最终导致王镇本在山东大学呆不下去而南下华侨大学。

但据同时在物理学院任教的另一位教师透露，最早的消息应该是王镇皋自己泄露出去的，涨工资评职称问题开始时，王镇皋“摆功劳”表示自己是为学校作了贡献的人，是曾为公安工作过的。由此才有后来的组织书记获得这一消息。

事后，王镇皋十分恼怒，曾要求总支书记对组织书记予以开除处分，但这一要求并未被获准。

据王镇皋讲，这是他在校工作以来的二十几年中第一次向校方提出要求未被应允。

作为与王镇皋私交相对好些的同学，朱之藩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专门向王镇皋问起，并带着责备，据他所知，当年有一些留校的学生被保卫处拉去做线人，都以“不能胜任”等理由推脱搪塞过去，没想到，反而是对束星北先生看重的学生成为了这样的角色。

更有其他同学得知后直接避而远之。

王镇皋保密工作泄露不久，消息就传到了青岛束星北教授处。束星北离开山大后，一直留在青岛医学院，文革结束后，山大曾想邀请束星北回校任教，束星北拒绝了。1978年，束星北接受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任命复出工作。

在青岛海洋大学任教的束星北的学生王景明的印象里，束星北只提过一次王镇皋曾经做过保密工作，表现也比较惊讶。而后，从1978年复出工作至1983年束星北逝世，束星北几乎再未提到文革过往。束美新回忆，那段时间父亲每日连睡觉都要把研究放在床边，心中的遗憾的只是这么一段学术发展的空白，中国还需要多久才能赶得上来。

从副教授到教授，36年未登上的台阶

离开山大的王镇皋辗转几个学校，最后在杭州退休，再无学术、事业可言。先后与两任妻子离婚，纠其原因，皆与“特务工作”有关。

同样做过保密工作的李枫，特别反感大家叫王镇皋“特务”。“时代在变，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和想法去理解那个年代的事和想法。”李枫提到，当时就是在执行任务，而作为一个没有入党又出身地主的学生，能完成很多艰难的任务实属不易。而且当时的任务也不只是这一类，王镇皋还接受过帮助后进的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任务，还时常熬夜给人做辅导。

现年83岁的王镇皋，住在外甥女家，两个儿子一个定居在加拿大，一个定居在美国，大多数时间，王镇皋自己照顾自己，虽然经济情况尚可，内心却一直堵个石头。近年来王镇皋身体每况愈下，有一次打电话给李枫哭诉自己的窘境时，李枫分析是作保密工作内心的苦闷太多。

王镇皋最难解开的心结就是做了36年的副教授再不曾获得提升。

“我大学里又能教物理又能教数学，怎么不够评教授？”很多曾经成绩不如自己或一直向自己请教问题的同学同事，如今都已经成为教授甚至是院士，王镇皋很难接受自己的副教授之位，觉得抬不起头。

但当被问及有什么论文和著作时，王镇皋只能想到两篇说得出来的论文，一篇发表在了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校报上，另一篇发表时被人抹去了自己的名字。此外是三本参与编写习题或是参与校对的物理方面译作。

而同在大学任教的王镇皋的同学表示，王镇皋毕业后多以教基础课为主，相比专业课，基础课本就难以评更高的职称，再加之王镇皋前后换过几次单位，也有影响。如果他一直在山东大学，或许现在已经是教授了。

学术成果少是王镇皋难以弥补的缺憾，21年的保密工作兼教学工作，让王镇皋再难有时间像上学时一样纯粹地钻研知识。在运动多的时候，超负荷的保密工作让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

回想往事，也曾有过一些好的机会向他招手，但当他想从繁重的保密工作中脱身时，“保卫工作重于一切”，他的要求最终被否决。“我就是太实在”，王镇皋如此评价自己。

1994年，病中的巩念胜得知王镇皋一直没有评上教授，大呼“党对不起你。”王镇皋一心的委屈再也崩不住，在巩念胜病床前放声大哭。再后来，巩念胜为王镇皋的事写信问了一些人，但解决起来也并不顺利。

1991年时，王镇皋因为想反映一些铁路方面的情况，把信寄到了尉健行办公室，不久收到尉健行秘书的回信，短短的两行字表示信已经收到，但最后一句深深的印在了王镇皋的脑海里，“祝您身体健康，有事可来信”。王镇皋想着，如果万不得以，还有这么一条路。曾经并未想过要靠向中央写信来解决个人问题的王镇皋，如今开始给他能想到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写信，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回复。

“资质高于李政道”，“毁了一个天才啊”，王镇皋寄出的材料里常常有这么两句，标记了他曾有万般可能的人生的起点和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