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
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本文首刊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 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
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
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
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
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
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
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
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
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
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
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
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
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赶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
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
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
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
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
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 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
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
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
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
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
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
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
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
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 ，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
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
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
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
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
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 农村废弃的老宅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
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
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
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
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
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
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
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
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
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
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
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
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
- 嫂子带回乡的儿子在菜园
一个农民家庭沉重而伤痛的家史
作者的夫家遭遇过极度的贫困，婆婆中年丧夫，女儿们病逝自尽和出家，
而冷酷的继父是子女们无法摆脱的厄运。
2016/11/04 14:27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丰山镇
今年春节期间，青年学者黄灯的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被疯传和热议，该文从农村儿媳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家庭的变迁与命运，记述了乡村的惨淡现实。
最近她再次撰文，回忆农家的婆婆和继父。
丈夫的家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丰山镇丰三村，典型的中国中部地区丘陵地带村庄。整体看来，村庄人多地少、房屋稠密，风景也极为平常。丈夫的家在村里经过三次搬迁、重建，最后在村子的一角安定下来。1998年，在姐姐和丈夫的支援下，哥哥花了几万块钱，将摇摇欲坠的泥砖老屋拆掉了一半，建了现在的房子，同时加固了两间老屋，以备急用。房子的东边是村里一大片菜地和荒地，其他三面则被不同的邻居紧紧包围，居住空间显得逼仄而粗陋，无法承载任何关于乡村的浪漫想象。
后来哥哥告诉我，和他们童年的印象比较起来，现在村里已是面目全非。以前围绕村庄的是一条小河，小河的水极为清冽，孩子们经常在河里玩耍。村子里的房屋规划也极为规整，沿着村子中央的道路一字排开，道路两旁是非常大的老树。当时人多，一到吃饭的时候，隔壁邻居就会集中到一棵树下面吃饭，边吃边聊，感觉非常热闹。现在，那一排房子已经消失，大树也被砍掉，以前的村中央则被一个人工的池塘替代，丈夫家的祖屋只留下一个门楼，依稀可见被杂草包围的影子。在哥哥的讲述中，以前的村庄明显存有集体经济时代的气息，但无法摆脱的贫穷依然是哥哥对过去日子的刻骨印象。
现在的村庄，外表看起来还算光鲜，但因为缺乏统一规划，房子的布局显得极为杂乱。
但不管怎样，村庄孕育和滋养了婆婆一家，在丈夫读书离开村庄以前，这个普通的村庄是丈夫生命的根系，也是婆婆一生的居留之地。我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名义上嫁给了这个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影子的村庄，但因为常年在外地工作，并未有长时间生活于村庄的经历，也未和这个普通的地方建立深切的情感联系。但对婆婆、公公而言，这个普通的地方却是他们生命的重要源泉，正像我每次回家，只要在村里待上十天以上，
就会感觉无聊、无趣、难以忍受，恨不得早一天逃离一样。
婆婆每次去广州，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吵着、嚷着要回到她熟悉的村庄。
同样的土地，对我而言，只是联系亲人的一个场域，
对婆婆而言，却是深入骨髓、沉淀到生命深处的神圣家园。
这个普通如尘埃的家庭，所有的喜怒哀乐、日常生存，与千千万万的农民家庭一样，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对于因为婚姻的缘分而介入这个家庭的我而言，
对夫家命运的审视和梳理，却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
婆婆最后的日子
2015年7月10日深夜，丈夫守在婆婆的身边，我因为还未放暑假，远在广州，一方面要应付学校期末来临的诸多杂事，另一方面要照顾尚未放假的孩子。婆婆已经二十多天粒米未进，生命完全靠一点点水分维持。尽管知道婆婆这次可能难以熬过生命的极限，但还是希望老人家能够多熬几天，再过几天，我就可以带着孩子回到家里，好好送老人最后一程。
丈夫和哥哥、大姐、四姐此刻就守在婆婆身边。晚上9点47分，丈夫发来短信：“妈昨天开始出现危险，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今晚。”7月11日零时刚过，我发短信询问情况，问他是否休息，依旧是短短的几个字：“没有，在守。妈在弥留之际。”我心头沉下去，远隔千里都能感知到家里的气息。一边是熟睡的孩子，
就在我的身边，一边是弥留之际的婆婆，兄妹们正在守候。一种从未有过的慌乱，
让我意识到一个老人在我生命中的位置，疲劳和不安同时侵袭我，但悲痛还没有弥散到我内心，
我还在期待奇迹的出现，我相信老人可以熬过这一关，愿意等待我们几天。
7月11日零点25分，丈夫发来短信：“妈已脱离苦海，天地岑寂。活着的好自珍重！”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一阵钝痛袭来，内心的不安得到印证后，尽管远隔时空的距离，排山倒海的悲伤还是将我击倒了。
丈夫说得没错，离去对婆婆而言，确实是脱离苦海，这不是一个儿子的理智，
而是一个儿子对母亲苦难一生的体悟和祝愿。天地岑寂的深夜，
我可以感知丈夫内心的沉重和无法肆意表达的悲痛。
尽管理智告诉我，让婆婆活在世间受苦，还不如早日归于尘土，但一想到回家以后，再也不能看到那双温暖、期待的眼睛，又意识到身边熟睡的孩子现在已没有了奶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泪水。丈夫发来短信，
仿佛知道我难以控制情绪：“这里的风俗是八小时不能哭，让老人安心地走。”
天一亮，就带着孩子直奔高铁站。奔丧的急切和沉重的情绪，让我第一次感觉回家的路程如此漫长、遥远。跌跌撞撞回到家里，远远就看到一片人影在忙乱，还没到家门口，
丈夫就送来了长长的孝带和早已准备好的孝服，作为媳妇，我和哥哥、嫂子一样，带的是重孝。
平时因为在外地工作，我很少意识到自己和家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但婆婆的离世，让我猛然意识到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我作为媳妇身份的确定性。脖子上长长的孝带、身上洁白的孝服，脚上穿的白鞋子，第一次让我真切感受到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也让我发现多年来对丈夫家庭的接纳和理解，和我骨子里潜藏的对于媳妇身份的正视、接受密不可分。我紧张而又不安地来到婆婆身边，离上次分别仅仅十几天，
婆婆这次已没有任何生命气息地躺在冰棺里。
灵堂真实的氛围让我意识到老人已真的离去，围观的乡邻在等待一个远道而来的儿媳，用程式化的哭泣表达对一个老人生存价值的确认。我从表象的热闹中，感知到的却是一种骨子里的千疮百孔，
婆婆离世的悲凉场景，以另一种方式接通了我生命中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经验。
我在繁华的广州中，尽管也有诸多艰难和无奈，但无论如何，日常面对的人、事、物和婆婆身边的日常没有任何关联，我的真实生活被知识的围剿、体制的驯服、看得见的利益、对城市习以为常的适应，
还有内心渴求成功的愿望所包围，这一切的背后，和婆婆离世的真实场景，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冲撞，让我意识到时空的虚幻、城乡的真切分离，恍惚间，我甚至无法分清，到底哪个是自己的真实生命。此时此刻，城市虚构、漂浮的生活让我感受到荒诞，生命的底色终究和婆婆不可分离。我的泪水不仅为离世的婆婆而流，更为一个家庭即将分崩离析的命运，还有必须继续活下去的个体无法摆脱的卑微、无力而哭泣。葬礼的喧嚣和潦草，不过是中国无数偏僻的乡村，用一种惯性的程序向一个生命告别。
悄无声息地来，刻骨铭心的苦，再悄无声息地归于尘土和大地，这就是婆婆以及无数乡村母亲的一生。
仅仅一天，失去亲人的悲伤已经让位于处理母亲的丧事。看着忙碌的人群，我知道，我感性的悲伤是多么不合时宜。婆婆因为是高龄离世，加上生前得到了子女很好的照顾，在村人看来，这是喜丧，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村里其他老人丧事的规格，才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要干的正事。丈夫通过哥哥早就打听到了婆婆后事的费用，最节俭的做法，也需要七万元左右。十天前，我们便已准备好母亲后事所需的费用，四姐依然拿不出钱，但母亲病重期间，她冒着被乡邻讨要工钱的风险坚持照顾老人，
和嫂子一起分担繁杂的家务，极大地缓解了照顾常年卧床病人的人手紧张。
四姐的孝心感动了家里的兄妹，也因为照顾母亲，她得以和家人较长时间相处，在点点滴滴的交流中，我们也得知，多年来，四姐一家在北京生活的诸多艰难细节。姊妹之间的情感交流，彻底冰释了因为欠薪所生的芥蒂，多年前相依为命的手足之情，慢慢回复到亲人内心，这种情感的修复，应该算得上是母亲病重期间的一个额外收获。大姐答应出一万元，尽到一个长女的责任，丈夫出五万元，哥哥已经从镇上的店子，赊回来一万多元的物品，包括鞭炮、香烟、饮料酒水、毛巾等。丧事期间的酒席由侄女婿负责，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炎热的天气中，要负责几百人两天的伙食，精打细算，为家里省下了不少开支。
找风水先生看过日子，婆婆在家只停留两天，到第三天，也即2015年7月13日就将火葬上山。
我完全像一个客人和旁观者，哥哥、嫂子哪怕在如此忙乱的日子，依旧不让我插手任何具体的杂事，哪怕是端茶倒水的事情也不让我干，仿佛我能出现在丧事现场，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情感支持。我只得见缝插针地搞搞卫生，收拾一下凌乱不堪的桌椅板凳，或者是帮侄儿照顾一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
更多的时候，当人流散去，喧嚣的屋子稍稍安静时，我会来到婆婆身边，默默地看看老人。
我突然意识到，葬礼一结束，婆婆就会彻底离开家，留存于世上的印迹，也无非只是孩子们对她的怀念。除了子女，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老人曾在这片土地上，度过如此艰难而惊心动魄的一生。与文字较量的意愿，就在此刻从我心头升起，对一个普通生命的叙述，让我感受到神圣的意义和庄重的担当。
对一个以书写为生的人而言，文字如果不能献给身边像婆婆一样的生命，这样的书写是否是一种背叛和虚伪？
我不认为婆婆一生所遭受的厄运、痛苦、欢乐和泪水，只是一种命定的安排，在一种历史化的叙述中，她以一个女性的存在，凸显了个体和时代对抗过程中的妥协和无奈。
婆婆一生遭遇过极度的贫困、无穷无尽的生育折磨、中年丧夫所致的婚姻挫折、
女儿的病逝自尽和出家、数次承受孙辈的早夭，
我以一个女性的直觉，在还原这些人生遭遇时，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
这一切在婆婆一生中所施加的心灵伤害，到底达到了怎样深重的程度。
我想起儿子最后探望奶奶的时候，以开玩笑的口吻告诉我，奶奶从昏迷中醒过来后，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唠叨着给子女们分钱。她产生了幻觉，希望自己有很多钱，能够解决子女面临的实际问题。
“奶奶说，给我们一百万，让我们去还房贷；给大伯八十万，给畅畅哥哥结婚；
给四姑姑八十万，让四姑去还账。
奶奶给我们的最多！”儿子八岁的心智还无法理解奶奶胡话中间的沉重意味，我却从婆婆昏迷中的妄语听出了她的牵挂和无力，终其一生，这个普通的老人从未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半生的辛劳，拖着一串孩子，生活给予她的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对贫穷的恐惧。她的不安全感和对生活的期待，
终究还是在临终的潜意识中，以一种荒诞又真实的形式得以呈现。
在丈夫的回忆中，对于家庭的印象，他最深刻的感受和母亲一样，就是对于贫穷的恐惧。我记得2004年5月14日，丈夫在无意中读到我的一篇文章后给我的邮件：“在我的感受中，中国农民真正的苦难是天聋地哑的，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苦难，正像许多作家说的，他们是苦难活生生的标本，他们的苦难源于出身，只要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他们就无法摆脱苦难。所以他们的苦难是派定的，与生俱来，活着就是苦难。他们的苦就不必是像余华、鬼子写的，要用那么多的死亡、卖血、犯罪等悲剧事件去填充，好像没有这些悲剧性的事件，这些人的生之悲苦就不复存在。其实一个农民的苦就在他们生而为人、并以人的生命形态活着的每一天中，他们哪一天的柴米油盐、劳作忙碌、送往迎来、生老病死不被苦痛和忧戚充斥？极度的贫困使他们只能紧贴着地面卑微地生活，他们生在现代社会却被排斥在现代文明之外。”我始终记得看到这段文字时给我内心的震撼。
后来才得知，尽管丈夫所学的专业是风花雪月的文学，但他对文学的理解，
始终没有离开生活给予他的积郁和启迪。
在婆婆丧事期间，我从大姐、四姐的聊天中，进一步感知到这个家庭的贫穷和艰难，获得了更多家庭过往的细节和真相。大姐提到，因为兄妹多，为了帮助娘家渡过难关，多一个劳力挣工分，她自愿留在家中，迟迟不肯出嫁。直到哥哥能独立撑起门户，才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嫁到夫家，以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
年过六十，尚有求学的幼子，生活一直劳累不堪。
直到今天，大姐依然保有一个长女的风范，尽管自身负担很重，但依然力所能及帮助娘家。四姐还记得小时候在全家挨饿的时候，被妈妈派去找邻居借米，最后无功而返的失落和伤心。在丈夫的记忆里，饥饿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致婚后在没有衣食之忧的情况下，对粮食的浪费依然会让他带有深深的羞耻感。
但整个葬礼期间，对我震撼最大的事情，却是三姐的出场。在婆婆生前的房间，我发现了一张黑白照片，我向丈夫打听，丈夫敷衍过去，我去问四姐，四姐告诉我这是三姐，还说，相片之所以放在床头，
是因为婆婆临终的日子，每天都要看三姐的照片。我以前从未听丈夫提起过他的三姐，
我曾经疑惑过他们兄妹的称呼，怎么有大姐、二姐、四姐，唯独缺了三姐？
但想到哥哥的排行，以为这只是属于一个家庭的称呼习惯，加上每次回家并没有太多的机会聊起往事，所以也没有深究。我从来就没有想到，在丈夫的家庭中，确实存在一个我从未谋面的三姐。我从大姐、四姐的回忆中，竭力还原三姐的形象。倔强、清秀的三姐呈现于我眼前的所有印迹，也只是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
三姐长长的辫子垂于双肩，双目冷静地看着前方，面容极为秀气，但紧闭的嘴唇传达出一种坚定和执拗，
她的装扮和气质让我明显感知到1980年代的气息。
后来才得知，三姐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死于非命，她性格倔强、张扬，不满家庭的贫穷和无望，总喜欢和外面的同龄人一起疯玩，在被继父毒打一顿，感到爱情和前途的无望后，三姐平静地选择了自尽。三姐的出场，彻底让我理清了这个家庭的逻辑，也进一步感知到了丈夫一家的善良和厚道，
在多年的疑惑中，我终于彻底理解了丈夫对继父的怨恨和恐惧。
在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我经常听到早早结束生命的年轻女子，大多因为青春的激情所导致的爱情选择，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撞。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丈夫的家庭中，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悲剧。越是走进这个家庭的深处，越是能感知到隐匿于家庭的悲伤随处可见。四姐一直遗憾三姐的选择，总认为整个家庭中，她敢闯敢干的性格最有可能改变家族的命运。我事后问起丈夫，是否对当时的场景还有记忆，他显然不愿多言，但对三姐离世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丈夫坦言三姐的悲剧，对年少的他影响深远。也许，在丈夫漫长的成长岁月中，他经历、见识了一个贫寒农家太多的痛苦，这所有的一切让他沉默、逃避，选择潜藏于书本的世界，
这个世界成为他人生突围的唯一通道。
三姐的出场，再一次激发了我表述这个家庭的冲动，探究其背后隐秘的愿望和对自身介入者身份的警惕，
成为我真实的纠结心态。婆婆的葬礼，曝光了整个家庭的历史底片，在亲人难得团聚的倾诉中，
隐藏其背后的家庭面影，逐渐显示出粗砺的肌理。
我想到婆婆过世之初，村里提供丧葬服务的邻居和嫂子交涉，说是母亲有一个儿子是博士，在中国繁华的城市广州工作，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热闹一下，要求哥哥答应他们，让他们好好唱闹几天。嫂子很严肃地告诉邻居：“七个子女，死了两个，出家了一个，这种场景，看着就伤心，还有什么心情热闹呢？”
邻居将此话听到了心里，婆婆的丧事并未如村人想象中竭尽铺张和热闹。
2015年7月13日凌晨五点，按照风俗，全家人很早起床，送母亲最后一程。尽管丧事的忙乱，让家人在临时的团聚中淡化了悲伤，但到了母亲必须离家的那一刻，兄妹们的情绪还是难以控制。尤其是哥哥，我第一次看到他失声痛哭在母亲棺前，显出老态的身躯，让人心酸。所有的亲人都跟随到了火葬场，县级的火葬场已经承包给私人，承包者一副老板的派头，几乎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和痛失亲人的家属讨价还价，
无论是买骨灰盒，还是选用烧灰的炉子，都有不同的价码。
火葬环节，至少需要六千元，相比痛失亲人的痛苦，这种无谓的琐事，更让人平添一份莫名的愤怒。但因为面对至亲的离世，悲伤中，谁也没有心思去据理力争，只能任人宰割。母亲终究还是化作了一缕青烟，离开了她念念不忘的孩子们，回到了另一个世界，回到了父亲、二姐和三姐身边。我们目睹这一切，切实感受到她的肉体离开了人世，我们不愿在火葬场多待一秒，只愿赶紧将她的骨灰收拾好，让她回到村庄，真正安息。
作为暗礁而存在的继父
在对丈夫一家进行叙述时，他继父尽管是我潜意识里不愿碰触的一个伤口，但无论如何，对这个家庭的叙述，离不开这个暗礁般的存在。这个身影的出现，加重了丈夫一家的情感阴影，
隐喻了一个普通农家无法摆脱的厄运。
哥哥出生于1963年，六岁那年，亲生父亲因病离世，丈夫尚在母腹中，从一落地就没有看到过亲生父亲。父亲死于家族遗传病，用哥哥的话说：“这个病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1999年，四十出头的二姐也死于这种病。爸爸去世时，留下六个孩子，大姐十三岁，身体尚未发育好，就到处修水利。父亲去世早，家里姊妹多，生活实在太艰难，上面三个姐姐都没怎么上学。妈妈拖着六个孩子生活过得相当艰难，有一段时间还得过精神病，持续了两年，后来不知道怎样慢慢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从哥哥嘴中，得知更多的历史细节，“那个时候是拿工分，工分少，连饭都吃不饱。妈妈还年轻，才四十出头，在别人的撮合下，就找到了现在的继父。当时的想法就是找个身强力壮的劳力，帮着分担一下体力活，一个女人拖着一串未成年的孩子，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继父到家里来的具体情形，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小小年纪到处找活干，帮着分担家务。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继父并不会干农活，在生产队里面，别人拿十分，他只能拿九分。他以前在京广线上跑火车，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情，被遣送回来。他脾气暴躁，不但没能和妈妈将一个家庭的重担挑起来，反而导致我们更加造孽”。
“我们和继父相处不好，我们在棍棒下成长的，他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打人。状况糟糕得很，我妈妈管不了他，他脾气太坏，别看现在脾气好了很多，年轻的时候，动不动就打人，不但打男孩子，女孩子也打，就二姐没有打过，二姐忠厚老实，从来不说话。当时觉得他根本就不将我们当自己亲生孩子。我们打不过他，一打就跑。”哥哥永远不明白，继父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他这个人，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犯了一点错，就打，有一次，他打弟弟的时候，摸到了一条扁担，我怕扁担打着弟弟了，就去顶了一下，结果扁担就打在我身上。小时候谁都恨他，犯了一点点错误就挨打。哪怕是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是打，
只是比我们打得少一点”。
湖北孝昌县丰山镇滑石冲水库
继父的冷酷和暴躁脾气，在嫂子的嘴中同样得到了印证，在婆婆病重的日子，和嫂子聊起家事，
她说受到的最大委屈还是来自继父：
“那个时候，在屋里，老头不听，忙的时候，只要一句话不对劲，他就将家里吵翻，一睡就是十几天，不干活。家里没有事的时候，他就好，家里忙起来，尤其是农忙的时候，只要一句话，他就找茬。有一次，他将家里两摞很高的碗，都甩到屋子前面的水沟里，全部摔破了，说实话，根据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养他是说得过去的，但我们不可能不养他。我记得结婚第二年，我们家的田里刚刚下了肥，一个邻居和我说，要从田里过过水，我是新媳妇，就说，过就过呗，刚嫁过来的，也不好意思不要邻居过水。吃过饭，老头知道邻居从田里过水，就说我不该答应，就开始在家里吵啊，闹啊，还在家里喝农药。他什么丑事都干过，他喝药，自己没有中毒，但他把一瓶农药从我的身上淋下来，将我弄得中了毒，然后他到处跑，吓我们，我们也害怕他死掉，到处找，谁都知道他是故意寻死觅活，故意为难家人。
“他太过分了，要讲他的事，多得很。有一年，你还没有回家的时候，汉口的老表，姨妈的儿子，三十回来看老娘，为了招待老表，三十晚上请他玩牌，老头想玩，就将桌子掀翻了，大家决定不玩了，不玩还不行，就开始瞎吵闹。老头那个时候才六十多岁，有劲，他拽着老表从我家弄到邻居家，又从邻居家撵到我家，牌没有玩成，他就开始天翻地覆地闹。此后，那个老表再也没有来过。想起以前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不管他，但不管他也不行，他也蛮可怜，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管他，他以前的脾气就是暴躁，就是歹毒，凭良心说，凭他以前在家里臭歹，我硬是不想养他。我们真的不想当他的后人。老娘在的时候，我还和老娘说过，要是不结这个伴，我们也不会这么造孽，老娘一辈子就是后悔这个事情，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后人陪着怄气。他这个人，又可怜，又可恨。
“我和你说真话，那个老头，早死早好，不是哪个不讲孝心，他是太怄人了。我结婚快三十年了，就和妈妈讲过两次口（讲口，口角的意思，孝感方言），但和老头，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他总是牵着我讲口，还打我，你说他哪像个爹爹？他动不动就凶到我面前来，还要指着我的鼻子骂，不理他，他就要和你吵。湾里的人，到处都知道。有一年，我在河里扯棉田，他解不出手，这个事情只需要到医院去开一块多钱的药就行了，他非要跑到河里去，大吵大闹。旁边的邻居都看不下去，都指责他，“这次真的是你的不对”，他在家里将开水瓶打碎了，那个时候女儿才两岁多，我整天提心吊胆。他动不动就在家里打东西。在这个屋里，我不知遭了多少孽，在农村，我要做事，要种田，但他要和你讲口，除了干活，我还要怄很多气……”
除了脾气暴躁，继父令家人最失望的是内心冷酷，不知道心疼后人，对家里毫无感情。嫂子始终记得有一次，她挑不起水田里的秧苗，被站在田埂的继父嘲笑的情景，“哥哥那个时候在外头打工，我在家里带两个孩子，老娘也在家，有一回割稻子的时候，还要挑秧，这些事情，你们都没有做过。我挑一担秧，田里很深的水，我从泥田里面挑不起来，他看到了，还笑，你说怄不怄气？他不但不干，还要在旁边幸灾乐祸。他总说我们不是他亲生的，他无所谓了，不愿意干活，总是有这个心理。我们做的饭他不吃，嫌简陋，
他要单独起来自己做饭吃。他就是在家里这样搞。”
丈夫这位继父因为耳聋了很久，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完全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我还记得和丈夫认识后，他迟疑了很久，才下定决心和我郑重谈起家里的情况，他没有强调贫穷，而是强调他继父不正常的性格和为人，他不愿我知道继父太多的事情，但又担心我到他们家后，发现继父的为人所带来的心理落差。
我甚至怀疑，丈夫迟迟不找对象，很可能与继父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有关。
当然，对整个家庭带来直接危害的，源于丈夫继父生性好赌的恶习所导致的防不胜防的内盗。这对一个经济脆弱、原本贫寒的家庭而言，真是雪上加霜的噩梦。哥哥直到今天，依然记得他1987年结婚的那年，继父将家里的稻种偷去卖了，“他将我们的谷种，我们来年留的种子偷出去卖了，到第二年，
我们要下秧的时候，一看没种子，愁死人了，只得在我老婆娘家借种子。”
当然，更多时候，继父是将家里的米啊油啊这些日用品偷偷拿去卖，哥哥提到这些事，依然一脸无奈：“从我记事起，他就将家里各种东西偷去卖。你没有吃的了，他还要偷，偷出去玩牌。我妈妈和他的争吵，也是因为这些，他好像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家。他根本上就不和你谈。你说这个，他说那个，根本就谈不上。”嫂子因为婚后待在家中的时间长些，加上张罗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对他打牌的恶习深恶痛绝：“你们每次要回来了，他就做榜样，就开始在家里表现得很好，你们不回来，要他做点事，就很难。你们一回来，他就扫地，烧开水，去菜园料理，表现很好。他就是会做这些迷窍（指耍心眼，装模作样，孝感方言）。
他比你哥哥强，他就是会搞迷窍！”
因为平时和嫂子很少聊家里的事，对于继父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太清楚，在我印象中，至少我们每次回来，他的行为还算正常，好像还挺勤快，因为耳背，面相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凶狠的那种，甚至因为他的长相和我过世的外公有点相像，我一开始对他甚至还有一点莫名的好感，但相处久了，就能发现他性格的反常之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次去丈夫家过年，临走的那个晚上，继父突然跑到河边，说是要跳河，全家忙做一团，我第一次去他家所刻意营造的小心翼翼的氛围被彻底破坏，丈夫顶着寒风跑到河边找了很久，
劝了很久，最后给了他一笔钱，才算将他哄回家。
小妹还没有出家以前，她有一次回来，四姐恰好也回来了，继父故伎重演，也是扬言要跳楼。嫂子讲起这件事，依然气愤不已：“谈起这个老头，和别的人是不一般。现在你也应该知道老头的为人了。还有一件事，红伢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也是在家里要钱，说是要跳楼，四姐从北京回来，吓不过，红伢就说，这是装假的，莫信他，叫四姐别出去。他一大早去店里买了一挂鞭炮，就跑到我们楼上去，搞了半天，没有跳。红伢将四姐拉住，叫她不要上去。他们躲在窗户边，看他跳不跳，最后没有跳，我们太清楚了，
他就是想利用红伢在家里，通过威胁得到更多的钱去打牌。”
但这所有的伤害，都比不过在继父的毒打下，直接导致倔强的三姐自尽。这个家庭最大的伤口，哪怕在今天，当哥哥嫂嫂讲到对继父的抱怨时，依然不愿触及。母亲临终之前，对三姐的思念和不舍，可以看出一个母亲无力保护女儿所致的伤痛和内疚。在和继父不多的交流中，我能够感知，对母亲和兄妹而言，这是一座暗礁，风雨飘摇中的家庭原本以为找到一个依靠，却不知在命运的戏弄中靠近了一处凶险。
当我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一切已风平浪静，兄妹之间默契地在我面前保持对继父的缄默。在常年的艰难处境中，他们唯一自保的办法就是逃避，这一点在丈夫的性格中非常明显，我甚至怀疑他读书的动力不是来自成就自我，而是为了摆脱噩梦般存在的继父。
对于继父给整个家庭施加的痛苦，他们找不到摆脱的办法，我曾经问过哥哥，妈妈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哥哥没有回答，只有无奈地摇头，对一个暴力倾向的男人而言，忍耐也许是家人自保的唯一办法。我再一次意识到，知识所给予我的解释生活的逻辑，面对现实问题的无力和可笑。在波澜不惊的生活表象下面，继父出现于这个家庭，不过是命运的安排，除了接受，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更何况，婆婆在和继父结婚以后，还生了妹妹，再怎么样，他是妹妹的亲生父亲，就冲这一点，接纳他，也是命定的选择。
但我知道，抛开对继父的情感判断，客观去审视他的个体命运，这中间还有大量的空白。对他而言，时光的存在是一种真实的断裂，在他的个人历史中，因为他决然隔断了和过去的关系，突然被命运之手抛回村庄，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开端。他一生都没有理顺自己的情绪，一生都没有做好接纳一个贫困家庭的心理准备，一生都没有意识到付出和爱才能和新的家庭融为一体。他的出现和新的家庭本身就是一个错位，他的暴躁和情感的粗疏相对一个期待滋养的艰难家庭而言，实在是一种无法获得的奢望。
继父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诸如他当初从单位被遣送回来，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是否他也经受了不为人知的磨难？他和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来往到底是出于性格的冷酷，还是其他不得已的原因？
他对我婆婆，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这些具体的情况，我无法通过旁人，也无法通过和他的交流获得。在某些方面，他依然保留了曾经身为公职人员的清高，他写得一手好字，在他居住的老屋，到处都是他从镇上买回来的红纸、墨水和毛笔。一到过年，他就停下沉迷的摸牌，抓紧时间写对联，红艳艳地铺满一地，到赶集的日子，他很早就起来，将对联拿到镇上的集市去卖，在别人的夸赞和惊异中收获内心的满足，更多时候，他将对联送给过年的邻居，家里的猪圈都被他贴满了祝福。
忘掉他对家庭的伤害、隔断和以前日子的关联，他在我眼中，更像一个偏执古怪、内心封闭、怀才不遇的乡间读书人。我当然知道，我对他的这种印象，正来源于我并未彻底渗透进这个家庭所导致的空隙。我不愿对他有更多的猜测，对他的判断，我相信严丝密缝的日子中，老实本分的哥哥、嫂子的叙述，更为可靠。
今年春节回家，在喧闹的人群中，他几次找到我，要我告诉他，已经出家的妹妹的联系电话和地址，
说是要去找她。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也是他唯一的真实关联。
我没有妹妹的任何消息。
他依旧在村里游荡，苍老的身影，伴随落寞的余光。
妹妹的出家，再一次将他置于一个被隔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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