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部 隐匿的反常事实
狮子之歌——达尔文和人类进化论
第一节 达尔文如是说
第二节 灵长类的出现
第三节 评判的标准
第二章 石骨刀痕——真像露端倪
第一节 法国——几百万年的刀痕
第二节 加拿大——8万岁的刀痕
第三节 加州——数十万年的屠宰痕迹
第四节 意大利——百万年的刀迹
第五节 法国——1500万岁的斧痕
第六节 法国——1500万年前的敲骨吸髓
第七节 希腊——500万年前的剖骨取脑
第八节 英国红岩:200万年前的首饰
第九节 土耳其——恐象化石上的雕刻
第十节 意大利——上新世宰割的鲸鱼
第十一节 法国——中新世屠宰的海牛
第十二节 意大利——上新世的刀钻痕迹
第十三节 法国——中新世的刀痕
第十四节 英国红岩:200万年的贝雕
第十五节 红岩:至少200万岁的工艺品
第十六节 英国——3800万年前的捕象沟
小结:化石上的古人遗迹
第三章 反常的始石器
第一节 英国肯特——数百万年的始石器
第二节 英国红岩:更古老的石器
第三节 两个诡变的反对者
第四节 美洲反常石器的意义
第五节 加州“德州街”——8万年的文化
第六节 加州卡里口——20万年的石器
第七节 巴西希望洞——20万年的始石器
第八节 智利先进的史前文明
第九节 巴勒斯坦巴基斯坦——20万年的始石器
第十节 西伯利亚——几百年的石器
第十一节 印度——更久远的石器文化
第十二节 谁是主人公?
第四章 反常的初级旧石器
第一节 葡萄牙:千万年的旧石器
第二节 法国泽内:几千万年的石器
第三节 法国——中新世石器文化
第四节 比利时:渐新世石器
第五节 比利时:中新世石器和脚印
第六节 意大利:上新世石器
第七节 缅甸:中新世石器
第八节 美国:更新世石器
第五章 反常的先进石器
第一节 阿根廷的发现
第二节 证据无可辩驳
第三节 反对者弄巧成拙
第四节 欧洲和非洲的印证
第五节 诗光达——考古冤案
第六节 列维城——法庭介入?
第七节 霍亚莱克——相煎何激?
第八节 西瓜洞——欲盖弥彰
第九节 金矿新石器——石证如山
第十节 进化偏见
第六章 史前文明崭辉煌
第一节 法国——岩层里的文明遗迹
第二节 费城——大理石内的浮雕
第三节 苏格兰——泥盆纪的铁钉
第四节 苏格兰——石炭纪的金线
第五节 麻省——6亿年的金属瓶
第六节 法国——第三纪的白垩球
第七节 伊州——20万年前的铜币
第八节 爱德华州——200万年的泥塑
第九节 伊州——石炭纪的金链
第十节 依州——煤层中的石刻
第十一节 俄克拉州——煤心里的铁杯
第十二节 内华达州——三迭纪鞋印化石
第十三节 俄亥俄州——煤层里的石墙
第十四节 法国——6500万年的金属管
第十五节 犹他州——5亿年的鞋印
第十六节 南非——28亿年的金属球
第七章 异常古老的人类化石
第一节 特伦顿——10.7万年的新人
第二节 佳丽山——33万年前的新人
第三节 木林奎农——33万年的新人
第四节 克利莱——33万年的新人
第五节 伊普斯威奇——33万年前的新人
第六节 拉丹尼斯——反常的新人化石
第七节 阿马塔——40万年前的场景
第八节 阿根廷——百万年的新人颅骨
第九节 南美直立人化石——消失在博物馆中?!
第十节 福克斯豪——250万年胶的人下颌
第十一节 卡斯滕都——严谨证据攻防战
第十二节 萨伏纳——完整的上新世人
第十三节 阿根廷——300万年前的人骨
第十四节 阿根廷——200万年前的新人
第十五节 金石县金矿——第三纪人
第十六节 托伦县金矿——第三纪人
第十七节 金砂县和金园县——第三纪人
第十八节 欧洲的第三纪人
第十九节 极其异常——几亿年的人化石
第二十节 北美和欧洲——亿年人脚印
第II部 “公认”的证据
第八章爪哇“猿人”?
第一节 杜布瓦和爪哇猿人
第二节 继续探究出反证
第三节 杜布瓦甘拜下风
第四节 来历不明的新股骨
第五节 大腿骨再深究,杜布瓦终认错
第六节 海德堡人
第七节 爪哇再出新化石
第八节 卡内基学会的作用
第九节 重返爪哇
第十节 爪哇的后期发现——双重标准大曝光
第十一节 年代糊涂帐
第十二节 错误阐释和误导宣传
第九章 皮尔当大骗局
第一节 “皮尔当猿人”的诞生
第二节 “持久战”下,骗局终暴光
第三节 谁是同谋?
第10章 北京人和其它中国猿人化石
第一节 发现周口店
第二节 布莱克的“化石预报”
第三节 洛氏基金的资助
第四节 历史性的发现
第五节 周口店的石器和火迹
第六节 化石失踪了
第七节 智力欺骗?
第八节 错误的“形态定代法”
第九节 后续的古人化石
第十节 反常的元谋“猿人”
第十一章 活猿人?
第一节 神秘动物学
第二节 历史上的欧洲野人
第三节 北美西北部的野人
第四节 中南美洲的野人
第五节 喜马拉雅山的野人——雪人
第六节 中亚野人
第七节 中国野人
第八节 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野人
第九节 非洲野人
第十节 主流科学和野人报道
第十二章非洲总有新发现
第一节 莱克颅骨的风波
第二节 堪吉拉和卡纳姆——初见分晓
第三节 南猿诞生的内幕
第四节 “东非人”闹剧
第五节 上百万年的新人化石
第六节 200万年前的新人股骨
第七节 150万年前的新人距骨
第八节 能人 = 猿头 + 人身?!
第九节 重审南猿
第十节 露茜在诅咒
第十一节 360万年的现代人脚印
第十二节 黑颅、黑思想
附录一反常考古事实汇总表:
前言
格雷汉姆·汉考克[1]
很荣幸能在这里把《考古学禁区》一书的精华本——《揭开隐藏的人类史》介绍给大家。可以这样说,我确信此书将成为20世纪末人类智慧成就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的相关问题,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得到保守学者的心里认同。尽管时光不能倒流,克莱默和汤姆森的研究却让我们望见了远古岁月生动的历史——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迟早得面对那些科学曾记载过的事实,那些出色的远古人的研究。
本书的诣在告诉我们:两百多年来学者们精心勾划出的人类进化史是一个误区,一个不是小的修缮就能纠正的误区。现在需要我们脱下桎梏的教条,用开放的思想和无成见的头脑去探索人类文明真实演变的历史。
这一点,在我心中早已扎下了根,它是我的著作《上帝的指纹》的思想基础。那本书的焦点是在2万年前,也就是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早1万2千年,先进的甚至超过现代的人类文明之花已经开遍了全球。只是被最近一次冰期的大灾变摧毁扫平,渐渐消逝在记忆中。
而《揭开隐藏的人类史》一书则更进一步,克莱默和汤姆森把人类文明的水平不止推前了1.2万年或2万年。而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他们的研究显示,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中关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学术理论,都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的,学者们精选了有利于己的证据,掩盖了大量异己的事实。作者发掘好那些尘封的科学研究,深入的剖析告诉我们,那些科研工作不是因为有误或者造假,而是因为他们与现行观念相抵触,所以没有被收录。
本书暴光的那些反常的事实,令学术界十分尴尬。书中大量确凿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现代人类的出现不是经典理论认为的十万年,早在成百上千万年前,能制造先进金属器件的人类文明,曾经主宰过地球。尽管以前,轰动性的报导介绍过这类事实,但象克莱
默和汤姆森这样,给出如此深入精辟的让人不得不信服的分析,还是第一次。
该书后半部剖析中,谨小慎微的治学风范加重了本书的学术分量。我相信,本书在当代拥有广泛的读者,尤其是那些不盲的、不迷信经典教条的、有开放的思维和理性思考素质的读者。
该书凭着严格的科学事实和推理,开创了探索“人类”真实演化史的新纪元。
格雷汉姆·汉考克
1998年1月英格兰迪文(Devon)
作者序言
我们的原著《考古学禁区》一书,是一本952页的专著,对普通读者可能有一定难度,因此,汤姆森和我想出版一个精简本,以适合更广泛的读者,这就是本书《揭开隐藏的人类史》的由来。
本书几乎涵盖了原著所有讨论的事实,略去的是大量文献的引述,以及地质学和形体解剖学的详细分析。比如,书中我们仅仅是简单陈述一处遗址,属于上新世晚期,而在原著中,我们提供了参考文献和现代地质学术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原著。
迈克尔·A·克莱默
1994年3月26日于美国加州太平洋海岸
《揭开隐藏的人类史》
第一部 隐匿的反常事实
第一章 红狮[1]之歌——达尔文和人类进化论
1871年的一个夜晚,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英国“红狮协会”的成员会聚一堂,用幽默的歌曲和演说举行了一个欢快的晚会。以机智的讽喻闻名的尼伍斯站在“众狮”面前,唱起了自编的12节歌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一个头大手巧的古猿,
一旦获得了语言
就象造物主一样,
无可否认地握住了
主宰世界的大权!”
“众狮”们摇头摆尾,用轻声的“狮吼”向他贺彩——这是协会特殊的礼仪。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12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谁不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就太可笑了。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是对人类起源的问题蜻蜓点水地说:“将来会搞清人类起源的历程。”可见达尔文还是比较谨慎的,他没有把人类作为物种进化的例证。
第一节 达尔文如是说
直到1871年,达尔文才在《人类家谱》(Decent of Man)一书中详细表述了人类进化的观点。他这样解释这12年的延迟:“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人类起源和亲缘的证据,不是不想发表见解,而是一种偏见让我很矛盾,所以沉默至今。《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说过:‘将来会搞清人类起源的历程’。这意味着无论人有多特别,也出不了生物进化的普遍结论。”
《人类家谱》一书中,达尔文明确否定了人类这个物种的特殊地位,他说:“人可能是从古代一种披毛长尾巴的四足树栖动物进化来的。”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缺少证据——古猿和人之间的过渡物种的化石。
当时除了出自德国和直布罗陀的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年代确定很粗陋的化石之外,只有少量的现代人类型的化石。那些被达尔文主义激发而叛逆传统的人们,在这个局面下又激动了——化石能证明达尔文主义吗?
今天,现代古人类学家毫无例外地认为:“他们已经实现了达尔文的遗愿,在非洲、亚洲等地找到了人类祖先的化石。”
事实真是这样吗?
第一节 灵长类的出现
本书中,我们不去讨论地质年代表本身,只是拿来一用(表1-1),作为研究的一个固定参照,这样比较方便。不过我们认为,我们的发现可能使得地质年代的划分问题——需要谨慎、重审了。
目前认为,最早的象猿的动物出现于渐新世,约3800万年前;最早的作为人类祖先的古猿,包括森林古猿,出现于中新世,约500~2500万年前。到了上新世,距今400万年前,最早的直立行走的类人猿——南方古猿(简称南猿)出现了。
科学家们说:南猿已经象人了,4~5英尺(1.2~1.5米)高,脑容量在300~600毫升。脖子以下象人,头介于人、猿之间。
以前认为:南猿的一支,在200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进化为能人——外形象南猿,脑量增大,在600~750毫升。
还推测能人在150万年前进化为直立猿人(包括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5~6英尺(1.5~1.8米)高,脑量在700~1300毫升,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直立人和南猿、能人一样,颈部以下象人,只是前额低,眉脊高,嘴突出,牙较大,下颌没有颏。它们生活在非洲、亚洲,延续到20万年前 。
(地质年代表)
古人类学家设定的进化顺序是: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智人。在30~40万年前,早期智人(或称古人——现代人的早期阶段)出现了,但仍有直立人的特点,以英格兰的天鹅谷(Swanscombe)、德国的斯德海姆(Steinheim)、法国的丰谢瓦德(Fontechevade)和阿拉哥(Arago)发现的颅骨为代表,称为“前尼人”。他们进化为尼人和新人。
20世纪初,一些科学家曾提出:最后一次冰期的西欧尼人,是新人的直接祖先。比现代人头大,吻突出,眉脊突起,脑门后塌。这些化石发现于3~15万年前的更新世沉积层,而智人化石比他们还早15万年!这样,尼人就从人类直系血系中被除名了。
3万年前在欧洲出现了克罗马农(Cro-Magnon)人,是典型的新人。过去学者们认为新人诞生于4万年前,而今更多的权威人士从南非等地的考古发现上判断,他们最迟是在10万年前出现的。
现代人脑量在1000~2000,平均1350毫升。研究一下现代人类,就会发现:脑量和智力没什么因果关系,有的高智商者脑量只有1000毫升,也有脑量2000毫升的白痴。
现代人类起源的疑问太多,何时?何地?又如何?——
? ? ?
南猿——→ 能人 ——→ 直立人 ——→ 现代人(新人)
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大多数学者同意:只有现代人进入了新大陆(the New World)[3],从南猿开始的早期进化都是旧大陆的事,人类进入新大陆,始于1.2万年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2.5万年。
今天仍有太多进化论的断层,中新世的森林古猿和上新世的南猿之间,就有400~800万年的大断面,完全没有过渡化石。
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找到化石填入这个断层——但是,为什么用这类假设来支持进化呢?
如果发现了早于森林古猿的新人化石呢?再说,即使发现了100万年前的新人遗迹,也是在森林古猿绝迹400万年以后。如此巨大的鸿沟,足以废弃现在的人类起源框架了。
事实上,这样的证据——为现在进化论所不容的事实——已经发现了很多,只是被压制、掩盖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的十年中,这类报道很多,只是在此之前,除了尼人化石,都未受重视。达尔文主义确立的最初几年,还没有什么主流的人类进化模型可以维护,许多专家的论文水平较低,最高也就在现在《国家探索者》的水平。
但是,杜布瓦(Dubois)的“爪哇猿人”[4],把大量反常的化石和远古人类遗迹埋没了。爪哇人化石出自于80万年前的更新世中期地层,被认作森林古猿和人之间第一个过渡类型。它的发现是进化论的里程碑。从此进化论者再不希望发现早于它的人类遗迹了。如果发现了,他们会说:“不可能。”并想办法把它搞成错误,或干脆扣上骗子的帽子。但在爪哇人发现以前,科学家们的确发现了许多更早期的人类化石和大量遗迹——石器和切刻的兽骨。
第三节 评判的标准
在展开本书的研究之前,很有必要确立判断证据的科学标准。“自然真实”是科学证据的根本,而研究方法和适用的范围也很重要,违背了这些推理,就会陷入幻想的旋涡。
应该指出,古人类学证据有特定的局限性。
首先,证据太少,又无法重复。一些学者找到了重要的化石而得到了殊荣,大多数人耕耘一生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发现。
其次,一旦确立了一个发现,证据的关键部分→如出土位置→就被破坏了,这些关键信息只有靠发现者提供。有人可能会说:“化学或其它方法不也能指示原始位置吗?这只在某些特例中成立。在判断这些证据时,我们必须借助于相关的地层信息。”
一些重大的化石发现无源可查。几年后,原遗址区不可避免地被——侵蚀作用以及继续挖掘、商业开发——弄得面目皆非。除了从记载中推断,再无直接证据可言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即使是最近的,也缺乏关键的细节。
因此,想确证一个古人类学证据,即使亲临现场,也很难得到原始证据。当然,时间不够、资金不足,我们也只能分析一小部分文献。
第三,古人类学证据没那么简单。一个论断的背后——比如——某化石出自更新世早期——涉及地质断层、塌陷机率,滑坡与否、二次沉积等许多问题的讨论分析。还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你垂询该址的另一位研究者,他(她)会提供一些重要细节,对此第一见证人却没有描述。
不同的现场观察者,有时互相矛盾。他们的感觉和记忆也有局限性,难免漏掉一些重要的东西。别人会看到吗?——不可能,因为一出土,原位证据就被破坏掉了。
骗子可能钻这个空子。“皮尔当人”[5]就是一例。揭穿这类骗局需要有福尔摩斯的头脑,加上现代全套实验设备。不幸的是,总有一种强烈的动机,有意无意地缔造这样的欺瞒——因为荣誉的诱惑太大了,谁都想当人类祖先的发现者。
欺瞒可以这样体面地实现——简单地略去不合意的证据。本书中我们将不断看到这种战术。比如发现古老地层中的人工制品,却不予报道——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些工艺品会有那么古老。看到了反常的证据,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我搞错了没有?”用忽略一些重要事实来欺瞒,也是人性局限性的一面,糟糕的是,它将误导经验和理念。
撤回一些古人类学报道,可没有撤回样品那么简单。同样,现代确定化石年代的化学和同位素分析,也没有表面那么容易。比如碳14测定年代,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样品的污染程度却决定着结果的可靠性。一些原始数据,可能被复杂的讨论分析“吃掉”了。给出的是第二组理想数据——而文献中却极少披露这个过程。本书也揭示了这样一些很不科学的实例。
尽管博物馆的化石和石器也能提供一些线索,但重要的信息还是在文献报道之中。所以我们的研究结论也主要是建立在原始文献的研究之上的。
文献中的研究未必尽善尽美,最简单的古人类学事实背后,可能涉及复杂的难解的因素,因此,想要得出确切的结论是很难的,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提议:可以去对比不同研究报道的质量,分析不同角度的研究论文,提供全面认识问题的可能。一篇论文是否论讨了各种可能性,是反映其研究深度的重要标志。由于很多报道需要建立在观察者诚信的基础上,因此,我们也查到了相关人员的信誉评价。
如果两份论文的学术水平和诚信度相同,就应该一视同仁。可是为了压制异已,学术界常常接受已方,对另一方置之不理,以致后来人无法知道真相了。
上述评判标准贯穿全书。本书的第一部——隐匿的反常事实,介绍的证据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类化石和遗迹;第二部是作为现代人类进化证据的化石和石器,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两组发现有的相互关联,一些反常的证据在第二部中也做了分析。
我们的观点是:为了维护现在的人类进化论,接受一类文献而把另一类科研工作打入冷宫——是不妥的。如果拒绝第一类报道——反常的证据,也用这个标准来对待第二类证据,进化论就成了无本之木,如果接受了第二报道,我们也必须承认第一类反常的事实——在遥远的中新世甚至5500万年前的始新世,甚至更早地球上就存在能制造工具的智慧生命了。接受其中的人类化石证据,就不得不承认,那是具有现代人体型特征的远古人类的杰作!
这些事实证据不仅在埋葬现代进化论,对新生代整个哺乳动物进化模型也是巨大的挑战。
注:
[1] 红色和狮子都是英国的象征,这里喻指达尔文是英国的骄傲。
[2]原表较为简略,为方便读者,译者这里做了较为详细的年代表。
[3]指美洲大陆。进化论的一个经典结论是:美洲大陆没有进化出灵长类,更没有进化出人类。现在人类是从北美洲和亚洲之间的白令海峡的“陆桥”进入北美洲,而后扩散到南美洲的。陆桥是一个假设,是指现在已经沉入海中的曾经连接大陆的狭长陆地,或者白令海峡的浅滩在冰期被结冰后,将亚洲、北美洲连接起来的巨大冰面。
[4]爪哇猿人化石本是有争议的,它只有头盖骨和一根大腿骨化石,而且出土地点相距45英尺,出土时间相差1年,杜布瓦年轻时认为它们是一个个体,晚年又放弃了这个猜想。但现在学术界把它认定为进化论的经典证据,并且不提原来的争议和挖掘原始记录的差异问题。详见第8章。
[5]皮尔当人的化石是把人的颅骨和猿的下颌骨拼在一起,伪造的猿人化石。一时名声雀起,赢得美誉40多年,充当着进化论的经典证据。但终于败露。详见第9章。
第二章 石骨刀痕——真象露端倪
兽骨上人为切划和弄断的痕迹,是重要的古人遗迹。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一直是学术界严肃探究的问题。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的几十年,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留有人类切削痕迹的兽骨化石,它们显示在上新世、中新世(2500万年前)以致更新早时期,人类已经存在了。虽然反对者设想那是猛兽、鲨鱼或地质压力留下的,但支持者的分析更有说服力。比如,兽骨与石器埋存在一起,新鲜兽骨上的实验结果与化石上的刀、斧痕迹一致。同时,显微摄影技术也把刀痕与鲨齿咬痕区别开来。而且,许多事例中刀痕出现的部位恰好是屠宰时“游刃”的部位。
然而这类“反常”的事实证据,没有被现代理论收录。学者们从符合进化论的发现入手,来展示现代人在近代出现的设想。从本章揭开的事实来看,这种做法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
第一节 法国——几百万年的刀痕
证明思路 F 刻痕——多个实例——刻痕表面矿物沉积——有石器同埋 Þ 确证
1863年4月,法国国家博物馆的迪斯诺耶斯(J. Desnoyers)到法国西北部的圣普莱斯特(St. Prest)收集化石。在砂砾中,他找到了一段犀牛胫骨,上面有一系列狭长的划痕,很象利刃所为,他还发现上面有一些象刀尖刻出的小圆圈。后来,他去了查垂斯(Chartres)博物馆和巴黎矿石学院的陈列室,发现那里存放的出自圣普莱斯特的兽骨化石上也有同样的记号。于是,他向法国科学院做了报告。
一些科学家说过圣普莱斯特的遗址属于晚上新世(200~300万年前)。如果迪斯诺耶斯的判断是正确的,显然那时已经有现代人类活动了。
有人会想:“什么地方搞错了吧?”上述结论显然与现行进化论对立。那么遥远岁月的欧洲,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智能水平呢?在正统观点看来,200万年前只有非洲能找到人类始祖——南猿和能人。而“能人”作为最早的工具制造者,可能性也很小。
虽然另一些学者认为那处遗址的年龄小一些,在120~160万年,这对骨头上的人类遗迹来说,也太反常了。
在19世纪,迪斯诺耶斯的发现也引起了争论,反对者凭想象说那些痕迹是挖掘工刻上去的。迪斯诺耶斯驳斥说;“划痕的表面与化石其它表面一致,也有矿物沉积。著名的英国地质学者赖尔猜测——印痕是啮齿动物留下的,但法国史前学家德莫提理(G. de Mortillet)说:“不可能是动物咬的,可能是利石在地质压力下刻上去的。”对此,迪斯诺耶斯说:“在挖掘和运输中,许多刻痕被磨蹭过了,所以和原始痕迹大相径庭。”
究竟孰是孰非?一些权威人士说:“如能在那里发现石刀之类的工具,问题就解决了。包热瓦(L. Bourgeois)是一位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他仔细检查了普莱斯特的遗址,终于发现了一些真正的古人石器,并于1867年1月向科学院提交了报告,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德夸菲吉斯(A. de Quatrefages)说:“那些石器有削刮器、钻孔器和矛头。”
但这还不能让德莫提理满意,他还说划痕是地质压力所为。看来划痕的特性分析,邂逅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定石器的真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难怪他不认可。在下一章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将做出有力的证实。
1910年,美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奥斯本(H. F. O*****orn)的研究把石器和划痕联系起来。他说:“这个年龄的地层里最早的人类足迹,是1863年迪斯诺耶斯在查垂斯附近的圣普莱斯特地层发现的兽骨切痕。最近拉维尔(Laville)和儒塔特(Rutot)在那里发现了石器,从而排除了兽骨切痕造假的可能,证实了那确是人力所为,也充分证实了包热瓦1867年在该地层的发现。”
该发现一旦确立,揭开的问题就不是能一带而过的了。可以肯定地说:因为该发现证明上新世存在人类,就无条件地拒绝它是不对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课本上,人类进化的部分丝毫也没有提到这类反常的实例呢?甚至只有几例否定和嘲弄式的脚注呢?是它们不可接受,还是因为它们要重创主流的人类起源学说呢?
基于这种考虑,法国科学院的成员,巴黎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德夸菲吉斯教授在书中写道:“对上新世、中新世,以致更早期人类遗迹的全盘否定,更象出自一种基于理论的思维定式,而不是实际的直接调研。”
第二节 加拿大——8万岁的刀痕
证明思路 F 排除可疑——电镜扫描——与标准样对比 Þ 确证
19世纪还有很多挑战进化论的考古发现,在展示它们之前,我们且看一个近代的实例——一个为“迁入美洲论”所不容的发现。
现行的“迁入美洲论”认为:约1.2万年前,一些亚洲的狩猎者部落经白令陆桥迁入了北美洲,后来扩散到了南美洲,也有一些学者把时间推远至3万年。
然而,一些发现表明在美洲的更新世时期(200万年前)就有人类存在了,这类反常的证据与时俱增。后续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剖析这些科学发现。现在,我们只看一个近代典型例子:加拿大肓空河流域北部老鸦河(Old Crow)出土的化石。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考古学会和国家人类博物馆的莫兰(R. E. Morlan)指导研究了老鸦河的化石。他的结论是:这些兽骨和鹿角在形成化石之前,就被认为切削过。后来经过河水的搬运作用,沉积下来。其出土位点是威斯康星州冰川的冲击平原,距今约8万年——这对现行理论是个巨大的冲击。
但1984年,萨森(R. M. Thorson)和古思瑞( R. D. Guthrie)的论文指出:划痕可能是河水中的冰凌划出来的。随之,莫兰收回了他的断言,他说了34个样品有30个有可能是冰凌划的。
即使这样,他依然认为——另4个样品上的印迹无疑是人类切削出来的。他在一篇论文中说:“这些划痕和用石刀肢解动物留下的划痕完全一致。”
他还把两个样品送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什曼(P. Shipman)博士那里鉴定,什曼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了代石上的印迹。和1000多个记录在案、确定的样品作了对比,她说:“一块化石没有结果,另一块很明确,就是工具切割的痕迹。”
这个实证也在告诉我们,19世纪的这类发现也不容忽视。虽然那时没有电子显微镜,但光学显微镜足以胜任鉴定工作。
第三节 加州——数十万年的屠宰痕迹
证明思路 F 复原骨架上,划痕处处相连 Þ 古人宰割痕迹
另一个类似圣普莱斯特化石的近期发现,是美国帝国山谷大学博物馆馆长米勒(G. Miller)找到的,米勒报道:他在加州的安泽波雷格(Anza-Borrego)荒漠挖出了6个獴犸象化石,上面有明显的刀痕,美国地质局用铀衰变法测出的年龄是30万年,古地磁定代法和火山样品显示的年龄是75万年。
一个有名望的学者说米勒的发现像一个怪兽,象西伯利亚发现一只活獴犸象一样荒谬。米勒反驳说:“这些人不希望发现那么早的人类证据,因为那样,他们毕生的成绩就要进地沟了。”
1990年5月31日,我们和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迪默(T. Demere)对此做了探讨,迪默说:“他也很自然地怀疑米勒的报道,化石出土时,也没有发现石器,而且,那些发现也没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因为未必过得了审稿那一关。但后来,我们从样品保管人帕克斯(J. Parks)那里得知,迪默曾被邀去那处遗址考查,可他没去,也从没看过那些化石。”
帕克斯说:“样品上的切划痕迹处处相连。显然是屠宰时的刀痕。如果骨头分开后,被石头挤动产生的划痕,不可能在复原的骨架上处处相连。”
第四节 意大利——百万年的刀迹
迪斯诺耶斯在意大利阿诺(Arno)河谷出土的化石中,也发现了和圣普莱斯特化石一样的切划痕迹——其中有南方象和伊特鲁亚犀牛(Rhinoceros etruscus)的化石,地层属于上新世阿斯丁期,距今300~400万年。考虑南方象在欧洲灭绝的期限。兽骨年龄的低限也不会低于130万年。
这种古人切划过的兽骨,在意大利其他地区也有发现,1865年9月20日,在斯佩齐亚(Spezzia)召开的自然科学学会会议上,拉莫里诺(Ramorino)教授展示了两种灭绝的动物——红鹿和一种古犀牛的化石,上面都有切划过的痕迹。化石出自圣乔瓦尼( San Giovanni)靠近西纳(Sicna)的地区。而且也是上新世阿斯丁地层。
德莫提理风格依旧,又一次想象地宣称——极可能是挖掘工人划上去的。
第五节 法国——1500万岁的斧痕
证明思路 F 与认定标准对比,排除其它可能 Þ 确证
1868年4月13日,劳斯戴(A. Laussedat)向法国科学院报告了一个发现:博传德(P. Bertrand)送给他一块犀牛下颌化石,出自法国比利(Billy)附近的一个地堑。上面有四个非常深的短痕,在颏骨下部,基本平行。很像短斧砍的,因为印痕上有交叉外形的骨纹,象斧子劈的木块一样,因此,他认为那在骨头新鲜时,石斧砍过的遗迹。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类与刻动物同时生活在遥远的古代——地层的年代竟是中新世中期——距今1500万年!
真是人类所为吗?德莫提理照例否认。他自己排除了猛兽咬印的可能后,写道:“那是简单的地质作用的压痕”——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
宾福德(L. R. Binfond)是现代研究切骨痕迹的权威,他在《骨化石:古人和现代人之谜》一书中写道:“石斧、石刀砍出的痕迹较短,而且是一组一组的平行痕迹。”这是对1868年劳斯戴研究的直接证明。
第六节 法国——1500万年的敲骨吸髓
证明思路 F 现场做对照,再综合其它痕迹 Þ 确证
1886年4月《法国科学进展》中,还有一份同类论文。贾瑞格(F. Garrigou)和费侯(H. Filhol)报道:“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远在上千万年前的中新世,人类就和那时的动物共存了。”
证据是一组出自法国珊珊(Sansan)的兽骨化石,明显是人为弄断的。当现代科学家判断它出自1500万年前的中新世地层时,又成了现代进化论的灾难性反例。
德莫提理老调重谈:“那是在石化过程中,可能因为脱水而自然破裂的。后来又经受了地层运动。”
而贾瑞格则证实那是古人敲骨吸髓的结果。1871年,在意大利波伦亚(Bologna)举行的国际史前人类和考古学大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先展示了一系列新鲜的骨头,都有无可争议的切割砍砸的印迹;而后,他拿出一种小鹿(Dicrocerus elegens)的骨头化石来对比,两者印迹完全一致。
他还出示了一些晚上新世的骨片,上面有明显的切削遗迹。按宾福德的说法,敲骨吸髓之前,要用石刀刮下骨表面的肉。
第七节 希腊——500万年前的剖骨取脑
证明思路 F 敲砸骨头,有序的剖取,石器同埋 Þ 确证
希腊的派克米(Pikermi)靠近马拉松平原,有一个化石丰富的晚中新世地层遗址,那是杰出的法国科学家高莱(A. Gaudry)发现的,1872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史前人类和考古学大会上,冯杜克(B. von Duker)报告了他在派克米发现的兽骨化石,上面的印迹表明至少500万年前的中新世,已经有人类存在了。
冯杜克首先去了雅典博物馆,检测了出自派克米的大量骨髓化石。他发现了34块三趾马(Hipparion)下颌化石,19块羚羊的胫骨和22块犀牛等大动物的化石,都明显呈现被敲砸吸食骨髓的特征。这样的骨头化石,他标注了几百个。
此外,他还发现许多三趾马和羚羊的脑腔,呈现有序地去掉上颌取食脑髓的迹象——食肉动物的撕咬和地质压力是不会造成那样的效果的。
随后,他亲自到派克米调研。第一次发掘。挖出的三趾马和羚羊化石,有1/4带有人为敲斫的痕迹。他还报道:“我在化石中发现了一块很合手的石锤,很适合处理那些骨头。”
第八节 英国红岩:200万年前的首饰
证明思路 F 三个典型特征——疑问不成立 Þ 确证
1872年4月8日,英国皇家古人类学院的会议上,地质学会的查尔沃斯(E. Charlesworth)展示了一批鲨鱼牙齿,每枚牙齿中间都有穿孔,就象南海岛民做武器或项链钻的孔一样。牙齿出自东英格兰的红岩(Red Crag)地层,距今200~250万年。
对海洋动物,比如软体动物,不可能搞出这样的钻孔的问题,查尔沃斯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个科学家提出了牙齿腐蚀的可能,但就目前所知,鲨鱼没有这个问题。另一个提出是否寄生虫所为,但他承认鱼的牙齿里不会有寄生虫。
考野(Collyer)博士对此提出了是人工制作的观点。会议记录中记载:“他用高倍放大镜检查了那些一线穿通的鲨鱼牙齿。……在他看来,那些连续贯通的孔洞,是人类所为。”他提出的理由中,这几个较为典型:
1、钻孔在牙齿正中间;
2、钻孔边缘的斜面斜度;
3、人工钻孔的记号。
第九节 土耳其——恐象化石上的雕刻
证明思路 F 骨雕+石刀+纵劈的兽骨 Þ 确证
1874年,卡沃特(F. Calvert)在土耳其达达尼尔(Dardanelles)一带的中新世地层中,发现一块恐象(Deinotherium)化石,上面刻有一个动物图案。他这样记录道:“我在发现骨雕的四周搜寻,找到了一个燧石刀和几块纵向劈开的兽骨化石。显然是古人取食骨髓的残迹。”
恐象与大象有点相似,但身体巨大。现代权威人士认为。它们从早中新世至晚上新世时期,生活在欧洲。因此,卡沃特把达达尼尔遗址定位于距今500~2500万年前的中新世,比较合理。可是现行理论认为,那时只有像猿一样的灵长类存在,即使定位于晚上新世— —距今200~300万年前,出土骨雕饰品也太早了,这种工艺(按进化论)应该是近4万年的事。
在《史前史》中,德莫提理回避了达达尼尔地层的年龄,却说:“发现一个骨雕,一个石刀和劈开的兽骨化石,简直太完美了,以至于让人怀疑。”
真太有趣了,在圣普莱斯特遗址中,德莫提理埋怨没发现石器工具,或其他人类遗迹,这里,他又说发现太完美了。他言外之意说卡沃特在骗人。
但是,加州大学的垂尔(D. A. Trail)教授曾这样评价卡沃特:“他出身于最优秀的英裔世家,具有深厚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造诣。他在达达尼尔的研究,成绩斐然。”
卡沃特在达达尼尔地区指导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垂尔说:“在我与卡沃特的交往通信中,我了解到他是个很诚实很严谨的人。”
第十节 意大利——上新世宰割的鲸鱼
19世纪后期,意大利发掘出一批带有切削痕迹的鲸骨化石,1875年11月25日,波伦亚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开普里尼(G. Capellini)对此做了研究,他说是鲸鱼新鲜时用石刀宰割出的。许多科学家同意他的观点。
那是典型的上新世的一种鲸鱼,一些化石出自博物馆,另一些是他自己在塞纳河附近,如在波贾荣(Poggiarone)那儿挖出来的。
化石上的划痕出现在屠宰下刀的部位,如肋骨外缘。开普里尼挖出的一具完整的鲸骨中,切削痕迹只出现在一侧。他对此解释说:“这个家伙应该是左侧着地挣扎,人们在它右侧下刀。”——这的确排除了地质作用和深水鲨鱼咬食的可能,因为切削痕迹只出现在一侧,而且鲸骨化石上的切削痕迹和现代肢解鲸鱼留下的划痕几乎一模一样。在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开普里尼报告说:“在波贾荣出土的鲸鱼化石旁边,我还发现了石刀。用这些石刀,我可以在新捕获的海洋动物骨头上留下同样的印迹。”他还注明了在意大利的同一地域——萨伏纳(Savona)发现了古人化石(详见第7章)。
与会人员对此做了研讨。伊文斯(J. Evans)等人提出反议,而巴黎古人类学秘书长博乐卡(P. Broca)则表示赞同。博乐卡是当时骨髓形态学的主要权威之一,他特别排除了鲨鱼撕咬的猜想,并说痕迹的每一个特征都表明是利刃所为。
德夸菲吉斯也是赞同的人士之一。他是1884年撰文说:“只有用锋利的石刀切割才能留下那样的印迹,用其他方法,你怎么努力也复制不出来那些划痕。
这项工作总结性论文,是1893年赖英(S. Laing)用英文写的:“划痕曲线很规则,也有半圆环,单手切削可以造成这样的痕迹——骨向外凸起的部分有明显的切削痕迹,骨内凹处有粗糙的擦痕,显微镜检测证实了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在鲸鱼新鲜时用石刀样的利器大力切削留下的,就像一个野人在肢解一条搁浅的鲸鱼。没有别的解释,也不存在欺骗的可能。如果固执的观念,还反对第三纪(220~6500万年前)已有人类存在,只能是主观臆断了。”
图2.1 上新世一种大白鲨鱼的牙齿
(Carcharodon megedodon)
现代的权威人士宾福德说:“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不可能把肢解剔肉时在骨上切划的痕迹和动物撕咬的印迹混为一谈。”
图2.1 是鲨鱼牙齿,它比狼等猛兽的牙齿还要锋利。鲨鱼撕咬的痕迹比较接近切削器的划痕。我们检测了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鲸鱼化石之后,分析过这种情况。
图2.2 鲨鱼锯齿状的牙在鲸骨上划出的沟槽
那是一个上新世一种小型须鲸。我们用放大镜看到了规则均匀的平行沟纹,这正是鲨鱼牙的锯齿边缘的划痕。图2.2的印痕可能骤然一咬,牙齿边在骨面上划出的痕迹。
这样,需要重新确定意大利出土的化石划痕成因。区分鲨鱼捕食和人类屠宰的关键特征,在于——划痕是否呈现平行走向的V型沟槽。
第十一节 法国
——中新世屠宰的海牛
证明思路 F 划痕与化石表面沉积一致,地层中原位紧埋 Þ 确证
1867年,巴黎召开的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包热瓦提交的论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展示的一块中新世海牛化石上,明显带有人类宰杀的痕迹。(图2.3)
图2.3 中新世海牛化石,法国庞思
海牛化石是迪劳奈(A. Delaunay)在靠近庞思(Pouance)的巴瑞尔(Barriere)挖出来的,它埋在贝壳沉积层中。包热瓦惊异地发现其中一段上肢的肱骨上,有不少切划痕迹,划痕与化石的其它表面一致,这样轻易排除了破裂造成的可能性。骨头已经石化了。紧密地埋在一个未翻动过的地层,表明划痕的年龄和地层一样古老。
印痕的深度和锋利程度,进一步证明了那是化石形成前划上去的。一些痕迹还表明它经过了两个独立的切割过程。
即使德莫提理也承认那不是地层错动或挤压所致,但他不承认那是人类所为,主要是因为地层属于中新世,他1883年写道:“要是人的遗作,年代太早了。”——这里我们又一次明晰地看见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判定事实的深重干扰。
第十二节 意大利——上新世的刀钻痕迹
1876年意大利地质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费瑞提(M. A. Ferretti)展示了一块化石,带有明显的人类钻孔的遗迹,证据充分得不容置疑。
这是一个大象(或犀牛)的化石,出自意大利圣华伦泰(San. Valentino)的晚上新世阿斯丁地层的蓝粘土中,引人注目的是化石最厚的部分。有一个完美的圆洞。费瑞提说这不可能是软体动物或甲壳动物所为。
第二年,他又给委员会提交了一块化石,也带有明显的人类加工的遗迹:化石出自圣茹菲诺(Ruffino),也是在阿斯丁地层的蓝粘土中埋存的。它显示出从一端拉锯式劈开的迹象。
1880年一次科学会议上,意大利人类学与地质学学会贝鲁西( G. Bellucci)的新发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是在靠近佩鲁贾(Perugia)的圣华伦泰和福密堡(Castello delle Forme)挖出来的化石、骨炭和片状石器,化石上有石器切削打击的遗迹。这些上新世湖泊型粘土中的发现,证明在几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就有人类活动。
第十三节 法国——中新世的刀痕
19世纪后期,在克勒蒙特-福兰德( Clermont-Ferrand)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收到了一块犀牛(Rhinoceros paradoxus)股骨化石,上有明显划痕。化石出自佳奈特(Gannat)一段有流水穿过的石灰石沉积层中,其中另外的化石是典型的中新世物种,也就是说,划痕产生于中新世(距今500~2500万年)。
有人提出划痕是动物咬的,但德莫提理反对,用他的老调谈道——骨化石在地质压力下移动,被划出来的痕迹。
德莫提理的话,把这个问题搞成了公开的问题。沟痕位于股骨的末端,靠近关节——正是宰杀下刀的部位——根据现代骨骼划痕专家宾福德的说法是这个结果。
德莫提理还描述说:划痕是平行的沟,有点不规则,穿过骨轴,宾福德提示说:“石刀屠宰时最常做拉锯式切削,这样留下的沟痕比较小划痕平行,而且走向弯曲。”
第十四节 英国红岩:200万年的贝雕
证明思路 F 表面颜色一致,变脆不可再雕 Þ 确证真品
1881年,英国地质学会的斯道皮斯(H. Stopes) 向“前沿科学学会”提交一份报告,讲述了他在红岩(Red Crag)沉积层发掘到的贝壳化石,里面刻着一个人脸——虽然粗一些,但确凿无疑就是一个人脸,而贝壳的年龄在200~250万年。
1919年的《地质学杂志》上,远古贝雕发现者的女儿(M. C. Stopes)发表论文,证实贝雕不是赝品:“刻画人象的刻痕表面呈棕红色,颜色深浅与贝壳其他部分完全一样。这点很关键,因为如果是后来造假刻上去的,刻痕就会比其他表面颜色浅。还有一个关键,贝壳变成化石后,变得较脆,那样的刻画只能把它搞碎。”
而传统的人类进化学说,只有3万年前的克罗马农人,才有可能制出这种艺术品。而200万年以上的贝雕,与进化论势不两立。
第十五节 红岩:至少200万岁的工艺品
20世纪初,莫尔(J. R. Moir)发现了大量异常古老的石器(详见下一章)。他报道过“萨福克(Suffolk)的红岩和珊瑚岩的基部以下,发现了一系列矿化的骨器。”
英国东部的红岩地层顶部,现在断定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分界线,距今200~250万年。珊瑚岩是晚上新世岩层,距今250~300万年,红岩和珊瑚岩层的基底,是碎石层,其中含有上新世直至始新世的矿物,年龄在200~2500万年。
莫尔挖出的一组骨器是三角形的(图2.4)。他在报告中说:“这些是用又平又宽的鲸骨做的,……现在变得很脆了,谁也不可能再修饰它们了…… ”他指导了的模拟制作实验,结论是“骨器化石确是远古人的遗作。”他认为三角形骨制品是作枪头用的。后来他又发现鲸肋制造的枪头。从克罗默森林地层(Cromer Forest Bed)的上层至下层,莫尔等人都发现了古人的遗迹。最上层的年龄约为40万年,最下层80万年。若按现代一些权威人士的观点,最下层约175万年。
值得注意的是,莫尔描述了住在木桥(Woodbridge)的温柯普先生收藏的一根肋骨化石——出自红岩地层以下——两端被锯过,温柯普和后来做鉴定的菲舍(O. Fisher),都认为那是古人的加工遗迹——而年代却太意外了。
图2.4 出自珊瑚岩地层以内的3块骨器
年龄200~5500万年,(上:俯视图,下后视图)
图2.5 40~50万年前锯过的木头
箭头处的沟可能是开始下锯的痕迹
还有一块古物,是纳卡特(S. A. Notcutt)在曼迪斯雷(Mundesley)的“克罗默森林地层”挖出的一块锯过的木头,距今40~50万年。
莫尔说:“木头平面的末端(图2.5 箭头处)显示出被利刃锯割的痕迹,就像现代锯木头时,在树干边缘开口处留下的记号一样。”
莫尔进一步说:“图中箭头所指的后部有些发黑,象火烤过。可能这个东西是原始挖树根的木铲。”
现行学说认为40多万年前,英国东部只有“直立猿人”是最高级的生物,但这种象猿的家伙,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工艺使用锯子。一个木把柄石刀,也切不出那么清晰平整的锯面。
上述骨制枪头和其他人类手艺的遗迹,在今天的教科书和文献中是看不到的。尤其是:“克罗森林地层”的发现,大部分在现行理论可以接受的边沿,也被主流学派操纵的知识过滤机制过滤掉了。
第十六节 英国——3800万年前的捕象沟
1912年,地质学杂志上,地质学会会员菲舍说:“多塞特郡(Dorsetshire)的一个风景点——都里士(Dewlish)挖出的考古遗址大象沟,原来是远古捕象的陷阱。”
“大象沟是在白垩中建成的,12英尺深,只容一个人通过,很陡,一端通入一个陡峭的谷地。地层中只有南方象化石。我认为这是上新世造的,是个捕象的陷阱。”
因为南方象生存于120~350万年前,因此,遗址年代至少在12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当然,还可能是350万年前——晚上新世开凿的。
图片显示,大象沟垂直的陡壁,用大凿子仔细削刮过。菲舍的这个报道,显示了古今通用的一种狩猎方式。
《自然》杂志1914年10月16日,用一则短讯报道了多塞特原野俱乐部的继续发掘工作:“沟并不止于现在挖出的地面,一直延伸到一条很深的白垩岩缝中。”古人不是不可能借一个地缝开凿了猎象的深沟。看来值得检查象骨上有没有屠宰的刀痕,如此,证据就更完美了。
菲舍随后又有了重要发现。他1912年的研究总结中写道:“在巴顿崖始新世地层挖掘时,我发现了一个‘煤玉’样的东西,面积9.5平方英寸,厚2.25英寸,至少一边被切削过,打制成这个形状。”煤玉是一种致密的黑色煤炭,表面光亮平滑,常用作宝石,而始新世地层的年龄是3800~5500万年。
小结:化石上的古人遗迹
太奇怪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么多独立的科学研究,不断报道“在上新世、中新世、始新世的兽骨、贝壳上留下的远古人类印迹。发表这些成果的科学家有:迪斯诺耶斯、德夸菲吉斯、拉莫里诺、包热瓦、迪劳奈、博传德、劳思戴、贾瑞格、费侯、冯杜克、欧文、考野、卡沃特、开普里尼、博乐卡、费瑞提、贝鲁西、斯道皮斯、莫尔、菲舍、凯斯。
这些科学家在骗人吗?这些学者精神有问题吗?还是那些就是上新世以前的古人真迹呢?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一个恰当的解释是没有人去寻找这类证据了,骨骼化石形成划痕是罕见的事,也很容易被忽视。如果一个古人类学家确立了上新世以前不可能有人类存在的观念,他就不会留心那些化石上的人类手迹。
第三章 反常的始石器
19世纪的科学家,在早更新世、上新世、中新世以及更早的地层中,发现了许多石制的工具和武器,这些科学发现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并一度成为当时学术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但现在却很少有人听说了。一整类事实证据,因为违背进化学说而被“过滤”掉了。
而今,我们设法“发掘”出这些埋没的文献。我们的旅程将从英格兰的肯特山,直抵缅甸的伊洛瓦底江(Irrawady)。
这些反常的石器,我们分为三大类,在三、四、五章中介绍:
(1) 始石器:天然适合使用的石头,不做或仅做简单的加工,有使用痕迹。
(2) 粗制旧石器,有一定打磨的石制工具。
(3) 精制旧石器和新石器:精良加工的石制工具,器具。
对一般人来说,很难把始石器和一般石头分开,好在专家已搞出一些评判标准。
第一节 英国肯特——数百万年的始石器
伊哥塞姆(Ightham)是肯特(Kent)的一个小镇,在伦敦南约27英里。维多利亚时代的哈里森(B. Harrison),在经营杂货店之余,常到山间峡谷收集石器。尽管今人无从记起,但当时他的石器却引起了学术界几十年的争论。
哈里森的工作大多是在英国著名地质学家普莱斯威奇(J. Prestwich)的密切指导下进行的,他还与古人类学家定期通信,画上自己发现的石器,按标准程序分类。
哈里森在古河床里发现了旧石器,很容易鉴定出是人类打制的,他和普莱斯威奇判断一些石器(图3.1,图3.2)是上新世的,20世
图3.1 肯特高原的始石器
纪一些地质学家,比如英国地质局埃德曼兹(F. H. Edmunds)都同意。20世纪早期古人类学界领头人欧博梅尔(H. Obermaier),认为是上新世中期的,也就是说距今200~400万年,但现在的学者从进化论出发,……只承认英国最早的石器有40万年。
哈里森的发现中有一些较原始的,如图3.1,但也能看出是人力所为。这种石器在今天的原始部落中还在制造,他们捡起一块燧石,打出一边的刃,就当成了石刀。
批评者断言哈里森的始石器是想象的,其实是天然燧石。但现代石器权威帕特森(L.W.Patterson)提出了区分天然燧石和粗制始石器的方法。他说:“比较困难,要看在一个方向沿着石刃施力造成一致效果的机率。”……
图3.2肯特白垩高地的旧石器 左:出自射手道(Bower Lane)
地质学家普莱斯威奇分类为枪头类型
1889年9月18日,地质学会的贝尔(A. M. Bell)给哈里森写信说:“这些一致打制的石器,人力所为的机率远大于天然所为……我确信。”
按照帕特森的标准,不得不把它们归为始石器。
1891年11月2日,著名的科学家、与达尔文共创进化论的华莱士,到哈里森的杂货店走访。看了哈里森收集的石器后,华莱士认为石器是真的,并请他写一份详彻的报告。
普莱斯威奇是英国最著名的石器权威,也认可哈里森的发现。1895年,他驳倒了石器是天然所为的猜测:“有人挑战说那是天然所为,三年过去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流水能单向打掉边棱,但同时把石头磨成卵石。”
他1892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说:“现代的野蛮人,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的石器,和现代发现的早期旧石器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没必要把那些过于古老的石器划归给猿人,既然石器是典型的智人作品,那么在上新世中、晚期,出现智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7章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的科学家在上新世地层中,挖出了许多原位沉积的现代人类型的骨骼化石。
有趣的是:现代专家却把很接近哈里森的始石器的石器,当做人类作品。如非洲奥杜韦遗址的石器太粗制了(图3.3),但没有质疑它们是否是人力所为。
一个由英国著名学者组成的学会,资助了一次高水平的实地考察工作,以解决对于石器年代的置疑。这次挖出了许多上新世地层中原位沉积的石器,现场证人有30人之多,结论性证明了石器的上新世年龄。
1895年,哈里森应邀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展出他发掘的石器。一些人仍然持疑,另一些则表示赞同。英国地质局的牛顿(E. T. Newton)是皇家学会会员,1895年12月24日写信给哈里森:“至少有一部分,无疑是人力所为,是古人类的作品。1896年,普莱斯特去世后,哈里森继续用事实回敬凭空质疑者,并得到了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负责人兰克斯特(R. E. Lankerster)的支持。”
图3.3 上:奥杜韦遗址的石器,为近代公认为智人作品
下:肯特高原200~400万年前的石器
1896年,普莱斯威奇去世了,哈里森纪续发掘工作,用事实回敬凭空置疑者。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负责人兰克斯特(R. E. Lankerster)成了他的支持者。
有人也许会问:这么详细分析这些有什么必要?原因之一是告诉大家:这些证据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狂人之语。实际上这些反常的事实,正是严肃问题的中心;它们占据了学术界精英们争论的焦点,持续地打击着现行理论,其科学严谨性也不次于反对者的理论――简直是现今进化论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通过展现这类事实的科学辨析,读者才能不被任何一方牵着鼻子走,才能自己面对真相,得到一个独立思考、判断的机会……
1921年,哈里森去世了,遗体安葬在圣得教堂墓地上。1926年7月10日,教堂北墙铭文中写下:“纪念哈里森(1837~1912),一个乡村杂货商,一位考古学家,在伊哥塞姆地区发现了大量始石器文化,丰富了远古人类的研究成果。”
遗憾的是:那些“远古人类的成果”随着哈里森一起埋葬了。19世纪90年代,杜布瓦发现了极有争议的爪哇“猿人”,这个很不确定的“猿人”,被供奉为人类的祖先,那早于它的人类证据,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反常证据忽略、遗忘掉。
第二节 英国红岩:更古老的石器
旅程的下一站是英国东海岸,我们来看看莫尔(J. R. Moir)的发现。
莫尔是皇家古人类学院的会员,英国东部史前学会的主席。自1909年起,他在红岩(Red Crag)和珊瑚岩(Coralline Crag)的地层展开了发掘工作,收获颇丰。
现代地质学研究告诉我们:红岩地层有200~250万年历史,比珊瑚岩层年轻一些,它们以下是砾石层,或称骨层,由沙、砾石、贝壳和骨化石组成,更为古老,其中含有始新世(3800~5500万年)的“伦敦粘土”。
图3.4 红岩层以下挖出的尖状器
距今至少250万年,英国东部
莫尔发现的石器出自红岩下部砾石层,显出不同程度的加工痕迹,(图3.4)年代上限可追溯到始新世,下限也有200~300万年。
莫尔认为这些石器的制造者应是“人类进化的早期野蛮阶段”,但是,现在智人阶段的人,也能并且还在制造这么粗糙的东西。
始石器本身就有争议。许多学者是自然所为,但莫尔有不少有名的科学家支持,包括考察过遗址、证实莫尔发现的布莱尔(H. Breuil),皇家学会主席
图3.5 莫尔发现的石器,距今至少200万年,
箭头指处为刃缘。 英国,威庭翰(witlingham)
地质学家葛吉(A. Geikie),以及大英博物馆的负责人兰克斯特爵士等。
兰克斯特从莫尔的石器挑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样品,它把它们叫做鸭嘴铲。后来,他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样品(图3.5),它们出自威庭翰的红岩地层以下。要是这样,那么石器的年龄就在250万岁以上了。
该石器的垂直切削面,显示了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兰克斯特1914年给皇家古人类学院的报告中写道:“非人力的石头开裂不可能造成手工打制的特征,它们只能是人力所为。”他还指出样品可能有中新世的年龄(500~2500万年)
在福克斯豪(Foxhall),莫尔有了重要发现——红岩上新世晚期地层里的石器(图3.6),距今200万年以上,1927年他写道:“那是一个石器加工厂的废墟,有石锤、打制的燧石、煅烧的石头、用火遗迹……还有著名的福克斯豪古人下颌化石,显然不是原始类型。如果确实是原位沉积的,那时的古人和现代人身体结构差不多。”
1921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本(H. F. O*****orn)的研究,确证了石器的上新世年代。他说上新世人类的存在:“如今有了坚实的基础,豪克斯豪的石器确为人类作品,无可辩驳。”他把那些石器样品分为:石刀、尖状器、刮擦器和单边刮削器。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图3.6 原始石枪头,自福克斯豪地下16英尺地层,距今200万年
奥斯本还重新研究了莫尔的其他工作。他说:“莫尔发现的古人化石,证实了上新世的英国东部已有人类存在了,由此开辟了考古学研究的新纪元……他们的智慧足以制造石器和用火了。”
另一个被莫尔的证据所折服的是奥博梅尔,他原是反对派。1924年他写道:“福克斯豪的发现是我们得到的第三纪人类的第一个证据。”这里所说的第三纪,是指从上新世直到始新世。(500~5500万年)。
莫尔还在诺福克(Norfolk)近代的“克若莫森林地层”(Cromer Forest Bed)挖出了石器,有40~80万岁,另一些人估计该层下部的年龄为175万年。
面对事实证据,还是有人拒不接受,硬说那些纯粹是自然力所为。比如瓦仁(S. H. Warren)说那些石器是地质压力在白垩岩床上擦出来的石片。1920年,他报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图3.7)……如果不考虑它的环境,几乎肯定会说它是莫斯特石器文化的近亲。”
莫斯特文化(Morsterian)是公认的晚更新世石器工业。瓦仁抱定始新世地层中不可能有石器,而不抱这种偏见的人,想知道――瓦仁是否实地考察过?
图3.7 始新世地层里挖出的石器,
瓦仁认为是自然压力所为,但不能排除人工制品
后来的研讨中,一位科学家指出:莫尔发现的一些石器,是第三纪中期的地层,不挨着坚硬的石灰岩。这就排除了瓦仁空猜臆断的观点——地质压力在白垩层上磨出来的伪石器。
为了解决对莫尔发现的争论,一个国际学术科考队组建了起来。在国际人类学院的要求下,由8位杰出的欧美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组成了科学考察团。
考察团的结论支持了莫尔。他们说伊普斯威奇附近的红岩地层没有翻动过,最晚也是上新世的,而且石器确是人类所为。他们在红岩层以下的地层做了四次挖掘,找到了5个典型的石器,至少250万岁。因为该层含有始新世的沉积物,石器年龄的上限为5500万岁。
考察队的开匹顿(L. Capitan)说:“红岩下的地层没搅动过——我们亲自做了鉴定。出土的石器,只能是古人的作品,其他可能都已排除。我们发现的事实,是史前文明的绝好证实。”
令人奇怪的是,考察团正式发表了报告后,反对派还不认帐,还在重谈“自然压力说”的老调。这回凭空推出“冰川说”。但据我们所知,至今无人能解释冰川如何在石器上造出的双向疤痕,磨制出精确的形状。而且许多石器并非贴在硬岩表面,冰川对它们同样无技可施。英国考古学家柯里斯(J. M. Coles)报道:“福克斯豪沉积层的层理,是陆地性沉积,不是海洋性沉积,这也排除了瓦仁想象的‘冰川说’”。
但瓦仁冰川说发表后,争论却平息了。1968年柯里斯说:“因为事实未定,学术界没接受任何一方……”事实未必如此。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科学主流派发现保持沉默,是埋葬莫尔发现的稳妥方式——“不理不提”胜于积极的“凭空攻击”。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已经固执地认为:早更新世之后,非洲中部成了人类进化的中心。莫尔的发现证明英国在这以前就有人类了,这个离经叛道的事实证据,否定它反而引火烧身,沉默不理却是上策——于是,莫尔的证据被成功地抹煞了。
柯里斯认为这么做太不公平。1968年,他还是接受了莫尔石器的真实性,尽管有些犹豫。然而,1972年的《美国冰河时代》杂志上,斯巴克斯和威斯特的论文却错误引述了莫尔的发现,而且粗略地用了一种石器鉴别标准来否定莫尔……但是,剑桥大学的博吉特(M. C. Burkitt)用这个标准,却发现莫尔的样品符合真石器的特征。
博吉特在20世纪20年代,随国际著名学者考察团亲自做了实地鉴定,他1956年的著作也肯定了莫尔的发现。他对伊普莱斯威奇南2英里的索灵顿豪(Thorington Hall)特别感兴趣,他说:“在那里石器埋存的位置以上,发现了脆弱的绞链还未断的双贝壳,表明地层没有搅动过……”这是石器原位沉积的有力证据。
博吉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些石器比晚上新世地层古老,可能是上新世(500万年)以前的作品。”
这么多充分的证据,还有人类化石,没有理由排除这个可能的结论:500万年前的红岩,使用石器的智人曾在那里繁衍生息。
另一个支持者是李基(L. Leakey),他1960年写道:“原始人很可能在更新世早期已经在欧洲出现了,……红岩下层的石器至少有一部分明显是人类所做,不能简单想象成自然产物。石器不是早更新世的,而是早于上新世晚期(距今300万年)。
第三节 两个诡辩的反对者
对莫尔发现的反常石器,有两个知名的反对者:布莱尔(H.Barenes)和巴尼斯(A.S.Branes),他们激进的反对,及时迎合了树立进化论的需要,因此被一遍又一遍地宣传,以抹煞各位科学家对那些反常证据的证实。但是,认真的读者能从他们的立论方法上,发现严重的问题。
布莱尔认为他1910年指导的研究,可以结束英国东部始石器的争论了。在他常引用的文章中,他说发现了5000~5500万年前的燧石,很像石器,他不信那时会有人,于是断定是简单的自然所为。
图3.8 布莱尔认为这是自然压力造成的石疤,以此来否定始石器。但谁也不把这么粗劣的东西当石器。所以,他用无关的例子作证据,不成立。
图3.8也许是他拿出最有力的证据了,但谁也不会把这么粗的东西当始石器的。
现代石器研究的权威人士之一帕特森( L. W. Patterson)说:石块上切砸的疤迹,几乎不可能是自然所为,特别是连续一致的疤痕——锤疤,一般都是人为凿的。
图3.9也被布莱尔猜定为假石器想像成自然地质压力所为,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对照的母石。
“天然压力假说”的问题,在布莱尔下面的断言中暴露无疑,他说:“有两个非常例外的样品,也绝对是地质压力的结果。”
图3.10 5000万年前始新世地层的石器
它与欧洲晚更新世(十几万年前)石器一致,因为年代太久,被布莱尔用双重标准定为假石器(出自克莱蒙特)
图3.9 始新世地层中的石器法国克莱蒙特。
在没有对照样品的情况下,布莱尔猜定为天然形成的假石器。
一个是图3.10的样品,是他和欧博梅尔发现的,他说和典型的晚更新世智人的石器没有区别,因为沉积在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地层,所以是假石器。
另一个是图3.11的样品,出土位置与上者相同,布莱尔说酷似晚更新世的尖状石器。但它5000万岁的年龄,为进化论不容,他也硬说成地质压力的“妙手”
布莱尔的文章至今依然被学者引用,作为攻击的武器——这是广告技巧,而非科学的精神。但是,谁会去查布莱尔的原始文献,看它是否真有科学意义呢?
布莱尔还用了无中生有的战术。他的报导早于莫尔的论文。当莫尔在美国东部的发现引起广泛重视的时候,布莱尔也去了那里,指导第一手的考古发掘。奇怪的是,他求助于莫尔,还同意莫尔的观点,还说:“红岩下层的石器与经典的石器绝对一致,”年龄在200~5500万年之间,但后来他变卦了。
图3.11 5000万年前的头状器 与图3.10一样,被布莱尔用双重标准定为假石器。
他的《旧石器人类》一书,在他去世后的1965年出版了,上面说:“一些特定的燧石也许可以鉴定为石器,但它们的切削角度通常否定这一点。”奇怪,他竟对以前的立场观点只字不提。
另一位有名的反对者巴尼斯,20世纪20年代曾是莫尔的支持者,他1939年创造了莫名其妙的“平台角度鉴别法”(Platformangle test),至今,还被一些人当做莫尔的克星。但巴尼斯并不只瞄准了莫尔,他要击沉从法国、葡萄牙、比利什、直到阿根廷所有的反常石器。
他创立的方法过于模糊,说:“如果25%以下的平台疤角为直角或钝角,才是石器。”加州圣博纳迪诺(San Bernardino)博物馆的石器专家辛普森(R. D. Simpson)说:“不知道巴尼斯有什么根据,怎么想来的。”
更滑稽的是,巴尼斯竟说莫尔本人也认可了他创立的标准!也承认他的石器不合标准,在他看来,争论已经结束了。这可不是事实。
对第三纪石器文化的争论,在主流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随着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的发现,上新世的人类文化被排除在标准进化论以外。巴尼斯“模棱的标准”成了重要武器,用它来“炒掉”反常证据,此后尽管反常事实时有出现,只须拿它一吵就行了。
但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巴氏标准”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1986年,加拿大人类学家布莱恩(A. L. Bryan)说:“鉴定石器真伪,需要大量研究才能解决……巴尼斯的标准并不通用……”1981年5月28日,布莱恩电话告诉我们:“巴尼斯实际是想击沉英国所有反常的石器文化,太过头了,近来澳大利亚晚更新世的石器(近代),也不合‘巴氏标准’。”双重标准又一次露馅了。已公认的奥杜韦石器(图3.3上两件)同样不合“巴氏标准”。李基(L. Leakey)说:“与莫尔的石器相比,它们过于粗糙,却没人怀疑它们。”显然是因为符合现行的进化观念。
布莱恩等人认为:用巴氏标准全盘否定英国早期的始石器文化,显然无理。
第四节 美洲反常石器的意义
尽管巴尼斯和布莱尔尽了最大努力,始石器的悬疑依然萦绕着考古学家,在美洲挖出的几件反常的始石器,使现今理论更难招架了。
现行学说认为人类进入北美洲只有1.2万年,在南美洲更短,最后一次冰期降低了海面,亚洲与美洲间出现了白令陆桥,西伯利亚的黄种人——狩猎部落进入北美洲西北角,1.2万年前加拿大冰盖融开之后,他们沿冰隙进入了现在的美国,并逐渐扩散至南美。这些人被称为克罗维斯猎人,善于制造石枪头——克罗维斯枪头(Clovis point),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晚期的文化。
但是,现代考古家却在美洲许多地方挖出了至少3万年的人类遗迹。就始石器遗址来说,有墨西哥北部的厄西周(EL Cedral),加州的圣巴巴拉( Santa Barbara)岛,巴西北部的岩棚(Rock-shelter),有的甚至有几十万年岁。
这些事实如果被接受,那现行进化论不得不退役了。
第五节 加州“德州街”——8万年前 的文化
20世纪50年代,卡特(G. Carter)在加州圣地亚哥市的德州街挖出了始石器和炉坑,距今8万年。
批评嘲笑说那是天然燧石,并叫它“卡特赝品”。后来在哈佛大学一次讲课中,有人以“幻想考古”公然贬毁卡特。
但卡特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深入剖析了天然燧石和他发现的石器的差别,给出了明确的鉴别标准,并得到了韦索福特(Witthoft)等石器专家的认同。
1973年,卡特在该遗址指导了深入的挖掘工作,邀请不少考古学家亲自查看第一手资料,但没人响应。卡特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竟然顽固地拒绝,连后院的考古发现都不敢去看看。”
1960年,美国科学院刊《科学》的编辑,向卡特约稿,请他介绍有关美洲早期人类的研究。但卡特的论文被两位审稿人枪毙了。
接到拒登通知后,卡特回信中写道:“我猜你是不了解这个领域的学术操纵力量,现在,想给美洲早期人类一个恰当的地位,几乎没有希望。有趣的是:我有一个同事支持我,但是他要公开表态,他就得被革职;还有一位笔友,他也挖出了同样的证据能证明我的观点,但他和学生把证据又埋上了。他知道公布出来,就得毁了自己的博士学位。一次学术会上,一位教授悄悄跟我说:‘我真希望你能给他们当头一棒,如果我那么做,马上就被开除了。’还有一次研讨会,一个年轻学者悄悄过来说:我在X地也挖到了象你们发现的的早期石器,只是没敢公开。”
1986年,地质学家瑞武斯(B. Reeves)给合作者的信中,揭示了舆论压制卡特的原因:“因为那些功成名就的地质学家的学说统治着这个领域,笔者(瑞武斯)和其他考古学家已经不做怀疑地接受了,那么,否定卡特的反常证据就很自然了。”
可是,当他亲自有了那些考古证据后,改变了立场,他说:那明显是石器,德州街遗址正如卡特报道的那么古老(8~9万年)。
第六节 加州卡里口——20万年的石器
李基(L. Leekey)在成名前,就认为美洲存在早期人类。他回忆说:“1929~1930年间,我在剑桥大学当助教时,告诉学生:新大陆的人类至少有1.5万年历史。当时,史密森学会的名人赫立希克(A. Hrdlicka)正好在剑桥,他听说后冲进我的房间问——
“李基,我听到什么了?你在教授异端吗?”
“没有”。
“你在!你告诉学生美洲1.5万年前就有人类了!证据呢?”
“没有正面证据,但有环境旁证。从北美东北角的阿拉斯加到南美尽头合恩角,有那么多语言,至少两种文化渊源,不可能是你们容许的——几千年能形成的。”
1964年,李基在加州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的卡里口(Calico)遗证搜集到了精确的证据,该遗址位于一个更新世古湖床上,现已消失了,他们在辛普森(R. D. Simpson)的指导下挖掘了18年,从各层相继挖出了1.14万件石器,铀系列法测出最古老的石器有20万岁。
祸不单行,同德州遗址一样,这些更反常的考古证据被打入冷宫,剥夺了发言权。理由还是:石器出于自然妙手。李基传记的作者柯尔(S. Cole)写道:“对以李基一家的成就为荣的同事们来说,在卡里口18年工作是一段尴尬、失落的岁月。”
然而,卡里口石器仍然有捍卫者,他们做了精辟的分析,证明那就是人类石器。1979年,南猿发现者的同事,知名度颇高的托比亚斯(P. Tobias)撰文说:“李基博士一给我看卡里口的样品,我就认识到,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石器。”
1986年辛普森说:“自然压力要造出和人类石器一样的燧,石产生一致走向和外观一致的切凿痕迹,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卡里口的石器,有不少单面石器,其中末端刮削器,侧面刮擦器和挖掘铲(图3.12),都有统一模式的边刃,这些正是欧洲始石器的典型特征,东非奥杜韦文化的始石器也是这样。”
图3.12 鸭嘴形挖掘铲
南加州卡里口,20万岁
卡里口的考古发现,遭到主流进化观念的压制和嘲弄。辛普森揭示道:“新大陆早期人类遗迹的发现迅速增加,不能再因为‘事实不迎合理论模型’,而置若罔闻了……我们需要改变思维定势,公正对待考古事实。”
第七节 巴西希望洞——20万年的始石器
巴西的一个考古发现印证了卡里口遗址的研究结果。1982年在巴伊亚(Bahia)州,贝朝(M. Beltrao)发现了一系列岩洞壁画。
1985年,在希望洞( Toca da Esperansa)开始了挖掘工作,1986~1987 年间,挖出了沉积在一起的石器和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铀法测出大于20万岁,上限为29.5万岁,著名法国考古学家德鲁雷(H. de Lumby)向学术界做了报道。
石器是石英制品,有些像奥杜韦文化的风格,但距离最近的石英石,却出自10英里以外。
德鲁雷等人的报告中说:“考古证据表明:希望洞的发现,间接印证了加州卡里口遗迹15~20万年的石器文化。”
第八节 智利先进的史前文明
智利中南部的蒙特沃德(Monte verde),有一处重要的始石器遗址。1984年的《獴犸号角》(Mammoth Trunpet)上报道:该遗址由考古学家迪里黑(T. Dillehay)于1976年最先做了考察。
虽然年龄不太破格:1.25~1.35万年,也是对人类迁入美洲论的不小打击。
蒙特沃德文化与克洛维斯文化完全不同。尽管也能打制先进的双面石器,他们主要还是制造小型的卵石状工具,很像欧洲的石器。
很幸运,这里的环境特点,平息了是石器还是天然石的争论:那里是沼泽地(没有可能压制燧石的地质压力),易腐烂的动植物易于保存。其中挖出了:
1. 带木柄的石器;
2. 12个修筑地基,由砍削的树干作桩,架着削成的木板;
3. 两个大的集体灶坑,还有一些糊着粘土的小炭炉;
4. 印有一个8~10岁小孩脚印的粘土块;
5. 一个粗木杵,原位放在木架上;
6. 几块磨石和野生土豆药用植物,高盐海岸植物在一起。
蒙特沃德的这些发现,展现的绝不是半人动物的遗迹,而是现代型的人类文明,还出现了家庭文化,像今天的乡社。这个先进的文明,加重以前提到的两个观点的分量。即:上新世和中新世的欧洲,以及上新世的非洲已存在始石器文化了。
这个1万多年前的遗址展现了一个意外的实情;具有先进文明素质的人,却使用粗制的石器作工具!那么,那些几百万年前的人类遗址,我们只看到了石器,是否也有像本例一样的木器,只是腐烂掉了呢?
第九节 巴基斯坦——20万年的始石器
美洲以外的国家,不符合进化论的始石器文化不断涌现。最近,英国学者又在巴基斯坦挖出了反常的石器,距今约200万年。
一些学者想方设法打击这个致命的发现。人类学家迈克布瑞提(S. McBrearty)在《纽约时报》上说:“那么久远的人类石器,证据不足。”双重标准再次显现了;对符合进化论的考古发现,提出过分苛刻的标准去猜疑。
图3.13 200万年前石器中最粗的一个
巴基斯坦,上西瓦立克地层
1987年,英国学术刊物《新科学家》上的一份报告说:迈克布瑞提的挑剔太过分了。对于他们猜疑的垂直地层定位问题,《新科学家》上说:“设菲尔德(Sheffield)大学和是英国地质学会旧石器研究项目的野外指导迪奈尔说:这种猜疑对(巴基斯坦)饶瓦品迪(Ranwalpindi)东南的索安(Soan)谷遗址无效,他和同事——苏塞克斯(Sussex)大学地质学家任戴尔(H. Rendell),在挖掘中发现,石器在‘上瓦立克地层’(Upper Siwalik series)里原位沉积得特别紧密,不得不用凿子挖。”而且,文中说定代时用了古地磁法和地层垂直分析的综合手段。
那么,猜疑它们不是石器的根据是什么?《新科学家》杂志上提出了中立的观点:“所有样品中,有8个已被迪奈尔鉴定为‘明确的人类石器’。迪奈尔认为:样品中最模棱两可的,是图3.13,所示的一块石英石,有3个方面的石锤打制的锤疤。这种多面打削和多种显见的锤疤,正是人类石器的典型特征。”
那么这些考古证据后来怎样了?学术界依然固守他们的人类非洲起源论,认为直立猿人是人类的唯一代表,100万年前才向非洲外扩散。显然,他们在掩藏事实,而不是根据新的发现纠正自己的观念。
第十节 西伯利亚——几百万年的石器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也挖出200万岁以上的始石器。
1984年,俄国科学家欧克拉第诺夫(A. P. Okladinov)和拉格金( L. A. Ragozin)报道:“1961年,西伯利亚乌拉林卡(Ulalinka)河流域的高诺-奥太斯科(Gorno-Altaisk)地区,挖到了几百件粗卵石石器,出自150~250万年的地层。
另一位俄国科学家莫查诺夫(Y. Mochanov),在西伯利亚俯看勒纳(Lena)河的戴灵约拉克地区(Diring Yurlarkh),挖出了像欧洲始石器的工具。
钾-氩定代法和地磁法测出地层约180万岁。
第十一节 印度——更久远的石器文化
印度不少古石器文化出自显婆(Siva)山脉地区。显婆是古印度梵语,是宇宙毁灭之神。这些石器的年龄异常古老,有的有200万岁,还有的竟是中新世的遗物。
1981年,印度人类学会的桑延(A. R. Sankhyan)在哈瑞塔阳格(Harltalyangar)村挖着一个石器,约200万岁。随后,在该层又挖出了石器。
还有更久远的反常实例。1982年,印度地质局的普拉萨德(K. N. Prasad)报道:“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在哈瑞塔阳格附近的中新世(500~2500万年)地层中挖出了一个‘单面手斧’。石器是原位沉积的,地层沉积界面连续清晰,没有搅动过。挖取时十分仔细,排除了出自上部年轻地层的可能。”
普拉萨德认为是西瓦种森林古猿(Ramapithecus)制造的这些石器,但绝大多数学者目前认为森林古猿只是像猩猩一样的旁支,不会造石器。
很可能是现代型的古人在(500~2500万年的)中新世已经存在了,石器就是他们的遗迹。就算是石器划归给能人也会掀起轩然大波,现行理论认定200万年前能人才在非洲才出现。
上述西伯利亚和印度的考古发现,对流行的直立人走出非洲说是致致命的,该学说推定——非洲是所有人类的发源地,直立猿人约100万年前才是走出非洲,向外分布。
第十二节 谁是主人公?
全面听完本章的报道,再对它们掩盖,还可以原谅吗?学术界的答案是“定个标准就可以了”,但这个标准实际上抹煞了所有的石器文化。图3.3的对比中,我们无法不承认,它们和奥杜韦文化一样都是人类石器。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那谁在那么久远的岁月生活?谁是石器的主人呢?
其实,真正的障碍在于:学术界已接受了“20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唯一能制造工具的能人”,就不能再承认那时或那以前的人类文化了。
大多数学者忽视了这个可能——现代型的人同样制造和使用旧石器和始石器。玛丽·李基在介绍奥杜韦石器的书中举了现代西南非洲人使用始石器的例子。
还有学者会说:100~200万年前只有能人化石,没有人类化石。——这是掩藏考古事实的结果,本书第7章和12章揭开的大量远古人类化石,严谨的考古研究足以证明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更久以前具有新人特征人类已经出击了,就在杜韦遗址第二层(能人化石出土的同一层),莱克(H. Reck)博士也挖出了原位沉积的完整的现代型古人颅骨(见第12章,图12.1)
而且,在奥杜韦第一层以下的DK位点,玛丽还发现了“支撑蓠芭(或墙)的地基”,约175万岁。
她说:“总体上看,那个石头圆圈像个临时住所的基座,现在一些游牧部落就是在他们的住处外围砌上石头,支撑树枝,再蒙上兽皮或草做挡风墙。”为此她还拿出一张纳米比亚部落的挡风墙照片做演示。
虽然玛丽并没有推定那是现代型古人的智慧之作,但奥杜韦出土的一些很先进的石器工具,也在指证这一点。克拉克(J. D. Clark)在玛丽1971年研究报告的前言中写道:“该层还发现了旧石器晚期的工具:小型刮削器、刻刀、锥子……和卵石做和带沟的鸭嘴铲。”这正是智人的器具。
路易·李基和玛丽·李基夫妇还在最下面的第一层(距今至少175万年),挖出了一些流星石锤和一个制皮革用的石器,可能是用做裹流星锤的皮袋的皮链的。流星锤的制作和使用,绝非能人所为,何况近来发现的较完整的能人骨架没有任何人形,分明是以前的能人骨骼混入了人的局部结构。(详见12章及图12.7)
那么,这些说明了什么呢?今天,人类也使用着从原始到高级的各型石器。这一章和下两章中,我们将揭开第四纪、第三纪――从几十万年直至5500万年前的各种类型的人类遗迹。最合理的解释是:现代型的人打制了不同档次的石器,而且可能人类与其他类人动物,在几千万年前已经共同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
第四章 反常的初级旧石器
旧石器比始石器工艺有了提高,它们具有明显的人为加工和精细整形特点。
第一节 葡萄牙:千万年的旧石器
※ 艰难的文献挖掘
查找瑞北若(C. Ribdiro)的科研工作费尽了周折,从中我们能看到这些违背主流观念的科学发现,是怎样遭到压制的。近代古人类课程中,根本就不把瑞北若和他的重要发现告诉学生,从30多年前的课本[1]中,最多只能找到他的名字。
我们从英国地质学家惠特尼(J. K. Whitney,详见第5章)的报告中,看到了瑞北若曾在中新世地层发现石器的线索的。19世纪末,英国科普作家赖英(S. Laing)的作品中也简单描述过。奇怪的是,在图书馆中,在瑞北若的名下检索不到任何文章。后来,1957年英文版的《人类化石》一书中里,却看到了对他考古成果的草率批判。于是,顺藤摸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篇用法文写的正面报道,从其中的脚注中,我们发现了19世纪法文科学期刊中的原始资料。瑞北若的考古工作终于重见天日。
※ 问题指出
1857年,瑞北若被提名为葡萄牙地质局长,并当选葡萄牙科学院院士,1860~1863年,他指导了葡萄牙第四纪近代地层的研究。在考察中他发现:里斯本东北面塔古斯河流域的盆地中,在卡诺格德(Canergado)村和阿里克(Alemquer)村之间的人类遗址,是古老的第三纪地层。
他当即亲自勘查,在几处挖出了第三纪的石英石器,但当时他认为应该服从流行的“科学信条”:第四纪前不可能有人。于是1866年,他不情愿地在官方地质图上,把第三纪人类遗址标成了第四纪。
但是,法国地质学家德沃纽(E. de Verneuil)一看到那张图,就指出上面标的那处第四纪遗址,肯定是第三纪的,不是上新世就是中新世地层。与此同时,法国著名学者包热瓦(A. L. Bourgeois)也在第三纪地层挖出了石器,在这些影响下,瑞北若开始公开报道第三纪石器了。
1871年,在里斯本的葡萄牙科学院大会上,瑞北若提交了一组石器,其中有塔古斯河谷第三纪的石器。1872年布鲁塞尔兴办的国际史前人类和考古学大会上,他提交了更多的样品,多为尖状器,学者们的意见分成两派。
1878年巴黎会展时,瑞北若展出了95个第三纪石器。著名法国人类学家德莫提理(G. de Morfillet)指出有22个样品确凿无疑是古人石器,德莫提理与卡太海克(E. Cartailhac)请了不少专家参观,大家一致认为其中大部分是古人石器。
德莫提理在文献中进一步做了确证。现代石器专家帕特森(L. W. Patterson)也认可。如图4.1。
※国际考察团的证实
1880年,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国际史前人类学考古学大会上,瑞北若展示了更多的中新世石器,他在报告中声明了三组证据:
(1) 样品发现时,和地层已经长在一起了
(2) 石器的利刃完好,表明在地层里没搅动过
(3) 石器颜色与周围土质一致。
这些,尤其是第二组证据,证明石器是原位沉积的。大会任命了一个特别考察团到遗址勘察。德莫提理的《史前史》一书,对此做了非正式的总结:“考察团到了那个古湖床的遗址……来自意大利阿布瑞亚(Umbria)的贝鲁西(Bellucci)挖着了一个原位沉积的石器,位置见图4.2,在取出前,他让同事们先行证实了一下。因为沉积得太严实,用锤子才凿了出来。”
现代学者认为那处地层为中新世早期的,1500~2000万岁。
※结局?!
奇怪和是,今天对这处重要的人类考古事实置之不理,它实在太超出进化论的框框了!
注:[1] 指20世纪50年代。
第二节 法国泽内:几千万年的石器
※事实释狐疑
1867年8月19日,巴黎国际史前人类学考古学大会上,包热瓦(L. Bourgeis)提交了一篇论文,他在法国泽内(Thenay)1500~2000万年的中新世早期地层中,发现了石器,有明显的人类工具特征:
(1) 整形良好;
(2) 切削匀称;
(3) 有使用过的痕迹。
但在巴黎会议上,只有一部分科学家承认它们。于是他继续挖掘,更多的成果让另一些学者不得不信服了,德莫提理即是其中之一。
一些学者曾对图4.2提出疑问,普莱斯威奇(J. Rrestwich)爵士人认为那是冲击形成的表层沉积。针对这个猜疑,包热瓦用事实来回答,他在谷中挖了一条壕沟,在中新世地层又挖出了一些石器。
但批评家还不满意,硬说石器是由上面近代地层的缝隙掉下去的。包热瓦的事实证据再一次击溃了这个猜疑:1869年,他在台地顶部向下挖坑,挖到了一层1英尺厚的完整石灰岩层,没有任何裂缝迹象。
在坑的更深处,约14英尺的中新世早期地层,他又挖着了不少石器。德莫提理为此在《史前史》(Le Prehistoriqne)一书中说:“再不应狐疑那些过于古老的石器了。”
但仍然有不少学者仍对这些视而不见,继续无理的猜疑,于是有了布鲁塞尔国际大会的一幕。
※大会焦点:
1872年布鲁塞尔国际大会上,包热瓦出示许多石器,还有大会出版过的期刊上样品图片。图4.3即是其一,他说:“这是个典型的锥状器,基部宽厚有球状凸,尖端经过规则修整,位于中尖。”
图4.5是他发掘的反常石器和已公认的石器的对比他说:“石器一侧的利缘被打削掉了,可能是为了抓握方便。另侧有锋利的刃,这也表明地层没有翻动过,否则刃就毁了。”
为了解决争议,大会这次提名了15人组成的评委来鉴定结果。评委中8人完全赞同包热瓦,1人支持但有点保留,5人反对,1人中立。
泽内出土的石器,球状凸较少见,但大多数有单面整形的打削痕迹。德莫提理和现代权威人士一样,断定那不是天然压力的妙手,而是人类智慧所为。在他的《史前文化》(Musee Prehistorique)一书中,他说泽内的石器是典型的单面石器(图4.6)。
猜疑者山穷水尽地说:泽内样品中只有一少部分,约30个能确证是中新世人类遗迹。德莫提理说:“一个足矣,何况有30个!”
帕特森等现代石器专家确定的石器特征,在泽内石器上很明显(图4.7)。
※火迹同存
泽内许多石器显示出用火处理的痕迹。德莫提理说:那时(上千万年前)人类已经会用火处理火大石头,来制造石器了。
赖英把这些中新世早期的人类石器介绍给英语国家的知识阶层。他说:“泽内的石器和安达曼(Andaman)岛的民口皮克(Mincopics)石器几乎一样,用火来烧裂石头……这都是中新世早期人类的结论性的证据,反对者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不得不承认那么古老的岁月中已有人类了。”
※谁是主人公?
1500~2000万年前泽内谁打造了哪些石器呢?
有人认为是人类那时的祖先——猿人所为,可是没有证据,后来发现的“猿人”化石(爪哇),不到100万岁,相差太远。
为什么不是人呢?科学家们已经挖出了不少第三纪的人化石——那是象智人一样的古人,完全可以造那些石器,而且,现代人们制造石器的水平,也不过如此。
※ 照例被埋没
但是,第三纪人类的证据为进化论所不容,于是,被静静地、彻底地冷落、埋没了。
可是,埋没这些事实证据而精心搭建的进化论大厦,仍然根基不牢,只要一个上述人类遗迹确立,整个理论大厦将轰然坍塌。
第三节 法国——中新世石器文化
1870年,柔舟(A. Roujou)报道说:地质学家塔迪(C. Tardy)在法国南部的奥瑞莱克(Aurillac)的晚中新世地层中,挖出了一个石刀(图4.8)。柔舟说石刀是原位紧密沉积的,但德莫提理设想石刀是从近代地层滚进去的,把它定为更新世石器。
※ 亲自释疑
法国地质学家瑞姆斯(J. B. Ranes)怀疑它不是人类石器,但1877年他在那儿附近的派考尼(Puy Courny)亲自挖出了石器,也是晚中新世的,距今700~900万年。
1894年,赖英对瑞姆斯发现了详细总结:“其中有众所周知的石斧、刮擦刀、箭头……它们具有公认的石器的特征:1)球状凸;2)走向一致的整形疤痕;3)同一方向使用磨损的痕迹。”根据这些提示,法国人类学家德夸垂菲吉斯(A. de Quatrefages,下简称德)注意到:石器只在使用的一侧有磨损痕迹。在法国格瑞诺贝(Grenoble)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派考尼遗址的石器得到了认可。
※从反对到支持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沃沃恩(M. Verworn)也用实地挖掘打消了自己的疑虑。1905年,他到奥瑞莱克做了6天的考察,在离派考尼不远的派得宝(Puy de Boudieu),挖出了第三纪石器。他记道:“我幸运到了一个富含石器的地方……很久才意识到:那是第三纪石器!我满腹狐疑,地质年龄?原位沉积?自然造成?……最后,所有狐疑不足以面对事实。”
尖利的石器成堆分布,各堆中间的石头都是圆滚滚的天然石块,这表明地层没有搅动过,而且是古代人为摆放……像一个石器打制厂。
图4.9、图 4.10是他发现的两个石器,明显的一致整形的锤疤、尖、刃和磨损痕迹,证明了不可能是天然所为。他还发现了石锤、石斧、石铲和适于投掷、钻眼和刻画的石器,石器大小不同,但都很合手。
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亲手挖出了原位沉积的第三纪石器,无可争议地证明了:在晚中新世,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了。”
他进一步说:“它们是人的动物祖先的杰作吗?还是已具备现代体型的远古人所为?谁能断言现代型的人类不可能追溯到晚中新世呢?”
在第7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型的古人化石可以追溯到上新世,中新世,始新世甚至5500万年以前,而今天的一些部落也在打造这样的石器。如果是这样,现今理论设想的怕进化序列,就成了空中楼阁了——它的建立无视大量相反事实。当所有证据全面考虑时,并不存在进化顺序!而很可能是各种人类和类人生命长期并存,他们打制了不同的石器。
※多家认证
1924年欧洲史前研究院美洲研究所的主任迈克科迪(G. G. MacCurdy),在《自然历史》杂志上正面报道了法国奥瑞莱克发现,它们很像英国东部莫尔发现的第三纪石器。一些批评家狐疑是地质压力所为,但有一些科学家指出:莫尔石器的地层构造,也否定了自然成因的猜想。
迈克科迪说:“英国东部上新世石器的遗址构造,排除了地质压力制造石器的设想……法国奥瑞莱克遗址呢?索拉斯(W. Sollas)和开匹顿(Capitan)通过深入对比分析,也证实石器是人类所为……”索拉斯是牛津地质学会的主席,开匹顿是法国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
第四节 比利时:渐新世石器
※ 幸运的大发现
20世纪早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自然史博物馆。馆员儒托特(A. Rutot)挖出了一系列旧石器,展现出一个石器工厂,他开始认为是早更新世的遗址,但1907年,他进一步发现:比利时阿登尼斯(Ardennes)地区邦色里(Boncelles)的沙井中挖出的石器是渐新世的,距今2500~3800万年。
1907年,施威福斯(G. Schweifurth)对此总结道:“那些石器中有砍削斧、石砧、石刀、刮刀、钻器和流星锤,都有明显的人类加工痕迹,很合手……发现者请来了4位地质学家和史前专业的学生来参观,他们都认为石器的原位沉积,位置确凿。”
而儒托特有关邦色里的全面报道,发表在1907年的比利时地质学、考古学和水力学公报上,他说:与邦色里一致的渐新世石器,也在巴拉米开(Baraque Michel)和巴奈特湾(Bay Bonnet)出土了,在罗萨特(Rosart)缪斯河(Meuse)河左岸,也发现了上新世中期的石器。
※ 一比就知道
他说:“这显然是渐新世人类的遗迹……石器打削力度恰到好处,差一点就会前功尽弃。”他用近几个世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民的石器(图4.11)和2500万年以前的渐新世石器(图 4.12)对比,二者很一致。
※火迹与渐新世人
儒托特详细介绍各型石器后,还指出石器上多处显现的用火处理的痕迹,这种火迹在晚更新世石器上也有发现。
“我们面临一个既严肃又严重的问题,”他说,“事实证明渐新世已经出现智人了。”现在的学者根本排斥这个可能,也不承认那时有原始类型的人。
其结局也和众多“幸运的反常发现”一样,归于不幸的尘封之中。
第五节 比利时:中新世石器和脚印
※曾经沧海又桑田
1918年2~3月,德国地质学家福登堡(W. Freudenberg)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钻探考察时,在圣吉利斯山豪尔(Hol)的粘土坑里,挖出了第三纪石器,同时还有切划的兽骨和贝壳。大部分样品在斯高迪(Scaldisian)省海洋沉积层;斯高迪海浸与海退分别发生在700万和400万年前,他认为石器近似与海浸同龄,约700万岁了。石器周围有许多碎贝壳和烧打的碎石,所以他认为石器是撬贝壳用的,当时人已经会用火了。
他说:“贝壳上有许多切削痕迹,特别是靠近贝壳连接处,一些贝壳只能是切削开的”。当然也有撬开的。兽骨上也有人为的刀痕和锤砸痕迹。他仔细辨析,排除了腐蚀和地质压力成因的可能。
※ 700万岁的人脚印
进一步的证据,是一块粘土上的半个人脚印化石,上面残留了脚掌和四个脚趾的印迹。他发现脚印和猿类差异很大,和人脚型正好相配。
福登堡受进化论影响,他认为:700万年前的这种智慧生命,除了长着人脚以外,其他特征象南猿,但现行占人类学教条认为,南猿400万年才在非洲出现,100万年前,才演变成直立人进入欧洲。
那脚印是谁的呢?南猿不可能,现在公认它们不会制石器,更不会用火。今天非洲和菲律宾的俾格米部落,成年男子不足5英尺约1.5米,应该是像这种小体型的古人在700万年前留下的,这个判断与切划的兽骨、贝壳、火迹和石器的主人不谋而合。
第六节 意大利:上新世石器
1871年,意大利波伦亚(Bologna)召开的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庞子教授提交了一篇论文,报道在意大利中部发现了第三纪人类的遗迹——尖状石器,石器是地质学家在上新世水蚀界面的角砾岩沉积中挖出的,年龄在200万岁以上。
第七节 缅甸:中新世石器
1894~1895年,古生物学家诺灵(F. Noetling)报道:在缅甸中新世(500~2500)万年前地层发现了石器。
诺灵是在挖化石时,发现图4.14这个石器的,他说:“它很难说是天然形成的,它很像印度地质局年报第一卷报道的更新世石器,那些出自内布达(Nerbudda)河的石器没人有疑议。”他相继挖出了10多件。
对地层垂直结构,诺灵也做了细致分析:“石器出土位置在深谷陡峭的东壁,离谷底很高,但又在可以确定为原位沉积的范围内,那儿什么东西也放不下……洪水把石器冲到那里的可能也被排除了。斟酌所有可能的因素,我十分肯定那是原位沉积的”。
“如果这样的石器也被怀疑为自然所为,”他说,“那么,大批已公认的作为古人类学证据的石器――都得被怀疑了。”
第八节 美国:更新世石器
※三轮事实发现
1932年,劳(E. Lohr)和丹宁(H. Dunning)美国怀俄明州黑叉河(Black's Fork)河的高地挖出了不少石器,年代是更新世中期(12~19)万年前的。因为进化论认为最多3万年前人类才进入美洲。这个考古证据太反常了。
丹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瑞挠德(E. B. Renaud)任西部高平原的考古主任时,为此组织了一期实地考察。1933年夏天,他们在格兰格(Granger)和莱曼(Lyman)镇之间的古河床台地挖出了粗手斧等石器,划给了更新世直立人。
美国人类学家对此大加批判。瑞挠德1938年记道:“遭到了势不两立的反对者的猛批,他们说(根据进化论)美国既没有古人遗址也没更新世石器。
瑞挠德又以三次实地考古工作作为反击,又挖出了不少石器,尽管美国以外的不少专家认为那些是石器文化遗址,但美国学术界坚决反对至今,依据就是进化论教条。
※民绍三胜反对者
反对者最常见的说法就是石器没用过,是近代印第安石器,掉进更新世地层的。但是,1998年,石器挖掘者民绍(H. L. Minshall)说,那些石器有很严重的使用磨损痕迹,尽管他们沉积在古冲击平原,但那里已经断水15万年了。
如果是在非洲、欧洲或中国发现一个更新世石器遗址,谁也不会大惊小怪,而在美国有15万年以前的文化,绝对为进化论所不容,他们信奉――在西伯利亚黄种猎人迁入美洲前(至多3万年前),美洲根本没有猿类,更没人了。
还有人猜道:样品不是水蚀磨损,而是风沙磨损,以此来否定那是人类使用的磨损。但民绍回击道:“样品的磨损遍及各面,如是风沙磨损,这么重的石器沉积在土中,只能磨损向风沙的一面。”
另一个古老的特征再次击败了“近代埋入说”。民绍记道:“石器外沉积着一厚层矿物质,形成光亮层,这个光亮层需要漫长的积累才能形成,而且深层沉积的石器的矿质外衣比浅层的厚。”
在美国南加州布坝南(Buchanan)峡谷发现的石器,民绍认为也是更新世的。
※何患无辞?
但是,美国“科学界亲自考察或看过样品的考古学家连1/1000都不到,在没有科学根据的情况下,对此类北美更新世人类遗迹猜疑、否定至今。”
第五章 反常的先进石器
本章先介绍在南美洲F·阿米吉诺的发现,再从尘封的文献中挖掘出C·阿米吉诺的科研工作——他们用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现代型的人在上新世已经出现了,随之类比同时期欧洲和非洲的同型石器——流星锤,然后,我们开始巡览,散布在北美的远古人类遗迹:墨西哥的霍亚莱克(Hueyatlaco),加拿大的诗光达(Sheyuiandah),美国的西瓜洞(Sandia Cave)和提琳(Timlin),最后,美国加州金矿精美的第三纪新石器将结束本章的北美之旅。
第一节 阿根廷的发现
※ 350万年前,一系列人类遗迹
19世纪晚期,F·阿米吉诺(F. Ameghino)对阿根廷的沿海省分做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地质学和化石调查,获得了国际上的赞誉。他发现的一系列上新世、中新世以及更早期的古人类学证据,如石器、切骨、等等,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国际声望。
在阿根廷布兰卡港(Bahia Blanca)以北,约37公里的海岸有个叫蒙特赫莫索的地方。1887年,F·阿米吉诺在那里有了重要发现。他在总结那些考古学证据时说:“那些遗迹不是人的远祖,而是人类留下的,其中的粗燧石很像葡萄牙中新世的石器,切刻的兽骨,烧过的骨头,烧焦的地表都证实了这一点。”它们出自蒙特赫莫索的上新世地层,距今350万年。
蒙特赫莫索的化石中,有一块寰椎(连接头骨的第一块椎骨),F·阿米吉诺认为较原始,但赫立西克(A. Hrdlicka)断定那就是人的寰椎,这有力地印证了那里出土的手工制品和用火遗迹是现代人体型的古人所为。
※ 敌对者的技巧――避实就虚,哗人耳目
这些发现引起了不少欧洲学者的兴趣,而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古人类学家赫立西克却表现出敌对的兴致,他发现在科学界,特别是欧洲,支持他观点的学者比例不高。为了改变颓势,他开始口诛笔伐。他不止敌视第三纪人类(距今200~6500万年)的报道,连几万年的美洲人类遗迹都予以抨击。他用有不确定的讨论做了大量的批判,使自己的知名度越来越广。随之,他矛头南指,对准了F·阿米吉诺在南美的科研工作。
1910年,他在F·阿米吉诺的陪同下,绕有“兴趣”地参观了那几处遗址。他在1912年版的《南美洲早期人类》一书里,简略地提到了F·阿米吉诺在蒙特赫莫索地层中发现石器和其他人类遗迹。奇怪的是,他没有直接批驳,而是,对后面一处确定性略有欠缺的地层展开了长达十几页的质疑,那是他和F·阿米吉诺在佩尔切(Puelchean),挖掘的一处遗址,位于蒙特赫莫索层以上,距今约100~200万年。
很明显,他用这招——绕过对方大量有力的证据——连篇累牍地批驳其中最弱小的片断,足以间接对那些确凿的证明含沙射影,这种战术,经常用于打击反常的考古发现,不过。更多的证据表明蒙特赫莫索和佩尔切的发现无可辩驳。
他们的联合考察中,发现的大部分石器是用石英卵石打制的,即使最粗制的人类石器,赫立西克也没有异议。但是,他转而置疑年代问题——他认为那些地层是近代的,而这主要是平行陪同他的美国地质学家威利斯(B. Willis)的鉴定结果。
※ 反对者证据――逻辑混乱
威利斯对佩尔切地层上部埋存的石器有些犹豫,但还是接受了“至少是上新世时期的”结论……他说上层约6~16英寸(15.2~40.6厘米)厚“由灰砂石组成……其中有人造的石器。”
威利斯指出上层和下层的组成一致,但以一个侵蚀性的“不整合面”分隔开,这个不整合面代表一段没有形成沉积的时间。要判定这个时间间隔,目前最好的依据就是动物骨髓,但他没有提到。这个不连续沉积的时间可能很短,这样上、下层的年龄就差不多了,都在100~200万年之间。
为了排除这种可能,威利斯写道:“手工打制的石器和沙子是近代的标志”他的逻辑是——假定石器是近代的,所以地层是近代的,——显然逻辑混乱。但是,显然上层也是“佩尔切沉积层”的,如阿米吉诺判断的,石器至少200万岁了。
※ 有力的佐证――切骨和火迹
阿米吉诺发现的石器同时伴有切骨和用火的遗迹。其中有的位于圣克鲁斯(Santacrucian)地层——中新世早期或中期,距今1500~2500万年。有的位于恩特林(Entrerrean)地层,该层我们没查到具体年龄,但它位于蒙特赫莫索地层之下,这样至少距今500万年。
F·阿米吉诺在许多地方发现的用火遗迹,它们显示的温度高于篝火和草燃的火。其中包括大块又厚又硬的烧结粘土和炉碴。可能这是上新世阿根廷的居民烧铸或烧窑的遗迹。
第二节 证据无可辩驳
※ 兄弟的杰出工作
F•阿米吉诺的发现遭到赫立西克的攻击后,他的胞弟――卡洛斯•阿米吉诺(以下称卡洛斯)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爱丽斯以南的海岸,又发现了一系列远古人类遗迹。
1912~1914年间,卡洛斯和他的同事,承担了布宜诺斯爱丽斯和拉普拉它(La plata)两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研项目,他们在米拉马(Miramar)一列海岸的崖壁底部的上新世地层挖出了石器。
※ 考察团的现场验证
为了确定石器的年代,卡洛斯请了一个由四位地质学家组成的考察团来发表意见,其中有布宜诺斯爱丽斯省地质矿产局的负责人儒斯(S. Roth)和地质学家维蒂(L. Witte),拉普拉它博物馆矿物部主任席勒(W. Schiller)和地质部主任坎特尔(M. Kantor)。仔细研究之后,考察团一致认为石器出自未翻动过的卡帕马拉兰(Chapadmalalan)地层,距今200~300万年。
在考察团现场研究时,大家亲眼目睹了一个石球和石刀的挖掘过程,地层是上新世的,大家都能证实这一发现的真实性。周围还挖出了烧灼的泥土和炉碴。考察团还报道:“在飞石球和石刀出土的地方继续刨,当场又挖出来一个石台——印第安人用来取火的石器。进一步发掘又有了新发现。所有这些表明。能制造工具、用火的人,在200~300万年前的上新世晚期就已经出现了。
※ 令人震惊――200~300万年前兽骨石中――铁抢头
考察团去了布宜诺斯爱丽斯后,卡洛斯留在米拉马继续发掘。他又在上新世卡帕马兰层的顶部挖出了一个剑齿兽(Toxodon)的股骨(图5.1),剑齿兽是一种已灭绝的哺乳动物。”
剑齿兽生活在南美洲,像一个有毛无角的短腿犀牛。这块骨头上部有一个石枪折在里面,这显然是200~300万年前的古人杰作。
※ 原位埋存的铁证
莫非这是近代的兽骨,从上面地层掉下去的?卡洛斯指出:不可能。因为股骨发现时还和后腿的其它,骨头粘在一起,这表明骨头是原位埋存的,没有移动过,如果移动这些保持腿形的骨头就散架了……他还补充说:骨腔中填的是卡帕马拉兰层的黄土,这也表明它开始就埋在那一地层……
有些人不想接受200~300万年那么古老的年龄,他们会说剑齿兽只是在几千年前才从南美灭绝。但卡洛斯说他发现的是成年个体,比近代的体型小,应该是更古老的品种,因此,他把该种定名为卡帕马拉兰剑齿兽。
这个300万年的石枪头,强烈动摇了现代的人类进化论。进化论认为:200~300万年前,只有最古老的南猿在进化中独占鳌头啊!
※ 继续发掘,展现石器打造厂
1914年12月,卡洛斯和布鲁克(C. Bruch)、托雷斯(L. M. Torros)以及儒斯一起考察了米拉马遗址,并对剑齿兽的精确发掘位点拍了照。卡洛斯说:“我们到了那个出土位点,继续挖掘,又挖出了不少石器,证实该地曾是个石器作坊。”众多工具中有石钻和石锤,在卡帕马拉兰层上面的地层也发现了石器。
第三节 反对者弄巧成拙
※ 罗米若夸大其辞,歪曲引述
卡洛斯在阿根廷的研究工作,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阿根廷在上新世人类就已经存在了。罗米若(A. Romero)对此大动干戈,他1918年的文章用了许多攻击性的词藻,但当你想从中找到准确的地质学依据时,就会大失所望,仅有一点点表面化的地质历史观点而己,凭此他就把米拉马所有沉积层都判定为近代的。他说:“如果你在崖壁下的不同深度的地层中发现了化石,它并不代表一个连续沉积的年代,因为海水的侵蚀掉古老的地层,使化石沉积在崖壁的底部。”
可惜,没人同意罗米若的观点。几份不同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宣扬研究报告中,没人提罗米若的看法,现代学者也否定了他的混乱解释。并把那里地层定位于晚上新世,距今200~300万年。
罗米若还说:崖下的地层经过了大规模的变动,把上层的石器和兽骨搅到了下层,但所能支持这点的证据只是两个极小的地层错动。
飞石球出土点不远处,有一个地方地层有小的错动。这是附近一个大沟造成的。这样崖壁沉积层会往这儿略侵斜。但不远处飞石球埋存的地层的层理很清晰,没有搅乱的痕迹。在崖壁延伸出去的另一处,地层与水平线只有16度角,这两个相对不连续的位点,就是罗米若否定所有地层定位的全部证据。
威利斯等许多地质学家的考察结果都表明:那里的地层很普通,没有搅动过。
但是,1957年布尔(M. Boule)的《人类化石》一书中,讲到了最初的剑齿兽股骨出土后,卡洛斯又在那里挖出了剑齿兽原位埋存的脊柱骨,同处还埋着两个石枪头。布尔说:“这些发现是有争议的,令人信赖的地质学家证实:它们出自上面的地层,是古印第安人的遗迹。它们埋存第三纪地层是地层大搅动的结果。”
这里布尔的脚注露馅了,原来他的根据是罗米若的报告!并且根本没提到那四位地质学家高水平的研究,也没提到否定罗米若的问题,是他看来只有罗米若的含糊说辞可信吧?但只要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布尔和罗米若的结论是怎么回事。
布尔还说:“考古学证据支持这个结论:第三纪地层中的削磨的石器石球和印第安人用的飞枪和流星锤一样。”他还说优秀的人种史学家鲍曼也这么说过。
……不能因为石器与近代印第安人使用的一致,就排除它们,埋存于第三纪地层的事实。现在世界各地原始部落使用的石器和200万年前的石器也没有区别,卡帕马拉兰地层还挖出了一个完整的人类下颌化石呢。(见第7章)
布尔对上述反常事实的歪曲转述,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学术歧视的经典范例——伪装好偏见来抨击掩盖客观证据,在布尔的《人类化石》中,用“理论观念”全部否定了阿根廷第三纪地层中的人类遗迹的事实,完全不顾许多科学家的研究论文,仅仅因为那一类科研得出的结论为现行进化观念所禁止。比如《人类化石》中,却对阿根廷第三纪地层中发现的人类化石只字不提,所以,我们看到著名教科书中古人类学的结论时,可要慎重了。
其他持反对意见的人,学风和布尔一样浅漏。既然来攻击对立面,所以研究古人类学文献时,得严谨地分析一翻,否则,万一碰到罗米若这样的故意扭曲事实我们,很可能被误导。
※ 反对者相和造势,弄巧成拙
鲍曼的论文和罗米若的是一个水平。而布尔和鲍曼一唱一和,互相引证,彼此赞扬。布尔的文中,把鲍曼誉为优秀的人种史学家;在鲍曼的报道中,也经常把布尔当作学术权威,多次引用。鲍曼整篇批判阿米吉诺兄弟的科研成果,正如我们预计的,他还引用赫立赫立西克不着边际的批驳。不过,尽管鲍曼目的明确,他偶尔还事与愿违——给对方提供有力的证据 ——反而证明了第三纪人类的存在。
鲍曼弄巧成拙的经过是这样的,他怀疑卡洛斯的助手,博物馆馆员帕若迪(L. Parodi)在一些工作中做了假,但没有根据,他说:“我没有理由怀疑他,因为卡洛斯对他评价甚高,向我保证过他是个诚实的值得信赖的人……但考虑到万一那些石器是被假冒上新世地层的,问题就解决了。遗址几英里外有一个荒废的印第安人定居地,地面有些现代化的石器,距今约4、5千年,它们和第三纪地层里发现的石器一致。”
鲍曼继续记录了他1920年11月22日访问该遗址的“趣事”:“帕若迪提交了一个石球的报告,是被海浪冲刷显露出的,大部分还埋在崖壁下的沉积层中。卡洛斯请了很多人到现场参观。我和前外事部长泽宝洛斯(E. S. Zeballos)博士,巴西圣保罗博物馆前馆长冯叶英(H. Von Ihering) 博士,著名古人类学家列曼尼克(R. Lehmann-Nitsche)博士都去了”,在米拉马的崖壁下,鲍曼肯定了卡洛斯早期报道的地质结构――如此说来,罗米若的反面观点,就更不足信了――这也否定了布尔,因为他唯一的根据就是罗米若的报道。
鲍曼写道“到了最后一处遗址,帕若迪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石制物体,只露出2厘米的直径(不到1英寸),其余紧埋在地层里,那里有点下凹,显然是海浪冲涮造成的。帕若迪挖开一些土,好来照相存档。这时能看出它是个石球了,球的中间有一条沟槽(图5.2)。照相记录了原始位置后,这个飞石球被挖了出来。它在土里埋得太紧了,不得不使大劲儿一点点挖。”
鲍曼肯定了这个飞石球的位置,出自比海岸沙地高了英尺的崖壁地层。他说:“上层是思森那丹层,下面的卡帕马拉兰层,两层的界线略有点一点混杂,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飞石球埋存的是卡帕马拉兰层(距今200~300万年)”。随后他又介绍了另一个发现:“后来,在我的确指导下,帕若迪在同一地点继续刨挖。突然,出乎意料地挖出了第二个石球,位置比前一个靠下的约10厘米……”
这个精心磨制的石球,不像是做流星锤用的(图5.2b)……鲍曼还说它用得已经磨损了。不久,第一个石球200米远处,他和帕若帕若迪又发现了第三个石球(图5.2c)出自卡帕马拉兰的下层,他说:“毫无疑问,那是人类的工艺品。”
事与违愿,鲍曼的记录反而证明了石球是原位发现的。鲍曼写道:“列曼尼克博士认为石球是原位发现的,后来对这一点没报道。冯叶英博士对此也没有异议,而我看来,我敢断言:我没发现任何迹象能说明石球是晚期地层的。几个石球牢牢嵌在坚硬的地层中,土质没有任何翻动的迹象。”
鲍曼戏剧性地提出了质疑,他设想了几种方法——帕若迪如何把石球埋进去的。以及如何把一个石枪尖插进了兽骨化石,示意帕若迪可能的造假方式。但最终,鲍曼又说:“可最终的分析,无庸讳言,没有任何造假的证据,不仅如此,许多环境条件强烈地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
※ 偏见的力量
真难理解,为什么鲍曼那么怀疑帕若迪。人们会说,帕若迪还没傻到用他的名誉和职业生涯做赌注去造假。任何一个考古发现,博物馆的专家都会让帕若迪保持样品的原位,照相后再挖出来,这个方法比许多科学家的证明进化论的经典发现严谨得多,科学得多。比如,孔尼华(Von Konigswdd)发现的大部分爪哇猿人化石是从当地人手里买来的,没有原位埋存的任何记录(见第8章)。还有,著名的欧洲新石器人类艺术品继兰多福——维纳斯(图6.5)像,是一个修路工人发现的。显然,用鲍曼的方法去置疑的话,那些进化论的经典证据全都不成立了。
讽刺性的是,阿根廷200~300万年前古人类遗迹如此确凿,连鲍曼本人都承认怀疑没有根据,可他还要怀疑几段。退一步讲,就算是帕若迪自己埋进了第一个石球,如何在解释对立派鲍曼指导下,又没人暗示,让帕若迪挖挖看,却真挖出来的第二、第三个石球呢?鲍曼有记录不是在讽刺帕若迪,而是在讽刺鲍曼自己。
总之,尽管鲍曼、布尔、罗米若反对卡洛斯等人在米拉马发现的200多万年前的人类遗迹,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只是凭猜测去怀疑,可是鲍曼的记录,反而作茧自缚,证明了上新世的阿根廷的确有人类生活。
第四节 欧洲和非洲的印证
※ 200~5500万年的流星锤
米拉马的石球,有力地证明了南美洲在上新世就有了人类的文化。而非洲和欧洲的上新世地层,也发现了类似的石器。
1926年,莫尔(J. R. Moir) 的一个助手巴克斯特(J. Baxter)在英格兰红岩的上新世地层发掘出了一个有趣的石球(图5.3)
莫尔当时没注意。三年后,它引起了布莱尔(H. Brewil)的注意。布莱尔写道:“我和好友莫尔在伊普斯威奇(Ipswich)逗留期间,我们一起浏览一抽屉石器,出自布莱姆渡(Bramford)的红岩地层。莫尔把一个蛋形石头递给我,因为它形状特别才被收藏的。我一眼就看出了上面的人工打磨面和刻纹,于是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图5.4),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直觉,那就是个手工制品。”据莫尔说,另外好几个考古学家都赞同布莱尔,这些飞石和石球,展示了当时较高的工艺水平。那个地层年代跨越了从上新世到始新世的时期,年龄应在200~5500万年之间。
※ 非洲的印证
1956年,孔尼华(G. H. R. von Koenyswald)描述了坦桑尼亚奥杜韦遗址下层切削打磨的石器,他写道:“许多石头被切削直到成为近似圆形,它们是飞石的雏形。这种飞石球在南美的土著部落用作链子飞锤,用小皮革包住两三个石球,系上长索,就成了狩猎的链子飞锤了。”
如果南美洲发现的飞石球也是这么用的话,那意味着数百万年前还有简单的皮革工艺呢。
这些引出了一个问题,非洲的飞石球出自奥杜韦地层,距今170~200万年,按标准的进化论,那里只有南猿和能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南猿会制造工具,能人也无能制出那些精良的石球,而且新近的发现更倾向于能人“无能”制造工具(见第12章)。
※ 再入进化论的禁区
又一次,我们发现自己闯入了一个明显的禁区——一个为现在人类进化论禁止的结论:更新世早期,有现代人能力的生命已经存在了。
反对者会毫无疑问地说:没有化石支持这个观点。按照现在课本出看到的化石,确是这样,但如果我们把视线拓广一些,就能注意到奥杜韦II层的现代人骨骼化石;此外,据一组科学家介绍在不远处的卡纳姆与奥杜韦一层年代相当的地层中,路易•李基挖出了一个完整的现代人类下颌。近代在东非又挖到了一个很像人的大腿骨,可是,有争议地划给了早更新世的能人,但随后发现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能人骨架,腿骨明显是猿类的构造,这表明以前把人形大腿骨分给能人是张官李戴了,那应该是现代类型的人类遗骨——早更新世,约300万年前。
如果再把视野拓广到全球,我们会看到:成倍的现代型人类的化石遗迹――在早更新世以前存在的考古事实,如此,本节讨论的奥杜韦的飞石球也就不足为怪了。
是否那个样品不是飞石球呢?玛丽•李基的回答排除了这个可能:“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些磨制的圆石是作流星锤用的,但没有别的解释能说明这样的精工细作意欲何为。如果只是用作投掷的武器,因为很难找回来,显然不值得这么加工……L. S. B. 李基非常支持这种解释。
路易•李基也报道过在同一地层发现过飞石球。1960年他写文章说:“这可能是用来创光皮革的东西,它所展现的奥杜韦文化北我们原来想象的可能先进得多。”
第五节 诗光达——考古冤案
现在,我们把搜寻石器的目光转向北美洲。首先,我们来关注加拿大的诗光达(Sheguiondah),它位于休伦湖北的曼尼托林(Manitoulin)岛。虽然这里的考古发现不很古老,却有独特的价值——透露了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内幕。我们在前面目睹了科学主流派压制反常事实和数据的往事,现在将揭开压制的另一方面:发现“反常事实”的科学家如何身受不公。
※ 北美数万年的人类遗迹
1951~1955年,加拿大国家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李(T. E. Lee)在休伦湖的曼尼托林岛上发现了大批石器。
遗址的上层(Ⅲ层),约6英寸(15. 2厘米)厚,埋有飞枪头,李认为是近代石器(图5.5)。
进一步深挖,在冰川的冰碛物中发现了一个双刃枪头,这表明在上一次威斯康星冰期(约5万年前),人类已经在北美生活了,进一步深挖开第二层冰碛物时,在该层下面又发现了石器(图5.7)。
这引起石器高寿几何?在该遗址考察的四位地质学家,有三位认为石器属于上一次间冰期,年龄在世界上7.5~12.5万年。最后在联合的报道中,四位地质学家妥协成一个最小年龄,3万年。李则坚持石器是间冰期年代的产物。
最初的四位专家之一桑福德(J. Sanford),是韦思州立大学的教授,后来他出来支持李,并提供了广泛的冰川学的证据,证明遗址可追溯至桑格门(Sangamon)间冰期或圣皮尔(St. pierre)间冰期……但这个观点为进化论所不容[2]。其他学者没多加考虑。
※ 发现引来的灾祸
李回忆说:“遗址的发现者(李),被国家研究机构开除了,长期失业,出版的渠道被切断。证据被几个有名的学者歪曲滥用,成吨的古人石器在博物馆的贮藏室中消失了。馆长卢梭(J. Rousseau)博士,由于拒绝开除李,还提议出版此次考古发现的专辑,自己也丢了饭碗。官方用特权压制了6个样品,并把遗址变成了旅游点。长达4年,没有专业人士对此关注过,尽管有的是时间来关注这桩‘冤案’。在巨大的压力下,那里的人被迫尴尬地说:“那个婆罗门什么也不懂。有关此事的书都被改写。那个发现必须被扼杀掉——就这么扼杀掉了。”
李为发表他的论文历尽艰辛,他简述了受打击的历程:“一个顾虑重重的编辑,更多地考虑他的职位,安全和名誉,以及可能受到的责难。他把论文副本转给两个他认为最可能安全通过的审稿人。他们看了,也许只是跳读了一遍,以找到把柄,作为退稿的说词。他们的观念根深蒂固,用了一些完全没有证据的论断冠冕堂皇地把文章扼杀了。知识过滤机制的匿名操作,使你无法看清这美丽的背后。”
※ 历尽艰辛的出版,然而歪曲不断
终于,李自己创办了一本刊物《加拿大古人类学报》把在诗光达的考古发现发表了。李逝世于1982年,他的儿子罗伯特•李(R. E. Lee)继续做了一段主编。
当然,主流学派想彻底埋藏诗光达的发现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要贬低、漠视或歪曲解释那些反常的事实证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达到目的。
他的儿子罗伯特写道:“诗光达的沉积层被歪曲成一个范例,错误地讲授给学生——把威斯康星冰碛物说成是冰川后的泥石流。”
※ 过分苛刻的双重标准,却没得逞
老李的原始论文中,深入剖析后,否定了泥石流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埋有石器许多地质学家已经把那里叫成冰碛层了,几乎所有来考察的地质学家都是这样,桑福德说:最能确证该地层是冰碛层的研究,可能是40~50位地质学家1954年的实地调研了,那是密立根盆地地质学会的年度野外考察。那时该遗址还未挖出石器,只露出了冰碛物,那时大家都确认这是沉积冰碛屋,没有任何异议。如果有不同观点,当时一定会讨论的。”
如果谁否定那儿是冰碛沉积层,他会用符合标准进化论的观点来佐证。密立根州立大学的古人类学家格瑞芬(J. B. Griffin)说“在北美洲有许多很古老的第三遗址,已被现在看来是早期印第安人的定居点。”
他还说一个确切的考古遗址必须具备“一个清晰的地层结构……并且排除外界侵入和二次沉积的可能性。”他又说必须有几个地质学家现场考察,意见一致才能断定它。还得有几类石器……兽骨化石……花粉研究……常规植物性证据……人类化石,还要有同位素和其他方法的年代确定……
现今进化论引用所有的考古遗址,用这个别有用心的标准衡量全变成假遗址了!比如大部分有关南猿、能人、直立人的发现,都没有明确的地层结构,都是在地表或洞穴中发现的,不可能进行地质学分析。绝大部分爪哇猿人化石都是地表发现或买来的,没有地层定位——这个考古学最基本的研究条件。
有趣的是,诗光达的遗址竟然几乎满足全部上述苛刻的要求:
(1)石器埋存处的地层结构比许多已公认的遗址都详实准确;
(2)北美许多地质专家都给出了一致意见——年龄至少3万年;
(3)找到了没有外界侵入和没有二次沉积的证据;
(4)发现了数种类型的石器;
(5)做了花粉研究;
(6)做了同位素定代分析;
(7)找到了常规植物性证据——泥炭。
可见,诗光达遗址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却被封杀了。老李在回顾那里发现的第一件石器时写道:“面对那处遗址,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填好挖掘沟通,在夜间悄悄溜走,从此缄口不言……实际上在那里参观时,一位杰出的古人类学家考察时,带着不信的情绪检查完之后,说:‘你不能在这儿挖出石器吧?’当他被告之那正是古人类遗址时,他说‘咱还是不要下地狱吧!快下到这儿来看看你自己在哪儿吧!’他力劝我放弃并忘掉这儿的研究工作,只去关注上层并新时期的人类遗迹。”
第六节 列维城——法庭介入?
※ 为进化论,宁可不遵事实
1958年,在德克萨斯州列维(Lewisville)附近的一处考古遗址,挖出了石器、烧烤过的兽骨和几个炉坑。对炉中碳的同位素定代显示,该遗址至少距今3.8万年。后来又挖出了一个克罗维斯枪头。
亚历山大(H. Alexander),当时是刚毕业的考古专业的学生,他说:“在好几次公开场合,学者们都说炉坑是人造的,石器等是原位埋存的。可是,一旦同位素定代结果出来了,一些人立即倒戈。克罗维斯枪头出土后,有人开始热切地找岔儿,有人想法忘掉它。而那些起初认为炉坑是原位埋存的人,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了。”
真倒霉!竟然发现了一个子3.8万年前的石枪头——正统的进化论,标定人类进入北美的时间是距今1. 2万年。所以一些科学家对此的反映不是“造假”,就是“年代搞错了。”
亚历山大提起那里一系列被遗忘或被嘲笑的发现后,想起了当时一个提议:“为了解决是否是早期人类遗迹的问题,我们最好请律师来解决。”在考古学这个领域,这也许不是个坏主意,因为这一领域,观念决定着“事实的地位”,而“事实”又得穿上解释的外衣后,才能扮演角色。所以律师和法庭也许能帮助这一领域这一领域的学者达成共识。但亚历山大提出:法庭还得有陪审团。陪审官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这人案件你拿定主意了吗?”几乎没有考古学家不认可人类首次进入北美的时间——传统认定的1. 2万年,那在这偏见下,如何公证陪审呢?
但是,硬把那个克罗维斯枪头划给新大陆近代早期文化的想法,又遭到了另一处考古发现的打击——又一组为进化论所不容的石器。
※ 北美又一个例证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纽约州卡茨基尔(Catskill)山脉的提林,挖出了一些石器,很像欧洲阿舍利(Acheulean)后期文化的工具。欧洲的阿舍利石器以往是划给了直立人,但这并不肯定,因为直立人化石所在地没有发现石器。提林遗址的石器,冰川学方法测定的年龄是7万年。
第七节 霍亚莱克——相煎何激?
※ 轩然大波--25万岁的北美石器
20世纪60年代,在墨西哥城东南75英里,靠近瓦西奎楼(Vasequillo),卡马科(C. A. Camacho)和厄文威廉斯(C. Irwin-Williams)挖出了精制的石器,可以和欧洲克罗马农(Cro-magnon)文化最好的工具媲美。(图5.8)附近的伊霍诺(EI Houno)也出土了一些粗制的石器。
这两处遗址的地层垂直定位都确定无误,但出土的石器的年龄却极具争议——距今25万年!这是美国地质两派出的一个考察团的鉴定结果,该团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赞助,由美国地质局的茅迪(H. Malde)和史丁麦金泰尔(V. Steen-McIntyre)博士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福莱克赛(R. Fryxell)组成。
这些地质学家用四种独立的方法:
(1)铀系列定代法
(2)同位素裂变示踪法
(3)火山灰水合法(tephra hydration dating)
(4)矿物侵蚀法
都一致地得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巨大年龄——25万年!从而掀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接受了这个数字不只是新大陆人类史要改写,整个进化论都要革命了。进化论最多能接受——距今10万年,智人才在非洲进化出来,而进入美洲绝对不到3万年!
※ 压制十几年,饱受歧视
为了发表论文,史丁金泰尔博士历尽了艰辛,承受了太多的社会压力和职业打击。她在1976年7月10日给同事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努力地从谣言蜚语中挣扎出来,我们三人被称作投机者,在哗众取宠。提到霍亚莱克,我至今依然感到深深的刺痛。
她们的论文不明不白地搁置了许多年,直到1975年,才被一个古人类会议的一个专题论文集收录,4年以后,她给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付布莱特(H. J. Fullbnght)的信中写道:“我们在霍亚莱克的联合研究论文真是一个炸弹,它揭开的考古事实——人类在美洲生活的时间比许多科学家信仰的早了10倍。更糟的是,那个双面打磨的石器被认定早期智人的作品,而进化论禁止智人在那么早出现,也不承认智人会进入美洲。”
“霍亚莱克的发现炸起的怒涛可想而知,科学界对此不予考虑。我从第二手资料中看到了,许多专业人士认为这是‘不称职’,‘新怪兽’、‘投机者’‘不诚实’‘傻瓜’。显然这些帽子毁了我的名誉。我唯一洗白自己的方法就是发表那篇论文,让公众自己去评价事实。”这封信和她后来的垂询石沉大海,不仅论文不予刊登,连手稿也没退回。
一年后,1980年2月8日,她又写信给《第四纪研究》的主编波特尔(S. Porter),提出发表论文的要求:“我愿意给这位小姐提交地质学证据,简明扼要,如果文章不意味着现行古人类学教科书要彻底改写的话,地质学家们接受 它是没有问题的。而如今,哪个学术刊登也不愿沾惹是非。”
1980年3月30日,史丁•麦金泰尔写信给《第四纪研究》的副主编利奥波德(E. Leopild):“我看到的问题比霍亚莱克的问题还大,有一种力量在操纵科学思想,通过压制这些‘谜一样的数据’——重创流行理论的数据,来达到目的。霍亚莱克的研究正是被压制的代表如果不是一个古人类学家,我不会看到我们1973年的科研数据有多么重要——它深深地刺中了进化论,也不会知道进化论在思想中的统治会那么顽固。这就是我们的论文被不断拒绝发表的原因。这些进化论者的推理是循环论证,如果我们对;你的观点就不对;因为你不对,所以我们对。这就是自鸣得意的考古学家的逻辑诡辩。
※ 歧视依旧,不准提及
费尽周折之后,她们的论文终于发表在《第四纪研究》上了,文中坚持了25万年这个未被修饰的数据,当然要招来反对。厄文威廉斯给三位作者的信中提出了若干反对意见 ,而作者逐条做了答复,尽管如此,对方也不嘴软,她和美国考古学会总体上依然反对史丁麦金泰尔等人的研究。
霍亚莱克这处反常事实的发现者,遭受的不仅仅是人身攻击,科研经费被撤回、失业,相关领域不予录用、名誉扫地……这个案例尤如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类学界学术压制的内幕,看到了大量的斗争和伤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申请复制霍亚莱克石器的照片时,杂志社说:“如果我们想提及那个近乎‘疯狂’的年龄——25万年,就不得复印。”
第八节 西瓜洞——欲盖弥彰
※ 25万岁石器――再次出现
1975年,史丁麦金泰尔博士得知了北美洲另一处年代反常的石器发现——美国新墨西哥西瓜洞(Sandia Cave),那里挖出的精良石器,如弗索姆(Folsom)枪头,也在25万年的石笋地层之下,图5.9即是样品之一。
1976年7月10日,麦金泰尔给那个反常地层定代的加拿大地质学家施瓦茨(H. P. Schwartz)写道:“1975年在加州獴犸湖的学术会议上,我记不清是你还是你的同事讲的,那是排队打饭的时候,他说在西瓜洞覆盖石器的石笋地层,用铀系列法测定的结果是25万年,他很不安——这个结果彻底打破了人类迁入美洲的学说。当时,我差点把饭盘摔了,不是因为那个年龄让我震惊,而是25万年——那个结果和我们在墨西哥中部霍亚莱克的研究结果一致。不用说,我非常想进一步了解你们的研究,以及感受。”但她说:信如石沉大海。
※ 照例被压制
她又向西瓜州考察队的首席指导垂询年代问题,1972年7月2日,史丁麦金泰尔收到这样的回音:“让我们有机会权衡它之后,你再用这些烦人的东西来证明什么吧。”
史丁麦金泰尔赠给我们一些西瓜洞石器的报告和照片,并附有一个便条:“地质化学家对它们的年代距今25万年确信无误,而考古学家却把它们解释成:啮齿动物的咬叨的结果,使石器和木炭出现在钙华地层之下……那么,紧密凝结在地层中的石器又如何解释呢?”
第九节 金矿新石器——石证如山
1849年,加州中部内华达山区的古河床里发现了金子,大批无业游民去那里淘金。个体淘金者在古河床中寻找金片和金块,一直找到了现在的河里去了。不久,金矿公司压埋的用高压水枪冲刷砾石的时候,在被山体压埋的古河床里发现了更大的金矿资源。
※ 金矿里的古人遗迹——900~5500万岁
金矿工们发现了数百件石器和罕见的人类化石(化石见第7章)最重要的石器已被当时加州的地质学家惠特尼(J. D. Whitney)报道。
表面沉积的和水力冲出来的石器,年代难断,但深层矿架隧道中的石器,可以准确定代。惠特尼认为:地质学证据指示石器,至少是上新世的,但现在的地质学家认为一些沉积带应属于始新世地层(3800~5500万年)
托伦(Tuolunne)县的平台山(Table Mountain)有很多塌陷的矿架,压在山体厚厚的玄武火山岩层之下,一些地方矿架在火山岩帽下,水平延伸数百英尺(图5.10),在岩帽下的地层距今3300~5500万年,其他沉积层的年龄在900~5500万年之间。
※ 专家的考察鉴定
惠特尼鉴定了一些样品,是加州索诺拉(Sonora)的斯奈尔(P. Snell)博士收集的,其中有枪头和其他工具,这部分石器没有太多的原位,地层垂直结构信息,但有一个例外——“一个石杵,明显研磨用的,”惠特尼这样说。斯奈尔博士告诉他:“那里我亲手在卸下的石块中捡出来的,石块出自平台山体内部,熔岩帽下的沉积带。惠特尼还鉴定了一个人类下颌,是矿工给斯奈尔博士的,也出自熔岩帽以下的古河床沉积层。
一个石研钵记录比较完全,由沃顿(A. G. Walton)先生收藏着。沃顿是情人矿(Valentine mine)的一个矿主。研钵直径15英寸,出自山体表面180英尺下,也被熔岩所覆盖。值得注意的是,它沉积在水平走向的古河床的支流上,从情人矿井垂直的主风井下方延伸出去的沉积带上,这就排除了石钵是从上面掉进来的可能,该矿还挖出了一块人颅骨化石。
辛克莱(W. J. Sinclair)凭想象提出:情人节矿附近的许多矿道彼此相连,所以石钵可能是从其他矿道冲进去的,但他承认:1902年他考察时连情人节矿时,连风井都没发现。辛克莱用无根据的假设来开除沃顿的报道用这种猜疑策略,任何考古发现都可以开除掉了。
1871年,卡文(J. Carvin)报道了托伦县平台山的另一处发现:“这份我签名的证明书,证明1858年斯坦尼劳斯公司(Stanislaus)挖出石斧的事……地点在托伦县平台山,在斯坦尼斯劳斯的河隧道300英尺(91.4米)深处,山体表面以下60~75英尺(18~23米),处于欧白恩渡(O'Bym's Ferry)的对岸,火山熔岩帽以下挖到的,同时还在那儿挖出了几个研钵。
1870年,史蒂文斯(O. W. Stevens)提交了这份证明书:“这份我签名的证明书,证明1853年考察索纳拉隧道时发现一枚乳齿象牙齿和一个大石珠……地点在平台山隧道200英尺(61米)深处,萧台(Shaw's Flat)西北半英里处约125英尺,在玄武岩帽以下。当一车从那里挖出的距顶部山体表面含金矿石,从隧道里运出来的时候,我从那些砾石中捡出了一枚乳齿象的牙齿化石,同时发现了一个大石珠,可能是细纹理石磨制的。”该石珠的年龄在900~5500万年。
※ 刁难事实
辛克莱说那个石球的发扬环境记述不够清楚。但是许多已经接受的砾石发现,环境记述的程度也就是这种水平。例如南非博德洞的发现,智人化石是从几年前开矿挖动过的岩石堆里发现的,只因为它那开挖过的岩石混在一起,就被定为10万年。如果用辛克莱的标准去衡量,那些发现都该被拒之门外了。”
1870年,皮尔斯(L. Pierce) 提供了一份证明书:“这份我签名的说明书,证明把我亲手挖到的石钵交给沃伊(C. D. Voy)先生收藏。这个石钵显然是人工打磨的,位置在平台山隧道1800英尺深处,山体表面200英尺(71米)以下,被60英尺(18.3米)的玄武岩所覆盖的沉积沟中,时间大约是1862年。波士顿隧道公司知道这件事”。那处沉积沟的年龄在3300~5500万年之间。
石钵是安山岩磨成的,而这种火山岩在平台山内的沉积层中很少见——辛克莱以此置疑石钵。但现代地质学家报道说:“平台山北部有四处遗址,是安山岩沉积,年代和含金砾石一样古老。石钵出自北部有何不可?这个有用的商品不能带到平台山来么?……”据辛克莱介绍,皮尔斯发现石钵时,还发现了一件石器样品:“一个小片黑色的卵形石板,上面以浅浮雕手法雕着一个甜瓜和一片叶子……这个石板片没有被砾石磨损的痕迹,划痕都是近期造成的,雕刻显然是钢刀所为,而且艺术水平相当高。”
但是,辛克莱并没说清楚他怎么知道那是钢刀刻的……不管怎么说,石板片和石钵同时出土,是在火山熔岩下原位埋存的,所以,即使那个石板片上的浮雕是钢刀所刻,也不能说明是近代艺术品。我们可以以公正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3300~5500万年前一个较高水平文明的遗迹。至于辛克莱说石板片没有在砾石中磨损的痕迹,也好解释,如果在流水中沉积下来(到石缝里),就留下砾石的磨痕,掉进干石缝里也是一样。
1890年8月2日,尼立(J. D. Neale)在他的石器发现说明书上写道:“1877年,尼尔先生在监管索特祖马隧道公司在托伦县平台山的隧道掘进工作,在隧道1400~1500英尺(427~457米)深处,在山体表面200~300英尺的下方,在熔岩帽以下,尼尔发现了一些黑岩石磨制的一些石枪头,近一英尺长。进一步发掘,发现了一个直径3.4英寸的小石钵,形状不规则。距那些机头1.2 英尺远。随后又发掘一个精细打磨的大石杵,以及一个大个圆形石钵,如今由布雷(R. I. Bronley)博士收藏。”发现的第二个石钵和石杵(见图5.11)。
尼立的证明书继续写道:“所有这些石器,在离岩床1英尺的范围内。尼立先生声明:石器只能在火山熔岩形成前,沉积在河床中砾石中的,没有别的可能。那里没有于地层翻动过的迹象,上部处四周也没有任何自然裂缝,所以排除了石器掉入的可能。”那一位点地指示的石器层的年龄为3300~5500万年。
※ 不实的刁难自相矛盾
1898年,福尔福尔摩斯(W. Holmes)走访了尼立,并于1899年发表了他总结的证词:“一个矿工出来吃午饭时给总监带去一个石杵和一个破石钵,说是在隧道最深处,距洞口1500英尺处发现的,尼立提议他回去再在原地发掘一下。正如他所料,又发现了两件石器,一个直径5.6英寸的卵圆形石钵,还有一个扁平的钵或称石碟,直径7.8英寸,这些如今已不知去向了。还有一回拿来了11个黑曜石枪头,约10英寸长,也是隧道里的,由工人发掘出来的。”
这个记录不真实!福尔摩斯这样评述尼立:“他和我谈话时,发掘那些石器时,他不在矿井。”这可能暗示尼立在原始记录上说了谎。但这只是福尔摩斯自己在本子上记的,他还说:“与尼立交谈后,我立即做了记录。”这就更让人怀疑了,是以他间接总结尼立的话为准,还是尼立本人家的石器发掘证明为准?而且,福尔摩斯的记述也没经过尼立的认可,怎能生效呢?
福尔摩斯记述的错误,在1902年,辛克莱与尼尔的会谈记录中得到证实,辛克莱总结会谈记录说:“一个矿工(乔),在蒙特马蒙特马祖隧道上白班,他带来一个两英寸厚的石碟,尼尔建议他再搜寻一下。尼尔继续留下上夜班,在开挖的隧道里钉一个板子时,钩出来一个黑曜石枪头,除了乔发现的那个石器外,其余都是尼尔在靠近岩床的沉积沟中,和一种象木炭一样的基质混埋在一起。”这份证词分量很重,足以证明尼尔本人深入现场亲自发掘到的石器。
※ 猜疑不成――莫须有
福尔摩斯对尼立发现的黑曜石枪头做了毫无根据的臆测:“这一地区经常能挖出印第安人的遗迹,其中就有黑曜石枪头,这些枪头可能是从地裂掉入下面的地层,正好被矿工发现了,交给了尼尔。”但他找不到任何证据,也找不出谁从那里的地表层挖出过印第安人枪头。
他只好说:“那11个枪头如何进入矿山深处的,我也无法想象。”
用这种猜疑战术,人们可以轻易否定任何古人类学发现——只要简单拒绝相信某个报道,提出一些含糊其词的借口来解释就行了,不用回答合实际的问题。
福尔摩斯进一步断言那些黑曜石枪头:“太不可能出自第三纪的河流沉积层了。这组11个长叶形薄枪头怎能在那种环境中保存下来?脆弱的黑曜石枪头怎能禁得起河床的冲刷和研磨?怎能在矿工的镐下完好无损呢?”但,我们可以想到许多条件下都会能实现:比如用过河时如用兽皮包的石枪头掉进了河里,在河床一个石缝里被砂石盖住……至于如何在发现时保持不坏,也没什么神秘的,可能福尔摩斯并不知道,有些已破损了,再说尼尔发现后,保存得也很小心。
※ 争议服从了事实
1891年地质学会的大会上,地质学家贝克(G. F. Becker)宣读了一篇论文,其中说;“如果我亲自发现那些石器,我会很满意。我看了尼立先生的挖掘说明书,实在找不出哪儿比我记录的差。他像我一样,精于发现顶部工作面上任何一处古代裂隙,那些可能造成大事故的小裂缝会使矿工们顿生恐怖,因此可以排除人上面掉入的可能。有人可能怀疑是否是工人把石器埋在那儿的?谁也不会以此取乐……含金的矿石刨起来困难,很多情况需要爆破,最不称职的监工也不会那么设骗局……简言之,我认为尼立先生的陈述告诉了我们唯一的结论——石器是原位埋存的。”
尽管人们对矿工发扬的石器争论很大,1869年,一个科学家在那儿挖出的石器中心说明问题了。1891年,贝克向美国地质学会报告说:1869年春天,地质学家金(C. King)在平台山指导考察时,在火山玄武岩帽下的金矿沟中发现了一个石杵,紧紧埋在沉积的砾石中。这个沉积层是近期由于侵蚀作用才暴露出来的。贝克说:“金先生十分肯定,那里原位沉积的石器,没别的解释。”根据这里的地层描述:显然那个石器的年龄在900万岁以上。
就是福尔摩斯也不得不承认会发现的石杵,他说“谁也无法狐疑了。”现在它就静静地躺在史密森森学会的陈列室中。福尔摩斯仔细审察了遗址,并记下当地地表的印第安人的石器。他说:“我努力思考,是否那件石器是近代的产品?曾埋在地表?但想不出任何确切的结果。”如果他发现了一丝最弱小的二次沉积的可能,他早就抓住机会对石杵展开“猜疑攻势了”。
※ 相继发现的印证
除了托伦县平台山溶岩帽下的石器以外,惠特尼还报道了其他地区火山地层下原位发现的石器,其中有金石县(Calaveras)圣安第列斯山脉的金矿沉积层,金园县(Ell Calaveras)的西班牙溪(Spanish Creek),平原县(Butte)的切罗基(Cherokee)。这些遗址与石器同层出土的现代型人类化石,将在第7章中讨论。
第十节 进化偏见
从本章所述的事实证据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福尔摩斯和辛克莱等人的凭空猜疑很难成立。他们挑不出任何毛病,凭设想认为印第安人把数件石杵石钵和一包枪尖埋进山体里边,也不可信。加州大学的现代史学家杰克逊(W. T. Jackson)指出:“在淘金的年代,印第安人被赶出了金矿区,极少再进入那49个矿区了。”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们那么敌视第三纪人类的证据呢?福尔摩斯本人的话道出了关键所在:“如果惠特尼和现代人一样理解进化论的设定,就算远古人类的证据再深刻,他也会对自己的研究结果满腹狐疑的。”他是在说,如果事实不合乎现在的理论学说,再严谨深入的科学事实也得丢弃。
不难看出为什么一些进化论的支持者会不遗余力地攻击那些远古人类的证据。
福尔摩斯为什么有信心那么做?原因之一是1891年杜布瓦发现了爪哇猿人化石,这是进化论渴望已久的,被进化论者认定为人类进化的中间环节。福尔摩斯说:“惠特尼的证据明显是独立的[1],它显示的人类历史比爪哇猿人至少早一半,而后者才是早期人类的唯一样本”。爪哇猿人的化石本身争议性很大,连发现者杜布瓦本人也收回了自己的观点,(见第8章)但对于接受它的人来说,任何早于它的人类证据都得被删除。
福尔摩斯就是一个被这种观念哺育成长的学者。他对加州的发现评述道:“不正面引用来强化这些证据,它们就可能被渐渐淡忘甚至消失了。但科学等不起这个漫长的选择过程,需要努力加紧确立一个选定的学说。”他和辛克莱等人,用凭空猜疑的手段,来攻击一系列深入确凿的科学发现,给后人产生有争议的感觉,从而达到了掩盖科学事实的目的。
与达尔文一起创立“自然选择进化论”时说的华莱士(A. R. Wallace)说——第三纪存在代型人类的事实证据:“遭到了所有武器的进攻—猜疑,非难嘲讽应有尽有,我深感忧虑。”
他详细考察了北美第三纪人类的证据后,对惠特尼在加州发掘的石器和化石给与了极高的评价。对那些想把金矿中的远古文明证据弃之一隅的做法,华莱士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把它们详细记录下来,承认它(证据确实,研究深入,无法不承认),万一将来能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某种生命和它们有关呢?而现在,猜疑、歧视、忽视、扣上‘骗子’或‘被骗’的帽子,这类不择手段的攻击不可取。”
20世纪早期,学术气候倾向于福尔摩斯和辛克莱信奉的进化论。现代型的第三纪石器?这类报导很快被就变得尴尬了,维持它们太不时髦,淡忘处之却很便利很成功,这种时尚持续至今,余韵不衰,以致稍微影响主流观念的考古发现,都被有效地过滤掉了。
注:
[1] 福尔摩斯在这里犯了个逻辑错误,对于进化论这个想要阐述整个生命界普遍规律的学说,一例即否。就象说了大话一捅即破一样。
第六章 史前文明展辉煌
读到这里,我们讨论的部分证据给读者的印象可能是:在遥远的年代,即使有人类存在,也保持着原始的石器时代。你也许会问:如果人类经过一段时间能进入先进文明的话,为什么我们没发现高级的史前文明呢?
……事实上,发达的史前文明遗迹已经发现了许多,其年代之久远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些反常事实的涌现,有一部分不是出处科研文献,这些艺术品有的也没有在博物馆展出,但我们为了不漏掉可能的重要信息,为了鼓励进一步的探索,也把它们收入本书。
这一章中,我们只归纳了所搜集到的已发表的资料,如果这类高度反常的例证没被系统保存过,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本书挖掘的这些,应该只是一小部分。
第一节 法国——岩层里的文明遗迹展现
波农(C. Bournon)的《矿物学》一书记载了一个很诱人的发现:“1786~1788年期间,在爱克森省附近,正义宫(Palace of Justice)的大规模重建,动用了一个采石场的石料。那种石头是深灰色的石灰石,刚采出来时有点软,晾在空气中会慢慢变硬。采石场的地层屋理清晰,每层岩石由沙子和粘土隔开,多少有些石灰质成分。”
“第1层岩石挖出后没见异常,但工人们移到第11层,异常的发现震惊了所有的人:在第11层与12层之间的粘沙土中,露出了残断的石柱,以及半加工装饰过的石头,这些石艺就是该地的那种。还有不少硬币,几个木把铁锤,及一些木制工具和工具碎片。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一英寸厚,七、八英尺长的宽木板,碎成几块,但一块也没丢,对起来的原始形状,正是泥瓦匠和石匠用的那种,边已磨圆了,还有波纹。”
“雕饰完和半雕饰的石艺,样子一点也没变,但木板和木制工具,已经石化,变成玛瑙样品化石了,颜色很漂亮。”
“在距地表50英尺(15.2米)的深处,在11层复合石灰岩下面。发现的远古人类的工艺文化和文明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上文也在1820年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刊登了。现在,这样的反常事实,已很难被科学刊物看上了。科学家们用最简单的对策处理它们——不予考虑。这就是无处不还的知识过滤机制。
第二节 费城——大理石内的浮雕
1831年的《美国科学杂志》有这样一篇报道:“1830年,费城西北12英里的一个采石场中,在一块大理石内部,发现了浮雕的字母(图6.1)石头出自地表以下60~70英尺(18.3~21.3米)”深的地层。
采石场的工人挖出层层的片麻岩云母层,角闪石层、滑石层以及原始粘土,露出了一块大理石,一个工人偶然瞥见了石面上有直角凹痕,去掉浮土后,显露出1.5英寸宽(3.8厘米),0.625英寸(1.6厘米)高的两个浮雕字母。于是请来了几个有名望的绅士,到现场来鉴查。这不会是自然地质作用的产物。它展示给我们一幅远古史前文明的画卷。
第三节 苏格兰——泥盆纪的铁钉
1844年,布鲁斯特爵士(D. Brewster)报道说:在苏格兰金谷地(Kingoodies)采石场一块完整的沙岩中,发现了一个紧紧包埋着的铁钉。
1985年,英国地质局的麦德(A. W. Medd)博士写信告诉我们:那块石头是泥盆纪的,距今3.6~4.08亿年。
布鲁斯特是苏格兰著名物理学家,是“英国前沿科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光学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给该学会的报告中说:“金谷采石场的石头层理分明,由硬层和冰碛物层交替组成,厚从6英寸和6英尺不等,那块嵌有钉子的石头有9英寸厚,钉尖嵌入石头的冰碛物层约半英寸,与石头紧密咬合,钉子中间部分平卧嵌到在石头表面,尾部又弯嵌进石头中一英寸。”
钉尾嵌入石头的状态足以证明钉子是随地层原位沉积埋入土中的,沉积层经过漫长的岁月在地质压力下,土壤石化为沉积岩,钉尖,钉尾就嵌入石中了。这不可能是石头开采后钉进去的,那样钉尾嵌不进去。
第四节 苏格兰——石炭纪的金线
1844年6月22日,伦敦时报报道了一件奇事:“几天前,在特威德附近卢瑟福面粉厂(Rutherford-mill)下游1/4英里处,工人采石头时,发现8英尺深处,一块石头里包埋着一根金线。”
1985年,英国地质局的麦德(A. W. Medd)博士写信告诉我们:“那块石头是石炭纪形成的,距今3.2~3.6亿年。”
第五节 麻省——6亿年的金属瓶
1852年6月5日出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有一篇名为《远古岁月的遗迹》的论文上面写道:“几天前,在道切斯特(Dorchester)的‘会厅山’(Meeting house Hill)豪尔先生的会议室几竿远的地方,进行了一次大的岩石爆破,岩石被炸成大大小小的石块,四散纷飞,有的重达几吨。在一块石头内部,人们发现了一个金属瓶,被爆炸震成两半,两半对起来是一个金属花瓶,4.5英寸(11.4厘米)高,下部直径6.5英寸(16.5厘米),上部开口处直径2.5英寸(6.4厘米),约1/8 英寸(0.3厘米)厚。花瓶颜色象锌、象合金的颜色,含银量很高,面上有纯银镶嵌的6支花组成的一个花束图案,镂刻、雕琢和镶嵌等技艺显然出自技艺娴熟的匠人之手,这个神奇的花瓶是从地下15英尺(4.6米)的岩石层中炸出来的。”
“现在这个花瓶被柯特尔(J. Kettell)先生收藏了,史密斯(J. V. C. Smith)博士最近在东部旅行时,研究了那里数百件珍稀的家用饰品,都画了图,他从未见过那样的花瓶。他画下了那个花瓶并精确标注了尺寸,交给了学术界。”
“无疑,那个花瓶是从岩石坯里炸出来的。请阿格吉斯教授或其他科学家告诉我们:花瓶是如何包埋进岩石内部的?这个实例值得研究,其中没有欺骗的成分。”
《科学美国人》的编辑有一段讽刺性的评说:“上文出自波士顿的刊物《文摘》(Transcript)。我们想知道:《文摘》为何能认为阿革吉斯教授比铁匠多利(J. Doyle)更能解释这个问题呢?这不是一个动物学、植物学或地质学的问题,那个金属瓶可能是多切斯特的第一个定居者凯恩(T. Cain)做的。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用“无根据置疑”的战术。虽然人们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这种凭着想象而置疑的战术,百多年来却运转自如,把学术界不希望见到的“反常证据”置疑掉了。
根据最近美国波士顿——多切斯特地区的地质勘测图判断,那块包埋花瓶的岩石叫做“罗克巴利砾岩”(Roxbury Conglomerate)形成于6亿年前的“前寒武纪”。
据现行的学说,6亿年前,地球只有最原始的原核菌类,生命刚开始形成,但这个金属花瓶,却告诉我们:6亿年前的北美洲就已经有金属雕刻工艺了。
第六节 法国——第三纪的白垩球
1862年4月的《地质学家》杂志中,刊登了法国赖昂(Laon)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米利维尔(M. Melleville)的论文。文中报道了一个白垩球(图6.2),是在赖昂附近距地面75米(246英尺)深处第三纪早期褐炭层界面下发现的。
褐炭,是一种松软的煤炭。赖昂附近蒙太谷(Montaigu )的褐炭层,在一部小山的基部,上下都是水平的矿质沉积层带。主矿带纵横600米(约1969英尺),伸入褐炭层。
1861年8月,工人们挖到主矿带末端,距山基部225英尺处,看到一个圆球从坑道上部滚落下来,该球直径6厘米(2.36英寸),重310约克(约11盎司)。
米利维尔说:“他们查看清楚了石球的原位埋存点:石球不是埋在褐炭层内部,而是向上项着岩石层,岩石还有石球原位埋存的凹痕。”工人们把石球交给了列尤恩(Lejeune)博士,他通知了米利维尔。
米利维尔声明:“早在这个石球发现前,采石场的工人就告诉过他:他们多次挖出木片化石……上面有明显的人类加工痕迹,我现在很后悔,当时没有相信,所以没能去看一下。”
按米利维尔的论文介绍,那个石球不可能是伪造的:“石球由下往上有超过五分之四的部分呈现沥青色,与上部交界处呈现一个黄圈,这显然是下部埋存在褐炭层造成的。而上部,因为埋存贝壳层,颜色正相反,而呈现白垩的天然色……至于那儿的岩层,没有任何开裂过的痕迹,也没有洞,所以我敢肯定那是完好的原位埋存,不是从上面的年轻地层掉进去的。”
对该白垩球呈现的人类加工特征,米利维尔很谨慎。他说:“一方面讲,即使结论显而易见,我也不愿意自下断言——在褐炭层展现的那个年代人类就已经存在了。我只是把这个奇异的东西当作一个发现报道出来……”把它交给科学界,等待学者们的评判,以及近一步的发掘工作,以使我们能知道蒙太谷遗址的真实价值。
《地质学》杂志的编辑写道:“我们认为,在没有进一步证据之前,他不把那个石球定位于早第三纪是明智的”1883年,德莫提理提出:一块白垩在新生的第三纪海洋中,被波涛磨圆了,留在了今天的位置。
但这种解释难以成立。首先,球表面的待征与波涛打蚀的痕迹完全是两回事。米利维尔说:“那块石头埋存的土方,还同时发现了有利角的三个大石刀,如果白垩磨成圆球,同埋的石刀为什么还保持利角呢?再者,如果被波浪磨圆,石球必须持续悬浮在波涛之间——白垩球怎能漂浮在海面呢?进一步讲,就算白垩能悬浮在海面,也早降解成碎片了。
德莫提理说:石球发现于早第三纪地层,如果是人工磨制的,那是法国这一地4500~5500万年前的文化,这么超出进化论的考古发现,在其实为数众多。
第七节 伊州——20万年前的铜币
1871年,史密森学会的W•杜布瓦报道了在较深的地层下,发现了不少人造物品。第一个物品是图6.3所示的准铜币。出自伊利诺伊斯州将军县的劳恩山脊(Lawn Ridge),莫菲特(J. W. Moffit)在1870年8月给史密森学会的信中说:他正用一个普通地钻钻井时,打到125英尺(38.1米)深处取出了钻头,发现钻头上粘着一个铜币状物。
打穿125英尺的地层,钻头穿过了:3英尺的土壤;10英尺的黄粘土,44英尺的兰粘土,4英尺的粘土沙砾,19英尺的黄粘土。10英尺的黄硬土。20.5英尺的泥合土。
1881年,温吉尔(A. Winchell)也记述了这个硬币,他还引述了威尔蒙特(W. H. Wdnot)的一封信,上面记述的深度是地下114英尺,与上述原始记录略有差异。温吉尔的分析表明:伊州地质局鉴定地下114英尺处的年龄在20~40万年之间。
W•杜布瓦说:“这个准铜币是多边形,接近圆形,两面都有原始图案和文字说明,文字看不懂,和任何已知硬币都不同。”
W•杜布瓦说:该币一定是机器压制的,它有一致的厚度,如果古印第安人有这个东西,一定也是史前的……硬币一定用利器切削过。
这铜币告诉我们,北美洲至少在20万年前曾有一个先进的文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按标准的历史,人类最早制造金属钱币的是小亚细亚人——公元前800年。
莫菲特还报道了伊州白塞(Whiteside)县附近发现的其它史前文化遗物。如在120英尺深的地下,发现一个从铜箍,和现在船上用的很象,还有象船钩一样的东西。他说:“上面地层还有大量人类遗物,一个有矛夹的钢盔埋在40英尺深的粘土里。在地下10~15米的范围内,发现不少石制的管子和罐子。
1894年9月,伊州地质局指出:白塞县地下120英尺处的沉积层年龄差异甚大;一些地方只有5万年,另一些地方竟是志留地层距今4.1亿年。
第七节 伊州——20万年前的铜币
1871年,史密森学会的W•杜布瓦报道了在较深的地层下,发现了不少人造物品。第一个物品是图6.3所示的准铜币。出自伊利诺伊斯州将军县的劳恩山脊(Lawn Ridge),莫菲特(J. W. Moffit)在1870年8月给史密森学会的信中说:他正用一个普通地钻钻井时,打到125英尺(38.1米)深处取出了钻头,发现钻头上粘着一个铜币状物。
打穿125英尺的地层,钻头穿过了:3英尺的土壤;10英尺的黄粘土,44英尺的兰粘土,4英尺的粘土沙砾,19英尺的黄粘土。10英尺的黄硬土。20.5英尺的泥合土。
1881年,温吉尔(A. Winchell)也记述了这个硬币,他还引述了威尔蒙特(W. H. Wdnot)的一封信,上面记述的深度是地下114英尺,与上述原始记录略有差异。温吉尔的分析表明:伊州地质局鉴定地下114英尺处的年龄在20~40万年之间。
W•杜布瓦说:“这个准铜币是多边形,接近圆形,两面都有原始图案和文字说明,文字看不懂,和任何已知硬币都不同。”
W•杜布瓦说:该币一定是机器压制的,它有一致的厚度,如果古印第安人有这个东西,一定也是史前的……硬币一定用利器切削过。
这铜币告诉我们,北美洲至少在20万年前曾有一个先进的文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按标准的历史,人类最早制造金属钱币的是小亚细亚人——公元前800年。
莫菲特还报道了伊州白塞(Whiteside)县附近发现的其它史前文化遗物。如在120英尺深的地下,发现一个从铜箍,和现在船上用的很象,还有象船钩一样的东西。他说:“上面地层还有大量人类遗物,一个有矛夹的钢盔埋在40英尺深的粘土里。在地下10~15米的范围内,发现不少石制的管子和罐子。
1894年9月,伊州地质局指出:白塞县地下120英尺处的沉积层年龄差异甚大;一些地方只有5万年,另一些地方竟是志留地层距今4.1亿年。
第八节 爱德华州——200万年的泥塑
1889,在爱德华州的纳帕(Numpa)钻井时在距地面300英尺(91. 4米)以下挖出3个用粘土精心塑成的人像(图6.4)。
1912年,莱特(G. F. Wright)对此写道:“钻井记录显示,钻到泥像埋存的深度,要穿过50英尺的土壤,15英尺的玄武岩,再经过交替出现的岩床和粘土碎石……一直到300英尺深处时,沙泵往上带出的是各种粘土球,一些直径在2英寸(5厘米)周身包着厚厚的氧化铁。这一层的下部显示了一个未翻动过的陆地界面,这个界面以上有一些植物的印迹,就在这一位置——距地表320英尺,挖出了泥人,再往下一层,就是沙岩了。”
莱特对这个人像记录道:“该泥人1.5英寸长,是用同层粘土捏塑的,具有典型的现代人体型。……这是个妇女像,线条分明,栩栩如生,堪称艺术精品。”
“这个泥人,一拿给普特曼(F. W. Putman)教授,他一看到表面的铁质沉积壳,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远古艺术品——这显然排除了伪造的可能。1890年我考察这处遗址时,费尽了心思研究它。比较泥人上的氧化铁和粘土球上的氧化铁时,发现它们与从井最深处挖出的砾石上的锈色几乎完全一致,这样就完全肯定了泥人是原位出土的。这些确实的证据,与发现者提出的一致,并已被波士顿的卡明(G. M. Cumming)先生确证了。那时卡明先生正在欧瑞根短线铁路(Oregon short Line Railrood)上,泥人发现后的一两天正在当地,他了解全部过程,他也为此排除了任何理性置疑的可能……”
这个人像不禁使我们想起法国,比利时和摩拉维亚(Moravia)山洞里发现的史前奥瑞纳文化的人像,它们的相似令人震惊……也很象著名的维兰多福——维纳斯像(图6.5)。
莱特还检查了钻孔,看有没有泥像从高处落下去的可能,他说:“对反对意见的回答要面面俱到才行。这个钻井孔直径6英寸,是节节拧在一起的重钢管从上到下钻出来的。钻井柱紧贴钻孔,根本掉不下去任何东西。钻头不是用来打穿地表的熔岩层的,而是钻泥沙用的,一边钻一边把下面的泥沙泵出来。”
美国地质局在信中回答了我们的垂询:“那里300英尺深的地层可能是格凌渡(Glenns Ferry)地层,属于上新世——更新世(至少200万年前)。”
除了现代智人,别的生命都不可能塑出那样的泥人。因此,它告诉我们:美洲早在200万年前,就已经有现代智人的文化了。
纳帕的人像有力地挑战了进化信条。1919年,福尔摩斯在《美洲古人遗迹手册》中写道:“按埃门斯(Emmons)所说:钻井钻到了晚第三纪或早第四纪界面,在那里发现了泥人——显然不可能,那么精致的模制泥塑出现在那么早的地层,已经在置疑它的真实性了,就算它是那样,与那个文化同时代的就是杜布瓦的爪哇猿人了。”
这是我们看到了——“爪哇猿人”这个本身就有争议的化石—— 又一次用来作为反击考古事例的武器,进化论这个假说竟有如此的特权,以致任何反对它的事实证据都可以被学术界自动拒之门外。
为什么没可能现代人和“爪哇猿人”代表的生命同时生活过呢?我们现代各种技术水平的人也和非洲的大猩猩同时生存在地球上啊?
福尔摩斯继续说:“象加州金矿砂石中发现的文明遗迹一样,如果从样品的表面值得来证明北美那么古老年代已经建立了新石器文化,如果没有进一步证据,对此我还是犹豫不决。尽管它以确证的学术论文发表了,还是有它们不是原位埋存的可能,比如从裂缝掉进去,水流穿透了溶岩层并过流沙层,带进山底中间。”
这里展现了福尔摩斯这类学者如何吹毛求疵,对他们不喜欢的考古发现可以无中生有地挑剔。要知道,鸡蛋挑骨头,任何证据,包括支撑进化论的证据,都得被击沉。
但福尔摩斯说漏了一句,尽管他猜测纳帕的泥人像是近期印第安人的手工制品,他却说:“应该注意到,与纳帕泥塑相近的艺术形式,今天还没找到,在环太平洋地区和南部印第安地区都没有。
第九节 伊州石炭纪的金链
据1891年6月11日的《莫瑞森城时报》登载:“上周二早上,卡普(S. W. Culp)夫人发现了一个异常的东西。她在砸开一大块煤准备填入煤箱时,她发现在煤块劈开处——包埋着一条环状小金链,十英寸长,古朴精巧,开始她以为是偶然掉入煤中的,但当她捡起金链时,忽然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大煤块是从中间裂开的,金链中间部分松落了,两端还紧紧包埋在煤块里。对于爱探究地质结构的考古专业生,可得好好搅搅脑汁了。煤块应该出自泰勒城(Taylorville)或者巴拿(Pana )煤矿。想到一层层土石压埋使金链外周的植物形成煤的悠长岁月。人们会惊得不敢出声了。这个金链是8克拉的金子打制的,重英钱[2]”
最近《莫里森时报》的发行商劳厄(V. W. Lauer)夫人在给卡莱斯(R. Calais)的信中说:“卡普先生是《时报》的编辑和出版商,发现金链的是卡普夫人,她在卡普先生去世后,搬到泰勒城的,又结了婚,1959年2月3日去逝。”卡莱斯告诉我们的助手博纳斯:卡普夫人死后金链到了她一个亲戚手中,但没进一步查导。
伊州地质局说:那块包埋金链的煤的年龄是2.6~3.2亿年。这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能:在2.6亿年前的北美洲,曾存在过一个先进的人类文明。
第十节 依州——煤层中的石刻
1897年4月2日,内布拉斯加洲欧马(Omaha)的《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名为《煤层中的石刻》的文章,讲述了依阿华州韦伯斯特(Webster)附近一个煤矿中发现的一件奇物。
文中说:“今天在丽海(Lehigh)煤矿采煤时在130英尺(39. 6米)的地下,一个矿工挖到一块奇特的石刻,他搞不清楚这样的石刻如何会里在这么深的煤层里。石头呈灰黑色,2英尺长,1英尺高,4英寸厚,表面十分坚硬,上面刻画的线条清晰地组成了几个完美的钻石图案。每个钻石的中部,是一个清晰的老人头像,头像前额还有皱纹。几个人像很相似,只有两个头像朝右看。谁也搞不清这样的石刻是怎么埋在130英尺的煤层中的。现场的工人,都说那儿的煤层以前没人开采过。
依阿华州历史文物局和依州大学考古学办公室说:丽海煤矿的煤可能是石炭纪开始沉积的,距今2.7~3.5亿年。”
第十一节 俄克拉州——煤心里的铁杯
1949年1月10日,诺丁(R. Noudling)给马什(F. L. Marsh)寄了一张铁杯的照片,马什在密立根州波润(Berrien)泉的安德鲁大学任教。诺丁在信中写道:我参观了南密西西比州一个朋友的博物馆,在那些古董中,他叫人来给这个铁杯拍了照片。
在那个私人博物馆里,这个铁杯旁边放着一个证明书——是阿拉斯加州硫磺泉的肯伍德(F. J. Kenwood),1948年11月27日写的:“1912年,我在俄克拉荷马州托马斯的市电厂工作时,我用煤时碰到了一个特大的煤块,大得没法用,我用一个长把大锤把它砸开,这个铁杯从煤块中间震了出来,而煤块中显出了镶嵌的‘印模’。另一位职员斯道(J. Stall)目睹了这一切,看到了铁杯应声震出。我追查了一下,知道煤块出自俄克拉荷马州韦伯顿的煤矿。”
据该州地质局的费(R. O. Fay)说:韦伯顿矿的煤有3.12亿岁。
1966年,马什把杯子的照片和相关证明送给了拉什教授,拉什执教于密立根州安阿博肯迪亚大学物系。马什说:“17年前,诺丁在信中寄给我这张照片,可是它一两年后才引起我的兴趣。诺丁那个朋友——私人博物馆的主人已经谢世了,博物馆被拆分,铁杯不知去向了……如果杯子真是长在煤块中的,那可真是个重要发现了。”
这么一个珍贵的杯子在不识货的人们手中传丢了,真太不幸了。
第十二节 内华达州——三迭纪鞋印化石
1922年10月8日,《美国周报》的“纽约星期天版面,登出了一篇醒目的特写文章:500万年前的鞋印化石,作者是巴娄博士,著名地质学家。”
文中写道:“不久前,著名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瑞德(J. T. Reid)在内华达州寻找化石时,突然停在一块奇怪的石头面前,石头上有个人的脚印(图6.6)。”
“走近仔细一看,不是光脚踩上去的,是穿鞋踏出来的。鞋印前部缺失了,至少剩下了三分之二的轮廓。鞋印外缘有一条缜密的缝合线,显然是缝合鞋底和鞋帮间的贴边的。再往前还有一道缝合线,中部显示出脚踏的地方,还有鞋跟磨光鞋底磨损的痕迹。”
“这个化石对今天的科学来说太神秘了,它的年龄至少有500万年。”瑞德把该样品带到了纽约,尽力引起其它科学家的注意。他说:“一到纽约,我把化石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学家肯普(J. F. Kemp)博士,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教授奥斯本(H. F. O*****orn)、马休(W. D. Mathew)、侯韦(E. O. Hovey)。这些学者都给出了这个结论:‘这是他们所看到的最象人类手工艺品的自然印迹。’但教授们也都承认,石头出自三迭纪岩层。但是手工鞋匠看后都说——这是个手缝的鞋踩出来的。马休博士写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这个印迹呈现了一只鞋的所有特征包括缝制的线,但它只是自然形成的而已。’这太奇怪了。当我们向马休的单位——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询问这种事时,他们的答复是:档案中没有马休的报告。”
尽管马休没把它当回事,瑞德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 我下一步找到了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显微照相专家和分析化学家,他们没把该化石立题研究,而是业余做了显微射影和成分分析,结果尽释疑团,证明——它显然是三迭纪的化石……”,“显微摄影分析,照片放大20倍,显示出缝线缜密的麻花拧缠结构,结论性地证明了——它就是一只精细手缝的鞋的印迹化石,而不是什么天然仿真品。”
“缝合线很清晰,肉眼可见,鞋底轮廓匀称分明。在边和沿之间,还有一冬与外缘下平行的针孔,很匀实,就象是穿过线的孔。”
“补充一点,至少有两位不久将吐露姓名的地质学家,也承认这是真正三迭纪的岩石,远比曾认为的500万年古老,目前认定三迭纪距今2.13~2.48亿年。”
第十三节 俄亥俄州——煤层里的石墙
德州阿比里尼地区的迈考米克(W. W. Mcormick)报道了他外祖父记录的一个发现——“在煤矿深处有一处石墙”。
斯戴格(B. Steiger)的一本书中也记载了这个报道:“1928年,我,马西斯(A. A. Mathis)在5号煤区作业,那里位于俄亥俄州海文纳北2英里处,这是个风井矿,有2英里深。这么深只有坐电梯下去,从上边往下泵空气……”
一天晚上,马西斯记道:“第二天一早,煤室地上发现了几块水泥砖,每块有12立方英尺(约200cm3),表面异常平滑,六个面打磨得甚至可以当镜子照。这些水泥砖在炸碎的煤块里到处都是。我用镐劈开了一块,里边是平整的水泥,当我想用柱子和板子撑起煤室时,地坍塌了,我差点没逃出去。当我又回到塌陷地,那显露出一面由那些水泥砖砌成的石墙。在通风道内口100~150码以下,另一个矿工震露出了另一面石墙,二者极为相似。”
煤矿中的煤可能是石炭纪的,距今2.86亿年。
根据马西斯的记录:采矿公司的官员立即把他们叫了出去,禁止他们说出看到的东西,同年秋天矿区关闭,员工去了俄克拉荷马州靠近韦伯顿的24矿区。
马西斯记录:“韦伯顿的矿工告诉他们在煤层里发现了一个银桶,外面对面有明显的箍桶板留下的印迹。”韦伯顿煤层的年龄在2.8~3.2亿年。
诚然,这段史料中太出乎意料,也很难考证。但我们想知道的是到底有多少这类故事,难道其中没有真实的吗?
在杰萨普(M. K. Jessup)的一本书中,我们近来邂逅了一个同样的记录,书中记载:“据报道,1886年帕森斯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俄亥俄州哈门德城(Hammondville)的一个煤矿里,挖出一面石板墙,墙上刻有粗重的浮雕,还有几列象形文字。”当然,这也许是个传奇故事,但也许是真实的,将导致很有意义的发现。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对这样的遗迹和古物报道的很多,都显示出在遥远的中古时期,曾经出现高级的文明,当然,这类报道近代也有,下面就是几例。
第十四节 法国——6500万年的金属管
柯丽斯(W. R. Corliss)的《古人神秘的工艺品》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个发现:1968年,朱伊特(Y. Druet)报道在白垩石中发现了一些半卵形的金属管(图6.7),尺寸不尽相同。那些裸露的白垩石,出自法国圣贞尼(Saint-Jean de Livet)的一个采石场,石头的年龄至少6500万年。
慎重考虑,排除了所有可能的假设,朱伊特和邵法蒂得出了这个惊人的结论——6500万年前,地球上已经有智慧的生命了。
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写信给卡昂大学的地貌学实验室,朱伊特和邵法蒂曾报道把样品转交给了他们,但没有回音。这里我们邀请对此知情的读者,能给我们提供点信息,我们将收入本书的第二版中。
第十五节 犹他州——5亿年的鞋印
1968年,一个叫梅斯特(W. J. Meister)的匠人,业余的三叶虫化石收集者,报道了他在犹他州冷羊泉附近的维勒页岩(Wheeler shale)中发现了一个鞋印化石(图6.8)
这块鞋印化石,是梅斯特扒开一层页岩时发现的。鞋印中有一个清晰可见的三叶虫的化石,三叶虫早已灭绝的海洋生物。这块鞋印和三叶虫的化石始于寒武纪,距今5.05~5.9亿年。
在1968年第三期的《创生研究会季刊》(Creation Reseirch Society Quarterly)上,梅斯特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说:“鞋跟的印痕比其他部位深约八分之一英寸,这是一只右脚的鞋印,因为鞋跟右有磨损程度大。”
他还补充了一个重要细节:“7月4日,马里兰州塔科马(Tacoma)的哥伦比亚联合大学寇姆斯(C. Coombs)博士,博尔德(Boulder)市科罗多大学的地质学者卡里索(M. Carlisle)在我的陪同下考察了那处遗址。经过两个来小时的挖掘,卡里索发现了一个泥片,这使它确信鞋印化石非常可能是原位埋存的,因为这个泥片可以证明这一沉积层一度曾暴露于地表。”
有的科学家对梅斯特的发现极为轻蔑,洛杉矶白蒂思(Baptist)大学的豪(G. F. Howe)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他请我们不要提这个地质学家的名子,这个人说他对冷羊泉很熟,那个印迹“代表了一个特殊的侵蚀遗迹被误以为是化石了。”
问起这个问题时,密立根州立大学的一个进化集结教授说:“我不了解‘鞋印’、‘三叶虫化石’……如果那不是虚构惑解,我就太诧异了。这样事例都没被证实。所以该化石是对进化论最好的考验,我把特创论者和认为地球是平的人归为一类,他们简单到不想相信事实和铁证。对这类人真没办法……不管自称‘科学’的特创者怎么说,近年来都没出现否定进化论的证据。在媒体大量宣传和引导中,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都被有意无意地洗脑了,变得容易上当,它们也一直在迷惑我”。
这位进化论学者承认自己并不了解梅斯特的化石,那么在他说“事实”和“铁证”时,就没分析化石样品。这样他的话就砸了自己的舌头。
我们也许不能结论性地证明梅斯特的发现就是鞋印化石,但我们相信这个考古学发现是有价值的,不能用固执的偏见随意曲解。
1974年,犹他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斯多克(W. L. Stlkes)在化石发现不久就检查了它。说:“为什么我和地质学家不能接受这是个真正的鞋印呢?至少,我希望一个真正的鞋印是一个左右交替出现,脚印尺寸一致,指向一个方向……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一个孤立的真实足迹,不管论文准备得多么好,在学术杂志上也无发表的任何先例。”
斯多克打自己的嘴了——1969年的《科学美国人》杂志,德鲁雷(H. de Lumley)的论文就报道:单一足印化石,出自法国南部阿马塔(Terra Amata)一处中更新世遗址。
斯多克还说:一个真正的足印应该显示把软泥从足下踩压出来的遗像,这个样品我没发现这个迹象。”如此的挑剔却暴露了他是外行。
1984年,本书作者,汤姆森在犹他州拜访了梅斯特,仔细检查了足印之后,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明显的脚印不敢正视呢?至于鞋踩压出的基质,主要取决于泥质的成分,和踩压物的特性,脚的外缘是圆形,而且脚底不平,着力点突出,这么光脚的足印比平底鞋硬踩出的泥质多。在比较实成,湿润的沙滩,我们能看到鞋和便鞋踩出的沙土少。页岩,梅斯特的鞋印化石是粘土、泥或淤泥形成的。只要用显微镜观察鞋印边缘的粒状结构,你就能看出它是压挤形成的印迹。
至于斯多克把鞋印说成是岩石自然裂开的结果,还说犹他州大学有几个岩石开裂的样品,其中一些也像足印。这确实应该看一下,是否真象足印化石。梅斯特化石的鞋印形态,我们除了视觉判断还做了计算机分析,结果都表明它和现代的鞋印很吻合。
进一步分析,岩石的开裂是经常发生的,梅斯特的化石就是揭开一块页岩时发现的。其中有个重要的线索:页岩在鞋印区域结合的纹理较其他表面粗,这表明页岩在此处不是偶然开裂的,而是在此处两面结合较弱。因此,可以认为是在一些粘土踩下去,使两界面的接合比一般界面较为弱。因此可以判断出是古生代的鞋踩出来的。如果说是另外一种未知机制留下了这样的压痕,又恰好与鞋印完全一致,不太一厢情愿了吗?这么的幻想在自然界存在吗?印痕可与踩出的鞋印没有任何差别。
这个5亿年的鞋印化石,就作为古生代的人类文明遗迹,也许为时尚早。一些科学家简单检查了一下,就下了否定的结论,另一些科学家连看也不看就枪毙了它,就是因为它远远超出了进化论预期的界线。我们认为,研究调查才刚刚开始,正面论据更深入更有说服力,所以值得深入研究。
第十六节 南非——28亿年的金属球
过去的几十年间,南非的一个矿井深处挖出了几百个金属球,至少一个球赤道处有三条平行的槽(图6.9)。根据吉米森(J. Jimison)的论文,金属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蓝色的金属实心球,有白斑;另一种中空,中心象海绵状。”
南非克勒克斯多普(Klerksdorp)的博物馆收藏了一些,馆长马其斯(R. Marx)说:“这些球绝对是个迷,看起来像人造的,但它们所处的地层展现的地质年代太久远了,别说没有智慧的生命,而是据今所知任何生命都看不到。”
我们向马克斯进一步咨询了金属球的问题。1984年12月12日,他回信说:“还没有正式文献报道它们。事实是:它们是在德兰士瓦(Transvaal)西部奥托斯道(Ottosdal)镇附近的矿井下,在叶蜡石内发现的。叶蜡石是一种很软的次生矿,莫氏硬度只有3,是28亿年前沉积形成的。另一方面有的球内部是纤维状结构,外壳相当硬,连钢都划不出刀痕来。”
莫氏硬度是以物理学家莫斯(F. Mohs)的名字命名的,用不同矿物做参照,把物质的硬度分为10级,滑石最软(硬度1),金刚石最硬(硬度10)。
他的信中还说波切斯柱(Potchefstrovm)大学告诉他,那些金属球是“褐铁矿沉积物”,褐铁矿是一种矿苗,质地坚硬,在核上形成圆团块状沉积。
这个假说从硬度上说就有问题。上面说过,球壳硬得连钢刀都划不出印来,而褐铁矿的硬度只有1~5.5根本经不起钢刀的刻划。再者,褐铁矿经常成群沉积,象肥皂泡一样彼此粘连,而且也不是球状,更不可能在球体赤道处形成三条标准的平行槽来。
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那三条槽,就算球体是天然形成的,槽也是人工削刻出来的。这些无法用天然形成来解释的事实,太神秘了。
南非矿井深层的金属球揭开了一桩神秘的史实——28亿年前,那里存在过高级智慧的生命。
第七章 异常古老的人类化石
19世纪和20世纪初,科学家们在异常古老的地层中,不只是发现了石器和其他文明遗迹,还有人类——具有现代体型特征的新人[1]化石。
尽管这些化石开始很受重视,后来都销声匿迹了。不是因为它们不科学,而是因为这些实例太影响主流思想了。所以现在给人的印象是,19世纪50年代发现尼人后,在90年代爪哇猿人出土之前,什么人类化石也没找到。
第一节 特伦顿——10.7万年的新人
1899年12月1日,沃克(E. Volk)在新泽西州特伦顿(Trenton)市挖出一根人类大腿骨化石,地点在市区横穿汉考克(Hancock)大街南部的一段新修的铁路旁边。沃克在皮博迪(Peabody)市“美国考古与人种学博物馆”工作,该馆属于哈佛大学。
该化石埋在地面以下91英寸(2.3米),位于一条小矿脉上。沃克说:“化石上方4英寸的地方明显是股骨滑落前的位置。”他给化石做了原位照相后,说化石上方两侧的地层都没有翻动过,股骨已经完全石化了。
1899年12月7日,沃克故址重回,在股骨化石出土点西24英尺外,挖同一地层时,又挖出了两块颅骨,其地层也未翻动过。
1987年7月30日,新泽西州地质局的维特(R. Witte)的信中告诉我们:那件遗址的地层是桑格门(Sangamon)间冰期的,距今10.7万年,而进化论标定现代人出现的非洲的时间是距今10万年,迁移至北美是1.2万年前,最多能接受距今3万年。
难道化石是从上层掉下去的吗?沃克指出上层是红色和黄色土,但化石是白垩色的,与下层砂土色泽一致,所以就是下层原位埋存的。
因为特伦顿的化石是新人类型的,史密森学会的赫立西克(A. Hrdkicka)就认为一定是近代的东西,因为他希望真正的10.7万年的股骨应该显示与原始特征。他凭此猜测:“那个样品的年龄只能用地质学证据推算。”但他没能指出人家的地质学鉴定有任何毛病。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几个更新世纪中期地层发现了人类化石。这些地点包括佳丽山(Galley Hill)、木林奎农(Moulin Quignon)、克利希(Clichy)、拉丹尼斯(La Denise)和伊普斯威奇(Ipswich),虽然有人对此展开猜疑战术,无根据地说成:上层侵入、误报、行骗。为了全面取证我们也收录了上述意见。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更有理由相信这些新人型的人类化石是中更新世的。距今100~150万年。
[1]新人:指Sapiens,也译作现代智人,以区分于古代智人(Homo Sapiens)。
第二节 佳丽山——33万年前的新人
1888年,伦敦佳丽山(Galley Hill)附近,挖出了人骨架化石。从地表往下是10~11英尺厚的沙层、肥土层、砾石层,再下面是白垩沉积岩。工人奥索普(J. Allsop)告诉外交部的化石收集员埃勒特(R. Elliott):他挖到的化石紧紧埋在地下8英尺(2.43米)处,在白垩层以上2英尺。
奥索普只取出了颅骨,其余的骨架留在原位没有动。埃勒特说:他看见骨架紧紧埋在地层中,“仔细检查地层,没有发现以前有搅动过的痕迹。”埃利特挖出了骨架后来交给了牛顿(E. T. Newton)。牛顿发表了论文,给化石鉴定了一个相当古老的年龄。
一个叫黑斯(M. H. Heys)的中学校长,在骨架化石挖出之前看过地层,也看到过挖出的颅骨。他证明说:“任何有头脑的人,看了现场的情况都不会有怀疑。地层以前没有翻动过,工人一挖即知。化石也不可能是埋进去的。”
佳丽山遗址还出过了大量的石器。
现在认为:佳丽山的遗址是侯斯坦(Holstein)间冰期的,距今33万年。解剖学判断,骨架是新人类型,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现代人10万年前刚在非洲进化上来,最终迁入欧洲是距今3万年的事。
佳丽山的化石,现代古人类学者何以为对?尽管埃勒特和黑斯的垂直地层分析和原位埋存证据确凿,奥克雷(K. P. Oakley)和蒙太谷(M. F. A. Montagu)1949年还下结论说:骨架只有几千年,因为没有完全石化,这几乎符合今天所有古人类学家的进化观念。不过,他们犯了三个错误:
第1个错误,是他们凭骨骼没完全石化,来断定它是近代的。石化的快慢与埋存环境有关,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不同地点骨骼的石化程度不能作为粗略定代的依据。
第2个错误,是以化石含N(氮)量与其他遗址的近代化石的一致来断定化石出自近代。蛋白质中的N会随着时间而散失,但散失速度,也因掩埋环境而异,尤其是佳丽山遗址的肥土,那是,已知的一种可以长期保存骨N量的粘土。另外有许多实例,表明化石中的蛋白质保存了上百万年。所以N含量不能作依据。
第3个错误,是用F(氟)含量与异地晚更新和全新世的F值相近,来判定该化石年纪不大。骨从地下水中吸收F,但地下水的含F量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所以,异地的化石F值不能横向比较。
所以,奥克雷和蒙太谷的证明不能成立。
80多年后,大英博物馆研究室用碳-14给佳丽山化石定为3310年,他们的方法如今已被开除了。因为空气中的CO2(二氧化碳)会对样品造成污染,在博物馆陈列了80年,碳-14的结果只能是假年幼。
为了击沉埃利特和黑斯的原位埋存证据,奥克雷和蒙太谷还用了其他猜疑手段,比如:化石太完整了,显然是近代有意埋进去的。
该说法没有事实根据,猜忌的本身也不合理。前文已给出了充分的地层未翻动过的证据,而且,化石的肋骨脊柱,前臂、手、脚全部缺失,埋这样不完整的东西干什么?应该知道,著名的南猿露茜,骨架更完整,没人怀疑它是人埋进去的;个别完整的直立人、能人化石,谁也不说人埋的可能。因此,他们的猜疑本身也难成立。……
可见,佳丽山的新人化石,展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史实。对它的争议必然会出现,但反对者没有事实根据,理论依据也错误重重,凭猜疑来攻击,本身已捉襟见肘。
第三节 木林奎农——33万年的新人
1863年,在法国的阿布维尔(Abbeville),德珀泽斯(J. B. de Perthes)在木林奎农(Moulin Quignon)的坑里挖出了一个新人下颌化石。化石出自黑砂层和砾石层,同层还挖出了阿舍利型的石器。该层位于地下16.5英尺(3.8米),年代与侯斯坦间冰期一致,距今33万年。
消息一出,英国的杰出地质学家闻风而至,开始还很有兴趣,可后来当有人指出德珀泽斯收藏的石器中有工人蒙他的假货时,科学家开始怀疑下颌的真实性,他们把一枚和下颌一起挖出来的牙齿带回英国,切开后发现保存得太好了,这更加重了他们的疑惑。不过,许多人类学家说过:年代特别老的牙齿常会保存得很好。
下颌的颜色也在表面,容易刮下来,一些人把这看作是假货的证据。但英国人类学家凯斯爵士说这些“如玉之暇,暇不掩瑜,不能掩盖化石真实性。”
1863年5月,英国地质学家与法国同事们在巴黎开会,讨论该化石的地位问题,联席会议上,大多数人认定化石是真品,只有两个英国学者反对,但这两位持续的反驳,把大多数学者拉到了他们一边。
凯斯说:“1880~1890年间,法国人类学家一直认为化石是真品,后来才不再把它列入古人档案,现在的人已经认为该化石—钱不值了,我们看到它被贬逐遗忘的时间,正是尼人被树立进化论的更新世标杆的时候。那个化石就没人理会了。”
也就是说,科学界尊尼人为祖,而木林奎农的化石大唱反调,意味着尼人之前已有现代型的人类存在了,怎能为主流理念所容的?但今天,认尼人为祖的观点已不时髦了,但这并没有给木林奎农的化石平反。
上述信息确实难以断言该化石的真伪。如说它是真的,那相伴的石器中的假货如何解释呢?可是下面的事实会印证化石的真实性,而几件假石器不过是以假乱真的东西,不能因之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德珀泽斯遭受抨击之后,依然坚持已见。为了证实自己的发现,除了在那处遗址继续挖掘外,他又开辟了几个挖掘点,以提供更多的佐证。在几位训练有素的科学观察员在场、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在同一层又挖出了更多的骨骼和牙齿化石,都是现代人类型的。这些有力证明了30万年前的欧洲已经出现了现代体型的人类。也有力地印证了前者的下颌是真品。这些重要的发现这里就恕不详述了,克莱默将出书专门讨论。
第四节 克利莱——33万年的新人
1868年,伯传德(E. Bertrand)向巴黎的古人类学会报告了他发现的人类化石:颅骨,一根大腿骨,一根胫骨和一些足骨,出自克利希大街(Avenue de Clichy)的采石场地下5.25米深处,这样的深度也排除了近代埋入的可能,凯斯爵士认为那一地层的年龄和佳丽山的新人化石年代一致,距今约33万年。
但德莫提理说:当地一个工人告诉他,他曾在坑里藏了副骨架,但这含糊其词的说法查无实证[1]。
即便听了德莫提理的故事后,仍有许多科学家认为那些化石是真实的。比如,海米(E. T. Hamy)教授说:“我看伯传德的新人化石没问题,那不是那处遗址第一回挖出人类化石,我们的同事——令人尊敬瑞博克斯(Reboux)在该遗址几乎同一深度(4.2m)也挖出了一组人类化石,已经带给我做研究了。”
凯斯报道说:开始几乎所有法国的权威人士都认同伯传德的发现。后来,尼人被认做人类的更新世祖先,他们生存于距今3~15万年间,而克利希的化石不但早于尼人,还是现代人类型——成了进化论的死敌,所以就被法国学者开除了。
伯传德给人类学会的介绍中,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他说他在发掘那副骨架时,在骨架中有一根尺骨,他取出尺骨时化石碎了。这么脆的化石,不可能是从上边埋下去的。那样早就碎了。这也印证了克利希的现代人化石是真实的考古证据。
注:[1] 后埋的骨架很容易看出,地层翻动的痕迹普通人都能看得出来。
第五节 伊普斯威奇——33万年前的新人
1911年,莫尔(J. R. Moir)在英格兰东部靠近伊普斯威奇镇附近,在一层冰川石砾层的粘土层以下,挖出了一个新人化石。我们从不少二手资料中了解到莫尔后来变了主意,认为化石是近期的,但我们深入研究之后,发现莫尔后来的推断很难成立,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该化石可能十分古老。
化石在地下1.38米,介于一个巨砾沉积层与冰川砂土层之间,年龄在40万年。莫尔考虑到了近代埋存的可能,他仔细检查之后,确证地层没有翻动的痕迹。凯斯爵士说,骨骼的状况与其他冰川砂土中的更新世动物化石一致。
这个反常的发现激起了广泛的反对,凯斯写道:如果骨这个化石人有些原始,象尼人一样,谁也不会怀疑它,在这样一个假设下——新人应该是近代起源的,所以太古老的新人化石就都容不下了。
莫尔并不屈从于反对的压力,依然认为化石是40万年前的。怎么后来变了呢?因为他在附近同样深度的地层挖出了先进的石器,很像3万年前的奥瑞纳文化的工具。
莫尔的陈述中,我们没找到什么理由能让我们接受骨人化石也是3万岁的结论。那种先进的石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有的年代远远超过3万年,第6章中,我们介绍过墨西哥霍亚莱克的石器至少20万岁,加州金矿的石器有的年龄竟在3300~5500万年,因此,莫尔凭形态来定化的方法是错误的[1]。
莫尔也没有给出地质学证据证明化石上面的巨砾层是近代沉积的淤泥。因此,只有相信莫尔的原始报告和英国地质局的勘察结果。
冰川砂石中的人化石年龄,应该在上层——33万年的豪克斯年(Hoxnian)间冰期形成前,在下层——10万年的安格鲁(Anglien)冰期之后。也有学者认为民德冰期(即安格鲁冰期)应始于60万年前……因此,那个化石代表的现代人至少生活在33万年前,而目前进化论断言人类出现在欧洲只有3万年。
注:[1] 关于形态学定代的错误,我们将在第10章详细讨论。
第六节 拉丹尼斯——反常的新人化石
19世纪40年代,法国拉丹尼斯(La Dedise)的火山岩层中部出土了一些人类化石,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一块前额骨。凯斯爵士说:“这和现代人的前额骨一致。”
化石出自两层火山溶岩层之间,上层是晚更新世的,下层是上更新世的,这样颅骨的年龄在10~20万年之间。
我们无法知道它更确切的年龄,因为它不仅打破了主流理论的信条——距今3万年的欧洲才有现代人,还有更古老——上百万年的可能,所以,也收录到了本书中。
第七节 阿马塔——40万年前的场景
阿马塔(Terra Amata)遗址位于法国的地中海南岸。20世纪60年代晚期,法国古人类学家德鲁雷(H. de Lumley),在那里发现埋柱子的坑和卵圆形石头地基,还有用火的遗迹,显然是古代的临时住所。用火遗物经鉴定,得出的年代是40万年前。
遗物中有骨器,其中有一把骨锥,显然是用来缝兽皮的遗址地面上一些凹痕,显示出当年坐卧的兽皮上的情形。还发现了石器,其中一个飞枪头,是30英里以外伊斯特尔(Esterel)地区的火山岩做的。
不过当时没发现古人化石[2] 。1969年,德鲁雷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论文介绍了阿马塔的考古发现,他报道了一个右脚印化石,9.5英寸长,保存于砂岩中。从可找到的资料来判断,脚印与现代人的一致。它有力地加重了中更新世(40万年前)人类证据的分量。
第八节 阿根廷——百万年的新人颅骨
最能证明百万年以前人类已经存在的证据出自阿根廷。1896年,布宜诺斯爱丽斯的工人,挖到了一个人类颅骨化石(图7.1)。这是工人们打穿了一层坚硬的石灰岩,挖到井的底部才发掘出来的,出土位点比拉普拉特(La Plata)河床低11米。
工人把颅骨交给了监工朱诺(Junor)先生,他是布宜诺斯爱丽斯港分部的一位资深白领。在港口工作的工程师辛普森(E. M. Simpson),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根廷古生物学家F•阿米吉诺。阿吉米诺认为化石是上新世的,应是智人的祖先。史密森学会的赫立希克鉴定后说颅骨和现代人的一致。
赫立希克说:颅骨埋存于“前恩西纳丁地层(Pre-Ensenadean),现在地质学家认为这一层的年龄至少在100~150万年,即使是100万年前,出现了现代型的人类,即使不在南美洲,也太反常了。挖掘化石的工人组长克拉克(J. E. Clark)也证实:“那化石就是原位埋存的。”
陪同赫立希克去阿根廷考察过的维利斯(B. Wollis)见了朱诺后说:“颅骨化石出自那个井底。监工说这是工人告诉他的。但年代太早了,所以必须公开、严肃地质疑。”接着,他提出几个无根据的猜测,来解释化石如何跑到井底,埋了起来。
他的同伴赫立希克认为:颅骨的现代形状,足以说明是近代的,这种偏见在他1912年的书中直言不讳:“那些和现代人没有区别的古人化石,只能从形态学判断年代,它的地质学埋存位置和年代如果早于近代地层,很可能不是原位沉积的,所以没有价值。”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形态学定代”,这个错误的方法,成了一些人的公式。他们不去研究真实原位埋存的真实地层,而是用观念来修改事实。
第九节 南美直立人化石——消失在博物馆中
在继续挖掘人类证据之前,我们来看一个进化论无以面对的考古发现——南美直立人。
1970年,加拿大考古学家布莱恩(A. L. Bryan)在巴西博物馆里发现了一个类人生物的颅盖骨化石,特别厚,眉脊很高,很像直立人的头骨,颅盖骨出自巴西圣拉革(Lagoa Santa)地区一个山洞里,当布莱恩把照片交给几位美国体形人类学家时,他们不相信它出自美洲,凭空猜测它是赝品,一个石膏像,或者从旧大陆混入巴西博物馆的。
但布莱恩反驳说:他和妻子都会是研究人类化石的行家,都研究过那块化石——那就是个真实的、高度化石的颅盖骨,而且不可能是旧大陆的博物馆转来的,因为它与旧大陆重要博物馆记录的直立人颅盖骨化石都不同。
这块化石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在巴西任何时候挖到直立人的化石都是进化论的宿敌。古人类学家的标准观点是只有现代人近代才迁入北美洲,再扩散至南美洲。科学态度是允许改变观点的,但变了这个观点,承认美洲有过直立人,意味着了进化论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了[1]。
不可思议的是:该化石竟神秘地消失了,就在布莱恩检查了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反常化石——莱克(H. Reck)在奥杜韦入口(Olduvai Gorge)发现的过于古老的完整的新人头骨,也在博物馆神奇地消失了。这两综反常实例,我们至少还在它们被隐匿前查到了记录,是否还有另外的反常实例在博物馆中被误用或者没报道就为地被过滤掉了呢?我们不得而知。
注:[1] 如果接受了这个证据,人类起源就成了多元论,这是进化论无法接受的。因为基因的精密稳定性和复杂性已经使进化的概率低得不可思议,有学者说:“比狂风把飞机零件吹成完好的波音747飞机还低。进化论在理论上——通不过数学上的‘小概率事件实际不可能原理’,在事实上——也没找到基因突变产生更高等性状的实例。进化论一方面把“种内变异”也当做进化,回避变异无法打破“种的界限”的问题,另一方面干脆不提进化概率低的“结症”。二元起源论又把这个概率平方了,两条不相干的进化路线竟然进化出了几乎一致的新人?!这种巧合自己都容不下了,所以进化论坚决打击二元论。
第十节 福克斯豪——250万年前的人下颌
1855年,在英格兰福克斯豪镇的一个采石场挖出了一个人类下颌(图7.2)。镇上一个药剂师泰勒(J. Toylor)用一杯啤酒钱从工人那儿买了过来,他告诉了克莱尔(H. Collyer)――当时定居在伦敦的一位美国医生。
他得到它后,到劳先生农场上的采石场考察。他标注说化石埋存的地层在地下4.9米处,化石被铁红色染透了,和那里的红岩地层颜色一致。
克莱尔说:“这个下颌是已知的最古老的人类遗骨。”它和莫尔后来发现的石器工具是同一个地层,其中埋存的东西年龄都在250万年以上。克莱尔认识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化石,于是把它拿给英国各类学者,其中有赖尔(C. Lyell)和赫胥黎(T. Huxley),他们都对它的巨大岁数表示怀疑,例如,赫胥黎认为那是一个已经灭绝或畸形的人种。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那个错误信念在作怪——任何人形的化石不能太老。
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本(H. F. O*****orn),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文章说:莫尔发现的远古石器和福克斯豪的下颌在同一地区,他不知道为什么上述反对的科学家不亲自调查一下?他们只是不信,奥斯本说:“可能是因为下颌不原始。”当然,骨没有完全石化,但同样古老的许多化石也没完全石化。
不久,下颌也同样神秘失踪了。现代权威人士几乎从不提它。而提它的人反要被挖苦一番。比如布尔在《人类化石》一书中说:“谁注意象这样的东西(福克斯豪的下颌),就太缺乏批判的素质了。”
别忘了,许多公认的化石和古人遗迹都是没文化的工人发现的。比如,大多数爪哇猿人化石都是当地人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的地表发现,连位置都不记录,却被公认了。海德堡下颌是德国工人发现的,也是工头交给科学家的,这些发现科学家都能认真考虑,为什么那么排斥福克斯豪的下颌呢?
当这个反常的事实证据对经典的爪哇猿人和海德堡人构成的威胁的时候,却神秘地消失,也许是上乘策略吧!
让人无奈的是:北京猿人的化石在二战期间也消失了,却并没有影响它们作为进化论的证据!?
第十一节 卡斯滕都——严谨证据攻防战
几百万年前的上新世,阿尔卑斯山的南麓还是一处温暖的海洋,那里沉积了层层的珊瑚和软体动物化石。地质学教授拉格佐尼(G. Ragazzoni),去了布雷西亚东南6英里的卡斯滕都(Castenedolo),在一个叫柯里德温托(colle de Vento)的小山基部,一个暴露有地堑的上新世地层,去采集贝壳化石,他报道说:“沿着珊瑚构成的古海岸搜寻贝壳时,我发现了一个头骨的顶部,被那一层的珊瑚片和蓝绿粘土的混合沉积物紧紧埋着,挖出这块颅骨时又相继挖出了胸骨和上肢骨化石,显然是一个人的。”(图7.3)
他把化石拿给地质学家斯道帕尼(A. Stoppani)和居里奥尼(G. Curioni)看,他们却持否定态度。他说:“因为没有太可信的环境证据,他们认为这是近代埋存入的。”
“于是我把骨头扔了,”拉格佐尼说,“没什么遗憾的。尽管那两位学者那么说,因为我是在珊瑚和贝壳沉积层里边发现的,我还是觉得它像是被海浪冲到那儿的,然后被珊瑚、贝壳和粘土埋上的。”
事情并没有结束,他始终有疑虑,毕竟化石很可能是上新世的。他写道:“因此,我不久又回到那处遗址,就在与第一次发现相同的条件下,又挖出了一些人类化石。”
1875年,在拉格佐尼的提议下,杰曼尼(C. Germani)在卡斯腾都买了那片地,向农民出售那里的贝壳质粘土,作为高磷肥料。拉格佐尼向矿曼尼说:“我向杰曼尼解释了我挖出的化石,请他在挖地卖肥料时,一旦挖到新化石时告诉我一下。”
1879年12月,杰曼尼果然在距首次化石发掘点15米处发现了人类化石。并于1880年1月2日告诉了拉格佐尼。拉格佐尼回忆说:“第二天,我和助手弗拉卡西(V. Fracassi)去了那里,亲自挖掘。”挖出的化石有人的颅骨、牙齿、脊柱、肋骨、胳膊、腿和足骨化石。
接下来收获更多。1月25日,杰曼尼给拉格佐尼带去了一些牙齿和下颌碎片,它们出土位点距月初的化石挖掘点2米。拉格佐尼返回那里,挖出了更多的颅骨、下颌、脊椎骨、肋骨和一些牙齿。他说:“这些都被粘土、珊瑚和贝壳碎片垂直覆盖着。这就排除了后来人埋进去的可能相反却印证化石是海浪冲击到那里沉积下来的。”
2月16日,杰尼西又报告挖到了一具完整的人类骨架,拉格佐尼回去指导了发掘工作,这副骨架被封在一大块兰粘土中,挖开之后,发现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妇女的遗骸。
拉格佐尼说:“整副骨架被1米厚的兰粘土包埋着,呈现一致的沉积特征,地层没有任何搅动过的痕迹……”
简言之:任何埋葬,必定留下明显的不同颜色的矿物混合的痕迹。地质学家拉格佐尼检查后没发现任何上述迹象,而兰粘土本身的沉积层理也清晰一致,也没翻动过。
他还考虑到一种例外的情况:是否水流把蓝粘土沉积层冲出了洞里,这样新物质层层沉积在上面,也没有地层翻动的痕迹。不过这种可能也被后来的发现排除了。他说:“1月2日和25日在2米厚的兰粘土挖出的化石,(图7.3)和珊瑚岩层之间……2月16日用品挖出的另一具化石,上面覆盖的兰粘土上有1米厚,显示出缓慢自然沉积的特征。”因为与同层兰粘土沉积层理一致,所以说“被流水冲成过洞穴”的猜测不成立。
现代地质学家把卡斯腾都的兰粘土定位于上新世中期,距今300~400万年。
1883年,罗马大学的解剖学家瑟吉(G. Sergi)教授走访了拉格佐尼,并在布莱西亚技术学院亲自检查了那组人类化石,他发现化石分属4个人:一个是成年男子,一个成年女子,两个孩子。
上述三次考古发掘,都没有发现任何地层翻动过的迹象。
瑟吉教授也亲自考察了卡斯腾都。他记道:“1883年4月14日,在拉格佐尼的陪同下,我去了那处遗址。1880年在那儿挖的坑堆还在,地层层理分明……如果是埋进去的,地层就不会像这样层理完好一致了。上面的红色土就会泯入下层了,这种混杂普通人都能看出来,别说专家了。”
他还记道:除了那具几乎完整的妇女遗骨,大部分骨头都分散在兰粘土下的珊瑚和贝壳之间,就像在一个水平界面上一样,从而支持了这种解释:这些人同时沉积在浅海床上,后来骨头被海水搅散。
瑟吉还说:“那具几乎完整的妇女骨架,姿势是脸朝下的,埋葬不会有这种姿势。”
瑟吉证实:这些化石是第三纪现代型人类的遗骨,对于否定意见,他说:“由于先入为主的理念,铸成了对第三纪人类遗迹的全盘否定趋势。我认为这是一种学术偏见。自然科学应当摆脱这种偏见。”
然而,这种偏见延续至今。瑟吉还说:“这种独裁性的科学偏见,压制了所有第三纪的人类证据,不择手段”。
除了瑟吉教授,还有一些学者支持卡斯腾都的第三纪人类化石,德夸垂菲吉斯(A. de 下简称德)即是其一,第二章介绍过他发现的远古石器。他在《人类》(Races)一书中写道:“拉格佐尼的发现没什么可怀疑的……如果那些化石埋在第四纪地层,谁也不会怀疑其真实性。反对派只是引经据典地猜疑,没事实根据。”
1889年,该遗址又出土了人骨化石,但这回的发现却被人借题发挥,硬给以前的化石蒙上阴影。
拉格佐尼请瑟吉和伊塞尔(A. Issel)来鉴定新发现的化石,它位于贝壳地层,瑟吉报道说他和伊塞尔认为这是近代埋入的,因为骨骼位于贝壳岩层的裂缝里,而且显出了埋入的痕迹。
但伊塞尔的论文借题发挥,把该遗址以前的古人化石也说成是埋进去的,在脚注中,他竟声明瑟吉也同意这一点,对于科学主流派来说。这显然已平息了争议。
但瑟吉后来说:伊塞尔搞错了,尽管1889年发掘的化石是近代的,他从没否定该遗址以前发现的上新世人类化石。
可是,伊塞尔的错题发挥,已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而瑟吉又没再与他对质。以至后来对卡斯腾都的古人化石,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冷嘲热讽。
还有一个歧视卡斯腾都考古发现的典型。麦卡利斯特在1921年版的《欧洲考古学教程》一书中说:“不管怎么看得这个发现,都得严肃地研究分析。那是名符其实的地质学家拉格佐尼发现的,经过了名符其实的解剖学家瑟吉的鉴定……一定是哪儿搞错了……如果真是原位埋存的话,就意味着一个异常的漫长的进化停滞,一定哪儿弄错了。……接受这个反常事实证据,会产生太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并将导致对权威进化论是取是舍的根本质疑。”
这里,我们又一次目睹了科学家们先入为主的进化偏见。足以歧视一项有严谨事实证据的高质量研究,将之以猜疑拒之门外。
他还引述伊塞尔的文章证明自己的观点,以为伊赛尔的借题发挥,真能抹掉卡斯腾都所有的发现……
另一个显失公正的例子是《人类化石》一书,布尔和瓦洛斯(Vallois)说:“显然卡斯腾都的遗址展示近代埋入的古人化石。”书中只有这一段介绍,对该遗址以前的没有近代埋入痕迹的上新世地层化石,则密而不宣。
还有一处错误引述:“1889年伊塞尔教授报道了那里出土的一个新化石,他发现那里所有的化石都被盐浸泡已久,唯有人的新化石例外。”实际上,1889年伊塞尔的原始报告中,只描述了1889年新发现的一个人化石,并没有用“盐”这个词,而是用的海洋性地层。
还有学者用很不严谨的化学和同位素分析,来否定卡斯腾都化石的古老年代。1980年,奥克雷发现卡斯腾都的人骨的N氮含量和意大利其他遗址晚更新世和全新世的化石含N量一致,但是,骨N的散失速度因地而异,横向比较不能确定年龄,卡斯腾都的粘土正是保存骨N的最好环境。
骨中的F含量较高,因为骨缓慢地从地下水中吸收F,奥克雷认为可能那儿地下水含F量高,所以骨骼短期就能从地下水中吸收大量F,这是用瞎猜来自圆其说。
化石还有很高的铀含量,这也是古老化石的特征。
碳14的同位素测定几块化石给出了一个“假结果”——958年。这个结果跟质疑佳丽山的远古人类化石一样,样品暴露于空气中,即被CO2污染,给出的结果比实际年龄小得多,该法现在已被废弃了。
卡斯腾都的例子展示了古人类学研究上的一个缺陷。
1860年和1880年,把化石定为上新世年龄已被确证了。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拉格佐尼仔细观察记录了遗址的特征仔细搜索也没发现任何地层搅动过的痕迹。他适时地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只是因为化石岁数太大,又太现代化了。才遭到凭空的各路非难。比如有人凭猜来否定它:麦卡利斯特说:一定是哪儿搞错了。
如今的人类起源论统治着学术思想,麦卡利斯特的观点就是它的产物。一百多年来,认为人是从猿类祖先进化来的观点,指引着学者们仔细筛选考古证据,剔除不利事实。同比,当你读到书上关于进化论的部分时,一定会想:“进化论一定是对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在证实它。”——这是教科书的误导,因为他们为证实进化信条而筛选了事实证据,又做了全面倾向进化论的解释,同时,压制了大量反面事实和研究成果。
第十二节 萨伏纳——完整的上新世人
我们再转向意大利另一处上新世的人类遗址——位于热那亚西30英里,里维埃拉(Riviera)的一个小镇——萨伏纳(Savona)。19世纪50年代建教堂时,人们在地下3米以下发现了一具现代型的古人化石,其地层距今300~400万年。
1867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伊塞尔提交了萨伏纳人化石的详细报告,他宣布“化石与所在地层是同期的”。
但德莫提理1883年说:那里的上新世地层是在浅滩中沉积形成的,有一些的动物化石,而人的骨架姿势完好,他反问道:“这不是说人是后来挖坑埋进去的吗?”
可是,1871年在波伦亚(Bologna)举行的国际史前人类学与考古学大会上,一位当时在发掘现场的牧师格莱加斯提交的报告指出——不可能是挖埋进去的。这位古生物学的学生说:“这个人的姿势是四肢前后伸展,头向前下方略低,就像人溺死在水中的姿势,人能以这个姿势入葬吗?这具遗骨沉积在一块大石头旁边,表明很可能是被冲到那儿的。”
他进一步说:“如果是挖埋进去的,上层会留下明显的翻动混乱的迹象。但是,上层含有白石英砂,与下面的上新世地层泾渭分明,细察也看不到混淆的痕迹。这足以证明化石是上新世原位沉积的。最大和最小的骨腔中都填进了上新世地层的粘土……”他还说粘土现在又干又硬,化石在地下3米,这个深度对近代的埋葬来说也太深了……
第十三节 阿根廷——300万年前的人骨
第5章我们曾讨论过阿根廷蒙特赫姆索(Monte Hermoso)石器,用火遗迹,现在,我们来分析那里的人类化石——一枚寰椎——最上端的一块骨脊柱。
19世纪80年代,拉普拉它(La Plata)博物馆的彭子(S. Pozzi)在蒙特赫姆索的上新世地层里挖到了那枚寰椎,化石上还粘着上新世沉积层的黄褐色土,其年龄在300~500万年。
它在博物馆里放了好几年,人们才觉得应该给它验名正身。尼人化石也是在博物馆里冷落多年才被发现的。第8章我们还会看到,后期的几个爪哇猿人化石——三根股骨,是在博物馆化石箱里呆了30年,才被挑出来,没有标签,来历不明,埋存位置没有,凭听说就成了公认的证据。所以,这并不奇怪!?
去掉粘着的上新世粘土后,科学家们仔细研究了这块化石,F•阿米吉诺判断它的确是上新世的,他认为骨骼较原始,应该是人的一种象猿的祖先。
但赫立西克确凿地指出:寰椎就是现代人类型的,他和阿米吉诺一样,认为上新世的化石应该很原始。在他看来,如果骨骼是现代特征,不管出自哪个地层,都应定为近代的——只要有侵入埋存的说词就行了。
但是,还有别的解释——在300万年以前就有新人在那里生活了!现代型的人骨化石完全包埋在上新世地层就是证明。不管怎样,赫立西克认为该化石值得“走出神秘”。他说不然的话,进化论就摇摇欲坠了。
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学者依然认为该化石还是没摆脱神秘,它还在证实一个为主流进化论所不容的观点——现在阿根廷的位置,300万年以前生活着现代类型的人类。
第十四节 阿根廷——200万年前的新人
1921年,维奈提(M. A. Vignati)报道他在阿根廷米拉马的上新世晚期地层发现了人类化石——带两枚臼齿的下颌。在这之前,那里还挖出了一些石器和一个刺有枪尖的动物股骨(图5.1)。
人的下颌化石是博物馆的化石采集员帕若迪(L. Parodi)发掘到的,鲍曼报道说:“化石埋在于岸壁很靠下的卡帕马拉兰(Chapadmalalan)地层,位置与海平面大约持平,年代约在200~300万年。”
鲍曼开始猜疑了:“报纸登载了爆炸性的新闻标题《世界最古老的人类化石》,但所有鉴定过臼齿的人都说它和现代人的臼一样。”
鲍曼这里想当然地以为:“与现代人一致”=“近代”。除此之外,他没提出任何证据。
第十五节 金石县金矿——第三纪人
第五章中,我们讨论了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山脉金矿里挖出的精美石器,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那里挖到的人类化石,年龄在900~5500万年间。
1886年2月,在加州金石(Calaveras)县天使溪(Angels Creek)附近的秃山(Bald Hill)金矿,矿主马提林(Mattison)先生在地下130英尺的砾石层挖出一个人颅骨化石。该砾石层靠近古河床,位于好几层相异的火山沉积带下,该地层的火山喷发从渐新世(3800万年前)开始,一直到900万年前的上新世才停下来,那么化石的年龄最少也在900万年以上。
颅骨发现后,马提森先生把它交给了当地一家快运公司的代理人斯克莱纳(Scribner)先生。斯克莱纳的秘书马休(Matlhews)擦掉了大部分粘土后发现是个人类的颅骨,便把它送给乔尼斯(Jones)博士。乔尼斯便给旧金山的地质局写信汇报了这个情况。一收到回信,他就上交了颅骨。地质学家惠特尼(J. D. Whtney)仔细鉴定之后,立即去了该遗址。
惠特尼亲自垂询了马提森先生有关情况认为他和斯克米纳先生都值得依赖。
1866年6月16日,惠特尼向加州科学院提交了一份该化石的研究报告,证明化石出自上新世地层,一时在美国引起轰动。
惠特尼后来说:“这个国家对学术信仰的压制在这里充分展露出来……几乎一致地给它扣上骗局的帽子。”而且,是在报纸介绍了他的发现之后,“骗局说”才应运而生。
编制帽子的不是记者,而是史密森学会的福尔摩斯等人,他在走访金石县时,专门从一些认识发现者的人那里搜集他希望的证据,以提出置疑化石的可能。但是“骗局说”版本太多,有些版本说信教的矿工把颅骨埋存那儿,专骗地质学家惠特尼;有的说:埋化石是为了骗别的矿工,有的说马提森的朋友把颅骨埋在那儿跟他开了个玩笑……这些自相矛盾的猜疑,实际上给“骗局说”本身贴上了谣传的标签。
随后,他去了麻省的皮博迪博物馆,亲自检查那个颅骨,得出的结论是:“颅骨不是在第三纪地层中挤动碎裂的,也不是在马提森的矿山砾石层中挖出来的,也不是第三纪的人类化石。”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的普南(F. W. Putnam)博士说颅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出自矿山的沙砾层。加州大学的辛克莱说,颅骨上粘附的东西不是来自金矿砾石层;他认为可能是埋在山洞里的,印第安人常在那儿葬死者。
但另一方面,福尔摩斯报道:“道(D. H. Dall) 博士说,1866年在旧金山,他对比了该化石上沉积的物质和金矿砾石层的沉积物,二者在各方面都极为一致。”1882年的《美国自然学家》上,艾瑞斯(W. O. Ayres)发表文章说:“惠特尼一拿到化石,我就仔细做了鉴定,它外面不仅沉积着砂砾物,骨腔里也填有同样的东西,那种东西特别软,是我曾见过的最软的沉积物,它正是金矿中的古老沉积物。”
艾瑞斯记录道:“有人说这是个近代颅骨,埋了几十年成了这样,这种说法是没调查过的人的胡猜……骨腔里填满了固化的凝结砂砾土,这只能在埋存地层是半流体的软淤泥时,才能形成,而金矿砂砾层是软淤泥的时候,不可能是近代。”
惠特尼在对化石的原始记录中,注明颅骨已经高度石化。这是古老化石的特征,但福尔摩斯解释说骨头也可能在几百几千年石化。不过地质学家贝确定尔(G. Becker)1891年报道:“我发现了许多有力的分析判断,都证明化石出自金矿火山岩帽下的砂砾层,麦瑟斯(Messrs) ,金(C. King),马什(O. C. Marsh)普南(F. W. Putnam)和道(W. H. Dall)都证实了这一点”。他还介绍了这些学者的身份:金是美国地质局的著名地质学家,马什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是研究恐龙的先驱,1883~1895年连任国家科学院的主席,普南我们介绍过,只有他后来变了主意,认为化石可能出自洞穴。
……应该注意,人颅骨不是孤立发现的,附近的同期地层挖出了大量精美的石器,而且后来那里又出土了相关的人类化石。
因此,这个年龄在500万年以上的人颅骨,不经慎重考虑就被拒之门外的做法欠妥。1928年,凯斯爵士写道:“这个发现不该被剔除。这些早期人类存在的证据此起彼伏,把专家们的进化信条打击得濒临崩溃了。”
第十六节 托伦县金矿——第三纪人
1873年1月1日,波士顿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主席看到了温斯楼(C. F. Winslow) 先生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加州托伦县平台上挖出了人类化石。那是1855年或1856年的发现。
详细情况是目击者艾凯(O. B. Akey)上尉告诉他的,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比著名的金矿第三纪人的报道(见上节)约早10年。
温斯楼说:“我参观矿区营地时认识了埃凯上尉,他是加州志愿者公司的前任指挥,在加州名人中的知名度很高,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得知1855~1856年间,他和工人们到托伦县平台距悬崖项200英尺(61米)的地层作业,寻找金矿带,他说在隧道180~200米深处距他的工作面50米处,在同一地层挖出一幅完整的人类骨架化石。由他认识的工人们取出来的,但想在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他没看到骨架原位沉积的样子,他看到时,化石已经放在一个盆里了。所有化石都是矿工自己挖出装箱的,现场的人说,骨架在沉积层中一定保存得十分完好,但不知道这些化石后来到哪儿去了,他只能证明这个发现是真实的。骨架保存完好,只是颅骨在右太阳穴破了个洞,不知是不是挖掘时弄破的……化石沉积处的砾石层比较潮湿,有水向隧道口流出,在骨骼沉积处,还发现了一棵松树化石,60~80英尺长根,端直径2~3英尺。埃凯上尉和工人一同进了坑道,查看了骨架沉积的位置。他看到了那里原位沉积的松树化石,敲下了一块样品。现在他记不清那个隧道的名字,只记得在特纳平台(Turner's Flat)对面,“粗备隧道”(Rongh and Ready tunnel)1/4英里处……
化石沉积的地层的年龄为3300~5500万年,如果化石不是后来侵入的,那就是它的年龄,不过我们没查到任何侵入的证据。
温斯楼博士没见过艾凯证实的化石,但他确实找到了另一些人类化石,送到了美国东部的几个博物馆。其中一块送到波士顿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颅骨,由杰出的颅骨学家魏曼(S. Wyman)博士鉴定为类颅骨。该化石的标签上写着:“出自加州平台山地表180英尺以下的金矿沉积层,周围是圆砾石,还有乳齿象的化石,该沉积层被坚硬厚重的玄武熔岩覆盖。1857年7月发现,8月由哈布斯(P. K. Habbs)交给温斯楼博士”。颅骨的另一片,印有同样的标签,阵列于费城自然科学博物馆。
惠特尼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亲自调研。他知道哈布斯是加州瓦列霍(ualiejo)市的名人,是加州教育部的前负责人。他去哈布斯那儿,得到了有关化石详细的情况,化石出自平台山萧台(Shaw’s flat)以南的情人节风井。惠特尼说:“情人节风井是直上直下的,直通地面。在下面工作时,有极严格的安全保障,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掉下去。……所以,哈布斯的样品无疑是原位沉积的。”
化石出自风井下一条水平矿石沉积层,距地面180英尺,哈布斯说:“含金的砾石从沉积带里被铲出来时,他就发现了那个颅骨,立刻取了出来。”那个矿带还挖出过石研钵。
辛克莱风格依旧地猜疑,也许别的隧道和情人节矿挖通了,这样人的颅骨就可能从近代地层掉进老地层。但他1902年考察期间,不得不承认——没发现这回事。那只不过是他原来偏见性地猜测而已。
该化石沉积处,在平台山火山熔岩帽以下,熔岩的年龄为900万岁,下面最老的金矿砾石层5500万岁,所以颅骨的年龄在900~5500万年之间。
惠特尼在研究斯奈尔(p. snell)博士收藏的石器时,发现有一个现代人的下颌化石,人化石和石器都出自托伦县平台山火山熔岩帽以下的金矿砾石层,下颌大小也是现代类型,结合以前的发现,他把金矿地区该地层发掘的人类化石鉴定为现代体形的古人,距今900~5500万年。
第十七节 金砂县和金园县——第三纪人
惠特尼还报道了金砂(Blacer)县的一些考古发现,特别记录了密苏里隧道中的人类化石:“在这个隧道的熔岩帽下,发现了两块化石……经法甘(Fagan)博士鉴定为人类骨骼,……上述信息是古迭先生从鲍曼(S. Bownan)那里得知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都是诚实可信的人,法甘博士是当地的名医之一”。
地矿局加州分部对那一地层提供的资料表明:年龄为870万年。
1853年在加州的金园(EI Dorado)县一位医生——博爱斯(H. H . Boyce)博士在粘土山(Clay Hill)发现了人类化石。1870年,他写信给惠特尼:“……金砂溪(Placerville)和大加农(Big Canon)之间的地壳经一系列隆起形成了分水岭,粘土是其中一个小山,山体也被一个8英尺(2.4米)厚的玄武熔岩层覆盖着,它以下是30英尺厚的砂砾和粘土……矿主和我沿着风井下到工作区,在熔岩层下的粘土中,我们挖到了人类化石。那是在清理巷道时,我发现了一些骨片,进一步搜导,找到了肩胛骨、锁骨右部第一、二、三肋骨的片断,它们沉积时紧紧粘在一起,露在空气中以后,就碎裂开了。
据惠特尼说:“博爱斯专门研究过解剖学,它记载的不会有错。”
辛克莱照例想用猜疑战术来扣帽子。他说化石不可能沉积在粘土层,因为上面有,石砾层盖着。他对化石沉积位置描述得不确切……他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位置那样一个深度,可能是原位沉积的,也得考虑近代埋入的可能。”
辛克莱的意见我们已经考虑过了。不过,粘土层上的砾石太厚了,谁挖开那么厚的砾石,再在粘土里挖坑埋骨头呢?再说,如果是近代埋入的,就埋那么几块骨头?
至此,我们在加州几个县金矿的考古研究告一段落。尽管有的证据不很完善,但综合起来足以确证——第三纪沉积层里发现新人化石,年龄可追溯到第三纪的始新世。
虽然有的发现证据不十分标准,但它们也排除了矿工做假和印第安人近代埋入的可能。远古地层中大量精美的石器呈示了远古无可争议的文明水平,也有力地印证了人类化石的巨大年龄。
1879年8月,美国前沿科学学会的主席、著名古生物学家马什(O. C. Mash)给该学会的一次演讲中,说到了第三纪人类的问题:“惠特尼教授最近发表的论文,以深入细致的考查和严谨全面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第三纪人类的存在,无可辩驳……目前已知的美洲发现中,也有和欧洲上新世人类同期的人类证据。如此说来,第三纪人类的观点,可以说已经确立了。
第十八节 欧洲的第三纪人
在欧洲也有许多第三纪人类化石的证据。
据德莫提理记载:奎克莱(M. Quiquerez)报道,在瑞士迪里蒙特挖出了人类骨骼化石,沉积位置是始新世晚期(约4000万年前)的铁锈粘土层。德莫提理只是简单地对比猜疑道:在那么古老的地存沉积着人类化石,十分可疑。他还说贾瑞国(Garrigou)在法国迷迪(Midi)的中新世地层中,也挖出了人类化石,也值得怀疑。
但是,上两个发现完全有可能是确凿的证据,即便是埋入,也不一定是近代的事。不幸的是我们没找到这两个考古研究的原始论文,只看到了上述。简短无根据的猜疑。这类发现在德莫提理等学者看来都可以猜疑制之——一旦被猜疑了,就不给这些反常证据存档,不研究,于是很快淡忘了事。相反,符合现行观念的发现,就被深入研究,大量报道,并且在博物馆里广而告之。
第十九节 极其异常——几亿年的人化石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学者相信在遥远的中新世和始新世期间(2500~5500万年),就有猿人了,还有些大胆的科学家从考古证据上判断,认为现代体型的人,在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而现在,我们把目光放得再远些。
既然大多数学者都要找第三纪人的麻烦,可以想象,让我们考虑下面的问题有多难。我们曾想过:是否不去揭开那些听起来太玄的考古学发现,但这样做,不也是在选择性地公开事实吗?如果我们现在的观念总体上与事实真象还有差距,这样做就不明智了——也成了隐藏事真象了。
1862年12月的《地质学家》杂志上,有一篇简短却分外诱人的报道:“最近在伊利诺伊斯州麦口平(Macoupon)县,在地下90英尺(27.4米)处,在2英尺厚的石板岩层下的煤床里,挖出了人类化石……化石挖出时,表面沉积了一层黑亮的硬壳,像煤一样,刮去这层壳,又显示出骨骼本身的白色了。”沉积人骨的煤层年龄2.86~3.2亿年之间,列入古生代的石炭纪。
第二十节 北美和欧洲——亿年人脚印
最后两个极不寻常的例子,不是骨骼化石,是人类脚印化石。
1938年,卡塔基州贝瑞(Berea)大学的地质系主任巴勒斯(O. G. Burroughs)报道:在肯塔基州岩堡县(Tockcastle)石炭纪初期(3.6亿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一组像人走过的脚印化石,显然是一种靠后腿直立行走的生物在沙滩上留下来的。这个地质历史时期,在进化论上是“两栖动物时代”,当时只有四足爬行的两栖地物,能双足跳的还很罕见,可爬行的脚和人脚差异太大了。
在岩堡县,杰克逊县和该州另几个县,在宾西法尼亚州和密苏里州,都发现了像人一样双足行走的脚印化石,巴勒斯证实了在卡塔基州的化石。在宾州和密苏里州,在史密森学会古脊动物馆长吉茅(C. W. Gilmore)博士的合作下,像人踩出的远古脚印化石也得以揭示出来。
宾西法尼亚州的石炭纪早期地层的年龄为3.2亿年,而目前认为最早的能用两个后腿行走的动物是齿槽类(Pseudosuchian thecodonts),出现于2.1亿年前,这种象蜥蜴一样的生物。虽然能用两条后腿跑,跑时尾巴高悬,也不会留下尾巴的痕迹,但它的脚与鸟脚相似,和人脚差别太大了。而现代理论还标定:最早象猿的生物3700万年前才出现,直到400万年前才有可能产生像这样的脚[1]。
巴勒斯描述道:“每个脚印都是5个脚趾,和一个明显的足弓,脚趾分开,就像从没穿过鞋的人的趾型一样,后部显然是脚后跟踩出来的。”
可是人种学家布什奈尔(D. L. Bushnell)和史密森学会却认为这串脚印是印第安人刻在石头上的,为了排除这种可能,巴勒斯用显微镜精细观察后指出:“该化石脚印内的砂粒密度,大于脚印处的砂粒密度,这显然是当时踩下去的压力造成的……在脚趾印之间的砂土向上翻卷,疏松部分被压力挤向脚印外部,显然也是脚踩出来的。”他的结论是:约3亿年前,这块湿砂泥地固化前,一种像人的动物在此走过,留下了一串脚印。
亲眼目睹过脚印化石的人们赞同巴勒斯的正面结论。普瑞维蒂(K. Previette)1953年说:巴勒斯还请教了一个雕刻家;那个雕刻家说:“雕刻的脚印不可能不留下刀痕。用显微照相术和红外线摄影,也没发现任何刀痕。”
巴勒斯后来不再明说那脚印——就是人踩出来的,而是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那种生物就是人类,有人问他,他就说:“那种生物似乎很像人,真太奇妙了。”
主流观念对此的反映可以预料。1940年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地质学家殷高斯(Q. G. Ingalls)说:“如果远在石炭纪就有人,或者人的猿类祖先,甚至哺乳动物出现的话,整个地质学[2]”就彻底错了……所以至少目前为止,科学界不能承认那些石炭纪的神秘人类足迹。
虽然殷高斯说那足印是一种未知的已灭绝的两栖动物留下来的,但今天的学者谁也无法把这种猜测当真。就是长有人脚一样的两栖类,也完全进不了进化论的框柜,比人类脚印的结论强不了多少——简直是进化论的浩劫。殷高斯说:“那些脚印要是人的,除非2+2=7,或者古苏美尔人有飞机……”
1983年,《莫斯科新闻》也报道了一则简短而神奇的发现:1.5亿年前,中生代侏罗纪的一块岩石上,同时印有的恐龙的三趾脚印和人类脚印。化石出自俄国东南部的土库曼联邦共和国。土库曼科学院的阿马尼亚佐夫(Amanniyazov)说:尽管脚印很像人类的,但没有结论性的证据表明就是人踩出来的,这个发现没受重视,对科学主流来说,这么对待也是意料之中。
这类反常的考古学证据,我们只查到了零星的记载,因为科学界一般对此不做报道,所以,我们无从知道被隐藏的重要发现还有多少。
注[1] 人的脚在所有生物中是最特殊的,没有任何一种已知的动物,包括猿、类人猿,能留下人脚那样的脚印。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有一种已经灭绝的动物,脚象人脚,能双足行走呢?”这种设想的动物,在自然界是无法生存的,脚象人脚,在地上双足行走,就跑不快,也不适合上树,来不及繁衍,就得被野兽吃绝了。所以这样的生命一定要有高于动物的智慧才能活下来,那就是人了,就又推回人的范畴了。所以,这种人的脚印,只能代表人。
[2] 准确地说:不是整个地质学,而是整个进化论相关的领域,和以进化论做基础的领域。
第II部 “公认”的证据
第八章 爪哇“猿人”?
19世纪末,一些有影响的科学家形成了一种共识——现代类型的古人远在上新世、中新世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人类学家斯本瑟(F. Spencer)1984年写道:“现在积累的化石证据表明,现代类型的人类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显然,现代的进化论不照样修改就得丢弃了。华莱士(A. R. Wallace 1823~1913)就是这样反戈一击的科学家之一,他曾经和达尔文一起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
而达尔文认为华莱士犯了大错。斯本瑟认为:华莱士对进化论教条的挑战,“在爪哇猿人化石发现之后变弱了,也失去了几个支持者。”因为爪哇猿人化石发现后,一系列更古老的人类化石被压制了。
现在,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爪哇“猿人”的始末。
第一节 杜布瓦和爪哇猿人
※ 热切寻梦
特里尼尔的爪哇村,有一条小路通向索罗河的高堤。高堤上有一个小碑,上面一个箭头指向对岸的沙坑,碑文用德语写着:
“1891~1893年,离此175米的对岸发现了爪哇猿人化石。”
发现者杜布瓦(E. Dubois),1858年出生于荷兰的埃斯登(Eijsden)。尽管出身于天主教家庭,却深受进化论的鼓舞,热衷于讨人类起源的问题。
1886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读完医学和自然科学之后,在皇家普通中学做了解剖学讲师,而他的真爱却是进化论。他知道达尔文的反对者一直在说进化论全然没有化石证据。他仔细研究了当时仅有的化石——尼人。尼人的确和现代人太像了,大多数权威人士,如赫胥黎,都认为无法作为猿和人之间的过渡类型。但德国的海克尔认为它是中间环节,甚至凭着想象——画出了猿人的画像。杜布瓦深受海克尔的影响,渴望有朝一日找到猿人化石。
杜布瓦深信达尔文的假设:“人类祖先生活在温暖的森林地带,”认为在东非和印度以东能找到猿人化石。因为当时印度以东正是荷兰的殖民范围,比较方便,因此,他决定去那里寻梦。
他向人类学家和政府申请科研经费,遭到了拒绝,便接受了去苏门答腊当军医的任命。1887年,他和妻子乘着亚玛丽公主号驶向了苏门答腊。
※ 挖出一种猿
1888年,他在苏门答腊的小军医院住了下来,空余时去山洞挖化石。他挖到了一些犀牛、大象化石,还有一枚猩猩的牙齿,就是没有人类化石。
1890年,患疟疾康复后,他到爪哇任了个闲职。那里气候相对干爽宜人,他和夫人在东爪哇南海岸的土仑加岗(Tulungagung)定居下来。
1891年的干季,他指导了爪哇中部特里尼尔村附近的索罗河岸的发掘工作,挖出了许多动物化石。9月时,挖出了一个灵长类的右上第三臼齿,即智齿。杜布瓦认为找到了一种已灭绝的大型黑猩猩。10月,挖出了一块前盖骨(图8.1),高度石化,颜色和火山土一样。最典型的特征是胥脊高耸,杜布瓦认定是一种猿。
雨季开始后,发掘工作中止了。在当年发行的矿产公报上,杜布瓦没说他的化石和人类的进化有什么关系。
1892年8月,他返回了特里尼尔,继续发掘。在鹿、犀牛、鬣狗、鳄鱼、猪、老虎和一种灭绝的大象的化石中,发现了一根人的大腿骨(股骨)化石。该股骨化石距去年发现的黑猩猩头骨45英尺。后来又在颅骨发现点10英尺处找到了另一枚臼齿。
杜布瓦坚信臼齿、颅骨、股骨是同一个体的——是一种灭绝的大型黑猩猩。
※ 猿来圆梦——“猿人”初成
1963年,卡灵顿(R. Carrington)在《百万年前的人类》一书中写道:“杜布瓦开始倾向于把颅骨订为黑猩猩……但与耶拿大学动物学教授海克尔通信后,他便宣布那是苦苦寻觅的进化失环节。”
我们没找到他与海克尔通信的记录,如果将来能找到,就更清楚“直立猿人”诞生的始末了。
显然,人们潜在的心理和智力赌注,都在盼望发现“猿人”化石。海克尔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电贺如下:“从一个直立猿人的发明者变成了幸运的发现者。”
1894年,杜布瓦发表了唯一一份完整的报告,报告中写道:“根据进化论的信条,直立猿人是猿和人之间的过度环节,一定生活在类人动物和人类之间的时期。”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杜布瓦根深蒂固的进化信条,实现了化石从“黑猩猩”到“猿人”的质变。
※ 逻辑错误
除了海克尔,还有什么因素会造成上述转变呢?杜布瓦发现的直立猿人脑量在800~1000ml,现代猿脑量平均500ml,人类平均1400ml。爪哇颅骨正好在这中间,对杜布瓦来说,这意味着进化关系。
但是,从逻辑上讲,脑量并不代表进化关系。更新世许多物种的脑量,比现在它的同型种脑量大。按这个规律判断,“直立猿人”就不是中间环节了,而是一种更新世体型大的长臂猿,比现在的长臂猿个头大。
而今天的古人类学家,仍然抛开化石的规律,恪守进化论的设想:脑量从早更新世的南猿→ 中更新世“爪哇猿人” →晚更新世智人,不断增大。但这个序列,是在掩盖了反面化石证据情况下确立起来的。
第7章中“卡斯滕都的颅骨”,比爪哇“猿人”更早,脑量更大,而且完全是现代人类型——这个实例不被压制,进化论的假设就崩溃了。
※ 致命的事实
爪哇化石的颅骨象猿,而大腿骨几乎和人的一样,所以杜布瓦认为它是直立行走的“猿人”。但别忘了:
1. 颅骨与股骨出上处相距45英尺(13. 7米)。
2. 大腿骨的出土比颅骨的发现晚近一年。
3. 大腿骨与几百个动物化石同埋,为什么只能挑出它来?
杜布瓦硬把二者归为同一个个体——“猿人”!归于同一种生物都太一厢情愿了!
爪哇“猿人”的论文一到欧洲,就引起了普遍关注。以海克尔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找到了进化论最有力的证据而大加庆贺:“杜布瓦发现的直立猿人,使为真理而战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海克尔用宗教的预言和应验的口吻宣布,“他找到了我理论上预言的猿人。它对人类学的重要性比X-射线对物理学的意义还重大。”
※ 海克尔的劣迹
不过,海克尔可有一段学术欺骗的劣迹。他过分地用形态学来证明进化论的“信条”。耶拿大学一个学术委员会曾发现:海克尔故意错画许多动物胚胎的形状,以造成它们的共同特征,用来证明它们从共同的祖先进化来的。
※ 争论难操纵
1895年,杜布瓦决定返回欧洲,把猿人化石展示给那些他认为肯定会支持并鼓吹的学者。
一到荷兰,他就在雷登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动物大会上展示了它的样品。尽管当时有些人象海克尔那样狂热,急切地鼓吹发现了“猿人”,但是仍然有人认定它只是一只猿,还有人认为颅骨和腿骨分属两个物种。
杜布瓦把他的宝贝巴黎、伦敦、柏林相继展出。1895年12月,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学者会聚柏林,“古人类学、人种学、史前学学会”筹办了大会,目的鲜明:就是通过对爪哇“猿人”的认证。为此,学会主席沃仇(Virchow)博士拒绝主持大会。大会受操纵的研讨中,瑞士解剖学家考曼(Kollman)依然坚持——爪哇化石就是个猿。
沃仇博士认定爪哇猿人大腿骨是典型的人类腿骨。他进一步说:“颅骨在顶部和上眉之间有一条很深的骨缝,这是典型的猿的特征,人没有。所以颅骨肯定猿的。我认为这种动物只是个大型长臂猿,而腿骨和颅盖骨无关。”这个从事实分析得出的观点对海克尔等人是当头一棒,无法躲拦。
请读者注意,杜布瓦“爪哇猿人”的致命问题,前面提到的:
1. 颅骨与大腿骨出土相距13. 7米;
2. 颅骨与大腿骨的发现时间上相差近一年;
3. 大腿骨与几百个哺乳动物化石同埋,为什么有意挑出它来?
这些在会上只字不提。即便这样,颅骨与大腿骨合不到一起的问题在形态学、解剖学上也被不少科学家鉴定出来了。
第二节 继续探究出反证
※ 鲜为人知的反证
为了解决“爪哇猿人”的争议,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动物学教授西兰卡(E. Selenka),准备去爪哇做一个全面的考察,但他没成行就去世了。他的遗孀L•西兰卡教授实现了他的遗愿。1907~1908年间,L•西兰卡在特里尼尔指导了发掘工作。她雇了75个劳工探寻化石,科研小组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一共往欧洲运了43箱化石,一个与爪哇“猿人”相关的碎片都没有!但是,却发现了——古人类存在的遗迹!
有切过的兽骨、木炭、炉灶的坑墙。这些迹象使L•西兰卡教授得出结论:人类与“爪哇猿人‘是同时代生存了。这样,爪哇猿人作为人类进化中间环节的说法,就无处立足了。
※ 人齿不对猿嘴
1924年,耶鲁大学古人类学教授迈克柯迪(G. G. Mac Curdy),在他的《人类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1907年~1908年西兰卡的考察……据沃可夫(Walkoff)说,还发现了一枚牙齿化石,是人类的第三臼齿,出自相邻的古河床,是上新世的沉积层的,比爪哇猿人还要古老。”
第三节 杜布瓦甘拜下风
※ 论事实,还是炒概念?
与此同时,杜布瓦的“猿人”化石不断遭到否定。柏林动物学家戴姆斯(W. Dmes)请了许多学者共同研讨,结果:3人认为是猿,5位说是人,6个说是猿人,6个说是缺失环节,2个说是介于缺失环节和人之间。
就在争议未决之时,另一些人追随海克尔,把爪哇猿人当作进化论的铁证大加宣扬。一些人借此来攻击第三纪(500~6500万年前)人类存在的事实。比如第5章我们看到的,福尔摩斯以此来否定加州金矿中第三纪新石器发现。这些石器的年龄比“猿人”早一半,它们是人类早已存在的铁证。
杜布瓦面对科学界的巨大争议大失所望。他停止了展出,有人说他把样品放进了地下室,25年不见天日。
※ 杜布瓦向事实低头
在他退却期间,争论依旧。巴黎人类和古生物学院的主任布尔(M. Boule),和另一些科学家观点一致,他在论文中写道:爪哇“猿人”的颅盖骨和那根大腿骨,从混有大量鱼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化石中挑出来,为什么敢肯定它们是同一个体的骨头?或说一种生物的骨头?谁信呢?
布尔和沃仇一样,认为大腿骨是现代人类型的,颅骨像是一种猿的,可能是长臂猿。
1941年,北京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的魏敦瑞(F. Werdenreich)博士,也认为没有理由把颅盖和大腿骨组合成一个个体,他说:腿骨几乎和现代人一样,而且其原始埋存地层难以确定。
现代学者用化学定代法进行验证,结果是无法判定二者出自中更新世的同一地层。
第四节 来历不明的新股骨
※ 捕风捉影?
爪哇化石的进一步发掘中,又冒出三根大腿骨!却来历不明。
1932年,博森(Bersen)博士和杜布瓦从荷兰雷登博物馆的一个哺乳动物的化石箱里,发现了三根大腿骨,据说是杜布瓦的助手科瑞尔(Kriele) 先生在特里尼尔索罗河左岸,第一次发现爪哇猿人化石的遗址挖出来的。但博森博士不久就去世了,没留下那箱化石具体信息。
杜布瓦说,科瑞尔挖出那些化石时,他不在场。这样75米长,6~14米宽的遗址坑,三根大腿骨出自何处何层,谁也说不清了。按标准的考古学研究,那些来历不明的化石,什么也证明不了,毫无价值。
实际上,后来官方确证,那三根大腿骨化石出自一个特殊的地层,根本就没说和杜布瓦30年前开挖的遗址有什么关系!
除了科瑞尔找到的三块化石,还有两块股骨残片是出自雷登博物馆。
※ 影射性的暗示
有趣的推理出现了。另几根大腿骨的发现,对30年前杜布瓦发现的爪哇猿人有很重要的暗示意义!?猿的头盖骨和相距很远(45英尺)的大腿骨,被杜布瓦组成了一个身体,他说是鳄鱼把它们分开的?!
你再往那儿扔几根大腿骨呢?鳄鱼假说就没劲儿了。另外的颅骨哪儿去了?象猿?象发现的那个颅盖?真能跟45英尺外的大腿骨相配吗?还是跟后来找到的“不明来历”的股骨相配呢?还是风马牛不相及吧?
第五节 大腿骨再深究,杜布瓦终认错
※ 杜布瓦的勇气
1973年,戴(M. H. Day)和莫里森(T. I. Molleson)研究出这个结论:普通解剖学、放射解剖学和显微解剖学研究表明,爪哇大腿骨和现代人的没有区别。他们还说:中国和非洲的直立猿人很象,但都与爪哇猿人的股骨差异太大。
1984年,R•利基等在肯尼亚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直立猿人”的骨架,其腿骨与现代人的差别太大。他们说:“在印尼的特里尼尔发现的腿骨都不完整,唯一完整的一块却是病态的畸形的。尽管命名为‘直立猿人’,但确切与否一直有争议,近来的研究倾向于否定;总之现代学者认为:爪哇‘猿人’的大腿骨不是‘猿人’的,而是现代人类型的,这意味着什么呢?”
爪哇“猿人”——已经成了进化论的经典证据了——8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的过渡物种。那么,从现代化的大腿骨判断,应该还原他猿和人两种生物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在80万年前,已经有现代型的人存在了。
一些学者还说过:腿骨埋存的位置较高。因为颅骨出土位置较低,这又从一个侧面,彻底否定了“爪哇猿人”——别看这个进化论的“铁证”已招摇了一百多年。
实际上,杜布瓦晚年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把“爪哇猿人”的颅骨认定为一种大型长臂猿,一种进化论者认为和人在亲缘上很疏远的猿。
※ 欺世盗名的铁证
但是,科学界还是不愿意(不能)让“爪哇猿人”曝光,因为它已经是人类进化的重要环节了。杜布瓦理智而勇敢地自我纠正,被当成了老年人的胡话,不予睬信!
科学界的操纵者,想方设法掩藏任何置疑、否定“爪哇猿人”人的事实和研究成果,以确保“进化论”的统治——让错误的证据广为流传,让反面大量事实销声匿迹。
如今全世界的博物馆以各种方式(实物、照片、石膏模型,设想的泥塑,想象画……)向人们展示爪哇“猿人’——这具进化论的铁证。可有几人知道这个“铁证”,是误用长臂猿的颅盖骨和人的大腿骨拼成的呢?
1984年,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一次大型的“祖先”展览会上,“爪哇猿人”化石的石膏模型照例粉墨登场。
第六节 海德堡人
除了杜布瓦的“爪哇猿人”,限人类进化相关的另一个发现是海德堡(Heidelberg)的下颌化石。
※ 地位难定,更象智人
1907年10月21日,在德国海德堡附近的茂尔(Mauer),一个叫哈特曼(D. Hartmann)的工人,在82英尺深的沙坑底部挖了一块下颌化石(图8.3)。他继续挖,只发现了其它动物的化石。
下颌化石交给了沙坑的主人瑞斯(J. Rusch)。瑞斯写信给斯古登赛克(O. Schoetensack)博士:“你在我的沙坑里找人化石找了20年,昨天我发现了一块人下颌,保存得很完好。”
斯古登赛克教授把这种生物定名为海德堡人,年代为利斯—民德(Gunz-Mindel)间冰期。1972年,辟尔毕提出应该是民德冰期的,距今25~45万年。
反对进化论的德国古人类学家兰克(J. Ranke)1922年写文章说:“海德堡下颌属于智人类型,它不是人的象猿的祖先。直到今天,该化石在形态学上还很神秘,下颌很厚,没下巴颏,这很象直立人,但是现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下巴也不大。”
在泊瑞尔(F. E. Poirier)看来,海德堡人的牙齿象智人,不象直立猿人,密立根州立大学的费奈斯(T. W. Phence)1972年说:“(海德堡人的)牙从大小,齿尖等各方面看,都和智人一致。”这些都证实了兰克1922年的结论。
※ 模棱两可的枕骨片
另一个归入直立人的欧洲化石是在沃泰斯左咯斯(Vertesszollos,以下简称沃佐)发现的枕骨片,出自匈牙利的中更新世地层,该化石在形态上比海德堡人更难定位。
辟尔毕1972年撰文说:“这个枕骨既不象直立人,又不象古人,却象早期的现代人,这种类型一般定位于10万年以上。”他认为应该和海德堡人一样,在25~45万年之间,如果是现代类型,就和第7章中——英格兰的伊普斯威奇和佳丽山的发现一致了,那里发现的远古现代人的化石,也正是那个年代的。
我们再回到海德堡化石,我们发现化石挖掘位置记录得很差。如果一个工人在沙坑中发现了一个现代类型的化石,按理说应该遭到严格的置疑,会怀疑是近代的化石掉到底层的,但根本没人置疑!因为它模棱两可地落入了进化论者期望的范畴,就被默认了。
第七节 爪哇再出新化石
※ 孔尼华的“使命”
1929年,在中国出土了另一个被认为是人类祖先的化石——“北京猿人”,它和“爪哇猿人”、海德堡人,一起成了“直立猿人”的代表(简称北京人、直立人)。那时,上述出自中国、印尼、德国的化石,在特征和地位上都不很确定。
1930年,荷兰东印度地区地质发展局的孔尼华(G. H. R. Von Koenigswald)被派到了爪哇。孔尼华在《走近史前人》一书中写道:“虽然发现了北京人,还得再找一些直立人的化石,以确立这种化石象人的特征,解决目前的争议。”
※ 收买化石,没有原始记录的研究?
1931年1月,他到了爪哇,同年8月,他的一个同事在索罗河畔的昂栋(Ngandong)发现了一些类人动物的化石。孔尼华把化石定为尼人爪哇种,年代晚于爪哇“猿人”。
1934年,他去了索罗河畔特里尼尔以西的桑吉兰(Sangiran)。他带去了几个爪哇民工,其中包括艾特马(Atma),他的保姆兼化石采集员。
他记录那段经历时写道:“当地人很高兴,把收集的化石卖给我们,连妇女小姑娘都加入进来。”——当人们考虑到:孔尼华的绝大部分化石都是村民或工人采集的,按片论价卖价给他的——这些没有记录埋存位置的化石,有什么意义呢?
1935年末,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中期,孔尼华在地质局的任期结束了,他把艾特马和几个工人留在当地,靠妻子和同事的资助继续工作。
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一个成年爪哇猿人的右半个上颌化石出土了。
他的所有论文,对化石出土位置和发掘过程都只字不提!但英国学者奥克雷(K. P. Oakley)等人指出:“1936年发现的那块化石,是孔尼华的一个雇工,在爪哇中部卡里周索(Kalijoso)以东的湖泊沉积区的地表发现的——地表的发现,根本无法确定年龄!
人类学家也许会说:这个上颌显示了“直立猿人”的特征,因此,它至少有几十万岁了。但如果是近代一种罕见的生物呢?用形态学特征来定代就最不可靠了。在第11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证据表明象“猿人”这样的生物在近代,甚至今天还有残存。
※ 落魄逢贵人,喜从天降
1936年的困难时期,新化石出土后,失业的孔尼华迎来了一位名人——夏尔丹(P. T. de Chardin)[1]的来访。夏尔丹是当时世界闻名的考古学家,又是基督教牧师,他正在北京工作,参与了周口店的遗址的发掘工作。
夏尔丹访问爪哇期间,建议他与卡内基学会的主席米莱姆联系。于是孔尼华写信给米莱姆,报告他已经接近了一个重要的化石——新爪哇“猿人”的发现。
米莱姆的回信肯定了他的意见,邀请他参加卡内基学会1973年3月在费城举办的早期人类专题讨论会。
在那次会上,孔尼华加入了世界上在这一领域中领头人的行列。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成立一个卡内基学会的执行委员会,资助古人类学研究。突然间,身无分文的孔尼华,发现自己得到了一大笔科研基金。
注:[1] 夏尔丹,皮尔当大骗局的重要嫌疑人,相见第九章。
第七节 爪哇再出新化石
※ 孔尼华的“使命”
1929年,在中国出土了另一个被认为是人类祖先的化石——“北京猿人”,它和“爪哇猿人”、海德堡人,一起成了“直立猿人”的代表(简称北京人、直立人)。那时,上述出自中国、印尼、德国的化石,在特征和地位上都不很确定。
1930年,荷兰东印度地区地质发展局的孔尼华(G. H. R. Von Koenigswald)被派到了爪哇。孔尼华在《走近史前人》一书中写道:“虽然发现了北京人,还得再找一些直立人的化石,以确立这种化石象人的特征,解决目前的争议。”
※ 收买化石,没有原始记录的研究?
1931年1月,他到了爪哇,同年8月,他的一个同事在索罗河畔的昂栋(Ngandong)发现了一些类人动物的化石。孔尼华把化石定为尼人爪哇种,年代晚于爪哇“猿人”。
1934年,他去了索罗河畔特里尼尔以西的桑吉兰(Sangiran)。他带去了几个爪哇民工,其中包括艾特马(Atma),他的保姆兼化石采集员。
他记录那段经历时写道:“当地人很高兴,把收集的化石卖给我们,连妇女小姑娘都加入进来。”——当人们考虑到:孔尼华的绝大部分化石都是村民或工人采集的,按片论价卖价给他的——这些没有记录埋存位置的化石,有什么意义呢?
1935年末,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中期,孔尼华在地质局的任期结束了,他把艾特马和几个工人留在当地,靠妻子和同事的资助继续工作。
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一个成年爪哇猿人的右半个上颌化石出土了。
他的所有论文,对化石出土位置和发掘过程都只字不提!但英国学者奥克雷(K. P. Oakley)等人指出:“1936年发现的那块化石,是孔尼华的一个雇工,在爪哇中部卡里周索(Kalijoso)以东的湖泊沉积区的地表发现的——地表的发现,根本无法确定年龄!
人类学家也许会说:这个上颌显示了“直立猿人”的特征,因此,它至少有几十万岁了。但如果是近代一种罕见的生物呢?用形态学特征来定代就最不可靠了。在第11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证据表明象“猿人”这样的生物在近代,甚至今天还有残存。
※ 落魄逢贵人,喜从天降
1936年的困难时期,新化石出土后,失业的孔尼华迎来了一位名人——夏尔丹(P. T. de Chardin)[1]的来访。夏尔丹是当时世界闻名的考古学家,又是基督教牧师,他正在北京工作,参与了周口店的遗址的发掘工作。
夏尔丹访问爪哇期间,建议他与卡内基学会的主席米莱姆联系。于是孔尼华写信给米莱姆,报告他已经接近了一个重要的化石——新爪哇“猿人”的发现。
米莱姆的回信肯定了他的意见,邀请他参加卡内基学会1973年3月在费城举办的早期人类专题讨论会。
在那次会上,孔尼华加入了世界上在这一领域中领头人的行列。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成立一个卡内基学会的执行委员会,资助古人类学研究。突然间,身无分文的孔尼华,发现自己得到了一大笔科研基金。
注:[1] 夏尔丹,皮尔当大骗局的重要嫌疑人,相见第九章。
第八节 卡内基学会的作用
卡内基私人基金会,在这次科研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所以,有必要分析一下基金会的意图和实施情况。基金会和米莱姆主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第10章,我们也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北京猿人”研究的导向作用作了剖析。
※ 打破宗教观,推进人类进步
卡内基学会1902年1月成立于华盛顿。1904年,大会做出修正案后正式启动。它由24家董事会承办,由委员会管理日常事物。该学会包括12个科研分部,其中就有进化论的研究。它还资助威尔逊天文台,在那儿的系统研究诞生了“宇宙大爆炸”模型。可见:卡内基学会资助的进化论、宇宙学,这两个活跃领域的研究,对早期宗教宇宙观向现代科学宇宙观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
象安德鲁•卡内基这样的大富翁,他们的兴趣,已经从传统慈善性的社会福利、宗教、医疗、教育,转向了科学研究、试验和观测——他们认为这是人类进步的象征。这种转变,显示了包括进化论在内的现代科学及其世界观,已经统治了世界,尤其渗入了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人的灵魂,使他们认定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希望。
※ 野心勃勃的米莱姆
卡内基学会的主席米莱姆认为:科学的功绩,更大程度上归功于基础科学和信仰的研究。他支持资助孔尼华在爪哇的研究,正是基于这种思想。
象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是有办法影响哲学和信仰的,他们只需要选择性地资助特定项目,然后发表结果就行了。“能够资助的项目是有限的”,米莱姆写道:“我们的策略是,在每一个阶段,都选择资助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问题。”
人类进化的问题正满足这一要求。米莱姆本人是一个古生物学家,他1931年一次演讲时说:“对生命历史的研究,花去了我大半生的精力,我的脑海中完全饱和进化思想,这种观念在成长壮大,是我所有知识中最重要的真理。”
虽然米莱姆是基督徒,但这个信仰摆在科学之后。1931年他的演讲中还说道:“我第一次接触科学,是上小学时,一次我放学回家告诉母亲:‘老师给我们讲了十五分钟,说《圣经》所说的创世纪的一天,是个漫长的创造过程,和现在24小时的一天不是一回事。’于是母亲和我展开了讨论,母亲是基督教苏格兰长老派信徒,她说我们老师的话是异端。但老师的话却播下了种子,在以后的几十年,我一直都要摆脱它,而现在我认识到:科学的元素,从创造论的角度说,就是没被污染修饰过的造物主的遗迹。”
背弃了《圣经》的信条,米莱姆设法把达尔文主义发展成一种宗教。1924年乔治•华盛顿大学一次集会演讲中,米莱姆说到了进化论:“除了展望人类发展进步的前景,什么能给我们精神世界提供那么大的支柱呢?”
他坚信科学能给人一个神一样的角色,指导未来的发展。1925年,他对卡内基学会的董事会议上讲道:“科研是一种手段,以此可以把握人类进化的方向……我相信如果能给人类这样一个选择的机会:是选择遵从高级生命安排的进化方向,去随波逐流,还是选择按照高级生命设立的法则,来自己把握人类的命运?人会说:我选择后者。”
“按照古老的传说,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以免他们学得太多,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一柄烈火剑高悬东门,迫使人类在地上劳作,直到人类认识自己力量的价值为止。人类正在学习耕耘自己的命运,正在学习运用自然规律塑造自己的命运。将来的书中会这样续写:‘人类终于走到了这个阶段,重返伊甸园,抢下高悬的烈火剑,用这柄权杖照亮自己的生命之树。’”
抢走烈火剑照亮自己的生命之树?人们会想:有地方让象米莱姆这么不知足的科学功利者,和上帝分庭抗理吗?
第九节 重返爪哇
※ 收买村民找化石,反遭算计
被卡内基基金武装起来的孔尼华,1937年6月重返爪哇。一到那里,他就雇了几百个村民去挖掘化石,这下收获甚大,但几乎所有化石都是颌骨和颅骨残片,且都出自桑古吉兰的地表,根本无法确定年代。
桑吉兰的发掘工作进行时,孔尼华主要在200英里外的班登(Bandung),只是有时接到化石发现的通知后,去那儿看一下化石的地层。
1937年秋天,艾特马写信给孔尼华,发掘出了一块很厚的灵长类颞骨化石。据说出自近河岸处一个叫卡里吉莫( KaliTjemoro)的地方,正好在桑吉兰的沙石沉积层。
孔尼华乘夜车赶了过去。次日一早,到了该遗址。他说:“我们动员所有的挖掘者,让他们看了那块颞骨,高额悬赏发现这块头骨其它碎片,一片重赏一毛钱!这是天价了,因为普通一枚牙齿只给半分或1分钱,之所以压到这个价钱是因为我们用现金付款。而且一个爪哇人要挖出三枚牙齿,他们不换成钱就罢工,我们被迫买下大量毫无价值的口腔碎片,还得运到班登扔掉。丢在桑吉兰,那些爪哇人会不断挖出来循环地硬卖给我们。”
重赏之下,人们很快挖出了预期的头骨片,孔尼华后来回忆说:“那个地点在小河岸边,那个季节快干了,颅骨片是从特里尼尔地层的堆积的沙石中冲出来的。在一堆兴高采烈的土著人的簇拥下,我们爬上了小山,搜集每一块骨片。我低估了这些人的心计,因为我承诺的是——头骨每一片化石一毛钱,他们背着我把大块化石敲碎,按片卖钱大赚一笔!”……我们收集了约40片化石,30片和颅骨相关……它们组成了一人几近完整的“直立猿人”头骨——我终于找到它了!
※ 出处满山遍野,是一个个体?!
孔尼华如何知道那些从山表面四处捡到的,30个碎片都出自同一地层?而且是更新世中期的地层,还属于一个个体呢?如果当地人从别处捡了颅骨,敲碎后,先卖给孔尼华一片,其它撒在岸边,而后装模作样的捡起来早冒领赏金呢!
孔尼华用30个碎片组建了一个颅骨,取名“直立猿人II”,并给杜布瓦送了一份原始报告。这个颅骨比杜布瓦发现的完整得多,孔尼华认为杜布瓦发现的爪哇猿人前额太低,太原始,而自己发现的,才接近人进化的中间环节。
※ 遭前辈棒喝
那时杜布瓦已经承认他的“爪哇猿人”只是个猿了,他反对孔尼华的重建“爪哇猿人”的观点,并公开发表文章说:“孔尼华在制造一场骗局。后来杜布瓦又收回了严厉的批评。说孔尼华那么做可能不是有意的。
※ 巨人化石,年龄未知
孔尼华的观点得到了魏敦瑞(F. Weidenreich)的支持。魏敦瑞1938年负责北京周口店考古工作时,在权威性的《自然》杂志上撰文说:“孔尼华的发现确立了‘爪哇猿人’的位置,它是人类的祖先,而不是象最初发现者杜布瓦后来判断的是一个长臂猿。”
1941年,孔尼华在班登时,桑吉兰的一个挖掘工给他送去一个很大的下颌化石,孔尼华认为那无疑是人类祖先的下颌,并把它命名为巨人古爪哇种(Meganthropus palaeojavanicus,以下简称古巨人),它比现代人的下颌大一倍。
我们仔细研究了原始论文,发现古巨人的下颌没有确切的发掘位置,他至少三篇讨论古巨人的论文,都回避了这个最基本的古人类学问题。他除了说出自普沿岗(Pujangan)的沉积层,就没有进一步信息了。原始文献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桑吉兰的一个当地人,也不知什么叫名,找到了巨人化石,交给了孔尼华。因为没有确切的埋存位点,古巨人的年代还是个谜。
孔尼华认为古巨人是人类进化走入巨大体型的一个旁支,他还发现了一些更大的牙齿化石,显示当时人的体型比巨人还大,取名为“巨猿”。孔尼华认为巨猿是近代的物种,但魏敦瑞鉴定巨大牙齿之后,得出了另一个结果:他说巨人和巨猿都是人类祖先,他设想的进化路线是:
巨猿 → 巨人 → 直立猿人 → 智人,体型渐小。
现代大多数专家认为巨猿是生活在更新世中期至早期的一个变种,不是人类直系祖先。而巨人,比孔尼华认为的更象直立人。1973年,杰考布(T. Jacob)提出巨人化石可归为南猿。这也是个破格的观点,因为标准进化论认为南猿从未走出非洲。
第十节 爪哇的后期发现——双重标准大曝光
巨人古爪哇种是孔尼华最后一个重大发现,但爪哇的化石发掘工作一直持续至今,马克斯(P. Marks),杰考布,萨托诺(S. Sartono)等都报导过一些发现:认为直立猿人生活在更新世中期,但他们都象孔尼华一样,雇当地人在地表搜寻化石,所以年代都只能是猜测的。
例如:1963年8月,杰考布报道:桑吉兰地区的一个农民耕地时发现了颅骨残片化石。骨片复原后很象直立人,尽管他说颅骨出自更新世卡布(kabuh)沉积层,却回避了确切埋存位置。所以真正能认定的,是——年代不确定。
1973年,杰考布对桑吉兰——所有后期“直立猿人”化石的诞生地,做了有趣的记录:“遗址貌似丰产化石,实际有特殊的隐情……主要因为出土位点被当地人掩藏起来了。当地人都是化石采集人,都知道重要化石能卖好价钱。老手总是从新手那里搞来化石,而且,为了不丢掉收入来源,人们不报告埋存位置,有时还不一次卖掉所有化石,留一点以后卖高价。”
这么不合科学规则的发现——竞被学术界无条件承认,接受了!如果一个年代反常的化石有这样的背景,无情的批判就要让它无法立足。
双重标准——在古人类进化的研究太普遍了——用过分严格的标准去刁难反常的考古事实,同时用过于宽松的标准来接纳符合进化论的发现。
第十一节 年代糊涂帐
现在我们来捋顺爪哇化石的年代问题,主要讨论最适宜的K-Ar法钾——氩定代法。也顺便分析其它化学方法及同位素定年法。
杜布瓦发现的“爪哇猿人”,出自卡布沉积层,K-Ar法测出的年龄是80万年,另一些爪哇化石出自普沿岗(Putjangan)沉积层的哲蒂斯(Djetis)带,杰考布的K-Ar结果是190万年——惹了祸了。因为大多数爪哇直立猿人包括巨人都被划入了哲蒂斯层,那就都有190万年。
但非洲“直立猿人”的年龄只有160万年,按现今正统的进化论,直立人只在非洲进化,100万年前才走出了非洲。
当然,有学者认为巨人化石应归为南猿。如果认可这一点,意味着南猿190万年前就走出了非洲,或者爪哇有南猿独立进化自成体系。这两个结论都为正统的进化论所不容。
要知道,K-Ar定代法给出的190万年不是糊弄人的,杰考布和柯蒂斯试用此法给大部分爪哇遗址定代,发现很难得出有意义的数据,换句话说,就是结果与期望值差别太大,以至不得不用“样品被污染”,来解释那些糟糕的结果。
1978年,巴慈拉(G. J. Bartstra)报道了K-Ar定代法测定哲蒂斯层的另一个结果——小于100万年。
前面说过,“爪哇猿人”的大腿骨和颅骨不是一种生物的,大腿骨是现代人类型,一个可能是从上面地层混入了中新世地层,另一个可能是:现代体型的人,与那个颅骨代表的“猿人”(或猿)—同生活在那个年代。从本书后面的证据来看,这个判断没有问题。
还有一种化学定代法——F(氟)含量法,它只适用于鉴定同一地点的化石是否同龄。其原理是骨头从地下水中吸收F,如果两块骨头化石F/P比例(氟与磷酸盐的比值)一致,说明它们埋藏的时间相同。
但是,不同地区地下水的氟含量地下水流速、地层性质等不同,所以不同遗址出土的化石F/P含量没有可比性,不能用该法做判断。
1973年戴(M. H. Day)和莫里森(T. I. Molleson) 的报告中,对“爪哇猿人”的两块化石鉴定发现:F/P比相同,因此他们应为二者是同代沉积的。
如果以前的众多分析无误,“猿人”化石的颅盖骨是猿的,大腿骨是智人的。那么根据戴和莫里森的报道,不难得出8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已经有现代型人类存在的结论。
但是,戴和莫里森对爪哇特里尼尔全新世化石也做了分析,发现F/P比和中新世的化石也相同!这样,爪哇化石的F/P分析就无意义了。
F/P定代法的发明人奥克雷( K. P. Oakley)指出:象爪哇这样有过火山的活动地区,不同时期沉积的骨骼,F/P比可能都相同。
……所以说,F/P比不能证明80万年前的爪哇有现代人生活,但了也表明: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N(氮)含量法也试用过。杜布瓦把颅盖和股骨化石取样熬成骨胶,测过含量,而戴和莫里森试图校正杜布瓦的结果,他们预处理样品,除去可溶性N,再鉴定N含量,结果测到的N含量极低。这个结果虽然与中新世的年龄相容,但他们没报道一个重要事实——爪哇骨化石N流失量太快,连近期的全新世骨化石含氮量都很低。所以该法说明了什么问题。
综上所述,爪哇化石的年代很混乱,因为定代的前提就有问题——最初的“爪哇猿人”是时隔近一年,相距45英尺的两种生物化石拼出来的,颅盖骨是猿的,大腿骨与近代人一致——后期“爪哇猿人”都是地表发现,无法确定年代,猜测性地归入了“哲蒂斯”地层,这样,化石本身的定代必然混乱不堪。
唯一能印证的一个结果,就是不能排除80万年前有现代体型的人类生存的可能。
第十二节 错误阐释和误导宣传
许多涉及进化的书,让你一眼看去就形成一个印象:“爪哇猿人”存在于50~200万年前,一个在科学上混乱得没根据的假设,当成真理介绍给世人。
1978年出版的《人类进化的化石证据》一书,作者牛津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列克拉克(W. E. Le Gros Clark,以下简称列)和洛杉基加州大学古人类学助教坝贝尔(B. G. Campbell),书中用醒目的表格(表8.1),展示了“爪哇猿人”的系列化石,这些化石被广泛引用,来证明人是从“猿人”进化来的。
表8.1中T3与T2埋存点相距45英尺,杜布瓦起初把它们组成了一个个体,这是“直立猿人”的原创,但列和坎贝尔无视这个事实,在书中宣称:“现在的化石证据强有力证明了猿人的存在,这已被公认了。”
T6,T7,T8,T9在博物馆化石箱子里睡了30年,才被发现,据说出自爪哇,但官方证据相反。二作者显然不知道杜布瓦说的“不是他发现的,也不知道化石出土位点,还不知孔尼华记载的大腿骨出自杜布瓦的收藏,但各种不同地点年龄的化石混作在一起,标签都搞丢了,无法区分了。”不过他们也承认,如果用常规考古发掘标准来衡量特里尼尔的样品,就会因身份不明而被拒之门外了。
M1、S1~S6是孔尼华雇的当地人找到的,只有M1报了出土位置,但也疑问重重。S9~S22是马克斯、桑托诺和杰考布报道的,大多数是地表发现,而且是经中间人倒卖来的。
表8.1 爪哇人科化石(见图)
了解这些幕后实情的人会问:表8.1是如何定位的?给人一个醒目的准确定位的错觉!细心的读者至少还能指出4个错误:
错误1. 虽然作者说了孔尼华的化石没有出土位置,却认定它们出自特里尼尔卡布地层(70~130万年)或普沿岗层哲蒂斯带(130~200万年)。
错误2. 表中列出的K-Ar法定出的年龄,是火山土的年龄!只有明确的化石原位埋存在那层土中才有效,而大部分化石是地麦发现的--K-Ar法数据毫无意义!
错误3. 表中130~200万年的数字,是以杰考布和柯蒂斯的K-Ar法结果190万年为依据的,但1978年巴慈拉给出的结果是小于100万年。为什么只选前者符合进化论期望的前者?
错误4. 杜布瓦先后发现的T2和T3是原位埋存的,因此至少有资格说--出自早中新世卡布地层特里尼尔带,其它(T6~T9)后来的发现没有出土记录,就如何归入T2、T3的地层呢?
列和坎贝尔还说:“那个时期,爪哇生活着一种猿人,尽管颅骨所有特征都很原始,但大腿骨和现代人一样。”--明显在误导!他们给读者一个结论--颅骨和大腿骨是一体的--这并非事实……
严格审视爪哇化石发现,我们的结论只能是这些:
地表发现的化石都是颅骨和颌骨残片,因为不知原始地层位置,只能在史前某个时候的爪哇,生存着一种猿又象人的生物。
而且,所有大腿骨都是现代人类型,既与那个(长臂)猿类颅骨配不上,又与“直立猿人”的大腿骨不一样,因此“爪哇直立猿人”应该是一种猿颅盖骨和人的大腿骨拼成的--这和它的“发现者”杜布瓦晚年纠正的意见一致。
T3大腿骨证明:现代特征的人在80万年的爪哇已经出现了,目前为止,除了人以外没有发现任何生物有那样的股骨。
第九章 皮尔当大骗局
19世纪90年代,杜布瓦的“爪哇猿人”,掀起了寻找人猿过渡化石的热潮。在全世界的期盼下,一个耸人听闻的骗局出现了——“皮尔当猿人=人颅骨+猿下颌”——骗了学术界40多年。
1908~1911年,道森(C.Dawson)“发现”了它,50年代才被大英博物馆学者揭穿。在这40多年中,进化论者已经把它当成了进化论铁证,纳入了人类族,使我们不能不对进化体系产生怀疑。
进化论者的反应呢?他们马上指出自己被骗了,一些人转向批判造假者,把道森贬成一个偏执的外行,把夏尔丹(P.T de.Chardin)说成古生物学家中的天主教徒,一个神秘进化论者,以至把他们“真正的”科学家卷入了这场面骗局。
有人认为应该忘记这段丑闻,继续埋头研究。然而,深入了解这个骗局和争论的始末,是很有价值的,温故知新。这样能使大家认清人类进化证据的建立和瓦解的过程。
人们一般认为化石是最确凿的证据,而实际正相反!化石可以由于复杂的环境,而作出任何一种简单的解释。这样的模棱两可,很容易被精心策划的骗局所利用,皮尔当化石就是这样的一幕。但通常情况下,但通常的古人类学发现,都涉及多个不确定的地层,我们追查40年来争论直至它垮台的始末,发现事实与造假之间的界线经常模糊不清。
第一节 “皮尔当猿人”的诞生
※ 五片颅骨--引子
道森是一个职业律师,也是个业余古人类学家。1908年前后,他在苏塞克斯(Sussex)的皮尔当附近一条小路上,发现铺路石中有古人的燧石。他那时正在搜寻那种古人遗物,就问了当地工人,得知它们出自附近巴克汗(Barkham)庄园的一个坑中。道森正好认识庄园的主人肯瓦德(R. Kenward)先生。他去看了那个坑,嘱咐那儿的两个工人要留心可能出现的石器工具和化石。
1913年,道森记道:“有一次我去那里,一个工人递给我一小块很厚的人顶骨化石——它很不寻常。我立刻现场搜寻,但什么也没挖着……直到1911年秋天去那儿时,在雨水冲刷的砾石中,我发现了同一个头骨的另一片化石,比较大。”道森注明坑里燧石和化石的颜色一致。
道森可不是个普通的化石爱好者,他是地质学会会员,为大英博物馆做了30年的名誉化石收集员,而且是伍德瓦德(A. S. Woodward)爵士的好友。伍德瓦德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大英博物馆地质部的负责人。1912年2月,道森写信告诉伍德瓦德,说他如何“偶然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更新世地层……发现了一块很厚的颅骨化石,可以和海德堡人抗衡了”。共发现了5片颅骨,他用重铬酸钾溶液做了浸泡,以加固这些标本。
※ 三人同心,“挖出新猿人”
1912年6月2日,周六,伍德瓦德和道森,由当地神学院学生夏尔丹陪同,继续皮尔当遗址的挖掘,捷报频传。道森后来写道:“显然,整个或大部分颅骨被工人砸碎了,丢散在各处,我们从杂乱的砾石中尽可能地搜寻碎片,在一个较深的没翻动过的砾石层,我找到了右半个下颌骨,离旁边一棵树3、4码远,正是几年前发现第一块颅骨的位置。伍德瓦德在离化石1码处也挖出一片枕骨。下颌显然在骨缝处裂开的,而且磨损了……但颅骨片看不出摩擦或滚动过的痕迹,只是顶骨背面有一道刻痕,可能是工人用镐刨的。”这样头骨化石增加到9块,5块是道森先前找到的。
除此之外,还挖出了几种哺乳动物化石,包括象牙、乳齿象、马、河狸,还有一些始石器和旧石器,其中几个工艺很精细,一些石器和化石磨损度较大,道森和伍德瓦德认为:保存较好的石器和化石是早更新世的,其它则是更新世的遗迹。
许多科学家赞同道森和伍德瓦德的观点,称道了好几十年了,认定“皮尔当猿人”的化石和石器是更新世早期的足迹。而凯思(A. Keith)爵士和霍普德(A. T. Hopwood )则认为它们是上新世晚期的,被冲入了更新世地层里的。
※ “铁证”还有争议
从一开始,学者们就认为“皮尔当猿人”的颅骨很象人,按伍德瓦德的设想——人的祖先应该长有人的颅骨和猿的下颌,在一些特殊点上,进化产生了分歧,一支变为厚颅骨高眉脊,进化成“爪哇猿人”和尼人,另一支保留了平眉脊,进化成现代人。
伍德瓦德想为自己的进化学说找证据,但证据太少。今天,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现代智人和尼人都是早期智人的后裔,伍德瓦德的线状分歧假说似在其中。L•李基的一个观点——直立人和尼人都是人类进化的旁支——未被公认,却与伍德瓦德的猜想有类似之处。但上述假说都忽视了当时的证据,正如本书中罗列的:遍布于更新世前的许多时期,都发现了新人的遗迹。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接受“皮尔当人”。大英博物馆的兰克斯特(R. Lankester)爵士认为“皮尔当猿人”的颅骨和下颌来自两种生物(图9.1)。帝王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沃特森(D. Waterson)也认为二者配不到一起,他说它们拼起来就象黑猩猩的脚接到了人腿上。如果是这样,颅骨则在证明可能在更新世早期就有人类了。
对这类置疑,有些专家一开始就不舒服。脑生理学家史密斯爵士(G. E. Smith)极力排除别人的疑虑:“我们必须看到这个脑腔极为原始,很象猿,这样,可以在理论上认为:它能够与猿型下颌相配。”
但现在,学术界认为“皮尔当猿人”的颅骨就是现代人的,是骗子埋在那儿的。如是这样,史密斯,这位有名词专家,看到不存在的幻像了?
※ 预言又实现
而当时,期望以后能给“皮尔当猿人”正身。犬齿在猿类比人类中突出,而“皮尔当猿人”化石犬齿缺失,伍德瓦德预言最终能找到,最终能完成“皮尔当猿人”的犬齿模式。
果然,1913年8月29日,夏尔丹发现了一枚犬齿,位点离下颌出土处很近,齿尖磨损变平,象人的犬齿。此外还有几片鼻骨。
※ 功成名就
这下,皮尔当成了学者访问的热点了。来访者很受礼遇,允许进行后续的挖掘工作。自然历史学会的一些人驱车而来,道森甚至为伦敦地质局的同仁在皮尔当遗址搞了午间野餐。不久,道森就成了名人,学者把“皮尔当猿人”命名为 Eoanthropus dowsoni ,意思是“道森的曙人”,但这个盛名道森没亨用多久,1916年他就去逝了。
下颌和颅骨是一体的吗?有人提出了这个疑问。但1915年伍德瓦德的论文削弱了这类疑惑,他在距皮尔当遗址2英里处又发现了一组化石:2块人的颅骨和1枚象人的臼齿。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这证明前一组化石应该是一体的。
※ 后续无支持
随着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具有现代颅骨构造的“皮尔当猿人”可给人类进化家谱出了难题。在北京周口店最初挖出了一个原始的下颌很象皮尔当的下颌。但1929年出土的第一个“北京猿人”颅骨,是低脑门高眉脊的“爪哇猿人”类型。同时代达特(R. Dart)在非洲发现的南猿,以及后来发现的南猿,也是这样。但那时,大多数英国人类学家认为南猿只是一种猿,不是人类祖先。
二战后,布儒姆(R. Broom)在非洲的发现改变了英国学者的观点,认南猿作“祖宗”了。那“皮尔当猿人”怎么办呢?他和南猿一样古老,怎么归位呢?
第二节 “持久战”下,骗局终暴光
※ 牙医挑战,奥克雷初检驳回
“皮尔当猿人”走红时,一个叫马斯顿的英国牙医,一直在英国科学家面前攻击“皮尔当人”。1935年,他在天鹅谷(Swanscombe)发现了一个人颅骨化石,埋在26种更新世动物化石当中。他把这个更新世的颅骨叫做“英国古人”,据此,他开始用年代挑战“皮尔当人”的真实性。
1949年,马斯顿说服大英博物馆的奥克雷,用新发明的F(氟)含量法,测定天鹅谷和皮尔当的化石,结果前者的F值与周围兽骨相同,确证了“英国古人”与周围兽骨化石同时更新世沉积的。可是,皮尔当化石的年代结果却很混乱。
奥克雷实际也不相信“皮尔当猿人”,他和侯斯金(Hoskins)1950年合著的论文中写道:“‘皮尔当猿人’的解剖特征与远东和非洲发现的中新世早期人类化石很矛盾。”
他们用F含量法检测皮尔当样品,结果4片颅骨的F值为0.1~0.4%,下颌F值在0.2%,并不矛盾。皮尔当第二遗址的化石的检测结果与此相同。奥克雷说化石出自“利斯—玉木间冰期”,距今7. 5~12.5万年,这比原来认为的早更新世年龄小得多。但对于那个完全现代化的颅骨来说也太早了。如今认为现代人10万年前才在非洲出现,3万年前才进入欧洲。
※ 持久战下,赝品露破绽
马斯顿对奥克雷的结果并不满意,他依然认为“皮尔当猿人”是硬凑成的膺品。他又从医学上断定:颅骨是成人的——因为骨缝已愈合,而下颌是未成年猿的——因为臼齿尚未发育成熟。他还指出:化石颜色较深,貌似古老,实际是道森用重铬酸钾溶液浸泡加固化石造成。
他的“持久战”,终于引起了牛津古人类学家维纳(J. S. Weiner)的注意。维纳很快发现了化石的疑点,他向牛津大学古人类学系主任列格罗斯克拉克(W. E. Le Gros Clark以下简称“列”)讲述了观点,开始列还是不信。
1953年8月5日,在大英博物馆,维纳和奥克雷见到了列,奥克雷当场取出了“皮尔当猿人”化石的原件,以做鉴定。这时维纳给列拿出了博物馆收藏的一枚黑猩猩牙齿化石,当场(以重铬酸钾溶液)染色,结果颜色和皮尔当的牙齿化石极其相似,使列不得不决定全面审查这个“猿人”。
※ 奥克雷再检,假化石终暴光
第二次的F含量测定换了新方法。结果3片颅骨的F值为0.1%,但下颌和牙齿的F值0.01%~0.04%,因为同一地点埋存越久,F值越高,所以颅骨肯定比下颌和牙齿古老得多。
奥克雷的两次F值测定,第一次认为颅骨与下颌年代相合,第二次换了方法,结果显示了二化石巨大的年代差异,正好符合预期值。这种选取预期结果的策略,在古人类学研究中很常见。研究者一次次测定或换用方法,直到预期值出现为止。如此说来,实验方案往往被预期值左右着。
重审皮尔当化石也做了N(氮)含量的测定,N值在颅骨中为0.6 %~1.4%,在颌骨为3.9%,牙齿中为4.2%~5.1%,又一次证明了下颌与颅骨不是同期的。因为骨中的N会随着岁月而流逝,所以再次证明了颅骨比下颌和牙齿古老。
两个结果互相印证,暴光了用猿下颌和人颅骨拼凑“猿人”化石的内幕,但至少颅骨还有原位埋存的可能吧?可是后来连这也笼上了阴影。大英博物馆报告说:“克拉英布(G. F. Caringbull)博士用X射线晶体扫描技术分析了骨骼的主要成分——羟磷灰石,发现部分被石膏取代了,而皮尔当的土壤和地下水条件,是不会发生这种变化的。海(M. H. Hey)博士做了演示:这种未完全石化的骨头在浓的硫酸铁溶液中会发生这种变化,显然,该颅骨是埋在别处,为了匹配皮尔当的砾石颜色,做了人工染色,而后和其它化石一起埋在那里的。”
“皮尔当猿人”的下颌中没有石膏成分,这是下颌无法和颅骨相配的第三个证据。
※ 分析追踪
尽管大英博物馆的报告认为“皮尔当猿人”的颅骨也是人工染色后埋在那里的,不过也有可能,颅骨是长期埋在富含铁盐的皮尔当遗址中造成的……
如果颅骨是原位的,如何解释颅骨中的石膏(硫酸钙)成分呢?道森用重铬酸钾加固化石时,如溶液中有硫酸成分,就会造成痉磷灰石变成石膏……
道森自己发现的五块颅骨含铬,表明用重铬酸钾浸泡过,后来发现的颅骨片不含铬,说明没浸泡过重铬酸钾……
如果确认“皮尔当猿人”化石做了染色来造假,必须认定经过了三种不同的染色方法。
(1)铬酸钾+硫酸铁
它使5块颅骨的一些羚磷灰石变成了石膏,并染上了铬和铁盐。
(2)硫酸盐
它使后发现的四块颅骨沉积了硫酸钙(石膏)。
(3)含铬溶液
只染了下颌,含铬不含石膏
这就太难置信了,一个骗子会这么粗心,用这么多方法染色,给下颌和颅骨造成巨大的成分差异,冒这么大险?(同步染色才是简单易行,难以识破的技术。)
所以有可能颅骨是原位埋存的,而下颌是异地的,简单染色后埋了进去,这种解释比较合理,成分分析与此不矛盾,证据上也有支持。比如——
1955年2月23日的《电报》发表了目击者M•肯瓦德,巴克曼在庄园主R•肯瓦德的女儿的一封信,其中讲道:“一天,他们挖掘一片未翻动过的砾石时,一个工人看到了一个‘椰子’,它用镐敲碎了,留了一片,其余全扔了。证词中特别指出了那片地层没翻动过。
维纳写道:“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段证词当成想象,……也许工人确实挖出了个颅骨,只不过是埋进去的……”——埋进去的?其它骨头呢?显然后半部分解释不合理,也与证词中砾石未翻动过矛盾。
伊赛克斯(R. Essex)是当地一个科学老师,他在1912——1915年间结识了道森,他对皮尔当下颌提供了有趣的证词。1955年,他写道:“还有一块下颌骨,维纳博士没提过,它非常象人的下颌,很可能它和皮尔当颅骨是一体的,我看到,还摸过那个下颌,也知道谁把它送到了道森的办公室。”
伊赛克斯做了进一步的详细介绍,那时他是那里一个小学的科学老师,学校离办公室很近。“一天我路过道森的办公室,一个我很熟的秘书招呼我进屋,给我看了一个下颌化石,很象人的,上面还紧嵌着三枚臼齿。我问这是哪儿来的,他说是‘皮尔当’。他说是一个挖掘工带来的,他来求见道森,拿着工具袋,当他得知道森忙着在法院打官司(道森是职业律师),就留下了袋子,他走后,秘书打开袋子看见了下颌,见我路过就把我叫了进来。我告诉他最好放回去,如果道森知道会发火的,后来挖掘工回来,道森还在法院忙呢,于是他拿走了袋子。”伊赛克斯看了“皮尔当猿人”的照片后,发现这个下颌和他在道森办公室看到的不一样,他将此事告诉了大英博物馆。
这段记录印证了皮尔当颅骨是原位埋存的。如是这样我们又得到了一个证据,证明现代型的人在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的早期(15~100万年前)已经存在了。
第三节 谁是同谋?
※ 订立黑名单
最近揭露皮尔当阴谋的文章,大多认为化石和工具全是假的,文中的焦点集中在分析同谋。维纳和奥克雷等都指责道森这个业余专家是骗子,而职业专家伍德瓦德是无辜的。
但皮尔当的骗局过于高明了,超出了道森这个业余学者的能力了,别忘了,“皮尔当猿人”化石是和许多已灭绝的兽类化石埋在一起的。看起来只有专家才能明白那些化石,也知道如何选择、修饰,使该地层呈现一个正确的地质年龄,才能上演那场盛行40年的大骗局。
一些人尽力向夏尔丹发难,他在当地神学院学习,1909年就认识道森。皮尔当出土的一枚剑齿象化石,在维纳和他的同事们看来出自北非,可能就是夏尔丹1906~1908年在开罗大学做讲师时搞来的。
伍德瓦德是另一个嫌疑人,他独自“挖出”了一些化石,如果不是他埋进去的,他也该发现造假的迹象,这表明可能他也是共谋者,而且他控制着外人对皮尔当化石的接触,化石放在大英博物馆中由他亲自掌管,说明他怕别人揭穿。
米勒(E. Miller),《皮尔当猿人》一书的作者,怀疑史密斯(G. E. Smth)搞鬼,史密斯也和夏尔丹一样在埃及呆过,也和皮尔当化石接触过,史密斯讨厌的伍德瓦德。
斯本瑟是纽约大学城女王学院的古人类学教授,他出书怀疑凯斯爵士有卷入共谋的嫌疑,凯斯是皇家外科学院亨特博物馆的管理员,他认为现代人进化的时间过早,一般学者难以接受,所以,怀疑他与道森共谋,埋了化石造假,以支持他的学说。
另一个嫌疑人是索拉斯(W. Sollas),剑桥的地质学教授,地质学家道格拉斯(J. Dougtas)的一个录音带上留下了他的名字,他也讨厌伍德瓦德,因为伍德瓦德批评过他发明的一个给化石塑模的方法。道格拉斯记得曾从玻利维亚给索拉斯寄过几枚乳齿象的牙齿,和皮尔当“发现”的很象,而且索拉斯收到过重铬酸钾,这是广泛用于皮尔当化石的染料,索拉斯还从牛津博物馆中借过一些猿类牙齿。据道格拉斯说:伍德瓦德陷入圈套后,索拉斯独自得意。
但是,如果皮尔当确实是个骗局,它显示的阴谋远远超过了个人复仇的范围,斯本瑟评价道:“证据裁剪搭配得恰到好处,足以抵御当时的科学审查,并对人类进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证据和解释。”
※ 造假的动机——支撑进化论
专家造假的一个动机,可能是20世纪人类进化的证据太少。达尔文1859年的《物种起源》,几乎立即掀起了搜寻化石的浪潮,尽力发现中新世古猿和智人之间的缺失环节。先不说现代型的人类在上新世和中新世就已经存在的问题,当时进化论仅有的证据,只有很象人的海德堡下颌,和猿头人腿拼出来的“爪哇猿人”,而“爪哇猿人”一开始,就因为颅骨和股骨的埋存位置相距45英尺并混有上百块其它化石而备受怀疑。加之不少英美学者,如伍德瓦德、史密斯、凯斯等,认为低脑门的“爪哇猿人”意义不大。他们认为脑腔的进化先于下颌,于是,证明他们进化学说的“皮尔当猿人”诞生了。
太多的学者在思考鉴定的问题和造假的动机,我们提出一个合理的猜测:皮尔当遗址的工人们确实发现了一个中更新世的颅骨,象肯瓦德小姐介绍的那样,敲碎了几片给了道森。道森告诉了好友伍德瓦德。伍德瓦德研究人类进化已有50年了,深知化石证据的匮乏。他为自己的进化观点,炮制了证据——“皮尔当猿人”。他不是跑单帮的,他选了大英博物馆的有关专家担任样品的咨询和准备工作,以应付调查。
曾在暴光“爪哇猿人”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奥克雷说过:“爪哇猿人化石太不完善,让人干着急,许多科学家认为它不足以证明进化论。这种为进化论找证据的急切愿望,是否是皮尔当阴谋的潜在动机?”
维纳也承认这个可能性:“有一种狂热的愿望,找到进化的缺失的环节去支撑进化论的信条……皮尔当化石给出了难以抗据的诱惑,使得一些理想主义的生物学家,不是根据化石的自然特征去衡量它,而是用信条制造接纳它的理由。
阴谋者很不幸,虽然“皮尔当猿人”在随后的几十年没被揭穿,也没成为人类进化的代表,新发现的“爪哇猿人”、北京人和南非的南猿却后来居上了……
※ 更高妙造假——知识过滤
“皮尔当猿人”的影响太坏了。据我们所知,这种骗局很罕见,但另一种形式的欺骗就太普遍了——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对数据重新分类后,过滤、挑选它们。
德普拉蒂尼(V. de pradenne)在他1925年版的《考古学骗局》一书中写道:“人们经常发现一些学者有一个既定的观念,他不造假,却毫不犹豫地把观测的事实导向他们的观念……当看到一个沉积层同时存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他一定会认为这层应分为两层:旧石处于古老的下层,他会按石器的类型而不是原始位置来确定年代。如果在最底层发现了精制的工具,他又会说那是偶然,从上层掉下去的,最后他会拿出一个真正的欺骗书——样品的地层垂直分布图,一个符合他观念的东西。很多有名望的学者都会有意无意地这么做,谁也不会认为这是骗局,这太常见了。
这类例子,不只是大英博物馆里有,全世界所有博物馆、大学和古人类研究所里都有,尽管单独的“知识过滤”机制看起来不大,但累积效果却是惊人的。根本性地扭曲了人类起源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给出了一个有益的补救措施:尽可能地追溯——上新世、中新世、渐新世、始新世以至更久远的地层,化石表明猿、象猿的人和人类的化石一直共存,很可能整个历史时期人类和人科动物一直共同生活。考虑全面的证据,这才是最明析的结果。
如今删除大量古老的人类遗迹证据,只保留符合人类进休论的化石 和石器,才能得出进化的结论!那些被有意过滤剔除的事实——在今天看来都是确凿无疑的实例,显示出科学家操纵学术思想的欲望,——这还不是欺骗?
这种欺骗显然不是象“皮尔当猿人”那样精心策划的结果,却是科学团体操纵的“知识过滤”机制不可避免的产物。
古人类学领域中,有许多无意的欺骗,也有精心谋划的迷天大谎——“皮尔当人”。
第十章 北京人和其它中国猿人化石
爪哇“猿人”和皮尔当“猿人”发现后,人类进化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前者争议太大,而后者在未揭穿前反而使事情复杂化了。科学界急盼着新的“猿人”问世,来弥补证据上的尴尬。那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也许能够圆梦。
中国古代把化石叫做龙骨,几个世纪以来一起作为药用。所以中药铺里常有意外发现。
1900年,哈勃尔在中药铺里搜集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送到了慕尼黑大学,施罗瑟(M. schlosser)研究时发现了一枚出自北京的牙齿——很像人的第三臼齿,也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猿的臼齿,他由此认为中国可能是人类考古的一个好去处。
第一节 发现周口店
瑞典地质学家安德森(G. Andersson),也与施罗瑟有同感,他当时受聘于中国地质局。1918年,他考察北京西南25公里处周口店村附近的龙骨山。他在一个古老的石灰石采石场的工作面上,看到了一块埋着化石的红粘土,这表明这里原来可能是个山洞现在被填平了。
1921年,他又考察了那处遗址,这次由奥地利古人类学字赞斯基(O. Zdansky)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格兰格(W. M. Granger)陪同,首次发掘没什么收获,只找到了些近代的普通化石。
当地一些村民告诉他们:周口店火车站那儿有大一点的龙骨。赞斯基在那儿又找到了一个采石场,那儿的石壁和前一个采石场一样,缝隙里有红粘土和碎骨头,安德森找到了一些石英片,认为可能是始石器。因为那儿没有天然石英,应该是类人生物弄过去的。但赞斯基和安德森关系不太好,他不同意。
而安德森依然坚持已见。他看着石壁说:“我有种直觉,我们祖先的遗骨就在这儿,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开挖。”他让赞斯基继续挖,并说:“直到把坑挖空。”
1921年和1923年,赞斯基有些不情愿地指导了简单的挖掘工作。他挖出了两枚人祖先的牙齿——早更新世的:一枚是下颌前臼齿,另一枚是上臼齿,和其它化石一起装箱运入瑞典做进一步研究。他回瑞典后,1923年发表了一篇在中国的工作报告,没提到那两枚牙齿。
直到1926年,那里才有了新发现。那一年瑞典皇储,瑞典中国学会来的主席、古生物学研究的资助人来访华。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的魏曼(Wiman)教授问他以前的学生赞斯基:是否挖出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给皇储看看?赞斯基给魏曼送去一份报告和周口店挖出的牙齿照片。在王储出席的一次北京研讨会上,安德森提交了这份报告,他声明:“我预言的古人找到了。”
第二节 布莱克的“化石预报”
※ 业余专家布莱克
布莱克(D. Black)也支持安德森的观点,他是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加拿大医生。
布莱克1960年毕业于多伦多医学院,他对人类进化的兴趣比医学大得多。他设想:人类是在亚洲北部进化的,他渴望去中国发现化石,以证明自己的理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延迟了他的计划。
1917年,布莱克加入了加拿大军医团。那时,路克菲勒基金会(简称洛氏基金会)在北京筹建了协和医学院,他的朋友考垂(E. W. Cowdry)博士是学院解剖学系的主任,在考垂的请求下,洛氏基金会的理士弗莱克斯纳(S. Flexner)博士让布莱克做了考垂的助教。布莱克1919年退役后到了北京,在协和任教期间,他尽全力缩减教学任务,集中力量做古人类学研究,1921年11月他考察了华北一处遗址,后来又去了其它地方,使得上司对他很不满。
但渐渐地,布莱克的一些发现赢得了洛氏基金会的支持。
1922年,布莱克给学院主任豪顿(H. S. Houghton)博士打了一份申请报告,要求去泰国考察,当然,他熟练地给私人考察披上了公务的外衣。豪顿心明眼亮,他给业务主任格林(R. Grene)写信说:“我不知道布莱克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但我也坦白承认:他身在解剖系,同时又参与意义重大的业余工作——各种研究机构在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这一点深深打动了我。我提议通过他的申请。”
这里,我们看到了:与“准信仰性的”人类起源研究相比,普通医学就像小儿科一样。达尔文主义给全球的科学家搭起了想象的舞台,显然豪顿也在其中,布莱克于1923年夏季利用假期完成了泰国的考察工作,无功而还。
※ 三枚牙建一个“属”?!
1926年,布莱克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会上,安德森给瑞典王储提交的那份报告,讲到了周口店的发现,布莱克深受鼓舞,接受了安德森的提议,由中国地质局和协合医院的解剖系联合在周口店开展了挖掘工作。地质局的格拉堡(A. Grabau)博士把预期准备发现的化石命名为“北京人”,布莱克向洛氏基金会征求意见,得到了允诺。
1927年春开始了新挖掘工作,那里正是中国内战中期。数月的苦干,直到秋雨来临,第一期挖掘只发现了一枚人类牙齿,根据这枚牙齿和赞斯基报道的两枚牙齿(也归布莱克了),布莱克公布发现了一个新的属——“中国猿人属”
三枚牙齿就建立了一个属[1]?!
※ 闪展腾挪,预报在先
1928年,美国解剖学会的年会上,许多学者对为此对渴望巡展的布莱克展开了严厉的批评。他这才发现不是人人都象他那么狂热。
布莱克开始运用政治技巧,用宣传攻势吸引科学家的注意。他在美国给赫立西克看过化石后,去了英国,向大英博物馆的凯斯爵士和伍德瓦德爵士(皮尔当大骗局的主要嫌疑人)展示那三枚牙齿,并做了牙齿的石膏模型,分发给众人。
回到北京后,他密切关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8年12月5日,他给凯斯写信说:“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我们又在这次发掘季节的尾声才有了收获——挖出一个原位的中国猿人的右半个下颌,带着三枚臼齿。”
注:[1] 生物学分类的次序,由大到小依次是:界、门、纲、目、科、属、种,属是比种还大的一类。
第三节 洛氏基金的资助
资金告急。1929年1月,布莱克写信给洛氏基金的理士们,申请成立“新生代研究室”,以支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几年来,基金会对布莱克的态度也由指责变成了支持,因为全世界都在盼着“猿人化石”的出现,因此,向布莱克这样的科学家投注经费是很明智的,而布莱克的“化石预报”,无疑对赢得基金起了重要作用。在洛氏基金会工作的学者维沃(W. Weaver)认为粒子加速器和空间探索只是科学时尚,而“最艰难的科学探索,来自生命本身,”他说,“1932年,基金会制定了25年规划,物理学手段进入了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科学的前沿已进入分子水平,揭开人脑控制行为的秘密……这些意义重大的研究,最终能使人类更理智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金对人类进化的资助,是整个生物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最终是为了有效地控制人类的行为。
过去几十年,对人类起源的问题,科学在宇宙学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解释。从160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到46亿年前地球形成,再经40亿年的化学进化和生物进化过程产生了今天的世界……基金会对这些科学前沿问题的资助,逐步确立了物质世界的宇宙观,至少在现代社会的知识阶层,把上帝推入了纯粹的精神世界。
起初,基金会只资助公众健康、医疗、农业和教育,回避任何有争议的领域,所以不涉及宗教问题。也许是洛克菲勒认为自己的成就应归功于科学吧,他开始把资助科研领域。基金会的董事埃列特(C. W. Eliot)参观了上海的哈佛医疗学校后,提议成立医学院,借此输入西方科学。这种商业性科学的背后,隐含着建立思想统治的目的,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洛氏基金会的资助下,埃列特的设想变成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1928年,洛氏基金会和其它洛氏慈善机构资助了所有前沿科学的研究。这种基金拨划的趋势在芝加哥大学前校长数理学家梅森(M. Mason)接任主席后达到了顶峰,有了资金来源,布莱克的研究得以顺利开展。
第四节 历史性的发现
12月1日,又是在挖掘季节的尾声,裴文中挖出了历史性的“北京人”化石。裴文中后来写道:“我挖到了几乎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它一半埋在疏松的砂子里,一半埋存坚硬的基质中,所以挖取不太困难”。然后裴骑了25英里(约40公里)的自行车,到新生代研究室把颅骨交给了布莱克。
这个发现使布莱克在媒体上名声大噪,1930年9月,史密斯爵士到了北京考察遗址并鉴定了化石,史密斯回国后,应布莱克之约为北京人大造舆论。
布莱克新得的名誉,为他持续得到资助上了保险。
北京猿人来得正是时候。几年前,发生了著名的“猴子案件”,田纳西州的斯柯普斯(T. Scopes),因讲授进化论而触犯了该州的法律[2]。科学家们准备猛烈反击。此时,任何有关进化论的新证据都受欢迎。
北京人发现前不久,海斯波人(Hesperopithecus)曾大噪一时,被当作"史前猿人"粉墨登场,——可是它只是内布拉斯加州发现的一个牙齿化石——更令人尴尬的是,原来是一颗猪牙。
而那时杜布瓦的爪哇猿人的真伪还未解决。所以,信仰进化论的学者,当时外受压力,内遭分歧,正分盼着新化石出庭作证。
注:[2] 审判结果以斯柯普斯被罚款1美元结束。
第五节 周口店的石器和火迹
※ 不正常的延迟
1931年,才正式公布了周口店遗址的石器和火迹,这很不正常。因为1927年开始,那里就在专家指导下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工作了。1929年布莱克写道:“尽管挖出了几千立方米的土石,并且被细筛过,也没发现任何石器和火迹”但就几年以后,布莱尔(H. Breuil)等学者就在同一遗址报道了上百件石器和厚厚的碳灰。
显然,布莱克等人对别人在这里的收获大为尴尬,于是找借口解释自己与这么重要的发现失之交臂的原因:——曾经注意过,但没敢确认。
为什么夏尔丹、布莱克,裴文中如此失算呢?有两种可能:其一是象他们自己说的;另一种可能:他们很清楚那些工具和火迹的意义,故意隐而不宜。
为什么呢?那个年代,火迹和石器通常被认定为智人或尼人的标志,根据杜布瓦和孔尼华的发现,爪哇猿人化石周围没有这些东西,而希兰卡(Selanka)在爪哇猿人的遗址发现了火坑遗迹,但这个报道没有广泛流传。
也许周口店的发掘者故意压制那些发现,因为他们担心那会搞乱中国猿人的进化地位,如果化石与石器和火迹是同时期的,那他们就比猿人进化得多,结果会使他们丢掉人类祖先的位子。
下面我们会看到,石器和火迹被披露后发生了什么。
※ “北京猿人”是人的猎物?!
1932年布莱尔说:“几个知名学者跟我说:北京猿人和人相差太大……可能造不了石器也用不了火,因此,它们有可能是被措食的猎物,而石器和火迹是人留下来的,”但布莱尔自己为猿人能胜任那些工作。
现在学者倾向于布莱尔的意见,中国猿人被描绘成娴熟的猎手,以石器捕猎,以火取暖。
但新墨西哥大学的宾福德和侯传昆(音译C. K. Ho)对中国猿人有异议,他们说:“至少目前知道一些洞穴沉积了大量鸟粪,这种有机物沉积物多了会自燃的,所以那些火迹是否是做饭的遗迹,难说。”
尽管宾福德和胡的鸟粪理论尚未得到一致的认可,但他们的质疑却不是没有道理,值得慎重考虑。
他们认为,对北京猿人的结论只能是:在一个填有大量鸟粪的山洞里,鸟粪自燃了很长时间;北京人:可能是食腐动物,未必会打石器,用火;还可能是被猛兽吃掉的动物,因为食腐者也不愿在鸟粪洞里生活,下受粪气,上受鸟气。
后来法国占人类研究所主任布尔也提出“北京猿人”可能是人类的猎物,尽管没发现人类化石,但石器和火迹足以证明,而且那里的环境条件不利于化石形成,猿人太原始,可能不是石器与火迹的主人。
第五节 周口店的石器和火迹
※ 不正常的延迟
1931年,才正式公布了周口店遗址的石器和火迹,这很不正常。因为1927年开始,那里就在专家指导下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工作了。1929年布莱克写道:“尽管挖出了几千立方米的土石,并且被细筛过,也没发现任何石器和火迹”但就几年以后,布莱尔(H. Breuil)等学者就在同一遗址报道了上百件石器和厚厚的碳灰。
显然,布莱克等人对别人在这里的收获大为尴尬,于是找借口解释自己与这么重要的发现失之交臂的原因:——曾经注意过,但没敢确认。
为什么夏尔丹、布莱克,裴文中如此失算呢?有两种可能:其一是象他们自己说的;另一种可能:他们很清楚那些工具和火迹的意义,故意隐而不宜。
为什么呢?那个年代,火迹和石器通常被认定为智人或尼人的标志,根据杜布瓦和孔尼华的发现,爪哇猿人化石周围没有这些东西,而希兰卡(Selanka)在爪哇猿人的遗址发现了火坑遗迹,但这个报道没有广泛流传。
也许周口店的发掘者故意压制那些发现,因为他们担心那会搞乱中国猿人的进化地位,如果化石与石器和火迹是同时期的,那他们就比猿人进化得多,结果会使他们丢掉人类祖先的位子。
下面我们会看到,石器和火迹被披露后发生了什么。
※ “北京猿人”是人的猎物?!
1932年布莱尔说:“几个知名学者跟我说:北京猿人和人相差太大……可能造不了石器也用不了火,因此,它们有可能是被措食的猎物,而石器和火迹是人留下来的,”但布莱尔自己为猿人能胜任那些工作。
现在学者倾向于布莱尔的意见,中国猿人被描绘成娴熟的猎手,以石器捕猎,以火取暖。
但新墨西哥大学的宾福德和侯传昆(音译C. K. Ho)对中国猿人有异议,他们说:“至少目前知道一些洞穴沉积了大量鸟粪,这种有机物沉积物多了会自燃的,所以那些火迹是否是做饭的遗迹,难说。”
尽管宾福德和胡的鸟粪理论尚未得到一致的认可,但他们的质疑却不是没有道理,值得慎重考虑。
他们认为,对北京猿人的结论只能是:在一个填有大量鸟粪的山洞里,鸟粪自燃了很长时间;北京人:可能是食腐动物,未必会打石器,用火;还可能是被猛兽吃掉的动物,因为食腐者也不愿在鸟粪洞里生活,下受粪气,上受鸟气。
后来法国占人类研究所主任布尔也提出“北京猿人”可能是人类的猎物,尽管没发现人类化石,但石器和火迹足以证明,而且那里的环境条件不利于化石形成,猿人太原始,可能不是石器与火迹的主人。
第六节 化石失踪了
1934年3月15日,布莱克在办公桌上病逝了,临死还抓着北京猿人的颅骨。魏敦瑞(F. Weidenreich)接替了他,领导新生代实验室。
1938年,西山的游击战终止了周口店的发掘。1941年4月,魏敦瑞起程回美国,带回了一套化石石膏模型。
化石原件,据说在1941年夏天,装在两个军用床脚箱里,交给了驻在北京的美国海军大使警卫连的阿述斯特(Ashurst)上校,1941年12月,两个箱子装上开往秦皇岛的火车,准备随美国哈里森总统号邮轮撤回美国,但12月7日,火车被劫了,化石从此消失了。
二战后,中国又开展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又挖出了一些化石。
第七节 智力欺骗?
1983年6月的《科学美国人》上,一篇文章对“北京猿人”的化石作了误导性解释,以便证明人类的进化。
该文章为了证明:
周口店遗址最底层(距今46万年)到最上层(距今23万年)脑量的增加显示了猿人向智人进化的过程。
石器类型的变化也显示了该进化过程。
以表10.1A栏的6个颅骨化石来对比,由此说:“看来在洞中居住的过程,脑量增加了100cc。”
然而,A栏的数据是故意处理过的,隐匿了两个主要事实:(1)最小号的46万年前的颅骨是少儿的,魏敦瑞估计为8、9岁,布莱克估计11~13岁,无法与其它成人颅骨对比!(2)42万年前的4个颅骨的脑量只是一个平均什,大小差得较多,其中一个比23万年前的头还大。
从表10、1B栏中可以看到,原文修饰过的事实貌似证明进化,实无此事。
表10.1 北京猿人脑量数据——修饰后,用来证明进化
摘自1983年6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
A栏:误导——以修饰过的事实来证明进化(原文)
B栏:原始数据——没有脑量增加的趋势(说明见正文)
该文为了证明脑量的进化,提出石器的类型有小型化的趋势,近代石器以石英燧石为多,而早期一般是砂石质的。
但是,工艺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人体形态的进化。德国1400年的和1990年变化多大?……谁说德国人从1400年到1990年身体大为进化就错了,所以,石器类型无法证明脑量的进化。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盲从于现代进化论的文献。看来只要遵从现今进化论教条的论文,不怎么审查,很容易发表。
第八节 错误的“形态定代法”
除了周口店,中国还有其它猿人遗址,分别出土了早期直立人、尼人和早期智人,展示了明显的进化序列。但是,这个序列的得出却很有疑问。
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情况,用不同的方法会给出不同的年代范围,就是用同一方法,不同人也经常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需要通盘审察整个鉴定过程。
但这样就有漏可钻了,当不同方法得出矛盾的、交叉的、或重叠的结论时,学者往往选择符合当今进化论的结果,没有理由地排斥了其它结果。
※ 形态定代法——逻辑错误
还有的直接用“形态定代法”[1]——这种错误的方法,在下文即可看到:把象猿的样品放入早期,把象人的样品放入近代,轻易解决了年代交叉重叠的问题,一目了然地证明进化的过程,其实,这只是对事实的人为修饰而己,这样的“事实”证据,并非事实。
耶鲁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常广志(Chang kwang-chih音译)揭示说:“马坝人,长阳人和柳江人遗址的年代,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前两处可能出自更新世中晚期任何地层……目前都是用形态定代法安置的顺序。”
1981年,埃格纳说:“中国南方地层很坚固,再细分中更新世的地层很难。通常用含有最先进的人类遗迹的地层为近代的基准,决定上、下地层的年代。”这里明显暴光了错误的形态定代原则。
换句话说,如果在中更新世地层(10—100万年前)发现了一个象猿的化石,在另一地同一地层又发现了一个象人的化石,学者会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早于后者,用进化论的观点分开了年代,而后,教科书就可引用来证明进化论,这种智能化的逻辑欺骗,可谓司空见惯了[2]。
诚实的做法是,把原始情况告诉大家——它们的年代分不开,有同期共存的可能,这么做就杜绝了修饰事实来构建设想的序列的现象了。
※ 实例展现:形态定代,将反例修饰为正例
下面就是一个实例。1985年邱中朗报道:“1971~1972年,贵州桐梓附近的岩灰洞里发现了智人牙齿化石,该地层含有剑齿象(Stegodon)和大熊猫(Ailuropoda)的化石,这是两种灭绝的动物,它们是中更新世典型的华南物种。”
而韩德芬和徐春华的研究却用了“形态定代法”,她们列出了桐梓遗址的24种动物化石,它们有的从早更新世,延续至今,但它们共同生活的时代是更新世中、晚期,而作者说:“岩灰洞是该省第一处智人遗址……地层的年代为更新世中晚期,但考古学证据(智人)表明它是晚更新世的”。也就是说,智人牙齿的形态特征成了地层定代的依据。
但邱先生的文章认为智人化石的年代,在更新世中期至晚期之间,并给出了严格的地层垂直结构描述。文中说:“洞的沉积带分7层,人类化石,石器、烧烤的兽骨、哺乳动物化石都在第4层——灰黄色沙石层。”在华南的这一地层,一般定为中更新世地层,化石等聚集于该层,显然表明它们的中更新世年龄,而不是韩和徐的形态定代结果。
下面我们深入细分,又能发现问题。
图10.1中,选取的“年代标定者”——剑齿象,通常认为生存于上更新世至中更新世,埃格纳(Aigner)曾提出它生存至晚更新世,但她给这个标定画了个问号,所以,图中用虚杠表示;她认为大貘(Mcgatapirus)只生存于中更新世;另一个是鬣狗(Crocuta Crocata)它在中更新世中期才在中国出现。
图10.1 华南桐梓洞智人化石——准确的年代断定(见图)
第九节 后续的古人化石
1956年,广东马坝的农民在山洞里挖肥料时,发现了一个颅骨化石,今天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是带点尼人特征的智人。
可学者们照例按形态定代,把它放于直立人之后,但由此产生了矛盾——与该地层动物化石标定的年代不一致了。把严谨地标定出的年代,提前到了更新世早期。
这样,前节的中更新世可能生存的人科化石名单里,又加上了马坝人。从而加强了猿人和现代型的古人在中国也共同生活的可能。同时也加重了前面的一个疑问:
北京猿人是否是石器和火迹的主人?
严格的科学分析,不能排除人与猿人共存的可能,排除这个结果,只是根据错误的形态定代而己。
有些人会确信地说:
进化论的事实那么牢固,没任何疑惑,当然可以用来定代了。实际上这个说法禁不起深究。本书第2~7章挖掘出的考古科研文献中,大量否定现代进化论的事实,都被进化论压制、掩盖了。进化论者系统地过滤摔了不利自己的考古发现。
可以想象,如果那个中国农民挖肥料时挖出了一个现代型的古人化石,被鉴定为上新世地层,生物学家肯定会说:“没专家在场,不可信。”而马坝人颅骨的年代用形态学修改后符合进化方列,就没人怀疑这没有专家指导的发掘了。只有认识到“形态定代”的逻辑陷阱,才会为它的广泛应用而惊讶的,在一些国家的古人类学研究中,它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法则了。
1956年湖北长阳县,发现的智人上颌化石,又是一例。耶鲁大学的常广志1962年写道:“该地层通常被定为中更新世,而学者却后移到晚更新世,原因就是‘形态定代’,因为它比北京人更象现代人。”
而一些学者竞毫不犹豫地排斥智人的早期年代。1981年,埃格纳说:“该地层显示了中更新世年代,而智人化石的存在,应认定它是晚更新世的。”
1931年,凯斯爵士写道:“过去发现的人类化石,往往按人类近代起源的观点强行定代,不顾地层学的事实证据。”
1958年,广西柳江一个山洞里作业的工人挖出了人类化石,其中有颅骨、脊柱、肋骨、骨盆和右大腿骨,显示了完善的现代人特征,地层是典型的中更新世地层,含有剑齿象-大熊猫化石,学者却用形态定代强推后至晚更新世。陕西大荔人化石——早期智人,也是如此。
用同层哺乳动物化石年代跨度的交叠部分,准确地给智人定位于中更新世中晚期,距今15~65万年,这是进化论的反常证据。而学者人为地将其延展至进化论可以接受的晚更新世,变成了进化论的证据。
这样,图10.1动物共存的年代就给出了智人化石的年龄,这是最准确的分析,而邱先生把这个年代扩展至晚更新世,可能是为了让智人化石有个能让人接受的年纪吧?先入为主的进化偏见,显然指导了这种修饰,一旦修饰之后,智人化石实际上就被安全地挪到晚更新世了,又可以成为进化论的标准证据了——如果不修饰,就是进化论的反面例证,就不太好看了。
我们仔细审察了中国其它几处人类遗址,发现“形态定代”被广泛应用。1964年出土的蓝田人颅骨,比北京人原始得多,埃格纳等学者认为早于北京人,但我们综合分析了地层证据,古地磁学证据和地层垂直结构图,发现二者生存的可能年代范围是有重叠的,但这并不是说蓝田人与北京人是同期的生命,只是严谨的方法得到的数据表明它们生存的可能年代交叉了。
这们,我们得到了中更新世下面几种“古人”有可能同时生存:
(1)蓝田人(原始的直立人)
(2)北京人(猿人)
(3)桐梓人(现代化的智人)
简单地凭“形态定代”,人为地分开这几种生命,摆出进化序列的做法不科学,可是,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却以此排成了理想的进化模式,这么做,导致了地层化学、同位素地磁学及地层垂直结构等一系列定代法的矛盾,事实证据被成见修改了,成了假象。
注:[1] 这种方法的逻辑,实际是“用进化论来证明进化论”,在逻辑上不成立。有的书中把这种错误逻辑叫做“自说自话”、“同意反复”,或叫“循环论证”,形象地说,就是:“只要是进化来的,就会相似——因为相似,所以是进化来的”。形象地说就是:“只要你偷他是钱,他钱就会少——因为他钱少了,所以一定是你偷的!”但这就是“形态学定代”的逻辑:“如果是进化来的,就会呈现理想的序列,那就摆成理想序列,可以证明进化论了”。
[2] 假如现在把人和黑猩猩骨骼沉积在一起,百万年后形成化石,用这种形态学定代法,就会得出黑猩猩早于人类的结论。当然,如果化石都残缺了,还可能将残骨拼出个猿人来。
图10.2 中国古人化石定代对比图[1]
准确的地层学定代年代跨度
错误的“形态定代”年代跨度
该表显示了几种人科生物共存于中更新世中期的可能。
上述证据列入图10.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智人和北京猿人同时生存的可能性。
进化论者为了避免尴尬——几种生物在中新世聚会,不断用形态定代的选择性地修饰原始数据,列出了理想的进化序列,以证明进化论,这种循环谁的逻辑陷阱,至此更加暴露无遗。
注: [1] 原文两种颜色的横条并列一行,重叠处看不清范围,译者将两者错开,以清晰显示各自界线。
第十节 反常的元谋“猿人”
※ 两个牙齿就订成“猿人”?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云南元谋人——只有两枚门齿,就确立的猿人化石。因门齿形式比北京猿人,还象猿,就被当作了北京人的祖先,认定为亚洲南猿进化成的原始“直立猿人”。
后来该遗址挖出了的石器,有三个刮擦器,一个手斧,一把石刀,一个石英枪头,图片显示很象欧洲和与非洲奥杜韦的石器。
※ 进化论外部压制反例,内部矛盾难解
元谋人门齿沉积的地层,古地磁法测得的年代是170±10万年,中国学术界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个让进化论难受的结果。随之矛盾就来了,标准进化论认为:直立人的祖先——能人,距今150万年才产生于非洲,距今100万年前才开始外散,但能人根本没有走出非洲。
贾兰坡院士这样估计年代,因为他认为中国的直立猿人的年龄有200万年,这也为标准进化论所不容。
鉴于此,宾福德和史东(N. M. Stone)1981年的文章中写道:“许多中国学者还热恋着人类的中国起源论,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禁不起深究,有些人一厢情愿地把相关石器划入了上新世。”
然而,人们也可以说西方学者迷恋着非洲起源论,毫无道理地拒不接受世界各地更早的人类遗迹。
如前所述,进化论需要假设一个起源中心才能使自己成立。而前面我们分析的大量不次于现有记载的考古证据,足以证明现代型的人类在上百万、千万年前已遍布五大洲,同时也有象猿的动物象人的动物共存。
※ 多种人科生物共存的遥远画卷
我们在第2~6章中讨论的反常的远古文化文明遗迹,又提出了质疑:为什么把150万年前的石器划给那么原始的元谋猿人?
何况,工具和火迹离元谋猿人的全部化石——三枚牙齿距离可不近。而且,中国和世界一些地方那个时期前,就有智人存在的证据。
1960年,陕西西侯渡(Xihoudu)早更新世砂石沉积层中,发现了三块石器——1961~1962年,又挖出了一些石器和火迹,遗址鉴定为:至少100万年,而古地磁学证据显示的年代为距今180万年。
当时,认为石器和火迹是南猿留下的,但现在发现南猿不会用火,这又成了反常的考古证据。
可以想到,埃格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反常的考古事实。他说:“尽管中国的西侯度,在早更新世地层发现有力的人类遗迹,很确凿,我还是不愿接受,尽管它明确无误……如果这样的话,会用火的人类100万年前就在华北出现了,这给现代进化论和早期人类的能力问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如果谁能跳出进化论假说的框框,就能看到这里的问题了。
至此,我们对中国古人遗迹的探险访结束了。我们看到了错误的形态定代——如何修饰搞乱了化石的年龄。如果纠正这个问题,就重创了进化论假说的根基!而且,一些证据表明:在百万年前的更新世,人和多种人科动物可能同期并存。
第十一章 活猿人?
中国古人化石的回顾中,我们看到了在更新世——猿人等人科动物与人类同期生活的迹象,这个结论可能在今天也成立。几百年来,研究者积累了大量证据,表明象尼人、直立猿人和南猿的动物,至今仍出没在人迹罕至的地区,被称为野人。
专家把这些证据分为4类:
自然环境中的野人
被活捉的野人
死野人
野人留下的证据,包括数百个脚印。
专家们还走访过非专业的目击者,同时也考证了大量传统文化中的野人记载。
第一节 神秘动物学
一些研究人士把对野人的研究另立一门——神秘动物学,(Cryptozoology)这个词是法国动物学家修沃曼(B. Heuvelmans)提出的,旨在研究的是已报道,但没有充分了认识的动物。希腊之中cryptos意思是隐藏,所以神秘动物学——Crytozoology还有研究隐匿的动物之意。
国际上成立了“神秘动物学会”,委员会的理士由世界各大学和博物馆的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和至少古生物学家组成,该学会创办了《神秘动物学》杂志,以调查、分析、报道和讨论未知的动物,或者在某个时空中发现的未知的动物,每期都有一篇有关野人的论文。
真有猿人延续至今吗?许多人不信,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地球每寸土地都被考察过了;二是科学家已经充分了解了所有生命,可惜,这两个说法都不对。
首先,象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度,还有大量人迹罕至的地区,大片浓密的原始山林并没有深入实地考察,只是空中拍摄而已。再者,保守估计,世界上每年新发现的动物有5000种,其中昆虫约有4000种,1983年,修沃曼总结道:“1970年——1979年,每年发现112种鱼,18种爬行类,10种两栖类,10种哺乳类,3、4种鸟。”
第二节 历史上的欧洲野人
欧洲野人的记录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原有希腊、罗马、迦太基(Cauth aginian)和埃特鲁斯坎人(E. truscans)的文物中,都有不少绘有半人半猿的野人。罗马的史前博物馆,有一个银碗,上面就画着一个野人,它在骑马的猎人中间。
中世纪欧洲的绘画中也能找到野人的形象,14世纪绘制的“马丽皇后的诗篇”(Queen Mary's Psalter),活灵活现地描绘着群狗攻击野人的场面。
第三节 北美西北部的野人
※ 巨足野人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西部的印第安人都认为确实有野人,他们把那里的野人叫做斯考奇人(Sasquatch,由于该野人脚特别大,又有文献称为巨足野人)。
1729年,西班牙自然植物学家,莫子诺(J. M. Mozino)报道加拿大温哥华岛奴卡桑德(Nootka sound)的印第安人说过野人,但他说:“我不知道它们说的野人(Matlox)指什么?那里的山民很害怕,说野人特别高大,全身的毛又黑又长,头象人,但大得多,犬齿又尖又有力,比熊的还厉害,胳膊特长,手指和脚趾都有长而弯的爪。”
※ 总统记述的野人
美国第26任总统泽道•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906年的书《荒野猎人》(The Wilderness Hunter)中说:位于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之间的彼特若特(Bitterroot)山脉,至今仍有野人出没。
书中讲:“19世纪80年代,一个叫包曼(Bauman)的陷阱猎手和搭档做过一次特殊的野地穿行。一天晚上,一个无名的动物几次骚扰了他们的营地,由于太黑看不清那个大家伙。……一天,包曼回来发现同伴死在营地里,显然是被那个怪物杀死的,那家伙的脚印不是四足着地,而是两足直立行走。”
单看这个证据不了结论,但它与一系列更确凿的报道汇合起来,分量就不容忽视了。
※ 被活捉的野人
1884年7月4日,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市的报纸《殖民者》(Colonist)上,登出了耶鲁镇附近活抓野人的事,报上说:“猎人把捉到的野人叫杰口(Jacko),它有点象大猩猩,但整体更象人,高4英尺7英寸(1.4米),重127磅(57.6公斤),黑毛又粗又长,前臂特长,力气很大”。
这个野人体重太轻,不是大猩猩,有人猜测说杰口是个黑大猩猩,但亲眼见过的人都说不是. 1961年,动物学家桑德森(I. Sanderson)说:“野人的事被报道后,就有一篇述评说:‘人们怎能说杰口不是马戏团跑出来的黑猩猩呢?’”那个地区还有象杰口那样的野人事件,比如哈德逊湾公司的土地勘测员A. C. 安德森报道过:1864年,他们考察一段贸易路线时,遭到了一个多毛野人的几次飞石袭击。
※ 目击者说
1901年,有名的木材商迈克金(M. King),在温哥华岛北部一个隔绝地带工作时,在一个山脊上,目击了一个长着棕红色长毛的象人的动物,它在小溪边,洗什么植物的根,在它身边放成两行,一会儿它就象人一样跑开了,脚印形状和人脚印一样,只是脚大,趾头有点外伸。
1941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的下午,住在哥伦比亚的鲁比溪边的卡普曼夫人和孩子们在家的时候,大儿子警报说:他们家旁边的林子里出来了一个大动物,开始她以为是个熊,但随之他看出那个长着4英寸(10厘米)棕黄色长毛的家伙,是个男野人,径直向他们家走来,卡普曼夫人拉着三个孩子逃向村外。
1955年10月,柔(W. Roe)先生遇到了一个女野人,他是个打猎迷,喜欢观察动物习性,他郑重发誓说他在英属哥伦比亚一个叫特照地窖(Tete Jaune Cache)的小镇边上,在爬上米开(Mica)山,走向一块废旧矿山的时候,看到了一头“熊”在75码(约6.9米)以外。当这只“熊”走出来时,他发现不是熊。他说:“我发现它是个高大的野人,身高6英尺(1.83米),肩宽3英尺,重得300磅左右,从头到脚都长着棕黑色的毛,毛尖端发亮,它走近时,我从它胸部看出是个女野人。”
※ 拍摄的野人镜头
1967年,加州北部布拉福(Bluff)溪附近,帕特森(Roger Patterson)和吉林(B. Ginlin)拍摄到了一个巨足女野人的彩色短镜头,这个野人脚印的石膏铸模长达14英寸(35.6厘米)。
看过这个短片的人有几种说法,一些权威学者说那是骗人的把戏,但另一些人则说该片提供了野人存在的直接证据。还有一些人不敢下断言,如格瑞武(D. W. Grieve)博士,他是专门研究人类行走的解剖学家,他说:“我不敢完全肯定该片证明了野人的存在,因为确实很难造假,但感情上排斥它,但没有理由。”
雷赛斯特(Leicester)大学的古人类学家沙克利(M. Shackley)说:“短片可能是造的假,可技术太高明了,真不可思议,怎么也看不出破碇。”——看不出问题还硬说是假的!?如果这么猜,都行所有科学证据都能被猜疑死了!
※ 极为精确,无法造假
对巨足野人的脚印,已经有几百组单独的报道了。共有一百多次拍照,还铸有石膏模型,批评家说都是假的,有一些足印是检查出来不是野人的,但所有都要是假的么?
1973年,德高望众的英国解剖学家纳皮尔(J. R. Napier)说:“如果断言所有脚印都是假的,我们就得承认,从美国旧金山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约1430公里,期间每一个城市都有象黑手党一样的分支机构,专门秘密制造一致的野人脚印。”纳皮尔说,他对自己发现的巨足野人脚印亲自做了研究,在生物学上予以了肯定。他写道:“我鉴定的事实证据,使我相信一些巨足野人足迹是真的,那确实是象人一样的生物踩出来的,我确信巨足野人的存在。”
华盛顿州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克兰兹(G. S. Krantz)开始时怀疑野人的存在。但他深入研究了1970年华盛顿州东北部的巨足野人脚印后,发现脚踝比人脚踝靠前,考虑到报道这个成年野人的重量和身高,他用人体力学准确计算出了脚踝靠前的程度,与实际十分稳合,他说:“这下我只能接受它是真脚印了。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才从手里铸模计算出来,不可能造一个脚印并且知道那么大的脚、体重、身高——脚踝应该长在哪儿。要是假脚印,造假的普通人可比专家还高明得多啊!”
※ 脚印打造机——无稽之谈
克兰兹和野人专家格林(J. Green)发表了大量北美巨足野人脚印的文章,典型的脚印14~18英寸长,5~9英寸宽,约比普通人脚印大3~4倍,克兰兹算出巨足野人体重至少700磅,200磅的人要造出那样的假脚印,得背上500磅的东西。这只是开始,还有几条巨足野人脚印在远离公路的荒野,而普通人步跨度平均3英尺,谁能装上假脚背500磅(约227公斤)的东西以5英尺(1.52米)的跨步走那么远呢?
“还有人猜测说:是一种脚印打造机,连续砸出来的,”纳皮尔说,“这种想象出来的机器得有每平方英尺800磅的冲力,还得能手工操作,翻山越岭,且不留痕迹,造出假脚印骗傻瓜去相信?”而一些报道说的是脚印是在新雪上踩出来的,周围并无其它平行印迹了。还有几个发现,同一列脚印脚趾间的距离有变化,这要是造假,还得设计出脚趾能灵活运动的假脚了!显然脚印打造机,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 名誉压力——不敢公开
1982年6月10日,美国林业局的巡逻员福瑞曼(P. Freeman)在华盛顿州“哇啦哇拉区”(Walla Walla)追查麋鹿足迹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长毛的野人,高约8英尺,站在60码以外,半分钟后,它走开了,克兰兹研究了它的脚印,发现了有皮肤沟纹,汉腺孔等,着力点的皮肤压痕显示出它的脚掌很灵活。
面对这么多这么充分的证据,为什么几乎所有古人类学家和动物学家还对“巨足野人”无动于衷呢?克兰兹揭示道:“他们实际担心他们的名誉和职业,研究野人的问题,会和目击者一起遭到邻居手下人的猜疑。在一些地方承认野人会名声扫地,信誉地位也会大受影响。”他举了个例子:“一个有名的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给我讲了他遇到野人的经历,但坚持要求千万不要提到他的名字,否则他有失业的危险。”
正因为如此,爱达荷州立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史普莱格(R. Sprague)说:“是克兰兹自己要公开研究未知的东西,这严重影响了他在同事中的名誉和学术地们的晋升。”
纳皮尔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种很象人但特别高大的生物,至今还在美国西部和英属哥伦比亚生活着。”美国东部和加拿大也有大量类似报道。纳皮总结道:“这种动物虽然生活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被充分认识,没被分类研究,这的确对现在的人类学家是一个打击了。”
这也许也是对现代生物学、动物学和总体科学信誉的挑战。
第四节 中南美洲的野人
※ 中美野妖
墨西哥州的热带雨林中,有一种叫做西斯迈特(Sisimite)的野人,地质学家斯构森(W. Skousen)报道:在巴哈维拉帕兹(Baja Verapaz)的库布口(Cubulco)人说:“在那儿的山里边有一种很大的野人,全身长着浓密的棕色毛,眼睛很小,没脖子,长臂大手,脚印比人的足迹长两倍。”好几个人说这种野人曾把他们赶下山,斯构森开始以为是熊,但与当地人详细讨论之后,就不那么想了。
危地马拉也有类似的报道,那儿的野人绑架女人和孩子。
伯利兹(Belize,原属洪都拉斯)人说有一种半人的动物生活在国家南部的丛林中,他们叫它“野妖”(Dwendis),Dwendis意思是妖怪,桑德森(I. Sanderson)在伯利兹指导过相关研究,他1961年写道:“好几十人跟我说他们见过野妖。这些人都在林业部负责组织工作,受过良好教育,到欧美参加过培训,当地出生的一个中高级官员详细描述了在马亚(Maya)山脚下看到野人的情况:有好几次,他突然发现在森林专用地边上有两个小野人静静地盯着他……这种小野人身高3.6~4.6英尺(1.1~1.4米),体态匀称,肩宽臂长,身披又厚又硬的棕色毛,看上去有点象短毛狗,略黄的头上毛不太长,但脖子和脑后边的毛较长。”
野妖看起来和巨足野人不是一种。
※ 南美三国的野人
南美洲圭亚那的野人叫,迪迪斯(Didis),这是早期探险者从当地印第安人那里知道的:“它们约5英尺高,直立行走,身上长有浓密的黑毛。”
1931年,意大利古人类学家贝卡瑞(N. Beccari)从圭那亚的文官海尼斯(Haines)先生那里听到了迪迪斯野人的报告。该报告由修沃曼(Heuvelmans)做了总结:“1910年,他顺着埃塞圭博河(Essequibo)河的支流柯纳瓦溪穿越森林时,突然发现两个奇特的动物,正直立着看他呢。它们很象人,身披毛。随后他们慢慢后退,消失在林中了。
桑德森(I. Sanderson)在他讲述野人的书里有大量关于野人的报道,书中写道:“这些报道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没有一个目击者说那些野人象猴,都说是无尾、直立、极象人。”
在厄瓜多尔第斯山脉的东麓,也有野人的报道。这是一种小型的浑身长毛的野人,叫石茹(Shiru)野人,约4~5英尺(1.2~1.5米)高。
在巴西,有人报道过高大象猿的麦平瓜里野人(Mapinguary)可是脚印却是人的足形,只是特别大,它能杀死牛。
第五节 喜马拉雅山的野人——雪人
19世纪,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英国官员,零星报道了一种叫做雪人(Yeti)的野人的踪迹。
“雪人”这个名字是豪之森(B. H. Hodgson)首先叫起来的,他在1820年~1843年间,在尼泊尔法院做英方居民代表。他说一次旅行中,穿过尼泊尔北部时,他的脚夫看到了一个长毛的无尾野人。
这类报道在哈之林所处的年代有数百起,许多人一听到就会想:是不是尼泊尔人把一种普通动物当成野人了?一般的候选动物是熊或叶猴。但是,喜马拉雅山域的居民对野生动物了如指掌,说他们分不清那些动物等于说他们都是白痴一样。
人类学家沙克利(M. Shackley)发现,尼泊尔和西藏的宗教绘画中都出现了野人的形象,在那些画中:熊、猿、叶猴、野人都是彼此分离的,这也表明当地人没弄混那些东西。
19世纪,至少有一份欧洲报道,说亲自看到了一个抓获的雪人,一个南非人告诉沙克利;“很多年以前在印度,我亡妻的母亲,跟我讲过她母亲看到了那个抓获的雪人,就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莫索里(Mussorie)地区。那是个男野人,被链子拴着,全身长毛,是在雪地里抓住的。”
20世纪,珠穆朗玛峰登山运动展开后,欧洲对雪人和雪人脚印的报道不断增加。
1951年11月,希普顿(E. Shipton)在勘查珠穆朗玛峰入口时,在靠近中尼交界处海拔18000英尺处的门朗冰山上,发现了雪人的脚印,希普顿跟着脚印走了一英里。他拍下的脚印近照使许多人确信无疑——脚印特大,纳皮尔分析后排除了鞋印融化变大了的可能,但相信北美巨足野人存在的纳皮尔,起初却对雪人的脚印很怀疑,但后来,新的事实证据扭转了纳皮尔的观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希拉里爵士在珠穆朗玛峰探险期间,也在留心野人脚印,他认为雪人的大脚印都是动物 足迹融化后形成的,纳皮尔对这个武断十分怀疑,他说:“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把新踩出的脚印和融化后的脚印弄混。脚印的成因一定有其它解释,比如是一种未知动物留下来的。”
除了西方人,当地人也不断报道雪人的行迹,1958年,荣巴(Rongbuk)冰山附近的萨巴(Tharbaleh)村藏民们碰到了一个淹死的雪人,这个发现被沙克利记在了她关于野人的书里。村民说那个野人是个男的,体型小,头有点尖,全身长满棕红色长毛。
一些僧人保留着雪人的遗物,一类是皮,但对它的鉴定结果也各不相同;还有一个野人手的木乃伊,沙克利说它很奇特,有点象人手……
1986年3月,沃追植(A. B. Wooldridge)代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一个小组织,做了印北喜马拉雅山区单人的穿行。他在海木坎德(Hemkund)一个积雪森林中,发现了一条新踩出的脚印,他照了相,继续追踪,到了一个接近雪崩的地方,雪上有一条浅沟,显然是个物体拖动时留下的,在浅沟末端发现了更多的脚印,每向远处灌木丛,在那儿,直立着一个2米高的人形动物。
他认为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雪人。他走到距离它150米处照了相,他说:“雪人直立着,朝山地下面看,右臂对着我。它的头又大又方,全身长着黑毛。”他看出它即不是熊,也不是猴,又不是人。
他对这个家伙观察了45分钟,后来变天了,只好离开,回去的路上又拍了几张脚印照片,此时脚印有点化了。
回英格兰后,他把照片拿给纳皮尔等感兴趣的科学家。胶片放大后,看出那个雪人很象人,他记下了他们的反应:“《大脚——真实而神秘的雪人和巨足野人》一节的作者灵长类学家纳皮尔,虽有以前的疑问,但现在已经是雪人的支持者了。《雪人、巨足野人和现代尼人》一书的作者考古学家沙克利,看了全部照片,认为整个过程与其它雪人的报道一致。成功率队完成1953年珠穆朗玛峰顶的亨特(L. Hunt),曾两次目击雪人脚印,他对此也深信不疑。”
第六节 中亚野人
中亚北起蒙古北部,南至帕米尔地区,西自高加索,东达西伯利亚的地区,都报道过一种体型较小,更象人的野人——奥玛斯野人(Almas)。
※ 古代的野人
15世纪早期,施登伯格(H. Schitenberger)被土耳其人抓获,被判给蒙古亲王艾迪(Egidi)做仆人。1427年他回到欧洲,写下了他的这段经历,其中讲到了野人:“山里边有一种野人,和人类完全不同,全身长着长毛,只有手和脸上没有毛,它们连树叶和草都吃,那儿的地主还献给艾迪亲王一件礼物,在山里抓到一男一女两个野人。”
19世纪蒙古药典中有一副奥马斯野人的画,那里蒙古是以各种动、植物入药的。沙克利在书中写道:“不是与中世纪欧洲的那些书不同,药典里画了几千种动物,其中有一幅野人的插图,书中其它动物现在都有。这样看来,没有一点理由怀疑奥玛斯野人的存在了……”
※ 目击的野人
1963年,一个俄国儿科医生,伊洛夫(I. Ivlov)穿越蒙古南部的阿尔泰山时,在山地上看见了几个野人,象是一家子,有男有女有孩子,他在半英里外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直到它们离开,他的蒙古司机也看见了,说:“这在当地很常见。”
看到这家野人后,他询问了许多蒙古小孩,他认为小孩的话更可信,一个小孩告诉他,他和孩子们在河里游泳时,看见一个男野人背着一个小野人过河。1980年,一个工人在蒙古科学院的农业实验站遇到了一个死野人:“我碰见了一个毛绒绒的象人的尸体半埋在沙子里,那是一个强壮的男野人……他肯定不是熊或猿,也不是人类。”
帕米尔山脉绵延千里,是塔吉克斯坦、中国、克什米尔和阿富汗的分界线,那里多次发现过野人。
1925年,前苏联上将托皮尔斯基(M. S. Topilski)在帕米尔围歼了一个山洞里的反苏游击队,一个幸存的队员说:他们在山洞里遭到了几个野人的袭击,托皮尔斯基下令搜寻山洞,发现了一具野人尸体。托皮尔斯基在报告中说:“一眼看去我以为是一只猿,浑身长毛。但我知道帕米尔地区没有猿。它看上去特别象人,我们拉它的皮,看是不是化装的假皮,发现确实是长在身上的,我们把它翻腾了几次测量,军医在长时间彻底检查后,说它肯定不是人。”
“它是个男野人,身长1.65~1.7米,年纪很老,因为一些部位毛都呈灰白色了,黑脸,没胡子,太阳穴没毛,而脑后的毛很厚,缠结在一起,它死不瞑目,眼珠是黑色的,牙齿外露,又大又平象人齿一样,前额有点塌,眉脊和颧骨突出,象蒙古人的脸型,鼻子扁平,鼻梁下塌,耳朵没毛,与人耳相比有耳尖,下颌大,胸肌发达。”
1957年8月2日,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大学地质研究院的水利学家普鲁宁(A. G. Pronin)的考察队在帕米尔高原绘制冰川图时,看见了野人. 沙克利的书中记道:“中午,他(普鲁宁)看到500码的崖顶站着个人,吓了一跳,因为这里荒无人烟,他又一看不是人,象人但背很驼,他看着这个粗壮的家伙在雪里走,双足跨步很大。它浑身长有灰红色的毛,胳膊比人臂长。”三天后普鲁宁又看见了它在直立行走,自那以后,在帕米尔高原目击野人的事越来越多,几次探险队都有人给野人脚印照相,浇铸石膏模。
※ 野人和人杂交的后代
现在我们再看看高加索地区的奥玛斯野人。
首先关注一下,野人和人生育的子孙。据莫维(Mokvi)河的吉纳(Tkhina)村民讲述:19世纪中期在杂旦山(Zaadan)森林里抓住了一个女野人,关押了三年后,允许她进屋住,人们叫她杂娜(Zana)沙克利记道:“她皮肤灰黑色,长满红毛,头上的毛更长,会大叫不会说话,大脸高颧骨,高脊,大下巴,牙齿又白又大,表情很凶。”后来她和一个村民生了几个孩子,1964年,泊石诺夫(B. Porshnev)见过杂娜的孙子,沙克利后记述:“女野人的孙子查利口(Chalikoua)和泰阿(Taia)皮肤很黑,甚至象黑人,咬肌发达,下巴很大。”泊石诺夫还走访了看过杂娜葬礼的人,那时他们还是孩子。
※ 体检活野人
高加索有人把奥斯野人叫“巴班古丽”(Biaban-guli)1899年,俄国动物学家赛土宁(K. A. Satunin)在南高加索的泰力士(Talysh)山,目击了一个“巴班古丽”。他说:“那个家伙的动作跟人一样。”因为赛土宁名望很高,所以他的报道身价倍增。
1941年,俄军方医疗队的中校卡拉皮延(V. S. Karapetyan)给活捉的一个男野人做了直接体检,他说:“我和当局的两个人进了一个帐篷……那个男野人赤身站在那里……它整体形状就是个人,胸、背、膀上长满粗毛,象熊一样,有2、3厘米长,胸以下的毛较细软,手腕粗,毛较稀,手掌、足底没毛,头发很粗,垂到肩上盖住了后脑,没胡子,脸上毛很淡,嘴边的毛少,站得很直,手臂下垂,身高1.8m,胸肌发达前挺,手指粗长,总的说比当地人都要高壮,目光迟滞暗淡,象动物的眼睛,表达不出任何信息,在我看就象一个动物。”
这样的报道,使英国古人类学家沙克利已经当成尼人或直立人的活化石了,后来在德军进攻苏军撤退前,抓到它的士兵把它击毙了——文献中这样记载。
第七节 中国野人
“中国历史文献中,许多城市史料和县志,记载了丰富的野人资料,而且给野人起了不同的名字。”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周国兴(音译)说,“甚至今天,在湖北房县,还有毛人或野人的传闻。”
※ 早年的记载
1940年,芝加哥西北大学生物系毕业生王泽林(Wang zelin)从陕西宝鸡开车去甘肃天水的途中,看到了一个刚被猎人射杀的野人。他听到前面枪响,下车去看猎物,原来是个女野人,身高6.5英尺(1.98米),身上长满灰红色毛,约1.25英寸长(3.2厘米),脸毛较短,颧骨和嘴突出,头发约1英尺长。王说:这个野人看上去很象用化石复原的北京猿人。
10年后,地质学家范金泉(Fan Jinquan)看见了一个活野人。周说:“1950年春天,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他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观察了宝鸡山区丛林中的两个野人,那是母子二人,儿子身高约1.6米,长得都很象人。”
※ 浙江和西双版纳
1957年,浙江几个农民打死了一个人熊,把手和脚送给了当地一个生物老师。周国兴后来看了那些遗物,尽管他不认为就是野人的,但承认是一种未知的灵长类。
1961年西双版纳修筑一条穿过森林的公路时,筑路工人杀死了一个女野人,她高1.2~1.3米,全身长毛,直立行走,目击者说,她手、脚、耳朵、胸都象妇女。中科院派出了一个考察队前往,没见到遗体,一些人猜测说那是个长臂猿,但周国兴说;“最近有人走访参加考查工作的一个记者。他声明:那个家伙不是长臂猿,是一种未知的人形动物。”
※ 湖北神农架
1976年的一个夜晚,湖北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6个干部在房县和神农架之间的春树崖村边公路上开车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红毛无尾的动物。5个人下车围了上去,司机用车灯照着,5个人在几英尺处看清了,那不是熊,也不是任何一种已知动物,他们后来给北京的中科院发电报报告了此事。
那些年,中科院收到了许多来自神农架的野人报道,所以它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决定立即做彻底的调查。由10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奔赴神农架,收集了许多野人的形体证据,有毛发、脚印、粪便,记录了当地人的陈述。后续的研究更加丰富了相关证据,共发现了1000多个野人脚印,一些长19英寸,收集到100份野人毛发,最长的21英寸。
一些人曾寻求另一种解释,说野人是一种稀有的金丝猴[1]。金丝猴在远处一闪而过时有些象人。但当地公社领导庞根生证实:那就是野人。
庞根生和野人曾对峙1小时左右,相距给5英尺,他说:“那是个男野人,身高7英尺,肩特宽,前额平塌,眼窝深陷,蒜头鼻子,鼻孔外翻,高灌骨,耳又圆又大,黑眼睛,下颌突出,厚唇,门齿象马牙一样宽,头发深棕色,一英尺多长,松散地飘在肩上,头上除了鼻子和耳朵,都长着短毛,双手过膝,手特大,手指有6英寸长,大拇指和四指手开,体毛较短,没有尾巴,大腿细长,比小腿短,直立行走,两腿分开,脚长12英寸,前面宽6英寸,五趾分开,后面窄。”
注:[1] 金丝猴,叶猴都是有尾巴的,很显眼。视力敏锐的猎人、山里人和干部不会连这也分不清。
第八节 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野人
1969年,麦金农(J. Mckinnon)去婆罗州(Borneo)[2]考察猩猩时,看到了野人脚印,他问船夫脚印是怎么回事,船夫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巴土野人(Batutut),他在记录中这样写道。
后来,在马来亚(Malaya),他又看到一些大一点的野人脚印石膏铸模。他认出是同种生物踩出来的。马来亚人把它叫做小野人(Orangpendek)。按桑德森说,这些脚印与印尼森林里灵长类足迹都不同,和熊脚印也大相径庭。
20世纪初,苏门答腊的一个官员魏斯特尼克(L. C. Westenek),收到了一份报告,说遇到了一种叫西达帕(Sedapa)的野人。巴瑞森(Barisan)种植园的监工和工人们看到了一个野人就在15码之外。监工说:那个大家伙,两腿直立,个子不高,象人一样跑过我们的小路。他浑身长毛,不是猩猩。
1918年,一份杂志刊登了有关野人的文章,那是魏斯特尼克记录的苏门答腊居民奥斯丁(Oostingh)的报告。一天,他穿过森林时,遇见了一个人坐在木头上,脸朝着一边,奥斯丁说:“我突然看到他脖子上长着毛,特别脏,我还自言自语说:‘这小子脖子这么恶心!’……随后我发现他不是个人。也不是猩猩,我见过猩猩。”
不是猩猩是什么呢?奥斯丁不敢肯定,一些人认为这种野人是尼人或直立猿人的后裔,如果今天都不能肯定这是什么动物,我们怎么能肯定某种动物在远古时候肯定不存在呢?
化石记录的经验性总结有误导的可能。修沃曼1986年4月15日给我们助手博纳斯的一封信中说:“不要太看重化石记录,化石是很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形成的,它不能重现过去地质年代地球上生命的图景,灵长类化石尤其是贫乏,因为这种聪明的动物能小心避开形成化石的环境——比如陷入沼泽软泥或泥炭中。”
化石经验主义无疑是有局限性的,而且化石即不完整,也不完善。当我们通盘考虑所有证据时,包括久远年代人类存在的证据和现代还存活的猿人——野人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真实图景是:人和猿人长期共存于世,而不是一个理想的进化序列。
注:[2] 婆罗州,加里曼丹岛的旧称。
第九节 非洲野人
西非一些国家,如象牙海岸的居民介绍过一种象俾格米(Pygmy)人的混身长毛的动物,欧洲人也遇见过。
东非也有野人的报道。希辰斯(W. Hitchens)上尉1937年报道,“几年前,在一次官方组织的猎狮活动中,我到了这里[温白尔(Wenbare)平原西部的森林],当我在森林空地中等猛兽时,我看到了两个小个、长满黄褐色毛的动物从密林中出来,象人一样直立行过空地,进入密林的另一边,他们象小矮人,身高4英尺左右,当地猎手很害怕,说这是阿格维(agogwe)小毛人,人一生中也看不到一回。”是猿或猴吗?希辰斯和当地猎人不会连这也分不清。这种小野人,从坦桑尼亚到莫桑比克,报道很多。
刚果地区也发现过野人,约5.5英尺,身上长毛,直立行走。考迪尔(C. Cordier)是个职业捕猎者,给好几个动物园和博物馆打工,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追踪过野人,一次,一个野人被他捕鸟的网绊倒了,卡迪尔说:“他摔了个嘴啃泥,转身坐起来,解开了脚上的网,在周围埋伏的非洲人准备行动前,它就走开了。”
南部非洲也有这类报道,脊椎动物和人类古生物学研究室的塔西(P. Tassy)1983年写道:“国际神秘动物学会的理士托比亚斯(P. V. Tobias)告诉修沃曼,他一个同事设下了陷阱,准备抓获活野人。”托比亚斯是南猿研究专家。
按标准的观念,最后的南猿灭绝于75万年前,直立猿人距今20万年灭绝,尼人距今3.5万年消亡了。那时,具有现代特征的古人才出现,渐渐散布到世界各地,不算本节前面提到的大量反常事实例证,就是野人的众多报道,已经让进化论难以招架了。
第十节 主流科学和野人报道
尽管我们摆出了这么多证据,大多数被立为人类学和动物学权威的人还是置之不理,即使他们中有人提到野人,也不提那些有力的证据,只提一些对进化论不构成威胁的细枝末节。
质疑野人的学者,说没发现野人骨头,也没抓到活野人,更没有野人遗体。从前方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证据都有……只是那种“知识过滤”机制,用猜疑策略给它们贴上不太可信标签,把它们从官方渠道中过滤掉了。
然而,一些很有名的科学家和克兰兹,纳皮尔、沙克利、泊什诺夫等人发现的证据足以证实野人的存在,或者至少应该严肃地云研究。
1984年12月4日,沙克利写信给我们的助手博纳斯:“你们知道,整个问题高度敏感受,相关事例太多,观点虽然有几种,但我认为最普通的观点就是:已有足够确切的证据表明:今天很可能还生活着几种未知的象人一样的生物。但目前人类的知识框框,不可能重视和详细介绍。由于错误引用、被猜疑、扣上造假的帽子,形势就更乱了,但是,有许多中坚的人类学家支持对野人的研究工作。
可见,野人的问题,已初步有一些科学的认识了,但是,大体上还是一系列个人的观点,官方的主流舆论并不太感兴趣。
第十节 主流科学和野人报道
尽管我们摆出了这么多证据,大多数被立为人类学和动物学权威的人还是置之不理,即使他们中有人提到野人,也不提那些有力的证据,只提一些对进化论不构成威胁的细枝末节。
质疑野人的学者,说没发现野人骨头,也没抓到活野人,更没有野人遗体。从前方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证据都有……只是那种“知识过滤”机制,用猜疑策略给它们贴上不太可信标签,把它们从官方渠道中过滤掉了。
然而,一些很有名的科学家和克兰兹,纳皮尔、沙克利、泊什诺夫等人发现的证据足以证实野人的存在,或者至少应该严肃地云研究。
1984年12月4日,沙克利写信给我们的助手博纳斯:“你们知道,整个问题高度敏感受,相关事例太多,观点虽然有几种,但我认为最普通的观点就是:已有足够确切的证据表明:今天很可能还生活着几种未知的象人一样的生物。但目前人类的知识框框,不可能重视和详细介绍。由于错误引用、被猜疑、扣上造假的帽子,形势就更乱了,但是,有许多中坚的人类学家支持对野人的研究工作。
可见,野人的问题,已初步有一些科学的认识了,但是,大体上还是一系列个人的观点,官方的主流舆论并不太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