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应台

40，坦克登陆舰LST-847号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847坦克登陆舰停靠在上海黄浦江。
九月二十日是中秋节，不太寻常，因为好多年来，这是第一个没有炮火、没有警报的中秋节。
战争带来的多半是突然的死亡和无处寻觅的离乱。对很多人而言，父母手足和至亲至爱，不是草草浅埋在某个战场，就是飘零千里，不知下落。一九四五年这个中秋节，很多人最迫切想做的，就是给在乱世中死去的亲人上一炷香，让轻烟缓缓升上天空，捎去战争终于结束的消息，也轻声呼唤亲爱的流离者早日回乡。
在准备过节的气氛里，黄浦码头却透着异样的躁动；人们奔走相告：美国第七舰队要进港了。
中秋前一晚，月白澄净如洗，到了清晨，江上却罩着薄薄的轻雾；四十四艘巨大的军舰在水青色的天地朦胧中蓦然浮现，庞然巨象，如海市蜃楼、如梦中幻影。已经在码头上背负重物的苦力，远远看去像一群穿梭不停的细小蚂蚁，近看时，各个形容消瘦、脸颊凹陷，但是咧嘴笑时，一派天真。苦力把重物斜身卸下时，一抬头，看见军舰像座雄伟大山一样耸立在港边，登时吓了一跳。
没多久，城市醒来了，人们丢下手边的活，纷纷奔向江畔。码头上万人空巷，孩童赤脚挥着手沿着舰艇奔跑、叫喊。不知什么人，带来了成捆成捆的鞭炮，就在那码头上劈劈地炸开来，一片烟硝热闹。也不知什么时候，巨幅的布条出现了，挂在面对码头的大楼上，巨大的字写着“热诚欢迎第七舰队”。
江面上窜来窜去叫卖杂货的小艇更是发了狂似地向军舰围拢，陈旧而破烂的木制小艇在浪涛中不断碰撞巨舰。年轻的船夫用力挥动船桨，试图和甲板上的水兵交易。
报纸很快就出来了：
“中央社本报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率领之首批舰队抵沪后，予本市市民以极大兴奋，盖自太平洋战事爆发以迄对日之战全面胜利以来，转战海上劳苦功高之盟国舰队，此乃首批到达我大上海者也，昨日下午三时，……参加欢迎行列之青年团男女随员，以及各界民众不下十余万人，结队排列外滩遥向浦江挥旗高呼，其热烈盛况，不亚于前数日欢迎国军之场面。
坦克登陆舰LST-847号上，一头金色卷发的鲍布站在船舷往下看。他才十八岁，眼睛是婴儿蓝，鼻子两侧满是雀斑。入伍海军没多久，原以为战事已过，和平的日子里随船没什么危险，没想到事情不这么简单：每个港口的水面上都浮着被炸的沉船，焦黑的船骸像战场上没拖走的尸体和骷髅，使得大舰入港变成一件艰难的事。很多港口的周边海域，水里还布满未爆的水雷，扫雷令他心惊胆跳。
从甲板上往下远眺，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一片挥手呼喊的人们，中国人对盟军的热情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这一晚，鲍布趴在船舱通铺上，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1945-09-21
亲爱的爸妈：
……这地方实在太有意思。我们刚进港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个日本人在这里晃来晃去，饿得像幽灵一样，中国人不给他们吃的……
这是黄浦江，江上还有些日本船，但是在太阳旗的上面都加挂了美国旗。日本人的眼神显得很恐惧……一九四一年以来这一直是日本的海军基地。
大概有一百多条小艇围拢过来叫卖威士忌跟中国国旗。每个人都眉开眼笑，看起来非常高兴美国人来了。
我们在卸卡车，六个日本人操作一个大吊车。每次我们转头看他们，他们就报以笑脸，我想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会把他们干掉吧。
今天美国海军把大部分日本人送走，因为听说昨天夜里有两百多个日本人被共产党给杀了。麻烦的是，这里有三股势力在角力，其实在上海街头上演的就已经是一场内战了。
昨晚我轮休，坐了黄包车上街去溜达。一上街就看见两派士兵在斗殴。
然后进了一个高级餐厅，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一百万元，相当于二十美元吧。……大部分的美国水兵都跟小艇买了威士忌，喝个烂醉。这些水兵不管是结了婚还是单身的，都是积了四十四点可以退伍的，但军方就是不放人。有人说，恨不得把那舰长给干掉或者干脆跳船。你知道吗，老爸，这些水兵都已经在海军干了三、四年，家里都有妻小。我们停靠冲绳港的时候最严重，因为冲绳回美国内陆的船班最多，结果啊，舰长竟然下令我们一概不准上岸……简直卑鄙极了。所以我想换船。
小鲍布：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100万元，相当于20美元吧。
1945-09-22
抱歉，昨晚的信没写完。
今天早上，一个水兵暴毙。他跟小艇买的威士忌里含有甲醇。
下午我们清除甲板上的木板—原来用来储存汽油，大概有一千五百条木板。我们把它丢到海里去。开始的时候，大概有十条小艇围过来抢这些木板，等到快丢完的时候，已经有五十条小艇围了过来。有些人被丢下去的木板击中，却也不走开。我们只好用消防水喉对准他们喷水，他们也只是咕咕笑。这些中国船民就是那么笨。
我丢下的最后一块木板刚好打中一个小女孩的头，但是她一下就站起来，然后开始拉那块木板。这时候，其它十条小艇飞快靠过来抢，然后开始打群架，哇，打得够狠。男人抓着女人跟小孩猛揍，劈头劈脸地打，女人就用船桨回击。还有人用一种锋利的船钩打，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的。
船民活得像禽兽一样。他们一早就来到军舰旁，吃我们丢到水里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底层百姓啊。
你们的儿子鲍布寄自上海
鲍布从玉米田一望无际的美国大地来到中国，很难想象那些如“禽兽”般抢夺木板的中国人一路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他看得出码头上等候遣返的日本人眼里透着恐惧，他也看出了，不同服装的士兵和士兵在城市里当街对峙，内战已经濒临爆发。
41，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厂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航行，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它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军医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一九三七年入学台北帝大医学院的一班。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成焦土，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州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长春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开”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州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州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至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州“开拓”，大多数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开拓民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弃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特别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硬了，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州人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他看见战败国的人民的遭遇：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一九四五年，成千上万的台湾人在澳洲和新几内亚的码头，等候遣返。两个福尔摩沙的孩子，看向窗外。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水兵鲍布还不知道的是，他所值勤的这艘坦克登陆舰U.S.S. LST-847，在他趴在床上写信的一刻，正缓缓驶入中国人的当代史。
这是一艘九个月前才下水的新船，船头到船尾长度是三百二十八英尺，可以承载一千多人，速度十二节，配备有八尊四十厘米口径、十二尊二十厘米口径的钢炮。船上有一百三十个官兵。
凡是在海上浪迹天涯的人都相信，船，是有生命、有感情、有宿命的。茫茫大海可以给你晴空万里，让你豪气如云，也可以顿时翻覆，让你沉入深不可测的黑暗，不需要给任何理由。在大海上，人特别渺小，他的命运和船的命运死死捆绑，好像汗水泪水和血水渗透浸润木头时，木头的颜色变深。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才开始首航任务，这艘新船在来年六月，就报废了。因为在这短短一年半之间，它在太平洋海域上密集地穿梭，日夜航行，每一趟航程都承载着人间的生离死别，特别多的眼泪，特别苦的叹息。
航海日志，是一条船的年谱和履历，告诉你哪一年哪一日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年谱看起来很枯燥，但是那细心的人，就有本事从一串不动声色的日期和地点里，看出深藏在背后的历史现场，现场啊，惊心动魄。
这艘军舰，从一九四五年秋天到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半年之间，在上海、青岛、日本佐世保、基隆、高雄几个港口之间不停地来来回回航行，中国士兵上、中国士兵下；日本侨俘上、日本侨俘下——它究竟在忙什么？
一九四五秋天到四六年春天这大战结束后的半年间，飞力普，你把整个太平洋的版图放在脑海里宏观一下，你会看见，每一个码头上都是满的：百万的国军要奔赴各地去接收日本战败交还的领土；接收以后，又是百万的国军要飘洋过海，从南到北开赴内战的前线；几百万的日本战俘和侨民，要回到日本的家；散置在华北、华南、海南岛南洋各地的台湾人，要回到台湾；几十万从太平洋战俘营解放出来的英国、印度、澳洲、美国的士兵，要回家。
佐世保、葫芦岛、秦皇岛、塘沽、青岛、上海、广州港、宁波、基隆、高雄、香港、海南岛、新加坡、越南海防、马尼拉、新几内亚拉包尔……
码头上一个一个镜头：成千上万形容憔悴的日本人，只准许带着最少的行李，和亲人依偎在一起，瑟缩而消沉。从日军中脱离出来，却又一时无所适从的散置各地的台湾军属；被征去新几内亚作战争劳役的台湾和广东壮丁，成千成千的守在码头上，焦急寻找回家的船。
抗战八年疲惫不堪的各路国军，重新整队，码头上满满是战车、弹药、战马、辎重器械。
如果要说大迁徙、大流离，一九四五比四九年的震幅更巨大，波澜更壮阔。小鲍布这条登陆舰，只是几百条负责运输的船舰之一，但是细细看一下它的航海日志吧，每一条航线翻起的白浪，画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每一个码头的挥别和出发，预言的都是个人的、难以掌握的未来。
LST-847登陆舰航海日志
1945-09-16 从冲绳岛启程，目标上海
1945-09-20 停泊上海码头
1945-10-08 中国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登舰
1945-10-10 离沪，赴宁波
1945-10-12 抵宁波码头，下锚。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下船
1945-10-14 七十军500名士兵登舰
1945-10-15 离宁波赴基隆港
1945-10-17 抵基隆港，七十军士兵踏上基隆码头
1945-11-15 抵越南海防港
1945-11-19 中国六十二军所属 55位军官及 499名士兵在海防登舰
1945-11-20 赴福尔摩沙打狗港
1945-11-25 抵打狗
1945-12-02 抵海防，装载 47辆中国军用卡车及驾驶人员
1945-12-08 装、卸 688位中国士兵；离海防，赴秦皇岛及葫芦岛
1945-12-19 击沉两枚水雷
1945-12-22 抵葫芦岛，卸中国士兵
1945-12-26 抵青岛
1946-01-21 装6名美国海军、1020名日本俘侨及装备
1946-01-22 赴日本佐世保基地
1946-01-25 一名日侨两岁女童因营养不良死亡，予以海葬
1946-01-30 装19名中国平民— —18名为女性，1名男性，赴青岛
1946-02-14 抵青岛，卸中国平民，装 1190名日俘侨，赴佐世保
1946-02-18 两名日童死于肺炎。予以海葬
1946-02-25 抵佐世保，卸日俘侨
1946-02-27 一名31岁日本士兵死亡。予以海葬
43，鼓楼前
在鲍布的登陆舰从冲绳岛启锚、准备开往上海的同一个时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国七十军的国军正堂堂进入宁波的城门；成千上万的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很多人想起那荒芜悲戚的岁月，忍不住热泪盈眶。
七十军进城，是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宁波。
接收，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打开了城门，等着欢迎国军进城。在一九四零年年底的时候，中共的八路军已经从四万人扩充到五十万人，党员人数从四万发展到八十万，中共所管辖的人口接近一亿。三年过后，共产党已经宣称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十六个县城、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千两百万人民。日军宣布投降时，国军主力还偏处西南，共军又趁机收复了两百八十个中小型的城市。
九月，宁波城内守城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一旅加上汪精卫政府的“伪军”第十师。盘据在城外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所属的浙东游击纵队，而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正规军还在遥远的浙南、赣东和闽北。为了不让宁波被共产党部队接收，国民政府命城里的日军继续驻守，维持秩序，同时把“伪军”的地方团队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上海特别行动总队”辖下的一个纵队。
更重要的是，远在福建的七十军衔命疾赶北上，日夜行军，接收宁波重镇。
对宁波的市民而言，战争根本没有结束。七十军在奔走赶路的时候，宁波城四周炮火隆隆。共产党的文献这样描述新四军争夺宁波城的战役：
……以破竹之势连攻观海卫等日伪据点……兵临宁波城下。鄞江桥一战，打垮伪十师两次增援，毙伪营长以下官兵四十余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二门。
七十军大军逼近宁波城郊区，新四军评估敌我情势悬殊，实时决定放弃宁波，撤军北走。
宁波市民听说政府要来接收宁波了，奔走相告。张灯结彩的牌楼一下子就搭起来了，满城国旗飘舞，鞭炮震耳。孩子们不知何时开始在街头巷尾玩一种游戏，叫做“中美英苏打日本”，在地上画一面日本太阳旗，四个小朋友猜拳决定谁代表哪一国，然后大家向太阳旗丢一枚尖尖的锥子，看谁丢得准、扎得深。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七十军与宁波的仕绅和市民在鼓楼前举行了入城的升旗典礼。
站在广场上的老人，看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衬托它的背景是鼓楼，不禁发起怔来。这鼓楼本来是古城墙的南门，建于唐穆宗长庆元年，也就是公元八百二十一年。鼓楼没有鼓，只有计算时间的漏。一零四八年，这里的鄞县县令曾经为这只新刻的漏，写了“新刻漏铭”，这个县令可不是普通的县令，他就是王安石。
鼓楼已经千年，见证过多少旗子的升起和降下、降下和升起。
宁波城，在日军占领了四年五个月之后，第一次宁静了下来。
宁静的意思就是，鼓楼前卖东西的小贩多了起来，奔跑嘻笑的孩子多了起来，天上的麻雀，大胆地落在广场上聒噪追逐。伛偻着背的老人，又放心地坐在家门前的板凳上晒着太阳打盹了。
航海日志说，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在十月十日离开上海，驶往宁波。
风尘仆仆的七十军本来以为要在宁波暂时驻扎下来了，但是突然又接到命令：三天内要登舰开拔，接收台湾。
44，七十军来了
年轻的鲍布服役的坦克登陆舰，把国军七十军从宁波送到了基隆。
七十军，是个什么部队？哪里来哪里去的？打过什么仗？
没错，它打过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你记得，三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十八万七千二百人。
日军军备之优良强大、海空炮火之绵密猛烈，使得上阵的国军像进入烈火大熔炉一样。参与过战事的老兵说，“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了。”
陈履安说，“应台，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是国军将领，自己当过国防部长的他，谈起老兵就有点忍不住的真情流露，“军中一个连大概是一百三十人，一个连打得剩下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就要补充了。有一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跟我说，他那个连补充了十八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战士？”
在密集的火网中，怎么补充呢？我问。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履安说，“老兵说，那时候啊，一九三七年，年轻人，很多是大学生，排着队等着要上战场，就是要跟日本人拚……”
美国水兵小鲍布和他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同伙们嬉闹着，好奇地拍下了他们看见的中国军队，七十军，脚上是草鞋。
所以所谓七十军，不是一个名单固定的团队。如果一个一百多人的连可以在一个战役里“补充”十八次，那代表，前面的人一波又一波地喂给了炮火，后面的人则一波一波地往前填补，彷佛给火炉里不断添柴。如果前面是训练有素、英勇而热血的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没什么训练的爱国学生，更后面，可能愈来愈多是懵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拿枪的新兵。
紧接着七十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一九四一年三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两万官兵死在战场。
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军赶到宁波，还没回过神来的七十军，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湾。他们匆匆登舰，当然不知道，他们就此踏入了一个历史的相框。
一九四一年的陈履安，在重庆。
一个在宁波码头上目睹七十军登舰赴台的中国人，很惊讶“接收台湾”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军如此地缺乏行前准备：
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
船行两个昼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大舰队驶进了基隆港。杨寿夹在七十军的队伍里头，踏上了码头，看出去的光景是一场更大的混乱：
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相互争道，抢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
我以为，战争刚结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队都乱成一团吧。跟张拓芜谈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家张拓芜的部队是二十一军——是的，这正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第九天，被紧急调到台湾去的二十一师，后来“军”整编为“师”。在七十军抵达基隆的两个礼拜之后，张拓芜所属的二十一军接到命令开赴镇江，中间会经过南京。
仅仅是“经过”，还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军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虑和准备。部队在距离南京城还有一段路的采石矶就停了下来，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整补，也就是上台之前对着镜子整理仪容和化妆：年纪大的、姿态难看的、拖着病、带着伤、瘸了腿的，还有众多做劳役的马夫、挑夫、伙夫，以及这些人所必须推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锅碗瓢盆雨伞箩筐、弹药医疗器具货物等等，统统都在进城前三更半夜绕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车到下一站等候。
年轻力壮、仪容齐整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门外人少的地方，部队再度整装：每个士兵把腰间的皮带束紧，鞋带绑牢，然后连背包都卸下，重新扎紧。
二十一军的装备其实克难之至。他们的背包，不是帆布做的，是九个竹片密织而成，棉被折迭成四角方糖一样，两面竹片一夹，就拴紧成一个包。他们的头盔，表面形状看起来跟德国士兵的钢盔一样，其实从来就不是钢盔——钢是奢侈品，他们头上戴的是“笠盔”，竹篦片编成，只是做成头盔的形状。
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登陆舰在十一月十九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五十五位军官和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九月就“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十月十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
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岛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满坑满谷高雄、台南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50，水滴
七十军在台湾北部，六十二军在台湾南部，很快地开始招兵买马。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台湾新生报》刊登了七十军的公告，“接收台湾志愿兵”，十七岁到三十岁都可以报名。
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房。村子背山面海，望向山，满满是浓绿的椰子树、槟榔树，一派热带风光；望向海，太平洋深蓝的海水延伸入无边无际的浅青天色。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听得见椰叶唰唰和海浪絮絮的声音交织。
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有焦糖色的皮肤和梅花鹿的大眼睛。十七岁的陈清山和同村同龄的好朋友吴阿吉都是利嘉国小的毕业生。利嘉国小在一个山坡上，一片椰林边。海风总是从东边太麻里那边吹过来，孩子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看椰树的阔叶像舞裙在风里摇摆。几株老梅树，开了花后一定结果，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做梅子酱。
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被集中去练习操枪，听说南洋马上需要兵。现在日本人走了，他们回到野地里种菜、拔草、看牛，家中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饿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找野味。
村里的少年都没有鞋，赤脚走在开满野花的荒地里，郁闷地思索，前途在哪里。
这时，村子里的集会所来了国军的宣传员，用流利的日语广播：有志气的青年，到中国去，国家建设需要你。月薪两千元，还可以学国语，学技术。
小小泰安村一个村子就报名了二十个大眼深肤的少年。
就是这泰安村，三十多年以后，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贫穷的卑南家庭出了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因为歌声惊人地嘹亮动听，她凭着歌声走出了村子。
她叫张惠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辆军用大卡车轰轰驶进了泰安村，整个村子的土地都震动了。路边吃草的黄牛，都转过头来看。军车，接走了这二十个人。陈清山的妹妹，在蕃薯田里耕地，没看见哥哥上车。
大卡车开到了台东市，陈清山和吴阿吉看见全县有两百多个年轻人，原住民占大多数，已经集合在广场上。穿着军服的长官站上了司令台开始致词训话，同伴们面面相觑——哇，听不懂。
陈清山、吴阿吉，成为七十军的士兵。泰安村来的少年们，非但不懂国语，也不懂闽南语。日语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但是，七十军和六十二军，不懂日语。
这些乡下的少年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加入七十军、六十二军的同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来，风暴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的极机密报告，画出了当时在“局中”的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局大图像：
共军概况：（一）自山东乘帆船渡海，在安东省庄河县登陆者万余人。（二）自河北、热河进入辽宁者万余人。（三）自延安徒步抵辽宁省二万余人。（四）在辽、吉二省招募及强拉伪满警察宪兵、失业工人、土匪流氓、失业分子，及中条山作战被俘国军约计十五万人……
战争的土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陈清山家中
陈清山：八十一岁
吴阿吉：八十一岁
陈清山和吴阿吉，十七岁时，走出台东卑南的家乡，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六十五年以后，和我一起坐在老家的晒谷场上聊天。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羽毛艳丽的公鸡在我们椅子下面追逐母鸡，一个卑南族的老妈妈用竹扫帚正在扫地。太平洋的风，懒懒地穿过椰树林。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
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武器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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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应台 -画眉深浅- ♀ (31351 bytes) () 02/20/2010 postreply 19:22:32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应台 -画眉深浅- ♀ (33645 bytes) () 02/20/2010 postreply 19:23:33

• 谢谢分享，看到的是人性，不觉得与政治有关 -travellingaround- ♀ (302 bytes) () 02/26/2010 postreply 17: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