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的劳动力 都去哪儿了？

2015年6月，我在朋友的鼓动下安装了一个手机应用软件，可以像预约出租车一样，预约上门的家政服务。结果，周一开始预约却发现，直到周末的服务全都约满了。在中国，真的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吗？

而就在那之前几天，在一次官方和学界共同参与的人口论坛上，政府部门声称在过去一段时间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下，外来人口数量下降。其中，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更苛刻的上学控制，已经减少了两万左右外来人口的孩子上学。

劳动力短缺了吗？

经常会看到一些图片和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农村现在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留守的大量是老人和妇女。一些地方出现空心村的现象，甚至建好的楼也没有人居住。

城市出现招工难，农村出现空心村，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真的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吗？而统计局的数据又告诉我们，2014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4%。那么，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我们不应该质疑统计局关于城市化率的统计。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当下最新且最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当时的城市化率是50%左右。按照一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城市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到2014年底，城市化率在54%是可信的。这意味着，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城市化率刚刚过半。

对一个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应该期待，未来还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从农村转向城市。那么，又如何去解释中国的农村大量存在的是老年人和女性？一些人口流出的省份甚至抱怨，当地出现了比人口流入省份更为严重的老龄化。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过程当中，举家迁移的比率只有20%左右。如果一个家庭要决定把哪一个成员送到城市去工作，在未能举家迁移的情况下，当然是年轻男性进城打工。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仍然有5000万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的留守女性。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孩子的教育歧视，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中国正在出现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家庭分居现象。而当前，城市的排外政策仍然在为这样的状况进一步“做贡献”。

那么，当前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是否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农村将不再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了呢？不是这样的。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同时，经济发展也正在步入后工业化的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者女性仍然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在发达国家，60多岁的人，包括女性，大量在餐馆里做服务员，或者在航空公司做乘务员，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我在日本访问，乘出租车时，把要去的地址给司机看，司机先是戴上老花镜，然后又拿出个放大镜，这场面也真是让人醉了。

农村人口结构会随城市化模式相应调整

当前的城市化率刚刚过半，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是城市部门是否能够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服务业岗位，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直至75%，甚至80%以上的水平。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劳动力总量的枯竭，而是未来城市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那么，农业生产又怎么办呢？很多人担心，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生产会受到威胁，并且列举出农村现在就出现大量田地荒芜的情况。在很多公共政策讨论中，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当下制度造成的结果来反对对于制度进行改革，这里我们讨论的就是一例。

农业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相应的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数量。这一点，只要看看过去中国的粮食产量就知道，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在推进，一方面，粮食产量却不断增长。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已经出现了机器替代劳动的现象，而这恰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农村大量田地荒芜的现象要区别对待，造成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制度阻碍了农业用地的流转，还是因为有些地方本来地形等自然条件就不好，即使允许流转，这些土地也没有人愿意经营？如果是土地制度制约了土地流转，那么，要改的是制度；如果是因为自然条件不好，出现土地荒芜，这就太正常了。无论是哪种情况，土地荒芜本身不是城市化的错。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大规模的农场将逐渐出现。要知道，当前中国农业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四百分之一，欧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积小，这必然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难以提高。而为了让农业人口的收入不至于太低，政府必然对农产品的价格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未来农场面积可以不断扩大，那么，农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大规模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反而可能下降，而政府需要给农业的补贴则相应减少，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的粮食库存不断上升，同时，粮食进口也增长迅速。这很奇怪，是吧？其实不奇怪，中国政府通过保护价收购粮食，同时，国内的粮食价格高于进口价，当然就会出现大量进口。那么，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富国，其粮食价格却那么低？答案就是规模经营，农民人少了，农场面积大了，反而有利于粮食价格降低。从长期来看，持续减少农民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出路。

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村人口的结构是一个“内生”变量。当前，恰恰因为经营农业的收入低，所以现在农村的人口结构才是老年人和女性偏多。未来，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于年龄和技术要求将不断提高，这会使得年轻的男性劳动力，甚至接受过较好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当中去，以适应农业对于体力和技能更高的要求。

我们不能静态地来看待当前农村的人口结构，要知道，这样的人口结构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户籍等制度共同决定的结果。当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当户籍和公共服务歧视这些问题逐渐减弱，那么，很多今天在农村出现的现象，包括人口结构，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中国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受阻，而不是城市化过度

人们往往把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扭曲造成的问题误以为是城市化的错。很多人会列举出农村出现的现象，认为这都是城市化带来的，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再比如空心村问题。简单来说，如果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并不需要过多担心，比如农业人口减少和空心村的出现。而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才是值得担心的，而这往往是中国当下的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错，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

当前在中国农村有大量老人和女性留守的原因是在当前制度限制下家庭居民难以实现举家迁移，于是总是优先将年轻男性送到城市去打工。如果改革到位，大量家庭仅输送年轻男性进城打工的局面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中国真的到了农村劳动力枯竭的阶段，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农村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出现了，甚至应该看到，一些年轻男性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应该看到农民已经富有了，城乡差距也由此不断缩小，国家也不需要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全面的保护了。

女性和年龄稍大的农村居民仍然有向城市转移的空间。最近，熊瑞祥和李辉文的研究发现，大量农村妇女因为在老家照顾孩子，影响了她们从事非农就业。而如果家里老人健在，就可大大缓解女性因为照顾孩子而无法外出打工的现象。这说明，农村的留守女性实际上是潜在的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城市正在逐渐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服务业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并源源不断地为未来进城的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服务业对于体力劳动的要求远远低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这意味着，只要改革到位，未来农村居民举家迁移的趋势越来越强，既可以缓解当前劳动力流动状态下家庭分裂的现状，又可能为未来的城市服务业不断输送劳动力。

不管当前中国正在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会是人类发展的例外。恰恰相反，特大城市把减少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机会当作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绩，倒反而会让这些城市成为全人类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违反经济规律来办事，只会让自己受损。当前，在特大城市招农民工比招大学生还难。一方面，上级领导要求减少外来人口，一方面，基层官员陪着企业偷偷地到外地去招工。更可笑的是，统计部门告诉我，他们的数据显示，外来移民还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慢了，而基层上报的外来人口却在下降。到底哪个数据出了问题，放眼一看全国情况就知道了，很多地方人口在逐渐流出，难道他们是人间蒸发了吗？

人口流出未必不好

特大城市在担心人口流入，而有些省份则在担心人口流出。横看成岭侧成峰，换个角度，人口从一些省份流出以及空心村的出现其实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

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些“人口净流出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报道这样说，“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比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再如安徽，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省常住人口为5950.1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5986.0万人相比，十年共减少35.9万人，下降0.6%，年平均下降0.06%。全省普查登记的户籍人口为6862.0万人，与常住人口相比，全省净流出到省外半年以上人数为911.9万人。在2005-2010年间，安徽、河南、四川三省的流出人口分别为553万、543万和499万，成为人口流出最多的三个省。

一个相关的现象是，中国农村正在出现很多“空心村”，随着人口逐渐迁出，村里只剩老人，之后，随着老人故去，空心村则逐步消失。空心村中老人的生活状态的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空心村里未迁出的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但是，也要看到，空心村的出现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关心空心村里留守人口的生活状态，并不等于要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

农村出现空心村，部分省份和地区出现人口的净流出，这一定是坏事吗？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人口的流出只是人们不断在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意味着，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创造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一些地方和一些城市比别的地方更加具有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成为人口流入的地区。而反过来，另外一些地区相对缺乏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优势，就会成为人口流出地。这恰恰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结果，请不要忘记人口本身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人口的空间再配置是世界普遍现象。试想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发达，一定会经历城市化的进程。这意味着从人口的分布来讲，大量的人口将从农村集中向城市。而在城市之间，也会出现人口逐渐向大城市及其周围的都市圈集聚的过程。换句话来说，在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当中，也一定曾经不断出现空心村的现象。甚至在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城市化的今天，随着人口向少数大都市圈集中的过程，也同样有不少城市的人口规模是在萎缩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些地区人口流出并不是少数现象，而是广泛存在的。仅举一例来说明此问题，在挪威，近年来出现的趋势是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图13表示2005-2009年间的人口流动方向，蓝色圈表示的是人口流出，淡红色圈表示的是人口正增长，但速度低于全国平均，而深红色则表示人口的净流入，且速度快于全国平均。看，图中越大的圈表示人口越多的大城市，它们都是深红色的，而小圈表示的是小城市，它们大多也是蓝色的人口流出地。

如果出现产业的衰退，人口的流失则更为严重，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出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汽车城的人口从2000年的95万下降到2010年的71万，十年间，人口降幅达25%。底特律人口1950年曾经达到180万的高峰，当时在全美排名第五。但随着汽车产业的衰落，底特律出现了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大量房屋出现空置。

人口流出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美国的人口在空间上是高度集聚的，大约80%的人仅仅集中在大约4%的国土面积上。根据人口统计，美国总人口为3亿多，其中，9个人口最多的州拥有略多于一半的总人口，25个人口最少的州拥有的人口占比不到六分之一。如果凭直觉，这会给人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美国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事实恰恰相反，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美国的每一个州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高度一致，美国的一些州人口只有五、六十万，但这些州的人均GDP和那些人口众多的州几乎是一样的。不难想象，美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一个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它的人口也在逐步走向高度的集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州和州之间的人均GDP却是高度平衡的。

换个角度看，人口流出是好事。中国是一个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国家，空心村的出现和人口从一些省份迁出，恰恰是人口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和重新分布的结果。如果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就必然会在农村出现人口减少，而在当前，一种表现就是空心村的出现。对于空心村，政策上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要运用行政的力量阻止人口流出，而是应该去顺应这个过程。一方面，让那些去寻求更高收入和更好就业机会的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流动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而对于那些不想流动的居民，当然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他们在农村的家乡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质量，特别是为留守的老人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生活上的关爱。同时，应该要注意到，农村的一部分留守老人并不一定是自愿留在农村，而是因为当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他们如果随子女进城将面临过高的生活成本。对于这部分居民，要通过制度改革，让他们能够与在城市生根的家人团聚。

人口不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流出，就很难提高这些地方的劳动生产率。中国总有一天会达到75%以上的城市化率。如果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不断地加强国际竞争力，不断地创造就业，那么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0%以上也并非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不断提高。不用过于担心农村人口的减少会危害农业，恰恰相反，人口的流出是农村地区提高规模经营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条件。随着空心村现象不断发展，一部分的农村社区将逐渐消失，原有的宅基地不断空出，复耕为农业用地，现有的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就将逐渐转变为大农场的模式，这样，农民的收入水平才可能不断提高。只有规模经营才能让农业成为能够致富的产业，这才可能让一部分人愿意留在农村当农民，不同的是，未来的农民和现在的农民含义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年轻，才能适应大规模经营农业的需要。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古村落将逐渐演变成为旅游地。在今天的农村，已经有不少古村落正在快速地发展旅游业。一些产业资本进入古村落进行开发，加快了农村旅游的发展，成为当地村民致富的另一途径。什么样的空心村逐渐消亡，宅基地被复耕为农业用地，什么样的村落有保护的价值，逐渐转变为旅游地？说到底还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在这一过程当中，政府应该做的是适当的规制，防止市场急功近利，对于古村落文明过度的毁坏。

对于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比如人口流出，比如产业转型，政策应该顺应潮流。有些观点认为不能让“资本下乡”，而实际上，无论是农业的规模经营，还是发展农村的特色旅游，资本下乡都是必然的。甚至“新农村建设”都需要资本下乡。如果允许宅基地的买卖，就会有资本下乡去改变农村面貌和居住环境。政府要做的，是对农村地区的规划，包括农村建设用地的规划，并且做好宅基地交易的机制设计，让农民能够行到适当的补偿。一味禁止宅基地的交易，解决不了问题。特别是在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仅允许农民将宅基地转让给同村居民，这毫无意义。

当前人们对人口流出和空心村的紧张情绪，还是因为一些传统思维在作怪。人口在一个国家均匀分布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尊重人口在空间分布上集中于少数都市圈的客观规律，就有可能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去人为地尝试扭转这种趋势，反而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比如说，在底特律的历史上，就曾经尝试通过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来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如果没有持续的产业发展，结果是人口流出没有被遏制，而公共设施的投入巨大，却没有相应的回报。底特律政府最终走向破产，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共设施的巨大投入和人口流出成为了一对日益尖锐的矛盾。

在中国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乐观地估计本地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试图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造房子来吸引人口。事实上，一个地方永远只能想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收入。一个地方只会因为有产业有就业才能吸引人口流入，公共设施和住房的需求是人口流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脱离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过度地在基础设施和住房上投资，试图以此来吸引人口，结果很可能形成一些空城，反而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人口流出地通常都是相对来说距离大都市圈比较远的地方（这点，在挪威的图上也看得出）。因此，要通过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缓解人口流出的趋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口流出地走出困境的另外一条出路是，发展那些对于当地来讲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比如说旅游和大规模的农业。发展这些产业，并不一定要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人口的流出，使得这些在本地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可以为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人提供就业岗位，人口流出，反而在人均水平上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说到这，不妨来看看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图＃）。媒体上不少文章都说东北经济告急，列出的理由无非是人口大量净流出。可是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东北经济仍然是正增长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东北三省的人均GDP是快速增长的。从数据来看，东北三省2014年的人均GDP是10年前的大约3倍。而同时期，东北三省的居民消费物价大约上升了30-35%。扣除物价指数之后，辽宁、吉林、黑龙江2014年的人均GDP分别是2005年的2.6、2.8和2倍。全国的情况呢？全国人均GDP在2005-2014年间从14259元增长到了46652元，同期，全国的居民消费物价大约上升了31%，扣除物价指数之后，2014年的人均GDP 2005年的2.5倍。唉哟，不错哦，辽宁和吉林无论是在水平还是增长速度上都跑赢了全国平均呢，我没看出有什么“告急”的情况嘛。

那么，东北三省为什么会从以前的人口流入地变成人口流出地呢？道理也并不复杂，东北三省在1949年之前就是中国重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最好的地区，这是一个由历史决定的客观事实。在1949年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长期是一个封闭经济，曾经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苏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港口不重要，而且国家一定是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重点投资。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当中国形成大开放格局之后，国际贸易伙伴和外资主要来源国（地区）转向了美、欧、日，以及港台，这样，东北三省的地理和气候劣势就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说，东北三省要看清这个由经济地理决定的大趋势，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找新的竞争力，而不是把问题仅仅归结为国企太多，或者制度不好。

有人会说，人口向一些较发达的地区流入，人口流出地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资源枯竭的问题，这不公平。也对。但是，应该看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恰恰是中国劳动力流动中举家迁移率低的另一个体现。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要简单地遏止人口流出地的劳动力流出，而是应该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解决养老的问题。从短期来说，如果户籍等制度进一步改革，将能够提高举家迁移率，人口流出地人口老龄化更严重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同时，通过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为人口流出地的养老提供更多资源。而从长期来说，全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将逐步走向一体化，这时，即使人口流出地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也不需要担心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也有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的困境。如果政府管理模式一味强调地方的GDP总量增长，那么人口流出当然会对地方官员产生压力。中国早就该放弃GDP指标的考核，即使不完全放弃也应该尽早做出调整，应该从GDP总量增长的考核转变为人均GDP的考核。特别是对那些人口流出地来说，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才是长久之计，这样，地方政府才不会过于担心人口流出。何必要求黑龙江这样的省份保持与全国同步的GDP总量增长速度呢？黑龙江能够安心做好全国人民的大粮仓，保护好它的黑土地和森林，让全国人民能够有个林海雪原的梦想，夏天去乘凉，冬天去滑雪，不是很好吗？要那么多人常住在半年下大雪的地方，又何苦呢？现在，有一部分人从东北三省向南方迁移，只不过是把他们需要多呆在家里取暖的半年换个地方挣钱，这有什么不对吗？